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五十七 杜栾刘李刘谢列传 第四十七

译杜根字伯坚，是颍川郡定陵县人。父亲杜安，字伯夷，年轻时就有志气节操，十三岁进入太学，被称为奇童。京城中的贵戚仰慕他的名声，有人送给他书信，杜安不打开，全都藏在墙壁中。后来朝廷捕捉审查贵戚的宾客，杜安打开墙壁取出书信，印封都像原来一样，最终没有受到牵连，当时人们很看重他。官至巴郡太守，政绩很有声望。杜根性情端方朴实，喜好刚直进谏。永初元年，被举为孝廉，任郎中。当时和熹邓太后临朝听政，权力掌握在外戚手中。杜根认为安帝年长，应当亲自处理政事，于是和同时任郎中的人一起上书直谏。太后大怒，逮捕杜根等人，命人把他们装进绢袋，在殿上击打至死。执法的人因为知道杜根有名望，私下告诉行刑者不要用力，随后把他装车运出城外，杜根得以苏醒。太后派人检查，杜根于是装死；三天后，他眼中生出蛆虫，借此得以逃走，藏身宜城山中的酒家，充当保役。过了十五年，酒家知道他贤能，便厚待并敬重他。邓氏被诛灭后，身边的人都称说杜根等人的忠诚。皇帝以为杜根已经死了，便下诏向天下公布，录用并优待他的子孙。杜根正好回到乡里，朝廷征召他到公车署，授任侍御史。当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也曾劝太后归还政权，因此获罪，与杜根一同被征召，擢升为尚书郎，并且都得到任用。有人问杜根：“从前遭遇祸患时，天下人都认为你有义，知道你的旧交也不少，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苦成这样呢？”杜根说：“我在民间周旋，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地方，一旦偶然暴露身份，祸患就会牵连知交亲属，所以不能这样做。”顺帝时，逐渐升任济阴太守。离职回家，七十八岁去世。成翊世字季明，年轻时喜好学习，深明道术。延光年间，中常侍樊丰与皇帝乳母王圣共同诬陷皇太子，太子被废为济阴王。成翊世接连上书为太子申诉，又揭露樊丰、王圣诬陷欺骗的情况。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樊丰等人便以重罪陷害他，交付狱官论死，后来有诏免去官职，让他回到本郡。济阴王即位，就是顺帝，司空张魭征召他。张魭因为成翊世此前曾为被废太子申诉，推荐他为议郎。成翊世认为自己的功劳没有显著体现，以接受这一职位为耻，自行弹劾后回家。三公多次征召他，他都不应命。尚书仆射虞诩一向敬重他，想引荐他共同参与朝政，于是上书推荐，朝廷征召并授任议郎。后来尚书令左雄、仆射郭虔又举荐他为尚书。他在朝廷上神色严正，百官都敬重他。栾巴字叔元，是魏郡内黄县人。喜好道术。顺帝在位时，他凭宦官身份供职掖庭，补任黄门令，这并不是他的志向。他性情正直，博览经典，虽然身在中官之列，却不和一般常侍交往。后来阳气通畅，他上表请求退职，朝廷擢升授任郎中，四次升迁为桂阳太守。由于桂阳郡地处南部边远地区，不熟悉典章教化，他替吏民制定婚姻、丧葬的礼仪，兴办学校，以此诱导并促进他们。即使是干吏中地位卑微的人，也都督促他们学习读书，按考试成绩评定优劣，随其才能升迁授官。政事处理明察。任职七年后，因病请求退休。仍然以干练为主。荆州刺史李固推荐栾巴治理政事的才能，朝廷征召授任议郎，代理光禄大夫，与杜乔、周举等八人巡行州郡。栾巴出使徐州返回后，再次升任豫章太守。豫章郡多山川鬼怪，百姓中的小人常常耗尽财产来祈祷。栾巴一向有道术，能够役使鬼神，于是全部毁掉淫祀的祠舍，剪除惩治奸邪巫师，妖异之事便自行消失。百姓开始颇为恐惧，最终都安定下来。升任沛相。任职所在都有政绩，朝廷征召授任尚书。恰逢皇帝去世，开始营建宪陵。宪陵附近有些平民坟墓，主管官员想侵占并毁坏它们，栾巴接连上书苦苦劝谏。当时梁太后临朝听政，下诏责问栾巴说：“大行皇帝驾崩已经有些日子了，选择陵园务求从简，陵墓范围不过二十顷，但栾巴却妄称主管官员毁坏平民坟墓。事情既然不属实，朕暂且搁置没有下发处理，栾巴却仍然固执地坚持他的愚见，又上书诽谤。