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涧集卷三十五

译传记说：“法令，是辅助治理的工具；一天缺少它都不可以。” 君主在上面掌握它，永远作为成文法；官吏在下面承奉它，遵守作为固定的格式；百姓明白法令，就容易躲避而难以触犯。这就像周代的三典、汉代的九章。如今国家拥有天下六十多年，大大小小的法令还没有确定的议定。朝廷内部有宪台，是天子执掌法令的机构；朝廷外部有廉司和州郡的执法官，都是专门掌理诉讼刑狱的官员，却没有可以遵守的法令，就像有医生却没有药一样。至于平定刑罚、议论断案，逐渐形成办理事务的准则，却免不了酌量拟定时的差错，以及彼此轻重不同。臣愚见，应该把已经确定的律令颁布为新法；其中若有行不通、尚未全部施行的条文，就把历朝圣训以及中统以来通行的条格参酌使用，与百姓一起重新开始。这样，法令没有两套，轻重恰当，官吏知道所守，百姓知道所避而难以触犯，天下就十分幸运了。第二，确定制度，以抑制奢侈僭越。制度，是用来辨明尊卑、区分贵贱，效法天道而确立人间纲常的。所以古代衣服饮食、车马房屋都有固定的制度。至于百姓、仆役和妾婢，禁令尤其严格。作为统治人民的君主，唯有节制谨慎、以身作则，使下面受到教化才是要务。为什么呢？上位者的一举一动，是百姓劳苦或安逸的根本；上位者的奢侈或节俭，是百姓富裕或贫穷的源头，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倡导俭朴，想要恢复淳厚的风俗，例如轻视细葛布衣而看重粗缯，去掉金饰而使鞍具和鞋履朴素。至于衣服等物中[销织镀呀]一类的东西，也一概禁止；但由于奉行日渐疏远，禁令不免松弛。如今臣民的衣饰超过公侯，妇女衣着等物不论贵贱，以至于聘财超过卿相之家，使男女不能婚姻。正因为使用没有限制，僭越和浪费严重，有些人无力供应，所以物价不得不暴涨，钱币不得不贬值轻薄，上下困弊一天比一天严重。假如大户人家的亲属和奴隶，衣饰全都有等级差别；如果一概按同样的例子办理，难道不会困乏吗？臣愚以为，应当一概裁定，广泛严禁，使百姓的心志安定，不再有丝毫僭越。使用既有节度，物资自然丰足，这恐怕也是充实楮币、压低物价的一种办法。第三，节省浮费，以充实财用。一个时代的财富，足以供一个时代使用，不必专门增加财富，只要去除损害财富的因素就可以了。如今国家的财赋与中统初年相比，每年收入何止增加数倍，而每年的经费最终仍不充足，难道不是因为事务超过财力，花费过度吗？现在的办法，正应当量入为出，以超过财力而兴办事务为戒；除供奉宗庙、供给车舆、供应边防、奖赏战功、救济荒年以外，对外如冗余的军队、无理的请求、浮泛的粮食消耗和冗费，以及不在常例之内的支出，都应当一概检查核减，以充实财力。财力充足，事务办得好；粮食充足，气势充沛；用来施政就能取信，用来作战就能取胜，用来怀柔就能使人服从，这样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什么要求不能实现呢？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君主不必富有，而要使财富藏在百姓之中，所以即使使用很多也取之不尽。孔子说：“百姓富足，君主与谁会不富足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况且财富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全都出自百姓；竭泽而渔、焚林而猎，又有谁能抵挡这种做法？只是使民力困竭、财物耗尽，并不是养育百姓、强盛国家的办法。从前金世宗时，有诸王因为供给不足而请求辞职，世宗说：“你们怎么这样愚蠢？完全不知道府库里的财物就是百姓的财物吗？我不过总管并主持它们，哪里敢胡乱花费？”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道这句话，认为这是统治人民者至为正确的话，难道可以不引为鉴戒吗？第四，重视名位爵禄，以收揽威权。古人称官职爵位为上天的秩序，君王代替上天授予爵位，用它鼓舞一世，使天下人奔走而为我所用，正是这个道理。唯有爵位和俸禄不轻易授予人，称得上贤能、称得上有才，才能得到它们；这才是砥砺世人、磨炼庸钝之人的工具。如果轻易得到，人们就会轻视它；人们轻视它，别人就不会尊重它；人们不尊重它，就会看见君子远离、小人接近，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把磨砺和驾驭的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不轻易授予别人，并且让爵禄与人的才能相称，又何必担心士气不振、力量用不尽、事情办不成呢？如今四海统一，权宜借用的做法日渐减少，正是国家收拢威权的时候。近来对于任用稍微重要的官员，先考察其一贯表现，然后授予高品官阶，以激励他们建功立业，这本来是驾驭英雄的大权；但如果不是适当的人，也不免有冒领官位、内心不安的忧惧。如今中外无事，朝廷应当慎重并珍惜这种权力。从前唐代的使职，有的兼带宰相印信，但只是执行现任职务，从来没有分掌尚书省的实际权力。第五，议定廉司制度，以激励众官。臣听说，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使人产生懈怠而不振作的风气；如果这种风气由内心产生而危害政事，假如不能用道德振作他们，就必须衡量时势、依据人情，以法令整齐约束他们，因此大小官员都能尽力，上位者不劳苦而众多事务都能办成。如今州郡官员品秩混杂，既没有通过选举加以甄别，只是按照通常资历升迁，纷纷聚集、调动于吏部，按惯例得到一个官职，很少有人不因循苟且，只是靠年限积累资历、等待考核而已。希望他们承流宣化、办理事务、追求功绩，显著地实行革新的政事，已经很难了。我曾考察汉唐驾驭官吏的办法：有才能的人增加秩禄、赏赐金钱，公卿职位空缺时就上表推荐他们，以观察其贤能与否；不称职的便放归田里，不再任事。唐代则召集七品以上官员到宫阙，亲自向他们询问，考察政事得失后决定升降。