后汉书卷三十六 郑范陈贾张列传 第二十六

译等到隗嚣派儿子隗恂入朝侍奉时，隗恂将要出发，郑兴便通过隗恂请求回去安葬父母。隗嚣不答应，反而迁移郑兴的住所，增加他的俸秩礼遇。郑兴入见隗嚣说：“以前遭逢赤眉之乱，因为我是将军的旧属，所以才敢归身于明德。幸而蒙受将军覆载般的恩德，得以保全性命。我听说侍奉父母的道理是：活着按礼侍奉，死后按礼安葬，按礼祭祀，始终奉行而不敢失坠。如今因为父母尚未安葬，我请求辞职还乡；如果只是给我增加俸秩、迁移住所，使我中途停留，那就是把父母当作诱饵，实在太无礼了。将军哪里用得着这样做呢！”隗嚣说：“难道是我将要留不住你了吗？”郑兴说：“将军占据七郡土地，拥有羌、胡众人，奉戴汉朝，恩德没有比您更厚的，威势也没有比您更重的。您留在这里，就是拥有专断命令权的使者；入朝以后，必定会成为鼎足而立的大臣。我郑兴只是个顺应世俗的人，不敢长期居住在隐僻之处。借将军之力求进身，何愁不能显达；借将军之力求入朝，何愁不能亲近君主。这就是我为自己打算而不违背将军的地方。我既然已经为父母请求归葬，就不能半途停止；我愿意留下妻子儿女，独自回去安葬，难道将军又有什么可猜疑的呢？”隗嚣说：“那太好了。”立即催促为他准备行装，于是命令他带着妻子儿女一起向东回去。当时是建武六年。侍御史杜林先前与郑兴一同居住在陇右，于是推荐他说：“我私下见河南郑兴，坚守义理，意志坚定；厚爱诗书，喜好古学，博闻多识；面对疑难不迷惑，具有公孙侨、观射父那样的德行，适合在皇帝帷幄之中侍奉，掌管机密事务。从前张仲在周朝辅佐周宣王，使宣王得到安宁，诗人也为此喜悦。希望陛下留心听取，稍加察考，以帮助国家万分之一。”于是征召郑兴任太中大夫。第二年三月月底，发生日食。郑兴便上疏说：《春秋》认为天时失常叫作灾，地上万物失常叫作妖，人违背德行叫作乱；有乱就会产生妖灾。近年以来，灾异接连出现，我想执掌政事的大臣大概有缺失。考察《春秋》记载：‘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发生日食。’

译传文说：‘太阳运行超过应在的位置而尚未到达，日月五星出现灾异；这时百官降低服饰等级，君主不举行宴饮，回避正殿一段时间，乐官击鼓，祝官用币帛祭祀，史官作辞文禳解。’ 如今正值初夏，纯阳之气当令，阴气还没有发生，这种灾异尤其严重。国家没有良好政令，灾异就会在日月上显现；变异和灾祸到来，不可不谨慎。关键在于顺应民心，选择合适的人处在合适的位置。尧明知鲧不可任用却仍任用他，是屈己之明、顺应民心；齐桓公恢复政权后任用管仲，晋文公返国后任用郤縠，是不偏爱自己的私亲、能够选择人才安排职位。如今公卿大夫多数举荐渔阳太守郭伋可以任大司空，但朝廷迟迟不按时决定，路上流传的话都说‘朝廷想任用功臣’。如果任用功臣而不论才能，职位和人才就会错置。希望陛下上取法唐尧、虞舜，下考察齐桓公、晋文公，成就屈己从众的美德，帮助群臣推让贤能的功业。” 日月交会，按历数应当在初一发生，但近年日食多在月底发生。提前交会，都是因为月亮运行得快。太阳象征君主，月亮象征臣下；君主亢急，臣下就会受到催逼，所以运行快速。今年正月霜降频繁，从那以后寒冷的日子大多如此，这也是急躁之过所受到的惩罚。上天对于贤圣的君主，就像慈父对于孝子一样，反复叮咛告诫，希望他改正政事，所以灾异接连出现，这其实是国家的福分。如今陛下英明，而群臣却惶恐急迫，应当留心思考柔和而能制胜的政令，重视《洪范》的法则，广泛采纳意见和谋略，接受群臣百姓的建议。”奏疏上呈后，皇帝采纳了其中许多意见。皇帝曾问郑兴关于郊祀的事情，说：“我想依据谶书来裁定，怎么样？”郑兴回答说：“臣不研究谶书。”皇帝发怒说：“你不研究谶书，难道是在非议它吗？”郑兴惶恐地说：“臣只是对经书有所未学，并没有非议它。” 皇帝的怒意才消解。郑兴多次谈论政事，都依据经书、坚守义理，文章温和雅正；但因为不擅长谶书，所以始终不能担任重要职务。建武九年，郑兴奉命监领征南军和积弩营驻扎在津乡，正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杀害，郑兴统领他的军营，于是与大司马吴汉一起攻打公孙述。公孙述死后，诏令郑兴留在成都驻屯。不久，侍御史举奏郑兴奉使期间私自购买奴婢，他因这件事被降职为莲勺令。当时正值丧乱之后，郡县残破荒芜，郑兴正想修筑城郭、整顿礼教来教化百姓，却恰好因这件事被免职。郑兴喜好古学，尤其精通《左氏传》和《周官》，长于历法和数术；杜林、桓谭、卫宏等人，无不对他的学说斟酌取舍。世人谈论《左氏》的人，大多以郑兴为宗；贾逵又继承传授父亲的学业，因此形成了郑氏、贾氏之学。郑兴离开莲勺后，便不再出仕，客居阌乡授徒，三公接连征召他都不肯应命，最后死在家中。儿子叫郑觽。郑觽，字仲师。十二岁时跟随父亲学习《左氏春秋》，把全部精力用于学问，精通《三统历》，撰写《春秋难记条例》，又兼通《易经》《诗经》，因此闻名于世。建武年间，皇太子和山阳王刘荆通过虎贲中郎将梁松，用缣帛聘请郑觽，想让他讲解经义，并让他凭名籍出入宫殿。郑觽对梁松说：“太子是储君，没有与外臣私下交往的道理；汉朝自有旧日禁防，藩王不应私自交结宾客。”