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涧集卷四十六

译古人制定名和字，本来是借以代称、称述，依照一个人的才质而加以进退，并不是想争胜而增饰美名。温生世代为将门之后，仪容举止雍容文雅，大概平素熟习诗礼。他曾代理军务，等到兄长的儿子衣甫成年，便把职务交给了他，当时的人都称赞他的谦让。有一天，他登门来拜谒，拜了两拜请求说：‘起初承受的字是仲杰。所谓杰，是智慧超过万人之意。我私下以为声望名声超过实际，是君子所感到可耻的，而且从名义和道理来说也不相合。假如只是借此称呼自己，实在有些不安。希望先生改掉我原来的字，能够根据我的名字推演出义理，取一个可以用来自我警诫的称呼，那您赐给我的就太多了。’我赞许他情意真实，谦逊卑下而不自我夸耀，于是把大贤人的事告诉他。过去颜氏之子得到一项善行，就拳拳服膺，始终不失。所谓服膺，就是能够把它持守、积存于心胸，作为终身的行为准则；因此孔子才极其感叹他大概接近圣贤之境。我于是为他说明说：‘人的心本来虚明而广大，众善全都具备；只是等到人的私欲完全涤除，道心才大为明亮。道心是什么？就是仁义礼智四端的运用合乎中道罢了。虽然如此，仁是本体，其余三者是仁的作用，而敬又是礼的实际内容。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平常就可以由此进入德性；尤其要从视、听、言、动之前做起。只有善于选择并能够守持，安然从容而合乎中道，这颗心才不会空虚荒废，既有实际内容，又有一定的法则。《传》说：‘甘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彩色。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如果没有这样的本质，礼也不会凭空实行。’何况天性温厚纯粹、喜爱善行而又能够恭敬的人呢？所以我冒昧把‘杰’改为‘礼’，给您取字仲敬，希望能够借着名字推演义理，用来增进修养吧？然而前代贤人致力于恭敬，并不把声音笑貌当作表面功夫，而是要使诚意显著于内，蕴含笃实的光辉；气质发露于外，呈现纯粹安和的神色；道理体现在行动中，达到极为安定美善的境界。他事奉上级就忠诚，临战就勇敢，同人交往就守信，将会名实相副，礼容严整，和大贤人走向同一归宿。将来研习《诗》《书》、谋划军政，难道只会投壶雅歌而已吗？您认为怎样？温膺说：‘这正是我心中所想的事，先生竟能说得这样透彻明白，我怎敢不拜谢领教。’于是写下来作为准则。张掾史取名说 元贞改元的前一年，丞相伯颜公接受开府仪同三司、太傅、知枢密院事等职，获准开设幕府、安置属官。于是选拔人才，以提高当时的声望。至安定县主簿张楚，以掾史的身分受到提拔，一见面就得到丞相的赏识。这一年，伯颜公因病在任上去世。唉，悲哀啊！张楚追念丞相格外的知遇，感怀恩德而不忘，甚至绘制丞相的画像供奉，又恳请集贤院、翰林院两院题写赞辞，使他的名德昭示后世，也来请我写一篇叙文以寄托哀思。他谈及丞相的功勋德业，辞意慷慨，忠义显露在脸色上。由此我得知，张楚是河东九原人，幼年丧失父母，养在外祖家徐氏家中。他孤身一人作为童子跟随计公度学习，气质容貌修长俊美，早年便负有才干和器局。刚满二十岁，先生为他取名楚，用来勉励他修习，使他趋于成就。如今因这件事写成文章来评论他，可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大贤人知道恩德从哪里来，便以义行报答，有始有终。处在衰败的风俗中，这实在值得赞美。我于是肃然起敬，认为他是可造之材，说：‘张楚如今应当成为础石了！’不久他来请求说明，于是告诉他说：‘古人制定名字，都存有一定的义例。有的取与事物类别相似的形象来命名，有的根据才质而加以勉励，有的审察刚柔而予以抑扬，有的观察气势而加以取舍，并不只是观看表面美好、夸大声势而已。如今我认为你的美德蕴藏在内而显现于外，笃实而有光辉，有不可掩盖之处。至于气志坚凝如巨石，显露出来通达无碍而没有隐蔽，既要使你的才质笃厚坚固，又要磨砺你的廉隅，使自己方正严肃、正大无私，安置在鳌柱般的根基之下，取得承担重任、持守长久的成效，这正是你的责任。’《易》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便能确定，守正则吉祥。’说的就是这个吧？唉，础啊，你要听从这些话而不厌倦。至元二年丙申重阳日撰写此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儒用说 士、农、工、商称为四民。四民的职业中，只有士最为尊贵。其余三类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能够安守本业；时代虽然不同，本来都没有失去生生不息的道理。只有士人的贵贱、任用或弃置，关系到国家，因此国家的轻重也系于此。因为士人所怀抱的是仁义礼乐，国家依靠他们把这些作为治理太平的工具。国家不供养士人，谁会乐意培养他们？君主不考虑任用士人，谁会信任他们？不幸的是，这一道统中途衰微，我辈崇尚白色的士人困厄穷苦，遗逸之士纷纷聚集到自身，这正是士人困顿在下层、值得哀悯的原因。幸而有接连举荐、为他们引荐和主持公道的人，却说：‘鄙陋的儒生、庸俗的士人，哪里值得有所作为呢？’我很是困惑：说他们有用吧，时运不让他们显现作用；说他们无用吧，一旦被时世任用，便卓越宏达，没有人能够企及。怎么可以因为偶然在某个时期无用，就概括说有用之人全都是无用之材呢？本朝自中统元年以来，被任用的鸿儒硕德已经很多了。例如张、赵、姚、商、杨、许以及三王这一类人，曾经忝居朝廷要职，为君王谋划治道，裁断国家大政。固然是文武圣神在上面广泛运筹，但辅弼调和、赞助翼戴，使国家达到休明贞一境地，也不能没有这些人的功效。如今却说‘他们没有用处，不足以有所作为’，难道这是在中统初年聪明、在至元以后反而愚蠢了吗？所以我说，士人的贵贱，特别取决于国家的轻重，只在于是否任用他们罢了。唉，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有这些人。