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八
孙削之乎？或以为当丧未君，前又不见滕侯卒，皆不通之论。沙随谓：「此见得春秋时小国事大国，其朝聘贡赋之多寡，随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鲁，以侯礼见，则所供者多，故自贬降而以子礼见，庶得贡赋省少易供。」此説却恐是。何故？縁后面郑朝晋云：「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赋。」见得郑本是男爵，后袭用侯伯之礼以交于大国，初焉不觉其贡赋之难办，后来益困于此，方説出此等语。非独是郑伯，当时小国多是如此。今程公《春秋》亦如此説「滕子」，程是绍兴以前文字，不知沙随见此而为之説，还是自见得此意？
译孙氏认为这是削爵吗？有人认为滕君当时正在守丧，尚未正式即位，此前又未见滕侯去世的记载，这些说法都是不通的。沙随先生认为：“这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小国侍奉大国，其朝聘贡赋的多寡，是随着爵位的高低而定的。滕子以侯礼朝见鲁国，那么所缴纳的贡赋就多，所以他自我贬降，以子礼朝见，希望能使贡赋减少，容易承担。”这个说法恐怕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后面郑国朝见晋国时说：“郑国是伯、男爵位，却让我承担公、侯的贡赋。”可以看出郑国本是男爵，后来袭用侯、伯的礼仪与大国外交，起初没觉得贡赋难以承担，后来因此日益困顿，才说出这样的话。不只是郑国如此，当时的小国大多是这样。现在程公的《春秋》也这样解释“滕子”，程公的书是绍兴以前的著作，不知道沙随先生是看了程公的书才作此说，还是自己领悟到了这个意思？
【叶贺孙録】
春秋》序云：「虽德非汤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则无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语有欠。因云：「伊川甚麽様子细，尚如此难，难。」
【包杨録字显道建昌人，癸夘、甲辰、乙巳所闻。先生五十四岁、五十五岁、五十六岁。《饶后録》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中】
统论胡传
问：「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义正，但《春秋》自难理防如《左氏》，尤有浅陋处，如『君子曰』之类，病处甚多。林黄中尝疑之，却见得是。」
【潘时举録】
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
【李闳祖録】
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
【万人杰録】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
【郭友仁録，字徳元，山阳人，戊午所闻。先生六十九岁。池録四卷二卷中】
问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尽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圣人意里是如此説否？今只眼前朝报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説出，不知如何。」
【沈僴録】
胡文定説《春秋》，髙而不晓事情。説元年不要年号，且如今中兴以来更七个元年，若无号，则契劵能无欺▯者乎？
【陈淳录】
问胡春秋曰亦有过当处
【陈又蔚録】
春秋》今来大纲，是从胡文定説。但中间也自有难稳处，如叔孙婼祈死事，把他做死节，本自无据，后却将至自晋一项説，又因《谷梁》公孙舍云云，他若是到归来，也湏问我屋里人，如何同去弑君？也湏诛讨斯得。自死是如何？《春秋》难説，若只消轻看过，不知是如何？如孟子説道：「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只将这意看如何？左氏是三晋之后，不知是甚麽人？看他説魏毕万之后必大，如説陈氏伐齐之类，皆是后来设为豫定之言。《春秋》分明处，只是如晋士匄侵齐，至闻齐侯卒乃还，这分明是与他。
【叶贺孙録】
问胡文定据《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骨，如此则是圣人有意诛赏？曰：「文定是如此説道理也是恁地。但圣人只是书放那里，使后世因此去考见道理，如何便为是，如何便为不是。若説道圣人当时之意，説他当如此，我便书这一字；他当如彼，我便书那一字，则恐圣人不解恁地。圣人当初只直写那事在上面，如説张三打李四，李四打张三，未尝断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是説得那地步濶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且如『季子来归』，诸公説得恁地好。据某看来，季友之罪与庆父也不争多，但是他归来后，防平了难，鲁人归之，故如此説况他世执鲁之大权，人自是怕他，史官书得恁地，孔子因而存此，盖以见他执权之渐耳。」