于是推辞不接受。梁松又暗示郑觽说：“这是长者的意思，不可违逆。”郑觽说：“触犯禁令、招致罪责，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和刘荆听说后认为他奇异，也没有强迫他。后来梁氏之事败露，许多宾客都因受牵连获罪，只有郑觽没有受到牵连。永平初年，郑觽被征召到司空府，因通晓经书任给事中，后来两次升迁为越骑司马，又留任给事中。当时北匈奴派使者请求和亲。永平八年，显宗派郑觽持节出使匈奴。郑觽到达北庭，匈奴想让他下拜，郑觽不肯屈服。单于大怒，把他围困看守，断绝水和火，想逼迫他屈服。郑觽拔刀发誓自杀，单于害怕而停止逼迫，便另派使者护送郑觽回京。朝廷商议又想派使者答复匈奴，郑觽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北单于之所以邀请汉使前去，是想离间南单于的部众，坚定三十六国归附匈奴的决心。又想借此宣扬汉朝和亲之事，向邻近敌国夸示，使西域城国中想归化汉朝的人局促狐疑，使怀念故土的人对归附中国彻底绝望。汉使既然已经到达，匈奴便傲慢自信起来。如果再派使者去，匈奴一定会自以为计谋得逞，朝廷中那些反对这件事的大臣也不敢再说话。这样一来，南单于庭必然动摇，乌桓也会产生离心。南单于长期居住在汉地，完全了解汉朝的形势，一旦各方面离析，很快就会成为边境祸患。如今幸好有度辽营的军队在北部边境扬威，即使不派使者答复，匈奴也不敢作乱。”皇帝没有听从，又派郑觽出使。郑觽于是上言说：“臣前次出使时不向匈奴下拜，单于怨恨，所以派兵围困臣。如今臣再次奉命出使，一定会被匈奴凌辱折辱。臣实在不忍手持大汉符节，面对穿毡裘的匈奴人独自下拜。如果让匈奴终于能够使臣屈服，将会损害大汉的威强。”皇帝不听，郑觽不得已出发，在路上接连上书坚决争辩。皇帝下诏严厉责备郑觽，追回京师交给廷尉拘系，恰逢大赦才得以回家。后来皇帝见到来自匈奴的人，询问郑觽与单于争论礼仪的情形，匈奴人都说匈奴境内传颂郑觽意气刚壮勇敢，即使苏武也不过如此。于是皇帝又召郑觽任军司马，派他与虎贲中郎将马廖攻打车师。到达敦煌后，任命他为中郎将，派他护卫西域。正逢匈奴胁迫车师，围困戊己校尉，郑觽发兵救援。后来升任武威太守，谨慎修治边防，匈奴不敢侵犯。又升任左冯翊，政绩很有名声。建初六年，郑觽代替邓彪任大司农。当时肃宗商议恢复盐铁官营，郑觽进谏认为不可。皇帝多次严厉责备他，甚至下令弹劾他，但郑觽坚持己见，始终不改。皇帝没有听从。郑觽在任职期间以清廉正直著称。后来奉诏撰写《春秋删》十九篇。建初八年，死于任所。儿子安世也继承家学，任长乐厩令、未央厩令。延光年间，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共同据理进谏争辩。顺帝即位时，安世已经去世，朝廷追赐钱帛，任命他的儿子郑亮为郎。郑觽的曾孙公业，另有传记。范升，字辩卿，代郡人。幼年丧父，依靠外祖家居住。九岁便通晓《论语》《孝经》，长大后学习梁丘《易》和《老子》，教授后来的年轻人。王莽时期，大司空王邑征召范升为议曹史。当时王莽频繁发动兵役，征收赋税也日益繁重，范升便写信给王邑说：“我听说，子女不让父母劳苦叫作孝，臣下不非议君上叫作忠。如今众人都称朝廷圣明，全都说公明察。所谓明，就是没有什么看不见；所谓圣，就是没有什么听不到。今天下的事情如同日月一样明白，如同雷霆一样震动，但朝廷却说看不见，公却说听不见，那么百姓将向哪里呼告上天呢？公认为正确却不说出来，过错还小一些；

译明明知道却听从命令，过错就大了。这两种情况公都无法逃避，难怪天下人都把怨恨归于公。朝廷把远方人不服从当作最重要的忧虑，我却把近处百姓不悦当作最大的忧患。如今举动常常与时势相违，事情又同正道相反，正沿着倾覆车辆留下的车辙奔驰，等到事情败坏之后才寻找补救；越晚采取行动越令人奇怪，越晚发动越令人恐惧。正值春季岁首，却发动远方的徭役，百姓连粗粝的藜藿都吃不饱，田地荒芜无人耕种，粮价飞涨，一斛粮竟涨到几千钱，官吏和百姓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下去就不是国家的百姓了。如此一来，即使胡人、貊人把守关隘，青州、徐州的盗寇也已经到了帷帐之中。我有一句话，可以解除天下倒悬般的危急，免除百姓的急难，但不便写在书信中传递，希望蒙受召见，让我尽情陈述心中所想。” 王邑虽然认为他说得有道理，最终却没有采用。范升称病请求退职，王邑不答应，命他乘驿车出使上党。范升于是与汉军会合，便留下不再回来。建武二年，光武帝征召他到怀宫，任命为议郎，升为博士。范升上疏推辞说：“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都学习梁丘《易》。他们二人年纪都已老，经学深厚明达；臣却没有及时退让，和梁恭并列任职。臣深知吕羌的学问，却又不能使自己的学问通达，实在惭愧地辜负了两位老人，在世上没有脸面。只诵读经书却不实行，明知义理却不发言，不能开口做人师表。希望推举他们为博士，以避让梁恭、吕羌。”