如今天下人都共同深思的一件事是：天统大开，天下四方同归一轨；可是到了选取一个人才、任用一个士人时，举目望去却茫然无所可取。这正是孔子所说杞、宋两国没有足以考证的东西，大概是伤感它们贤者不足，文献典章的传承又不是勉强能够造作出来的。再从当今政务来说，如今上面正在选用人才，下面却人才匮乏，这是有国者最应忧虑的事。所以唐代选取士人的办法，以每年一万人为大概数目，尚且三十年可以选尽，何况如今制度还不完备，又没有可供选取的人呢？再说年长有经验的前辈、通晓文学经制的士人，把天下人合起来计算，也不过三几个人罢了。因此州郡所谓学校中勉励进修的办法，最终没有实际效果，扫地一样荡然无存，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唉，儒道的衰微，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这种文化道统在上天那里，本没有可以断绝的道理，难道恐怕不只是‘不行则塞、不通则流’的意思吗？然而士人不用也就罢了，如果要任用他们，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必须广设学校，录用儒师，振作士气使之蓬勃兴起，设置众多科目而广泛选取，这样才能使人才成批涌现，承担文武方面的选任，成就长久的事业，这才是适合时势的办法。担负这一责任的人，希望听到这些话，内心油然生出振作奋发之意。我撰写《儒用》篇。吏解

译官吏不学习，到了极点；选取官吏也没有方法。他们纷纷扰扰，苟且行事，自我进退。只看名义似乎正当，考察实际却并非如此。而官场的形势、众人的真伪，也在习惯上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谚语说：‘在地上画成牢狱，不可进入；削木头作为狱吏，也希望不要面对他。’这大概是伤感他们存心鄙陋的说法。然而这并不是官吏的本性，而是形势造成的。如今一个县的事务，总领大体的是官，办理收集一切具体事务的是吏。文书簿册、期限法规彼此交错，利害关系和督责相互依赖。锻炼应酬，日复一日，大事小节都来不及顾及。稍有差错，轻则窘迫折辱，重则受杖责、被罢黜。官吏充当这种差役，卑贱已经到了极点，怎么能不把事务抓得过紧，欺骗自己的内心然后再开口说话呢？有的人没有经历世事，不能明白自信的道理，听到他的名声就憎恶，见到他本人就轻视；心意稍有不合，便达到愤怒、嫉妒、诋毁的地步，不按礼貌相待。这些都是不澄清源头，却责怪水流混浊。假如上面的人能够清心省事，统一法令政令，简约而不扰民，即使有狡黠苛刻、急躁仓促、苟且偷安的心，又能施展到哪里去呢？所以我说：这不是官吏的本性，而是形势使然。如果顺着这种流弊去责备官吏，那么其中可鄙可悲的地方就太多了。如今天下人求取俸禄没有门路，进入仕途没有道路，又因为物情不齐，厌恶危险而贪图安逸，不能全部进入农、工、商、贩之业。因此三尺高的孩子，乳臭尚未脱落，便成群进入官吏的住所。刚拿笔没有多久，回头便生出奸诈。重到刑法宪令，细到词讼案件，生死曲直、上对下的争夺，纷纷乱乱，全都出自乳臭未干的孩子之口之手。这样下去，几乎没有不彼此拖着沉溺的。以至于做到县、州、大府，门第安稳、声名荣耀，转而向上通达，没有比这更便利、更迅速的道路了。人怎么能不乐意奔向它呢？我曾听说近代官吏出身很难：由州中选为吏员，由吏员升为部掾，熟习法律、善于文书，考察人品行止，全部查明是否已有官职，财物交结和罪过也要查清，然后才考试。有司一步也不轻易移动，设置的法令已经很严，百人中选不出一个，还担心选中的不是合适的人而危害政事。拿今天来观察，那些可鄙可悲的情形应当怎样呢？况且两汉时代，从丞相、御史，下至三槐九棘，成为著名大臣的，很多本来就是官吏。那必定是平素有学问，进身有正道，最初并不像今天这样纷纷扰扰、苟且从事。唉，弊病到了极点就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便会通达，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如果不是掌握权衡的人，又有谁来立法并使它革新呢？撰写《吏解》篇。田讼 百姓提出诉讼的事情很多，却没有比田地诉讼迟迟不能判决更严重的了。自从井田制分散而成为限田制，限田制又变成没有法度，田地争讼便由此兴起。又因为军人和农民的势力不同，双方互相侵犯，各自坚持自己的道理而不肯退让。管理军队的人说：‘这是我军队力量的来源。’亲自管理百姓的人说：‘这是我征收赋税、办理军需的来源。’上面的人尚且如此，下面的人将要听从谁呢？到了官府，官员推诿给吏员，吏员便互相搏斗拘拿；吏员看重贿赂而决定取舍，彼此牵制、蒙蔽欺骗，最终没有确定的结论。幸而有能够审察双方、担当责任的人，凭情势裁决、凭臆断处理，表面上明白地对双方一视同仁，公正地解除累年积久的弊病；但往往迫于形势，回顾将来的祸患也因循不问。所以侥幸得利的人看见这种情形，又认为对方弱小容易欺负，欺骗、冒领、夺取、侵攘，无所不至。严重的甚至损害众人而使自己获利，鼓动一方的诉讼，非要闹得众人受到骚扰才罢休，以致乖戾、压抑、滞塞之气郁积在上面，怎么能不发生水旱灾异呢？水旱到来，又总是弱者先受苦。想要政令能够推行，百姓不受困苦，实在困难。我曾读《大雅·绵》的诗句：‘虞、芮两国使争讼之事得到裁决，文王使他们的生活重新振作。’说的是两邑争讼田地，前往周国裁判。等进入周境，走到周王庭院，礼让的风气无处不在。两位君主受到感动，内心惭愧，唤醒了本来固有的善心，便一同停止争讼回去，放弃所争的田地，把它作为闲田。从此归附周的诸侯有四十多个。前代儒者据此认为这是西伯受天命的符瑞，确实恰当。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说的不就是这个吗？唉，三代以前，教化有余而法令不足；两汉以后，法令有余而教化不足。教化不足，法令尚且足以治理，何况教化和法令都完备，难道还会有缺失吗？百姓不险恶而争讼，也很难做到。