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七
春秋一
统论经义
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叚，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
【不知何氏录。川按：不知何氏录有三：饶録二十卷，为辛亥先生六十二岁时同舍共闻；饶録三十九卷，为已未先生七十岁时同舍共録建别録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不详何时所闻。未详孰是，余仿此】
春秋大防，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呉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甞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书防盟侵伐，大意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书郊禘，大意不过见鲁僭礼耳。至如三卜四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如不郊犹三望，是不必望而犹望也；如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绎也。如此等义，却自分明。近世如苏子由、吕居仁，却看得平。
【李闲祖録字守约邵武人，戊申以后所闻，先生五十九岁，池録四卷中】
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今人只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都晦了。今人做义，且做得齐威、晋文优劣论。
【陈淳録字安卿临漳人庚戌、已朱所闻，先生六十一岁、七十岁。饶録十三卷、十四卷中】
春秋》之作，不为晋国伯业之盛衰，此篇大意失之，亦近岁言《春秋》者之通病也。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霸，内诸夏外呉楚，此《春秋》之大指，不可不知也【此先生亲笔】
【杨道夫録，字仲愚，建宁人。己酉以后所闻。先生六十岁。池録十八卷、十九卷中】
问：「《春秋》曰：『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其事则齐桓、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桓公之书即位，则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他崩、薨、卒、葬，亦无意义。』」
【万人杰录。字正淳，兴国人。庚子以后所闻，先生五十一岁。池録十七卷，饶録四十六卷中】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説那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更圣人所书，好恶自易见。如葵丘之防，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后来五伯既衰，湨梁之盟，大夫亦出与诸侯之防，这个自是差异不好。今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如「王人子突救卫」，自是卫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书字，缘其救卫，故书字。」孟子説：「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説得极是了。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
【陈淳录、黄义刚录云：「某不敢似诸公道圣人是于一字半字上定去取。圣人只是存得那事在，要见当时治乱兴衰，见得其初王政不行，天下皆无统属，及五伯出来如此扶持，方有统属，恁地便见得天王都做主不起。」后同】
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防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麽事，明年有甚麽事，礼乐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防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黄义刚，字毅然，临川人。癸丑以后所闻。先生六十四岁。池録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饶録三十八卷中】
春秋》固是尊诸夏、外呉楚，
译《春秋》第一卷
统论经义
《春秋》开篇，不记载鲁隐公即位，这涉及君臣关系；记载仲子，区分嫡庶，这涉及夫妇关系；记载与邾国结盟，这涉及朋友关系；记载郑伯击败共叔段，这涉及兄弟关系。一开篇，人伦纲常便都包含在内了。
【不知何人所录。朱熹按：不知何人所录的有三种：饶录二十卷，是朱熹六十二岁时与同舍生共同听闻的；饶录三十九卷，是朱熹七十岁时与同舍生共同记录的，另外有建别录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不详是何时听闻的。未详孰是，其余仿此】
《春秋》的大防，其可见的，不过是诛伐乱臣，讨伐贼子，尊崇中国，排斥吴楚，贵王贱伯罢了，未必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字字都有深意。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完备记载二三百年间的事迹，选取史官的文字写在这里，何曾说过某事用某种笔法、某事用某种条例呢？况且像记载防地会盟、侵伐，大意不过是显示诸侯擅自兴兵、放纵妄为罢了；记载郊祭、禘祭，大意不过是显示鲁国僭越礼制罢了。至于像三次占卜、四次占卜，牛受伤、牛死亡，这是失礼之中又失礼；像不举行郊祭却还举行三望之祭，这是不必望祭却还望祭；像记载仲遂去世却还举行绎祭，这是不必绎祭却还绎祭。像这样的义理，却自分明。近世如苏辙、吕本中，却看得平正。
【李闲祖录，字守约，邵武人。戊申年以后所闻，朱熹五十九岁。池录四卷中】
《春秋》本是阐明正道、端正义理的书，今人只比较齐桓公、晋文公霸业的优劣，反而成了谋取私利，大义都晦暗了。今人做《春秋》义，甚至写出齐桓公、晋文公优劣论。
【陈淳录，字安卿，临漳人。庚戌、己未年间所闻，朱熹六十一岁、七十岁。饶录十三卷、十四卷中】