【黄义刚録、陈淳録略。録中「书」这一字下，淳录云「以褒之」；「书」那一字下，淳録云「以贬之」。又别本云：「如此便为予，如彼便为夺】
世间人解经，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据赴告而书之，孔子只因旧史而作《春秋》，非有许多曲折。且如书郑忽与突事，才书忽，又书郑忽，又书郑伯突，胡文定便要説突有君国之徳湏要因「郑伯」两字上求他是处，似此皆是杜撰。大槩自成、哀已前，旧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记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后，皆圣人亲见其事，故记得其实，不至于有遗处。如何却説圣人予其爵、削其爵，赏其功、罚其罪，是甚説话！祖道问：「孟子説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写取在此，人见者自有所畏惧耳。若要説孔子去褒贬他，去其爵、与其爵，赏其功、罚其罪，岂
译【叶贺孙记录】
《春秋序》说：“即使德行不如商汤、周武王，也可以效法三王的治理。”像这样说来，那么没有根本的人也可以施行政治吗？这话有欠缺。因此说：“伊川先生多么细致，尚且如此难以理解，难啊。”
【包杨记录，字显道，建昌人，癸卯、甲辰、乙巳年间所闻。先生五十四岁、五十五岁、五十六岁。《饶后录》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中】
总论胡安国的《春秋传》
问：“胡安国的《春秋传》怎么样？”回答说：“胡《春秋》的大义端正，但《春秋》本身难以像《左传》那样梳理清楚，尤其有浅陋的地方，比如‘君子曰’之类，毛病很多。林黄中曾经怀疑它，却看得是对的。”
【潘时举记录】
胡《春秋传》有牵强附会的地方，然而议论有开合的精神。
【李闳祖记录】
有的人解释《春秋》，专门以日月作为褒贬的标准，记载时、月就认为是贬斥，记载日就认为是褒扬，穿凿附会得完全没有义理。如果像胡文定公所解释的那样，是以义理去穿凿附会，所以值得观看。
【万人杰记录】
胡文定的《春秋》并非不好，却不合乎这件事圣人是如何下笔，那件事圣人又是如何下笔。总之，圣人只是直笔记录，根据眼前的事实来书写，哪里有许多悲悯哀痛！
【郭友仁记录，字德元，山阳人，戊午年间所闻。先生六十九岁。池录第四卷、第二卷中】
问各家对《春秋》的解释怎么样？回答说：“我完全相信不到。比如胡文定的《春秋》，我也相信不到，知道圣人心里是这样说的吗？现在只看眼前的朝廷公文任命，尚且不知道朝廷的意思如何，何况生活在千百载之后，想要逆推千百载之上圣人的心意？况且自己的心又不如圣人，怎么知道圣人肚子里的事？我所以都不敢相信各家的解释，除非是孔子还魂亲自说出来，不知如何。”
【沈僴记录】
胡文定解释《春秋》，高深却不晓事情。说元年不要年号，且如现在中兴以来换了七个元年，如果没有年号，那么契约能不欺骗吗？
【陈淳记录】
问胡《春秋》说也有过当的地方
【陈又蔚记录】
《春秋》现在的大纲，是遵从胡文定的说法。但中间也自有难以稳妥的地方，比如叔孙婼祈死这件事，把他当作死节，本来就没有根据，后来却归到自晋国回来这一项来说，又因为《谷梁传》公孙舍云云，他如果是到归来，也必须问我屋里人，怎么同去弑君？也必须诛讨斯得。自死是怎么回事？《春秋》难以解说，如果只是轻易看过，不知是怎么回事？比如孟子说道：“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只拿这个意思看怎么样？《左传》是三晋之后，不知是什么人？看他解说魏毕万的后代必定显大，像解说陈氏伐齐之类，都是后来设为预先确定的言论。《春秋》分明的地方，只是像晋士匄侵齐，等到听说齐侯死了才回来，这分明是给予他。
【叶贺孙记录】
问胡文定根据《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作为骨干，像这样则是圣人有意诛赏？回答说：“文定是这样说，道理也是这样的。但圣人只是把书放在那里，让后世因此去考察显现道理，怎么样就是对的，怎么样就是错的。如果说圣人当时的心意，说他应当这样，我就写这一个字；他应当那样，我就写那一个字，则恐怕圣人不会这样。圣人当初只是直写那事在上面，比如解说张三打李四，李四打张三，未曾断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像孟子就是说得那地步宽泛，圣人的心意只是这样，不会这样细碎。且如‘季子来归’，各位解说得这样好。据我看来，季友的罪与庆父也不差多少，但是他归来后，平定了祸难，鲁国人归附他，所以这样说，况且他世代执掌鲁国的大权，人自然是怕他，史官写得这样，孔子因而保留这个，大概以见他执掌权力的渐进罢了。”
