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第三十九

译从事根本行业的人少，依靠浮泛生活而不劳作的人多。《诗经》说：“商邑整齐盛大，四方都以它为准则。”如今考察洛阳，依靠工商业末业生活的人，是农夫的十倍；虚伪游荡、不事生产的人，又是从事末业者的十倍。这样，一个男子耕田，却要供养一百人；一个妇女养蚕，却要供给一百人衣服；以一人供养百人，谁能负担得起？天下有百郡、千县，市场城邑数以万计，大多都是这样。根本行业和末业不能相互供养，百姓怎么能不饥寒？饥寒一同到来，百姓怎么能没有奸邪盗窃？奸邪盗窃越来越多，官吏怎么能不施行严酷的刑罚？严酷刑罚屡屡加重，百姓怎么能没有愁苦怨恨？愁怨的人多了，各种灾异就一同降临。百姓无以为生，而上天降下灾害，国家就危险了。贫穷产生于富足，衰弱产生于强盛，混乱产生于教化，危险产生于安定。因此，贤明的君王养育百姓，总是为他们忧虑、使他们劳作，教导他们、训诲他们，谨慎防范细微的苗头，以断绝邪恶。所以《易经》赞美节制和制度；节制既不损耗财物，也不伤害百姓。《七月》这首诗，从大事小事都加以教导，周而复始。由此看来，人本来就不可以放纵。如今人们奢侈地穿衣，过度地饮食，专在口舌上用心，习惯于巧言欺骗；有的以谋划奸邪、结党任事为业，有的以游荡赌博、持械掩捕为事。壮年男子不拿锄头扶犁，却怀揣弹丸、携带弹弓，结伴上山游玩；有的喜欢取土制成弹丸出售，既不能在外抵御盗寇，也不能在内禁止鼠雀；有的制作泥车、瓦狗等供嬉戏玩耍的器具，用巧诈小技欺骗儿童；这些全都没有益处。《诗经》讽刺说：“不纺绩麻布，却在市集上婆娑游荡。”又有些妇女不料理家庭饮食，停止养蚕织布，反而学习巫术祝祷，击鼓起舞侍奉神灵，借此欺骗诬惑平民，迷乱百姓家的妻女。那些贫弱多病的人家，心中忧愁愤懑，容易受到恐吓。以至于他们奔走求取所谓吉时，离开正常住宅，走在崎岖的道路旁，受到风寒侵害，成为奸人的获利对象，也落入盗贼之手。有的人不断增加灾祸、加重祟祸，直到死亡，却不知道自己被巫术欺骗误导，反而怨恨侍奉神灵太迟，这是妖妄到了极点。有的刻画精美的丝织品，用来书写祝辞；有的虚饰巧言，希望求得福禄；有的糜费折损金银彩帛，把器物做得过分宽大；有的截断各种丝缕，缠绕在衣带和手腕上；有的裁切绫罗纱縠，缝缀成旗幡。所有这些，往往只需一百匹缣，却耗费千倍的功夫；毁坏坚实之物而制造虚伪之物，以容易之事改作困难之事，坐吃上等粮食，白白消耗时日。山林尚且不能供野火焚烧，江海尚且不能填满漏水的船，这些事情都应当禁止。从前孝文皇帝亲自穿粗厚的黑色丝织衣，穿皮鞋，系皮带。如今京师贵戚的衣服饮食、车舆、住宅，奢侈超过王者制度，实在太过分了。他们的随从、车夫、仆人和姬妾，全都穿着彩色织物、锦绣绮纨、葛布和越地细布，使用犀角、象牙、珠玉、琥珀、玳瑁，住宅用石山隐蔽装饰，以金银错嵌雕镂，极尽华丽奢靡，彼此转相夸耀。嫁娶时，车乘绵延数里，红色帷幕铺满道路；骑奴和侍童夹在车旁，一同牵引车马。富人争相攀比，贫人以赶不上为耻，一次宴飨的花费，就足以败坏一生的家业。古代必须有天子命令，才可以穿丝绸、乘车马；如今虽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应让平民大致采用孝文皇帝的制度。古代安葬死者，只用柴薪厚厚包裹尸体，埋在荒野，不筑封土，不植树木，丧期也没有固定期限。后世圣人改用棺椁，桐木作棺，葛布作绳束，下面不使棺木接触泉水，上面不使臭气泄出。中古以后，逐渐改用楸、梓、槐、柏、杶、樗等木材，各依当地土产，适量使用胶和漆，使棺木坚固可凭、足以承受使用，不过如此而已。如今京师贵戚一定要使用江南的楠木、樟木和豫章木。边远下等地区也竞相仿效。楠木、樟木、豫章木产地极远，要在高山砍伐，从深谷中运出，进入大海、乘淮水而行，再逆黄河、溯洛水而上；工匠还要雕刻，前后耗费日月，聚集许多人才能搬动，动用很多牛才能运到，木料重达千斤，耗费相当于一万人的劳力。向东运到乐浪，向西运至敦煌，万里之地都因此耗费力役、损伤农业。古代只筑墓而不起坟，中古只起坟而不增高。孔子母亲去世时，坟高四尺，遇雨便坍塌，弟子请求修整，孔子哭着说：“古人不修墓。”