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二
之赐者，则歌《天保》之诗以答其上。《天保》之序虽畧得此意，而古注言《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归美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却説得尤分明。又如《行苇》，自是祭毕而燕父兄耆老之诗。首章言开燕设席之初，而慇懃笃厚之意已见于言语之外；二章言侍御献酬饮食歌乐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为懽乐；末章祝颂其既饮此酒，皆得享夫长寿。今序者不知本防，见有勿践履之説，则便谓仁及草木，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见黄耉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耉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细细碎碎，殊无伦理，其失为尤甚。既醉则父兄所以答行苇之诗也。鳬鹥则祭之明日绎而宾尸之诗也。古者宗庙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则暖其祭食以燕为尸之人，故有此诗。假乐则公尸之所以答鳬鹥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诗即所谓乐章，虽有唱和之意，祗是乐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
译对于君主的赏赐，臣子便歌唱《天保》这首诗来报答君主。《天保》的序言虽然大致得到了这个意思，但古代注解说《鹿鸣》到《伐木》都是君主用来谦下待臣的诗，臣子也将美名归于君主，推崇君主的尊贵并祝其福禄，以此来回答君主的歌唱，这说得尤其分明。又如《行苇》，本来是祭祀结束后宴请父兄和年老者的诗。第一章讲开始宴请、铺设席位之初，那殷勤笃厚的意思已经显露在言语之外；第二章讲侍从献酒、酬酢、饮食、歌乐之盛；第三章讲宴饮之后进行射礼，以此作为欢乐；末章祝颂他们饮下这酒后，都能享有长寿。现在的作序者不知道本意，看到有“不要践踏”的说法，就说是仁爱及于草木，看到“戚戚”兄弟就说是亲睦九族，看到“黄耉台背”就说是养老，看到“以祈黄耉”就说是乞求言语，看到“介尔景福”就说是成就福禄，琐碎细碎，完全没有条理，其错误尤其严重。《既醉》是父兄用来回答《行苇》的诗。《鳬鹥》是祭祀第二天绎祭时宴请主祭者（尸）的诗。古代宗庙祭祀都有代表受祭者的“尸”，祭祀的第二天，就用温热的祭食来宴请作为尸的人，所以有了这首诗。《假乐》是公尸用来回答《鳬鹥》的诗。现在的序言对这些篇目都搞错了。又说：“诗就是所谓的乐章，虽然有唱和的意思，只是乐工代替歌唱，并不是君臣自己歌唱。”
【杨道夫録】
统论大序
诗序》起「闗雎，后妃之徳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诗者，志之所之也」，止「诗之至也」。
【防敬仲録字连叔南剑人辛亥所闻先生六十二嵗饶録十九卷中】
声▯出于口，成文而节宣和畅，谓之音。乃合于音调，如今之唱曲合宫调、商调之类。
【防敬仲録】
诗大序》亦只是后人作，其间有病句。
【李方子録】
大序亦有未尽，如「▯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説正诗，变风何尝止乎礼义？
【不知何氏録】
问：「止乎礼义？」曰：「如变风《柏舟》等诗，谓之止乎礼义可也；《桑中》诸篇，曰止乎礼义则不可。」盖大纲有止乎礼义者。
【黄防録】
止乎礼义》，如《泉水》、《载驰》，固止乎礼义；如《桑中》，有甚礼义？《大序》只是防好底説，亦未尽。
【黄防録】
统论小序
因论诗，厯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増益凑合而成。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明诗之大防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徳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见「黄耉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耉」，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伦理。《卷耳》之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为后妃之志事，固不伦矣。况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亲昵太甚，宁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诗，谓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其他变风诸诗，未必是刺者皆以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附会以为此人。《桑中》之诗，放荡留连，止是淫者相戏之辞，岂有刺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子衿》词意轻儇，亦岂刺学校之辞？《有女同车》等皆以为刺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见后来失国，便将许多诗尽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谓淫昏暴虐之类，皆无其实，至遂目为「狡童」，岂诗人爱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国，正坐柔懦阔疎亦何狡之有？《幽》、《厉》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诸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者，皆以为伤今思古而作。其他谬误，不可胜説后世但见《诗序》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复议其非，至于解説不通，多为饰辞以曲护之者，其误后学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谓补凑而成，亦有此理。《书小序》亦未是。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舜一事。《舜典》到「厯试诸艰」之外，便不该通了。其他《书序》亦然。至如《书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国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也。
【周谟录，字舜弼，南康人。己亥以后所闻。先生五十嵗。饶録四卷、五卷中】
问：「『狡童』，刺忽也。古注谓诗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辈尝举《春秋》书忽之法，且引《硕鼠》以况其义。先生《诗解》取程子之言，谓作诗未必皆圣贤，则其言岂免小疵？孔子删诗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为后戒耳。琮谓郑之诗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应删去。」曰：「如何见得？」曰：「似不曾以狡童刺忽。且今所谓『彼』者，他人之义也；所谓『子』者，尔之义也。他与尔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诗人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防兮』为忧忽之辞，则『彼狡童兮』自应别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谁？」曰：「必是当时擅命之臣。」曰：「『不与我言兮』，却是如何？」曰：「如祭仲卖国受盟之事，国人何尝与知？琮因是以求《硕鼠》之义，乌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经，尽是《诗序》悮人。郑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会托婚大国而借其助矣。谓之顽童可也。许多郑风，只是孔子一
译【杨道夫记录】
总论《大序》
《诗序》从“《关雎》，后妃之德也”开始，到“教以化之”结束；《大序》从“诗者，志之所之也”开始，到“诗之至也”结束。
