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六十二 荀韩钟陈列传 第五十二

译古书说：‘丧葬祭祀的礼制缺失，那么臣下对君主的恩义就会淡薄，背弃死者、忘记生者的人就会增多。’ 曾子说：‘人没有能够自我充分尽孝的机会，如果有，那一定是父母去世的时候！’《春秋传》说：‘上位者所做的事情，百姓就会归向并仿效。’上位者不做而百姓有人去做，所以要加以刑罚；如果上位者所做的，百姓也照着做，又有什么可诛罚的呢？过去丞相翟方进认为自己身为宰相，不能违背制度，母亲去世后只服丧三十六日便除服。失礼的根源，是从上位者开始的。古代遇到大丧，三年内不呼唤死者家门，是为了尊崇国家、厚重风俗、笃行教化。事情失当，就应当纠正；有过错不要害怕改正。天下人都服丧，可以恢复旧礼。臣私下听说，有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才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才有礼义。礼义完备，人们才知道应当如何安置自己的行为。夫妇关系是人伦的开始、王道教化的开端，所以周文王制作《易经》，上经开头是乾、坤，下经开头是咸、恒。孔子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秩序就确定了。’夫妇之道，就是所谓顺应。尧的典籍说：‘把两个女儿下嫁给妫水湾的虞舜，使她们成为虞舜的妻子。’‘降’就是下嫁，‘嫔’就是做妻子。意思是说，即使是帝尧的女儿，下嫁给虞舜时，也仍然要屈身谦下，勤修妇道。《易经》说：‘帝乙嫁出妹妹，获得福祉，大吉大利。’ 古代称女子出嫁为‘归’，意思是商汤按照娶妻的礼仪，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诸侯。按照《春秋》的义理，周天子的女儿嫁给齐国时，让鲁国主持婚礼，并不把天子的尊贵凌驾于诸侯之上。如今汉朝承袭秦朝的法律，设置公主出嫁的仪式，用妻子的身份制约丈夫，用卑下的身份凌驾尊贵的身份，违背乾坤的道理，失去阳先阴后的意义。孔子说：‘过去圣人创作《易经》，向上就观察天上的象，向下就考察大地的法则，参照鸟兽的纹理和土地的宜适；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如今从天上观察法则，则北极星最为尊贵，四星象征妃后。从大地考察法则，则高山象征丈夫，低洼的沼泽象征妻子。观察鸟兽的纹理，鸟类中雄鸟鸣叫，雌鸟能够顺从；兽类中雄兽发声引导，雌兽便跟随。近处取法于自身，则乾卦象征人的头，坤卦象征人的腹。远处取法于万物，则树木的果实属于天，根和根须属于地。阳尊阴卑，大概就是天地的本性。况且《诗经》开篇就是《关雎》；礼制以冠礼、婚礼开始，先端正夫妇关系。天地与六经的宗旨，完全一致。应当改变公主出嫁的制度，以符合乾坤的本性。遵循尧、汤的法则，效法周公、孔子。这样与天地相合而不错误，质问鬼神也不会有疑问。人事如果这样，吉祥的征兆就会从天而降，吉利的符瑞就会从地上出现，五种祥瑞全部具备，各自按照其□而来。‘称为哲，时令就温暖；称为谋，时令就寒冷；称为圣，时令就和风。’五种祥瑞都来齐备，各自按照其□而来。古代圣人建立天地之间的中正原则，并把它称为礼。礼，是用来兴起福祥的根本、止息祸乱的源头。人如果能够委屈自己的欲望而服从礼，福气就会归于他；顺从情欲而废弃礼，祸患就会归于他。推究祸福所对应的原因，就能知道兴衰由何而来。