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九

译人也是看重那盟誓的。」又问：「《大传》在解释经文的地方只是略过，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他解释经文也有好处，比如说‘叚不弟’，所以不说‘弟’；称‘郑伯’，是讥讽他失教。这样的地方他说得也好，全都说得开阔。」又问：「宋宣公可以说知人了吧，立穆公为君，他的儿子继承了君位，这也不能说知人。」回答说：「这样的地方他说得没有根据。比如《公羊传》说，宣公却是宋国的罪魁祸首。《左传》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它喜欢以成败论人，遇到他做得好时，就说他好；做得不好时，就说他不是，却都不以理的是非来评判，这是它的大毛病。叙事方面《左传》却多是真实的，《公羊》《谷梁》却都是胡编乱造，它们离圣人远了，只是凭空想象胡说。」有人问：「《左传》真的是左丘明写的吗？」回答说：「《左传》叙述到韩、魏、赵三家杀智伯的事，距离孔子已有六七十年，决不是丘明所作。」

译【黄义刚记录元年《左传》】

惠公的仲子，恐怕是惠公的妾室；僖公的成风，却是僖公的母亲。不能一概而论，不必像孙明复所说的那样。

【李闳祖记录元年】

【孙明曾说：“文公九年冬天，秦国人来送还僖公、成风的丧服，这与此处不称夫人，意义相同，是讥讽他们来不及举行丧事，而又兼有贬斥之意。”】

夫人子氏去世，只是仲子，左氏预先防备事变的说法也有这个道理。考仲子之宫，是另外建立宗庙。

【万人杰记录二年】

问：石碏劝谏已经自己处理好了，为什么还要那“将立州吁”四句话？回答说：“也是想要不杀那桓公。”又问：“为什么不禁止他的儿子与州吁交往？”回答说：“次序是石碏年老之后，拿儿子没办法。”又问：“杀了他，为什么要引他到陈国去？如果忽然陈国不杀他，那怎么办？”回答说：“就像吃饭一样，难道能说吃不得之后，便不吃了，只得吃。”

【黄义刚记录二年《左传》】

陈仲蔚解释“公矢鱼于棠”说：“有人说‘矢’如同‘皇陶矢厥谟’中的‘矢’。”回答说：“这就是乱说。现在根据传文说‘则君不射’，那么矢鱼就是拿着弓矢去射它，如同汉武帝亲自射江中蛟龙之类。怎么能看出夫子作《春秋》，征讨只写征，讨伐只写伐，不曾这样用一个字？怎么平白无故地陈列鱼，不直接写陈字，却要下一个矢字呢？‘遂往陈鱼而观之’，这几句却是左氏自己说的，根据他上文则没有这个意思。

【黄义刚记录五年】

问：“从陕以东，周公主持；从陕以西，召公主持。周公、召公既然担任左右相，为什么又主持二伯的事务？”回答说：“这是《春秋》说法中未详细阐明的。如《顾命》说召公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边，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边，所能看到的，大概如此。”

【不知何氏记录五年《公羊传》】

桓公

郑人来渝平，渝，是改变的意思。大概鲁国先与宋国交好，郑国人却来改变和平，谓改变旧盟以顺从新好。《公羊传》、《谷梁传》作输平，胡文定认为以物品来求和平，恐怕不对。只说输，那么渝的意思就在其中，如秦《诅楚文》说“变输盟刺”，如果字义则是如此，其文意则只是渝字。

【董铢记录，字叔重，鄱阳人。丙辰以后所闻。先生六十七岁。池录十三卷，饶录四十六卷中】

【六年】

因而说：“勇而无刚。”回答说：“刚与勇不同，勇只是敢于作为，刚有坚强之意。”

【李闳祖记录九年《左传》】

桓公有两年不记载秋冬，解说者认为以此比喻时王不能赏罚。如果这样，孔子也可以说是太迂阔了。我曾经说解说《春秋》的人，只好独自解说，不可以与人辩论诘难。因为独自解说，那么横说竖说都可以；辩论诘难，便说不通。

【吴必大记录四年七年】

《春秋》记载“蔡人杀陈佗”，这是夫子根据鲁国史书记载的。佗弑君，起初不见于经文的，也是鲁国史书没有记载罢了。

【辅广记录六年】

问：“记载蔡威侯，文定认为蔡季贤能，知道请求谥号，怎么样？”回答说：“这只是文字错误。”