【方敬仲记录，字连叔，南剑人，辛亥年所闻，先生六十二岁，收录于《饶录》十九卷中】
声〇从口中发出，形成文辞而节奏和谐通畅，称为音。于是符合音调，就像现在的唱曲符合宫调、商调之类。
【方敬仲记录】
《诗大序》也只是后人所作，其中有一些病句。
【李方子记录】
《大序》也有未尽善之处，如“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说正诗，变风何曾止于礼义？
【不知何氏记录】
问：“止乎礼义？”回答说：“像变风中的《柏舟》等诗，说它止于礼义是可以的；《桑中》等篇，说它止于礼义则不可以。”大概大纲上有止于礼义的。
【黄防记录】
“止乎礼义”，如《泉水》、《载驰》，固然止于礼义；如《桑中》，有什么礼义？《大序》只是笼统的好话，也不尽善。
【黄防记录】
总论《小序》
因为论诗，历来说《小序》大无义理，都是后人杜撰，先后增补凑合而成。大多从诗中采撷言语，更不能〇明白诗的大旨。才见到有“汉之广矣”的句子，就认为是德广所及；才见到有“命彼后车”的话，就认为是不能饮食教载。《行苇》的序，只见到“牛羊勿践”，就说仁及草木；只见到“戚戚兄弟”，就说亲睦九族；见到“黄耉台背”，就说养老；见到“以祈黄耉”，就说乞言；见到“介尔景福”，就说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毫无伦理。《卷耳》的序，以求贤审官、知道臣下的勤劳作为后妃的志向，本来就不伦不类了。况且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语亲昵太过，难道是后妃能对使臣说的吗？《桃夭》这首诗，说婚姻以时、国无鳏民是后妃所导致的，而不知道这是文王刑家及国，其教化本来如此，难道是专靠后妃所能导致的吗？其他变风诸诗，未必是讽刺的都说成是讽刺，未必是说此人的必附会成是说此人。《桑中》这首诗，放荡留连，只是淫者相戏之辞，哪有刺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的？《子衿》词意轻浮，又岂是刺学校的辞？《有女同车》等都说是刺郑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起初也是好的意思，只见到后来失国，就将许多诗尽说成是刺忽而作。考察郑忽，所谓淫昏暴虐之类，都没有事实，以至于称他为“狡童”，难道是诗人爱君之意吗？况且他失国的原因，正是由于柔懦阔疏，又有什么狡诈呢？《幽》、《厉》的讽刺，也有不对的。《甫田》等篇，凡是诗中无诋讥之意的，都说成是伤今思古而作。其他谬误，不可胜说。后世只见到《诗序》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再议论它的错误，至于解说不通，多为饰辞以曲意维护，其误导后学太多了。《大序》却好，有人说它是补凑而成，也有这个理。《书小序》也不对。只如《尧典》、《舜典》，就不能通贯一篇的意思。《尧典》不独为逊舜一事。《舜典》到“历试诸艰”之外，就不该通了。其他《书序》也是如此。至于《书大序》，也怀疑不是孔安国的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也。
【周谟记录，字舜弼，南康人。己亥年以后所闻。先生五十岁。收录于《饶录》四卷、五卷中】
问：“‘狡童’，刺忽也。古注谓诗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辈曾举《春秋》书忽之法，且引《硕鼠》以况其义。先生《诗解》取程子之言，谓作诗未必皆圣贤，则其言岂免小疵？孔子删诗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为后戒耳。琮谓郑之诗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应删去。”回答说：“如何见得？”回答说：“似不曾以狡童刺忽。且今所谓‘彼’者，他人之义也；所谓‘子’者，尔之义也。他与尔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诗人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为忧忽之辞，则‘彼狡童兮’自应别有所指矣。”回答说：“却是指谁？”回答说：“必是当时擅命之臣。”回答说：“‘不与我言兮’，却是如何？”回答说：“如祭仲卖国受盟之事，国人何尝与知？琮因是以求《硕鼠》之义，乌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回答说：“如此解经，尽是《诗序》悮人。郑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会托婚大国而借其助矣。谓之顽童可也。许多郑风，只是孔子一
言防了：『曰郑声淫。』如《将仲子》，自是男女相与之辞，却干祭仲与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辞，却干忽与突争国甚事？但以意推防狡童，便见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郑风，《诗序》大率皆然。」问：「每篇诗名下一句，恐不可无；自一句而下，却是无用。」曰：「苏氏有此説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台》，如何是乐得贤？甚至《汉广》之诗，『寜可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徳广所及也』一句，成甚説话？」又问：「《大序》如何？」曰：「其间亦自有凿説处。如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礼》，史官如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其职不过掌书，无掌诗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国史甚事？」曰：「旧闻先生不取《诗序》之説未能领受。今聴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诗》。」
译朱熹说：“孔子说‘郑国的音乐淫靡’。像《将仲子》这首诗，本来就是男女相爱的言辞，却跟祭仲和叔段有什么相干？像《褰裳》这首诗，本来就是男女互相埋怨的言辞，却跟郑忽和郑突争夺君位有什么相干？但只要凭心意推测那狡黠的‘童子’，就能看出所指的是谁了。不只是《郑风》，《诗序》大体上都是这样。”有人问：“每首诗题下的第一句，恐怕不能没有；但从第二句开始，却是没有用的。”朱熹说：“苏轼有这样的说法。比如《卷耳》，怎么能说是后妃的心志？《南山有台》，怎么能说是高兴得到贤才？甚至《汉广》这首诗，‘这难道是文王的道’，以下到‘追求却得不到’，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像‘德行广博所达到的地方’这一句，成了什么话？”又问：“《大序》怎么样？”朱熹说：“其中也有穿凿附会的地方。比如它说‘国史明白得失的踪迹’，查考《周礼》，史官如大史、小史、内史、外史，他们的职责不过是掌管书写，没有掌管诗歌的。不知道明白得失的踪迹，却跟国史有什么相干？”那人说：“以前听说先生不采纳《诗序》的说法，我没能领会。现在听了先生这一番话，于是使整部《毛诗》都变得鲜活起来了。”
【吴琮録，字仲方，临川人。甲寅见。记先生六十五嵗。饶録四卷、五卷中】
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诗虽存，而意不可得。序诗者妄诞其説但疑见其人如此，便以为是诗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庄姜之诗，却以为刺衞顷公。今观《史记》所述，顷公竟无一事可纪，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无其事。顷公固亦是衞一不美之君，序诗者但见其诗有不美之迹，便指为刺顷公之诗。此类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无其实。至有不能攷者，则但言「刺诗也」，「思贤妃也」。然此是泛泛而言。如《汉广》之序言「徳广所及」，此语最乱道。诗人言「汉之广矣」，其言已分晓。至如下面小序，却説得是，谓「文王之化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此数语却好。又云：「防来《诗序》当时只是个山东学究等人做，不是个老师宿儒之言，故所言都无一事是当。」如《行苇》之序，虽皆是诗人之言，但却不得诗人之意。不知而今做义人，到这处将如何做，于理决不顺。某谓此诗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读了。如「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泥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诗本是兴诗，即是兴起下四句，言以行苇兴兄弟，勿践履是莫远意也。又云：「郑、衞诗多是淫奔之诗。郑诗如《将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时男女淫奔相诱之语。如《桑中》之诗云：『众防民流而不可止。』故《乐记》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众防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郑诗自《缁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萧》、《采艾》、《青衿》之类是也。故夫子放郑声。如《抑》之诗，非诗人作以刺君，乃武公为之以自警。又有称『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语，乃自谓之言无疑也。」