若任凭狂妄无知之人放肆，这种风气更加不能助长。”栾巴因此被投入狱中，依法治罪，禁锢后回家。臣下不敢不恭敬。”太后随即用驿站公文询问成都，成都答复说：“正月初一发生大火，吃早饭的时候有雨从东北方来，火才熄灭，雨水都有酒的气味。”后来忽然有一天刮起大风，天空被雾笼罩而昏暗，面对面坐着的人彼此都看不见，也找不到栾巴在哪里。很快询问得知，那天他已经回到成都，和亲友告别了。” 过了二十多年，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辅佐朝政，征召授任栾巴为议郎。陈蕃、窦武被诛杀，栾巴因为是他们的同党，又被降职为永昌太守。他以自己有功为由弹劾自己，称病推辞不去，上书极力劝谏，为陈蕃、窦武申诉冤屈。皇帝大怒，下诏严厉责备，逮捕交给廷尉。栾巴自杀。儿子栾贺，官至云中太守。刘陶字子奇，另一个名字叫刘伟，是颍川郡颍阴县人，济北贞王刘勃的后代。刘陶为人居处□，不拘修饰细节。他所结交的朋友，一定是志趣相同的人。志趣和爱好即使不同，富贵也不求勉强相合；只要情趣相同，即使贫贱也不改变心意。同宗族的刘恺以高雅德行闻名，唯独对刘陶十分器重。当时大将军梁冀专擅朝政，而桓帝没有儿子，连年荒歉饥馑，灾异屡次出现。刘陶当时游学太学，于是上疏陈述时事说：臣听说，人没有天地就无法生存，天地没有人也无法显示灵性，所以帝王没有人民就不能立国，人民没有帝王就不能安宁。天与帝、帝与人，就像头与脚一样，彼此相需而运行。我私下认为陛下年盛德厚，正当盛年而拥有帝号，承袭长存的福庆，遵循不变的制度，却对鸣条之事视而不见，对□车之声充耳不闻；天灾没有使您感到切肤之痛，地震、日食也没有立即损害圣体，因此轻视日月星辰出现的谬变，忽略上天的震怒。臣想到高祖起兵时，起初只是平民，乘秦朝暴政衰败之机，追逐灭亡周朝的天下，聚合离散者、扶助受伤者，终于成就帝业。功业已经显赫，勤劳也已经极其至极，流传下来的福泽和遗业延续到陛下。陛下既不能增益彰明先祖的法度，又忽视高祖的辛劳，妄自把利器交给凶恶之徒，把国家权柄委托给他们，使群丑和受刑之徒残害百姓，摧残华夏，虐害遍及远近，所以天降众多灾异来警戒陛下。陛下不醒悟，反而让虎豹盘踞在苑囿，豺狼在春日园囿中哺乳。这难道是唐尧询问禹、稷，命益掌管朕虞，讨论万物、赋定土地、养育百姓的本意吗？如今牧守和长吏上下相互争逐；贪暴之徒像大猪长蛇一样蚕食天下；

译经商牟利的人成了穷困冤屈者的魂魄，贫穷饥饿的人变成忍受饥寒的鬼魂；高门之家遭受东观之罪，富裕之家罗织上妖叛逆之罪；死者在墓穴中悲哀，生者在朝廷和民间忧伤。这正是愚臣长久咨嗟、不能忘怀叹息的事情。况且秦朝将亡时，正直进谏的人被杀，阿谀迎合的人受赏，美好的言论被忠臣的舌头封住，国家命令却从谗人的口中发出；赵高在咸阳推崇阎乐，授给赵高车府令之职。权力离开自己却不知道，威势离开自身也不顾惜。古今情形相同，成败的趋势也一样。希望陛下远观强秦倾覆的教训，近察哀帝、平帝时的变故，得失清楚可见，祸福也可以明察。痯，音管。臣又听说，危难若没有仁德之人就无法扶持，祸乱若没有智慧之人就无法挽救，所以武丁得到傅说，消除了鼎雉之灾；周宣王任用申伯、甫侯，挽救了夷王、厉王时期的荒乱。我私下见到前冀州刺史、南阳人朱穆，以及前乌桓校尉、臣的同郡人李膺，他们都履行正道，清廉平正，品德坚贞高尚，超绝流俗。朱穆以前在冀州，奉行法令，操守公平，摧毁打击奸党，扫清万里之地。李膺历任州牧太守，端正自身以率领下属，等到掌管军队时，威名远扬于朔方以北。这确实是中兴的良佐、国家的柱石之臣。应当召回朝廷，辅佐王室，对上与七曜齐明，对下镇抚万国。臣斗胆在忌讳直言的朝廷说出不合时宜的意见，就像冰霜遇到太阳，必然会消融。臣起初悲哀天下可悲之处，如今天下也将悲哀臣的愚昧迷惑。奏疏呈上后，皇帝没有省察采纳。当时有人上书说，因为钱币价值轻、币制薄弱，所以导致贫困，应当改铸大钱。事情交给四府官员、群臣和太学中善于议论的人。刘陶上议说：圣王承受天命而治理万物，与人民一同进退；建立功业，众人就喜悦他的事业；发动战争，军队就以参加战事为乐。因此灵台有“子来”的人群，武王的军队有像水草间野鸭一样喜悦的士众，都是因为举措合乎时宜，行动顺应人道。