【万人杰记录十七年】

庄公

问谷梁解释“夫人孙于齐”，其文义如何？回答说：“始人之也，犹言始以人道治理庄公也。命犹名也，犹曰若于道，若于言，天人皆以为然，则是吾受是名也。臣子大受命，谨其所受命之名而已。”大抵齐鲁的儒者多质朴实在，当时或许传诵师说，见理不明，所以其言论多不伦类。《礼记》中也是如此，如说“仁者右也，义者左也”，说它不对是不行的。

【万人杰记录元年《谷梁传》】

问：“鲁桓公被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桓公会盟而不复仇，先儒认为《春秋》不讥讽，是否正确？”回答说：“他当初只是根据事实这样写，怎么能看出讥讽与不讥讽？当桓公被杀之初，便应当为他料理防备，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便应当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兴起复仇之师。只因为周家衰弱，无处申诉，庄公又没有料理防备，便自己与他主婚，以王姬嫁齐。等到桓公时，又隔了一层了。况且到这件事体又不同，桓公率领诸侯以尊崇周室，庄公怎么能不去？如果不去，却不是背叛齐国，乃是背叛周室。”回答说：“假如庄公当初自己能举兵杀了襄公，还可以再去赴桓公的会盟吗？”回答说：“他如果能杀襄公，他自己便做霸主，不用去跟随桓公。如果是这样，便是这件事完结了。”

【陈文蔚记录五年】

荆楚起初记载国名，后来进称人称爵，乃是自他起初不敢骤然与中国交往，所以从卑称，后来逐渐强大，所以称爵。

【叶贺孙记录十年】

闵公

成风事奉季友，与敬嬴事奉襄仲一般。《春秋》为什么褒扬季友？

译就像《春秋》中记载“季子来归”一样。人杰说：“季子既然归来，而闵公却被杀害，庆父出逃，季子不能讨伐贼人，这是他的心意在于拥立僖公。”先生说：“即使说庆父的罪过较小，而季子自有大恶。如今《春秋》不贬斥他，反而褒扬他，这几乎让人无法理解。大概像髙子、仲孙这些人，只是旧史官记载的，圣人沿袭其文字而不更改，所以记载他们，是想让当时的事迹呈现出来，交给后人的公议罢了。如果说季子是受命的大夫，那么叔婼曾经接受过命服，为什么还要称他的名字呢？”

译【万人杰录元年】

《春秋》记载“季子来归”，恐怕只是沿用了旧史的原文，这样书写，宽泛地看待还可以。如果认为《春秋》笔法严谨，那就讲不通了。或许是因为鲁国动乱已经非常严重，后来季友拥立了僖公，再次整顿了国家社稷，有了这样的大功劳，所以选取了他，这与选取管仲的意思相同。然而季子的罪恶与庆父一样，如果《春秋》褒奖他，那么这部经书就成了败坏三纲、扰乱九法之书了。当时公子牙没有罪，季友却用药毒杀了他，赐死他的家族，这也只是当时国君的恩宠，就像秦国称吕不韦为尚父一样。正淳说：“季子虽然归来，也有放走庆父的罪过。”回答说：“放走庆父的罪过较小，他自身罪过很大，也治不了庆父。”

【吴必大录元年】

【黄防录说：“《春秋》记载‘季子来归’，不知道孔子为什么选取季友？恐怕只是像选取管仲的意思，只因为他后来对国家有功，所以不再追究他以前的罪过。”正淳说：“解说的人说这是国人喜欢季子归来，希望他讨伐庆父的罪过，所以《春秋》因此这样记载。等到后来不能惩治庆父，那么季子值得贬斥的地方也就显而易见了。”回答说：“季子的罪过，不在于放走了庆父，在此之前他自有罪过。”】