然而这两种办法不过是用爵禄来劝勉，爵禄到了顶点，心意就会满足；心意满足，懈怠之心便产生，也有无法可施的人，所以手持斧钺、直指各地，采访官员、考核升降的使者，每年相望于道路。本朝的举措远远超过前代；近来设置廉司，起初声势很盛，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惊惧不安，产生改过自新的念头，大奸大猾也感到畏惧而不得安宁，庸人懦夫将会奋然有所建树。实行没有多久，法禁稍稍宽松，使监视者刚劲挺拔的气势不再继续而自行收敛，使听从者心中奸邪的萌芽暗中滋长而重新兴起。恐怕只是改变了名称，却不能革除州县的旧习。刑罚崇尚宽缓，本来是国家的美政；然而分别善恶来显示劝善惩恶，难道能够只求宽恤吗？从前金大定年间，尚书省上奏：顺州军判崔伯时接受赃物但没有枉法，按制度应当削夺官职、停职不用。世宗说：“收受财物而没有达到枉法的程度，是因为他熟知法律。他所作的奸诈狡猾，已经与习惯和本性融为一体；以后重新任用，难道能够自己悔改吗？

译即使所犯之罪只在于追夺官职，如果不是奉有特别诏令，就不再录用，这样一来，触犯禁令的人就少了。”这是光明正确的事实证明。如今风俗浇薄，遇到有人犯罪，苟且免罪还不知羞耻。臣愚以为，法令应当稍微加重，以权宜应付一时；要点在于法治与任用并行，精心选择官僚，优厚增加吏禄。宪法法网一旦建立，公道大为推行，官员有革新的气象，吏员没有糊口的忧虑，我方的气势既然伸张，他们哪里能不振作呢？我们的政务既然严肃，他们哪里敢有私心？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源头清洁，水流长远；将会看到官员的风采百倍振作，也有希望达到澄清天下的境界。第六，议定保举制度，以核实名声和实际。如今亲民官、参佐官和幕职官中，县令、经历最为重要。县令是百姓的师帅，师帅贤能，德泽才能宣扬；参署是一路的纲纪，纲纪振作，政务才能兴举。如今官员按惯例从普通流品中出任，哪里能取得特殊功绩？臣愚以为，如果实行品官保举法，大概可以得到合适的人。其制度是，保举人的品级、度量和举止，应与被保举者的资历相称；果真双方都合适，再精心加以磨勘考察，没有谬妄和私意，然后允许呈上保举状，根据才能大小，授予事务繁简不同的职任。限定年限【如唐制处理事务满二百日的规定】，考核其优劣；升降保举官。保举到合适人才的，给予知人之赏；不能识别人才的，处以不当保举之罚。这样，保举官自然会尽心，被保举者也常常害怕连累保举人，如此大概可以建立功劳而少犯过错。选官尤其应当施行这种办法，为什么呢？江南、江北直到平定，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凡是归附的人，都秋毫无犯，可以说是仁义之师。可是近来却因为调省调官的贿赂，每每放任行省自行注拟，极其滥杂，侵夺盘剥，比兵乱还要惨烈。盗贼一旦突然发生，就以此为借口；幸赖上天恩德，侥幸没有酿成大患。如今应当委派官员分别甄选，实行这一办法。那些停职革职而还不至于罢黜的人员，应降调到边远地区；现任而确有声誉功迹的，应使其调入内地，这也是一种激励劝勉的办法。自汉、唐、五代直到金代，都是遵照实行的，当时都称为得人。但必须在朝廷内部设置审官、考功等职，专门掌管这件事。第七，设置科举，以收纳人才。如今有名的儒者和有大德的人既老且尽，后来的年轻人又没有进身的希望，按惯例多半不学习。州、府、乡、县虽然设立教官，讲授经书、督促课业和举业，但都是虚名，几乎没有实际效果，以致非凡的人才从未听说有一个。州郡的政治苦于没有值得称道的成就，想得到大儒硕德就更难了。臣愚以为，不如开设选举，这是迅速考察人才的办法。进士科考试，是历代选取士人的正规科目，将相之才都从这里产生，前代对此已经讲得很详尽了，按道理不能废除。如果限定年限进行考试，将会看到士人争相努力学习，人才成批出现，可以指日而待。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如今官员人数多而空缺少，现行制度已经堵塞停滞；如果再举行科举，就会使堵塞停滞更加严重。臣认为不是这样。设置科举，本来是为了核实真正的学问、收取众多士人，清理仕途、停止杂流，使得具有将相全面才能的人为国家论述治理之道、准备大用，难道不比学校徒有设置、散漫而毫无成效好吗？第八，考试吏员，以清理政务。前代选取吏员的办法，条目十分严格。例如宰相的子弟经辟举任县令，选取来充任尚书省杂职；考试结束的举人，考试后补任台掾；品官子孙、吏员班祗、閤门等出身的人，考试后补任六部令史。所谓令，是明晓法令；所谓令史，是通晓经史，称为史。如今府、州、司、县所使用的一切胥吏，都出自帖书之中，官府没有选取人才，势必要考虑这一点。他们所学习的既然平庸，见闻也少，想要他们明白刑政、认识大体，务求清明而没有革除的弊病，实在困难。臣愚以为，就目前的办法来说，不如把每年应贡的吏员，按照吏员法加以考试；考中者仍允许上贡，补充为随朝任职人员；外州府郡现任的吏员，则由廉司依照法令加以考验，如此或许可以激励他们逐渐愿意学习。他们每月领取的俸禄，也应当加以确定；能够使他们足以糊口，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廉洁。为什么呢？如今廉司专门压制吏员的权力，察知他们的行为不是很少有贪鄙，却不考虑供养廉吏，反而一经查明就按法治罪；这不是放纵他们偷窃，却又责问他们为什么盗窃吗？难道合理吗？第九，体恤军民，以巩固国家根本。近来奉命由新省整治以来，一切事务都从简从静，可以说是不严厉而得到治理、不肃杀而获得成功。朝廷内外和乐融洽，一致产生拭目以待太平的希望；这大概是皇帝陛下排除奸恶、保合太和、嘉靖国家根本、专门任用官员并责成其完成事务的效果。然而仍有应当忧虑的事情。治理政事的道理，贵在均平一致，不能稍有偏重；否则就必须重新调整，使至公之道普遍施行。国家自从攻破襄阳的包围以来，征调军役大概已有四次了。将中等物力以上的户籍大都充入军站，其中抛下的上等户还有多少？剩下的都是贫困艰难的下户，而军队兴起后各种所需，又由谁来供办？江南刚刚平定，又遭遇前省和顾、和易等人，急迫征收、暴虐敛取，侵夺盘剥、违法行事；又把军站中逃避的差税，不论多少，一概只除去四两，其余分摊给现有的民户。