施行在今天，应当怎么办？答案是：只有彰明教化，统一政令，在上面建立法度，然后选择官员宣扬教化，在下面守持法度，或许百姓的心志会日渐安定，争讼之事也会逐渐减少而平息。撰写《田讼》篇。黄石公说 秦国受李斯学说的迷惑，焚烧书籍，坑杀儒生，使百姓愚昧，所以一时豪杰之士以他的德行可耻、以吃秦朝的粮食为羞，多有像盖公、卢敖、仓海君、商山四皓这样的人，都嘲笑秦政。至于黄石公，后世单独因为他被怀疑是鬼怪之物，并不是这样。看张良在圯桥上的一段经历，黄石公大概预先知道炎刘将要兴起，没有张良就无法辅成汉朝的事业。虽然如此，只看张良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这件事，他的气概本来已经是盖世英雄；可惜他虽有这种才能，却还没有得到学问。等到一天两人相遇，黄石公便让他取鞋，跪下进献；十多天中往返三次，先用礼节折服他，继而称许他可以教导，尤其看重老师教诲的传授，又使他动心忍性，使真实情状显露于面色、发出于声音，然后才明白其中道理；同时又让他执鞋，履行弟子的职责。这并没有什么恍惚怪异的事情，而班固也认为并非有什么神奇赞助。假如张良想把自己的奇遇神化，不过是使高祖认为他非同寻常，平时的智谋都被认为神异，也不会轻视他所接受的教诲罢了。假使这位公真的是黄石所化，那么按我的说法，也不过是古人的一段往事；他径自离去，抹去踪迹、隐藏光彩，使千百年后的人只能仰望他的高风，却可以听闻而无法追问。他又曾读过黄石公留下的书，都是明智通达、警诫防范的道理，大概是黄老之学的精华。不然，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寄托在荒丘土石之间，做出这种故意隐遁、行事怪异的举动呢？由此看来，东坡称黄石公为秦代隐士君子，确实可以没有疑问。祠堂向东一里多，有一座山叫黄山，山下有土丘，土丘有孔穴，山顶有巨石高高耸立。当地风俗世代相传，说黄石公从这里出来，这尤其是不合常理的说法。至元甲申年夏五月，我到祠下查验灾情，回头眺望山川，感慨而生感触，于是写下这篇说来辨明此事。笔说

译燕地的笔，用霜雪般的锋颖制成，刚劲而不可屈服；楚地的笔，用炎热蒸气中的兽毛制成，柔软而容易书写。刚劲和柔软，哪里需要多加议论？我只是想到，使用它们有难有易。我因为心中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近来收集三代以来辅佐大臣的宰相事迹，撰述《调元事鉴》，把写笔记作为每日功课，借闲暇得到一点乐趣。笔格之间，燕、楚两地的笔材都具备。柔和的容易得到手，手腕不知疲劳；刚挺的难以随心，手指握住以后，反而牵扯手臂而感到困乏。然而没有几天，燕笔的锋颖就磨炼得正好，铺陈笔画也更加精细；回头看楚笔已经败坏，不能再供我使用了。我于是有所感触，说：这同宰相任用人才有什么不同呢？从前霍将军霍光字子孟，想独揽事权，他把庸碌鄙陋的人如故相李、蔡、石庆、王诉、杨敞等安排在职位上，只让他们充数罢了。霍光最终听不到正直的言论，他的家族也随之败亡而没有留下什么。唐朝宰相萧嵩，也因为韩休柔弱易制便推荐他；等韩休居于相位，持守议论却刚正不屈，几乎没有受到扰乱，以至于萧嵩发出‘没想到他竟能这样’的感叹，而开元年间的政治也因此有了值得观览的成就。后世位居人上的君子，正应当不要亲近不如自己的人罢了。如果一味把任用庸碌鄙陋、只求方便自己作为心愿，那么对国家社稷怎么办呢？撰写《笔说》。至元丙戌年夏六月三日。龟蛇说 己丑年秋八月癸亥日，有黑龟和丹蛇出现在太乙宫的书院。链师范君拜了两拜，把这件祥瑞之事拿来请求我为它作说，说：‘蛇虺到处都有，而黑龟并不常见。有一天，黑龟蹒跚、丹蛇蜿蜒，一同出现并同行，这又是少见的景象。二者是水火之精，玄武披甲来壮大自己，灵蛇摇动毒牙来螫人。所以古代军队出征，绘制它们的形象置于旗帜上，用来先导行军，又在上面加上招摇星，使它们迅速蓄积怒气，以显示抵御侮辱、警戒暴虐的告诫。如今六代道法纯一，师父奉命祭醮北斗，已经积累多年，难道是精诚感通所致吗？在将要推进工程的时候，坚强而激发众人的愤怒，使他们抵御侮辱、警戒暴虐，暗中成为祥瑞吗？然而在那边祭祀，却在符箓所在之处显现，难道是祭祀之法由此产生，彰明其教法的根本吗？不然，从前昭应宫因为这两种灵物一同到来，便建立了灵宫；或者也是寿宫将要重新增添光彩、恢复旧日事物，这成为开启之先兆吗？我不能详尽知道。’撰写《龟蛇同出说》。冬十月三日记。牛生字说 全闽铁官属下的官吏牛生，是东平人，世代为儒学之家，崇尚气节义理，喜爱刀剑。有人想要他的刀剑，即使出千金他也不吝惜。牛生听说我的名声很高兴，通报姓名前来拜见。我说：‘你不是文星吗？’他唯唯应答，不敢承当。我自己年轻时也喜欢谈论文辞、谈论剑术，如今虽然年老，这种气质习惯还没有消除。于是同他谈论古今剑器，雄剑、雌剑等几种，甚至谈到一些我从未听闻、从未见过的，仿佛要吐露燕赵的刚劲之气，又带来吴越的清和风韵。不久他跪下请求说：‘星这个表字，我自己觉得有些不安，希望宪使替我改换并加以磨砺。’于是对他说：‘北方有北斗星，却不能用它舀取酒浆。然而它经纬分明、光辉布列，是上天最华美的文采。过去龙泉剑沉伏在地下，紫气上腾，张华、雷焕等人识得它，于幽暗的地底得到雌雄二剑。唉，一件事物的灵异，竟能达到这种程度。’《传》说：‘文武之道没有坠落在地上，而是在人身上。贤者认识其中的大道，不贤者认识其中的小道，没有谁不具备文武之道。’事物尚且能够凭借气而上达，人本来更应当凭借文才而使自己显达。用文昌作字是可以的。牛生，你要努力啊，不可懈怠。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他。米少尹名字说 人的性情，有生来就敏慧的，有学习以后才敏慧的。总而言之，生来开明敏慧的是上等，经过学习而养成这种性情的次之。剑州副职米君，是燕地人，世代为西域人，天性开明敏慧，乐于行善。我曾记得他的兄长中丞在多事之际，众人没有不同意见，朝廷内外都称赞他的善良。我经过剑浦，米君来请求取名，于是训诫他说：‘闿闿，是说生发善心，显现出可以践行的善行。内心不先开明，英才又怎样发露出来呢？’