各种礼制之中，婚礼排在首位。所以天子娶十二名妻妾，这是天数；诸侯以下各有等级差别，这是礼制逐级降低。阳的性质纯正而能够施予，阴的形体顺从而能够化育，以礼来调和音乐，节制并宣泄阴阳之气。因此能够增多子孙的祥瑞，招来长寿的福气。到了夏、商、周三代末期，淫乱而没有节制，修筑瑶台、倾宫，陈列数百名妾。阳气在上面耗尽，阴气在下面隔绝。所以周公告诫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了解百姓的劳苦，只顾沉溺享乐，这样也不会长寿。’这是明白的告诫。后世的人希望得到福，却不致力于福的根本；厌恶祸患，却不改变造成祸患的旧路。古书说：‘削平脚趾来适合鞋子，谁说这样愚蠢？为什么要同这种人一道追逐欲望而丧失生命？’实在令人痛心。臣私下听说，后宫采女有五六千人，此外还有随从官员和侍奉使令的人。她们冬夏的衣服、早晚的粮食供给，耗费大量丝帛，掏空府库；征发调运增加数倍，按十分抽一的税率，白白加重无辜百姓的赋税，用来供养这些没有用处的女子。百姓在外面困穷，宫廷内部阴阳之气隔绝不通。因此感动了和气，灾异屡次到来。臣愚昧地认为，凡是没有按照礼法聘娶、也从未被皇帝临幸过的宫女，都应一律遣出，使她们能够婚配。一是疏通怨女旷夫，使阴阳调和；二是节省财物，使府库充实。三是修明礼制，使人获得安宁长寿；四是使阴气配合阳气施化，祈求子孙繁盛；五是减轻劳役赋税，使百姓安定。这确实是国家广大的利益，也是天人共同的大福。寒暑、昏明构成一年，尊卑、奢俭构成礼制；所以要用昏明寒暑的气候，以及尊卑奢约的礼制作为节度。《易经》说：‘天地有节制，四时才能形成。’《春秋传》说：‘只有器物和名号不可以借给别人。’《孝经》说：‘使上位者安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办法。’礼，就是区别尊卑、规定上下等级的制度。过去季氏在庭院中使用天子规格的八佾舞，并没有直接伤害或困扰他人，但孔子仍然说：‘这种事情都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施加威权，只有君主可以赐予福禄，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精美的食物。’这三件事都只能由君主独自行使，臣下不能与之相同。如今臣下僭越君主的服饰，下位者食用上位者的珍贵食物，这就是所谓对自身有害、对国家凶险的事情。应当大略依照古代礼制中尊卑的差别，以及董仲舒所规定的制度区别，严格督察有关官吏，必须实行这些命令。这就是禁止混乱、改善风俗、治理国家所需的要领。上奏后，□官离职回乡。后来遭遇党锢，隐居在海边，又向南逃到汉水之滨，前后十多年以著述为业，于是被称为大儒。党禁解除后，五府一同征辟，司空袁逢举荐他为有道之士，他没有应召。袁逢去世后，荀爽为他服丧三年，当时的人往往受此感化，把它形成风俗。当时人们大多不为妻子服丧，即使正处于亲人丧期，也还有人前去吊问他人的丧事和疾病；又有人私下给君主、父亲以及各位名士加谥号。荀爽都援引大道理，以经典加以纠正，虽然没有全部改变，但也颇有改进。荀爽见董卓残忍暴虐日益严重，必将危害国家，于是董卓所征辟举荐的人，都选择有才干谋略的人，准备共同谋划除掉董卓；他也与司徒王允及董卓的长史何颙等人暗中谋划。适逢生病去世，时年六十三岁。他著有《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汇集汉代成败中可以作为鉴戒的事情，称为《汉语》。还作《公羊问》以及辨析谶纬的著作，另外把他所论述的□，题名为《新书》。共一百多篇，如今大多亡佚残缺。荀爽兄长的儿子荀悦、荀彧都很有名声。荀彧另有传记。