臣恭敬地读到铸钱诏书和调平钱币轻重的议论，见其广泛探求幽微之理，不遗弃贫贱之人，所以像臣这样吃粗食的人，也承蒙错误地被召来参与。“武旅”，指周武王的军队。“凫得水藻”，比喻喜悦。所以先王观察天象以养育万物，恭敬地把农时告诉百姓，使男子不离开田亩，女子不离开织机。这样君臣之道得以实行，王道教化得以通行。由此说来，粮食是国家所珍视的东西，是养活百姓最宝贵的物资。我私下看到近年来，良苗都被蝗虫螟虫吃光，织机上的丝帛被公私征求取空，早晚最急迫的是一餐饭，最令人忧虑的是无休止的劳役，难道是钱币货物的厚薄、铢两的轻重造成的吗？即使让砂石化为南金、瓦石变成和氏璧，使百姓口渴却没有饮料，饥饿却没有食物，即使有皇羲的纯德、唐尧虞舜的文明，也仍不能保全宫墙之内。百姓可以一百年没有货币，却不能一天没有饥饿，所以粮食是最急迫的事情。议论者不懂农业生产的根本，多谈铸造冶炼的便利，有的人还想借机行诈，以谋求国家利益。国家的利益将要耗尽，夺取它的人相互争夺，于是铸钱之事由此产生。假如万人铸钱而一人夺取，尚且不能供给；何况如今一人铸钱而万人争夺呢？即使把阴阳当作燃料、把万物当作铜，役使不吃饭的百姓、使用不会饥饿的士人，也仍然不能满足无厌的需求。想使百姓富足、财物丰裕，关键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那么百姓不用劳苦也能富足。陛下圣德，怜悯海内的忧愁，痛惜天下的艰难，想通过铸钱、整顿货币来挽救弊病，这就像在沸腾的鼎中养鱼，在烈火上让鸟栖息。水和木本来是鱼鸟赖以生存的东西，但使用不得其时，终究会使它们焦烂。希望陛下放宽刻削钱币的禁令，暂缓冶铸钱币的议论，听取百姓的歌吟，询问路旁老人的忧虑，观察日月星辰的光辉，审视山河分流的形势。天下人的心意和国家的大事，就会清楚地显现，没有遗漏和疑惑了。侍奉君主却奢侈骄纵、不能成事，这是第二种过失；厚待朋友后来却断绝关系，这是第三种过失。” 臣曾诵读《诗经》，读到鸿雁飞于野外的劳苦、哀叹劳作修筑百堵墙的事情，常常长久感慨，读到中篇便叹息。近来听到征夫饥饿劳苦的声音，比诗歌所写的更加悲惨。因此才想到，匹夫匹妇吟咏鲁国忧患的事情，或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读到《白驹》所寄托的意思，心中惶恐徘徊，不能安睡。臣私下想到，如今天广地大却没有土地可耕，百姓众多却没有食物可吃。群小相互争着进用，占据国家职位，像鹰一样飞扬于天下，像乌鸦一样争食求饱，吞食百姓的肌肉直到骨头，一起啃噬而不知满足。臣确实担心最终会有服役的民夫、困穷的工匠，从修筑墙土之间起事，扔下工具，挽袖挥臂，登高远呼，使愁苦怨恨的百姓闻声响应，像云聚一样，八方分崩离析，中原像鱼群溃散。即使有方尺大小的钱币，又怎么能挽救呢？形势危险得就像举起能容一头牛的鼎，却只挂在一根细小枯枝的末端，这正是诗人所以眷恋回顾、潸然流泪的原因。郑玄注说：“国家将要败亡时，征发民夫修建屋舍、筑造墙壁，百堵同时兴起，说的是人们争着赴事。” “监寐”仍然是“寤寐”的意思。臣东野性情狂妄而愚昧，不通晓大义；当时承蒙广泛涉及此事，回答超过了您所问的问题，知道自己必将以身投进鼎镬之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桓帝最终没有铸钱。后来，陶被举荐为孝廉，授任顺阳长。县中奸猾之徒很多，陶到任后，公开招募有气力、勇猛强悍、能够舍死求生的吏民，不拘泥于逃亡犯禁之人。于是，像剽悍轻捷的亡命之徒过晏等十多人，都来应募。陶责备他们从前的过错，要求他们以今后的功效赎罪，并让他们各自召集自己亲厚的年轻人，得到数百人，全部严整兵器，等待命令。于是他查办奸邪罪行，所揭发的事情就像神明一样准确。他因病免职后，吏民思念他，作歌唱道：“城邑里很不快乐，都在思念我的刘君。什么时候您再回来，使这里的百姓安定。” 陶精通《尚书》和《春秋》，为它们作训诂。他推考《尚书》的三家传本以及古文版本，订正文字七百多处，名为《中文尚书》。