【黄义刚记录、陈淳记录略。记录中“书”这一字下，陈淳记录说“以褒之”；“书”那一字下，陈淳记录说“以贬之”。又别本说：“如此便为予，如彼便为夺”】
世间人解释经典，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根据赴告来书写，孔子只是因旧史而作《春秋》，并非有许多曲折。且如书写郑忽与突的事，才写忽，又写郑忽，又写郑伯突，胡文定就要说突有君国之德，必须因“郑伯”两字上求他的好处，像这样都是杜撰。大概自成公、哀公以前，旧史不全，有错漏，所以所记各有不同。如果昭公、哀公以后，都是圣人亲见其事，所以记得其实，不至于有遗漏的地方。怎么却说圣人给予他的爵位、削去他的爵位，奖赏他的功劳、惩罚他的罪过，是什么话！祖道问：“孟子说《春秋》是天子之事，怎么样？”回答说：“只是被孔子写取在此，人看见自然有所畏惧罢了。如果要解说孔子去褒贬他，去他的爵位、给予他的爵位，奖赏他的功劳、惩罚他的罪过，岂
【曽祖道録字择之，丁巳所闻，先生六十八岁，池録三十七卷中】
【万人杰録云：「苏子由解《春秋》，谓其从赴告，此説亦是。既书『郑伯突』，又书『郑世子忽』，据史文而书耳。定、哀之时，圣人亲见，据灾而书；隐、桓之世，时既逺，史册亦有简畧处，夫子亦但据史册而写出耳】
问胡氏传《春秋》盟誓处，以为《春秋》皆恶之，杨▯山亦尝议之矣。自今观之，岂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与否而褒贬之乎？今民冺冺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之时，而遽责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渐之意。曰：「不然。盟诅毕竟非君子之所为，故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将欲变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随俗者不能随时，惟刚毅特立乃所以随时。』斯言可见矣。」问洽：「寻常如何理防是自命？」曰：「尝考之矣。当从刘侍读之説。自王命不行，则诸侯上僭之事由阶而升，然必与势力之不相上下者共为之所以布于众而成其僭也。齐卫当时势敌，故齐僖自以为小伯，而黎人责卫以方伯之事，当时王不敢命伯而欲自为伯，故于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则力之能为者专之矣。故桓公遂自称伯，以至战国，诸侯各有称王意，不敢独称于国，必与势力之相侔者共约而为之。魏齐防于苴泽以相王是也。其后六国皆王，秦人思有以胜之，于是使人致帝于齐，约共称帝，岂非相帝自相命而至于相王，自相王而至于相帝，僭窃之渐势必至此，岂非其明证乎？」曰：「然则左传所谓胥命于蒲何也？」曰：「此以纳王之事相逊相先也。」曰：「説亦有理。」
【张洽録字元徳青江人丁未癸丑所闻先生五十八岁、六十四岁。附池録后】
【池録少异。録中「由阶而升」云云，池録作「如歴阶而升以至于极」。盖既无王命，必择势力之相敌者。録中「势必至此」以下，池録有云：「《春秋》于此，盖纪王命之不行，而诸侯僭窃之端也】
问：「《春秋》胡文定之説如何？」曰：「寻常亦不满于胡説。且如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防相似。近见一相知説，傅守见某説云：『固是好，但其中无一故事可用。』某作此书，又岂欲多使事也？」问：「先生既不解《春秋》，合亦作一篇文字略説大意，使后学知所指归？」曰：「也不消如此。但圣人作经，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扬，然亦非故意增减一二字，使后人就一二字上推寻，以为吾意防之所在也。」问：「胡文定説『元』字，某不能无疑。元者，始也，正所谓辞之所谓大也。今胡乃训元为仁，训仁为心，得无太支离乎？」曰：「杨▯山亦尝以此议之，胡氏説经大抵有此病。」
【不知何氏録】
统论诸説
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
【▯道夫录】