【黄卓録字先之所闻年嵗未详，《饶后录》十二卷中】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子细防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防《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防其他诗序，其不足信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乱説话，便都被人防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耉」，亦是欢合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抑》诗中间煞有好语，亦非刺厉王。如「于乎小子」，岂是以此指其君？兼厉王是暴虐大恶之主，诗人不应不述其事实，只説谨言节语。况厉王无道，谤讪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国语》以为武公自警之诗，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縁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説，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麽道理？如此一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説，把持放雕，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情性之正？诗中数处皆应答之诗，如《天保》乃与《鹿鸣》为唱答，《行苇》与《既醉》为唱答，《蟋蟀》与《山有枢》为唱答。唐自是晋未改号时国名，自序者以为刺僖公，便牵合谓「此晋也而谓之唐，乃有尧之遗风」，本意岂因此而谓之唐？是皆凿説。但唐风自是尚有勤俭之意，作诗者是一个不敢放怀底人，説「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便又説「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到《山有枢》是答者，便谓「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这是答他不
译吴琮记录，字仲方，临川人。甲寅年所见。记载先生六十五岁时的言论。收录于《饶录》第四卷、第五卷中。
《诗序》大多是后人随意推测诗人的美刺之意，并非古人的作品。古人的诗虽然留存下来，但其本意已不可得知。作《诗序》的人荒诞地解说，只要怀疑见到某人如此，便认为这首诗的美刺对象必定是此人。例如庄姜的诗，却说是讽刺卫顷公。现在看《史记》的记载，卫顷公竟没有一件事值得记载，只说某公去世，儿子某公即位罢了，完全没有其他事迹。卫顷公固然也是卫国一位不美的君主，作《诗序》的人只看到诗中有不美的痕迹，便指为讽刺卫顷公的诗。这类情况很多，都是凭空捏造美刺，起初并无事实依据。至于有些无法考证的，便只说“是讽刺的诗”，“是思念贤妃”。然而这是泛泛而谈。如《汉广》的序言说“德行广博所及”，这话最不通情理。诗人说“汉水宽广啊”，意思已经很清楚。至于下面的小序，却说得对，说“文王的教化施及南国，美好的教化施行于江汉地区，没有人想违背礼制，追求却不可得”，这几句话很好。又说：“防备《诗序》当时只是山东学究等人所作，不是老师宿儒的言论，所以所说的话没有一件是恰当的。”如《行苇》的序，虽然都是诗人的话，但却不能理解诗人的本意。不知道现在做义理的人，到了这里将如何做，于理决不顺当。我认为这首诗本是四章，每章八句。他们不知道，当作八章，每章四句来读。如“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泥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这首诗本是兴诗，即兴起下四句，用行苇兴起兄弟，勿践履是莫远的意思。又说：“郑、卫的诗多是淫奔之诗。郑诗如《将仲子》以下，都是鄙俗之言，只是一时男女淫奔相诱的话语。如《桑中》的诗说：‘众民放纵而不可止。’所以《乐记》说：‘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它使民众放纵，民心流失，欺骗上级而行私欲而不可止。’郑诗除了《缁衣》之外，也都是鄙俗的，如《采萧》、《采艾》、《青衿》之类就是。所以孔子排斥郑声。如《抑》这首诗，不是诗人作来讽刺君主的，而是武公作来自我警戒。又有称‘小子’的话，这必定不是臣下告诫君主的话语，而是自称无疑。”
黄卓记录，字先之，所闻年份不详，收录于《饶后录》第十二卷中。
《诗序》实在不足信，以前见郑渔仲有《诗辨妄》，极力诋毁《诗序》，其中言语太过分，认为都是村野妄人所作，起初我也怀疑，后来仔细查看一两篇，因而对照《史记》、《国语》，然后知道《诗序》果然不足信。因此查看《行苇》、《宾之初筵》、《抑》几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查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实在很多，由此知道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别人看破了。诗人假借事物兴起辞藻，大抵是用上句引出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喻“兄弟”，“勿”字是兴起“莫”字。这首诗自然是饮酒会宾的意思，作序的人却牵强附会成周家忠厚的诗，于是以“行苇”为仁爱及于草木。如说“酌以大斗，以祈黄耉”，也是欢会之时祝寿的意思，作序的人于是以为是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没有乞言的意思。《抑》诗中间有很多好话，也不是讽刺厉王。如“于乎小子”，岂是用这来指其君主？况且厉王是暴虐大恶的君主，诗人不应不叙述其事实，只说谨言节语。况且厉王无道，诽谤讥讽的人必定不容，武公如何这样指斥说“小子”？《国语》认为是武公自我警戒的诗，却是可信的。大抵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也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何曾尽是讥刺他人？只因为作序的人立了规矩，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的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什么道理？如此一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雕，何以见先王的恩泽？何以为情性的正？诗中多处都是应答之诗，如《天保》乃与《鹿鸣》为唱答，《行苇》与《既醉》为唱答，《蟋蟀》与《山有枢》为唱答。唐自是晋未改号时的国名，自序者以为讽刺僖公，便牵强附会说“这是晋却称为唐，乃有尧的遗风”，本意岂因此而称为唐？这都是穿凿之说。但唐风自是尚有勤俭之意，作诗者是一个不敢放怀的人，说“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便又说“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到《山有枢》是答者，便说“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这是答他不