后来孔鲤去世，有棺木而没有外椁。汉文帝葬在芷阳，汉明帝葬在洛南，都不把珠宝藏入墓中，不兴建高大的陵墓；坟墓虽然低矮，德行却最高。如今京师贵戚和郡县豪门，活着时不能极尽奉养，死后却大办丧事。有的甚至使用金缕玉匣、楠木和楩木，埋藏许多珍宝、偶人、车马，修建高大的坟墓，大量栽种松柏，建造庐舍祠堂，一味追求崇高华丽和奢侈。考察鄗毕之陵、南城之墓，周公并非不忠，曾子并非不孝；爱戴君主、敬爱父亲，不在于聚敛财物；显扬名声、使亲人显贵，也不需要车马。从前晋灵公征收许多赋税来雕饰宫墙，《春秋》认为他不配做君主；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他们不配做臣子。何况群司、士人和平民，怎么可以僭越奢侈，超过君主和上天的法则呢？《实贡篇》说：国家因贤能而兴盛，因谄媚而衰败；君主因忠诚而安定，因奸佞而危险。这是古今一贯的论断，也是当时人人都知道的道理。然而衰败的国家、危险的君主接连不断，难道是当时没有忠信正直之士吗？实在是因为他们的治国之道不能施行罢了。十步之内必有茂盛的草，十户人家的小邑中必有忠信之士。因此，商朝混乱时有三位仁人，小小的虞国也有许多君子。如今凭大汉广阔的土地、众多的士民、清明的朝廷和上下整饬的政治，却出现官府没有善吏、职位上没有良臣的情况。这难道是当时没有贤人吗？想来确实是选取人才违背实际。立志求道的人少而且少有同道，追逐世俗的人多而且多有同党，所以朋党徇私，背弃实际而趋向浮华。推荐士人时，不再依据他们的资质才干，考察他们的才能品行，只是虚造声誉，妄自增饰声望。粗略统计所推荐的人，每年将近二百人。查看他们的外在名声，似乎德行可与颜回、冉耕相比；详细核查他们的能力，却很少赶得上普通人，大家都只是共同谋求升官，彼此推举援引。士人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任用，不必要求样样完备。所以四位贤友各有长处，也不能彼此兼备；三位仁人一同被推举出来，所做的事却各有不同。汉高祖辅佐天命、建立功业，出身于灭亡秦朝的时代；汉光武帝得到士人辅佐，也借助了王莽暴乱后的时势。何况太平时代，难道会说没有士人吗？贤明君主发布诏令如同声音，忠臣应和如同回声；长短、大小、清浊、快慢，都必然彼此相应。况且攻玉要用石，洗金要用盐，漂洗锦缎要用鱼，洗布要用灰。事物本来就有借卑贱来治理尊贵、由丑陋来化成美好的情形。聪明人应当舍弃短处、取用长处，以成就功业。如今如果推荐士人一定要按实际考核，即使有小毛病，也不要强行粉饰，无论出仕、退处、沉默还是言说，都各按其才能所适宜的方向使用，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一类人才，有什么不能招致的呢？吴汉、邓禹、梁统、窦融这一类人，也可以踮足期待他们到来。孔子说：“不是没有思考过，真正思考了，哪里会觉得遥远呢？” 《爱日篇》说：

译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有百姓；百姓之所以成为百姓，是因为有粮食；粮食之所以丰足增长，是因为有百姓的劳作；劳作之所以能够建立功效，是因为有每天的劳力。治理得好的国家，日子宽舒而长久，所以百姓有闲暇、劳力有余；混乱的国家，日子急促而短少，所以百姓困顿忙乱、劳力不足。所谓日子宽舒长久，并不是说羲和驾驭太阳运行得安稳，而是说君主贤明、百姓安静，因而劳力有余；所谓日子急促短少，也不是说日度有所减少，而是说上层昏暗、下层混乱，因而劳力不足。孔子说：“人口已经众多，就使他们富裕；已经富裕，就教导他们。”所以礼义产生于富足，盗窃发生于贫穷；富足产生于宽裕闲暇，贫穷起因于没有时间和劳力。圣人深知劳力是百姓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所以致力于减少徭役，使百姓珍惜时间。因此尧命羲和，敬慎地顺应上天，恭敬地把农时授予百姓。汉明帝时，公车署因为“反支日”而不接受章奏，明帝听说后感到奇怪，说：“百姓废弃农桑，远道来宫阙申诉，却又受到禁忌拘束，这难道是为政的本意吗？”于是便废除了这种制度。