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四十四 邓张徐张胡列传 第三十四

译永初元年，因参与确定皇帝继承人有功，封安乡侯，食邑一千二百户，和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受封。这年秋天，因寇贼和水灾，皇帝下策书免去徐防、尹勤的官职；张禹心中不安，上书请求退休，反而改任太尉。永初四年，新野君生病，皇太后的车驾亲临他的府第。张禹和司徒夏勤、司空张敏一同上表说：“新野君身体不安，车驾接连多日停宿在那里，臣等实在私下感到惶恐。臣听说君王出行，启程时要预先安排，停留时有交戟卫士，清理道路后才行走，清理宫室后才驾临；不在离宫住宿，是为了重视宿卫。陛下身体体现至极的孝心，亲自查看药物，恩情发自内心；但长久停留在宫外，百官露宿，议论者都感到不安。应当暂且回宫，对上是为了宗庙社稷，对下是为了万国百姓。”等到上表三次，张禹等仍坚持争辩，皇帝才回宫。后来连年灾荒，府库空虚，张禹上疏请求把自己三年的租税收入交入国库，以帮助郡国发放赈济粮。皇帝下诏答应。永初五年，因阴阳失调被策书免职。永初七年，死在家中。皇帝派使者吊祭，授予幼子张曜为郎中，长子张盛继承爵位。徐防字谒卿，是沛国铚人。祖父徐宣任讲学大夫，曾用《易》教授王莽。父亲徐宪，也继承徐宣的学业。徐防年轻时学习父祖的学问，永平年间被举荐为孝廉，授官为郎。徐防仪表庄重严肃，应答和议论很有可观之处，显宗认为他奇异，特意补任尚书郎。他掌管机要事务，周密谨慎，侍奉两位皇帝，从未有过失。和帝时，逐渐升任司隶校尉，出任魏郡太守。永元十年，升任少府、大司农。徐防勤勉熟悉政事，所到之处都有政绩。永元十四年，任司空。徐防认为五经流传久远，圣人的旨意难以明白，应当撰作章句，用来启发后来的学习者。于是上疏说：“臣听说《诗》《书》《礼》《乐》由孔子审定；阐明章句，始于子夏。此后各家分别解释，各有不同学说。汉朝承接秦朝的乱政，经典废弃散失，原文只略有保存，有的没有章句。朝廷收集整理残缺遗文，建立明经之学，广泛征召儒术之士，开设太学。孔圣人已经远去，精微的旨意将要断绝，所以设立十四家博士，设置甲、乙等级的考试科目，用来勉励劝进求学者；这正是向人们显示什么应当喜爱、什么应当厌恶，使人改掉弊病、趋向善行。臣伏见太学考试博士弟子，都是凭自己的意思解释，不遵守本学派的章句，私自兼容隐晦说法，给产生奸邪开了道路。每当策试，便兴起争讼，议论纷乱错杂，互相指责是非。孔子称说‘述而不作’，又说‘我还赶得上史官对缺文存疑’，是痛恨史官明明不知道却不肯留下空缺。如今不依章句，妄自穿凿附会，把遵从老师说法视为不合义理，把个人解释视为得到了真理，轻慢侮辱圣贤道术，□以形成风俗，实在不是诏书所说考试选士的本意。革除浮薄而遵从忠实，是三代一贯的常道；专心精研、致力于根本，是儒学所优先的。臣认为，博士以及甲、乙科策试，应当依据各家的章句，设置五十道难题来考试。解释得多的列为上等，引用文献明白的列为高等说法；如果不依从先师，义理彼此抵触，都应判正为错误。五经各取成绩上等的六人，《论语》不宜采用射策考试。即使有些错误已经延续很久，也还可以逐渐纠正改革。”诏书下达公卿，大家都听从徐防的意见。永元十六年，任司徒。延平元年，升任太尉，和太傅张禹共同录尚书事，多次受到赏赐，极受优厚宠信。安帝即位后，因参与确定继承人有功，封龙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这年因灾异和寇贼，按策书免职，回到封国。三公因灾异按策书免职，从徐防开始。徐防去世后，儿子徐衡应当继承爵位，却把封爵让给弟弟徐崇。