问季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回答说：“这个人也有很多可疑之处。各家多说是季友归来，是圣人赞美他的言辞。据我看来，这一句正是圣人导致季氏专权、祸乱国家的根源。又成风听说季氏的由来，就去侍奉他，《左传》记载这几句话，也有说法。成风无缘无故地侍奉他做什么？据我看来，这些人都是鲁国的贼人。”又问子家子，回答说：“他却是忠于昭公，只是也没有计谋，不过只想劝昭公暂且沉默忍受耻辱，趁着季氏前来邀请而回到鲁国。昭公之所以不回去，必定是要驱逐季氏然后才回去。当时列国的大夫，如晋国的栾氏、鲁国的季氏、郑国的伯有之类，每个国家都是这样。二百四十二年，真可以说是五浊恶世，不成样子。孔子说：‘有任用我的人，我大概能复兴东周吧？’不知道怎么做，从哪里做起，我实在不明白。”有人说：“相佐鲁国就可以看到了。”回答说：“他起初只说透了季桓子，桓子事事信任他，所以能做成。等到后来被公敛处父一语说破，桓子就不信任他了，孔子于是做不成了。孟子说五年、七年可以治理天下，不知道怎么做。孔子不太说出来，孟子自己承担的责任不轻，不知道怎么做。”

【沈僴录元年】

季子归来，如同高子来盟、齐仲孙来之类，当时鲁国内乱，得到一个季子归国，那么国人都有欣慰期望之意，所以鲁国史官欢喜地记载了他。孔子直接书写史官的言辞，其实季子没有好的表现，从成风侍奉他就可以看出来。一记载“季子来归”，而季氏掌权、权力离开公室的趋势都由此开始了。问：“鲁君被杀而记载为薨，为什么？”回答说：“如同晋国史书赵盾杀君，齐国史书崔杼杀君，鲁国却不是这样。大概是周公留下的法度、史书的旧章，韩宣子所说的‘周礼在鲁’，也是其中一件事。”问：“诸侯记载为卒？”回答说：“刘道原曾经说过，这本来应当记载为卒。”问：“鲁君记载为薨而诸侯记载为卒，国内大夫记载卒而略去国外大夫，只是区别内外的言辞？”回答说：“确实是。且如今金主死了，他的国家必定来报告哀丧，史官必定记载金主的死；如果他的宰相大臣，他们也不报告，这里也必定不记载。但记载王猛，又记载王子猛，都无法理解。所谓‘天子未除丧，称予小子，活着称名，死了也称名’，这是依据《春秋》的体例来解释罢了。”

【万人杰录元年】

僖公

问：“齐侯侵犯蔡国，也是因为私心，为什么？”回答说：“齐国谋划伐楚已经在先，本来是伐楚，特意借机侵犯蔡国，不是预先谋划的。”问：“《国语》、《左传》都是左氏编纂，为什么把齐桓公记载在《国语》而不记载在《左传》？”回答说：“不知道两书制作的先后。温公说：‘先作《国语》，其次作传。’又有一个相识的人说：‘先《左传》，其次《国语》。’《国语》较为古老，如《左传》后来看，似乎如此。”【包扬录四年】

以前曾听长辈说：“齐桓公伐楚，不责备他僭越称王的罪过，大概是因为桓公每件事都持重，不是一个轻率而不考虑后患的人。当时楚国非常强大，僭越称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桓公如果以此质问，只适宜楚国立即服罪；不然，齐国难道就能保证一定战胜楚国吗？”等到听到先生说到，也认为是对的。

【李壮祖录四年左传】

齐桓公较为正当，只得一次出兵讨伐，管仲也不见出面，有事时只是派人出去整顿。《春秋》每称齐人，《左传》上全不曾记载许多事，却记载在《国语》，以及出自孟子。吕丈说：“《左传》不想让桓公许多不美的地方显露出来，要为桓公管仲保全名声。”孟子所载，桓公也自己犯了，所以都不记载。回答说：“左氏有许多意思时，却是《春秋》。左

译《春秋》的笔法也不是这样迂回曲折，只是有便利于记载的就记载，没有便利于记载的就不记载。如果说意思迂回曲折，这样岂不是会误导人？晋文公行事诡诈，比如入侵曹国、讨伐卫国，都是出于当时不合礼制的私心，却只名义上说是讨伐他们追随楚国。比如记载“晋侯伐卫”，从措辞中就可以看出深意。又记载“楚人救卫”，像这样记载“救”，都含有褒美之意。中原的诸侯，晋国出于私心去讨伐他们，反而使得楚国人来救援。像“晋侯侵曹”、“晋侯伐卫”、“楚人救卫”，这些措辞都是圣人删削修订的结果，需要在这里体察其中的义理。现在的人研究《春秋》大义，都只谈论利害关系，而晋侯的侵伐行为都是出于私意。