那些逃亡者所欠的差税，又实行每年代为赔纳；几年之间，编入户籍的百姓已经受到严重损耗。他们中小户的困苦，更不必说了。臣认为时局正处在艰难之际，替人代输的差税应当下令蠲免，涵养、保存并体恤百姓；等到稍微富足之后，即使一旦另有征求，也容易责令办理。军站户中富裕的，有的田地连绵遍布，家产累计达数万，壮丁成行列入什伍；贫穷的人每天只求活命，家里没有一石储粮，田地少到无处插锥。如今却不分困难与容易，一概服役。又如至元十一年签充军役的人，全都是近处的户民；不论当时起遣，已经是让他们承受苦难。臣愚以为，都应当分别甄选、加以裁定，大概不至于使他们困乏逃散，耽误临时调遣。不均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第十，恢复常平仓，以扩大储积。常平仓设置于至元八年，各路收贮粮食，总数约八十余万斛。如今仓廪长久空虚，起运的器具却还存在，实在很不符合朝廷救荒恤民的本意。天朝的常平法是，年成丰收时提高价格收购粮食，使农民重视粮食、厚重根本；年成荒歉时降低价格出售，因此百姓有所依靠而安定，不至于面有菜色。像往年确定时价来平抑物价，最终不能实行，实在不如常平仓有粮。因为粮价涨落的权力掌握在有关官员手中，兼并者的利益也没有专擅的机会。

译如果重新充实常平仓，遇到灾荒歉收时，拿出二三千石粮食出售，粮价自然平定，楮币也会重新增重；而且可以免除赈济所造成的耗费，作为军国的正常储备，实在是古今的良法。第十一，扩大屯田，以减少远方运输粮饷的负担。臣听说边地储粮和远途运饷，自古没有什么好办法。像飞挽运输、负载粮食、卖爵赎罪、引种和籴等办法，都免不了弊病和困苦，多数不能施行；都不如留下士兵屯田，是古今的长久良策。臣试以唐代振武的事情说明这一点。宪宗元和七年，李绛说，天德、振武【今丰州等地】东西两边的良田约有四千八百顷，收获粮食四十万斛，每年节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这难道不是明白的验证吗？如今振武、丰州一带河流两旁，除去营帐和百姓耕种占用的土地以外，荒闲之地还很多。如果大力治理屯田，只要不是水旱灾害，田地的收成稍有积累，国家储备必定会得到补益。唐代陆贽所说的，边地土壤肥沃而长久荒芜，收获必定丰厚。近年山后流移的户民很多，将来可以把他们抛弃的土地暂时借给他们营田屯种，也是一种办法【冯弼曾说过这件事】；并且检查核实冒占的土地，仍然招募愿意耕种的户民，听任他们承种。外边已经设置营屯的地方，也应当选派强干果决、真心为国、愿意有所作为的能臣，再次认真检查核实其中一切可以实行而尚未举行、已经实行而尚未尽善的事情，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作用、尽量利用土地的力量；同时把迤南一带所有设置屯田的地方和现有闲户数目一并查明，并迁徙到边防，以救济一时。这是急于治理外部边防的意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石〕 十二是抚恤安抚百姓，以安定已有的局面。臣常听说，老子以恬淡为根本，孔宣父告诫人们要珍惜已经得到的；两位圣人垂示教诲，都以天理当然为言，并非徒设空言。恭惟皇帝陛下圣明神武，临御天下三十多年，彰显上天盛大的功业，继承千年的统绪，自三皇五帝以来，没有像这样兴盛的。对于太祖圣武皇帝所开创的事业，可以说已经大大成就了。然而，拥有已有的事物，就应使它安定；致力于扩大德业，才会强盛。审察今日的形势，譬如蓄养牧放大家畜，谷物按川计量、粮食按数计算，已经十分富足，正应在牧场中选择良人，供给适宜的饲料而已。这样牛羊就会茁壮成长，每日繁衍而没有损耗。否则，一面防护抚恤已有之物，一面又务求多得，便会出现新的追求尚未获得，已有的反而被侵耗的情况，岂不可惜！伏愿陛下停止远大的谋略，抚恤已有的成果，以恬淡为心，以珍惜所得为戒，颐养圣寿，与天长久。此乃宗庙神灵、四海臣民的共同愿望。臣又曾观察天地之气，四时运行，万物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它的升降运行不过在三万里之中，所包容的范围也不超出三万里之外；其余便混沌广大，即使圣人也有置而不论的地方。伏惟陛下效法上天、体察大道，裁成万物，辅佐天地，功业已经无法尽数记载，还有什么可说、可忧虑的呢？十三是感召和气，以消除水旱灾害。兵器是不祥之器，战争是危险之事，不到万不得已不应使用，并且应以逞强取胜为戒。我国家凭神武平定天下，凡日月出没、霜露降落之地，无不臣服而奉我为主。然而土地广大、百姓众多，其间难免萌生祸乱，所以三十年来出兵十多次，如征讨大理、云南，渡过鄂渚，平定内难，讨伐贼璮，攻取江南，攻破襄汉，驾临洋海，攻下占城，平定高丽，向交州问罪，扫清辽甸，都是为了除暴安存。那边发动、这边响应，都是不得已而用兵的举措。然而士卒愁苦，死伤者暴露在外，边郡困乏，内外忧劳之气，不免损伤阴阳和气，从而招致水旱灾异。因此圣人对此重视而畏惧。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军队所停留之处，荆棘就会生长。”所以近年以来，水旱灾害没有定时，霜灾屡次发生，山崩地震，灾变异常出现，奸臣掌权，盗贼暗中发动，百姓哀号，日益陷于困苦。臣常读中元以来的国书诏条，没有不以百姓生灵为念的；抛弃琐细旧怨，讲求信用、修好睦邻，把用兵看作慎重之事，这是尧舜爱惜生命的德行，也是禹汤能够宽厚、不自满自大的仁心。愿陛下亲自体行玄默之道，颐养圣寿，与天长久，以初元时的心意为心意，以恬淡的思虑为思虑，为百姓向上天祈祷求福，使灾害不生、祸乱不起，让百姓知道您没有喜好战争的心意，使天地鬼神明白您不得已而用兵的苦衷；这样或许上天会回转而垂怜，改变乖戾而成为和平，改变荒歉而成为丰收，收聚五种时令之福，广施给百姓，使大家都登上仁慈长寿的境域，天下幸甚。十四是崇尚教化，以淳厚风俗。自古风俗美好，是由礼义产生的。如今礼义已经衰微，所以日益趋于刻薄；一项法令发布，众多奸诈就产生；一道命令下达，各种欺诈就兴起。