译史论说：荀爽、郑玄、申屠蟠都凭借儒学品行作为处士，多次受到征召，都以有病为由不去。董卓执掌朝政后，又准备礼仪征召他们。申屠蟠、郑玄最终不肯屈身来保全自己的高尚节操。荀爽已经年老，却独自前往，不到一百天便取得卿相之位。或许有人怀疑他取舍的志趣有所乖违，我私下考察他的实情，认为这正是君子出仕或退处的大原则：政治清平时，就弘扬道义以求实现志向；政治衰败时，就暂且濡身入世以匡救时局。荀公急切地自我勉励，是在暂时入世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要违背‘贞吉’而去踩老虎尾巴呢？看他对迁都的议论谦逊委婉，以此救杨彪、黄琬之祸；后来又暗中谋划除掉董氏，几乎振兴国家命运，这正所谓‘极其正直的人外表像有屈曲’，大道本来就曲折迂回。荀悦，字仲豫，是荀俭的儿子。荀俭早年去世。荀悦十二岁时就能讲解《春秋》。家里贫穷，没有书可读，他每到别人家，只要看见篇章书册，读一遍大多就能背诵记住。性情沉静，容貌秀美，尤其喜欢著述。灵帝时宦官掌权，士人多退身隐居，荀悦便托言有病隐居，当时没有人了解他，只有堂弟荀彧特别敬重他。起初被征辟到镇东将军曹操府中，升任黄门侍郎。献帝很喜欢文学，荀悦与荀彧及少府孔融在宫禁中陪侍讲学，早晚谈论。多次升迁，任秘书监、侍中。当时政权转移到曹氏手中，天子只是恭敬地守着自己的职位而已。荀悦有志于进谏劝善、补救政事，但谋略没有施展的地方，于是写成《申鉴》五篇。他所论述辨析的内容，全面揭示了政治体制；写成之后便上奏皇帝。其大意说：道的根本，不过是仁义罢了。用五种常道来经纬贯穿，用各种典籍来补充，用歌咏来表达，用琴瑟来伴奏，用舞蹈来表现；前人的鉴戒已经清楚了，后人还要反复申明。因此古代圣王对于仁义，只是不停地重申和强调而已。治理政事的方法，先要排除四种祸患，然后推行五项政务。第一是虚伪，第二是徇私，第三是放纵，第四是奢侈。虚伪会扰乱风俗，徇私会破坏法令，放纵会越过轨道，奢侈会败坏制度。这四种祸患不除，政事就无从施行。风俗混乱，道德就荒废，即使天地也不能保全其本性；法令败坏，世道就倾覆，即使君主也不能守住法度；越过轨道，礼制就灭亡，即使圣人也不能保全其道；制度败坏，欲望就会放纵，即使四方之地也不能满足它的需求。这就叫四患。发展农业和蚕桑来养活百姓，审察人们的好恶来端正风俗，传播文化教化来彰明教化，建立武备来掌握威势，明确赏罚来统摄法令。这就叫五政。人如果不怕死，就不能用罪刑使他恐惧；人如果不以活着为乐，就不能用善行来劝勉他。即使让契布施五教、皋陶担任士官，政事也无法推行。所以在上位者应先使百姓财产丰足，以安定他们的志向。天子亲自耕种籍田，皇后随后在宫中养蚕；国家中没有游手好闲的人，田野里没有荒废的产业；财物不被商贾滥用，民力不被任意征发，以此周全百姓的生活。这叫养生。君子之所以能够感动天地、应合神明、端正万物而成就王道教化，必定在于真实坚定。所以在上位者应当审慎确定人们所喜爱和厌恶的事。善恶以功劳和罪过为标准，毁誉以实际验证为依据。听取言论时考察事实，举用名声时核查实际，不被欺诈虚伪迷惑，以荡涤众人的心灵。这样，事情没有不核实的，万物没有不切实的，善行没有不显扬的，恶行没有不彰明的，风俗中没有奸邪怪异，百姓没有淫靡风气。百姓上下都看见利害关系在于自身，所以恭敬肃穆自己的内心，谨慎修养自己的行为，内心不反复迷惑，对外没有非分的希求，于是民心就平定了。