译【包扬记录四年】

《春秋》记载了“防王世子”一事，这是为了表彰齐桓公。

【辅广记录五年】

关于晋国里克的事情，仅凭《春秋》的记载，看不出其中的是非对错。《国语》记载骊姬暗中拉拢里克的妻子，后来里克立场不坚定，于是就有了他持中立态度的说法。当时人们只是责难里克，里克如果不变节，太子申生就可以安定。由此看来，里克的罪过是明显的。后来他杀死奚齐、卓子，也顺应了晋国百姓的心意，并且为申生伸了冤屈。像《春秋》所记载的，有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比如里克这类事情，当时的人尚且不知道谁对谁错，何况后世呢？又如蔡人杀死陈佗，根本没有任何陈佗弑君的踪迹。“防王世子”这件事，却是齐桓公做得好。

【叶贺孙记录九年】

有人问：“《春秋》记载‘晋杀其大夫荀息’，这是肯定他吗？”回答说：“荀息也没有看出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只是他始终如一，为君主赴难而死，这一点值得肯定罢了。”后来又记载“晋杀其大夫里克”，并不是因为弑君的罪过而讨伐他。然而里克的罪过，在于他持中立态度。现在《左传》中却看不到这件事，《国语》中的记载非常详细。

【辅广记录十年】

问：“里克、丕郑、荀息三人，当初晋献公想废掉太子申生，立奚齐，荀息就说‘君主命令立他，臣下怎敢有二心’，完全不能用道义去劝谏君主，这大体上是错误的。里克、丕郑说‘遵从君主的道义，不遵从君主的迷惑’，见解很正确，只是后来做事没有做到底。”回答说：“他们出错的地方就在那个‘中立’上。天下没有中立这回事，自己如果能排挤退让掉对方，就应当排挤退让他；如果奈何不了他，就应当自己赴死。现在骊姬一答应他们中立，他们的事就了结了，这就是他们只求保全性命、躲避祸患。正像隋高祖篡夺周朝时，韦孝宽起初非常不平，一见众人被杀，就去投降他，反而让他多做了几件不好的事。看史书到这里，让人气愤。”有人说：“看荀息也有不对的地方。”回答说：“完全不对，岂止是有不对的地方？只是能办到一死，也是难事。”文蔚说：“里克在献公在世时，不能极力防范；等到献公死后，却杀了奚齐，这也不对。”回答说：“这种事就是难说。献公在世时，跟他说不听，又怎么奈何得了他？后来也应当防范，只是不该杀了他。”

【陈文蔚记录十年左传】

吴国和楚国在防地结盟，不记载“王”字，恐怕是吴国和楚国当时虽然在各自国内自称王，但在与诸侯结盟时未必称王。

【李闲祖记录二十一年】

诸侯灭掉别的国家，不曾记载国君的名字。卫侯燬灭掉邢国，解说者认为是因为灭的是同姓国家。现在经文只隔了“夏四月癸酉”一句，就记载卫侯燬去世，恐怕是因此传抄错误，也未可知。又说：“鲁国国君记载用‘薨’，其他诸侯国君记载用‘卒’。”刘原父回复司马光的信说：“‘薨’是臣子对君主的称呼。”司马光也认为这样。把“卒”当作贬义词，恐怕也不对。

【万人杰记录二十五年】

文公

《春秋传》说：“毁弃宗庙的方法，是改变涂饰，更换屋檐。”意思是说不是全部拆除，只是改变灰泥的节次，更换屋檐罢了。

【黄义刚记录二年谷梁传】

天子的宗庙，是复庙重檐。檐，读音同檐。又说：“毁弃宗庙的制度，改变涂饰是可以的，更换屋檐也是可以的。”

【董铢记录二年谷梁传】

臧文仲废除六关，如果认为他是不知道利害而轻易废除，那么只可以说他无知，之所以说他不仁，必定是有私心害民的事情，只是古代的事情已经久远，无法考证罢了【有人说臧文仲知道征收关税是有害的而去除了它，于是就没有办法识别奸伪，所以先生这样说】。

【李方子记录，字公晦，邵武人。戊申年以后所闻。先生五十九岁。池录六卷中】

【二年左传】

僖公、成风与东晋简文帝、郑太后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彰显妾母的地位。到了本朝真宗皇帝去世后，才开始让王后配享，当时群臣也曾争论过，因为这是创举，后来就成为了惯例，礼制于是混乱了。