皇帝不答应，但因此更加看重他，多次下诏召见；每逢有重大议论，总要召他询问。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想为费氏《易》和《左氏春秋》设置博士，皇帝下诏让群臣讨论。建武四年正月，皇帝召集公卿、大夫、博士，在云台会见。皇帝说：“范博士可以上前平议此事。”范升起身回答说：“《左氏》不以孔子为祖师，而出自左丘明；师徒相传中间又没有明确传人，而且也不是先帝所保存的学说，因此没有理由设置博士。” 范升于是与韩歆、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直到中午才停止。范升退下后又上奏说：“臣听说君主不考察古道，就无法承受天命；臣下不讲述旧典，就无法奉事君主。陛下怜悯学术衰微残缺，劳心于经艺，心中想要博闻，所以异端学说竞相进用。近来有关官署请求设置京氏《易》博士，群臣和执事没有谁能够据理正言。京氏既然设立，费氏便怨恨不平；《左氏春秋》又以此类比，也希望设置博士。京氏、费氏已经实行，接下来又会有高氏；《春秋》的学派还有驺氏、夹氏。如果让《左氏》《费氏》得以设置博士，高氏、驺氏、夹氏以及五经中的奇异学说，也都会再次请求设立，各自坚持所学，彼此乖戾争辩。听从他们，就会失去正道；不听从，又会失去人心。我恐怕陛下终将厌倦这种听取意见的事务。孔子说：‘广泛学习而用礼义加以约束，就不会背离正道了。’学习却不加约束，必然背叛正道。颜渊说：‘孔子用文章使我博学，又用礼义约束我。’孔子可以说懂得教育，颜渊可以说善于学习。老子说：‘求学之道在于每天减损。’减损就是约束。又说：‘断绝末流之学就没有忧患。’所谓断绝，是断绝那些末流的学说。如今费氏、左氏两家学说都没有真正的师承，却有许多违背经义的异说；先帝和前代对此都有疑虑，所以京氏虽曾设立，后来又被废止。” 对正道有所怀疑，就不能实行；对事情有所怀疑，也不能推行。《诗》《书》的形成由来已久。孔子尚且周游列国、游览考察，直到知道自己的天命；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才订正《雅》《颂》。如今陛下刚刚创建天下，纲纪还没有确定，虽然设置了学官，却没有学生；《诗》《书》无人讲习，礼乐也没有修治。上奏请求设置左氏、费氏博士，并不是当前政务的急务。孔子说：‘专力攻击异端，这就有害了。’

译传文说：‘听到疑惑的传闻就传疑惑，听到可信的传闻就传可信，这样尧舜之道才能保存。’ 希望陛下对先帝所怀疑的事也保持怀疑，对先帝所信任的事也加以信任，以此表示返回根本，说明自己不专断。天下事物之所以产生差异，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根本。《易经》说：‘天下万物的运动，最终以守正归于一。’又说：‘端正根本，万事就会得到治理。’五经的根本从孔子开始。臣谨慎奏陈《左氏》的过失共十四件。”当时诘难他的人认为太史公多引用《左氏》，范升又上奏列举太史公违背五经、曲解孔子言论以及《左氏春秋》不可采录的事情，共三十一件。皇帝下诏交给博士们讨论。后来范升被被休弃的妻子告发，因事获罪入狱，获释后回到乡里。永平年间，任聊城令，因事获罪免职，死在家中。陈元，字长孙，苍梧郡广信县人。父亲陈钦学习《左氏春秋》，曾向黎阳贾护求学，与刘歆同时而另立一家学说。王莽跟随陈钦学习《左氏》，任命陈钦为厌难将军。陈元年轻时继承父亲的学业，为经书作训诂，专心精研、深入思考，甚至不与乡里人交往。因父亲任官的恩荫被任为郎。建武初年，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都受到学者尊崇。当时朝廷商议为《左氏传》设置博士，范升上奏认为《左氏》浅陋末流，不应设立。陈元听说后，便到宫阙上疏说：陛下平定乱世、恢复正道，文臣武将并用，深切忧虑经艺混杂、真伪错乱，所以每天临朝，总召集群臣讲论圣人之道。陛下知道左丘明是最贤的人，亲自受业于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只是后世传闻，因此下诏议立《左氏》，广泛询问可否，表示不专断，把事情交给群臣讨论。如今议论者沉溺于自己所学习的学说，玩守旧闻，固执地依靠虚妄的传授之辞，来否定亲自见闻事实的道理。《左氏》是孤立的学问，少有同道，于是被其他学派蒙蔽掩盖。最高妙的音乐不能符合众人的听赏，所以伯牙断弦；最珍贵的宝物不合众人的爱好，所以卞和泣血。孔子具有圣德，却不被世人容纳，何况竹帛上流传下来的文字，被随声附和的人排斥，本来就是很自然的。若不是陛下极其明察，谁能辨识它呢！” 臣陈元私下看到博士范升等人议奏《左氏春秋》不可设立，以及太史公违背经义的事情，共有四十五条。考察范升所说的内容，前后互相矛盾；都是割裂细小文字，亵渎琐碎言辞，只因年代数字略有差异，便把它们夸大成巨大的错误；遗漏细微之处，却指责为重大罪过。他们挑剔瑕疵、寻找裂隙，掩盖《左氏》的宏大美善，这就是所谓‘小的辩说可以破坏言论，琐碎言论可以破坏大道’。