这叫正俗。君子用情理来感化，小人用刑罚来制约。荣辱，是赏罚的精华。所以用礼教和荣辱施加于君子，是从情理上感化他；用枷锁、鞭打、扑责施加于小人，是从刑罚上制约他。君子连羞辱都不触犯，更何况刑罚呢！小人连刑罚都不顾忌，更何况羞辱呢！如果教化废弃，就会把中等资质的人推入小人的境地；如果教化施行，就会把中等资质的人引入君子的道路。这叫彰明教化。小人的情性，宽缓就会骄傲，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怨恨，怨恨就会叛乱；处于危急时就谋划作乱，处于安逸时就产生欲望，若没有威势和武力就无法惩治。因此在上位者必须有武备，以防备意外，遏止盗寇暴虐。平安无事时把它交给内政使用，有事时就用于军旅。这叫掌握威势。赏罚，是政事的权柄。明确赏赐、必定惩罚，审慎守信、谨慎发布命令；用赏赐劝勉善行，用惩罚惩戒恶行。君主不随意赏赐，并不只是爱惜财物；赏赐如果随意施行，善行就不会受到鼓励。不随意惩罚，也不是因为怜惜犯人；惩罚如果随意施行，恶行就不会受到惩戒。赏赐不能鼓励善行，叫作阻止善行；惩罚不能惩戒恶行，叫作放纵恶行。在上位者如果能不阻止臣下行善，不放纵臣下作恶，国家的法令就建立起来了。这叫统摄法令。四患都被清除，五政又已建立，实行时要真诚，守持时要坚定，简约而不懈怠，疏朗而不遗漏；以无为的方式施行，使它自行发挥；不把事务当作烦扰，使它们自行交相运行。不严肃强制也能成功，不严厉督促也能教化；君主垂衣拱手、谦恭揖让，天下就太平了。这就是治理政事的方法。他又说：公主出嫁的制度不是古制。把两个女儿下嫁给虞舜，是陶唐氏的典制；‘嫁妹大吉’，是帝乙的教训；周天子的女儿嫁给齐国，是周王朝的礼制。以阴压阳违背天道，以妇凌驾丈夫违背人伦。违背天道就不祥，违背人伦就不义。古代天子、诸侯遇到大事，必定要到宗庙禀告。朝廷中有两位史官，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情；事情写成《春秋》，言语写成《尚书》。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善恶、成败没有不保存下来的。下至士人和庶民，只要有卓异的表现，都记载在典籍中。有的人想显名却不能显名，有的人想隐居而名声反而彰显。得失只在一朝，荣辱却流传千载。善人因此受到鼓励，淫邪之人因此感到恐惧。如今应当完备设置史官，掌管这些典籍文书，记录人物的行为和政事；每年年终，把这些记录呈报尚书，以辅助赏罚，弘扬法令教化。皇帝看了以后认为很好。皇帝喜爱典籍，常认为班固《汉书》文字繁多，难以省览，于是命令荀悦依照《左氏传》的体例编写《汉纪》三十篇，并下诏让尚书供给笔札。文章简约而事情详尽，议论辨析多有精美之处。他在序言中说：‘从前上古圣人，只是建立皇道的最高准则，贯通天地，观察天象、建立法则，于是创制文字契券，以沟通宇宙；把它宣示于王庭，作用非常重大。先王发扬光大宏伟事业，在当时的华夏施行。后代君主也要永世把它作为典范。建立典范有五种意义：一是通达道义，二是彰明法式，三是贯通古今，四是记载功勋，五是表彰贤能。这样，天人之间的关系、事物的适宜，全都清楚显著，没有不完备的。世世代代遵循这种轨道，不使事业陨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增减盈虚，因时而变。虽然褒贬各有不同，但原则是一致的。汉朝历经四百零六年，拨乱反正，实行武治、兴起文教，永远思念祖宗的宏大事业，想使光辉开启于万代子孙。’ ‘圣上神情肃穆，只忧虑文治，回顾前代、思考后世，继承并延续先业，阐明并崇奉宏大的治国方略，命令建立国家典制。于是缀辑□旧书，用来编述《汉纪》。中兴以前，贤明君主和贤能臣子的得失规律，也足以供人观鉴了。’ ‘我是武王。寻求有美德的人并任用他们，所以陈述这些事于夏朝，并歌咏它们。’