【万人杰记录四年】

胡氏《春秋》文公八年记载公孙敖的事情说：“好色出于本性，淫乱出于气质。”这种说法源自上蔡先生，这区分得很不对。大凡从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道理，固然都是本性，好色固然是本性，然而不能用礼来节制，用义来约束，就是恶。所以孟子在这里只说：“君子不把它当作本性。”这话便没有毛病。又说：“李先生曾经论及公孙敖的事，只说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这就是大不恭敬，鲁国也不再派人前往，这就是罪过。这样解释经文很恰当。”大概经文本来就没有“从己氏”的说法。

【黄防记录八年胡传】

【黄人记录说：“胡氏只贬斥他跟随己氏的过错，经文原本没有涉及这件事”】

宣公

于是让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恐怕是当时史官就是这样记载的。因为如今鲁国的史书已经不存，无法知道哪部分是旧文，哪部分是圣人的笔削，怎么见得圣人的意思呢？

【李闲祖记录元年】

晋国骊姬作乱，诅咒不要蓄养众公子。从此晋国没有公族，而以卿大夫作为公室的大夫。这

译这就是六卿瓜分晋国的开端。像骊姬谋划驱逐众位公子，想要立奚齐、卓子为君那样，后来竟然将此作为惯例，这就让人怀疑是六卿暗中策划的阴谋。然而这也难以弄清。

译【沈僴记录《左传》三年】

潘植于是举出楚军卒偏两军共计一百七十五人的例子，说：“一广有一百七十五人，二广共计三百五十人，楚军分为左广和右广，前后轮流作战。”

【潘植记录，字立之。癸丑年所闻，先生六十四岁。收录于《饶录》二十九卷中】

【《左传》十二年】

成公

先生问人杰：“记得《左传》中分谤的事吗？”人杰回答说：“韩献子将要杀人，郤献子驰马救援来不及，于是让韩献子带着囚犯巡行示众。”先生说：“近世的士大夫大多是这样，只顺从人情。比如荀林父在邲之战中，先縠违抗命令渡河，他却说与其独自承担罪责，不如让六个人共同承担，这是何等见识！当时身为荀林父，只该按兵不动，召来先縠将他诛杀。”人杰说：“如果这样做，岂止能保全全军，即使进军救援郑国也是可以的。”于是问起韩厥杀人的事，在郤克那里只能如此。先生说：“既然想要驰马救援，那么杀人就不能算是正确的。然而这件事暂且不要管它。”接着说：“当时楚国的叔敖不想作战，伍参与他争辩。如果事情有应当争辩的地方，必须尽力争辩，不可苟且顺从人情。”

【万人杰记录《左传》二年】

问：“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以生存，‘中’是指气吗？”回答说：“‘中’是指理，理就是仁义礼智，哪里有形象呢？凡是无形的称为理，如果是气则称为生。清的是气，浊的是形。气是魂，称为精；血是魄，称为质。所谓‘精气为物’，必须是这两者相互感应，才能形成万物。‘游魂为变’，所禀受的气到此已经耗尽，魂升上天，魄降入地。阳是气，是魂，归于天；阴是质，是魄，降入地，这就叫死。知道生也就知道死，只是这个理。夫子告诉子路，不是拒绝他，而是先后次序如此。”接着说：“鬼神，是造化的迹象。比如起风下雨，打雷闪电，花开花落，没有神又是什么？只是人们不去体察罢了。一听到说鬼的事，就认为是怪异。世间自有这样的道理，不能说没有，只是不是造化的正道罢了。这是得到了阴阳不正之气，不必惊恐迷惑。所以夫子不谈怪异，因为明明有这种事，只是不谈罢了。南轩说没有，就不对了。”

【周明作记录，字元兴，建阳人。壬子年以后所闻，先生六十三岁。收录于《饶录》二十二卷中】

【《左传》十三年】

胡安国解释《晋弑其君州蒲》这一段，意思不分明，似乎是为栾书开脱。曾问胡逢伯，逢伯说：“厉公无道，只应当废黜他。”

【李闳祖记录《胡氏传》十八年】

于是问《胡氏传》中栾书弑杀晋厉公的事，其意思似乎允许栾书弑君，为什么呢？回答说：“以前也曾怀疑过，后来见到文定公的外甥范伯达而询问他。伯达说：‘文定公的意思，大概是认为栾书执掌国家政事，而厉公如此无道，也不能坐视不管。为栾书考虑，厉公可以废黜而不可以杀害。’”张洽说：“传文中完全看不出这个意思。”回答说：“文定公既然认为应当如此，作传虽然不能明说，难道不能暗示他的意思吗？现在写了数百字，而其意思完全不可理解，这也是不善于传述经义的人啊。”