所以给他取字英甫。东，你年纪正壮，功名将接踵而来；如果能够以你的兄长为榜样，笃实培养善心，践行善行，就不辜负你的天性和先前的教诲。这就是‘闿’的意义。英甫，你要努力啊！庚寅九月十二日写于南剑防事。孙鞬郎名字说 六艺把射列为重要内容，三代就是凭它观察德行、贡举士人的。所以男子刚出生，就在门上悬挂弓矢，使他将来射向上下四方，表示日后要有所作为。元孙鞬即将出生的那天晚上，总管军务的晋人杜侯送给我五十根竹箭杆。杜侯刚离开，鞬便出生了；他的诞生预先显示出吉庆征兆，名字又正好随着出生而来，这不是偶然的，已经明白可见。如今他十八岁，姿态秀美，安静好学，学习已经逐渐趋向正道。如果不立即开启并运用名字象征的德性，究竟还要求什么呢？所以用笴给他命名，又用君贡给他取字。也借着馈赠鲤鱼而命名的意义，告诉他说：‘云梦的竹子，是天下最美的材料；采来进贡的人，将把它送到王庭，修治后用于射宫的大用，以彰明选择士人的道理。它作为一种物品，难道不重要吗？然而箭要成为箭，必须辨别阴阳相合，强劲而经过矫正揉治，使弯曲的部分端正；还要有文采，使箭羽和箭筈鲜明；要坚固锐利，使箭锋箭镞锋利，然后才能穿透远处、射中鸿鹄。不然，即使有公佗、养由基那样的技艺，也将不被我们采用。’唉，笴这一支王氏从务农转为读书做士，继承志向而读书，到你这里，大概已经五代了。我老了，我对你的期望，是端正稳重、持守中和，使这些德性自然显现在外；不要让一丝一毫懒惰的气息存在于你身上，凭此发挥才能、达到远方，从而光大先世的事业。小子笴，你要奉行这些话，不要厌弃！至元壬辰年秋九月十二日，少中大夫祖父秋涧老人训示。又因此作诗告诫他说：‘我谆谆教诫你，心意奇特而文采显露；你父亲深沉坚实，威望可以大为安立。鸿鹄的身形必须射中，既然应合出生时的先兆，就应当知道矫正揉治的功夫；远大的目标要靠近日的功效来实现。看那羽翼奋飞，直上摩空。’ 乐全老人说

译从前太史公为货殖之人作传，以平民封君而成为名门的很多；然而富有而又喜好礼义，享有自己的财产并保全其快乐的人，大概也很少。林氏是苏门的望族，君玉虽然经营产业，平日却胸怀远大，借助财产来成就自身，确实有值得取法之处。他为人志向明达而气概锐利，喜爱贤人、喜欢宾客，教子孙读书，只是一件事也不肯甘心落在人后。四通八达的大都市中，他居有珍奇货物、做贸易，财富胜过陶朱公、猗顿，却对于超过千金的产业也有过而不看。至于亲近名士大夫，无论风雨寒暑，奔走往来都不躲避；像鹿庵、颙轩两位老前辈，都爱他通达世务、善于应变，于是共同奖掖他的长子仲先，使他成为当时闻名的人物。所以他乐于助人的名声远远超过同辈，达官显贵接连登门，没有一天空闲。家中有藏书楼，园圃外有思亲亭，种植名花，酿造美酒；客人来了便宰杀鲜美食物备办酒席，宾客醉了才罢休，终年也不感到厌倦。今年他七十五岁，视力听力聪明，行走步履更加健壮，饮食食量如同五六十岁的人。富有而长寿，长寿而安宁，安宁而能享受；继承家业的儿子纯厚孝顺而且特别通达，卸下负担的孙子善于继承而能够担当。每逢岁时节日，亲朋好友聚集，儿孙满堂，捧杯拜寿，欢乐融融。一家之中，各种顺遂的事情一齐聚集，这是多么深厚的禀赋、多么完满的快乐，而且可以看见礼义生长于家庭之中。我和他是世代姻亲，所以交往最为亲密；于是举出曾经有庆贺之事，对他的儿子仲先说：‘您的父亲能够享有他的财产，凭年龄和德行都值得尊敬；依照古人的例子，应当改换名号来彰显他的特殊之处。你们认为怎样？’仲先说：‘谨遵您的命令。’于是用‘乐全老人’称呼他。将来仰望高大的树木，礼敬高年老人，使诰命文辞绚丽灿烂，满门荣耀；这番景象所要寄望于您的子孙的，也未必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吧？不久，子元来请求说明，于是写下来赠给他。岁次壬辰，即至元二十九年，岁首第一天写。劈正斧辨 这把斧子用苍玉剖制而成，长度和直径约九寸，刃长满六寸；颏下稍微参差的中部，坚厚二寸多。龙首张口咬住斧身，制成两段吞吐的形状，龙脑同斧刃相通；上面用柯柄贯入，顶端用双蟠螭覆盖，下面用玉制的管承接孔窍。它华美润泽而致密，没有一点可挑剔的瑕疵，神奇的兵器令人凛然肃敬，真是珍秘的宝物。况且斧就是黼，黑白两色相间，所以用水苍玉来象征它。这是三代的制度，说军旅、刑罚、丧礼、祭祀都使用它；以装饰威怒来赐予杀伐之权，执掌它以列于朝班，显示威严而为先导罢了。如今天子在正衙朝会时，命令戴冕之人执持它站在中央，以‘劈正’为意义，却没有人考究其来源。然而法物有所变易，大多是陈、隋、李唐沿袭而来，其中有些不能废弃。再看它的制度、雕琢工艺，即使拿近代工艺相比，也不是隋唐时代以外能够制作的，难道‘劈正’的说法是在二代之间开始的吗？唉，果断作为一种德性，实在最高了！从前汉孝成帝因为优柔不断，汉家鼎器于是倾覆；唐宪宗知道只有果断才能成事，淮西终于平定。这种形象既绣在衣裳上，绘在屏风上，织在帷幕上，画在幕帐上，如今又竖立起来以肃正朝廷。古人使君主归于正道，去除邪恶毫不犹疑，把德威寄寓在器物上，用来助成君主的果断刚毅，使他不敢有所忽视。它所包含的垂示戒诫之义深远啊。至元癸巳年春三月二十六日，我因查阅实物，同御史商琥、修撰魏必复在侍仪法物库观看，偶然想起近年梦见先师命我作《朱干玉戚》，今天竟然同这件神异的器物相遇。这就是所谓欲望和事情将要到来时，必定先有开启和征兆。撰写《劈正斧辨》。王氏冬藏图说 人的出仕或退隐、言语或沉默，君子固然应当由自己的内心决定，但造物者在其中也不是毫无安排。正好遇到事务繁多的时候，便引导人安静居处，使他远离祸患。人心如果处在中正状态，百事都值得珍惜，我怎么可以忽视自己应做的事情呢？所谓事情是什么？就是在安静时积累学问，等待行动的时机，然后有所作为。《传》不是说过吗？孔子居家时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我，我将怎样做呢？’何况岁月渐渐到来，我又悠然度日；内心放纵而不思考自己所求，学问杂乱而达不到精粹，白白消磨时光，日渐衰老，却还说：‘别人不了解我，时势不任用我。’这种迷惑，也太严重了。如今我要收回放纵的心，如同把小猪赶回猪圈，屏除杂念以断绝它的危害。