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七

朱子五经语类 五经总义类

提要

【臣】等谨案：《朱子五经语类》八十卷。

本朝程川编纂。程川字鄜渠，号春昙，钱塘人。乾隆元年被荐举为博学鸿词。这本书成书于雍正乙巳年，是程川在敷文书院学习时所刊印的，选取朱子语录中解说五经的内容，分门别类地编排，各自按照类别从属，以便查考。其中《易经》四十卷，《尚书》九卷，《诗经》七卷，《春秋》三卷，《礼》二十一卷。过去朱子的孙子朱鉴曾经辑录《文公易说》二十三卷，又辑录《诗传遗说》六卷。

本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而关于《尚书》与《春秋》始终没有专门的著作，只是各家援引遗留的文字，依据这些来折衷众人的说法罢了。而且其中各自凭主观意见进行取舍，不能完全看到全貌；又不注明是由某氏、某年所记录，也没有办法考据其异同先后的缘由。黎靖德所编的《语录》，虽然汇集得毫无遗漏，然而没有一一加以诠释编次，也突然找不到头绪。程川这部书在每部经书之前都以总论居首，论述旧说得失的排在其次，其余的则按照经文的顺序排列，并且各自在下面注明是谁记录的，且在第一条注明年月以及朱子当时的年龄，条理分明，极为清楚。虽然其中记录或许失去真实，前后偶尔说法不同，没有一一辨明，然而通过比较类推观看，互相勘验校对，其得失也清晰可见了。三礼的末尾附录《大戴礼记》，似乎不太协调。查考这本书历代史志都著录在礼类，史绳祖《学斋占毕》称宋朝时曾经将《大戴记》并入十三经末尾，称为十四经，虽然史绳祖不详细记载事情发生在哪个朝代，然而相信不是虚妄的说法。况且其文字与三礼多有出入，可以作为查考的参考，附录在末尾，固然不能以内容泛滥为疑了。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朱子五经语类总说

经书的旨意，到朱子这里才确定下来。原本本源，各有成书，颁布在学宫，昭示天下。然而门人弟子对于一言一语的往复，得以贯通众理，都记录记载下来，毫无遗漏，而朱子解经的精微意旨的保存，从此才大体完备。我曾经阅读黎氏编撰的书，深思向往，恍如亲身受到朱子的熏陶，那么诸位贤人传于口而笔于书，他们的功劳实在巨大。可惜只是设立门类，而先后类别从属不能没有错误，于是重新制定条例，依次排列，分为八十卷。要使朱子的话语如同传释经文，而学者对着经文阅读，设疑参差，互相印证更加明白，然后看到朱子对于经书，确实有疏通开凿的功劳。钱塘后学虹梁程川在春堂书写。

朱子五经语类易说

《易经》根源于阴阳，陈列于象数，言辞中蕴含着道理。推演它则没有尽头，引申它则没有穷尽。然而如果拘泥于它，则少有恰当。朱子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旨意，而各自阐明其本意所在，所以概括其指归为阴阳，揭示其用途为卜筮。要领既然举出，大道于是彰显，这是洁净精微的教化啊！所以重新编撰统论经义，作为《易一》、《易二》、《易三》、《易四》。

用《易经》来讲道理，开始于孔子，而我们的洛学祖师则耗尽毕生精力，用道理来讲《易经》。到现在读他所作的《传》，而深深感叹“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确实是他自述的心意。邵雍的学问，神明后先加倍的数，洛学祖师领悟了。朱子研究道理极尽数术，取而折衷之，可以知道了。夫《易经》之道很大，百物不废，众说纷纷，也可以考据。所以重新编撰《统论》、《程传统论》、《邵易统论》诸说，作为《易五》、《易六》、《易七》。

上下篇的意义，诸儒多有论述。有的以卦的终始来明晰天道人道的分别，有的以卦有反对来定阴阳爻数的合。他们的说法确实本来如此，然而不如即卦来论才，因爻来审位，由朱子的详备，契合四圣人的简约。所以重新编撰论上经的作为《易八》、《易九》、《易十》、《易十一》、《易十二》、《易十三》、《易十四》、《易十五》、《易十六》、《易十七》、《易十八》、《易十九》、《易二十》，论下经的作为《易二十一》、《易二十二》、《易二十三》、《易二十四》、《易二十五》、《易二十六》、《易二十七》。朱子说：“熟读六十四卦，则知道《系辞》的话语最为精密。”这是《易经》的概括条例，则可知开物成务、与民同患的心意都在使人知道如何使用它。我们的洛学祖师不传《系辞》，大概就是这个志向吧！而欧阳修甚至认为不是孔子所作，太过分了。所以重新编撰论《系辞上传》的作为《易二十八》、《易二十九》、《易三十》、《易三十一》、《易三十二》、《易三十三》、《易三十四》，论《系辞下传》的作为《易三十五》、《易三十六》