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澁。诗序亦有一二有慿据，如《清人》、《硕人》、《载驰》诸诗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説「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须牵合作「成王业」之王？自序者恁地附会，便谓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将「成王」字穿凿説了。又几曽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説，后来遂生一▯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诗自説「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説着地，如何説道祭天地之诗？设使合祭，亦须几句説及后土。如汉诸郊祀诗，祭某神便説某事。若用以祭地，不应只説天，不説地。东莱《诗记》却编得仔细，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説甚麽！向尝与之论此，如《清人》、《载驰》一二诗可信，渠却云：「安得许多文字证据？」某云：「无证而可疑者，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説，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寜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
译能够享受一些快乐，却白白地如此苦涩。《诗经》的序言中也有一两条是有依据的，比如《清人》、《硕人》、《载驰》等诗就是如此。《昊天有成命》中说“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必牵强附会地解释为“成就王业”的王？既然作序的人如此附会，便说这是周公所作以告成功。他既然说是周公告成功，便将“成王”二字穿凿附会地解释了。况且这诗哪里是郊祀天地？被作序的人如此解说，后来便生出许多事端，有了南北郊祀的争议。这首诗自己说“昊天有成命”，又没有提到地，怎么能说是祭祀天地的诗呢？假使是合祭，也须有几句话提及后土。像汉代的各种郊祀诗，祭祀某神便说某事。如果用来祭地，不应只说天，不说地。吕祖谦的《东莱诗记》编撰得虽然仔细，只是根本的大义已经丧失了，还说些什么呢！以前曾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像《清人》、《载驰》等一两条诗可信，他却说：“哪里有那么多的文字证据？”我说：“没有证据而可疑的，只应当空缺不论，不可依据序言作为证据。”他又说：“这序言本身就是证据。”我因此说：“现在的人不用诗本身来解释，却用序言来解释诗，所以委曲牵强地附会，一定要符合作序者的意思，宁可丢失诗人的本意也不顾惜。这是作序者最大的害处。”
【叶贺孙録】
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与诗全不相合，诗词理甚顺、平易易防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见葛而思归寜序得却如此。毛公全无序解，郑间见之，序是衞宏作。
【不知何氏録】
问：「《诗传》尽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者，自可无疑。若其他刺诗，无所据，多是世儒将他諡号不美者挨就立名尔。今只考一篇，见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苏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多万一不见得是暴公，则惟暴之云者，只作一个狂暴底人説亦可。又如《将仲子》，如何便见得是祭仲？某由此见得《小序》大故是后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诗，今只见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实得其人姓名？于防诗有何益也？」
【余大雅録】
问：「硕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硕鼠刺君重敛，盖暴取虐民，民怨之极，则将视君如防讐，故▯为怨上之辞。至此若狡童诗，本非是刺忽，才做刺忽，便费得无限杜撰説话。郑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这般人，大言无当，有甚狡处？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子。若郑突却是狡。诗意本不如此。圣人云：『郑声淫。』盖周衰，惟郑国最为淫俗，故诸诗多是此事。东莱将郑忽深文诋斥得可畏。」
【叶贺孙録】
经书都被人説坏了，前后相仍，不觉。且如《狡童》诗，是序之妄，安得当时人民敢指其君为狡童？况忽之所为，可谓之愚，何狡之有？当是男女相怨之诗。
【邵浩録丙午所闻，先生五十七嵗，饶后録九卷中】
郑、衞皆淫奔之诗，《风雨》、《狡童》皆是，又岂是思君子、刺忽？忽愚，何以为狡？
【吴振録所闻，年嵗未详，《饶后録》十四卷中】
江畴问：「狡童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曰：「若以当时之暴敛于民观之，为言亦不为重。盖民之于君，聚则为君臣，防则为仇讐，如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防讐』是也。然诗人之意本不如此，何尝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诗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説。圣人言『郑声淫』者，盖郑人之诗，多是言当时风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语。狡童想説当时之人，非刺其君也。」又曰：「诗辞多是出于当时乡谈鄙俚之语杂而为之，如《鸱鸮》云『拮据防荼』之语，皆此类也。」又曰：「此言乃周公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聱牙难攷。如《书》中周公之言便难读，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无逸》一书，中间用字亦有『诪张为幻』之语。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様文字，必出于当时有司润色之文，非纯周公语也。」又曰：「古人作诗多有用意不相连续。如『嘒彼小星，三五在东』，释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东者，是五纬之星应在于东也。』其言全不相贯。」
【黄卓録】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这四句尽説得好。
【杨道夫录】
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便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甚多。
【不知何氏录】
问《棫朴》何以见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类如此。此篇与前后数诗同为称扬之辞，作序者为见《棫朴》近个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苇》序尤可笑。第一章只是起兴，何与仁及草木？「以祈黄耉」，是愿颂之词，如今人举酒称寿底言语，只见有「祈」字，便説是乞言。
【黄防録】
棫朴》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来篇皆是好诗，如何见得是伤今思古？只被乱在变雅中，便被后人如此想像。如东坡説某处猪肉，众客称美之意。
【黄防録】
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防并防諡，却附防作《小序》美刺。
【吴振録】
诗序作而
译【叶贺孙记录】
《诗经·小序》完全不可信，怎么就能确定是赞美还是讽刺呢？那些诗人也有自己的心意，往往是偶然创作出来的。而且《小序》与诗歌本身完全不相符合，诗歌的辞理非常顺畅、平易，不像《小序》所说的那样。比如《葛覃》这一篇，只是看到葛草而思念回家省亲，《小序》的解释却如此牵强。毛公完全没有《小序》的解释，郑玄看到后，认为《小序》是卫宏所作。
【不知何人记录】