过了几年，实在不得已，才出来接受爵位。张敏字伯达，是河间鄚人。建初二年，被举荐为孝廉，四次升迁，建初五年任尚书。建初年间，有人侮辱别人的父亲，那人的儿子便杀了他；肃宗宽免了他的死刑而降等赦宥，从此便以此作为判例。当时于是确定这一议论，称为轻侮法。张敏驳议说：“所谓轻侮法，是先帝一时施行的恩典，并不是已经制定成条文的法律。关于死生的裁决，应当顺应上下之理，就像上天运行四时，有生有杀。如果把一概宽容赦免写成固定法律，那就是故意设置奸邪的萌芽，使罪过的缝隙不断滋长。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做，不可以使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春秋》的义理是，儿子不替父亲报仇，就不是儿子。但法令不因此减轻处罚，是因为不能打开互相残杀的道路。如今假托义理的人可以减刑，任意杀人的人又有差别待遇，使执掌法律的官吏能够设置巧诈，这不是用来引导‘在丑不争’的道义。又把轻侮作为判例，□因而越来越繁多，甚至有四五百条，彼此观望，越发严重，难以流传万年。臣听老师说：‘挽救文饰繁琐，没有比质朴更好的。’所以高祖去除烦苛的法律，制定三章之约。建初诏书中有改变古制的地方，可以下令三公、廷尉清除其中的弊病。”这项议论被搁置，没有得到省察。张敏又上疏说：“臣张敏蒙受恩宠，特意被提拔；对于自己愚昧之心所不能明白、迷惑之意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实在不敢苟且随从众议。臣伏见孔子留下经典，皋陶制定法律，推究他们的本意，都是想禁止百姓做不正当的事。臣还不明白，轻侮法将用来禁止什么？它必定不能使人不互相轻侮，反而会打开互相残杀的道路，使执法官吏又能容纳奸邪、枉法。议论者有人说：‘平定法律应当首先论定生路。’臣愚昧地认为，天地万物的本性中，只有人最为尊贵；杀人者处死，这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制度。如今想要一味求生，反而打开杀人的道路；一个人不死，天下却受到弊害。《礼记》说：‘使一人得利而使百人受害，人们就会离开城郭。’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施行肃杀，是天道的常规。春天有一物枯死就是灾，秋天有一物开花就是异。君王承受天地之道，顺应四时，效法圣人，遵循经书和法令。愿陛下留意下民，考察寻求利害，广泛让人公平议论，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和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这件事见于《论语》。建初九年，任司隶校尉。任职两年，升任汝南太守。他清廉俭约而不繁扰，使用刑罚公平正直，审理案件有理，因此获得声名。因事获罪免官。延平元年，任议郎，两次升迁为颍川太守。永初元年，征召任司空，在位时只奉行法律。任职三年后因病请求退职，皇帝不准。永初六年春，举行大射礼，张敏陪位时跌倒在地，于是皇帝下策书免去他的职务。他因病情加重，死在家中。三公这种鼎足而立的职位不可空缺，加上职务事务的原因，暂且挽留您。您应当交上司空的印绶。” 胡广字伯始，是南郡华容人。六世祖胡刚，清高而有志向节操。平帝时，大司徒马宫征召他。正逢王莽居摄，胡刚解下衣冠，悬挂在县府门上离去，于是逃亡交趾，隐居在屠宰行业之间。后来王莽失败，胡刚才回到乡里。父亲胡贡，任交趾都尉。