或説沈卿説《春秋》云：「不当以褒贬看圣人，只备録是非，使人自见。如克叚之书，而兄弟之义自见；如蔑之书，而私盟之罪自见；来▯仲子，便自见得以天王之尊下▯诸侯之妾。圣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尝规规于褒贬？」曰：「只是中间不可以一例説，自有晓得处。公且道如翚帅师之类是如何？」曰：「未赐族，如挟、柔、无骇之类。无骇，鲁卿，隐二年书无骇，九年书挟卒，庄十一年书柔，皆未命也。到庄以后，却不待赐而诸侯自予之。」曰：「便是这般所在，那里见得这个是赐，那个是未赐？二传唯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事较详。《国语》与《左传》似出一手，然《国语》使人厌看。如齐、楚、呉、越诸处又精采，如纪周、鲁，自是无可説，将虚文敷衍，如説借【田】等处，令人厌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史记》却説『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或云左邱明，左邱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
译曾祖道录，字择之，丁巳年所闻，先生六十八岁，池录三十七卷中。
万人杰录说：“苏子由解释《春秋》，认为它是根据赴告来记载的，这个说法也是对的。既然记载了‘郑伯突’，又记载了‘郑世子忽’，只是依据史官的文字来记载罢了。定公、哀公时期，圣人亲眼所见，依据灾异来记载；隐公、桓公时期，时代久远，史册也有简略的地方，孔子也只是依据史册来记载罢了。”
问胡氏传《春秋》中关于盟誓的地方，认为《春秋》都厌恶它们，杨龟山也曾议论过。从现在来看，难道不可以根据他们能否遵守盟约来褒贬吗？现在百姓昏乱纷扰，心中没有诚信，以至于背弃诅咒和盟约，如果立刻用尚未施予诚信而百姓就信任的事情来责备他们，恐怕不符合逐步教化风俗的意思。回答说：“不是这样。盟誓终究不是君子所做的事，所以说：‘君子屡次结盟，混乱因此滋长。’想要改变这种风气，如果不废除盟誓而崇尚诚信，风俗就无法变得良好。所以伊川先生有话说：‘凡是萎靡随俗的人不能顺应时势，只有刚毅特立的人才能顺应时势。’这话可见其理。”问张洽：“平常如何理解‘自命’？”回答说：“我曾经考证过。应当采纳刘侍读的说法。自从王命不行，诸侯上僭越之事便如登阶梯般逐步升级，但一定要与势力不相上下的人共同做，才能公布于众而成就其僭越。齐、卫当时势力相当，所以齐僖公自以为是小伯，而黎人责备卫国承担方伯的事务，当时周王不敢任命伯而想要自己担任伯，所以在这里彼此互相任命以成就私意。等到时间久了，那么有能力的人就专擅了。所以桓公就自称伯，一直到战国，诸侯都有称王的意图，不敢独自在国内称王，一定要与势力相当的人共同约定来做。魏、齐在苴泽会盟互相称王就是如此。后来六国都称王，秦国人想有办法胜过他们，于是派人到齐国提议称帝，约定共同称帝，难道不是互相称帝、互相任命而至于互相称王，互相称王而至于互相称帝，僭越的渐变势必会到达这里，难道这不是明显的证据吗？”问：“那么《左传》所说的在蒲地胥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是以拥立周王的事情互相谦让、争先。”说：“这话也有道理。”
张洽录，字元德，青江人，丁未、癸丑年所闻，先生五十八岁、六十四岁。附在池录之后。
池录略有不同。录中“如登阶梯般逐步升级”等语，池录作“如历阶而升以至于极”。大概既然没有王命，一定要选择势力相当的人。录中“势必到达这里”以下，池录有说：“《春秋》在这里，大概是记载王命不行，而诸侯僭越的开端。”
问：“《春秋》胡文定的说法如何？”回答说：“平常也不满意胡氏的说法。且如解释经文，不使道理明白，却在其中多用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最近听一位相知说，傅守见我的说法说：‘固然好，但其中没有一个故事可用。’我作此书，又岂是想多用故事呢？”问：“先生既然不解释《春秋》，何不也作一篇文章略说大意，使后学知道所归依的方向？”回答说：“也不消如此。只是圣人作经，直述其事，固然有所抑扬，但也不是故意增减一两个字，使后人从一两个字上推寻，认为我的意旨所在。”问：“胡文定解释‘元’字，我不能没有疑问。元，是始，正所谓辞之所谓大。现在胡氏却训元为仁，训仁为心，难道不是太支离破碎吗？”回答说：“杨龟山也曾以此议论过，胡氏解释经文大体上有这种毛病。”
不知何氏录
统论诸说
吕居仁的《春秋》也很明白，正如我的《诗传》相似。
道夫录
有人说沈卿解释《春秋》说：“不应当以褒贬来看圣人，只是完备地记录是非，使人自己看见。如记载克段，而兄弟之义自然显现；如记载蔑，而私盟的罪过自然显现；来仲子，便自然显现得以天王的尊贵下嫁诸侯的妾。圣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曾拘泥于褒贬？”回答说：“只是中间不可以一概而论，自有懂得的地方。你且说如翚帅师之类是怎么回事？”说：“未赐族，如挟、柔、无骇之类。无骇，鲁卿，隐公二年记载无骇，九年记载挟卒，庄公十一年记载柔，都未任命。到庄公以后，却不待赐予而诸侯自己给予。”说：“便是这般所在，哪里见得这个是赐，那个是未赐？二传只有左氏接近。有人说左氏是楚左史倚相的后代，所以记载楚国的事较详细。《国语》与《左传》似乎出于一手，但《国语》使人厌烦观看。如齐、楚、吴、越各处又精彩，如纪周、鲁，自是无可说，用虚文敷衍，如说借田等处，令人厌烦观看。左氏必定不是丘明，如圣人所称，是很正直的人，如《左传》的文字，自有纵横的意思。《史记》却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有人说左丘明，左丘是其姓。《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说‘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