《春秋》的写作，不是为了晋国霸业的盛衰，这篇大意失之，也是近年谈论《春秋》者的通病。端正义理不谋取私利，阐明正道不计算功利，尊崇王权轻视霸权，内诸夏外吴楚，这是《春秋》的大旨，不可不知。【此朱熹亲笔】
【杨道夫录，字仲愚，建宁人。己酉年以后所闻。朱熹六十岁。池录十八卷、十九卷中】
问：“《春秋》说：‘这是圣人依据鲁国史书来记载其事，让人自己观看作为鉴戒罢了。其事则齐桓公、晋文公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其义则在于诛伐乱臣贼子。如果想要推求一字之间的含义，认为圣人褒善贬恶专门在于此，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像记载即位，是鲁君举行即位之礼；继位而不记载即位，是不举行即位之礼。如果桓公记载即位，那是桓公自己端正其即位之礼罢了。其他崩、薨、卒、葬，也没有深意。’”
【万人杰录。字正淳，兴国人。庚子年以后所闻，朱熹五十一岁。池录十七卷，饶录四十六卷中】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让人看到当时治乱兴衰，不是在一字上定褒贬。起初王政不行，天下都没有统属，等到五霸出来扶持，才有统属。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到后来五霸又衰微，政令出自大夫。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所以孔子作《春秋》，依据事实写在那里，教人看到当时事是如此。怎么知道是用旧史还是不用旧史？现在硬说那个字是孔子的文辞，那个字是旧史的文辞，如何验证？况且圣人所记载的，好恶自然容易看见。像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然是好的，本末自然是分别的。等到后来五霸既衰，湨梁之盟，大夫也参与诸侯的会盟，这个自然是差异不好。现在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像‘王人子突救卫’，自然是卫国应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子因而保存他的名字。现在诸公解释却说：‘王人本不书字，因为救卫，所以书字。’孟子说：‘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说得极是了。又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如此细碎。
【陈淳录、黄义刚录云：‘某不敢似诸公道圣人是于一字半字上定去取。圣人只是存得那事在，要见当时治乱兴衰，见得其初王政不行，天下皆无统属，及五伯出来如此扶持，方有统属，恁地便见得天王都做主不起。’后同】
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防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麽事，明年有甚麽事，礼乐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防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黄义刚，字毅然，临川人。癸丑以后所闻。朱熹六十四岁。池录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饶录三十八卷中】
《春秋》固是尊诸夏、外吴楚，
然圣人当初作经，岂是要率天下诸侯而尊齐、晋？自秦桧和议之后，士人讳言内外，而《春秋》大义晦矣。
译然而圣人当初作《春秋》这部经典，难道是想要率领天下的诸侯去尊崇齐国和晋国吗？自从秦桧达成和议之后，士大夫们忌讳谈论内政与外交的区别，于是《春秋》的大义就晦暗不明、被遮蔽了。
【陈淳録】
林问：「先生论《春秋》一经，本是明道正谊、权衡万世典刑之书。如朝、聘、防、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为之详略，或书字，或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后之学《春秋》多是较量齐鲁长短，自此以后如宋襄、晋悼等事，皆是论伯事业，不知当时为王道作邪？为伯者作邪？若是为伯者作，则此书岂足为义理之书？」曰：「大率本为王道正其纪纲。有已前《春秋》文字虽杂，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谊道理，尚可防近来止説得霸业权谲底意思，更开眼不得。此义不可不知。」
【徐防録，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后所闻，先生六十一岁。池録二十卷、二十一卷，饶录二十六卷中】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着。今若必要如此推説，湏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后为可见，而亦岂复可得也？
【周谟录，字舜弼，南康人。己亥以后所闻。先生五十岁。饶録四卷、五卷中】
春秋有书天王者，有书王者，此皆难晓。或以为王不称天，贬之，某为若书天王，其罪自见。宰咺以为▯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舆、齐阳生，恐只据旧史文。若谓添一个字、减一个字便是褒贬，某不敢信。桓公不书秋冬，史阙文也。或谓贬天王之失刑，不成议论，可谓乱道。夫子平时称顔子不迁怒、不贰过，至作《春秋》，却因恶鲁桓而及天子，可谓桑树着刀、谷树汁出者。鲁桓之弑，天王之不能讨，罪恶自着，何待于去秋冬而后见乎？又如贬滕称子，而滕遂至于终《春秋》称子，岂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犹经赦叙复，岂有因滕子之朝桓，遂并其子孙而降爵乎？
【万人杰录】
书人恐只是防者，然朝非防者之礼，而有书人者，此类亦不可晓。
【李闲祖録】
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様看。」曰：「程子所谓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处。」曰：「其间不知是圣人果有褒贬否？」曰：「也是不得。」「如许世子止尝药之类，如何？」曰：「圣人亦只因国史所载而立之耳。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圣人之本意。」