译胡广年少时孤贫，亲自操持家务劳苦。长大后，随同辈进入郡府任散吏。太守法雄的儿子法真，从家中来探望父亲。法真很有识人之才。正逢年终应当举荐人才，法雄让法真帮助自己访求贤才。法雄于是大规模召集属吏，法真在窗户间暗中观察考察，便指着胡广告诉父亲，于是考察并举荐胡广为孝廉。胡广到京师后，朝廷用章奏考试他，安帝认为胡广是天下第一。不到一个月，任尚书郎，五次升迁做到尚书仆射。顺帝想册立皇后，但受宠的贵人有四人，不知道应当立谁，议论者想要抽签，借神灵来决定选择。胡广和尚书郭虔、史敞上疏劝谏说：“臣私下看到诏书认为立皇后事关重大，皇帝谦让而不独断，想借助筹策来请神灵决断疑惑。篇籍所记、祖宗的典故，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依赖神灵、任凭筮卜，既不一定符合贤德；即使恰好选中贤人，也仍不是按照德行选择。人的聪颖奇异显现在天性中，承受天命的人必定有不同寻常的仪表。应当从良家女子中参照选择，寻求有德之人；德行相同时比较年龄，年龄相同时比较容貌，再考察经书典籍，由圣上裁决。政令就像汗水，一旦流出便不能收回。诏书一经下达，便会显现于四方。臣的职责在于拾遗补阙，忧虑深、责任重，因此焦心不安，冒昧陈述所见。” 皇帝听从了，于是以梁贵人作为良家女子，确定册立为皇后。周文王听说太姒贤德，便赞美她。这里说大国有这样的女子，好比上天有女弟，所以求取她来作为配偶。当时尚书令左雄议论改革察举制度，限定年满四十岁以上；儒者考试经学，文吏考试章奏。胡广又和史敞、郭虔上书驳斥说：“臣听说君主以兼听博览、洞察一切为德，臣子以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意见为忠。《尚书》记载，遇到疑难要询问卿士；《诗经》赞美先人，也询问樵夫。国家有重大政事，必定依据前代训典讨论，向旧臣长者咨询，所以思虑不会失策，举措不会有过错。臣私下看到尚书令左雄议论郡国举荐孝廉，都限定在四十岁以上；诸生考试章句，文吏考试笺奏。圣明诏令已经允许，并且又让臣等得以共同参与讨论。臣私下考虑，王命的重大，记载在典籍之中，应当使它如日月般昭明，如金石般坚定，留给历代君王，施行于万世。《诗经》说：‘上天的意旨难以相信，君王行事不可轻率。’怎能不慎重呢！选拔人才应当依据才干，不能拘泥于固定制度。六奇之策，不一定出自经学；郑国、阿邑的政治，也不一定依靠章奏。甘罗、子奇被显要任用时，年龄尚未到壮年；终军、贾谊声名显扬时，也都还在弱冠。汉朝承接周、秦，兼采殷、夏，继承祖先的德政、师法经典，又参杂霸道的法术；圣明君主和贤能臣子世代凭此达到治理，贡举制度从未有人轻易改变。如今因为一个臣子的意见，轻率违背旧章，利弊还没有明白，众人的心也不满意。纠正偏差、改变常制，是政治中的重大事情，却不询问台司，不谋议卿士。如果事情下达以后，议论者剖析反对，反对它则朝廷已经失去先前的便利，赞同它则王命已经施行。臣愚昧地认为，可以先下达百官，让他们共同讨论异同，然后审察选择优劣，详细采纳其中的中肯意见。臣斗胆用盲人的话，冒犯天子的禁令，只希望陛下采纳。”皇帝没有听从。第一种叫章，第二种叫奏，第三种叫表，第四种叫驳议。章需要写首辞，开头称“稽首上以闻”（叩头谨上，恭请皇上知悉）。这是谢恩、陈述事情以及到宫阙通报事务的文书。奏也需要写首辞，京师官员只说“稽首言”（叩头陈述），末尾写“稽首以闻”（叩头上奏，恭请知悉）；其中有请求之事，例如罪法和弹劾案件，公府送交御史台，九卿和校尉等官则送交谒者台。