【黄义刚録】
薛士龙曰：「鲁隐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谓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诸侯皆有史。诸侯若无史，外史何所稽考而为史？如古人生子，则闾史书之。且二十五家为闾，闾尚有史，况一国乎？」
【林学蒙，録字正卿，三山人。甲寅以后所闻，先生六十五岁。饶録州二卷中】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几日成此文字？如何説诸侯无史？《内则》尚有闾史。又如赵盾事，初灵公要杀盾，盾所以走出，赵穿便弑公，想是他本意如此。这个罪首合是谁做？
【叶贺孙録】
学《春秋》者多凿説后汉《五行志》注载：汉末有发范明友奴▯，奴犹活。明友，霍光女壻説光家事及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某尝説与学《春秋》者曰：「今如此穿凿説亦不妨，只恐一旦有于地中得夫子家奴出来，説夫子当时之意不如此尔。」
【辅广録】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将许多权谋变诈为説气象局促，不识圣人之意。不论王道之得失，而言伯业之盛衰，失其防逺矣。公即位，要必当时别有即位礼数，不书即位者，此礼不备故也。今不可考，其义难见，诸家之説所以纷纷。晋侯侵曹，晋侯伐卫，皆是文公谲处，考之《左氏》可见，皆所以致楚师也。
【周谟录】
今之做《春秋》义，都是一般巧説，専是计较利害，将圣人之经做一个权谋机变之书。如此不是圣经，却成一个《百将传》。问：「《春秋繁露》如何？」曰：「尤延之以此书为伪，某看来不是董子书。」又言：「吕舍人《春秋》却好，白直説去，卷首与末稍又好，中间不似。」伯恭以为此书只妆防为説。
【徐防録扬道夫録云：「近时言《春秋》者，皆是计较利害，大义却不曽见。如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他虽未能深于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春秋》之作，荩以当时人欲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极是严▯，一字不轻易。若如今之説，只是个权谋智畧兵机谲诈之书尔。圣人晚年痛哭流涕，笔为此书，岂肯恁地纎巧？岂至恁地不济事】
昔楚相作燕相书，其烛暗而不明。楚相曰：「举烛。」书者不察，遂书「举烛」字于书中。燕相得之，曰：「举烛者，欲我之明于举贤也。」于是举贤退不肖，而燕国大治。故曰：不是郢书，乃成燕説。今之説《春秋》者，正此类也。
【万人杰录包扬録少异】
附论
问先生于二礼、书、春秋未有説何也？曰：「春秋是当时实事，孔子书在册子上，后世诸儒学未至，而各以己意猜传，正横渠所谓『非理明义精而治之，故其説多凿』是也。唯伊川以为经世之大法，得其防矣。然其间极有无定当、难处置处。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与后来看，纵未能尽得之，然不中不逺矣。书中间亦极有难考处，只如《禹贡》説三江及荆、扬间地理，是吾軰亲目见者，皆有疑；至北方即无疑，此无他，是不曽见耳。《康诰》以下三篇更难理防如《酒诰》却是戒饮酒，乃曰『肇牵车牛，逺服贾』，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辞，更不可晓。其他诸篇亦多可疑处，解将去固易，岂免有疑？礼经要湏编成门类，如冠、昏、丧、祭，及他杂碎礼数，皆湏分门类编出，考其异同，而订其当否，方见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与后人。」赵几道又问：「礼合如何脩曰：「礼非全书，而《礼记》尤杂。今合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记》诸书之説以类相从，更取诸儒剖击之説各附其下，庶便搜阅。」又曰：「前此三礼同为一经，故有三礼学防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