为什么呢？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年年没有增加，我们却过度向他们索取，求取之物日益增多。所谓救济生命尚且不能使人温饱，哪里有空暇治理礼义呢？有关官员不顾及这一点，却每每把厚风俗作为职责。如孝行得到复除，守节妇女得到表彰，议定婚姻，设立学校教师，表彰善恶，忠臣义士每年享有固定俸秩之类，并非没有家喻户晓，然而最终毫无半点成效，只是徒具文书和虚名罢了。天下的事有根本有枝末，知道先后次序，教化就能建立并推行。臣愚以为，推行风化，不如国家先以四教为根本：仁，用来养育百姓；义，用来取舍裁断；礼，用来使人安定；信，用来施行政令。什么叫仁？就是父亲爱护、子女养育，关怀生计、使人乐于从业，以温暖饱足来养护他们的心。什么叫义？就是减轻徭役、减薄赋税，征收合宜，以宽裕来舒畅民气。什么叫礼？就是上下有分别，不无故侵凌侮辱，刑罚责罚与人的功罪相当。什么叫信？就是发布号令、施行政令，一经发出便不再更改，以诚实明确约束。这些都是信的含义。然而前任执政者【指僧格】从不致力于此，只把威暴虐待肆意施用，以督责作为政令，只求一时办成，流毒四海，却不知道弊病已经日渐衰败、偏邪，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至今仍成为祸害：如拖欠的赋税徭役有已经豁免而有尚未豁免的，贫困艰难的军人有已经得到间免而有尚未得到的，百姓承担供应劳役却没有得到拨款减免，反而反复偿还本来不应承担的部分；百姓办理和买，虽蒙官府收购，哪里曾足额支付原价？杖刑重责本来不应加于大夫，尊卑品级却从未稍有区别，全都遭受这种杀辱。如此一来，又凭什么责求民心趋于淳厚、风俗趋于淳朴呢？只有仁、义、礼、信四者的根本树立起来，天下才会生出肃然的廉耻之心，忠厚之风随后形成；再用礼让敦厚他们，用学校谨慎约束他们，用乡饮观察他们，用冠婚丧祭教育他们，百姓将亲眼看见而心中明白，安然实行而有所获得。几位大臣在上面匡正辅弼，时常随即振兴德教，哪里还会有儿子遗弃父亲、臣下背后于君主的呢？

译这就是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如果不称为风俗安宁美好，又将归于何处呢？十五是减少行院，以统一调遣。臣近来看到设置了四处行院，大概是想养兵蓄力、分散行省权力，并避免横征劳役。然而行院不可设置过多；设置过多，一旦遇到调遣，号令彼此不统一，等到合兵征讨时，若前进遇到险难，便不肯同心协力、一往直前以求成功。况且江岭阻隔，动辄相距数百里，贼人在这里离去，又在那里作乱；想要加兵，便说“我已经向那里投降了”，这正是因为知道防御他们的军队已经杀掠离去，如从前钟贼之事。贼在江西，我军追赶将其驱出境外，他们便睁眼看着而不理；贼在福建，又追赶将其驱出境外，也坐视不问，直到朝廷专门派遣重臣，把三道兵力统一统率，才将其彻底消灭。所以说不可多设行院，原因就在这里。即使只在江州设置一院，地势既居中，号令可以四面发出，再命皇子震在上统领，使其跨据江淮，从远处控制兵势，那么有什么冲击而不能折服？什么号令不能统一？确实简便。十六是断绝交趾进贡，以显示宽宏气度。边方小国，表面上称臣归属，内心其实是在观望。我们以诚意相待，他们却总是用诡诈来应付。为什么呢？是因为依仗险远偏僻，昧于天理，怀有苟且偷安的念头。因此不是用文德教化使其归附，就只能用计谋击破、用武力摧毁。如今交趾不过是汉代数郡之地而已；几年之间，虽然不断派使者进贡，却始终没有到宫阙下叩首，表达真诚。今年进献一头犀牛大象，明年献上若干翠羽器物，这些本来都是我方的物产，他们借机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所有，不过是在往来文书中拖延年月而已。这是最不可信的。昔日汉文帝拒绝千里马，下诏各郡国不得进献，而越王尉佗没有过多久便悔悟自新，去掉帝号，面向北方称臣，终身归属内地，正是因为用德礼来怀柔他罢了。臣愚以为，他们从今以后进贡交趾物产，应当辞谢而不接受，那么我方可以得到三点好处：不以远方珍物为宝，借此显示宽宏气度，这是第一；鳞介一类的东西难以测度，浅薄者也不能知道我方虚实，他们自行断绝往来，使私下的谋算陷于穷困，这是第二；又使他们惊惧于天子明察万里之外，产生畏惧天命、尊重大国的心意，或许能够自我反省其是非曲直所在，这是第三【刺竹药弩，缓则津行奸诈，急则曲尽服从】。伏乞交付公卿集议，再交给有关官署办理。臣所说虽然十分浅近，但正逢陛下不避忌讳、远方蒙受宠召之时，若一句话也不能报效，缄默退去，岂只是自暴自弃，更是辜负朝廷虚心求言的本意。只是臣庸常愚昧，哪里值得衡量取舍？万一片言之中有可取之处，使四方大贤大德之士听说“像臣这样的人尚且蒙受采纳”，他们便会争相前来，全部为陛下任用。臣不胜俯伏待罪，忧惧到了极点。臣王恽冒死再拜谨言。

译上御史台书 至元五年十月某日，翰林修撰王恽说：听说御史这一官职，源自周代官制。其职责是协助掌管文书、接受法令；自秦汉以来，便成为丞相的副贰，担负耳目监察的职责。唐代制度设有二台，左台用来纠察朝政，右台用来纠正郡县，职责不可说不重要，责任不可说不重大。至于天下的大奸、郡国的大豪、时政的得失、百姓的利病、京官交替出任内外职务、郡吏历任官职的好坏，无不加以弹劾、察视、按问，以此判定功罪、掌握赏罚；不必等到查核复验、取得旁证，因为担心事情失实而承担罪责。因此天下人都惴惴不安、凛然畏惧，只怕有丝毫牵连误伤，因听闻传言或疑似之事而被列名法典；至于颠倒礼法、不恭敬的人，大概千百人中只有一个。所以朝廷清明，万事都得到治理；远近一体端正，奸邪都销声匿迹。我国家历代圣主相承，盛德相继、治道交洽，全面占有中原，垂治将近六十年。等到圣天子登极，法典日益更新，各项制度都已建立。于是设置御史台、安置属官，大概是要显示公道，压制浇薄私情，折断奸邪萌芽，挽救内重外轻的弊端。臣切看御史台监察条目，古今大体一致：强宗豪右，田宅超过制度；凌辱弱小，欺压寡少；二千石官员刻薄损害政令；不体恤疑难案件；背弃公道而偏向私情；侵夺百姓；苟且阿附所爱之人；蒙蔽贤能、宠信顽劣；公开流通货赂；选拔任官不公，这就是汉代六条监察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一人〕 唐代监察条目有四十四项，如今不全部列举；虽然繁简不同，但考察近来的事务，有些可以详细说明。