译又著有《崇德》《正论》以及其他论著数十篇。六十二岁时，建安十四年去世。韩韶，字仲黄，颍川郡舞阳县人。年轻时在郡中任职，后来被征辟到司徒府。当时太山盗贼公孙举伪称名号，已经多年，郡守县令不能击破遣散他们，很多人因此获罪。尚书选拔三府属官中能够处理繁难事务的人，于是任命韩韶为赢长。盗贼听说他贤能，互相告诫不进入赢县境内。其余各县大多受到盗寇侵扰，农耕蚕桑荒废；那些流入县境、寻求衣服粮食的人非常多。韩韶怜悯他们饥饿困顿，于是打开仓库赈济，所供养的有一万多户。主管官员争辩说这样做不可以。韩韶说：‘能够使沟壑中的人活下来，即使因此获罪，我含笑入地也心甘情愿。’太守一向知道韩韶的声望和德行，最终没有让他因此获罪。他因病死在任上。同郡的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人为他立碑颂扬。他的儿子韩融，字符长。年轻时就能辨析事理，不从事章句训诂之学，声名非常盛大，五府都征辟他。献帝初年，官至太仆。七十岁时去世。钟皓，字季明，颍川郡长社县人。是郡中的著姓，家世擅长刑法。钟皓年轻时以品行笃厚著称，公府接连征辟；因为两个兄长还没有出仕，便避居密山，以《诗经》和法律教授门徒一千多人。同郡陈寔，年龄比钟皓小，钟皓邀请他结为朋友。钟皓任郡功曹时，恰好被征辟到司徒府，临行告辞时，太守问：‘谁可以接替你？’钟皓说：‘明府如果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西门亭长陈寔可以。’陈寔听到后说：‘钟君好像不善于识人，不知道为什么唯独看中了我？’不久钟皓自我弹劾而离职。前后九次被公府征辟，又被征召任廷尉正、博士、林虑长，都没有就任。当时钟皓和荀淑都受到士大夫的归附仰慕。李膺常叹息说：‘荀君清明的见识很难有人超过，钟君最高的德行可以作为老师。’ 钟皓兄长的女儿，是李膺的姑母。钟瑾好学仰慕古人，有谦退礼让的风范，与李膺同年，都有声望。李膺的祖父、太尉李修常说：‘钟瑾像我们家的品性，国家有道时不会被废弃，国家无道时也能免于刑戮。’于是又把李膺的妹妹嫁给钟瑾。钟瑾被州府征辟，却从未屈抑自己的志向。李膺对他说：‘孟子认为，人如果没有辨别是非的心，就不是人。弟弟怎么能期望不与孟轲相同呢？’钟瑾常把李膺的话告诉钟皓。钟皓说：‘过去国武子喜欢揭发别人的过错，以致成为怨恨的根源。最终能够保全自身和家族，你所走的道路才是可贵的。’他平时用来教诫人的话，大多就是这一类。六十九岁时，死于家中。各位儒者颂扬他说：‘林虑有美好的德行，不合礼法的事情绝不处置。喜爱《诗经》《尚书》，弹琴以古乐为乐。五次接受州里的征召，九次应答三公府的征辟。对王命迟疑退让，终年从容自得。’ 钟皓的孙子钟繇，建安年间任司隶校尉。陈寔，字仲弓，颍川郡许县人。出身于单寒微贱的家庭。从小即使在嬉戏玩耍时，也受到同伴们的归附。年轻时做县吏，常常供差役驱使，后来任都亭刺佐。但他有志向、爱好学习，坐着站着都诵读书本。县令邓邵试着同他交谈，认为他奇异，允许他到太学学习。后来县令又召他做官吏，他便避居阳城山中。当时有杀人者，同县的杨吏怀疑是陈寔所为，县里于是将他逮捕拘禁，拷打审问却没有证据，后来才释放。等到陈寔任督邮，便暗中托请许县令，以礼征召杨吏。