译不久，陶被授任侍御史。灵帝早就听说他的名声，多次召见并接纳他的意见。当时钜鹿人张角假托大道，妖言惑乱百姓，陶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联名上疏说道：“圣王把天下人的耳目作为自己的视听，所以能够无所不闻、无所不见。如今张角的党羽数不胜数。此前司徒杨赐奏请下诏书，严切告诫州郡，护送流民；恰逢杨赐离职，便不再捕捉登记。只是遇到赦令，而他们的谋划并未解散。四方私下传言，说张角等人偷偷进入京师，窥视朝政，鸟一样发声，兽一样怀心，暗中共同呼喊。州郡有所忌讳，不愿听到这些话，只是彼此传告，没有人肯公开行文。应当下达明确诏令，重金招募擒获张角等人，以封赏土地。有人胆敢回避，就与他们同罪。”灵帝完全没有醒悟，反而正下诏让陶编次《春秋》的条例。第二年，张角反叛作乱，天下沸腾，灵帝想起陶的话，封他为中陵乡侯，三次升迁后任尚书令。因为他所举荐的人将要担任尚书，难以与他们并列，于是请求按[缺字]散去，授任侍中。陶多次严厉进谏，被权臣所忌惮，调任京兆尹。到任时，按规定应当出钱修缮宫殿，数额达到一千万。陶既然清贫，又以花钱买官为耻，便称病不理政事。灵帝一向看重陶的才干，宽宥了他的罪过，征召并授任他为谏议大夫。这时天下一天天危急，盗贼正盛，陶担忧将导致崩溃动乱，又上疏说：“臣听说，事情紧急时不能安静地说话，内心痛苦时不能放缓声音。我私下看到，天下先遭遇张角之乱，后来又遭受边章的寇乱；每当听到羽书告急的声音，内心便灼热如焚，四肢惊惧发抖。如今西羌的叛逆之徒，私自任命将帅，大多是段颎时期的旧吏，熟悉战阵，了解山川，变诈手段多种多样。臣常常担心他们轻率出兵进犯河东、冯翊，抄掠西军的后方，向东进逼函谷，凭据[缺字]高处以观望。如今果然已经攻打河东，恐怕还会转而像野猪突奔一样冲向京师。这样一来，南面的道路就会断绝，车骑之军孤立无援，关东军民吓破胆，四方动摇；威势发出却无人前来，呼喊求援也无人回应，即使有田单、陈平那样的计策，也无处施用。臣此前通过驿马递上便宜之策，请求紧急停止各郡的赋税征调，希望还可以使局势安定。事情交给主管官员后，拖延至今，没有人肯追问。如今三郡百姓都因而逃亡，向南逃出武关，向北迁往壶谷，像冰雪消解、风吹四散一样，只怕自己落在后面。如今尚存的百姓还不到十三四，军吏、士卒和百姓悲愁相守；百姓有一百种逃走退避以求死的念头，却没有一种向前求生的办法。西边的寇敌逐渐逼近，距离营垒只有咫尺；胡骑分散布置，已经到达各座陵墓附近。将军张温天性精悍勇猛，可主管官员却从早到晚催逼，军队没有后卫殿后。假使战事失利，败势将无法挽救。臣自己知道屡次进言已经令人厌烦，但言语不能自我裁止，是因为认为国家安定，臣也能蒙受它的福庆；国家危亡，臣也会先行死亡。谨再陈述当前最紧急的八件事，请求您暂且抽出片刻时间，深切地加以采纳省察。” 这八件事，大致说天下大乱，都是由宦官造成的。宦官见事情紧急，便一起诬陷陶说：“此前张角之事败露，诏书显示了威严和恩德，从那以后，他们各自都已悔改。如今四方安定平静，而陶却憎恨、危害圣明的政事，专门说妖异之事。” 州郡没有上报，陶凭什么知道？恐怕陶与贼寇暗中相通。”于是逮捕陶，把他交付黄门北寺狱，日益严厉地拷打审问。陶自知必死，面对使者说：“朝廷先前是怎样封赏我的？如今反而受到邪恶的诬陷。我遗憾不能与伊尹、吕尚同列，却要和三仁之人相提并论。”于是闭气而死，天下没有不为他悲痛的。陶著书几十万字，又撰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以及论述当世有利事务的上书、条教、赋、奏、书、记、辨疑等，共一百多篇。当时司徒东海人陈耽，也因没有罪过而与陶一同被杀。陈耽以忠诚正直著称，历任三公之职。光和五年，诏令公卿根据谣言举荐刺史、二千石中危害百姓的人。当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迎合宫内宦官，收受货物贿赂；宦官的子弟和宾客，即使贪污卑劣，他们也都不敢查问。反而把边远小郡中清廉自守、施政有惠化的二十六人虚报为有罪。官吏和百姓到宫阙前陈诉，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说：“公卿所举荐的，大多是在袒护自己的私党，这正是所谓放走鸱枭，却囚禁鸾凤。”