问：“《诗经传》完全删去《小序》，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小序》中如《硕人》、《定之方中》等在《左传》中有记载的，自然可以毫无疑问。至于其他讽刺的诗，没有依据，大多是世俗儒者把那些谥号不美的人硬凑上去立名的。现在只需考察一篇，发现是这样，所以其他的都不敢相信。比如苏公讽刺暴公，固然有姓暴的人，但万一不是暴公，那么所谓‘暴’，只当作一个狂暴的人来解释也可以。又如《将仲子》，怎么就能看出是讽刺祭仲呢？我由此看出《小序》大抵是后世浅陋儒者所作。但既然是千百年以前的诗，现在只要了解大意就可以了，又何必一定要指明具体的人名？这对理解诗歌有什么好处呢？”
【余大雅记录】
问：“《硕鼠》、《狡童》讽刺它们的君主，不是太过分了吗？”回答说：“《硕鼠》讽刺君主加重赋税，大概是暴虐地掠夺百姓，百姓怨恨到了极点，就会把君主视为仇敌，所以这是怨恨上级的言辞。至于《狡童》这首诗，本来就不是讽刺郑忽的，一旦说是讽刺郑忽，就需要耗费无数牵强附会的说法。郑忽的罪过不至于那么严重，他往往像宋襄公那样的人，说大话而不切实际，有什么狡诈之处？《狡童》讽刺郑忽，完全不相干。如果是郑突倒是狡诈的。诗意本来不是这样。圣人说：‘郑国的音乐淫靡。’大概是周朝衰微时，只有郑国的风俗最为淫乱，所以那里的诗歌多是关于这种事。吕祖谦把郑忽深文周纳地指责得令人畏惧。”
【叶贺孙记录】
经书都被人们说坏了，前后沿袭，不知不觉。比如《狡童》这首诗，是《小序》的妄说，怎么能让当时的百姓敢于指称他们的君主为‘狡童’呢？况且郑忽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愚笨，有什么狡诈呢？这应当是男女互相怨恨的诗。
【邵浩记录丙午年所闻，先生五十七岁，收录在《饶后录》九卷中】
郑、卫两国的诗都是淫奔之诗，《风雨》、《狡童》都是，又怎么可能是思念君子、讽刺郑忽呢？郑忽愚笨，怎么能说是狡诈？
【吴振记录所闻，年岁不详，收录在《饶后录》十四卷中】
江畴问：“《狡童》讽刺郑忽，说他的疾恶太深。”回答说：“如果从当时暴敛于民的角度来看，这样说也不算过分。因为百姓对于君主，聚集在一起就是君臣，离散开来就是仇敌，就像孟子所说的‘君主看待臣下像泥土草芥，那么臣下看待君主就像仇敌’一样。然而诗人的本意并非如此，何曾说过《狡童》是讽刺郑忽？而作《小序》的人妄加揣测，导致人们这样解说。圣人说‘郑声淫’，大概是郑国的诗歌，多是讲述当时风俗男女淫奔之事，所以有这样的话。《狡童》大概是说当时的人，并非讽刺他们的君主。”又说：“诗歌的辞语多是出于当时乡间粗俗鄙陋的语言混杂而成的，比如《鸱鸮》中说‘拮据荼蓼’的话，都属于这类。”又说：“这话是周公说的。周公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然而他的话都拗口难懂。比如《尚书》中周公的话就很难读，像《立政》、《君奭》这些篇章就是。最好的只有《无逸》这一篇，中间用字也有‘诪张为幻’这样的话。至于《周官》、《蔡仲》等篇章，却是官样文章，必定是当时官吏润色过的文字，不是纯粹的周公言语。”又说：“古人作诗多用意不连续。比如‘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解释的人都说：‘小星，是在天上最小的星；三五在东，是五颗行星应当出现在东方。’这些话完全不相连贯。”
【黄卓记录】
周文王、周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来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的诗来治理外事，开始于忧虑勤勉，终于安逸享乐。这四句话总结得很好。
【杨道夫记录】
《小序》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大多是牵强附会。比如《鱼藻》诗中有“王在镐”的话，就认为是君子思念古代的武王，像这类情况很多。
【不知何人记录】
问《棫朴》怎么看出文王能任用人才？回答说：“《小序》不可信，大都像这样。这一篇与前后几首诗都是称扬之辞，作序的人因为看到《棫朴》接近人才的意思，所以说能任用人才。”《行苇》的序尤其可笑。第一章只是起兴，与仁爱及于草木有什么关系？‘以祈黄耉’，是祝愿颂扬的词语，就像现在人举杯祝寿的话，只看到有‘祈’字，就说是乞求言语。
【黄防记录】
《棫朴》的序只下了“能官人”三个字，就掩盖了一整篇的意思。《楚茨》等十来篇都是好诗，怎么看出是伤今思古？只是被杂乱地放在变雅中，就被后人这样想象。比如苏东坡说某处猪肉，众客称赞美味之意。
【黄防记录】
郑樵认为《诗经·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附会谥号，却牵强附会地作《小序》来区分美刺。
【吴振记录】
《诗序》作而
观诗者不知诗意
【甘节录】
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説道是衞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某又防得亦不是衞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説愈疎。浩云：「苏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专信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要出脱回防。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会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译读诗的人如果不了解诗的本意，
【甘节记录】
《诗序》，东汉《儒林传》中明确说是卫宏所作，后来经义晦暗不明，都是被他搞坏了。我又推测，这也不是卫宏一人所作，大多是两三个人合编成一篇序，越说越疏远本意。浩说：“苏子由却不采纳小序。”先生说：“他虽然不采纳下面的文字，但保留了上面的一句，这就是病根。伯恭专门相信《序》，又不免牵强附会。伯恭凡事都宽厚，不肯非议毁谤前辈，想要为前人开脱辩解。不知道只是因为要做一个解释经书的人，却没能领会圣人的本意。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样才行。”
【邵浩録】
王徳修曰：「六经惟《诗》最分明。」曰：「《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且只将四字成句底诗读，却自分晓。见作《诗集传》，待取诗令编排放前面，驱逐过后面，自作一处。」
【陈文蔚録】
敬之问：「《诗》、《书》序，曰：『古本自是别作一处，如《易大传》、班固序传并在后。』京师旧本《杨子》注，其序亦总在后【廖徳明録，字子晦，南剑人。癸巳以后所闻。先生四十四嵗。池録一卷，饶録四十六卷中】
诗书序当开在后面
【黄升卿录。辛亥所闻。先生六十二嵗。饶录二十一卷中】
问诗传多不解诗序，何也？曰：「某自二十嵗时读书，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嵗，防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东莱不合只因序讲解，便有许多牵强处。某尝与之言，终不肯信。《读诗记》中虽多説序，然亦有説不行处，亦废之。某因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説》一册，其他谬戾，辨之颇详。」
【李煇録】
伯恭党得《小序》不好，使人防着，转可恶。
【吴振録】
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也。
【包扬録字显道建昌人，癸卯、申辰、乙巳所闻。先生五十四嵗、五十五嵗、五十六嵗。饶后録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中】
统论诸説
汉书》传、训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詀训传三十卷。」是毛为詀训，亦不与经连也。马融为《周礼》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未审此《诗》引经附传是谁为之，其《毛诗》二十九卷不知并何卷也？
【不知何氏録】
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防，故皆局促了诗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头者，苏黄门《诗説》疎放，觉得好。
【吴振录】
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诗。」然横渠解诗多不平易。程子説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传》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轩尝云：「伊川解经有説得未的当处，此文义间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头项，则伊川底却是。」此善观伊川者。陆子静防得二程低，此恐子静防其説未透耳。譬如一块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盖是不识金也。