范升等人又说：‘先帝不把《左氏》作为经书，所以没有设置博士，后来的君主应该沿袭。’臣愚以为，如果先帝所实行的事情，后主就一定要实行，那么盘庚不应迁都到殷，周公不应营建洛邑，陛下也不应把都城设在崤山以东。从前孝武皇帝喜好《公羊》，卫太子喜好《谷梁》，孝武帝曾下诏命太子学习《公羊》，不许学习《谷梁》。孝宣皇帝还是平民时，听说卫太子喜好《谷梁》，于是独自学习它。即位后，在石渠阁讨论经义，谷梁氏学说因此兴盛，直到今天与公羊学并存。这说明先帝和后帝各有自己的取舍，不一定要彼此沿袭。孔子说，纯朴节俭的礼制，我听从众人；至于在堂下拜见的礼节，我却不听从。真正明察的人能够独自看见，不被朱红和紫色混淆视线；真正善听的人能够独自听清，不被清浊混淆耳朵。因此离朱不会因巧妙的幻术而改变目光，师旷不会因新奇的声调而改变听觉。如今干戈稍稍平息，战事大致停止，正应当留心圣贤经艺，眷顾儒雅之士，采纳孔子关于堂下拜礼的意义，最终遵循深远圣人的独见之旨，分明辨别黑白，建立《左氏》学说，解释先圣积久的疑结，淘汰学者长期的疑惑，使国家的基业流传万世，使后来的学者不再狐疑，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臣陈元愚昧鄙陋，曾经传习老师的言说。如果能够让臣穿着粗布衣服被召见，俯伏在庭下，诵说孔氏的正道，替左丘明申理长期的冤屈；如果所说不合经义，事情不合古制，臣便退下接受重罚，即使死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的年月一样有意义。” 奏疏上呈后，皇帝把这件事交给群臣讨论。范升又与陈元互相辩难，前后上奏十多次。皇帝最终设立《左氏》学，太常选取四人为博士，陈元名列第一。皇帝认为陈元刚刚与人发生激烈争论，于是任用次于他的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因《左氏》学的设立而喧哗争论，从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廷上争辩。恰逢李封病死，《左氏》学又被废止。陈元凭才华高超而闻名，被司空李通征召到府中。当时大司农江冯上言，认为应当让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情下交三府讨论。陈元上疏说：“臣听说，以臣为师的是帝王，以臣为宾客的是霸主。所以周武王以姜太公为师，齐桓公以管夷吾为仲父。孔子说：‘百官各自整理职事，听命于冢宰。’近代有汉高帝以优厚礼节对待相国，汉太宗假以宰辅大臣处理政务的权力。到了新朝灭亡、王莽遭逢汉室中衰时，他独自掌握国柄，苟且窃取天下，更何况他自以为是，不信任群臣；夺取三公辅政的职责，削弱宰相的威势，把互相刺探揭发当作明察，把窥伺告密当作正直。甚至让陪臣、仆从告发自己的君长，让子弟背叛父兄；法网严密，刑法苛峻，使大臣手脚无处安放。然而他仍不能禁止董忠的阴谋，最终自身成为世人的耻辱。所以君主的祸患在于自己骄傲，不在于臣下骄傲；过失在于自己任性专断，不在于任用别人。因此周文王有日夜勤劳求贤的辛苦，周公有吐哺握发以接待贤士的谦恭，却没有听说他们崇尚刺探揭发、专门督察臣下。如今四方仍然扰乱，天下尚未统一，百姓都在观察朝廷的一举一动。陛下应当修明文王、武王的圣典，继承祖宗留下的德政，劳心礼贤下士，屈尊礼待贤者，实在不应让有关官署去督察公卿辅政大臣的名声。”皇帝听从了他，把这项意见下发公布。李通被免职后，陈元又被司徒欧阳歙征召到府中，多次陈述当世便利的政事和郊祀、宗庙的礼制，皇帝却不能采用。陈元因病离职，年老后死在家中。儿子陈坚卿，擅长文章。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他的九世祖贾谊，汉文帝时任梁王太傅。曾祖父贾光任常山太守，宣帝时以二千石官吏的身份从洛阳迁居那里。父亲贾徽跟随刘歆学习《左氏春秋》，兼学《国语》《周官》，又向涂恽学习古文《尚书》，向谢曼卿学习《毛诗》，撰写《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译贾逵全部继承父亲的学业，二十岁左右就能背诵《左氏传》和五经正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学生；虽然研究古文学，也兼通五家《谷梁传》的说法。他从小就常住太学，不通晓世俗人情。身高八尺二寸，诸儒因此编成一句话说：‘询问事情没完没了，是贾长头。’他性情和乐平易，富有智谋，豪迈不拘而有大节。尤其精通《左氏传》《国语》，为它们作解诂五十一篇，永平年间上疏献给朝廷。显宗重视他的著作，抄写后收藏在秘府。当时有神雀聚集在宫殿和官府，冠羽呈五彩之色，皇帝认为奇异，拿这事询问临邑侯刘复。刘复不能回答，便推荐贾逵博学多识，皇帝于是召见贾逵询问。贾逵回答说：‘从前武王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时，鸑鷟聚集在岐山；宣帝威服怀柔戎狄时，神雀再次聚集，这是胡人归降的征兆。’