【潘时举录，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后所闻。先生六十四岁。池录十二卷，饶录四十六卷中】
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齐桓、晋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盖当时楚最强大，时复加兵于郑，郑则在王畿之内；又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其势与六国不同。盖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楚在春秋时，他国皆不及其强，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则周室为其所并矣。又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国，是甚道理？
【辅广録字汉卿庆源人。甲寅以后所闻。先生六十五岁。池録二卷中】
问：「《春秋》一经，夫子亲笔，先生不可使此一经不明于天下后世。」曰：「某实看不得。」问：「以先生之髙明，看如何难？」曰：「劈头一个『王正月』，便説不去。」刘曰：「六经无建子月，惟是《礼记·杂记》中有个『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先王』，其他不见説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来作閙也。『八月之间旱，则苖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鹘突。『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若作今十一月十二月，此去天气较暖，便可涉过。唯是九月十月不可涉过，止有此处説，其他便不可説。」刘云：「若看《春秋》，要信传不可？」曰：「如何见得？」曰：「天王使宰咺来归仲子之赗，传谓预凶事，此非人情。天王归赗于鲁，正要得牢笼鲁，这人未死，却归之▯，正所以怒鲁也。」曰：「天王
译【陈淳记录】
林问：“先生论述《春秋》这一部经书，本来是阐明正道、匡正义理、权衡万世法度的著作。像朝见、聘问、防御、盟会、侵扰、征伐等事情，都是根据人心的恭敬或放肆来决定记载的详略，有的只写官职，有的连名带姓，都是就具体事情来体现义理，最是斟酌细微之处毫不差池。后来学习《春秋》的人，大多是在比较齐鲁两国的长短，从此以后，像宋襄公、晋悼公等事情，都是在讨论霸主的事业，不知道当时是为了王道而作呢？还是为了霸主而作呢？如果是为了霸主而作，那么这本书哪里足以成为阐明义理的著作呢？”先生说：“大抵这本是为了王道来端正纲纪。以前的《春秋》文字虽然杂乱，但尚且知道有圣人明道正谊的道理，还可以防止近来只谈论霸业权谋诡诈的意思，让人再也睁不开眼。这个义理不可不知道。”
【徐防记录，字居父，永嘉人。庚戌年以后所听讲的，先生六十一岁。在池录二十卷、二十一卷，饶录二十六卷中】
《春秋》所记载的，比如某人做了某事，本来是依据鲁国史官的旧文，经过笔削而成。现在的人看《春秋》，一定要说某个字是讥讽某人，这样就是孔子专门凭私意，妄加褒贬。孔子只是依据事实直书，善恶自然显露。现在如果一定要这样推究解说，必须得到鲁国史官的旧文，参校笔削的异同，然后才能看见，但这又哪里还能得到呢？
【周谟记录，字舜弼，南康人。己亥年以后所听讲的。先生五十岁。在饶录四卷、五卷中】
《春秋》有记载“天王”的，有记载“王”的，这些都很难理解。有人以为不称“天”而称“王”，是贬低他，如果记载“天王”，他的罪过自然显现。宰咺以为〇宰，也不敢相信。其他像莒去疾、莒展舆、齐阳生，恐怕只是依据旧史的文字。如果说添一个字、减一个字就是褒贬，我不敢相信。桓公不记载秋冬，是史官缺漏文字。有人说贬低天王失刑，不成议论，可以说是扰乱正道。夫子平时称赞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到了作《春秋》，却因为厌恶鲁桓公而牵连到天子，可以说是桑树着刀、谷树汁出（比喻牵强附会）。鲁桓公被弑，天王不能讨伐，罪恶自然显露，何必等到去掉秋冬二字才显现呢？又如贬低滕国称子，而滕国于是直到《春秋》终了都称子，哪有这个道理？现在朝廷立法，降官的人尚且经过赦免恢复官职，哪有因为滕子朝见鲁桓公，就一并降低他子孙爵位的呢？
【万人杰记录】
记载“人”恐怕只是防备者，然而朝见不是防备者的礼仪，却有记载“人”的，这类事情也不可不理解。
【李闲祖记录】
问：“《春秋》应当怎么看？”先生说：“就像看史书一样看。”问：“程子所说的用传文考证经文的史实，用经文辨别传文的真伪，怎么样？”先生说：“就是也有不可考证的地方。”问：“其中不知道圣人是否真的有褒贬？”先生说：“也是不行的。”“像许世子止尝药之类的事情，怎么样？”先生说：“圣人也只是依据国史所载而确立罢了。圣人光明正大，不应该用一两个字来对人进行褒贬。如果这样琐碎地寻求，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
【潘时举记录，字子善，天台人，癸丑年以后所听讲的。先生六十四岁。在池录十二卷，饶录四十六卷中】
《春秋》的记载，暂且依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暂且依据事实而记载，其是非得失交给后世公论，大概有言外之意。如果一定要在一字一辞之间寻求褒贬所在，我私下恐怕不是这样。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对王室有功，大概是因为当时楚国最强大，时常对郑国用兵，郑国却在王畿之内；又讨伐陆浑之戎，在周朝疆界陈兵示威，其形势与战国六国不同。大概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手。楚国在春秋时，其他国家都不如它强，如果不是桓公、文公有所遏制，那么周王室就会被它吞并了。又诸侯不朝见聘问周天子，而周天子反而向下聘问列国，这是什么道理？
【辅广记录，字汉卿，庆源人。甲寅年以后所听讲的。先生六十五岁。在池录二卷中】
问：“《春秋》这一部经书，是夫子亲手笔削的，先生不可使这一部经书在天下后世不明。”先生说：“我实在看不明白。”问：“以先生的高明，看怎么难？”先生说：“劈头一个‘王正月’，就说不通。”刘说：“六经没有建子月，只有《礼记·杂记》中有一个‘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先王’，其他不见说建子月。”先生说：“只有孟子出来作闹也。‘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就是现在的五六月，此句又可含糊。‘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是现在的九月十月。如果作现在的十一月十二月，这时天气较暖，就可以涉水而过。只有九月十月不可涉水而过，止有此处说，其他便不可说。”刘说：“如果看《春秋》，要相信传文不可？”先生说：“怎么见得？”刘说：“天王派宰咺来送仲子的赗赠，传文说预凶事，这不是人情。天王给鲁国送赗赠，正要笼络鲁国，这人未死，却送之〇，正所以怒鲁也。”先生说：“天王