如今受冤的百姓仰望着希望申诉，县令和县长却把自己看作神灵；百姓废弃农桑而赶赴官府，接连不断地走在道路上。不是早晚进食的时间就不能通报，不合官员心意就不能见面。有的连续数日、数月，只能相互观望；有的转而请托邻里，供给粮食并陪同应答。年成已经因此受损，天下难道没有人会因此挨饿吗？见《阴阳书》。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由此说来，中等才能以上的人，足以评议是非曲直；乡、亭及各部门的官吏，也有能够承担裁决的人，但他们大多枉曲事实，想来是有原因的。事情正当的人依靠正理而不屈服，事情理亏的人便用谄媚的心意行贿。不屈服，所以得不到官吏的恩惠；行贿，所以在法律面前显得偏私。若案件出现反复，官吏就应当因此获罪；官吏因为害怕获罪，不得不在公堂上枉曲事实。凭一个贫弱百姓、少有党援的力量，去同豪强官吏对簿公堂，势力上能不受屈吗？县府听从属吏的话，所以也和属吏站在一起。若案件出现反复，县官也应当获罪；县官因为害怕获罪，便把案件推给郡府。凭一个百姓的轻微地位，去同一县对讼，道理怎么能够申明？案件再有反复，郡官也要获罪；郡官因为共同承担罪责，便又把案件推给州府。凭一个百姓的轻微地位，去同一郡对讼，事情怎么可能获胜？既然不肯审理，百姓只好远赴公府。公府又不能明察，便拖延数月甚至数年。贫弱者没有条件长期拖延，强富者却可以拖延上千日。像这样审理诉讼，哪里还能纠正什么冤屈？正直之士心怀怨恨却不被信任，奸猾之吏助长奸邪却不受惩处，这就是小民容易受到侵害、天下所以多有困穷的原因。姑且不说上天感到痛苦而降下灾害，只从人的劳作和实际事务来说：从三府、州、郡直到乡、县主管事务的官吏，以及诉讼的百姓，因官事相连而彼此查验、对答，每天大约有十万人。一人有事，另有二人办理，这样每天就有三十万人废弃自己的事业。按中等农民计算，这就意味着一年有三百万人要因此挨饿。既然如此，盗贼从哪里消灭，太平又凭什么兴起呢？《诗经》说：“没有人肯顾念混乱，谁没有父母呢？”百姓不能富足，君主同谁一起富足？难道可以不深思吗！难道可以不深思吗！《述赦篇》说：凡是医治疾病，必须先知道脉象的虚实、气机郁结的所在，然后制定药方；这样疾病才可以治愈，寿命才可以延长。治理国家，也必须先知道百姓的痛苦所在、祸患的起因，然后制定禁令；这样奸邪才可以堵塞，国家才可以安定。如今危害善良百姓最严重的事情，没有比屡次赦免和赎罪更大的了。赦免、赎罪次数多，恶人就会兴盛，善人就会受伤。这一点怎么证明呢？那些谨慎□的人，自己不犯错误；又有些担任官吏、正直不阿、不回避强暴权势的人，却被奸猾党羽横加诬陷，这都是因为他们知道赦免不久就会到来的缘故。善人君子受到侵害、心怀怨恨而能到宫阙申明自己冤屈的，万人中也没有几个；这几个人中能够得到审查询问的，百人中不过一个；即使面见尚书后仍被空手遣返的，又有十分之六七。那些轻薄奸邪的人，既已陷入刑法，受害者一家都希望他们被杀戮，以发泄长期积蓄的愤恨；可是反而一下子全都得到赦免释放，使恶人高会夸耀，老盗贼穿着赃物经过受害者家门，孝子见到仇人却不能报仇，遭盗的人丢失财物也不敢索取，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养育莠草会伤害庄稼，宽惠奸邪会损害善良百姓。《尚书》说：“文王制定刑罚，对这些人施刑而不赦免。” 先王制定刑法，并不是喜欢伤害人的肌肤、断送人的性命，而是为了树立威严，惩治奸邪和恶人，消除人们的祸害。所以经典说：“上天把有德之人奉为君主，五服五章啊；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刑五用啊。”《诗经》讽刺说：“那个人本来应当有罪，你反而替他脱罪。”古代只有最初受天命而建立王朝的君主，承接天下极度混乱的局面，盗寇、奸邪和违法者横行，难以用法令禁绝，所以不得不实行一次赦免，让他们重新开始，以养育万民，完成伟大的教化。这并不是要养护奸邪、使罪犯活命，放纵上天所憎恶的人。那些本性邪恶的人，是百姓中的豺狼；即使得到宽赦的恩泽，最终也没有悔改之心。早晨刚脱下沉重的枷锁，晚上又回到监狱；即使有严明的令尹，也不能使他们彻底改邪归正。这是为什么呢？凡是敢于犯下大奸大恶的人，才智一定超过〔觽：字形疑误〕，而且能够自行向上位者献媚。他们常常把得来的财物四处散发，用谄媚的话奉承上级，借此相互驱使…… 如果没有第五公那样廉洁正直的人，谁能不被他们收买呢？