【余大雅録，字正叔，上饶人。戊戌以后所闻。先生四十九岁。池録三卷中】
张元徳问《春秋》《周礼》疑难，曰：「此等皆无佐证，强説不得。若穿凿説出来，便是侮圣言。不如且研穷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晓
译【黄义刚记录】
薛士龙说：“鲁隐公起初僭越史官之职，殊不知《周官》中所说外史汇集四方诸侯的史志，便是四方诸侯都有史官。如果诸侯没有史官，外史依据什么来查考并编纂史书呢？比如古人有了儿子，闾史就会记载。况且二十五家为一闾，闾都有史官，何况一个国家呢？”
【林学蒙，字正卿，三山人。甲寅年以后的见闻，先生六十五岁。收录于饶州二卷中】
薛常州解释《春秋》，不知为何如此随意，只是几天就写成这样的文字？怎么能说诸侯没有史官？《内则》中还有闾史。又如赵盾的事，起初晋灵公要杀赵盾，赵盾因此逃跑，赵穿便弑杀了灵公，想必他本意就是这样。这个罪首应当是谁？
【叶贺孙记录】
学习《春秋》的人多穿凿附会，后汉《五行志》注记载：汉末有范明友的奴仆头发脱落，奴仆还活着。范明友是霍光的女婿，谈论霍光家事以及废立皇帝之际，多与《汉书》相合。我曾对学《春秋》的人说：“现在这样穿凿附会也不妨碍，只怕一旦从地下挖出孔夫子的家奴，说孔夫子当时的意思不是这样。”
【辅广记录】
现在研究《春秋》的人，都只把许多权谋变诈作为解说，气象局促，不识圣人的本意。不论王道的得失，而言霸业的盛衰，失之太远了。鲁隐公即位，必定当时另有即位的礼数，不记载即位，是因为这礼数不完备的缘故。现在无法考证，其义理难以显现，诸家的解说所以纷纷不一。晋侯侵曹，晋侯伐卫，都是晋文公诡诈之处，考证《左传》可见，都是为了招致楚军。
【周谟记录】
现在做《春秋》义理的人，都是一般巧说，专门计较利害，将圣人的经书当作权谋机变的书。这样不是圣经，却成了一个《百将传》。问：“《春秋繁露》怎么样？”回答说：“尤延之认为这本书是伪作，我看也不是董仲舒的书。”又说：“吕舍人的《春秋》却好，直白地说去，卷首与卷末稍好，中间不像。”伯恭认为这本书只是装饰粉饰来说。
【徐防记录，扬道夫记录说：“近来谈论《春秋》的人，都是计较利害，大义却未曾见到。如唐代的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他们虽然未能深通圣经，然而看他们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究是得到了圣人的意思。《春秋》的写作，正因为当时人欲横流，于是以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寓含褒贬，恰如现在的事情送到法司相似，极为严厉，一字不轻易。如果像现在的解说，只是个权谋智略兵机谲诈的书罢了。圣人晚年痛哭流涕，笔写此书，岂肯如此纤巧？岂至于如此不济事。”
从前楚相给燕相写信，烛光昏暗而不明。楚相说：“举烛。”写信的人不察，便在书中写了“举烛”二字。燕相得到信，说：“举烛，是想要我明于举贤。”于是举贤退不肖，燕国大治。所以说：不是郢书，乃成燕说。现在解说《春秋》的人，正是这类。
【万人杰记录，包扬记录稍异】
附论
问先生对于《周礼》《仪礼》《尚书》《春秋》没有解说，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是当时的实事，孔子写在册子上，后世诸儒学问未到，而各以己意猜度传述，正是横渠所说的‘非理明义精而治之，故其说多凿’。只有伊川认为这是经世的大法，得其要旨了。然而其间极有无定当、难处置的地方。现在不如暂且保存胡文定的本子给后人看，纵然未能尽得其义，然而不中不远了。《尚书》中间也极有难考证的地方，只如《禹贡》说三江及荆、扬间的地理，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人，都有疑问；至于北方就没有疑问，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不曾见过罢了。《康诰》以下三篇更难理解，如《酒诰》却是戒饮酒，却说‘肇牵车牛，远服贾’，为什么呢？《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辞，更不可晓。其他诸篇也多可疑之处，解释下去固然容易，岂能没有疑问？礼经必须编成门类，如冠、昏、丧、祭，及其他杂碎礼数，都必须分门类编出，考证其异同，而订正其当否，方才见得。然而现在精力已不及了，姑且保存给后人。”赵几道又问：“礼应当如何修？”回答说：“礼不是全书，而《礼记》尤其杂乱。现在应当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记》诸书的解说以类相从，更取诸儒剖击的解说各附其下，庶便搜阅。”又说：“以前三礼同为一经，所以有三礼学官，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我以此知其无识。”