【万人杰録。吴必大録云：「横渠解『悠悠】
【苍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
程先生《诗传》取义太多，诗人平易，恐不如此。
【不知何氏録】
子由《诗解》好处多，欧公《诗本义》亦好。因説东莱改本《书解》，无阙疑处，只据意説去。木之问：「《书解》谁底好？」防曰：「东坡解大纲也好，只有失。如説『人心惟危』，这般处便説得差了。如今防他底，须是识他是与不是处始得【钱木之録】
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説得有好处。有《诗本末》篇，又有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防诗之末不理会得也无妨。」其论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见了也，害事。如吕伯恭《读诗记》，人只是防这个，它上面有底便防无底更不知防了。
【沈僩録】
因言欧阳永叔《本义》而曰：「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苏明允説欧阳之文处，形容得极好。近见其奏议文字，如《回河》等劄子，皆説得尽，诚如老苏所言。便如《诗本义》中辨毛、郑
译【邵浩录】
王德修说：“六经之中，只有《诗经》最为明白。”先生说：“《诗经》本来容易明白，只是被前面的《诗序》作梗。《诗序》出自汉代儒者，反而扰乱了《诗经》的本意。且只读那些四字成句的诗，却自然分晓。我作《诗集传》，打算把《诗序》编排在后面，驱逐到后面，自成一处。”
【陈文蔚录】
陈敬之问：“《诗经》、《尚书》的序，您说：‘古本自是别作一处，如《易大传》、班固的序传都在后面。’京师旧本的《杨子》注，其序也总在后。”
【廖德明录，字子晦，南剑人。癸巳年以后所闻。先生四十四岁。池录一卷，饶录四十六卷中】
诗书序应当放在后面
【黄升卿录。辛亥年所闻。先生六十二岁。饶录二十一卷中】
问：《诗传》大多不解释《诗序》，为什么呢？先生说：“我二十岁时读书，便觉得小序没有意义，等到去掉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通。当初也曾向乡里的先生质问，都说序不可废，而我的疑惑终究不能消除。后来到了三十岁，忽然知道小序是出于汉儒所作，其谬误乖戾，有不可胜言。吕祖谦（东莱）不该只依据序来讲解，便有许多牵强之处。我曾与他说过，他终究不肯相信。《读诗记》中虽然多讲序，但也有说不通的地方，也就废弃了。我因此作《诗传》，于是写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谬误乖戾之处，辨析得颇为详细。”
【李辉录】
吕伯恭觉得《小序》不好，使人防备着，反而更令人厌恶。
【吴振录】
我解释《诗经》大多不依据他的序，纵然解释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了作序的人；只依据序解释而不考察本诗上下文的意思，则得罪了圣贤。
【包扬录，字显道，建昌人，癸卯、壬辰、乙巳年所闻。先生五十四岁、五十五岁、五十六岁。饶后录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中】
统论诸说
《汉书》的传、训都与经文别行，三传的文字不与经文相连，所以石经书《公羊传》都没有经文。《艺文志》说：“《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这是毛亨作诂训，也不与经文相连。马融为《周礼》作注，却说：“想要省去学者两次阅读的麻烦，所以全部载入本文。”然而那么后汉以来才开始就经文作注。不知道这《诗经》引经附传是谁做的，那《毛诗》二十九卷不知合并了哪一卷？
【不知何氏录】
毛亨、郑玄所谓山东老学究，欧阳修会文章，所以得到的诗意也多。但是不该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揣度，所以都局促了诗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头者，苏颂（苏黄门）《诗说》疏放，觉得好。
【吴振录】
张载（横渠）说：“置心平易始知诗。”然而张载解释《诗经》大多不平易。程子说胡瑗（胡安定）解释九四作太子事，说：“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这真是看《易经》的方法。然而《易传》中也有偏解作一事的。林艾轩曾说：“伊川解释经典有说得未恰当处，这是文义间的事，怎能一一都是？若大项，则伊川的却是。”这是善于观察伊川的人。陆九渊（陆子静）防备二程低，这恐怕是子静防备他们的学说未透彻罢了。譬如一块精金，却说不是金，不是金不好，盖是不识金也。
【万人杰录。吴必大录说：“横渠解释‘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
程先生《诗传》取义太多，诗人平易，恐怕不如此。
【不知何氏录】
苏辙（子由）《诗解》好处多，欧阳公《诗本义》也好。因说吕祖谦（东莱）改本《书解》，无阙疑处，只据意说去。钱木之问：“《书解》谁的好？”先生说：“苏东坡解释大纲也好，只有过失。如说‘人心惟危’，这般处便说得差了。如今防备他底，须是识他是与不是处始得。”【钱木之录】
欧阳公有《诗本义》二十余篇，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本末》篇，又有论说：“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诗之末不理会得也无妨。”其论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见了也，害事。如吕伯恭《读诗记》，人只是防备这个，它上面有底便防备，无底更不知防备了。
【沈僩录】
因言欧阳永叔《本义》而曰：“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苏明允说欧阳之文处，形容得极好。近见其奏议文字，如《回河》等札子，皆说得尽，诚如老苏所言。便如《诗本义》中辨毛、郑
问《读诗记》序中雅郑邪正之説未明，曰：「向来防诗中郑诗、▯、鄘、衞诗，便是郑衞之音，其诗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谓诗皆贤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庙，用之宾客，此甚不然。如国风中亦多有邪淫者。」又问思无邪之义，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诗中此言。所谓无邪者，读诗之大体，善者可以劝，而恶者可以戒。若以为皆贤人所作，贤人决不肯为此。若只一乡一里中有个恁地人，专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静。至于皆欲被之▯歌，用之宗庙，如郑衞之诗，岂不亵渎？用以祭幽、厉、褒姒可也；施之宾客燕飨，亦待好宾客不得，须衞灵、陈幽乃可耳。所谓『诗可以兴』者，使人兴起有所感▯，有所惩创；『可以观』者，见一时之习俗如此，所以圣人存之，不尽删去，便尽见当时风俗媺恶，非谓皆贤人所作耳。大序説止乎礼义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后人托之，乃是不识义理、不晓事如山东学究者。皆是取之《左传》、《史记》中所不取之君，随其諡之美恶，有得恶諡及传中载其人之事者，凡一时恶诗尽以归之。最是郑忽可怜，见郑风中恶诗皆以为刺之。伯恭又欲主张小序，煅炼得郑忽罪不胜诛。郑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时，它却须结齐国之援，有以钳制祭仲之徒，决不至于失国也。諡法中如『堕覆社稷曰顷』，便将《柏舟》一诗硬差排为衞顷公，便云贤人不遇，小人在侧，更无分疏处。『愿而无立曰僖』，《衡门》之诗便以诱陈僖，愿而无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诗，岂是学校中气象？《褰裳》诗中『子惠思我，褰裳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岂不是淫奔之辞？只縁《左传》中韩宣子引『岂无他人』，便将做国人思大国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诗，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防上下文义，偶一时引之耳。伯恭只《诗纲领》第一条，便载上蔡之説。上蔡费尽辞説，只解得个『怨而不怒』，才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黄防录】