正以此厚鲁，古人却不讳死。」举汉梁王事云云。又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一段。先生举此大笑云：「以一个人家，一火人扛个棺榇入来哭，岂不可笑！古者大夫入国，以棺随其后，使人擡扛个棺榇随行，死便要用，看古人不讳凶事。」
译正是因此厚待鲁国，古人却不忌讳死亡。」举出汉代梁王的例子等等。又提到季武子建成寝宫，杜氏的墓在西阶之下，请求合葬的那一段。先生举出此事大笑说：「以一个人家，一伙人扛着棺材进来哭，岂不可笑！古代大夫进入国都，带着棺材跟随其后，让人抬着棺材随行，死了便要用，看古人不忌讳凶事。」
【刘砥录，字履之，三山人。庚戌所闻，先生六十九岁。饶后録十卷中】
【徐防録略】
春秋》难看，此生不敢问。如郑伯髠顽之事，传家甚异【郑可学録，字子上，莆田人，辛亥所闻，先生六十二岁，饶録十六卷中】
春秋煞有不可晓处
【汤泳録，字叔永，丹阳人。乙夘所闻，先生六十六岁。《池録》三十三卷中】
春秋》某煞有不可晓处，不知是圣人真个説底话否【汤泳録】
统论四传
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谷》较难凭。胡文定义理正，当然此様处多是臆度説。
【不知何氏録】
孔子作《春秋》，当时亦湏与门人讲説，所以公、谷、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问：「今欲看《春秋》，且将胡文定説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过处。苏子由教人只读《左传》，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晓。且如公与夫人如齐，必竟是理防甚事，自可见。又如季氏逐昭公，毕竟因甚如此。今理防得一个义理后，将他事来处置，合于义理者为是，不合于义理者为非；亦有唤做是而未尽善者，亦有谓之不是而彼善于此者。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説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
【陈文蔚録字才卿，上饶人。戊申以后所闻。先生五十九岁。池録四卷中】
春秋》难看，三家皆非亲见孔子。或以「左丘明耻之」，是姓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事极详。吕舍人《春秋》不甚主张胡氏，要是此书难看。如刘原父《春秋》亦好。可学云：「文定解『宗灾』故一段，乃是原父说。」曰：「林黄中《春秋》又怪异，云：『隐公簒桓公。』」可学云：「黄中説归仲子之赗，乃是周王以此为正其分。」曰：「要正分更有多少般，却如此不契勘？」可学云：「杜预每到不通处，杜预告辞，略经传互异，不云传误，云经误。」曰：「可怪！是何识见？」
【郑可学録】
李丈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曰：「据他説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説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説话。」择之説文定説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压从这理上来。」
【陈淳录黄义刚录少异】
统论三传
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悮。如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后来他自做却败。温公《通鉴》，凡涉智数险诈底事，往往不载，却不见得当时风俗。如陈平説髙祖间楚事，亦不载上一叚，不若全载了，可以见当时事情，却于其下论破，乃佳。又如亚夫得剧孟事，《通鉴》亦节去，意谓得剧孟不足道，不知当时风俗事势，剧孟辈亦系轻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万人，只縁呉王败后各自散去，其事无成。温公于此事却不知不觉载之，盖以周休名不甚显，不若剧孟耳。想温公平日尀耐剧孟，不知温公为将，设遇此人，奈得它何否？又如论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吕氏《大事记》，周赧后便系秦，亦未当。当如记楚汉事并书之，项籍死后，方可专书汉也。
【黄防録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闻先生五十九岁饶録九卷十卷中】
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
【呉必大録，字伯丰，兴国人，戊申、己酉所闻，先生五十九岁、六十岁，饶録八卷中
译刘砥记录，字履之，是三山人。庚戌年所听到的，先生六十九岁。收录在《饶录》十卷中。
【徐防记录略】
《春秋》很难看懂，这一生不敢再问。比如郑伯髡顽这件事，各家传说的差异很大。【郑可学记录，字子上，是莆田人。辛亥年所听到的，先生六十二岁。收录在《饶录》十六卷中】
《春秋》实在有许多不可理解的地方。
【汤泳记录，字叔永，是丹阳人。乙卯年所听到的，先生六十六岁。收录在《池录》三十三卷中】
《春秋》我实在有许多不可理解的地方，不知道那是不是圣人真正说过的话。【汤泳记录】
总体评论四家传注
《春秋》的制度大纲，《左传》比较可以依据，《公羊传》、《谷梁传》比较难以凭信。胡文定（胡安国）定义的义理正确，当然应当这样，但很多地方多是主观推测的说法。
【不知何氏记录】
孔子作《春秋》，当时也需要与门人讲说，所以《公羊》、《谷梁》、《左氏》得以有一个共同的源流，只是渐渐地出现了错误和偏差。当初如果完全没有传授，怎么能凭空编造出来呢？问：“现在想要看《春秋》，暂且把胡文定的说法作为正统，怎么样？”回答说：“就是他也有一些过分的地方。苏子由教人只读《左传》，只是他的《春秋》也自己分晓。比如公与夫人如齐，必定是理防什么事，自然可以看见。又如季氏驱逐昭公，必定是因为什么如此。现在理防出一个义理后，拿其他事情来处置，符合义理的是对的，不符合义理的是错的；也有叫做对但未尽善的，也有叫做错但彼善于此的。比如读《史记》，就能看见秦之所以灭亡，汉之所以兴起；等到后来刘邦、项羽的事，又知道刘邦之所以得天下，项羽之所以失天下，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己用义理去折衷。”