他们的话忠诚而激切，灵帝因此责备许戫、张济，于是所有因谣言被征召的人都被授任议郎。宦官怨恨他们，便诬陷陈耽，使他死在狱中。李云，字行祖，是甘陵人。他生性喜好学习，擅长阴阳之术。起初被举荐为孝廉，两次升迁后任白马令。桓帝延熹二年，诛杀大将军梁冀；中常侍单超等五人都因诛杀梁冀有功，一同封为列侯，专擅选拔任用官员。又立掖庭的民女亳氏为皇后，几个月之间，皇后的家族就有四人受封，赏赐多达巨万。这时大地多次震动开裂，各种灾害频繁降临。李云一向刚强，忧虑国家将要危亡，内心不能忍受，于是公开上书，并将副本移送三府，说：“臣听说，皇后是天下人的母亲，德行应与大地之神相配；选得其人，五氏的祥瑞就会齐备；选不得其人，大地就会震动宫殿。近年来灾异可以说太多了，上天的警告可以说达到极点了。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年，君位的期限已满一周，应当有黄精代代出现；陈、项、虞、田、许这些姓氏，不可让其人担任太尉、太傅这类掌管兵权的官职。举措任用关系极其重大，不可不慎重。按功劳行赏，应当与实际功绩相称。梁冀虽然掌握权力、专擅[缺字]，暴虐流毒天下，如今因罪行被诛杀，也不过像召集家臣将他扼杀罢了。可是却卑鄙地把他的谋臣封到万户以上，高祖听到这件事，难道不会认为这是错误的吗？西北的列将，难道不会因此离心解体吗？孔子说：‘帝，就是审察。’如今官位错乱，小人靠谄媚进用，财货公开流通，政教日益衰败，凭一尺一寸的诏书授官用人，竟不经过皇帝亲自审阅。这难道是皇帝想要不加审察吗？”灵帝得到奏章后震怒，交给有关官员逮捕李云，下诏让尚书都护持[缺字]戟，押送他到黄门北寺狱，派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共同审讯。当时弘农五官掾杜觽因李云以忠诚进谏而获罪，感到悲伤，便上书请求与李云同日去死。灵帝更加愤怒，于是把杜觽也一同交给廷尉。

译大鸿胪陈蕃上疏为李云求救说：“李云所说的话，虽然不懂得宫廷禁忌，触犯皇上、违背圣旨，但他的用意归根到底只是忠于国家罢了。从前高祖容忍周昌不避讳的进谏，成帝赦免朱云因直言而应受的诛罚。今天如果杀死李云，臣恐怕剖心进谏之人的讥刺又会在世间流传。所以我才敢触犯皇上的威严，冒昧地请求。”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也都上疏请求赦免李云。灵帝十分愤怒，有关官员奏称他们犯了大不敬之罪。灵帝下诏严厉斥责陈蕃、杨秉，免去官职，遣返回乡；沐茂、上官资降两级俸秩。当时灵帝正在濯龙池，管霸奏报李云等人的事情。管霸跪下后，诡称道：“李云是乡野泽中的愚昧儒生，杜觽是郡中的小吏，不过出于狂妄愚直，不值得加罪。”灵帝对管霸说：“‘皇帝想要不加审察’，这是何等悖逆的话，而常侍你却想要宽赦他们吗？”于是回头让小黄门批准了他的奏章，李云、杜觽都死在狱中。后来，冀州刺史贾琮巡视所属地区，经过李云的墓地，刻石称颂表彰他。君主都有逆鳞，游说者触犯它，就也差不多要遭殃了。” 评论说：《礼记》所说的进谏有五种，以委婉讽谏为上策。至于借托外物显露真实情感，借助文辞寄托意旨，使进言的人不获罪，听到的人又足以自我警戒，贵在意思通达、言辞顺从，事理归于正当。哪里要用纠缠攻讦的方式触犯君上，来炫耀自己、沽名钓誉呢？李云出身草野，不懂得保全自身的道理，于是竟公开发布文告指斥皇帝，把檄文发给三公，直到被诛杀也不顾惜自身，这难道是古代所谓的狂人吗！” 如果尚未取得信任就进谏，君主就会认为是在诽谤自己，所以进说的人知道这件事很难。刘瑜，字季节，是广陵人。高祖父是广陵靖王。父亲刘辩，任清河太守。刘瑜年轻时喜好经学，尤其擅长图谶、天文、历算之术。州郡以礼征召他，他没有出仕。延熹八年，太尉杨秉举荐他为贤良方正。刘瑜到京师后，上书陈述政事说：臣刘瑜自念生长在东方偏僻鄙陋之地，能够因为是丰沛一支的后裔而蒙受免除徭役的恩典，不必充任普通士卒。因此太尉杨秉知道臣私下阅览典籍，竟破格显著举荐臣，实在是希望臣虽愚昧而直率，也能对国家有所补益。然而杨秉的忠诚谋议没有实现，生命已经先如朝露般消逝。