【张洽记录《胡氏传》十八年】

杨至之问起晋悼公，先生说：“很有条理！他的才能大大高超。看当初人们去周王室迎接他时，只有十四岁，他说几句话，就乖觉，就有驾驭和放纵的手段。刚回到晋国，做事就与众不同。当时厉公那样弄得狼狈不堪，被人怂恿，胡乱杀了，晋室大大费力。等到悼公回来，不知怎么，就被他做得这样好！恰如久雨积阴，忽然遇到天晴，光景就不同了，赫然焕然一新。”又问：“胜过齐桓公、晋文公吗？”回答说：“完全胜过。但桓公、文公是从无到有做起来，悼公是现成的基业。我曾经说晋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这三个人的才能一般，都能做事，都是一做就成功。等到成功了，又就死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黄义刚记录《左传》十八年】

襄公

杨至之问：“《左传》中‘元者，体之长’等句，是左氏引用孔子的话，还是古代就有这样的话？”回答说：“或许是古代已有这样的话，孔子引用它也未可知。《左传》文中说：‘克己复礼，仁也。’‘克己复礼’四个字，也是古代已有这样的话。”

【陈淳记录《左传》九年】

子上问：“郑伯用女乐贿赂晋悼公，怎么样？”有歌钟两套，回答说：“郑卫之音与先王的音乐，其乐器相同，只是声音不同。”

【滕璘记录《左传》十一年】

问《左氏传》中驹支的辩辞，刘侍读认为没有这件事。回答说：“我也怀疑。既然说言语衣服不与华夏相同，又能赋《青蝇》，为什么呢？”又问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怂恿申生之死，是几个公子的议论。申生在闵二年十二月出兵，给他穿偏衣，佩金玦，几个公子的议论如此，献公再举事就不行了，就有预先猜疑、不信任的意思。《左氏传》整本书都是这个意思，文章浮艳而没有事实。大概

译周朝衰微时，自然有这一类迂腐空泛的人，看《国语》的文字就可以看出周朝的衰微了。我曾经读宣王想要籍田千亩的事，就觉得心烦。等到战国时期的人，却崇尚实际，看太史公的《史记》就可以知道。公子成与赵武灵王争论改变服饰，甘龙与卫鞅争论变法，其他像苏秦、张仪的辩论，没有不是这样的。卫鞅在魏国时，他的相国公孙痤劝魏君任用他，如果不任用就必须杀掉他。魏君不听从，公孙痤又明确地对卫鞅说了。卫鞅认为不能任用我，怎么能杀我？等到秦孝公下令，卫鞅向西进入秦国。然而看孝公下令的几句话，如此气势，乃是吞并六国的规模。卫鞅初次拜见孝公，用帝道、王道来游说，想来好笑，其实乃是霸道。卫鞅这样做，所以坚定了孝公的心，后来那些迂腐空泛的学说就更不能进入了。假如当时没有卫鞅，必定会有别人出来。看孝公的意思，肯定是不用孟子的。《史记》所记载的事实，《左传》哪里会有这种记载？

译【万人杰记录，十四年《左传》】

问：季札观看乐舞，为何能了解得如此详审？回答说：“这是左丘明编造出来的，本身也难以相信。比如他听了齐国的音乐就说‘这个国家不可限量’，然而经过一两代传承就成为了田氏的天下，哪里还体现‘不可限量’呢？这些地方都是难以相信的。”【潘时举记录，二十九年《左传》】

问：“季札，胡文定公说他的辞让君位导致了动乱，司马光又说他明确了君臣的大分。”回答说：“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不知何氏记录。二十九年胡氏传注】

季札辞让君位并不完全正确

【包扬记录，二十九年胡氏传注】

昭公

有人问：“子产辅佐郑国，铸造刑书，实行丘赋，当时的人不以为然，是因为他不通达‘以礼治国’的道理，只依靠法制来治理国家，所以郑国日益衰败削弱。”回答说：“是他的能力只达到这个程度。看他与韩宣子争论时，似乎能坚守立场；等到伯有、子皙等人扰乱他时，他就估量能治理的就去治理，若治理不了，就含糊过去。也由于当时列国的世卿，每个国家都有两三个强大的家族，根基盘根错节，势力相互倚仗，终究动不了他们。不像如今的大臣，一旦被弹劾，就可以被驱逐。所以当时自有一套议论，比如韩献子‘分担谤议’的说法，只是要大家含糊过去，不要显得我是你对他错。又如鲁国以‘互相容忍’来治国，意思都是如此。后来张文潜极力推崇这种观点，所以他写的文章虽然篇幅很长，不过只是这一层意思罢了。”