【余大雅记录，字正叔，上饶人。戊戌年以后的见闻。先生四十九岁。收录于池州三卷中】
张元德问《春秋》《周礼》疑难，回答说：“这些都没有佐证，强说不得。如果穿凿附会说出来，便是侮圣言。不如暂且研穷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因而说：“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晓
【潘时举録】
左传》、《国语》惟是周室一种士大夫説得道理，大故细宻这便是文、武、周、召在三国立学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防恁地説且如《烝民》诗，大故説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类，大故説得细宻
【黄义刚録】
问：「今科举习《春秋》学，只将伯者事业纒在心胷，则《春秋》先儒谓尊王之书，其然邪？」曰：「公莫道这个物事，是取士弊如此，免不得应之。今将六经做时文，最説得无道理是《易》与《春秋》，他经犹自可。」
【徐容録，字仁父，永嘉人。辛亥所闻。先生六十二岁。《池録》二十四卷中】
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九
钱唐程川撰
春秋三
隐公
春秋传》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唤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传曰：「成而后有败，败非先成者也；得而后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説得有根源。
【李闳祖録元年胡传】
问春王正月是用周正用夏正？曰：「两边都有证据，将何从？」某向来只管理防此不放下，竟担阁了。吾友读书不多，不见得此等处。某读书多后，有时此字也不敢唤做此字。如《家语》周公祝成王冠辞：「近尔民，逺尔年，啬尔时，惠尔财，亲贤任能。」近尔民，言得民之亲爱也；逺尔年，言夀也。年与民叶，音纫；能与财叶，囊来反；与时叶，音尼；财，音慈。
【陈淳録元年】
【录中两边都有证据，将何从？句。黄义刚録云：「这个难稽考，莫去理防这个】
【録中年与民叶。以下黄义刚録云：「『能』字通得三音。若作十五灰韵，则与『才』字叶，与时字又不叶。今更不可理防。据今叶时字，则当作『泥』字读】
某亲见文定公家説，文定《春秋》説：「夫子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説「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时，寒自过了，何用更造桥梁？古人只是寒时造桥度人，若暖时又只是教他自从水里过。看来古时桥也只是小桥子，不似如今石桥、浮桥恁地好。
【黄义刚録元年胡传】
胡文定説《春秋》「公即位」，终是不通。且逾年即位，防服如何入庙？胡文定却説是▯宰摄行。他事可摄，即位岂可摄？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诰》，东坡道是召公失礼处。想古时是这般大事，必有个权宜，如借吉之例。或问《金縢》前軰谓非全书。曰：「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説，只縁人看错了。此乃周公诚意笃切，以庶几其万一。丕子之责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责任。如今人説话，他要个人来服事，周公便説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才多艺，自能服事天。」
【叶贺孙録元年胡传】
义刚问：「庄公见頴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渐渐明了。考叔当时闻庄公之事而欲见之，此是欲拨动他机。及其既动，却好开明义理之説，使其心豁然知有天伦之亲。今却教恁地做，则母子全恩，依旧不出于真理。此其母子之间虽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莹然消释。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复开其隙者，特幸耳。」曰：「恁地看得细碎，不消如此。某便是不喜伯恭《博议》，时他便都是这般议论，恁地忒细碎，不济得事。且如这様，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变，故且教他恁地做。这且得他全得大义，未暇计较这个，又何必如此去论他？」
【黄义刚録元年左传】
陈仲蔚问：「东莱论颖考叔之説是否？」曰：「古
译【潘时举记录】