臣身处下土，听到民间歌谣，远近百姓因骄横之臣和暴虐政事而发出的叹息，私下感到辛酸悲痛，泣血不止。幸而得以被征召录用，得以准备回答圣上的询问，倾吐内心极深的感情，不敢平庸迂回。臣诚愿陛下暂且用片刻的心思，察看古今的事情：百姓为什么叹息，上天为什么发生变异。” 诸侯的爵位，大抵上取法于天上四象七星，垂示光明灿烂的文德，是关系国家盛衰的事情。如今宦官中的奸邪之徒，一个挨着一个裂土封侯，都争相树立自己的后嗣，使爵位承袭相传；有的请求把子女过继给亲属，有的甚至在市井买儿为嗣，几乎违背了开国承家的道义。古代天子娶一位正妻、九位妾媵，娣、侄各有次序；《河图》所传授的继嗣之法，正是在九房之中。如今受宠的女子和容貌姣好的女子充满后宫，正当盛年却只顾增添玩赏的妆饰，[缺字]食，空居宫中，耗损精神，长此以往会产生六种疾病。这是国家的耗费，也是生民的损伤。况且天地的本性有阴阳的正常法则，隔绝男女交合的道路，水旱灾害就会同时发生。《诗经》说：‘五日定为期限，到了六日还不来。’男女怨旷便作歌，这正是孔仲尼所记录的。何况从幼年直到长大，幽闭深藏，终身不得婚配。又有常侍、黄门，也广泛娶妻。怨毒之气积聚起来，就会形成妖异灾害。路上流传的话说，官府发兵掠取民间女子，抢去后又放回，彼此转告，人人惊恐。谁不是完全明白这件事？没有缘由，不会凭空产生这样的诽谤。邹衍不过是平民，□氏不过是普通妇人，尚且有城墙崩塌、霜降异常的灾异；何况群臣百姓一同哀怨，难道能不感动上天吗！”},{ 从前秦国修建阿房宫，国内有很多被判刑服役的人。如今宫殿宅第越来越多，极尽奇异精巧，挖山凿石，不避农时。又用严刑催逼百姓，用法律正法威吓百姓。百姓本来无罪，却反复被投入牢狱；百姓有田地，却反复被夺走。州郡官府各自审查案件，奸情和贿赂，都成了官吏诱骗百姓的工具。百姓全都郁结不平，于是起来加入盗贼队伍；官府动辄发兵，讨伐并诛杀他们。贫困的百姓，有的甚至卖掉自己的首级来求取酬赏；父亲和兄长相互替代着残害自身，妻子儿女也相继被拆散。把百姓困苦到这种地步，又这样征伐他们，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陛下身居北辰般尊贵的地位，拥有神器般的宝位，却微服出行，亲近幸臣之家，私下临幸宦官的住宅；宾客在市上买卖，权势熏灼道路，因此肆意放纵，什么都容纳。如今三公在位，都是博学通达道艺的人，却各自只求端正自己，没有人出来匡正补益朝政，并不是他们没有智慧，而是害怕死罪和刑罚。希望陛下设置七名谏臣，以拓宽进谏的途径，并开启东序中收藏的金縢以及史官的书籍，考察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使国家兴盛的道路，疏远奸佞邪恶之人，摒弃郑、卫之声，那么政治就会达到和平，德行也会感召祥和之风。臣只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推究实情，这些话未必值得采纳；又害怕触犯陛下，内心惶恐震栗。于是特地下诏召见刘瑜，询问灾祸征兆的原因，要求他指明具体事情，依据经书和谶书来回答。执政者想让刘瑜含糊其辞，便另出题目考问其他事情。刘瑜又竭尽心力回答，写了八千多字，言辞比先前更加切中要害，但皇帝最终还是不能采用。授任他为议郎。到桓帝去世后，大将军窦武想要大规模诛杀宦官，于是引荐刘瑜任侍中，又任命侍中尹勋为尚书令，三人共同谋划。等到窦武失败，刘瑜、尹勋一并被诛杀。此事记载在《窦武传》中。尹勋字伯元，是河南人。他的从祖尹睦任太尉，尹睦的孙子尹颂任司徒。尹勋为人刚强坚毅、正直方正。年轻时每当读到忠臣义士的事迹，没有一次不把书投掷在地，仰面叹息。他自认为行为不合于当时的风气，因而不接受州郡和公府的礼聘征召。桓帝时，因有道德才学被征召，四次升迁至尚书令。延熹年间，诛杀大将军梁冀，桓帝召尹勋分派处理各项职务，他很有谋略，封为宜阳乡侯。仆射霍谞、尚书张敬、欧阳参、李伟、虞放、周永，都被封为亭侯。后来尹勋又两次升迁，做到九卿，因病免职，随后授任侍中。延熹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人获罪免官，并被剥夺封邑，于是也贬黜了尹勋等人的爵位。