早晨读经，晚上读史。读经，是用来端正我内在的身心；读史，是用来考察我在外面的作用。早晨做晚上没有做到的事，晚上补足早晨的不足。总要先确定根本，竭力坚守困穷，最终精心思考以求得道理，贯通六艺的纲要，并用来应对事变到来，如此而已。至于无益的谈论、不切实际的事务、昏沉懈怠的气息、过分的思虑、迎合世俗、追逐浮薄通达之事，以及‘一日三秋’的戒诫、虚度光阴和损害自身的譬喻，又要看见左边的箴言、右边的铭文，警戒自己的恭敬还不庄重，内心所用力之处还不够。唉！从前孔宣父称赞颜氏之子，他大概已经接近圣贤之境了，难道不是因为他三个月不违背仁，才是优游进入圣贤领域的关键吗？我曾经探求这种心境，发现它在一时一刻的文辞之间浑然没有间隙，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敬与义相互扶持，动与静彼此涵养罢了。至于冬天，是一年中的一个时节，就像夜晚本来应当休息一样。《易》又说：‘艮止于脚趾’，说的是按时止息。虽然止息不能永远停止，但必须等待自己应当止息的地方；大概只有在终结处完成之后，才有办法成就万物的开始，这就是创作《冬藏图》的原因。至元二十四年丁亥阳月初一日。度曲说 敬斋李先生晚年以歌唱饮酒自娱，年老以后虽然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但兴致仍然特别浓厚。每当兴致来时，他总拿着空杯，让门人郦生放声长歌来引导欢乐。有时歌唱不合曲调，先生便用自己所得的经验教他，于是牵着他的手，按高低使他观看，以协调节奏。直到云气升起、雪花飞舞，穷尽歌声的幽微精妙才停止。先生也沉醉了。丁亥年冬十月八日，我饮用李氏新酿的酒，偶然谈到分辨、节制歌唱的节拍，确实是士达再次使这件事发端。心情激荡，感到特别舒适。从前孔宣父同人唱歌，如果认为对方唱得好，一定让他再唱，然后自己跟着唱。汉人也有蓄养声乐的旧例，唐代士大夫都有音乐。由此看来，歌唱作为一种技艺，也不能轻视。先生凭才华德行主持文坛六十多年，我才有机会拜见他的行迹。等经过元氏先生的墓地，草已经长得很高，为什么先贤的风流蕴藉，不容易多得啊！像这样，怎能不感叹呢？我特意写下这件事，将来或许能同善于写笺的郦君在风光清朗之时相遇，拍掌谈笑；中郎那样的文采风流，在眉目之间也未必不会依稀再现。士达记取我的心意，又为此作辞说：‘我看夏代的礼制，杞国固然不足以考证；我们的道统如同丝线，贤人和先哲一天天凋零；这种文化还没有丧失，将由谁来使它兴盛呢？’ 唉！中说

译圣人垂示教化，千言万论，唯独把‘中’作为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这是因为天体本来就是如此。况且天地周行三百六十五度，南北两极上通崧高，正是天的中心，所以确定了极点。这样以后天地各安其位，万象有了准则，法度也由此确立。超过它就是偏差，不足它则气不能形成一年；折取中间的一半，二九就是十八，这也是度数，称为停当而不偏。人产生于天地之间，接受其中和之气而出生，这就叫作理。所谓理，就是仁义礼智。由此看来，圣人施行教化，是要根据人的才质而加以笃实培养。舍弃这个，还凭什么成为万物，凭什么建立准则呢？所以董子有话说：‘道的最大本原出于天。’说的大概就是这个吧？于是撰述《中说》。至元戊子端午日，雨中书写。命说 姬仲实，名思诚，是真定灵寿人。世代从事儒业，也兼通阴阳气数之学。今年四十九岁，以耕种为业归隐。以孤虚之术取名，并不是他的本来志向。至元二十五年，我从赵地经过卫地，将要回裕之方城县合河乡的新居时，他留我住了一天，我们得以略谈三命的道理。我知道姬氏所得之术，完全不同于一般人。他的方法大体是取先天二气和五行，汇聚在一处，根据旺衰、偏枯、克陷、扶助等情况，在人的胚胎命局上截长补短，互相乘除，衡量造化的虚实是否得中，然后判断人的衰旺成败罢了。他还说，我自身从乙巳到甲辰这两步大运，极其安静，可以长寿到老；如果没有疾病，我笑着说：‘所得已经很多了，还希望什么呢？’他又说：‘人不能富贵，如果有学问，也能和享受富贵的人一样快乐。’又说：‘品秩进入格局，是极难的。’于是谈到我的卑微命格，说现在的大运正处于乙巳，巳中暗藏戊土，人人都认为戊土会破坏丁火官星。然而戊土居于巳，如果没有力量，也未必妨碍。姬氏说：‘不是这样，只是因为戊字居于巳而没有力量，所以官气不旺。为什么呢？日柱处在丁卯火，取月柱壬子为水，这是丁火的官星；但子却同卯相刑相克，使壬子之水散漫，最终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戊土旺盛而建立根基，就会形成堤岸，这些水自然可以浮载舟楫、滋润万物。’今年的岁星虽然是戊子，但戊土寄居在子水之中，不是土的正位，也不能帮助燥土。开年己丑，大运用神戊辰都是土，恐怕反而得到扶助。无论从内在还是外在的事务，都将获得助益，大概是因为上下气势都顺畅的缘故。他又用六壬占得一课，课名叫‘见几’，初传为功曹，次传为从魁，末传为天纲。中间一切动静都不涉及虚妄。这一课的占辞说：‘功曹，是官府的属吏，首先发动、办理事情的人；从魁，是气母之杓，斟酌取舍，是大人的主宰；断者天纲，是北斗的标志，跟随它而来并加以辅助。’意思是，既然斗杓可以舀取使用，斗柄自然跟随而来；将来所应验的，多半是武职和文职的任用。今年腊月，明年春天正月、二月之间，事情就可以验证。门下过去所作的占断，没有一课能像这一课，全部顺利而没有逆境，有成效而不虚妄。幸好切实记住，不要忘记。时间是本年八月十二日甲子日未时。想到远处有灾而近处有吉，是君子的常心，所以多次占问而不觉得厌烦；只是喜爱迎合世俗的常态，往往愿意听闻并因此受骗。甚至有人寻求自己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躲避自己不可能避免的事情，内心没有遮蔽自己的志向，却把一切听凭卜神决定，我也就不为他占卜了。况且不可测知的，是阴阳之神。谁是见识狭小、听闻寡少的人，能够凭主观臆想来推测它呢？想到那些因妄想而受骗的人，这不过是暂时疏通解释偶然得失罢了。