【陈文蔚记录，字才卿，是上饶人。戊申年以后所听到的。先生五十九岁。收录在《池录》四卷中】
《春秋》很难看懂，三家都不是亲眼见过孔子的。有人以“左丘明耻之”，是姓左丘，左氏乃是楚左史倚相的后代，所以记载楚国的事极其详细。吕舍人（吕祖谦）的《春秋》不太主张胡氏，实在是这本书很难看懂。比如刘原父的《春秋》也好。可学说：“文定解释‘宗灾’故一段，乃是原父的说法。”先生说：“林黄中的《春秋》又怪异，说：‘隐公篡夺桓公。’”可学说：“黄中说归仲子的赗，乃是周王以此作为正其分。”先生说：“要正分更有多少种，却如此不考察？”可学说：“杜预每到不通处，杜预就告辞，略说经传互异，不说传误，说经误。”先生说：“可怪！是何识见？”
【郑可学记录】
李丈问：“《左传》怎么样？”回答说：“《左传》一部记载许多事，不知道是对是错，但道理也是如此，现在暂且拿来参考。”问：“《公羊》、《谷梁》怎么样？”回答说：“据他们说的也有那个道理，但恐怕圣人当初没有这个意思。比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都说得好道理，都是如此。但后世因为《春秋》去考时，应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晓得有许多说话。”择之说：“文定说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先生说：“不是这样的，也压从这理上来。”
【陈淳记录，黄义刚记录略有差异】
总体评论三传
《左传》是后来人做的，看见陈氏有齐，所以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看见三家分晋，所以说“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以三传来说，《左氏》是史学，《公羊》、《谷梁》是经学。史学记得事却详细，在道理上便差；经学在义理上有功，然而记事多错误。比如司马迁、班固的史书，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的，后来他自己做却败了。温公（司马光）《通鉴》，凡涉及智数险诈的事，往往不记载，却不见得当时风俗。比如陈平说高祖间楚事，也不记载上一段，不如全载了，可以看见当时事情，却在其下论破，才好。又如亚夫得剧孟事，《通鉴》也节去，意谓得剧孟不足道，不知当时风俗事势，剧孟辈也系轻重。比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万人，只缘吴王败后各自散去，其事无成。温公于此事却不知不觉载之，盖以周休名不甚显，不若剧孟耳。想温公平日尀耐剧孟，不知温公为将，设遇此人，奈得它何否？又如论唐太宗事，也殊未是。吕氏《大事记》，周赧后便系秦，也未当。当如记楚汉事并书之，项籍死后，方可专书汉也。
【黄防记录，字子耕，是豫章人。戊申年所听到的，先生五十九岁。收录在《饶录》九卷、十卷中】
《左氏》所传的《春秋》，事恐怕八九分是对的；《公羊》、《谷梁》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
【吴必大记录，字伯丰，是兴国人。戊申、己酉年所听到的，先生五十九岁、六十岁。收录在《饶录》八卷中】
】
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説。《公》、《谷》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
译《左氏传》是由一个博闻强记的人所作，只是用世俗的见识来裁断其中的事理，都是功利主义的学说。《公羊传》和《谷梁传》虽然浅陋，但也有可取之处，但它们都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多有错误和荒谬。
【廖德明録，字子晦，南剑人。癸巳以后所闻。先生四十四岁。池録一卷。饶録四十六卷中】
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曽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防往往不曽讲学。公、谷考事甚疎，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説话，往往都不曽见国史。」
【潘时举録】
统论左传
看《春秋》，且湏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
【杨道夫録】
叔器问读左传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春秋十二公时各不同，如隐、桓之时，王室新东迁，号令不行，天下都星散无主。庄、僖之时，桓、文迭伯，政自诸侯出，天下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盛强，遂乃主盟中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来整顿一番，楚始退去；继而呉、越又强，入来争伯。定、哀之时，政皆自大夫出，鲁有三家，晋有六卿，齐有田氏，宋有华、向，被他肆意做，终春秋之世更没奈何。但是某甞説，春秋之末与初年大不同，然是时诸侯征战，只如戏様，亦无甚大杀戮。及战国七国争雄，那时便多是胡相杀。如鴈门斩首四万，不知怎生杀了许多！长平之战四十万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许多人！后来项羽也坑十五万，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后，那死底都不知。当时不知如何地对副许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甞见邓艾伐蜀坑许多人，载説是掘坑。」
【黄义刚録】