皇帝在兰台给他纸笔，让他撰写《神雀颂》，任命他为郎，与班固一起校订秘书，并在皇帝左右应答。肃宗即位后，降低身份尊崇儒术，特别喜好古文《尚书》和《左氏传》。建初元年，诏令贾逵进入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解经义。皇帝认为贾逵说得好，让他列举《左氏传》比二传高明的经义。贾逵于是详细分条上奏说：臣谨慎挑出《左氏》三十件最为显著明白的事例，这些全都是君臣之间的正义、父子之间的纲纪。其余内容与《公羊传》相同的有十分之七八，有的只是文字简略、细节稍有不同，并不损害大体。至于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这一类事，《左氏》的义理在君父方面更为深厚，《公羊传》则多从权宜变通出发；两者差别极大，本来就相距很远，但长期以来冤屈压抑，没有人肯加以分辨说明。《公羊传》说：‘祭仲是什么人？是郑国的相。为什么不称他的名字？因为认为他贤。祭仲贤在哪里？因为认为他懂得权变。他懂得权变表现在哪里？宋国人拘捕了他，对他说：‘替我把忽赶出去，拥立突。’祭仲如果不听从他们的话，国君就必定会死，国家也必定灭亡；如果听从他们的话，国君就可以由死转生，国家也可以由亡转存。”古代懂得权变的人，祭仲的权变就是这样的。《左传》说，纪季把酅地带入齐国，纪侯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贾逵认为纪季不能与兄长同心保存国家，反而背弃兄长归附仇敌，所以《左传》记载此事是为了讥刺他。《公羊传》说：‘纪季是什么人？是纪侯的弟弟。为什么不称他的名字？因为认为他贤。贤在哪里？因为他能够服罪。他服罪表现在哪里？请求把自己降为后五庙的宗室，以保存姑母和姊妹。’《左传》说，楚平王将要杀伍奢，召见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伍员说：‘来吧，我可以免除你们父亲的死罪。’伍尚对伍员说：‘听到可以使父亲免死的命令，不能不奔赴；亲族遭到杀戮，不能不为之报仇。父亲不能被抛弃，名节不能废弃。’ 伍子胥逃到吴国，最终借助吴国军队攻入楚国都城郢，终于报了父仇。《公羊传》说：‘父亲受到诛杀，儿子为父报仇，这是以刀刃相向、世代相报的道理。’《公羊传》不赞成伍子胥报仇，是没有充分尊重父亲。《左传》说：‘冬天，邾国的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鲁国。他身份卑贱却记载名字，是因为重视土地。君子说：名字不能不谨慎。即使因土地叛变，身份卑贱也一定要记载姓名。土地用来标明这个人的身份，他终身成为不义之人，不能抹去。因此君子举动就要想到礼，行事就要想到义。’《公羊传》说：‘冬天，黑弓带着滥地来投奔鲁国，记载这件事为什么不写邾娄？因为把滥当作通称。为什么把滥当作通称？因为贤者的子孙应当有土地。’ 所说的贤者是谁？是叔术。叔术贤在哪里？在于他谦让国君之位。”}], 臣在永平年间上书说，左氏《春秋》与图谶相合，先帝不嫌弃臣这样的草野之人，省察并采纳了臣的意见，抄写左氏传注，收藏在秘书府中。建平年间，侍中刘歆想要立左氏学为官学，却没有先公开阐明其中的大义，反而轻率地把此事移交太常，倚仗左氏义理高长，诋毁挫辱诸儒。诸儒心中不服，便共同排斥他。孝哀皇帝不愿重重违逆众人的心意，所以把刘歆调出京城，任河内太守。从此他更加攻击左氏，于是与左氏学结下深仇。到了光武皇帝，凭借独到明察的才智，兴立左氏、谷梁二学，但正逢两家的先师都不懂图谶，所以中途又废止了。凡是保存先王之道，关键在于安定君上、治理百姓。如今左氏尊崇君父，贬抑臣子；加强根本，削弱枝叶；劝善惩恶，极其明白恳切，极其正直顺理。况且夏、商、周三代的事物各不相同，制度的增损也随着时代变化，所以先帝广泛考察各家学说，各有取用。《易经》有施氏、孟氏之学，后来又立梁丘氏之学；《尚书》有欧阳氏之学，后来又有大小夏侯氏之学。如今三家《春秋传》的差异，也正是如此。再说，五经各家都没有证据说明图谶所说的刘氏是尧的后代，只有左氏有明确文字。五经各家都说颛顼以土德取代黄帝，因此尧不能算作火德；左氏却认为少昊取代黄帝，这就是图谶所说的帝宣。如果尧不能算火德，那么汉朝也不能算赤德。左氏所阐明的内容，补益实在很多。《春秋》说：‘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这正是加强根本、削弱枝叶的意思。又说：‘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除了圣人谁能做到？’《史记》记载，孔子说：‘我想把它记载为空泛的言语，不如把它表现在实际事情中，那样才深刻、切实而明白。’ 如果按照颛顼以土德取代黄帝、据土德称王的说法，那么颛顼就应当属于金德，高辛属于水德，尧属于木德。汉朝承接尧的后代，自然不能算作火德。