若君主听取政务尚不充分，朝政职务有缺失，负责弥补匡救的人不可退后。中书省是政务根本、机密事务发出的地方，整肃纠察它的人不可缺少。官职或许只是充数，尚未得到合适的人才，负责提拔荐举的人不可宽纵。总掌弹劾的权力，内外应当一体；在对待强横者和柔弱者之间，也不可有所不同。大臣本应承担责任，却反而因循沉默，没有任何建言。小臣本应奉行职守，有的却僭越觊觎，希图侥幸，以至于求见臣下者络绎如市，请托公然进行，名位器物与大权被不当授予。学校长期废弛，认为不是急务，于是引起青衿之士的讥刺。贤能人才埋没下位，认为没有必要任用，于是兴起白驹难留的叹息。选官部门没有法度，徇私情、念旧交，损害至公。乡愿之人败坏德行，混乱贵贱、毁坏风俗教化。守令不称职，怨恨诽谤交相兴起。刑罚失当，使人手足无措。胥吏舞弄文书，扰乱法纪；群小互相告发，竟成风气。服色僭越，尊卑没有章法。工匠技艺流于淫巧，彼此奢靡，日益成为弊害。将帅习惯于搜刮财物，因而边防松弛；上下习惯于污浊混乱，积弊日益深重。这些都是国家的急务，是台谏应当赶紧进言而不能拖延的事情。后者便是如此。如今圣天子体恤国家、爱护百姓，超过百代，大经大法，决心一定施行。然而从今天来看，御史台这一机构整顿纲常、振作法纪，用来肃清内外，难道可以不申明大体，只姑且办理毛发般细小的事情，苟且用来塞责诏命而已吗？不过这些事情不容易用一两句话说尽，姑且就当前最切要的事项来说明。凡御史台所纠察揭发的，都是百官各司超越法制之外的行为。如今承接积弊之后，法制尚未完备，品级制度尚未齐全，官职没有确定的资序，人员没有固定的名分，几年来触犯法律、冒犯禁令的人，人人都可能有之。举发一个而遗漏九个，那九个幸免，其一虽被依法处置，也未必能使他心服。为什么呢？因为罪行相同而刑罚不同，陷入法网的人少，漏网的人多。若想人人都弹劾，从京畿到州郡，直至极刑之地、牢狱之中，将会多得无法胜数。将来法令不能推行，原因必定在这两种情况之一。古代在大弊之后，必定有重新开始的制度，然后法律才能施行，无人敢犯；因此才能洗去旧有污秽，成就维新的教化。如果果真能够这样，是最好的办法。若不能如此，就应当举发大的而遗漏小的，使罪大者伏法，那么罪小者也会战栗畏惧。如果能像张纲埋轮留驻、阳城伏于阁门那样，使贵戚收敛手脚；像鲍中丞那样，使金吾卫胆寒；像温御史那样，那么我们的法令就实行了。如今内外大小各官署，在法制建立以前没有暴露的奸赃之事，多得无法计数，这是朝廷有识之士共同知道、共同见到的。制度建立以后，有些人畏惧罪法，改变旧习而奉公，成为能干的官吏；也有些人习惯旧行，未能完全革除，只略有贪赃私弊；还有人倚仗奸恶至死不改，长久作恶而不悔，触犯公禁而毫无忌惮，奸私之事狼藉。这就是所谓不能人人弹劾的情况。如果能区别这些类别，铲除罪恶最严重的，对他们督责惩戒；对于情节较轻、改过自新而奉公成为能吏的，应当都加以褒奖、破格显用，坚定他们自新的心意。这样一来，贪赃私弊的人就会减少。不过，还有一件值得忧虑的事：贪污污秽虽然除去，内外官署缺员的情况必定很多，事务也会因此荒废。若一定要使官员齐备而事务不荒废，办法有五种：科举、吏员、门荫、劳效、选举。这其中四种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具备条件后举而行之即可。只有选举制度，旧例虽然存在，但根据今日的权宜需要，条目本来就应有所不同。今天选举的办法是：子孙弟侄中才干可以备用的，都得以参加选拔，所推荐的必须是贤能之人。应当命令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不限亲疏故旧，得到认可的就依次表彰提拔。所推荐的人如果不肖，便降低等级，并加以处罚，使其不得进用，也不得列入京官的行列。这五件事实行以后，交付吏部制定选拔标准。这样就是除去以前的恶弊，收取后来的善行，承接官员缺额、补备事务空缺，使选举有成例，品级有章法，朝廷没有可以指摘的瑕疵。不但法制一定，后世有所遵循，也会使天下那些希图侥幸、觊觎非分、无所作为的人，不待改革便自行消失。如今御史台既已建立，应当施行的条目很多，但眼下最切要的，只有这五件事。这就是所谓一代制度纲举目张。伏惟几位贤能执事，天生高明，刚正不屈，忠言谠论，通达政体，毅然以大节承担天下重任，这大概都是平日积蓄已久的修养。又在内辅佐中枢，在外统领雄藩，像山一样树立而播扬美德，坐镇而使风俗雅正，仿佛支柱屏障挡住颓败的风潮，风采威严如霜，见诸施政行事；上为圣天子所知，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可以说是处在足以施展抱负的地位，又具备能够实行的资质。

译像我王恽，不过是草野中的一个平民，遭逢圣明时代，却远离朝廷，到如今大概已有八年。虽然身处草野，我的心却没有一天不在王室。如今又蒙受宠召，从泥涂中被拔擢出来，想到要贡献犬马之力来报效，却惭愧自己羸弱而无才。然而内心愚诚激荡，感情有不能自已之处，冒昧触犯忌讳，抒发狂直愚昧之见以献上，冒犯尊严威仪，不胜战栗恐惧之至。上张右丞书 中统元年冬十一月初一日，布衣王恽谨斋戒沐浴，顿首再拜，致书右辖相公阁下：平民中穷困憔悴的士人，混杂在民间，居处于山岩洞穴之间，想要磨炼品行、树立声名，如果不依附骏马之尾、托身于青云之士，哪里能流传于后世呢？从前伯夷、叔齐是让国的贤人，在那里便偏僻地居住在海滨，在这里则隐晦行迹于中原。周武王北伐时，二人一起叩击马缰进谏，太公认为他们是义士，扶持着让他们离去。当时人们还不了解他们。等到宣父称赞他们说：“是古代的贤人，求仁而得仁，所以获得声名。”他们如星斗般灿烂，声望高如嵩山华山，奋发于百代之前，通达于千载之后，声名日益彰显。这就是太史公感慨而为他们作传的原因。假如不是孔夫子表彰并显扬他们，我知道他们不过是寥寥寂寂的西山饿夫，又哪里能使贪廉、顽固者知耻，使懦弱者受到激励呢？我王恽是卫地人，生在穷巷之中，长在蓬草茅屋之下，志意广大而才疏学浅，没有什么像样的地方，只凭着想停止却不能停止的心情，扫雪窗户、借萤火照明，在书史中钻研蠹食，自我娱乐、自我体会罢了。