译议论者多说：“长久不赦免，奸邪就会炽盛，官吏也无法制止；应当多次施行赦免，以使奸邪势力消散。” 这说明他们没有弄清政治混乱的根源，也没有察觉祸福产生的原因。后来度辽将军皇甫规解除官职，回到安定；乡里有个人靠财货买得雁门太守的职位，也离职回家，拿着名刺来拜访皇甫规。皇甫规躺着不迎接，等他进来后问：“你先前在郡中任职时，吃雁肉吃得很美吗？”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报告王符在门外。皇甫规平素听说过王符的名声，于是惊慌起身，来不及系好衣带，趿着鞋出去迎接，牵着王符的手回来，与他同坐，欢聚尽兴。当时人因此编成话说：“只是去拜见二千石，还不如去见一个缝掖。”意思是说，读书人的道义最为可贵。王符最终没有出仕，死在家中。“大掖”所指的衣服，是大袖子的单衣。仲长统，字公理，是山阳高平人。年轻时喜爱学习，广泛涉猎经书文籍，长于文章辞藻。二十多岁时，在青、徐、并、冀之间游学，同他交往的人大多认为他非同寻常。并州刺史高干是袁绍的外甥，素来显贵而有名望，招揽四方游士，士人多归附于他。仲长统拜访高干，高干以优厚礼遇接待他，并向他询问当时的事情。仲长统对高干说：“您有雄心，却没有与之相称的才干；喜爱士人，却不能选择人才，这是我深深告诫您的地方。”高干一向自负，不接受他的话，仲长统便离开了他。不久，高干以并州反叛，最终失败。并州、冀州的士人都因此认为仲长统非同寻常。仲长统性情豪放洒脱，敢于直言，不拘泥于小节，沉默或言说没有常态，当时有人称他为狂生。每当州郡征召他，他总是称病不去。他常认为，凡是游说帝王的人，不过是想借此立身扬名；但名声不能长久保存，人生又容易消逝，不如悠闲地俯仰自得，以此自我娱乐，选择清静空旷之地居住，来使自己的志趣快乐。他评论说：“假如住宅有良田广宅，背靠山岭、面临流水，沟渠池塘环绕四周，竹木分布周围，住宅前修筑场圃，后面栽种果园；船车足以代替步行跋涉的艰难，仆役足以免除身体的劳苦；奉养父母有多种珍美食物，妻子儿女没有劳身之苦。好朋友聚集停留，就陈列酒菜来娱乐他们；良辰吉日，就烹煮羊羔和猪来奉待他们。在田园和苑囿中漫步，在平坦的树林中游玩；洗濯清水，追逐凉风；垂钓游鲤，弹射高飞的大雁。在舞雩台下吟咏，在高堂之上咏歌而归。安静心神于闺房之中，思考老子所说的玄妙虚静；吐纳精纯和气，追求至人的境界。和几个通达之士谈论道理、讲习书籍，俯仰观察天地，错综辨析人物；弹奏《南风》的雅正曲调，唱出清商的美妙乐曲。在世俗之上逍遥一生，俯视天地之间；不受当世责难，长久保全性命。这样，就可以凌驾云霄、超出宇宙之外了。” “难道还羡慕那些进入帝王之门的人吗！”他又作诗两篇，来表达自己的志向。诗文说：“吹气温养，呼吸吐纳，吐出旧气，吸入新气。”又说：“至人没有自我。” 飞鸟留下踪迹，蝉蜕去旧壳；腾蛇脱去□鳞，神龙失去角。至人能够变化，通达之士能够超脱世俗。乘云而行不需要缰绳，驾风奔驰不需要脚。垂下露水可以结成帷幕，张开天空可以成为帐篷；把沆瀣当作饮食，把九阳当作烛火。恒星明亮如珍珠，朝霞润泽如美玉。在天地四方之内，任凭心意自由行动。人间事务都可以抛开，何必局促不安？大道虽然平坦，能够察见先机的人却很少。任凭心意而行，没有什么不是；顺应万物，也没有什么不可。古来世事纷纭缠绕，委曲周折如同琐事。百般忧虑有什么用？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自己。把愁绪寄托到天上，把忧患埋到地下。背弃、拆散五经，消灭《风》《雅》；百家学说纷杂破碎，请把它们一概付之一炬。坚持志向隐居山林，把心神遨游在海的东面。以元气为船，以微风为舵；翱翔于太清之境，任意纵情，姿态舒展。尚书令荀彧听说仲长统的名声，认为他非同寻常，便举荐他担任尚书郎。后来他参与丞相曹操的军事谋议。每当谈论古今以及当时的世俗政事，他总是激愤叹息。