译表不需要写首辞，开头说“臣某言”（臣某陈述），结尾说“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实在惶恐不安，叩头叩头，死罪死罪）；左边下方附写“某官臣甲乙上”（某官臣甲乙上表）。当时陈留郡缺少太守，尚书史敞等人推荐胡广。他们说：“臣听说，德行用来表彰贤能，爵位用来成就功业，‘明试以功’（通过明白考核来检验功绩），是典谟所赞美的；‘五服五章’（五等服制以五种纹章区别），是上天制定的秩序。因此臣下竭尽忠诚，君主厚加恩宠，举荐人才便不会失其德行，臣下也会忘掉自身的死亡。臣等私下见尚书仆射胡广，禀性纯正，履行法度，谦虚温雅，博通事物，广闻多识，探究幽深，穷尽事理；六经的奥义和旧有的章程法式，没有不阅览的。他柔和而不侵犯别人，文雅而合乎礼制；性情忠贞，忧虑公事如同忧虑家事。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夸示自己的功劳，恭敬谨慎，行为没有污点疏漏。他勤勉于政务，早晚不懈，已有十多年；心思不顾及外物，志向也不苟且求进。臣等私下认为，胡广任尚书，辛劳日久，继母年老，既然蒙受了皇上的简拔照察，就应当试任千里之外的郡守，以匡正安定一方。陈留是京师附近的郡，现在太守职位空缺。胡广才干谋略深厚丰茂，足以处理繁难事务；希望把他列入选任之中，使颓败的风俗得到整治，让士人约束修身、守持善道，都有所劝勉和仰慕。” 胡广掌管机密政务十年，出任济阴太守，因举荐官吏不实而被免职。后来又任汝南太守，入朝拜为大司农。汉安元年，升任司徒。质帝去世后，代替李固任太尉，录尚书事。因为参与谋划迎立桓帝，封为育阳安乐乡侯。因病辞去职位。后来又拜为司空，告老退休。不久以特进身份被征召拜为太常，升任太尉，因日食而免职。又任太常，再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将军梁冀被诛杀，胡广与司徒韩演、司空孙朗因坐罪于宫禁之事，均减死一等，剥夺爵位和封地，免为庶人。后来拜为太中大夫、太常。延熹九年，又拜为司徒。灵帝即位后，胡广与太傅陈蕃共同录尚书事，又恢复原来的封国。胡广因病自行请求退职。适逢陈蕃被诛杀，胡广代任太傅，像从前一样总领录尚书事。当时胡广已经八十岁，但心志和体力仍很强健。继母还在堂上，他早晚都去看望问候，身旁没有几案和手杖，说话也不自称年老。母亲去世后，他居丧极尽哀痛，完全遵守礼制而没有过失。他性情温和柔顺，谨慎朴素，常常言语谦逊、神色恭敬；通达熟悉事务体要，明白理解朝廷典章。虽然没有正直敢谏的作风，却屡次有弥补朝政缺失的益处。因此京师有谚语说：“万事不能治理就问伯始，天下中和有胡公。”后来他与李固共同谋划拥立桓帝，重大决策没有完全成功，又与中常侍丁肃结为姻亲，因此当时受到讥讽诋毁。胡广在三公之位三十多年，历事六位皇帝，所受礼遇任用极为优厚。每当辞去职位、以病推辞，或免职退居乡里，从未满一年，便又重新升迁。总计他一次任司空，两次任司徒，三次登任太尉，又任太傅。他所征辟任用的，都是天下名士。他与旧日属吏陈蕃、李咸一同任三司。陈蕃等人每逢朝会，总是称病回避胡广，当时人以此为胡广的荣耀。胡广八十二岁时，于熹平元年去世。朝廷派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书赠予太傅、安乐乡侯的印绶；赐给东园梓木棺材，派谒者护送丧事，赐墓地于原陵，谥为文恭侯，并任命胡家一人为郎中。他的旧日属吏，从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都穿着丧服在灵堂守丧，直到入殓和下葬。自汉朝兴起以来，人臣的盛况从未有过这样的。胡广年老请求退职，获准后，把朝廷所赐之物全部退还，乘坐破旧的牛车，让儿子驾车。