如果不是道理所在、义理所应当实行的事，就应当斥责那些激愤警示、迎合世俗、虚夸高论而务求取悦人的说法。君子即使听到，也不会依从。然而之所以要看他们说的这些话，是要试着按照我们身处的情形去实行应当实行的事，同时思考它同众人所说的特殊不同，究竟是谁得到了什么，谁又失去了什么呢？撰写《命说》。金从革说 我曾陪侍在丞相史公昭文先生身旁，谈论四时相接、岁序相承的道理：若不是这样，四时便不能相续，年成也不能完成。开府先生因从未听过这种说法而非常高兴，接着又以铸造之事对我说：“你知道金属随意锻造、改变形状的道理吗？工匠用沙土制成范模，力量十分疏松微弱，却用熔金炽烈的气势使它凝结成器。那器物的方圆形制、纹饰的精密，即使只有丝发般细小的缝隙，它的纹理纵横交错，也没有不能填满的，灿然可观，其中有些并非人力所能做到。为什么呢？金属正在熔炉中时，就像气在范围之内氤氲流动。它熠熠融融，散发光彩而凝成形质；既然成为这种气，便大概没有不相合的地方，这就是所谓气无所不周遍。”我当时是后进之人，学问浅薄，且尊卑身份悬殊，听到这些话不敢追问其出处；后来才知道，他是根据《易》的说法、参照《庄子》的解释而说的，并且听说他铺陈这些话十分详尽。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话大多是针对我而发的。我平生性情疏直倔强，气概并不低于人，却常常与世俗不合。先生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教导我，大概前一番话是想说，求学的人应当防守、推演其中的道理，贵在造诣深厚；后一番话则把改变气质放在首位，希望澄清整治粗疏刚厉的习气，使人的气质趋于中正而平和。这难道只是使我个人受益吗？实际上对世道人教也大有补益，对后学的恩惠实在深厚。因此我追记前面听到的话，写下这篇《从革说》。马氏子处礼，世代受到良好教化，家中气息清正，又有志于学，前来请求我教诲；于是特意写下这些话送给他。古文与今文难易不同说 训、诰、誓、命等文章体裁固然不同，但根本都是依据圣贤的常典来阐明天理，依据人情来统摄众心而已。然而古今文章的辞句有时难易相反，前代儒者议论其难易，始终没有说清楚。依我推测，《书》中的文字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恐怕是因为需要史官润色、删改括取，既然经过众人之手，而各人的性情、爱好不同，学问有深浅，才能有高下，笔力有强弱，文辞便有艰涩与平易。九峰怀疑它胜过女子口耳相传的文字，偏偏只记录其中艰难的部分；孔壁后来发现的文字，反而显得平易。反复推究这些说法，似乎离题而又拘泥。比如伊尹对贤君的训诫，本应深刻而平易；庚对百姓的诰告，本应平易而深刻。又如《周书》的五篇诰文，往往曲折艰深，反复叮咛、委婉周详，有不容易明白的地方。这没有别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当时人情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另一方面又碰上史官崇尚奇异，一味写得艰涩，隐藏其中幽深的光彩，以造成宏大浑厚的文体罢了。蔡氏又以记录事实难以写得工整、典雅辞句容易写得漂亮来辩说，这也是只从措辞方面立论。然而如果不辨明这一点，恐怕会使后来的人详加解释，让学者越过耳目所闻所见之外去求索。《商颂》《鲁颂》次序说

译韩、陈二位先生问：“鲁国继《周颂》《商颂》之后，排在《鲁颂》后面，为什么呢？”我说：“《诗经》三百篇都是周代的诗，鲁国是诸侯国，大概是周王室的后裔。僖公又是鲁国的贤君，当时天下没有天子，局势空旷混乱，而周礼全都保存于鲁国，所以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东方成为周吧。’贤明的诸侯不归鲁国，又归向谁呢？恐怕这也有像篇末以《秦誓》承接其后的意思。至于把《商颂》排在《鲁颂》之后，殷、周本是前代，次序却不按先后编排；或许孔子是殷人的后代，又正是这篇文献的主持者，那些乐歌都是成汤、高宗盛大功业的表现，它们的声名和神采显赫光明。作为他们的子孙，在删定编次时偶然从太师那里得到这些诗篇，难道可以忽略而不记录吗？所以仍附在后面，以完成弦歌诵读的用意，恐怕也有这个原因吧？” 百兽率舞说 “百兽率舞”一句，前代儒者都没有明确说明。之所以会这样，难道是因为上古四灵出现在郊外，音乐与天地感应、气息相合吗？所以在幽冥之处神灵与上天和谐，在显明之处万物与原野和谐。史官正是借描写四灵一类的祥瑞，来显示和气达到极点。况且像唐明皇时的舞马，只是一时教习，便能昂首振鬣，衔杯上前，合着音乐节拍而不差错。何况圣人的教化极其和谐，感动万物而使其振作，上下同流，确实会有万物各顺其性、自然如此的情形。因此我说：‘野兽成群而驯服，确实是有这种事，并不是过分夸美的言辞。’否则，凤凰来朝、按仪态起舞，难道也可以怀疑吗？” 冰雹说 陶晋卿说：“获嘉县今年五月初下冰雹成灾，最大的真有杯子那么大。桑树、枣树全都被摧折，一点不剩。甚至有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有的被掀到百步之外。像这样的共有十八个村，真是可怕。”我说：“天地之间没有别的东西，不过是阴阳二气相互感应罢了。雨、露、霜、雪按常态出现，是天地和谐恒常的气；只是因为不和，才导致这种异常之气。大概是阴邪乖戾之气从中间胁迫而形成的。冰雹的大小，也随着感应的轻重而不同。树木被拔起并吹走，是潜伏的阴气搏击阳气而奋发，树木恰好与它相遇，于是被猛然拔出。气势强盛，就把树木吹走；气势消散，树木便自行坠落地下。我二十岁时，行走在共山的道路中，望见羊角风从西南方而来，蓬勃扩展数百亩，把大树枝干吹到尘土之上的有几十株，正与这件事相同。”申丰说：“下冰雹时山上有冰，不收藏也不消散，都是由此造成的。而且一年之中山谷间积聚而不消融的阴气，如果一一收藏起来，哪里能够收藏完呢？”《夷坚志》又说：“有人雨后在山中行走，看见大树忽然被拔起飞来，听说那是阴灵用力过度后自己倒下的，这些都不过是齐东野人的话罢了。” 