于是写成一部论著，名叫《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万字。献帝逊位的那一年，仲长统去世，时年四十一岁。他的朋友东海人缪袭常说，仲长统的才华足以继承西京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的传统。如今删取他的著作中有益于政事的内容，略加记载如下。《理乱篇》说：那些承当上天命运的豪杰，起初没有谁具备拥有天下的条件。因为没有拥有天下的条件，所以各地竞相发动战争。在这个时候，他们一起假借天威，强行占据一方国家，带着甲兵同我较量才智，比较勇力同我争夺胜负，不知何去何从、误导天下的人，大概数也数不清。争斗智谋的都已困窘，争斗武力的都已失败，形势不能再抗衡，力量不足再较量，于是才低头束颈，接受我的羁绊和约束。有的人曾经是我的尊长，有的人曾经与我平等相交，有的人曾经臣服、俘虏过我，有的人曾经拘捕、囚禁过我。他们表面上郁郁不得志，内心都咒骂诅咒，只希望我不能成功，借以奋发实现从前的志愿；难道肯把如今的处境当作自己终身的归宿吗？等到继承帝位的君主即位时，民心已经安定。普天之下的百姓依靠我而得以生养，凭借我而获得富贵，安居乐业，长久养育子孙，天下安宁，都归心于我。豪杰的心志已经断绝，士民的意愿已经确定，尊贵有固定的归属，最高尊位在一个人身上。在这个时候，即使最愚笨的人处在这个位置上，也仍能使恩德与天地相同，威势与鬼神相当。暴风和急雷也不足以比拟他的愤怒；春日和及时雨也不足以说明他的恩泽；即使有几千个周公、孔子，也没有谁能再同他争论圣德；即使有百万个孟贲、夏育，也没有谁能再显示勇力。那些后代的愚昧君主，看见天下没有人敢违抗自己，便自以为像天地一样不可灭亡，于是放纵个人嗜好，任意施展邪欲，君臣公开淫乱，上下共同作恶。眼睛看尽角抵等表演，耳朵听尽郑、卫的淫靡音乐。入内便沉溺于妇人，出外便纵马田猎。荒废各种政务，□亡人物，放纵漫流，越来越没有止境。他们所信任、亲爱的人，全是善于谄媚、取悦和逢迎的人；所宠爱、尊贵、待遇优厚的人，全是后妃姬妾的家族。让饿狼守护厨房，让饥虎放牧圈中的小猪，终于把天下百姓的脂膏熬干，砍削活人的骨髓。怨恨毒害和无以为生的困境交织，祸乱一同兴起；中原骚动，四方夷狄侵扰反叛，国家土崩瓦解，一朝之间便覆亡。从前把我哺育成人的子孙，如今全都成了吸我血的仇敌。到了国运转移、势力衰败的时候仍不觉悟，难道不是富贵使人生出不仁，沉溺其中导致愚昧的疾病吗？国家的存亡由此交替，政治的治乱也由此循环，这是天道一贯运行的规律。

译《易经》说：“阳爻是一君二臣，是君子的道路；阴爻是二君一臣，是小人的道路。”既然如此，人数少的，就是居于人上者；人数多的，就是居于人下者。一伍的首领，才智足以统领一伍；一国的君主，才智足以统治一国；天下的王，才智足以统治天下。愚者受智者役使，就像树枝依附树干一样，这是天下恒常的法则。治理国家要按人的情况分任职掌，建立政务要按事务分设职责；人居住得太远，就难以安抚；事务过于集中，就难以办妥。如今偏远州的县，有的彼此相距数百千里，即使多有山陵、低洼地和水泽，仍有可以居住、种植粮食的地方。应当重新划定它们的境界，使相距遥远的地方不超过二百里。明确户籍册籍，以便相互查考核验；严格整顿什伍编制，使人们彼此联结扶持；限制男子占有的田地，以杜绝土地兼并；确定五刑，以拯救濒临死亡的人；增加君长的权力，以振兴政治和治理；重视农桑，以充实储存的粮食财物；去除末业，以专一于根本的农业；敦促教育，以改变人的性情；表彰德行，以劝励风俗；核查才能技艺，以便〔□：缺字〕任官合宜；选拔精锐强悍之士，使其熟习军事和田猎训练；修治武器，以备守御和作战；严明禁令，以防止僭越失序；使刑罚确实有效，以检验惩罚和劝善的作用；整治游荡嬉戏，以杜绝奸邪；察究苛刻暴虐，以断绝烦扰和暴政。把这十六项审慎地作为政务，施行时有固定常规，考核时有一定限度；太平安宁时不要懈怠，有事发生时也不要仓促急迫。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能改变这些原则。从前，天下户数超过一千万，除去老弱，每户只算一个壮丁，也有一千万人。