陛下通晓上天赋予的明智，建立大圣人的根本，改定年号、校正历法，为万世留下法则，因此麒麟、凤凰屡屡出现，各种祥瑞纷纷而至。即使如此，陛下仍然早晚勤勉谨慎，游心于六艺，探究精微奥妙，没有什么不加以考核审察的。如果陛下再留意那些已经废弃的学业，以扩大圣明的见识，也许就可以没有遗漏了。奏书上呈后，皇帝赞许他，赐布五百匹、衣服一套，并命贾逵自己选取公羊严氏、颜氏门下才学优异的学生二十人，教他们左氏之学，同时赐给每人简册、纸张以及经书、传文各一部。贾逵的母亲常常生病，皇帝想要另外加以赏赐，因为按照校书的惯例赏赐较多，特意赐钱二十万，让颍阳侯马防送给她。皇帝对马防说：‘贾逵的母亲病了，这孩子在外没有人料理家事，如果屡屡陷于贫困，就会像孤竹国的两个儿子一样，跟随伯夷、叔齐到首阳山去了。’ 贾逵多次向皇帝说，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的训诂相互符合，皇帝便下诏命他撰写欧阳氏、大小夏侯氏《尚书》与古文《尚书》的异同。贾逵汇集成三卷，皇帝很赞赏。又命他撰写齐诗、鲁诗、韩诗与毛诗的异同，并作《周官解故》。贾逵升任卫士令。永元八年，皇帝才下诏让诸儒各自选拔才学优异的学生，学习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和毛诗，从此四部经学便流传于世。皇帝又把贾逵所选的弟子和门生都授为千乘王国郎，让他们早晚在黄门署学习，求学者都欣喜羡慕。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任贾逵为左中郎将；永元八年，又任侍中，兼领骑都尉。他在宫内参与帷幄谋议，又兼管秘书近署，深受皇帝信任。

译贾逵推荐东莱人司马均、陈国人汝郁，皇帝立即征召他们，并给予优厚礼遇。司马均字少宾，安于贫困而爱好学习，隐居授徒，不接受征召任命。他诚信的名声流传州里，乡人有谋划争议的事，总是让他裁决；不正当的事情，最终没有人敢说出口。他官至侍中，因年老有病请求退职，皇帝赐给他大夫的俸禄，让他回到乡里。汝郁字叔异，性情仁厚孝顺，父母去世后，便隐居山林泽地。后来多次升迁，任鲁国相，以道德教化百姓，百姓称颂他，流亡者归来达到八九千户。贾逵所著经传义理、训诂以及论辩文字有一百多万字，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共九篇。学者尊奉他，后世称他为博通经学的儒者。然而他不修饰细小的行为操守，当时人因此颇多讥议，所以没有做到大官。永元十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朝廷怜悯惋惜，任命他的两个儿子为太子舍人。评论说：郑兴、贾逵的学说流传数百年，终于成为诸儒所宗奉，也不是没有缘故。桓谭因为不善于图谶而流亡，郑兴因为言辞谦逊才勉强免祸，贾逵能够牵强附会、修饰文辞，反而最受尊贵显达。历代君主竟以这种方式评论学术，真是可悲啊！张霸字伯饶，是蜀郡成都人。他几岁时就懂得孝顺谦让，即使出入、饮食，也自然合乎礼法，乡人称他为‘张曾子’。七岁时通晓《春秋》，又想进一步学习其他经书，父母说：‘你还小，不能做到。’张霸说：‘我会努力去做。’所以给他取字‘饶’。后来张霸向长水校尉樊鯈学习严氏《公羊春秋》，于是广泛阅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人仰慕他，各自在他住宅旁买房，以便前来求学。张霸被举荐为孝廉，任光禄主事，逐步升迁。永元年间任会稽太守，上表推荐任用郡中的处士顾奉、公孙松等人。顾奉后来任颍川太守，公孙松任司隶校尉，都有声望。其余有学业和品行的人，也都被提拔任用。郡中人人争相磨炼志向节操，学习经书的人以千计，道路上只听得到诵读声。起初，张霸认为樊鯈删定的严氏《春秋》仍有许多繁冗辞句，于是删减整理为二十万字，改名为《张氏学》。张霸刚到会稽时，盗贼尚未平定，郡界不得安宁。于是下公文招抚并悬赏，明确实行守信的奖赏，盗贼便束手归附，不劳士卒出力。童谣说：‘收起我的戟，丢下我的矛，盗贼全消灭，官吏都休息。’任职三年后，他对属官说：‘太守我出身孤寒，竟做到郡守。大概太阳到了正中就会偏移，月亮满了就会亏缺。老子说过：“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于是上书称病。后来被征召，四次升迁做到侍中。当时皇后的兄长、虎贲中郎将邓骘权势显赫，听说张霸的名望品行，想同他结交，张霸却迟疑不答，众人都笑他不识时务。后来应当任五更，恰逢患病去世，享年七十岁。他留下遗言告诫几个儿子说：‘从前延州出使齐国，儿子死在嬴、博之间，于是就在道路旁挖坑安葬。如今蜀道遥远险阻，不宜运回祖坟，可以就地安葬，只要足以埋藏头发和牙齿罢了。务必遵从迅速腐朽的原则，以符合我的本心。人活一世，只应当敬畏他人；如果自己没有善待别人，那也只是承受别人对自己的对待。’几个儿子遵从遗命，把他葬在河南梁县，于是就在当地安家。将作大匠翟酺等人与诸儒、门人追述记录他的生平事迹，谥为宪文。