士人应当教育子弟说 我曾经疑惑士大夫大多不教育子弟，想探究其中的实情却不得其解，于是凭臆测写道：‘儒者这一流派，学问广博却缺少要领，劳苦很多而功效很少，求学者有“牛毛麟角”般难以成才的感叹，成就如此艰难，难道是这个原因吗？’并且拿自己来作比较：我刻苦攻读，忍受辛苦，焦心劳神，积累数十年寒暑的勤劳，仅仅得以勉强列入士人行列，否则还能有什么希望呢？所以往往不愿把自己认为困难的道路强加给子弟不能做到的事，宁可顺从他们的爱好，使他们容易凭此立身。然而蜾蠃这种虫中最弱小的，尚且能够背负螟蛉，振动翅膀祝告说：‘像我，像我！’何况人呢？子弟如果不贤，作父兄的本来就应当为他选择老师，考察他的能力，诱导他、扶助他，使他尽力走向应进取的方向；果真鞭策仍不前进，然后再顺从他的所好，以完成父兄的责任，这才是我们的当然之理。但只要不是最愚钝而不可改变的人，天下没有不能改变的习俗，人也没有不可变化的资质，只在于施以教导的人怎样做罢了。做子弟的到了这种时候，应当羞愧得无地自容，心中愤发、口中欲言未能尽言，努力树立志向和操守；别人用一分力，自己就用十分、百倍的力，别人用十分、百倍的力，自己就用百倍、千倍的力，心里唯恐赶不上；又要使昏沉懒惰的习气不在自身滋长才是。先君也曾说：‘四民之中，士人最为重要；学业有成，就能远远超过一世的人；’ “如果没有成就，还不如普通人，任由他被抛弃，这样哪里足以有所作为呢？”这样看来，贤与不肖之间，不能相差一寸，孟轲所说的责备，本来并不过分。况且父兄不能长久照看子弟，年长者总会有一天衰老谢世；看见别人的子孙如此显达，而自己的门户这样卑微，家声日渐衰落，世代事业一空，怎么能不为此叹息忧郁呢？近来有一位清白任官的人，用家学教育他的儿子，三个儿子都已有所成就，却因为还没有列入仕籍，竟对人说：‘我死了眼睛也不会闭上了！’天下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何况子弟事业尚未完成，学业明明有机会取得成就却不肯自我奋强，才力明明可以进步却反而自我止步，作父母的怎能不为之忧困呢？作《士当教子说》。周景王大泉说 世上喜好古物的人，大多推重鼎和钟；鼎钟往往有伪造的古物，而真正的古物没有比钱币更可靠的了。陶簿晋卿喜爱古钱，得到一枚“大泉五十”，考察钱谱和古籍，大概就是周景王所改铸的大钱，大夫单旗曾加以劝谏、认为不可以铸造的那一种。它的外径一寸二分，重量累计十二铢，今天就是半两。按岁月计算，从周景王到现在将近二千年了。它的文字以及周边郭、内外轮廓、钱肉和穿孔都精致坚实，几乎没有被咬蚀的地方。确实，前代的制作，有后人无法企及的地方。唉，陶先生应当珍藏它而不要厌弃，哪里知道不会有拄杖策杖、登门前来乞求的人呢？昨天我回去躺在春露堂，醒来时正好看见几案上有笔砚，偶然把这些写下，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却自然而然地从笔端写出来了。至元二十四年秋七月丁酉日戏题。卖兔说 伊川先生看见有人卖兔，说：“这也可以用来画卦。”有人问：“是什么意思？”我说：“天地间充满的万物，都是从氤氲的一气中产生的。所谓万物就是一个太极。卦的画法，不过是一阴一阳罢了。兔子也具备其中一种气。看见兔子也可以画卦，大概是说其中有这个道理。因此又说：‘不只是龟、马这类显著的事物才可以如此。’” 二马图说

译明昌初年，西夏国母患病，章庙派尚医前往治愈她；她进献名马作为回报。有一天把马进献给皇帝试验优良品德，马却立即转身离去。皇帝发怒，命太仆把它赶走，终日驱逐，终于把它累死。不到晚上它又返回，奔驰五百多里归来，望见天厩，振动鬃毛长声嘶鸣，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从此便凭一根骨头来应御。今天看这两匹马，毛色和烙印都奇异，黄门骑马飞驰，迅疾如飞龙，难道不是刚开始接受缰辔的时候吗？唉！马是臣下之类，吃着三品的草料和豆料，站立在宫内俯伏听命，一叫就会被斥退。那些内心卑屈，以讨好上意来求得迅速知遇的，都不是马的良好品德。那么马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接受鞭策、服劳效力，不把自己的力量据为己有，用它来报答草料豆秣的恩德；差不多应当有随从君王办事、虽无成就而能善终的道义。作《二马图说》。《稼斋说》【崔文字文卿】“稼斋”是府从事崔君自己取的名号。他请求我用隶书题写在卷首。我说：他年少而气盛，正驰名于显达的仕途，以调和议论、治理事务为职责，为什么取名为“稼”呢？难道是因为他从田垄间起家，显达以后仍不忘本吗？难道是因为生活贫困、家中人口众多，俸禄不足以代替耕作吗？难道是因为做官不被贫困所动，时间久了反而思念清静生活吗？他说：崔氏世代居住在茌平，略有田地房舍，近在郊外，和住在城中没有不同；那里清静偏僻，几乎如同在山谷中耕作、在林间隐居。往年我从海上罢官向西归来，脱去烦琐的羁绊，谢绝人事，在郊外居住了几个月，心境冲淡，觉得非常适意。正当初夏，三农都在田里，除草培土，完成农事；我打开窗户，躺着处理事务，看着好禾苗含藏新意，感到田畯到来时的喜悦。等到庄稼繁茂如云，浓密的禾苗望不到边，忽然看到收割，安然看见高大的谷仓积满粮食，接续唱起丰年之歌，兴起咏叹高廪的诗篇。田野乡里和乐融融，万物人情彼此畅达；把自己的快乐化为众人的快乐，又因众人的安定而成为自己的安定。这就是我平日明白农事后私下所得的体会。取名为‘稼’，不是很合宜吗？我说：四民的分工，各有各的职业；向前进取没有比做官更荣耀，退处没有比务农更安适。做官，就应当思考自己所应安处的位置，从而明白学问的作用。” 务农，就应当安于自己所遭遇的处境，享受自身的舒适。如果应当做官却去务农，将会让老农认为我还不如他们，显得鄙陋；应当务农却去做官，又恐怕会招致只知进取、不知退处的讥讽。然而进取时怀有清静退处之心，不仍然胜过退处时抱持永不满足的念头吗？崔君应当勤勉地办理政务，在进退之间先寻求自己所处的安稳并安于其中，然后再思考自己所应安处之处；这也就是先忧虑众人所忧虑的，然后享受众人所享受的意思。