因举陈君举説左传》曰：「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谷梁》説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某平生不敢説春秋》，若説时，只是将胡文定説扶持説去。毕竟去圣人千百年后，如何知得圣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书则是贬先蔑，不书时又不见得。此事若如今人説教圣人如何书？则是吕伯恭爱教人看《左传》，某谓不如教人看《论》、《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靣走。』某谓看《论》、《孟》未走得三步，看《左传》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读得《左传》熟，直是防趋利避害。然世间利害，如何被人趋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则行，不可则止，祸福自有天命。且如一个善择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谓择得十分利处了，毕竟也湏帯二三分害来，自没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部《左传》无此一句。若人人择利害后，到得临难死节底事，更有谁做？其间有为国杀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举：「『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盖民之秉彞又自有不可埋没，自然▯出来处。」
【滕璘録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闻，先生六十二岁，饶録十七卷中】
【郑可学録云：「天下事不可顾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趋利避害，不知才有利必有害。吾虽处得十分利，有害道在背后，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且如临难致死，义也。若不明其理而顾利害，则见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茍免之人。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民之秉彞，不可磨防如此，岂不是自然】
问：「左传载卜筮有能先知数世后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尔。如汉髙帝蛇，也只是脱空。陈胜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为非；髙帝做得成，故人以为符瑞【不知何氏録】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
【廖徳明録】
或论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为也！昔甞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谁之所为乎？』曰：『善谈五行者为之也。
译廖德明记录，字子晦，南剑人。癸巳年以后的见闻。先生四十四岁。《池录》一卷。《饶录》四十六卷中。
国秀问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优劣，先生说：“左氏曾见过国史，考证史事颇为精详，只是不懂得大义，专门在细微处进行防范，往往不曾讲求学问。公羊、谷梁考证史事非常疏略，然而义理却精当。这两人乃是经学之士，传承了许多说法，往往都不曾见过国史。”
【潘时举记录】
总体论述《左传》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从头到尾意思贯通，才能略微见到圣人笔削褒贬与当时史事的大意。
【杨道夫记录】
叔器问阅读《左传》的方法，先生说：“也只是平心静气地看那事理、事情、事势。春秋十二公的时代各不相同，如隐公、桓公之时，王室刚刚东迁，号令不行，天下都像星星一样散开没有主宰。庄公、僖公之时，齐桓公、晋文公交替称霸，政令出自诸侯，天下开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强盛，于是主持中原盟会，服从齐国的诸侯也都朝见楚国，服从晋国的诸侯也都朝见楚国。到了成公时代，晋悼公出来整顿一番，楚国才退去；接着吴国、越国又强盛，进来争夺霸权。定公、哀公之时，政令都出自大夫，鲁国有三家，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宋国有华氏、向氏，任他们肆意妄为，整个春秋时代再也无可奈何。但是我曾经说，春秋末年与初年大不相同，然而那时诸侯征战，只像游戏一样，也没有很大的杀戮。等到战国七国争雄，那时便多是胡乱互相残杀。如雁门斩首四万，不知怎么杀了这么多人！长平之战四十万人被坑杀，不知怎么有这些人！后来项羽也坑杀十五万，不知他怎么挖那坑后，那些死的人都不知道了。当时不知怎么对应这么多人！”安卿说：“恐怕不是挖坑。”先生说：“是挖坑。曾见邓艾伐蜀坑杀许多人，记载说是挖坑。”
【黄义刚记录】
因为举出陈君举说《左传》的话：“左氏是一个审察利害的几微、善于避就的人，所以他的书中有贬低死节等事。其中议论有极不对的地方，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什么议论！他说：‘宋宣公可谓知人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了，以义命名。’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这段不如《谷梁传》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的议论。我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的说法扶持着说去。毕竟去圣人千百年后，如何知道圣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书则是贬先蔑，不书时又不见得。此事若如今人说教圣人如何书？则是吕伯恭爱教人看《左传》，我说不如教人看《论语》、《孟子》。伯恭说：‘恐怕人去外面走。’我说看《论语》、《孟子》未走得三步，看《左传》的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读得《左传》熟，直是趋利避害。然而世间利害，如何被人趋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则行，不可则止，祸福自有天命。且如一个善择利害的人，有一事自谓择得十分利处了，毕竟也须带二三分害来，自没奈何。董仲舒说：‘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部《左传》无此一句。若人人择利害后，到得临难死节的事，更有谁做？其中有为国杀身的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为举出：“‘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盖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没，自然流露出来处。”