远近听说这件事的人，都感叹佩服。家里贫穷，他又任郡西门亭长，不久转任功曹。当时中常侍侯览托请太守高伦任用一个吏员，高伦教令把那人署任为文学掾。陈寔知道那人不合适，便带着檄文请求见太守，说：‘这个人不适合任用，但侯常侍又不能违背。我请求把他从外部署任，不要让明公的德名受到玷污。’高伦听从了他。于是乡里舆论责怪陈寔没有举荐那人，但陈寔始终没有说出实情。后来高伦被征召任尚书，郡中的士大夫把他送到轮氏传舍。高伦对众人说：‘我以前因为侯常侍的请求任用官吏，陈君暗中拿着教令退还给我，却对外说是我署任的。近来听说议论的人因此贬低他，这个过错是由于故友害怕忌惮强权。陈君可以说是有了善事就归功于君上，有了过错就归咎于自己的人。’陈寔坚决把过失归到自己身上，听到的人才感叹不已，因此天下人都佩服他的德行。司空黄琼征辟他，选任他处理繁难事务，补任闻喜长，一个多月后因遭遇丧事离职。后来又两次升迁，任太丘长。他修养德行，清静治理，百姓因此安定。邻县前来归附的人，陈寔总是训导劝解，遣送他们各自回到本籍，等所属官员巡行到来处理。属吏担心会有人来诉讼，报告说想禁止这种做法。陈寔说：‘诉讼是为了寻求公正，禁止诉讼还怎么申诉道理？不要加以拘束。’ 主管官员听后叹息说：‘陈君说得如果这样正确，哪里还会有人怨恨他呢？’最终也没有人来诉讼。后来因沛相赋税征敛违法，陈寔解下印绶离任，官吏百姓都追念他。后来逮捕党人，事情也牵连到陈寔。其他人多逃避以求免罪，陈寔说：‘我如果不进入狱中，众人就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于是请求入狱。遇到赦免而得以出狱。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征辟他为属官。当时中常侍张让的权势压倒天下。张让的父亲去世，回颍川安葬，虽然全郡的人都到了，却没有名士前往，张让感到十分羞耻，陈寔于是独自前去吊丧。后来又诛杀党人时，张让感念陈寔，所以多方保全宽宥他。陈寔在乡里，公平平和地率领教化众人。有人发生争讼，他总是寻求公正裁判，向他们说明曲直，退去后没有人心怀怨恨。甚至有人感叹说：‘宁可受到刑罚加身，也不愿被陈君指责为品行不佳。’当时年成荒歉，百姓贫困，有个盗贼夜里进入陈寔家中，停在房梁上。陈寔暗中看见了，便起身整理衣冠，叫来子孙，神色严肃地教训他们说：‘人不能不自我勉励。不善良的人未必本来就是恶人，只是习惯养成了性情，终于到了这种地步。房梁上的君子就是这样的人！’盗贼大吃一惊，自己从梁上投到地面，叩头认罪。陈寔慢慢劝导他说：‘看你的相貌，不像恶人，应当深刻约束自己，改过向善。不过这大概是由于贫困所致。’于是命人送给他两匹绢。从此全县不再有盗窃。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次被授任公卿，百官都来祝贺，杨赐等人常常叹息陈寔还没有登上高位，认为在他之前受任而感到惭愧。党禁刚刚解除时，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派人诚恳地敦请陈寔，想破格上表推荐他担任越级的官位。陈寔便谢绝使者说：‘我已经很久断绝人事往来，只整理头巾等待终老罢了。’当时三公职位每有空缺，议论的人都推举陈寔；他多次受到征召，最终仍不出仕，闭门悬车，栖彁养老。中平四年，八十四岁，在家中去世。何进派使者吊祭，海内赶来吊唁的有三万多人，穿着丧服的人以百计。众人共同刻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有六个儿子，陈纪、陈谌最为贤能。