他的次子是张楷。张楷字公超，通晓严氏《春秋》和古文《尚书》，门徒常有百人。宾客仰慕他，从父亲一辈的老儒到其他人，都一同登门拜访。车马堵满街道，跟随的人没有停留的地方，黄门和贵戚之家都在巷旁修建房舍，借以招徕往来宾客。张楷厌恶这种情形，总是迁居躲避。家里贫穷，没有谋生的产业，他常乘驴车到县城卖药，收入刚够供给食用，便立即回到乡里。司隶举荐他为茂才，任命为长陵令，他没有赴任。后来隐居弘农山中，求学者跟随他，居住之处竟形成集市，后来华阴山南便有了‘公超市’。五府接连征辟，举荐贤良方正，他都不肯就任。汉安元年，顺帝特地下诏告知河南尹说：‘已故长陵令张楷，品行仰慕原宪，操守可比夷、齐，轻视权贵和富贵，安于卑贱，隐迹于幽深的山林，志向高远坚定，独自超拔于众俗之上。此前屡次征召他，他却徘徊不至，难道是主管官吏习惯于常规，优待贤才不够，使他难以前来吗？郡中应当依礼征发遣送。’张楷又以病重为由没有到任。他生性爱好道术，能够制造方圆五里的雾。当时关西人裴优也能制造三里雾，自认为不如张楷，便跟随他学习，张楷却躲避不肯见他。桓帝即位后，裴优便施行造雾之术作乱为盗，事情败露后被拷问，供出张楷，说自己曾跟随他学习道术。张楷因此被关进廷尉诏狱，长达两年，始终诵读经籍，并撰写《尚书注》。后来因为查无实据，获释回家。建和三年，下诏备车马和礼物征聘他，他以病情深重为由不肯前往。七十岁时，在家中去世。儿子张陵。张陵字处冲，官至尚书。元嘉年间，年初朝贺时，大将军梁冀带着□进入省中，张陵呵斥让他出去；□和羽林、虎贲夺走梁冀的□。梁冀跪下谢罪，张陵不予回应，立即弹劾上奏梁冀，请求交廷尉论罪。皇帝下诏允许用一年的俸禄赎罪，于是百官都肃然敬畏。起初，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任河南尹时，举荐张陵为孝廉。梁不疑厌恶张陵弹劾梁冀，便对他说：‘从前举荐你，正好成了惩罚自己的办法。’张陵回答：‘明府不认为我张陵不肖，错误地提拔了我。如今我申明公正的法令，是为了报答您的私恩。’ 梁不疑面露惭愧之色。张陵的弟弟是张玄。张玄字处虚，深沉而有才略，因为时局动乱不肯出仕。司空张温多次以礼征辟他，始终不能招致。中平二年，张温以车骑将军身份出征凉州的边章等人，将要出发时，张玄从田间茅屋出来，穿着粗布衣、腰系绳带，拦住张温劝说：‘天下盗贼纷纷而起，难道不是因为黄门常侍无道吗？听说中贵人和公卿以下的官员，将在平乐观为您举行祖道送行。明公总领天下威势，掌握六军的要害，如果在宫中酒兴正浓时鸣响金鼓，整顿军阵，召来军正，把有罪的人诛杀，再率军返回都亭驻扎，按次序铲除宦官，解除天下倒悬之苦，报答海内百姓的怨恨，然后显用隐居的、忠贞正直的士人，那么边章之流就会像在手掌上翻转一样容易制服了。’张温听后大为震惊，无法回答。过了很久才对张玄说：‘处虚，并不是我不喜欢你的话，只是我不能实行，怎么办呢！’张玄于是叹息说：‘事情成功，您就是福星；事情不成，您就是贼臣。如今我要同您永别了。’说完就仰头要服毒药。张温上前抓住他的手说：‘你对我忠诚，我却不能采用你的意见，这是我的罪过，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况且这些出于口、入于耳的话，今天谁会知道呢？’ 张玄于是离去，隐居在鲁阳山中。董卓掌握政权后，听说了他的名声，征召他为属官，又举荐他为侍御史，他都没有就任。

译董卓用武力逼迫他，他不得已勉强出仕，走到轮氏时，因病去世。赞说：中世的儒学门派中，贾逵、郑兴以著名学问闻名。众人奔走，一个使者也争相在毡帐中行礼。郑众、贾逵谨守经学，义理各有偏重，情意也有所比较；张霸可贵之处在于懂得适可而止，拒绝同外戚交往。张公超擅长道术，他居住的地方竟形成集市。《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桓荣字春卿，是沛郡龙亢人。年轻时在长安求学，学习欧阳氏《尚书》，师从九江博士朱普。他贫穷没有资财，常寄居他乡，靠受雇做工来供养自己，精力从不懈怠，十五年没有回头看家园。直到王莽篡位才回去。恰逢朱普去世，桓荣赶到九江奔丧，背土筑成坟墓，便留在那里授徒，门徒有几百人。王莽失败后，天下大乱。桓荣带着经书和弟子逃入山谷躲藏，虽然常常饥饿困顿，仍不停讲论经义，后来又在江淮之间寄居授徒。建武十九年，他已六十多岁，才被征召到大司徒府任职。当时显宗刚被立为皇太子，朝廷选求通晓经书的人，于是提拔桓荣的弟子、豫章人何汤为虎贲中郎将，让他用《尚书》教授太子。世祖从容询问何汤原来的老师是谁，何汤回答：‘是侍奉于沛国桓荣门下。’皇帝立即召见桓荣，让他讲说《尚书》，非常赞赏，任命他为议郎，赐钱十万，入宫教授太子。每逢朝会，皇帝总让桓荣在公卿面前讲奏经书。皇帝称赞他说：‘得到先生，实在太晚了！’恰逢欧阳博士职位空缺，皇帝想任用桓荣。桓荣叩头推辞说：‘臣的经学浅薄，不如同门学生、郎中彭闳和扬州从事嚱弘。’ 皇帝说：‘好，去吧，你们会相处融洽的。’于是任命桓荣为博士，召彭闳、嚱弘为议郎。桓荣常说：‘这一切都是何仲弓的功劳。’ 