刘瑜被诛杀后，宦官们把他的奏书全部焚毁，称它们是胡言乱语。他的儿子刘琬，继承了刘瑜的学问，通晓占候之术，能够论述灾异。被举荐为方正，却没有赴任。谢弼字辅宣，是东郡武阳人。他性情中正耿直、方正不阿，被乡里奉为师表。建宁二年，朝廷下诏举荐有道德才学的人，谢弼与东海陈敦、玄菟公孙度一同应对策问，都被授任郎中。当时青蛇出现在前殿，大风拔起树木，皇帝下诏让公卿以下的官员陈述政治得失。谢弼上密封奏事说：臣听说，和顺之气会应验在有德之人身上，妖异则产生于政治失误。上天降下谴责，君王就应思考自己的过错；治国之道有所亏损，奸臣就应受到惩罚。蛇，是阴气所生；鳞，是甲兵的象征。《洪范传》说：“极度衰弱时，就会有蛇龙之孽。”又有荧惑星停留在亢宿，徘徊不去，按法象推断，这是近臣谋乱，祸患从左右亲近之人中发生的征兆。

译臣不知道陛下在帷幄之内从容相处、亲近信任的究竟是谁。应当赶快斥退贬黜他们，以消除上天的警戒。臣又听说：“有虺有蛇，是女子所呈的祥兆。” 臣恭敬地想到，皇太后在宫中谋定大策，扶立圣明之主。《尚书》说：“父子兄弟之间，罪过不相牵连。”窦氏一族被诛杀，怎么应当把罪过牵连到太后呢？如今却使她幽闭隔绝在空宫之中，忧愁感伤而触动上天之心；如果她因此患上雾露之类的疾病，陛下将有什么脸面来面对天下人？从前周襄王不能恭敬侍奉母亲，戎狄于是接连侵犯。孝和皇帝没有断绝对窦后的恩义，前代把这看作美谈。按照礼制，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把那个人当作父亲；如今既以桓帝为父，难道能不把太后当作母亲吗？《援神契》说：“天子实行孝道，四方夷狄就会和平。”如今边境日益紧迫，战争纷纷兴起，如果不是依靠孝道，还能用什么来挽救局势！希望陛下仰慕有虞氏孝友敦厚的教化，俯身思考《凯风》诗中慰藉母亲的心意。臣又听说，设置爵位和赏赐，必须酬报功劳；分封诸侯、承继家业时，不可任用小人。如今功臣长期被排斥在外，还没有得到爵位官秩；阿母凭借宠爱私情，却享有大的封赏。大风、暴雨和冰雹，也正是由此产生的。已故太傅陈蕃辅佐陛下，勤劳于王室，早晚都不懈怠，却被群邪陷害，一旦之间便遭诛灭。这种残酷滥刑震动天下，而他的门生故吏也都被流离迁徙、禁锢不得出仕。陈蕃本人已经逝去，纵使百身又能用什么来赎回呢！应当遣还他的家属，解除对他们的禁令。台宰是国家的重要大臣，是承继国命的关键。如今四位公卿之中，只有司空刘宠确实坚持行善，其余都是尸位素餐、招致寇乱的人，必定会有折断鼎足、倾覆鼎中食物的凶兆。可以趁着这些灾异，一并加以罢免贬黜。征召已故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膺，让他们一同参与政事，也许灾变就可以消除，国家的福祚能够长久。臣出身山野，愚昧浅陋，未能通晓国家典制。策问说“不要有所隐瞒”，臣怎敢不竭尽愚见，以忘却忌讳顾虑。恭敬地希望陛下裁决是否应当诛罚臣。皇帝身边的人厌恶他的言论，便把他调出朝廷，任广陵府丞。他离职后回到家中。中常侍曹节的侄子曹绍任东郡太守，对谢弼愤恨嫉恨，便借其他罪名将他逮捕，拷打审讯，谢弼死在狱中，当时的人都为他悲痛。初平二年，司隶校尉赵谦诉说谢弼的忠贞气节，请求为他报仇雪恨，于是逮捕曹绍并将其斩首。赞曰：邓氏没有明辨刑罚，梁氏没有毁损陵墓。栾、杜二人心怀不平，用讽谏之辞使事业兴起。黄巾贼势正盛，子奇却有见识。窦武的谋划确实美善，刘瑜也与他志同道合。谢弼触犯宦官的心意，看来是犯了当时的忌讳。他们都成就了仁德，却牺牲了自己；志趣相同而遭遇各异。《后汉书》卷五十八《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虞诩字升卿，是陈国武平人。他的祖父虞经，担任郡县的狱吏，审理案件依据法律，公平允当，努力宽缓宽恕；每到冬月上报案件情状时，常常流着眼泪随同这些案件一起上报。他曾说：“东海于公把住宅的门修得很高，他的儿子于定国最终做到丞相。我审理案件已经六十年了，虽然比不上于公，也差不多可以达到他的程度吧！我的子孙难道就一定不能做到九卿吗？” 