译《易》三十六、《易》三十七。

研读《说卦传》，其中重卦三成六的道理已经明晰，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取物取身之象已经显著；研读《序卦传》、《杂卦传》，又深知《大易》的蕴藏竟有如此深广，由此可以断定《易》义没有穷尽。所以说：“文字不能穷尽言语，言语不能穷尽心意。”这大概就是《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之所以被创作的原因吧？因此重新编撰论述《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的篇章，作为《易》三十八、《易》三十九、《易》四十。

译雍正三年春季王正月元旦，钱塘后学程川鄜渠氏书写。《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五经语类卷一

钱塘程川撰

易一

统论经义一

季通说：“天下万种声音，都出自一开一合，声音都出自乾坤。坤的音是‘麕’，通过韵脚反推才能显现。天下万种道理，出自一动一静；天下万种数目，出自一奇一偶；天下万种景象，出自一方一圆，全都只起于乾坤两画。”

【程端防记录：字正思，鄱阳人，己亥年以后所听先生所说，五十岁时饶录三卷中】

问：“《易》说：‘圣人创作《易》的初始，大概是仰观俯察，发现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无非是一阴一阳的道理。有这道理，就有这形象；有这形象，那么它的数目便自然在这里。不只是河图、洛书如此。大概所谓数目，只是气的分限节度之处，得到阳必定是奇数，得到阴必定是偶数，万物都是这样，而河图洛书特别巧妙而显著罢了。于是圣人依据它来画卦。起初，只是画一奇来象征阳，画一偶来象征阴罢了。但只要有了两，便有了四；只要有了四，便有了八，再加倍，便是十六。大概从它没有迹象之中，无穷无尽的数目已经具备，不需要安排，而它的存在不容自己停止。卦画既已确立，吉凶就在其中，大概是阴阳往来交错于其间，时运则有消长的不同，增长的便为主，消退的便为客；事情则有恰当与否的差异，恰当的便为善，不恰当的便为恶。就这主客善恶的区别，吉凶就显现了。所以说：‘八卦确定吉凶。’吉凶既已确定而不差错，就用来建立事业，而伟大的事业从此产生。这就是圣人创作《易》，教导百姓占卜，用来开启天下的愚昧，用来确定天下的志向，用来成就天下的事业，是这样的。但是从伏羲以上，只有这六画，而没有文字可以流传。到了文王、周公，才系上言辞，所以说：‘圣人设立卦象观察形象，系上言辞来阐明吉凶。’大概是卦没有画的时候，因为观察天地自然的法象而画；等到画好之后，一卦自有一卦的形象。象是说有个形似，所以圣人就这形象来命名。以爻的进退来说，就像剥、复之类；以形状的肖似来说，就像鼎、井之类。这是伏羲就卦体的全部，而立名如此。等到文王观察卦体的形象，而为之作彖辞；周公观察卦爻的变化，而为之作爻辞，吉凶的形象更加显著了。大抵天下的道理，只是善恶而已，但所居的位置不同，所处的时运既异，而它的几微很细微。只因为天下的人不能知晓防备，所以圣人因此用占卜的方法来晓谕人，使人安居时观察形象玩味言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卜，不迷失在是非得失的道路上，所以夏、商、周都用它。它们所说的虽然不同，它们的言辞虽然不能完全看见，但都由太卜之官掌管，用来作为占卜之用。有所谓繇辞的，左氏所载，还可以看见古人用《易》的地方。’”大概它所谓象，都是假借众人共晓的事物，来形容这件事的道理，使人知道取舍罢了。所以从伏羲到文王、周公，虽然从简略到详细，所谓占卜之用则是一样的。大概就在占卜之中，而用来处理这件事的道理，便在那里了。所以它的法则如果粗浅，而随人贤愚，都能得到它的用处。大概文王虽然有定象、有定辞，都是虚说这个地头，合当如此处置，起初不黏着在事物上。所以一卦一爻，足以包容无穷的事情，不可只以一事指定来说它，里面也有指一事说的地方，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类，其他都不是指一事说的，这所以看见《易》的用处，无所不包，无所不遍，只看人如何用它罢了。到了孔子，方才纯以理来说，虽未必是伏羲、文王的本意，而在事情上说理，也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孔子的说法作为文王的说法。又说：‘《易》是个有道理的卦影。《易》以占卜作为，许多道理便也在里面。但是未便说到这处。如《楚辞》以神为君，以祭祀的人为臣，来寄托敬事不可忘记的意思。固然是说君臣，但是先且为他说事神，然后及他事君，意趣才得。今人解说便且去解作事君的意思，也不唤做不是他的意思，但须先与结了那一重了，方可及这里，方得本末周备。《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说他本意，便将道理来滚说了。《易》如一个镜子相似，看甚物来都能照得。如所谓潜龙，只是有个潜龙的象，自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人来都使得。孔子说作龙德而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杀说来。然防看底的，虽孔子说也活，也无不通；不防看底的，虽文王、周公说底的也死了。须知得他是假托说是包含说，假托谓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说个影象在这里，无所不包。’又说：‘卦虽八，而数须是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