【辅广记录，六年《左传》】

《左传》中“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杜预煞费苦心去解释。后来王肃只解释为“刑罚”的“刑”，很容易理解，这就显示出杜预不如他。李百药也有两处说法，都按“刑罚”的字义来解释。

【黄义刚记录，十二年《左传》】

“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左传》作“形”字，解释的人胡说八道。如今《孔子家语》作“刑民”，注解说：“伤也”，非常清楚。大概是说伤害民力来供养自己，而没有餍足之心。又如《礼记》中说“耆欲将至，有开必先”，《家语》作“有物将至，其兆必先”是对的。因为“有”字像“耆”字，“物”字像“欲”字，“其”字像“有”字，“兆”字的篆文像“开”字，“之”字必定是误写无疑。现在想要按“有开”来解释也可以，但没有意思罢了。王肃所引用的证据，有好处。后汉郑玄与王肃的学问互相诋毁，王肃固然多有不正确，但也有考证援引得当的地方。

【沈僴记录，十二年《左传》】

齐国田氏的事情，晏平仲说：“只有礼可以制止它。”不知道他当时所说的礼是怎样的，可以制止它？想必他必有一个主张。

【吕焘记录，字德昭，南康人。己未年所闻。先生七十岁。收录在饶录第三十六卷、第三十七卷中】

《春秋》中权臣掌握政权的，都是对百姓施行厚恩，所以晏子回答景公的话说：“在礼制上，家族的施恩不及国家。”这是先王防范的意思。

【万人杰记录，二十六年《左传》】

定公

有人问：“申包胥到秦国乞求援兵，秦哀公为他赋《无衣》，不知道是创作了这首诗，还是只是歌唱了这首诗？”回答说：“赋诗在其他书中没有见到，只是《国语》与《左传》所说，都出自左丘明一人之手，不知道如何？《左传》前面说许穆夫人赋《载驰》、高克赋《清人》，都是说创作了这首诗；到晋文公赋《河水》以后，如赋《鹿鸣》、《四牡》之类，都只是歌诵其诗，不知道如何？”接着说：“左氏的说法多难相信。比如晋国范宣子责备姜戎，说：‘我们诸戎，礼物不通，言语不同，不参与会盟，也没有冒犯。’然后赋《青蝇》而退下。既然说言语不同，却又这样说，又吟诵诗歌，这不可理解。”

【胡泳记录，字伯量，南康人，戊午年所闻，先生六十九岁，收录在饶录第三十四卷中】

【四年《左传》】

问夹谷之会，孔子几句话，为何能退却莱人的军队？回答说：“毕竟齐国常常欺负鲁国，鲁国常常不能与之争辩，却忽然被一个人以礼来质问，他如何能不动容？就像蔺相如在秦王面前击缶，也是秦国常常欺负赵国过分，忽然被一个人如此强硬地振奋，他如何能不动容？”【吕焘记录，十年】

圣人毁坏三都，也是因为季氏厌恶他们的强大，正像唐末五代罗绍威。他的兵力强于各镇，是因为有五千牙兵。然而这些牙兵又不驯服于他，罗绍威非常厌恶他们，一天之内全部杀掉了他们。他的镇守之地于是衰弱，被邻镇欺负，这才大大后悔。

【包扬记录，十二年】

哀公

《春秋》记载获麟，我不敢断定是书成后感应了麒麟，也不敢断定是感应了麒麟才作书。大概是因为麒麟出现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被人杀了，是不祥之兆。

【陈淳记录，十四年】

穆公附

陈仲亨问：“晋国三卿成为诸侯，司马胡氏的说法哪个正确？”回答说：“胡氏的说法也是如此，但他只是从《春秋》中间说起，这却不仅仅如此。大概自平王以来，就如此无理了，因为”