所以给虞诩取字为升卿。虞诩十二岁时，就能通晓《尚书》。他幼年丧父，孝敬奉养祖母。县里推举他为“顺孙”，国相认为他很奇异，想任用他做官。虞诩辞谢说：“祖母已经九十岁，除了我没有人奉养她。”国相于是作罢。后来祖母去世，服丧期满，太尉李修征召他到府中，授任郎中。永初四年，羌人和胡人反叛，残害攻破并州、凉州。大将军邓骘认为军费正大量耗费，事情彼此不能兼顾，想放弃凉州，集中力量防守北部边境，于是召集公卿共同商议。邓骘说：“譬如衣服破了，拆下一处来补另一处，仍然还有完好的地方。如果不这样做，两边都将无法保全。”参加议论的人都表示赞同。虞诩听说后，便劝说李修：“我私下听说公卿将决定放弃凉州，按我的愚见，还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便利。先帝开拓疆土，辛劳之后才使它安定，如今却害怕一点小小的费用，便要举而放弃它。凉州既然被放弃，就会把三辅作为边塞；三辅成为边塞，帝王园陵就会孤立在边外。这是最不可行的事情。谚语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看他们熟悉兵事而强悍勇猛，确实超过其他州郡。如今羌人、胡人之所以不敢进入并占据三辅，成为心腹之患，是因为凉州在他们后方。当地人之所以推锋执锐，毫无反顾之心，是因为他们是汉朝的臣民。如果割弃他们的疆域，迁徙当地百姓，他们安土重迁，一定会产生异心。假如豪强首领聚集起来，席卷向东，即使让孟贲、夏育做士卒，姜太公做将领，恐怕也不足以抵挡他们。议论者用补衣服来比喻，说这样仍有完好之处；我恐怕腐疽侵蚀蔓延，最终没有限度。放弃凉州并不是良策。”李修说：“我的想法没有考虑到这些。若不是听了你的话，几乎要误败国事。那么应当采取什么计策呢？”虞诩说：“现在凉州骚乱，人心不安，我私下担心突然发生非常之变。实在应当命令四府、九卿各自征辟凉州几个人，把当地牧守、令长的子弟都授为官职，对外用来劝勉鼓励、报答他们的功劳勤劳，对内则把他们拘留在京城，以防止他们图谋不轨。”李修认为他说得好，又召集四府商议，大家都听从了虞诩的意见。于是征辟西州豪杰为属官，授牧守和长吏的子弟为郎官，以此安抚他们。秦朝时，有郿县的白起、频阳县的王翦；汉朝兴起后，有义渠的公孙贺、傅介子，成纪的李广、李蔡，上邽的赵充国，狄道的辛武贤：这些都是名将。至于丞相，则有萧何、曹参、魏相、丙吉、韦贤、平当、孔仅、翟方进这一类人。邓骘兄弟因为虞诩的议论与众不同而心中不平，想借吏法陷害虞诩。后来朝歌的盗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聚集屯驻多年，州郡不能禁制，于是任命虞诩为朝歌长。故交旧友都为虞诩担忧，说：“得到朝歌这个地方，真是多么倒霉啊！”虞诩笑着说：“立志不求事情容易，办事不逃避困难，这是臣子的职责。若不遇到盘根错节的事情，凭什么辨别刀刃是否锋利呢？”他刚到任时，拜见河内太守马棱。马棱勉励他说：“您是儒者，应当在朝廷谋划国政，怎么反而到了朝歌呢？”虞诩说：“我刚被任命的那天，士大夫们都来吊慰和劝勉我。凭他们对我的揣度，就知道他们认为我没有能力有所作为。” 朝歌处在韩、魏的郊野，背靠太行山，面对黄河，距离敖仓一百里，而青州、冀州的百姓流亡的有数万人。盗贼还不知道打开仓库招集众人，抢劫武库兵器，守住城池险要，截断天下的右臂；这些还不值得忧虑。如今他们的势力刚刚壮大，很难同他们正面交锋。用兵不应拘泥于常规，希望您暂且放宽对我行动的约束，不要让我有所束缚阻碍罢了。” 等到上任后，他设置三种条件来招募壮士，要求从属官、属吏以下各自举荐熟悉的人：参与攻劫的列为上等，伤人和偷盗的列为次等，身穿丧服而不从事家庭产业的列为下等。收得一百多人后，虞诩设宴款待他们，全部赦免其罪，让他们混入盗贼中，诱使盗贼出去抢掠，自己则埋伏等待，于是杀死盗贼数百人。他又暗中派遣贫穷而会缝纫的人，受雇制作盗贼的衣服，用彩色丝线把衣襟缝成标记；凡是有人出入市里，官吏就立即将其捉拿。盗贼因此惊骇逃散，都称虞诩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