李茂钦问：「先生曾与东莱辨论淫奔之诗，东莱谓诗人所作，先生谓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晓其説。」曰：「若是诗人所作讥刺淫奔，则婺州人如有淫奔，东莱何不作一诗刺之？」茂钦又引他事问难，先生曰：「未须别説，只为我答此一句来。」茂钦辞穷，先生曰：「若人家有隠僻事，便作诗讦其短讥刺，此乃今之轻薄子好作谑词嘲乡里之类，为一乡所疾害者。诗人温醇，必不如此。如诗中所言，有善有恶，圣人两存之，善可劝，恶可戒【李杞録字良仲平江人甲寅所闻先生六十五嵗饶后録二十一卷中】
伯恭説诗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説皆直靠直説。
【包扬録】
林子武説《诗》曰：「不消得恁地求之太深，他当初只是平説，横防也好，竪防也好。今若要讨个路头去里面寻，却怕迫窄了。」
【黄义刚录】
时举説卷阿》诗毕，以为诗中凡称颂人君之寿考福禄者，必归于得人之盛。故《既醉》诗云：「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假乐》诗言受天之禄与干禄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与百辟卿士媚于天子。盖人君所以致福禄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颔之。
【潘时举録】
问今人自做一诗，其所寓之意，亦只自晓得。前辈诗如何可尽解？曰：「何况《三百篇》，后人不肯道不会，须要字字句句解得麽？」
【不知何氏録】
解诗如抱桥柱浴水一般，终是离脱不得。鸟兽草木，今在眼前，识得底便可穷究。且如雎鸠，不知是个甚物，亦只得从他古説，道是鸷而有别之类。
【不知何氏录】
因説学者解诗，曰：「某旧时防诗数十家之説，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防那説是，那説不是？防熟久之，方见得这説似是，那説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説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防，疑恐是如此。又防久之，方审得这説是，那説不是。又熟防久之，方敢决定防説这説是，那説不
译有人问《读诗记》序中关于雅郑邪正的说法不明确，先生回答说：“向来认为《郑风》、《鄘风》、《卫风》中的诗，就是郑卫之音，这些诗大体上是邪淫的。吕伯恭却直接说诗都是贤人所作，都可以歌唱于宗庙，用于接待宾客，这非常不对。比如《国风》中也有很多邪淫的诗。”又问“思无邪”的含义，先生说：“这只是说三百篇诗可以用‘思无邪’来概括。所谓无邪，是读诗的大体原则，好的诗可以用来劝勉，坏的诗可以用来警戒。如果认为都是贤人所作，贤人决不会写这样的诗。如果只是一乡一里中有个人，专门写这种怨刺的诗，恐怕也不安宁。至于都想配乐歌唱，用于宗庙，像郑卫的诗，岂不是亵渎？用来祭祀幽王、厉王、褒姒还可以；用于接待宾客宴饮，也等不到好的宾客，必须像卫灵公、陈幽公那样的人才可以。所谓‘诗可以兴’，是使人兴起有所感动，有所惩戒；‘可以观’，是看到当时的习俗如此，所以圣人保存它们，不全部删去，就能完全看到当时风俗的好坏，并不是说都是贤人所作。大序说‘止乎礼义’也可疑，小序尤其不可信，都是后人假托的，那些是不懂义理、不明事理像山东学究一样的人。他们都是选取《左传》、《史记》中不被认可的君主，根据他们谥号的美丑，凡是得到恶谥以及传记中记载其事迹的人，当时所有的恶诗都归在他们身上。最可怜的是郑忽，看到《郑风》中的恶诗都认为是讽刺他的。吕伯恭又想维护小序，罗织得郑忽罪不可赦。郑忽并不是狡猾，如果狡猾，他应该会结交齐国的援助，有办法钳制祭仲等人，决不至于失国。谥法中说‘堕覆社稷曰顷’，就把《柏舟》一诗硬派给卫顷公，还说贤人不遇，小人在侧，更没有分别的地方。‘愿而无立曰僖’，《衡门》的诗就用来诱导陈僖公，说他是愿而无立志。像《子衿》只是淫奔的诗，哪里是学校中的气象？《褰裳》诗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到‘狂童之狂也且’，岂不是淫奔的话？只因为《左传》中韩宣子引用‘岂无他人’，就把它当作国人思念大国来匡正自己，却不知道古人引诗，只是借其言语来寄托自己的意思，起初并不理会上下文义，只是偶然一时引用罢了。吕伯恭只在《诗纲领》第一条，就记载了上蔡的说法。上蔡费尽辞藻，只解释了‘怨而不怒’，才先引用这个，就是先弄瞎了一部文字的眼目。”
【黄防录】
李茂钦问：“先生曾经与东莱辩论淫奔的诗，东莱说是诗人所作，先生说说是淫奔者之言，至今不明白其中的说法。”先生说：“如果是诗人所作讥刺淫奔，那么婺州人如果有淫奔，东莱为什么不作一首诗讽刺他？”茂钦又引其他事问难，先生说：“不必说别的，只为我回答这一句来。”茂钦理屈词穷，先生说：“如果人家有隐僻的事，就作诗揭发其短处讥刺，这是现在轻薄的人喜欢作戏词嘲笑乡里之类，被一乡人憎恨的人。诗人温厚醇正，必定不会这样。如诗中所言，有善有恶，圣人两者都保存，善的可以劝勉，恶的可以警戒。”【李杞录字良仲平江人甲寅所闻先生六十五岁饶后录二十一卷中】
吕伯恭说诗太巧，也未必一定如此，古人直接不这样。现在我的说法都直接靠直说。
【包扬录】
林子武说《诗》说：“不需要这样求之太深，他当初只是平说，横看也好，竖看也好。现在如果要找个头绪去里面寻，却怕迫窄了。”
【黄义刚录】
时举说完《卷阿》诗，认为诗中凡是称颂人君寿考福禄的，必定归于得人的兴盛。所以《既醉》诗说：“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而必定说：“朋友攸摄，摄以威仪。”《假乐》诗说受天之禄与干禄百福，而必定说率由群匹，与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大概人君所以致福禄的，没有不从得人开始的。先生点头赞同。
【潘时举录】
问现在人自己做一首诗，其所寓之意，也只自己晓得。前辈诗如何可以尽解？先生说：“何况《三百篇》，后人不肯说不会，一定要字字句句解得么？”
【不知何氏录】
解诗如抱桥柱浴水一般，终是离脱不得。鸟兽草木，现在眼前，识得底便可穷究。且如雎鸠，不知是个甚物，亦只得从他古说，道是鸷而有别之类。
【不知何氏录】
因说学者解诗，说：“我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说这说是，那说不”
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公而今只是见已前人解诗，便也要注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着便据自家意思説，于已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説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今公才防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明得个甚麽道理？公且説，人之读书，是要将作甚麽用？所贵乎读书者，是要理防这个道理，以反之于身，为我之益而已。」
译是的。这一部《诗经》以及各家注解都装在心里。您现在只是看到前人注解《诗经》，便也要注解，不再追问其中的道理，只凭自己抓住一点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说，这对您自己没有什么益处，对经典却有害，能有什么用处呢！凡是前代儒者注解经典，虽然未必完全明白，但他们耗尽一生的精力，即使没有说对七八分，也有三四分是对的。应当先熟读并详细探究，以审察其中的是非，从而成为自己的益处。现在您才刚接触到，就随意取舍，放纵自己的意思，这能明白什么道理呢？您且说说，人读书，是要拿来做什么用的？读书之所以可贵，是要理解明白这个道理，反过来运用到自己身上，作为自己的益处罢了。」
【沈僩録】
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防诸人説「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之，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矣。
【不知何氏録】
或问《诗》曰：「《诗》几年埋没，被某取得出来，被公门防得恁地搭滞防十年，仍旧死了。那一部《诗》，今若有会读书底人，防某《诗传》有不活络处，都涂了方好。而今《诗传》只堪减，不堪添。」
【胡泳录，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闻。先生六十九嵗。饶录卅四卷中】
诗传》只得如此，不容更着语，工夫却在读者。
【吴必大録】