对于圣学的深奥、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方术，我懵然无知。因此年近四十，却没有在一门技艺上有所成就，行迹混同于普通人，也没有进入士林。《论语》说：“到了四十五岁、五十岁还没有声名，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了。” 我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放下书长叹，悲伤岁月不肯等待我。于是半夜起身，徘徊四顾，想着若能出自大贤门下，显露囊中之锥，攀附逸驾，依附骥尾，本来就只能远远落在后面。只希望能够庸碌地借助他人成就事业，免得蒙受埋没无闻的羞耻。如今圣贤在上，治国的器具全部铺张开来，朝廷清明，各项制度都得到整顿。内有都省统领宏纲，外有总司平治庶政，雷厉风行，皇帝的治道得以畅通。我于是自言自语道：“弹冠等待贡禹，捧着毛义的檄书，这不正是时机吗？”于是接受东鲁的征召，位居宾僚末席，席子尚未坐暖，征召的文书已经飞驰在汶水之上了。自从伏身等待命令以来，仓皇失措，不知用什么方式向阁下自我通报。还仰赖从前蒙受知遇的缘故，拜谒阁下门下，得以接近清雅宴会，借一封短笺，恳请您俯察我的驽钝，给予提携顾盼，使我得以长鸣而身价倍增。这样看来，我得到阁下的知遇，似乎并非偶然。伏惟阁下刚健文明，熟悉通达政体，假如手持汉日的光辉，便能洗净咸池的晦暗；分掌兰省，便能坐镇而使风俗雅正；忠诚深得君主知遇，学问足以为世所用，半夜承受恩诏，洞察天心如同辨明律管，进而考察您经纶天下的事业，必能在上天之下大有作为。我这个地位低下的人不得不为阁下歌颂。昔日房乔善于决断，杜如晦便用谋略辅佐他；姚崇善于应变，宋璟便以文治加以守成。四位贤人虽然施行的事情不同，但都归于正道，所以彼此相须而成，使事业没有遗憾。如今阁下极力推让，遵循规随之法度，收获清明安宁、整齐划一的功业，确实是汉室的萧何、曹参，圣朝的房玄龄、杜如晦。然而想到朝廷日益遥远，天下事务全在中书，中书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几位执政手中。如今阁下关系国家安危，决定世道轻重，进退百官，号令天下，正是所谓仕进的云霄、一世的龙门。哪里还只是骥尾青云可以比拟的呢？天下士人想要取得青紫官服、招致声名，舍弃阁下又将归向何处？像我王恽的心愿，并不是敢奢望从远方前来，凭黔驴般的微末技艺，使姓名列入仕籍、亲身到达兰台，以实现韩愈早年显达的心愿；也不是想在侯门手持扫帚，求得魏勃那样被知遇的机会。只要能在诸侯间闻名，在乡里获得显扬，正是因为千里之外一召而来、受到宠幸知遇。这就足以挽回平民的卑贱，洗刷无闻的羞耻，怀抱一壶却贵如千金。除此之外，我哪里还有什么追求富贵的心呢？伏愿明明的贤者居于上位，穆穆的群臣分列朝廷，聚精会神，彼此相得而更加彰显，共享无疆的美好功业。而我王恽处在田野之间，以尧舜之道为乐，辞去编户百姓的徭役，做太平时代的百姓，守着祖先留下的破旧房屋，甘愿吃鼎釜煮的稀粥，也足以糊口、遮蔽风雨了。否则，登上西山追慕伯夷的遗风，游历东鲁观察洙泗的教化，难道不能说是由烟霄而依附青云，由阁下而攀附骥尾，在当时显扬声名、流传于后世吗？冒犯尊威，不胜惶恐之至。

译上元仲一书记书 正月十四日，王恽顿首再拜说：听说处身天下有两条道路，不过是出仕和退处罢了。伏惟书记上人聪明卓异，居于天下最为清静的境界，穷究圣学大衍之道，积累多年了。回头看这个世界，似乎不值得赏玩。至于出仕或退处，往哪里去又有什么不可呢？只是可惜的是时机。朝廷正向着光明而治理，圣王顺应天理而施行。图谋成就上天的功业，使天下混同为一体，搜罗英俊人才，即使只有一点善行也让他们得到举荐。那些听到风声而奋起的人，即使是山泽中的樵夫、平民中的卑士，也想磨炼节操、砥砺品行，竭尽力量和智慧，愿意仰承并副合君上好贤乐善的实际意愿。如果说荐举不徇私情，使人才得到适当培养，其职责在于贤能的宾师，遇到知人善任的上位者，朝夕引导辅翼，一切归于正道，使贤者进用、不肖者退避，这是天下的大事，也是治乱所系。因此《传》说：“得到士人，国家昌盛；失去士人，国家灭亡。”《诗经》又说：“贤士济济，文王因此安宁。”大概说的就是世间显达的士人能够如此。唉！哪一位君主不希望圣明？哪一个王朝不希望光明？必定要得到聪明而宁静的士人，能够见微知著，临事不惑，内心果断而又察知外在，然后才能获得非常之士，建立莫大的功业。当今时代，可以与您共同担当权柄的，除了书记上人一两位，还有谁能够举荐人才呢？像我这样沉浸于书史、终年呆坐，除了读书识字之外，百事都不懂，至今已经二十八年了。《传》说：“到了四十五岁、五十岁还没有声名，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了。”我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掩卷叹息，内心更加惭愧。唉！自己修养治理尚且不勇猛，却在您身边喋喋不休，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我痛恨自己荒疏无能，不能卓然在世上自我表明，而上人却遭逢这样的时机。君臣之义既不可废弃，今日出仕，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伏惟书记上人凭借有所作为的资质，乘着可以成就功业的形势，出仕便做王者之师，退处也不失高尚。事情若像我所说的那样可惜，也不过如此，只是不知道百姓究竟幸与不幸。西狩之行尚且遥远，想来您将远去，姑且略述我的鄙陋心意，惟愿上人加以谋划。王恽再拜。檄李秀才士观取渊明文集书 前六月五日，嘿斋主人顿首说：我家旧藏《靖节文集》一部，大概是王掾济川所抄录的。这部书自从进入王氏之后，已经多年没有再备供翻阅了。如今您珍藏在箱中的书，实在是从我家旧藏的版本中传出的。我几次想看一看，您却惊讶地以没有此书为由坚决推辞。