译陈纪，字符方，也以最高的德行著称。兄弟们孝顺奉养父母，家庭和睦，后辈士人都推崇仰慕他们的风范。遭遇党锢后，他发愤著书数万字，名为《陈子》。党禁解除后，四府一同征召他，他没有屈志就任。遭逢父亲丧事，每当悲哀之情发作，便吐血昏厥；即使丧服已经除去，因长期毁伤消瘦，几乎丧失生命。豫州刺史赞美他的至高品行，上表报告尚书，并把他的画像公布于各城，用来砥砺风俗。董卓进入洛阳后，派人到他家中授任五官中郎将；陈纪不得已来到京师，升任侍中。后来出任平原相，前去拜访董卓。当时董卓想迁都长安，便对陈纪说：“三辅地区平坦宽阔，四面险要坚固，土地肥沃，号称‘陆海’。如今关东起兵，我恐怕洛阳不能久居。长安还有宫室，现在想向西迁都，你看怎么样？”陈纪说：“天下有道，守卫国家的力量在于使四方夷狄归服。应当修明德政，以怀柔不归附者。迁移皇帝，实在是最下策。我认为您应把政务交给公卿，专心治理外任之事；如果有人违抗命令，就用武力威慑他。如今关东起兵，百姓不堪忍受。您若谦退而远离朝政，率军讨伐，那么这些陷于水深火热的百姓或许还能保全；如果想把皇帝迁走来使自己安定，那就会有像累卵一样危险、像山势峥嵘一样险恶的后果。”董卓对此非常违逆，但敬重陈纪的名望品行，便没有再说什么。当时朝廷商议想任命陈纪为司徒，陈纪见祸乱正在发生，不再推辞，于是立即赴任郡职。皇帝又下玺书追授他为太仆，并征召他任尚书令。建安初年，袁绍任太尉，把职位让给陈纪；陈纪不接受，于是改拜大鸿胪。七十一岁时，死于任上。他的儿子陈髃，任魏国司空。天下人认为他是公卿中的公卿、卿大夫中的长者。陈纪的弟弟陈谌，字季方。他与陈纪德行相当、志趣相同，父子三人都享有很高的声名，当时号称“三君”。每当公府征召他们，常常同时发出旌命，送来的羔羊和雁等礼物成群结队，当时的人没有不以此为荣耀的。陈谌早逝。评论说：汉朝自中期以后，宦官恣意横行，所以社会风气竟把隐遁自身、矫饰清高、放言议论当作高尚。士人中若有不谈这些的人，连农夫牧童都要对他大声嘲骂。因此时政越来越昏暗，而这种风气却越来越盛。只有陈先生进退取舍的节操，确实可以作为标准。他立足于德，所以外物不能侵扰；安处于仁，所以不脱离众人；德行在自身成就，又以道训导天下，因此凶恶邪僻之人不能用权势夺取他的志向，王公贵人也不能凭尊贵使他骄屈。这就是为什么上层的声教已经废弛，而下层的风俗仍然清明。赞曰：二李以德行作师，陈君以高洁为友。韩韶出仕为吏，盗寇也因他而感怀道义。太丘陈君深厚博大，成为我辈遵循伦理的规范。曾有这样的深远法则，使浅薄的人也变得淳厚。家族的福庆根基既已开启，颍水之滨又有兴盛的后嗣；二方承继法则，八位慈贤接续遗风。《后汉书》卷六十三《李杜列传》第五十三。李固字子坚，是汉中郡南郑县人，司徒李合的儿子。李合的事迹记载在《数术传》中。李固的相貌有奇异的特征：头顶像鼎的两角，额骨隐约如犀角，脚底有龟背纹。年轻时喜欢学习，常常步行寻找老师，不以千里为远。于是广泛研究阅读古代典籍，结交英俊贤能的人。四方有志之士，大多仰慕他的风采，前来向他学习。京师人都赞叹说：“这又成了一个李公了。”司隶校尉、益州刺史都下令郡国荐举孝廉，又征辟他为司空府属官，他都没有接受。脚底有龟背纹的人能做到二千石的官职，见于相书。他博览古今，通晓风角、星算、河图、谶纬，能够仰观天象、俯察占验，穷究神妙而知晓变化。每次到太学，他都暗中进入公府，拜见并问候父母，不让同学诸生知道自己是李合的儿子。阳嘉二年，发生地震、山崩、火灾等异变，公卿推荐李固回答策问；皇帝又特意询问当今世道的弊病以及为政所应采取的措施。