再加上遗漏的人很多，以及居住在汉地的蛮、夷、戎、狄还没有计算在内。在壮丁十人中，必定有一人能够担任什伍之长；推算什长以上，便有一百万人。再从中每十人取一人，便有佐史一类才干以上的人十万人；再从中每十人取一人，便有可以处在治理政务职位上的人一万人。凭筋力任用的称为“人”，选用壮丁；凭才智任用的称为“士”，士人则以年长者为贵。按照这种制度来任用天下的人才，尚且会有储备，怎么会担心人才不足呢？所以，事物有时无需求取，却从来没有一年会完全没有事物；士人有时没有被任用，却从来没有时代会缺少士人。这样以后，才可以发挥人的天性，穷究人伦，振兴废弛的事业，接续断绝的传统，网罗遗漏的人才，使天地人三者都得到治理。有人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想要消除烦扰、去掉苛细，合并官署、减少职务，以无为来施政，以无事来办事，为什么您却说了这么多呢？回答说：如果这样，那么夏、商、周三代就不值得效法，圣人也不值得学习了。君子运用法制便能达到教化，小人运用法制便会导致混乱。同样都是法制，有的因此得到教化，有的因此造成混乱，关键在于施行不同。假如让豺狼放牧羊猪，让盗跖主持征税，国家昏乱，官吏放肆，那么还谈什么损益呢？百姓要依靠君子才能得到教化和治理，国家要依靠储积才能没有忧患。君子并不是亲自从事农桑来求取衣食，储积也不是靠横征暴敛来取得丰厚。俸禄确实优厚，官吏剥削贩卖的罪行才可以断绝；储积确实充足，战争、盗寇、水旱灾害才不足以使人困苦。所以通过正当途径取得，百姓不认为奢侈；通过正当途径征取，百姓不认为劳苦。天灾流行时，打开仓库赈济借贷，不也是仁吗？衣食有余时，减少华美浪费而散发施舍，不也是义吗？那些君子居于官位，做士民的长官，本来就应当享有厚肉重帛，乘朱轮四马之车。如今反而把住简陋房屋说成高尚，把吃藿叶说成清廉，既违背天地人的本性，又助长虚伪的名声，使小聪明的人占据高位，众多政绩不能兴盛，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如果只得到拘谨清白之人而失去有才能的人，就不是建立功业的实际做法。因廉洁被举荐，却因贪求私利而被罢黜，也不是士人君子的志向。选拔任用一定要选择善士。善士中富裕的少、贫穷的多，俸禄不足以供养生活，怎么能不稍微经营自己的私门呢？随后又因这些行为治罪，这就是设置机关陷阱来等待天下君子的做法。盗贼、凶乱、荒年在九州轮番发生，饥荒突然到来，军队仓促出动；横征暴敛使弱民受害，削减官吏俸禄，所依靠的很少，所取得的又微薄；万里之内物资悬绝匮乏，首尾不能相救；徭役一齐兴起，农桑失去本业，亿万百姓向上天呼号叹息，贫穷者接连死于沟壑。如今按照肥沃地区的平均情况，计算庄稼收入，规定每亩收三斛，每斛取一斗税，并不算太多。一年之间就能有数年的储备；即使兴起非法徭役，放纵奢侈欲望，广泛赏赐宠幸之人，仍然不能用尽。若不遵循古法，谋求轻税；一旦某一方有警，一方遭受灾祸，不到三年，核算盈亏，就只能眼看战士吃粗食，站在那里等着饿殍遍布道路。怎么能替君主推行这种政令呢？二十税一，称作‘貊’人的税率，何况三十税一呢？削薄官吏俸禄以充实军费，起因于秦国征伐诸侯，后来又接连征伐四夷；汉朝承袭这一事业，最终没有改变，国家危险、家室混乱，原因就在这里。如今田地没有固定主人，百姓没有固定住所，官吏每天领取口粮，俸禄的等级也没有确定。应当制定法制，划定统一的税额，田租按十分之一征收，徭役赋税依旧。如今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中等土地尚未开垦；即便如此，仍应对大户加以限制，不要让他们超过制度规定。凡土地上长有草木的，都称为官田；只有力量足以从事农事的人，才允许领取耕种。若任由他们自行取用，后来必定会有人作奸。赵岐注说：“貊，是处在荒远地区的夷貊之人。貊人在北方，那里气候寒冷，不生长五谷，也没有中原的礼制，所以可以二十取一而满足。”这句话是说要减轻赋税。《法诫篇》说：《周礼》的六典中，冢宰辅佐君王治理天下。春秋时期，诸侯中德行彰明的，也都由一位卿主持政事。到了战国时期，也都是这样。秦兼并天下后，设置丞相，又用御史大夫作为他的副手。从汉高帝到孝成帝，沿袭而没有改变，许多人最终终其一身任职。汉朝的兴盛，正是依靠这一制度。任用一个人，政权就会专一；任用数人，彼此就会相互依靠。政权专一，便能和谐；彼此依靠，便容易违背冲突。和谐是太平兴起的原因，冲突是荒乱发生的原因。