我暂且认为这确实如此而停止了，哪里料到上天竟使您的内心自己暴露，手脚也因此误乱败露呢？这部集子我家确实有，原来是我二哥亲手抄录的。不知您前日拒绝的说辞，究竟出于什么心思？况且陶靖节的诗，正如清风明月，四时何曾缺少？既不是秘异之物，世间也并非无人听闻的诗，您一旦胡乱编造，既欺骗自己的内心，又欺骗朋友。还是不知道您诚意求学、以古人为友的道义究竟在哪里呢？《传》说：“人谁能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了。” 希望您不要因为前日的说辞而惭愧，不要做出退还璧玉、抛弃明珠的举动，再欣然答应，以恢复旧日的友好。这样成为我们同道中改过自新的朋友，岂不痛快？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一直存着这种心意，那就是您最终与长者断绝关系了。我将长驱直入前来问罪，以图谋进取之策，不知您将往哪里逃避罪责？即使您把学海筑成界限，把文府筑得高峻，把诗垒筑得坚固，整顿笔阵来与我的义师抗衡，我也要烦劳腰间的箭，再次射出鲁连的书信。假如您说坚守到力量耗尽才投降，在辕门之下谢罪，唯命是听，使持节忠勇之士、手执仁义大盾的军队，把所有东西全部取走，捆载而归，用来给执事增添羞辱，这本来并非我的愿望。希望您详细斟酌。嘿斋主人顿首说。

译答周南乐书 王恽再拜说：承蒙来信劝我以割舍爱恋来成全寿命为譬喻，您的雅意非常美好。但我近来将近六十岁，老病相继，百般念头都已冷却，哪里只是这一件事呢？至于您说感情过度，看来似乎还没有了解我。况且我的老妻从结发以来，到现在与我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内助之力既勤劳又很多，一旦决然舍弃，便漠然如同没有任何牵系，难道人情会这样吗？所以若不是夫人遭受悲痛，事情不会有不由自主地发展成这样。像您所比喻的那样，是年老者的嗟叹；既然不是击缶者那样的态度，我恐怕在天地人三极之间，人伦大体开始形成的道理，不容易轻视。况且圣人垂教后世，以合乎近情为贵。静心思考您的文章，几乎像是把无情当作高尚，把有情看作低下，难道不是泛泛应酬而与事情无关的说法吗？这种说法一旦实行，又似乎显得您平日对我老嫂子那里的快乐情怀，全然轻视。其余的事情又该怎么办呢？彼此相伴到老，正忙于以道业相互规劝，忽然蒙您把风花雪月相赠，岂不是在本应悲伤时歌唱，错乱了哀乐的位置吗？况且喜爱风花雪月，大概是少年人的妄念，没想到我的老朋友年纪大了还没有厌弃，看来情感所钟爱，确实很多。临纸随笔，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幸望您也为此一笑。您来信索要防事题扁等物，我不顾自己拙劣，勉强替您写成。未尽之处还请以民社为念、自爱。王恽再拜说。与子初中丞书【为丧子慰释】王恽再拜说：听说我的朋友因小儿去世，感情所系，虽然时间已经改变，仍不能很快停止悲伤。我私下担心这样会重伤天和，而且延缓不服药也能痊愈的喜悦，所以想陈说慰问的话；只是由于眼疾，才敢写信来寄托这些话。事情发生在众人面前，找到适当的处置方式很难；忧患切身，处置起来尤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这正可以检验平日的涵养和定力究竟如何。死亡本来就是大事，但有常情，也有变故。父亲对于儿子，以爱为主；儿子对于父亲，以顾养为先。伤害父亲的爱，没有比父亲更感到违逆的；送葬自己的儿子，虽然悲痛，也不过守丧一期，大概没有不能忍受的。过分隆重的礼节，难道是养老送终、为人子顺从父母的正当事情吗？如果是因为自己失去奉养而死于天命，难道不只是悖逆，也会成为家门的灾祸。往年宁人程氏失去爱子【程氏名和，他的儿子翰聪明有文才，死时二十岁】，哭泣着走过集市，不分早晚，最终因悲哀而伤害了自己的生命。有见识的人讥笑他，大概是因为按照道理来节制悲哀，感情才是正当的；因事情本身而过度悲哀，则是私人感情的偏执。如今看来，假使程氏没有失去儿子，而儿子所谋求的事情得以成功，他后来的事业如果遭遇挫折，可能远远超过早夭之痛。假使程氏能够预先知道这些，又怎么会因悲哀其子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呢？由此可知，祸福相互依伏，不能预先凭谋划得到；一旦突然失去，便常常把永久的悲伤抱持在心中。古代贤者能够用礼来节制内心，用义来节制事情，处在中道而没有过度或不及的差错。然而在感情上悲哀，本来不是小事；表达悲哀想要合乎节度，即使圣人也没有给我现成的法则，我又依据什么来衡量呢？从前伯鱼去世，宣父并没有因为不忍心而改变礼制，只是使他的丧礼隆重，由此可见他合于中道而不敢越过。可是哭颜渊时，随从说：“先生悲痛过度了。”这大概是因为孔子痛惜自己的道统无人承继。儿子，是一己最深的感情；道，是天下后世共同的事业。所以对仲由，孔子发出无穷的责备；对伯鱼，则有过分悲痛的嗟叹。又有传说：“君子所履行的，小人都在观察；大族所仰慕的，一国人都会仰慕。”古人在无可奈何时，便安然接受。想到一身所负的重大责任，又要顾虑众人所观察、所仰慕的榜样，对于个人的忧虑本来就没有时间专门顾念。况且盛衰吉凶循环交替到来，我的定力正在于顺受而已。更何况因气机造成灾祸、因事理不顺而产生的后果呢？曾经子夏丧子，哭泣到失明，曾子多次责备他，认为这是过度。后人以此为鉴，把它当作警戒。唉，圣门弟子尚且不能免于沉溺在所爱之中，何况其他人呢？总之，应当果断刚强地自我节制，把感情纳入内心而不失其正，不过是用义来割舍私爱罢了。过去延陵季子的儿子死在嬴、博之间，他袒露左臂，返回哭了三声，掩埋坟穴后便离去，说：“骨肉归于土地，魂气无所不往。想来，父子虽然是天性，寿命长短也有命定。”看他处置此事，俭约而有节度，悲哀而有节制，可以说是通达生死的变化，斟酌古今的宜适，处在恩情与义理的中间，并且为后世长远的考虑。孔子因此感叹他合于礼而称许其贤能，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能够用义来节制恩情。如今我的朋友沉潜刚克，明白事理而通达变故，修养自身、整齐家庭，以身教化家庭并推及他人。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一身所负的重大责任、涵养存养的功夫、逆顺之间的道理、中和适宜的义理，尤其应当以延陵季子的心意为心意，以西河先生子夏的过失为戒，为后世长久的考虑。这正是我对阁下的期望。惟愿高明之人明察并相信，仓促下笔陈说，不要责怪我疏陋拙劣。王恽再拜说。