李固回答说：臣听说，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把山川视为珍宝。王道施行得当，阴阳就会和谐；政治教化乖谬，就会发生山崩地震等灾变。这些都是关系到上天意志、并在现实事物中显现出来的征兆。教化要靠官职分工来成就，官员要靠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古代进用人才，是因为有德行并且有天命；如今进用人才，只看钱财和势力。臣听说诏书力求宽厚博大，憎恶严酷暴虐。但如今长吏多以杀伐来取得声名的人，必定得到升迁奖赏；那些保持宽厚和善、没有党羽援助的人，却常常被斥退驱逐。因此淳厚的风气不能宣扬，雕琢浮薄的习俗也没有革除。即使刑罚繁多、禁令严重，又怎么会有益处？先前孝安皇帝变乱旧有典章，给阿母封爵，于是制造妖异之事，使樊丰一类人趁机掌权、放纵恣肆，侵夺君主威权，改乱嫡系继承人，以至于使圣上本人狼狈不堪，亲自遭受了那场艰难。圣上既从困危中解脱出来，像龙腾飞一样登上帝位，天下人都仰首期待，希望看到新的政治风气。积弊之后容易实现中兴，实在应当充分地思考善治之道；可是议论的人仍说，如今的情形又和从前一样。臣隐居山野草莽，想到这些实在痛心伤怀。自汉朝兴起以来，三百多年间，贤君圣主相继，共有十八位皇帝，难道没有受过乳母的恩惠吗？难道忘记了给她们高贵爵位的恩宠吗？然而他们向上敬畏天威，向下考察经典，知道这样做不合义理，所以没有封国。如今宋阿母即使有很大的功劳和勤谨的德行，也只要增加赏赐，就足以酬答她的劳苦；至于分割土地、建立封国，实在违背旧典。听说宋阿母性情谦虚，必定会谦让，陛下应当允许她辞去封国，以成就长久安定的福祉。宋均注说：“以天为父，是在圜丘举行祭祀；以地为母，是在方泽举行祭祀；以日为兄，是在东郊祭祀；以月为姊，是在西郊祭祀。” 妃嫔皇后的家族之所以很少能够保全，难道是天性如此吗？只是因为爵位尊贵显赫，专擅总揽权柄，而天道厌恶盈满；他们又不知道自我损抑，所以终于跌倒覆灭。先帝宠爱阎氏，给的职位名号升得太快，所以他们遭受灾祸，片刻之间就发生了。老子说：‘进取太猛，退得也快。’如今梁氏是皇帝的姻亲，居于椒房，按礼制虽不受臣礼，以高爵尊崇，也还可以；但他的子弟和随从，荣耀显贵一并增加，与永平、建初年间的旧例相比，实在不应如此。应当命令步兵校尉梁冀以及各位侍中回到黄门之官任职，使权力离开外戚，政事归于国家，难道不是好事吗？诏书又规定，侍中、尚书、中常侍等宦官的子弟不得任吏或被荐举为孝廉，是因为他们掌握威权，容易容纳请托。然而中常侍身处皇帝近侧，声势震动天下，他们的子弟出仕享禄，竟然没有限制。即使表面上托言谦逊沉默、不干预州郡事务，那些谄媚虚伪的人仍会望风而荐举他们。现在也可以为此设立固定禁令，和中臣一样对待。从前馆陶公主替儿子求取郎官，明帝没有答应，只赏赐钱一千万。之所以轻视给丰厚赏赐，却重视不给不合适的官位，是因为任官用人失去人才，会祸害百姓。我听说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人，没有其他功劳德行，一开始任命就直接授予实职。这虽是小过失，却会逐渐败坏旧有法章。先圣的法度，应当坚决守护；政治教化一旦跌落，百年也不能恢复。《诗经》说：‘上帝反复无常，百姓最终都困苦。’这是讥刺周王改变祖先的法度，所以使百姓几乎都陷于疾病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