清晨离开京师，百官追赶送行，挤满道路，却无法见到他。胡家旧日贫穷狭窄，只以草屋遮蔽居住。起初，杨雄依照《虞箴》作了十二州、二十五官的箴文，其中九篇散失残缺；后来涿郡崔骃及其儿子崔瑗，又加上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胡广又接着写了四篇，文章十分典雅优美。于是他把全部作品编次排列，标明篇首和篇目，并为它们作解释，命名为《百官箴》，共四十八篇。其余所作诗、赋、铭、颂、箴、吊以及各种解诂，共二十二篇。熹平六年，灵帝感念旧日的德行，于是在宫省内绘画胡广和太尉黄琼的画像，并下诏让议郎蔡邕为他们作颂。身居三公之位，章服如龙纹华彩，文采十分丰盛；参与辅佐天子，光耀如参星，位极尊宠，贵重无比。功德施及八方，众生因此得以安遂。高远盛大啊，世上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评论说：爵位和任用对于人来说很重要，全部丧失它们对于一生来说影响很大。怀恋俸禄、图谋保全自身，是做官之人的常情；审察自己的才能而就任官位，是出仕者的常态。若被外物束缚，便不能保持自我；若直行自己的志向，便会触犯世俗；若推辞艰难事务，便违背义理；若为守持节操而牺牲一切，又会失去自身。总的说来，平坦的道路容易沿着走，险峻的道路难以驾驭。因此古人明白谨慎地对待自己所接受的分位，在歧路之间反复警戒自己。假如一个人的志向和行为不受外物牵累，面对生命也不把保全自身放在首位，那么后世又有什么可贬责的呢？古人把贪图安逸作为警戒，难道是在说这几位公卿吗？赞曰：邓、张任太傅，没有过错，也没有声誉。敏锐正直而疑惧法度，防备议论和章句。胡公平庸寻常，只修饰情态和恭敬的外貌。朝廷典章虽然得到治理，但依据正道行事时有时仍会动摇。《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袁安，字邵公，是汝南郡汝阳县人。他的祖父袁良，学习孟氏《易》，平帝时因通晓经学被举荐，任太子舍人；建武初年，官至成武县令。袁安年轻时继承袁良的学业。他为人庄重严肃而有威严，受到州里人的敬重。起初任县功曹，奉檄文到从事那里办事，从事便想让袁安替他给县令送信。袁安说：“公事自有邮驿传递，私人的请托不是功曹所应掌管的。”辞谢而不肯接受，从事害怕，只好停止。后来袁安被举为孝廉，授任阴平长、任城令，所到之处，官吏百姓都敬畏而爱戴他。永平十三年，楚王刘英图谋叛逆，案件交给郡府复查审问。第二年，三府举荐袁安能够治理繁难的政务，任命他为楚郡太守。当时因刘英供词牵连而被捕的人有数千名，显宗非常愤怒，官吏审案急迫，逼迫囚犯痛苦地自诬认罪，因此死者很多。袁安到楚郡后，没有先进入府署，而是先到监狱审理案件，把没有明确证据的人逐一列出，上奏请求释放。府丞、掾史都叩头争辩，认为这样是在阿附反贼，依法应与反贼同罪，不可以这样做。袁安说：“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应当由太守自己承担罪责，不会牵连你们。”于是分别详细上奏。皇帝受到感悟，当即下诏批准，得以释放的有四百多家。一年多后，袁安被征召任河南尹。他的政绩以严明著称，却从未因为贪赃罪而审讯他人。他常说：“凡是学习做官的人，上则希望做到宰相，下则希望做到州牧、郡守。在圣明的时代把人禁锢起来，是我这个河南尹不忍心做的。”听到这话的人都受到感动，奋发自励。他任职十年，京师秩序肃然，声名在朝廷中很高。建初八年，升任太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