译像这样，一天比一天衰落，到最后稍微有点本事的人也没办法对付他们。如今看《春秋》，起初周天子还稍微有些征伐之类的事情，到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等到鲁定公、鲁哀公之后，更不敢提及天子。然而起初只是诸侯出来抗衡，到后来诸侯没办法对付他们，便又被大夫出来掌控局面。等到大夫稍微掌控得没办法时，又被陪臣出来掌控。这就好比唐朝的藩镇那样，起初是节度使抗衡朝廷，后来牙将、孔目官、虞侯之类的人，都杀了节度使后出来掌控局面。当时让他们出来掌握天下的权力，任意妄为，后来更没办法对付他们。这自然是形势必然如此。像孔子说“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这一段，说得极其清楚明白【黄义刚记录：六年后的《春秋》七十八年，实际上是威烈王二十三年】

译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九

<经部，五经总义类，《朱子五经语类》>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五经语类卷六十

钱塘程川撰

礼一

统论经义

古代的礼仪繁琐细密，后人对礼仪日益疏略。然而在当今时代想要实行古礼，恐怕情感与文饰不相称，不如只在当今人们所行的礼仪中进行删减修定，使其具备节制文饰、制度数目、等级威严就足够了。古乐也难以立刻恢复，暂且在当今音乐中去掉那些急促尖锐、节奏繁快的音调，并考究其律吕，使其合乎正声，再让掌管辞令的官员制作乐章，其中略微叙述教化训诫，以及宾主之间的情谊，以及君主对待臣下的恩意之类，让人歌唱，也足以涵养人心的平和。《周礼》规定在岁时聚众宣读法律，当时所宣读的内容不知是什么。如今如果将孝悌忠信等事撰写成文字，或者每半年或每三个月一次，或者在城市或在乡村聚集百姓宣读，并加以解说，使其通晓，以及在各地设立粉壁书写，也必定有益【吴必大记录，字伯丰，兴国人，戊申己酉年间所闻，先生五十九岁、六十岁，饶录八卷中】。

古代礼学是专门名家，始终治理防范此事，所以学者有所传授，终身遵守并实行。凡是行礼有疑问的，就前去质问，所以上自宗庙朝廷，下至士庶乡里，典礼各各分明。汉唐时还有这种意旨，如今真是无人知晓。如前某人遭遇继母丧事，《礼经》必有明文，当时满朝竟无一人知道应当如何，大家混闹一场，后来只说莫如从厚，好像无可奈何，本不应当如此，姑且顺从人情从厚办理，这是为何如此？哪有堂堂中国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无一人识此礼的！然而也是没有这样的人。州州县县的秀才与太学秀才，治《周礼》的不曾理会得《周礼》，治《礼记》的不曾理会得《礼记》，治《周易》的不曾理会得《周易》，以至《春秋》、《诗》都这样，国家依靠什么呢！因此问张舅【淳】，听说他已死，再三称叹，并询问其子孙能否守住家学？并且说：“可惜朝廷不举用他，使典礼仪。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五庸哉。”这个典礼，自是天理之当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圣人之心与天合一，故行出这礼，无一不与天合。其间曲折厚薄浅深，莫不恰好。这都不是圣人凭空撰出，都是天理决定合着如此。后之人此心未得做圣人之心，只得将圣人已行底、圣人所传于后世底依这様子做。做得合时，便是合天理之自然。

【叶贺孙记录，字味道，括苍人，辛亥以后所闻。先生六十二岁。池录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

杨通老问礼书，先生说：“看礼书，见古人极有精密处事，无微细，各各有义理。然又须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见得度数文为之末，如此岂能识得深意？如将一碗干硬底饭来吃，有甚滋味？若白地将自家所见揣摸他本来意思不如此，也不济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会这个，下梢溺于器数，一齐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尽晓其意，且要识得大纲。”

【叶贺孙记录】

因理会所编《礼书》分经分传而言，先生说：“经文精确峻洁，传文则词语泛滥。《国语》所载事迹多如此。如今人作文，因一件事，便要泛滥成章。”

【万人杰记录。字正淳，兴国人。庚子以后所闻。先生五十一岁。池录十七卷，饶录四十六卷中】

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须别有个措置，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会大本大原。曾子临死丁宁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上许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会许多，正是笾豆之事。曾子临死，教人不要去理会这个。“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非是孔子，如何尽做这事？到孟子已是不说到细碎上，只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这三项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说井田，也不曾见《周礼》，只据《诗》里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只用诗意带将去，后面却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只说这几句，是多少好！这也是大原大本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