译光武皇帝恼恨数代以来君主失去权力，愤怒于强臣窃取君命，于是矫枉过正，政事不交给臣下办理。虽然设置了三公，事情却都归台阁处理。从此以后，三公的职务只是凑数而已；但政事有处理不当的地方，仍要加以谴责。与此同时，权力转移到外戚之家，宠信施加给身边的宦官小人；亲近他们的党羽，任用他们的私人，内则充满京师，外则遍布各郡。他们颠倒贤能与愚劣，买卖选举；让疲弱无能的人守卫边境，让贪婪残暴的人治理百姓；扰乱百姓，激怒四方异族，招致叛乱，使天下陷于混乱和灾病。怨气一同兴起，阴阳失去调和，日月星辰出现亏缺，怪异现象屡屡发生，虫害吞食庄稼，水灾旱灾接连而来。这些全都是外戚和宦官之臣造成的。可是反而用灾异之策责备三公，甚至使他们被处死或免职，这实在足以令人仰天呼喊、号哭泣血了。又如中世以来选任三公，只求他们清白谨慎、因循常规、沿袭旧例。这不过是妇女般拘谨的人、乡曲中的普通人罢了，哪里足以居于这样的职位呢？形势既然如此，选任又是这样，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为百姓增加政绩，岂不是相差太远了吗？从前文帝对于邓通，可以说是极其宠爱了，但仍然伸张了申徒嘉的志节。既然任用臣下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对于身边的小臣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至于近世，外戚和宦官的请托不能得到满足，心意和气势不满，立即就能把人陷入不可预料的灾祸之中，哪里还能够得到弹劾纠正他们的人呢？从前是所任职位重大而责任追究很轻，如今是所任职位轻微而责任追究很重。从前贾谊感慨绛侯周勃遭受困辱，于是陈述大臣应有的廉耻界限，开创了自我裁决、引咎自尽的先例。从此以后，竟然形成了风俗。后世继承帝位的君主，一出生就看见这种情形，习惯于既有的常态，竟没有人醒悟。唉，真是可悲啊！左手拿着天下的地图，右手却割断自己的喉咙，即使愚人也知道这是困难的，何况明智的君子呢？光武帝削夺了三公的重权，到了今天这种情形更加严重；不借助后党来掌握权力，数代以来都行不通，大概是因为亲近与疏远的势力不同。母后之家和身边亲信，拥有这种最亲近的势力，所以他们的尊贵和任用可以延续万世。历来这种失败，没有哪一代不存在；却没有人以此为鉴，也实在令人痛心。不如设置丞相，由丞相亲自总揽政务。如果把政务交给三公，就应当分配职责，使他们各自负责并取得成效。凡是让他主持政事的人，就不应当同他结为婚姻；同他结为婚姻的人，就不应当让他主持政事。这样一来，若在位者使百姓困苦，任用人才失当，百姓不得安宁，争讼不止，天地多有变异，人与物多现妖异，然后才可以把这些罪过分担给三公。这就是三公职责被削弱、后族掌握亲近权势的缘故。有人说：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权力太重了。回答说：真正难以得到的是这样的人才，有什么权力太重的嫌疑呢？从前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流，凭借外戚的权力，掌握国家大权；等到他们被诛杀时，只凭一道诏书，第二天早晨就能决定，何必害怕权力太重呢？如今国家把神明般的权力泄露给轻薄亲近的小人，把重权输送给后妃的亲族，计算十代，其中有八九代都是这样做的。不责罪这种做法，反而怀疑另一种做法，这是多么诡异啊！论曰：百家关于政事的言论，源流已经很久了。大体都归结于安定、巩固根本，以及革除、改变当时的弊病。世运本来没有常态，人的见解又偏颇而复杂，所以关于是非的议论纷纷，各不相同。我姑且冒昧议论一番，认为世道并不是像胥、庭那样固定不变，人的性情也不相同；教化万端，情势和旧习逐渐萌发。即使有周遍万物的智慧，也不能完全推究它的变化；山川的深奥，也不足以比拟其中的曲折险阻。