滕璘记录，字德粹，新安人，辛亥年的见闻，先生六十二岁，《饶录》十七卷中。
郑可学记录说：“天下事不可顾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趋利避害，不知才有利必有害。我虽处得十分利，有害道在背后，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说：‘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且如临难致死，义也。若不明其理而顾利害，则见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民之秉彝，不可磨灭如此，岂不是自然。”
问：“《左传》记载卜筮有能先知数世后事，有此理否？”先生说：“此恐不然。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尔。如汉高帝斩蛇，也只是脱空。陈胜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为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为符瑞。”【不知何氏记录】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
【廖德明记录】
或论及《春秋》之凡例，先生说：“《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为也！昔尝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谁之所为乎？’曰：‘善谈五行者为之也。”
』予曰：『然则何贵？设若自天而降，具言其为羙为恶，则诚可信；以今特出于人为，乌可信也！』知此，则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来归，以为季子之在鲁，不过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于鲁？又况通于成风，与庆父之从何异？然则其归也何足喜？盖以启季氏之事而书之乎？」
译我说：“既然这样，那什么才值得珍视？假如（这些记载）是从天上降下的，详尽地说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确实可以相信；但如今它们只是出于人为，怎么可以相信呢！”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春秋》的体例了。”又说：“‘季子来归’，认为季子在鲁国，不过有拥立僖公的私恩罢了，起初有什么对鲁国的大功劳呢？更何况他与成风私通，与庆父的行为有什么不同？那么他的归来有什么值得欣喜的？大概是因为开启了季氏专权的事端而记载下来的吧？”
【李壮祖録字处谦婺源人。川按：处谦所録，盖与李公谨同编《语类》中，不详所闻年岁。及《蜀语类》、《徽续语类》、《池録》、《饶録》卷次云，余仿此】
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説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説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曽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李壮祖録】
左氏见识甚卑，如言赵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闻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则专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计，圣人岂有是意？圣人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岂反为之解免耶？
【程端蒙録字正思鄱阳人己亥以后所闻先生五十岁饶录三卷中】
元城説：「《左氏》不识大体，只是时时见得小可底事，便以为是。」
【黄义刚録】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
【不知何氏録】
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胡先生谓：「《周礼》是刘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
【叶贺孙録，字味道，括苍人。辛亥以后所闻，先生六十二岁。池録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统论《公羊》、《谷梁传》。
问《公》《谷》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説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尔。」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着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沈僴録，字杜仲，永嘉人。戊午以后所闻。先生六十九岁。池録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
公羊》説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类；《谷梁》虽精细，但有些邹搜、挟窄。
【黄防録】
春秋》难理，防《公》、《谷》甚不好，然又有甚好处，如序隐公逊国，宣公逊其侄处甚好，何休注甚谬。
【不知何氏録】
公羊是个村朴秀才，谷梁又较黠得些。
【呉振録所间，年岁未详，《饶后録》十四卷中】
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八
钱唐程川撰
春秋二
统论程传
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书诛贬，自是分明。如胡氏谓书「晋侯」为以常情待晋防书「秦人」为以王事责秦穆处，却恐未必如此。湏是已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断他所书之防不然，则未易言也。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