译谢张詹丞书 六月某日中旬，议大夫、治书侍御史王恽顿首再拜，奉书詹丞相阁下：从前韩昌黎因为声名光彩尚未显著，多次把文章投献给知己。到汴州时便推重董公，在徐州时又感动张公；建封身在朝廷，于是得到宰相李度的知遇。我曾读他的文章，想见其为人，他是多么激昂奋发，锐意进取，希望得到当世任用啊！大概是想遇到大人君子，借助他们的光辉余烈，使自己的文章得以为世所用，并托身于不朽。王恽冒昧厕身士人之列，致力于书籍已有多年。因技艺上的冲动，时常吐露文辞自我欣赏，也想为世所用，得到大人君子知遇，并且检验平日勉力修行的本心。徘徊四顾，始终不能实现求知遇的愿望，也有多年了。近来听说阁下以明达的资质，施展卓越的才用，推举贤能、推荐士人，把众多美善之才贡献给君上，以端正宫府的期望，勤勤恳恳，只怕遗漏一项善行、让一个彷徨的士人失意离去。我私下欣喜庆幸，如今重华继承光明，群贤周遍列位，这不正是求得知遇、施展才用的时机吗？因此奉书进献，决不自我怀疑。想来承蒙阁下不因我愚昧疏陋而鄙弃，周旋接待十分周到，使我戴着高冠上前，恭敬面对仪仗，得到西池那样非同寻常的知遇。这岂只是我本人获得显赫殊异的地位，也成为我辈道术内外的光彩。这样的知遇之幸，哪里是董公、张公、裴公、晋公一类人所能比拟的呢？从此以后，我多次到您门下，您无不顾盼提携，使我增添光彩。当时我像葵藿向阳一样微薄的忠诚，谁会没有这样的心意呢？我不敢有一丝过分觊觎而冒犯左右，因为本来的身份分际本来就在那里，还想求取什么而自招贪得无厌的讥刺呢？阁下才识明达，本来即使远大的谋划，也不会防备我此时的愚昧。后来我的行止没有定向，迟延漂泊，茫然无所知晓。在进退两难之间，实在有出于无聊无奈的举动。我不知道这是否使自己已经托付的事情反而更加疏远了。于是我不自量力，只希望借您的温暖，稍稍融解寒谷中的凛冽，也使自己获得在明时受到知遇的幸运，勉强有所承当。因此向执事申说，或许不至于被嫌弃为琐屑。何况听说您还记着我，似乎又超过前日顾盼提携的厚意。分别之际，本想带着惭愧申述感激并致谢自己不够敏捷，又担心仓促之间措辞不当，再次获罪于左右，因此没有来得及全部倾吐。离别以来，早晚感慨叹息，直到今天仍不得安宁。为什么呢？因为言语不能回报后进，不能守住过去的知遇，这是君子最深以为忧的事情。在阁下那里本来已经融化而不再留意，而我王恽却不知道自己的分量和不足，仿佛又要重蹈覆辙。若过去的事不加责怪，我又恐怕留下自暴自弃、自我断绝的悔恨；今后凭什么再登中护府堂，接近君子的清光，实现不辜负您的心意呢？冒昧陈述愚诚，惟愿君侯详察宽恕。王恽再拜说。议 贡举议 贡举人才，始于唐尧、虞舜，到周代制度才完备。汉朝兴起后，便采用孝廉、秀才等科目，以经术和时务命题策问，又按照州郡大小限定每年贡举人数，以赏罚督责长吏，极力求取人才中的精英，仍然是古代贡士之法。历经魏直到后周，中间因时势而有所变革，固然并不统一，但总的说来没有超出汉制的旧规。到了隋代，才开始设置进士科目，用程文考试；这是由于当时形势和社会崇尚，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到唐代，有明经、进士等科，既考明一经，又复试程文；在策问中合格的人虽然不多，却号称能够得到人才，甚至有龙虎将相之称。明经科的立法浅近，容易考取，当时也不十分受重视。又设置制科以等待天下非凡之士，所以前宋把明经改为经义，其赋义的法度严密完备，考核比较公平恰当。到了金代，这种制度发展到了极致。后世有些制度不可废弃；然而谈论程文的人认为，士人的学问出于剽窃，不根基于经史；而且士子投递名帖自我求取，品行义行无人听闻，廉耻之道丧失，远远不是三代贡士的法则。恭逢圣天子临御之初，正继承先代体制、遵守文治，以设置科目取士为功业；如果只采用先皇帝已经确定的格式法制，按照时宜施行，也可以举而行之。振兴前代，创立新的制度，难道可以不详细思考、推究其始末，斟酌古今而加以采用吗？古代贡士大多从学校中选出，后世不考察经术和品行，只采集虚名，因循荐举，习惯于私恩，不顾公道，这是最不可取的。不如参考唐代杨绾、宋代朱熹等人的议论而施行，这在今天是可以实行的。杨绾的办法说：命州郡考察那些诚信友爱、孝顺守义而又通晓经学的人；州府考试其所通习的经书，贡送到礼部，考经义十题，时务策三道，全部通晓的列为上等；经义通八题、策通二道的列为中等；把《论语》《孝经》《孟子》合并作为一经。朱熹的建议说：将各经各史分科，如《易》《书》《诗》《周礼》《二戴礼经》《春秋》三传各为一经；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分为四科，并附在以上大经之后，每年通考；及至廷试，策问兼用经史，要求按照自己的意见作答，以说明时务的得失。我认为，今天的办法，应先选定教官，规定以通晓经史作为学习科目；按照州郡大小限定学生人数，选取才俊而无瑕污者充数；又按照学生人数限定每年贡士的人数，约定年限，使他们完全修习学习之道；然后由州郡官员考察品行、考核学业，务求精审确当，贡送礼部。经试以经义为一场，史试以议论为一场【题目只在三史以内出】；廷试策问兼用经史。按照自己的意见作答，以阐明时务。这样，士人便没有不通晓的经书，也没有不学习的史书；仕进、退处、任用、舍弃，全都出自学校。既学习古道，又革除历代虚文妄举的弊端，必能收到实学适用的效果，岂不是伟大吗？至于以诗赋另立科目，实行已经很久，已经长期学习它的人也很多，不宜突然停止。等到经史实学兴盛起来，诗赋科自然会自行衰落。翰林臣王恽谨议。《秋涧集》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秋涧集》卷三十六 元代王恽撰写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