因此，应合世俗、适应事势，很难用固定的条文概括。如果能审察并掌握其中的道理，不同的道路也可以同归一处；如果才能稍有偏差，即使相差一毫，也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是玄圣统治天下，那么上应天道而达到极点，施行和废止的原则似乎不应有不同的制度。然而，因时运不同，增损也各不相同；有时以明察处于晦暗之中，有时又回到从前的时代；兴兵动戈、陈列俎豆礼器，也与上古有所不同。等到君主乘坐黄屋车、穿着絺衣，政令有丰厚有简薄，然而达到教化的结果却是一致的；又有宽宥公族、在国储脸上刺字的做法，宽厚和惨酷相差极大，但防止违法的作用未必不同。这就是分流而同源、思虑万端而归于一致的道理。至于偏执感情而妄加施用，曲直就一定会超过限度。所以《葛屦》说履霜，弊病在于过分崇尚节俭；衣服楚楚鲜明，告诫在于不要穷奢极侈；放松禁令、优待下属，会导致尾大不掉而强者凌弱；收敛威势、施用严刑，会因苛刻刻薄而使各方分崩离析。这正是曹、魏时期的讽刺之处，用来说明国政的风气；也是周、秦末世的轨迹，用来彰显衰微灭亡的原因。因此，任用或舍弃人才的关键，关系到国家的兴盛和衰败。由此可见，政令繁简要随时势而定，宽刑与严刑要相互配合。刑书刻在鼎上，事情有时可以详尽规定；约法三章载入法令，贵在能够简约。太叔施行严猛的政事而留下遗憾，国子因流露遗爱而落泪，宣孟改变冬日般严酷的态度而趋于和缓，平阳遵循划一的法令。这些确实是纵横张弛、宏大的政治旨趣，可以用来考察治国的纲领吗？几个人所说的，当时政治的得失都已经探究到了；然而他们往往错误地把一方之说当作通行天下的原则，喜欢申说一隅的见解。推崇清静的人，把席上讨论的意见看作腐朽之论；拘守名实的人，把柱下老子的言辞看作虚诞之说。有的人推重前代君王的风气，认为可以施行于当时；有人引用救治弊病的制度，认为应当流传后世。若考察这些笃实的议论，反而会成为弊病。如果认为船不应有在陆地上行驶的区别，瑟不应有固定的音调；不因眼前的局限而怀疑遥远的事理，不拘泥于玄虚的理论而妨碍朴素的实际，那么教化的枢纽各自发挥到极致，治国的大略就可以得到论述了吗？“葛布鞋穿得整齐，可以用来踩踏霜。”郑玄注说：“葛布鞋便宜，皮鞋贵；魏地的风俗到了冬天还穿葛布鞋，既然可以用来踩霜，就是因为它便宜。” 高祖刚进入关中，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法令，约定法令三章，这是说详细的法令和简约的法令有所不同。高祖斥责随何说：‘哪里用得着腐儒呢？’‘名实’指名家；‘柱下’指老子；‘诞’是虚妄的意思。说的是各人的主张不同。赞曰：从管中窥视容易偏颇，众多言论难以统一。救治质朴虽要修饰文采，矫枉过正必然造成弊害。提出原则本来可以自成条理，拘泥于一隅就会失误。详细观察当时的弊病，才能形成彰明的政治方法。《后汉书》卷五十，《孝明八王列传》第四十。孝明皇帝有九个儿子：贾贵人生章帝；阴贵人生梁节王刘畅；其余七王，本书没有记载他们母亲的姓氏。千乘哀王刘建，于永平三年受封。第二年去世。年幼而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陈敬王刘羡，永平三年封为广平王。建初三年，有关官员上奏，请派刘羡与钜鹿王刘恭、乐成王刘党一同前往封国。肃宗性情深厚慈爱，不忍心让诸王彼此分离，于是都留在京师。第二年，依据舆地图，命令各封国户口数都相等，每年租税收入各为八千万。刘羡广泛涉猎经书，具有威严，曾与诸儒在白虎殿讲论。永平七年，皇帝认为广平位于北方，边防费用很多，于是把刘羡改封为西平王，分汝南郡八县作为他的封国。肃宗去世时，遗诏改封他为陈王，以淮阳郡作为食邑；这一年他前往封国。刘羡在位三十七年去世，儿子思王刘钧继承王位。刘钧即位后，多次违法，于是竟举行天子大射礼。他性情阴险残酷，喜欢以法术罗织罪名；凡是国相以及二千石官员中与他合不来的人，他总是暗中陷害。刘钧憎恨敬王夫人李仪等人，永元十一年，便派门客隗久杀死李仪的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