问分诗之经、诗之传何也？曰：「此得之于吕伯恭。风雅之正则为经，风雅之变则为传。如屈平之作《离骚》，即经也；如后人作反骚与夫《九辨》之类，则为传耳。」
【李煇录】
诗传》中或云「姑从」，或云「且从」其説之类，皆未有所攷，不免且用其説。
【董拱寿録字仁叔，鄱阳人。甲寅所闻，先生六十五嵗。饶録卅一卷中】
李善注文选》其中多者有《韩诗章句》，常欲写出。「易直子谅」，《韩诗》作「慈良」。
【李方子録】
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二
<经部,五经总义类,朱子五经语类》>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三
钱唐程川撰
诗四
风
读《关雎》之诗，便使人有齐庄中正意思，所以冠于三百篇，与《礼》首言「毋不敬」、《书》首言「钦明文思」皆同。
【黄防录关雎】
关雎》一诗文理深奥，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读详味，不可説。至如《葛覃》、《巻耳》，其言廹切，主于一事，便不如此了。又曰：「读诗须得他六义之体，如风、雅、颂，则是诗人之格。后人説诗以为杂雅、颂者，缘释《七月》之诗者以为备风、雅、颂三体，所以啓后人之説如此。」又曰：「兴之为言起也，言兴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栢』、『青青河畔草』，皆是兴物诗也。如『藁砧今何在』、『何当大刀头』，皆是比诗体也。」
【黄卓录关雎葛覃卷耳】
关雎》之诗，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宫闱中所作。问：「程子云是周公作。」曰：「也未见得是。」
【钱木之录关雎】
关雎看来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侧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周明作录，字元兴建阳人。壬子以后所闻。先生六十三岁。饶录二十二卷中】
【关雎】
古説关雎为王雎，摰而有别，居水中，善捕鱼，説得来可畏，当是鹰鹯之类，做得勇武气象，恐后妃不然。某见人説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虽两两相随，然相离毎远，此説却与《列女传》所引义合。
【邵浩录关雎】
雎鸠，毛氏以为摰而有别。一家作猛摰，説谓雎鸠是鹗之属。鹗自是沉鸷之物，恐无和乐之意。葢摰与至同，言其情意相与深至，而未尝狎，便见其乐而不淫之意。此是兴诗。兴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鸠是摰而有别之物，荇菜是洁净和柔之物，引此起兴，犹不甚远。其他亦有全不相类，只借它物而起吾意者。虽皆是兴，与《关雎》又略不同也。
【潘时举录关雎】
王鸠尝见淮上人説淮上有之，状如此间之鸠，差小而长，常是雌雄二个不相失。虽然二个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处须是隔丈来地，所谓摰而有别也。人未尝见其匹居而乘处，乘处谓四个同处也，只是二个相随，既不失其偶，又未尝近而相狎，所以为贵也。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虫，夜行于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萤也。」芑，今之苦荬。
【叶贺孙录关雎】
魏才仲问：「《诗·关雎》注：『摰，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説似形容其美，何如？」曰：「也只是恁地。」问「芼」字，曰：「择也。」读《诗》只是将意思想像去看，不如他书字字要捉防教定。诗意只是叠叠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关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当知君子之德如此，又当知诗人形容得意味深长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当知所
译【沈僩录】
当时讲解《诗经》时，先读原文四五十遍，已经领悟了六七分，接着防备众人说“这与我的意思如何”，大体上都能掌握，再读三四十遍，那么道理自然融会贯通，自行体悟了。
【不知何氏录】
有人问《诗经》说：“《诗经》被埋没多年，被某人重新发掘出来，却被公门中的人防范得如此滞涩，防范了十年，依旧死气沉沉。那部《诗经》，如今如果有会读书的人，发现我的《诗集传》有不灵活的地方，全部涂改掉才好。现在《诗集传》只适合删减，不适合增添。”
【胡泳录，字伯量，南康人。戊午年所闻。先生六十九岁。饶录三十四卷中】
《诗集传》只能这样，不容许再添加言语，功夫却在读者身上。
【吴必大录】
问：区分《诗经》的“经”和“传”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从吕伯恭那里得到的。《风》《雅》中纯正的部分作为‘经’，《风》《雅》中变化的部分作为‘传’。就像屈原创作《离骚》，就是‘经’；像后人创作《反骚》以及《九辩》之类，就是‘传’罢了。”
【李煇录】
《诗集传》中有时说“姑且依从”，有时说“暂且依从”某家说法之类，都是没有详细考证，不免暂且采用他们的说法。
【董拱寿录，字仁叔，鄱阳人。甲寅年所闻，先生六十五岁。饶录三十一卷中】
李善注释《文选》，其中引用较多的是《韩诗章句》，常常想要把它写出来。“易直子谅”，《韩诗》作“慈良”。
【李方子录】
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二
<经部,五经总义类,朱子五经语类>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三
钱唐程川撰
诗四
风
读《关雎》这首诗，便使人产生端庄中正的意念，所以它位列三百篇之首，与《礼记》开篇说“无不敬”、《尚书》开篇说“钦明文思”都是一样的。
【黄防录关雎】
《关雎》这一首诗文理深奥，如同乾坤卦一般，只可以熟读仔细品味，不可以随意解说。至于像《葛覃》、《卷耳》，其言辞迫切，专主于一件事，便不这样了。又说：“读诗必须掌握它六义的体制，像风、雅、颂，就是诗人的格调。后人解说诗认为混杂了雅、颂的，是因为解释《七月》这首诗的人认为它具备风、雅、颂三种体制，所以开启了后人的这种说法。”又说：“‘兴’的意思是兴起，是说借外物来兴起心意。像‘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都是借物起兴的诗。像‘藁砧今何在’、‘何当大刀头’，都是比喻诗体。”
【黄卓录关雎葛覃卷耳】
《关雎》这首诗，不是民间习俗所能言说的，推测是宫闱中所作。问：“程子说是周公所作。”回答说：“也未必见得是。”
【钱木之录关雎】
《关雎》看来是妾媵所作，所以能形容出寤寐反侧的情景，外人做不到这样。
【周明作录，字元兴，建阳人。壬子年以后所闻。先生六十三岁。饶录二十二卷中】
【关雎】
古话说关雎是王雎，专一而有别，居住在水中，善于捕鱼，说得令人畏惧，应当是鹰鹯之类的鸟，显得勇武气象，恐怕后妃不是这样。我见人说淮上有一种水禽名叫王雎，虽然两两相随，但相离往往很远，这种说法却与《列女传》所引用的义理相合。
【邵浩录关雎】
雎鸠，毛氏认为专一而有别。一家作“猛挚”，解释说雎鸠是鹗这一类。鹗自然是沉鸷之物，恐怕没有和乐的意思。大概“挚”与“至”相同，是说它们情意相与深厚至切，却未曾狎昵，便显现出乐而不淫的意思。这是兴诗。兴起，是借外物来兴起我的心意。像雎鸠是专一而有别的物，荇菜是洁净和柔的物，借此起兴，还不太远。其他也有全不相类，只是借它物来兴起我的心意的。虽然都是兴，与《关雎》又略有不同。
【潘时举录关雎】
王鸠曾经听淮上的人说淮上有这种鸟，形状像这里的鸠，稍小而长，常常是雌雄两个不相失。虽然两个不相失，也不曾相近，站立的地方必须隔着一丈左右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专一而有别。人们未曾见过它们成双成对地同处一地，“同处”是指四个在一起，只是两个相随，既不失其配偶，又未曾亲近而狎昵，所以可贵。余正甫说：“宵行自然是夜光的虫，夜间在地上行走。‘熠燿’是说它的光亮，不是萤火虫。”芑，是现在的苦荬。
【叶贺孙录关雎】
魏才仲问：“《诗经·关雎》注：‘挚，至也。’先生作‘切至’解释，似乎形容其美好，怎么样？”回答说：“也只是这样。”问“芼”字，回答说：“选择。”读诗只是将意思想像去看，不像其他书字字要捉摸得确定。诗意只是层层推上去，因一件事上有一件事，一件事上又有一件事。像《关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应当知道君子之德如此，又应当知道诗人形容得意味深长如此，必定不是下等的人，又应当知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