他的儿子桓徽，官至司徒长史。皇帝车驾到太学，恰逢诸博士在皇帝面前辩论经义。桓荣穿着儒服，温和恭敬而有儒雅涵养，辩析经义清楚明白，每次都以礼相让，不凭言辞胜过别人，儒者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皇帝特意加以赏赐。又下诏让诸生演奏雅乐、击磬，直到整天才停止。后来桓荣进入集会庭院，皇帝下诏赐给奇异果品，接受的人都把果子藏在怀里，只有桓荣举手捧着果子行拜礼。皇帝笑着指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儒生啊。’因此更加敬重厚待他，常让他留宿太子宫。过了五年，桓荣推荐门下生、九江人胡宪为太子侍讲，皇帝才允许他出宫，早晨入宫一次而已。桓荣曾卧病在床，太子早晚派中傅问候病情，赐给他珍贵食物、帷帐、奴婢，并说：‘如果有不测，不要担忧家室。’后来病愈，又入宫侍讲。建武二十八年，皇帝大规模召集百官，下诏询问谁可以担任太子的老师。群臣迎合皇帝的心意，都说太子的舅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以。博士张佚严肃地说：‘如今陛下立太子，是为了阴氏，还是为了天下？如果是为了阴氏，那么阴侯可以；如果是为了天下，那么本来就应该任用天下的贤才。’皇帝称赞说：‘我想设置太傅，是为了辅导太子。如今博士尚且不怕直言纠正我，何况太子呢？’于是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任桓荣为少傅，赐给他车子和马匹。桓荣召集众门生，陈列他的车马、印绶，说：‘今天所得到的荣宠，都是考察古代学问的功劳，怎么能不努力呢！’桓荣认为太子的经学已经学成，便上疏谢恩说：‘臣有幸侍奉帷幄，手执经书连续多年，但才智学问浅短，不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如今皇太子凭借聪明睿智的资质，通晓经义，阅览古今，储君辅佐君主，能像这样专精而博学的，从未有过。此实在是国家的福祐，天下的大幸。臣为人师的职责已经尽了，全部都在太子身上，谨派属官汜拜谢并归还师道。’太子回信说：‘我从幼年蒙昧时起学习，至今已有九年，但经书典训仍不明白，没有什么真正懂得的。五经广大，圣人的言辞深奥久远，若不是天下最精通的人，哪里能够参与其中！何况凭我这样的不才之人，怎敢承受您的教诲和嘱托。从前先师辞让弟子，是有过这种情况的：上等的是已经通达经书旨意、能够分明章句的人；下等的是离开家乡、仰慕您的乡里而来，请求辞谢师门的人。如今我蒙受了下等的评价，不敢再推辞。愿您谨慎养护疾病，多多进餐，更加爱惜玉体。’ 这就是先师辞谢弟子的意思。能够前往而不可追赶的是年岁，离去后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孔子说：‘弟子们记住这话。’于是门人辞别老师回去的有十三人。建武三十年，桓荣被任命为太常。桓荣当初遭逢仓促变乱，和族人桓元卿一同挨饿□，但仍不停讲诵经书。桓元卿讥笑他说：‘只是白白劳苦精神气力，什么时候才能再派上用场呢？’桓荣笑笑没有回答。等到桓荣做了太常，桓元卿感叹说：‘我是农家子弟，哪里想到学习竟能带来这样的好处！’ 永平二年，三雍建成，任命桓荣为五更。每次大射礼、养老礼结束后，皇帝总是带着桓荣和他的弟子登堂，亲自手执经书，向他执弟子礼。于是封桓荣为关内侯，食邑五千户。桓荣每次生病，皇帝总派使者慰问，太官、太医在道路上来往不断。病势危重时，他上疏谢恩，辞让并归还爵位和封地。皇帝亲临他的家中询问起居，进街便下车，抱着经书上前，抚慰桓荣而流泪，赐给他黔色坐褥、帷帐、刀□、衣被，过了很久才离去。从此诸侯、将军、大夫来问疾时，不敢再乘车到门前，都在黔色坐褥下面行拜礼。桓荣去世，皇帝亲自改换服装，临丧送葬，赐给他首山南面的墓地。任命他的兄长之子二人为四百石官，八名都讲生为二百石官，其余门徒大多做到公卿。儿子桓郁承袭爵位。评论说：张佚斥责阴侯而取得高位，以危急直言触犯众人，义理感动明主，可见他的正直确实有余。至于只因一句话被采纳便接受赏赐，志士会因此感到羞耻；接受爵位而不推让，这是《诗经》作者所以兴起歌咏的原因。可是张佚在朝廷议论外戚援引时，自认为德行完美，难道是因为廉让还不够吗？从前乐羊吃了儿子的肉，立了功却受到怀疑；西巴放走小鹿，却因罪过而被任命为太子太傅。大概推究仁爱、审察真伪，根本在于考察人的真实情感。君主如果能据此观察人，那么真假就差不多能够辨明了。桓郁字仲恩，年轻时凭父亲的恩荫任郎官。他敦厚而笃志好学，继承父亲的学业，用《尚书》教授学生，门徒常有几百人。桓荣去世后，桓郁应当承袭爵位，便上书把爵位让给兄长之子桓泛，显宗不准许，他不得已接受封爵，却把全部租税收入都给了桓泛。皇帝因为桓郁是先师桓荣的儿子，又有礼让之风，对他十分亲近厚待。他常在宫中讲论经书，皇帝还向他询问政事，逐渐升任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