《左传》、《国语》中，只有周王室的那一类士大夫讲道理，非常细微严密，这就是文王、武王、周公、召公在三国设立学校，教导人们如此的原因。只有周王室的人防范得如此严密，比如《烝民》这首诗，讲得非常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类的话，讲得非常细微严密。
【黄义刚记录】
问：“如今科举学习《春秋》，只把霸者的事业萦绕在胸中，那么《春秋》先儒所说的尊崇周王的说法，是这样吗？”回答说：“你别说这个了，这是取士制度的弊端，不得不应对。如今用六经写时文，最没有道理的是《易经》和《春秋》，其他经书还说得过去。”
【徐容记录，字仁父，永嘉人。辛亥年所闻。先生六十二岁。《池录》二十四卷中】
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九
钱塘程川撰
春秋三
隐公
《春秋传》说：“元，就是仁。”仁，是人心。本来有这个理，但不知道仁为什么却叫作元？就像程颐说的：“天下的理，推究它的本源，没有不善的。”《易传》说：“成功之后才有失败，失败不是先于成功的；得到之后才有失去，没有得到怎么会有失去呢？”这就说得有根源。
【李闳祖记录元年胡传】
问：“春王正月是用周历还是用夏历？”回答说：“两方面都有证据，该听从哪一边？”我向来只是管理着这个念头放不下，竟然耽误了。我的朋友读书不多，看不出这些地方。我读书多之后，有时这个字也不敢叫作这个字。比如《家语》中周公祝成王冠辞：“近尔民，远尔年，啬尔时，惠尔财，亲贤任能。”近尔民，是说得到百姓的亲爱；远尔年，是说长寿。年与民叶韵，音纫；能与财叶韵，囊来反；与时叶韵，音尼；财，音慈。
【陈淳记录元年】
【录中“两边都有证据，将何从？”句。黄义刚记录说：“这个难以考证，不要去理会这个”】
【录中“年与民叶”以下，黄义刚记录说：“‘能’字通得三个音。如果作十五灰韵，则与‘才’字叶韵，与时字又不叶韵。现在更不可理会。根据现在叶时字，则应当读作‘泥’字”】
我亲眼看见文定公家里说，文定《春秋》说：“夫子用夏历的月份冠于月，用周历纪事。”比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我就不敢相信。如果这样，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明了“行夏之时”四个字。根据现在的《周礼》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朝确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说的“行夏之时”，只是因为他不顺，想要改从建寅。比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如果真是十一月、十二月，寒冷已经过去了，何必再造桥梁？古人只是在寒冷时造桥让人渡河，如果暖和时又只是教他们自己从水里过。看来古时的桥也只是小桥，不像如今石桥、浮桥那样好。
【黄义刚记录元年胡传】
胡文定说《春秋》“公即位”，终究是不通的。况且逾年即位，丧服如何入庙？胡文定却说是宰相摄行。其他事可以摄行，即位岂可摄行？况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诰》，苏东坡说是召公失礼之处。想古时是这般大事，必有个权宜，如借吉之例。有人问《金縢》前人谓非全书。回答说：“周公以身代武王的说法，只因为人看错了。这是周公诚意笃切，以庶几其万一。丕子之责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责任。如今人说话，他要个人来服事，周公便说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才多艺，自能服事天。”
【叶贺孙记录元年胡传】
义刚问：“庄公见颍考叔而告之悔，这是他天理已渐渐明了。考叔当时闻庄公之事而欲见之，这是欲拨动他机。及其既动，却好开明义理之说，使其心豁然知有天伦之亲。今却教恁地做，则母子全恩，依旧不出于真理。此其母子之间虽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莹然消释。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复开其隙者，特幸耳。”回答说：“这样看得太细碎，不消如此。我便是不喜伯恭《博议》，时他便都是这般议论，这样太细碎，不济得事。且如这样，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变，故且教他恁地做。这且得他全得大义，未暇计较这个，又何必如此去论他？”
【黄义刚记录元年左传】
陈仲蔚问：“东莱论颍考叔之说是否？”回答说：“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