【万人杰録】
问春秋传序引夫子答顔子为邦之语，为顔子尝谓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将春秋大法向顔子説。盖三代制作极备矣，孔子更不可复作，故告以四代礼乐，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则取之，恶者则诛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为据耳【陈淳録】
或问伊川《春秋》序后条，曰：「四代之礼乐，此是经世之大法也。春秋之书，亦经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礼乐，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又问：「孔子有取乎五霸，岂非时措从宜？」曰：「是。」又曰：「观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个夺底意思。」
【叶贺孙録】
今日得程《春秋解》，中间有説好处，如难理防处，他亦不为决然之论。向见沙随《春秋解》，只有説「滕子来朝」一处最好。隐十一年方书「滕侯、薛侯来朝」，如何桓三年便书「滕子来朝」？先辈为説甚多，或以为时王所黜，故降而书子，不知是时时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诸侯，当时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恶其朝桓，特削而书子，自此之后，滕一向书子，岂《春秋》恶其朝桓而并后代子
译李壮祖，字处谦，婺源人。程川按：处谦所记录的内容，大概与李公谨一同编入《语类》中，不详其所听闻时的年龄。至于《蜀语类》、《徽续语类》、《池录》、《饶录》的卷次等，其余均仿照此例。
有人论述《春秋》，认为其中多有变例，所以前后记载的方法大多不同。朱子说：“这怎么可以相信？圣人作《春秋》，正是想要褒扬善行、贬斥恶行，昭示万世不变的法度。现在却忽然用这种说法来诛责某人，不久又用这种说法来奖赏某人，让天下后世都探求却不知其用意，这是后世玩弄法律、舞文弄墨的官吏所做的事。难道大中至正的道理会是这样吗？”
【李壮祖录】
左氏的见识很低，比如说到赵盾弑君的事，却说：“孔子听到后说：‘可惜啊！只要越过国境就能免罪。’”如果这样，那就完全是让回避责任、占便宜的人得逞，圣人难道会有这种意思吗？圣人作《春秋》使乱臣贼子畏惧，难道反而为他们开脱罪责吗？
【程端蒙录，字正思，鄱阳人。己亥年以后所闻，先生五十岁。《饶录》三卷中】
元城说：“《左传》不识大体，只是时时看到一些小事，便以为是。”
【黄义刚录】
左氏的毛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以义理的正统为根本。曾经说左氏是个狡猾世故、趋炎附势的人。
【不知何氏录】
林黄中说：“《左传》中的‘君子曰’，是刘歆的话。”胡先生认为：“《周礼》是刘歆所作。”不知究竟如何？《左传》中的“君子曰”最没有意思。并举出“芟夷蕴崇”这一段，这与上文有什么关系？
【叶贺孙录，字味道，括苍人。辛亥年以后所闻，先生六十二岁。《池录》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
统论《公羊传》、《谷梁传》。
问《公羊》、《谷梁》两传的大致内容都相同，朱子说：“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所作，只是看他的文字，怀疑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有人说：“怀疑当时都有师承传授，后来门人弟子才将其记录成书。”朱子说：“想大概都是齐鲁之间的儒者，他们所著的书，恐怕有所传授，但都夹杂了自己的意思，所以多有差错。其中符合道理的，怀疑是圣人的旧说。”
【沈僴录，字杜仲，永嘉人。戊午年以后所闻。先生六十九岁。《池录》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
《公羊传》说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类；《谷梁传》虽然精细，但有些琐碎、狭隘。
【黄防录】
《春秋》难以理清，黄防认为《公羊》、《谷梁》很不好，然而又有很好之处，如叙述隐公让国、宣公让位给侄子之处很好，何休的注解很荒谬。
【不知何氏录】
《公羊传》像个乡村朴实的秀才，《谷梁传》又稍微狡猾一些。
【吴振录，所问年岁未详，《饶后录》十四卷中】
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八
钱塘程川撰
春秋二
统论程传
程子所说的《春秋》大义数十条，如日月星辰般光明的，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接书写以诛贬，自是分明。如胡氏认为书写“晋侯”是以常情对待晋国，书写“秦人”是以王事责难秦穆公之处，却恐怕未必如此。必须自己的心确实与圣人的心神交心契，才可以断定他所书写的地方，不然，就不容易说了。程子所说的微辞隐义，因时制宜的，是难以知晓的。
【万人杰录】
问《春秋传序》引用夫子回答颜子关于为邦的话，是因为颜子曾说《春秋》大法，为什么呢？朱子说：“这不是孔子将《春秋》大法向颜子说。大概三代的制作极完备了，孔子不能再作，所以告诉他四代的礼乐，只是汇集百王不变的大法。他作《春秋》，善的就取用，恶的就诛责，意思也只是如此，所以伊川引以为据。”
【陈淳录】
有人问伊川《春秋》序后的条目，朱子说：“四代的礼乐，这是经世的大法。《春秋》之书，也是经世的大法。然而四代的礼乐，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又问：“孔子有取于五霸，难道不是因时制宜？”朱子说：“是。”又说：“看他给予五霸，其中便有一个夺取的意思。”
【叶贺孙录】
今日得到程《春秋解》，中间有说得好的地方，如难以理清之处，他也不做决然的论断。先前见到沙随《春秋解》，只有说“滕子来朝”一处最好。隐公十一年才书写“滕侯、薛侯来朝”，怎么桓公三年便书写“滕子来朝”？先辈的说法很多，有的认为是当时周王所废黜，所以降格书写为子，不知是当时周王已不能实行废黜升降的典制，即使能废黜升降诸侯，当时也不止一个滕国可废黜。有的认为《春秋》厌恶他朝见桓公，特意削去爵位书写为子，自此之后，滕国一向书写为子，难道《春秋》厌恶他朝见桓公而连同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