作《稼斋说》送给他。李郎中给两个儿子取名说 郎中李侯正卿有两个儿子，都教他们读书。他向劣孙请教求学之事，对他们勉励、资助、借给书籍，十分尽力。长子的资质颇为笃厚，次子则似乎轻快俊秀，但都奉父亲的命令，处处十分谨慎。有一天他们请我为名字训释，我于是告诉他们：“古人立名取字，取义有许多方面；都不如斟酌他们才性上的长处和短处，分别加以教诫、抑制和发扬，这样最为亲切。笃厚的人，必定要用才华来文饰他，使他的文质相称。所以长子以‘质’为名，取字‘华甫’。轻俊的人，必须用诚实来补足他，使他的才能与德行兼备。所以次子以‘俊’为名，取字‘诚甫’。唉！两个孩子从今以后，应当克制自己偏盛的一面，涵养自己不足的一面，以达到中庸的极致。将来立身行事，不至于有过或不及的偏差，才差不多能够承担你们父亲平日提携教诲的期望。希望你们牢记奉行，不要废弃。” 《秋涧集》卷四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秋涧集》卷四十七 元 王恽 撰 行状 故真定五路万户府参议、兼领卫州事王公行状。曾祖讳某　祖讳某 父讳某 从前王延州曾说：“君子有惠民的政绩，却没有奇异的政绩；史臣传述循吏，却不传无能之吏。”所以班孟坚叙述龚、黄、郑、召等人时说：“活着有荣耀的称号，死后享受祭祀；谨慎不失德，谦让有礼，这就是君子的遗风。”德行既充分体现在循良的政绩上，又达到施惠的极致；当今求这样的贤人，恐怕只有王卫州了吧？公名昌龄，字显之，姓王，沧州人。家世富有，以孝义闻名乡里。公年轻时聪颖非凡，学习儒学，很早便显露才华。所以曾祖父临终叹息说：“王氏宗族一向积善，后嗣相承不断，这是一定的。但使我家大为兴盛的，必定是这个孩子。”贞祐初年，沧州、景州遭兵乱而被攻破，公作为孤童，能够依靠强者、救济危难，秘密行走归往汴京，胸怀奇异的节操，当时人还不了解他。正大末年，京城戒严，北面元帅府因公有才干，征召他授任帅府经历官；积累功劳后升为明威将军、陈州防御判官。恰逢书大丞相掌政，统领军民、安抚镇守河朔，开设幕府，选拔能够弘扬父兄事业的人；经推荐起用公为幕府参议。公于是尽心竭力，凡是知道的无不去做，因此能够感通如风云际会，契合得像符节相合。国朝在东南用兵，城池攻守、野外作战二十多年，公在军帐中筹划谋略，随机应变、掌握权宜之计，没有一场战事不参与。甚至冒着箭矢石块，竭尽忠诚和力量，振作士气，即使当时有些辅佐者不能承担重任，也依靠公而成事。起初，王师驻扎安陆，依险据守的百姓盘结在山谷中，防备牢固，难以用武力攻取。公慨然请求前往招抚劝降，当时人都替他担忧。抵达营垒后，他宣示恩德信义，晓谕祸福，最终招降了他们，使其全都活了下来。丙申年冬，天兵驻扎光州，当时粮饷运输中断，主帅命公带十多人乘筏进入焦湖督运。途中遭遇贼军，战斗十分激烈，众人惊恐混乱，竹筏倾覆，有一半人沉入水中。唯独公神色更加壮烈，手持兵器拼死作战，贼军溃败；他护送所运粮饷，使军士得到接济，军威因此大振，终于攻取光州，凯旋而回。丞相赞赏公谋划制胜的才略，于是留下公镇守。” 公于是安抚归附者和反侧不定者，市肆没有改变，百姓安居如常，几乎维持了一年。等到在盟府评定功劳，主帅把公的功绩多次上奏，朝廷加以褒奖宠遇；后来他奉命北上朝见，向朝廷通报姓名已有数次。他每每把百姓的安危、军国的利弊当作自己的责任；西风凛冽严寒，往返劳苦，他也几乎不顾惜。如今许多良法善政得以守持而不失，都是公所奏请的。辛亥年秋七月，先皇帝即位，按旧例封赐邑地、赏赐功勋，又把汲、胙以及新近获得的中山阳六县之地赐给他，并把封户文书交给书大丞相，像赐予采地一样，以彰明他的功劳。当时朝廷把汴、洛、荆、徐交给丞相经营治理，丞相担忧卫州缺少人才，并且说：“卫州处在四方交通的要冲，百姓疲惫，事务繁重；如果没有二千石级别的循良官员，就无法铲除积弊，涵养百姓的创伤。”既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便特命公掌管其事。公到任以来，恭敬奉事上级，谨慎处理政务，大小事务都不遗漏，知道轻重先后。怜悯百姓困于赋税劳役，均平徭役和赋税以蓄养民力；痛恨政务被贪污侵染，整治官府、裁汰吏员以清除根源。兼容平民，不扰乱市肆；调剂有无以疏通舟车；修筑堤防以抵御水灾；督促农桑以压制游手之民。”}], 尊重王室的人，就修缮官舍；为免除涉水之苦，就整治桥梁。他勉励浇薄的风俗，扶助善良的人，礼敬贤能俊秀，救济贫困者；巡视城郭，扩充居处和防御设施，便利商业，惠及工匠，兴办停滞的事业，补救弊病，使百姓看不见官吏，却没有听到警戒犬吠的忧虑，士人也不以此为耻，人人都有所闻知而心存畏惧。大概公的治理教化，在于谨慎修身、率先垂范，存心廉正平和，并不专靠严酷而已。卫州自战乱之后，百姓在郡城东部耕种居住的很多；泉水从【疑作“某城”】流下，岸边平坦，水流迅疾如在掌上，稍向东又与淇水汇合。秋季淫雨到来时，水流增大，南面抵达汉金堤，田地房舍因此尽被淹没。公修筑堤防，疏浚荡陂来抵御水患，于是断绝了横流清水造成的祸患。清水出自山阳白鹿嵬，公于是测量高原和低湿地，开凿沟渠，灌溉田地多达数百顷，他兴起水利、便利百姓，就像这样。朝歌处在邶、【疑作“某地”】之间，土地逼近山麓，灌木荒草一望无际，盗贼出没，越地来此经商的人深受其苦。公于是向漕台周侯德甫建议，在州县之间设置驿亭于平襄、南栖、顿丘，于是盗贼聚集之地的祸患平息，驿骑奔走的劳力也得到减轻。他的恩德波及邻近土地，又是如此。后来丞相认为公有才干，酬报他的功劳，便任命他的儿子复充任同知卫州节度使事，于是又有了抚恤军民、均平差役、劝勉督促农桑、裁决诉讼等政绩，因而获得治理成效极多的赞誉。确实，八年之间，那里和煦如春，文教兴盛，乐国人才众多的旧日风貌又恢复了。己亥年春，按惯例赴行台上计，只因法令苛刻严酷，公不忍让刚刚得到休息的百姓横遭侵扰暴虐，于是取道巴峡，抵达忠州、渝州，在丞相府中哀诉，希望有人加以周全治理。虽然获得了所请求的结果，最终却因忧劳成疾，向东归去；就在这一年十月二十日，卒于虢县斜坡里，享年六十三岁。过了十一月，葬于汲县王尚村西面的原野。送葬的人超过万人，攀挽哭号，举行祖奠，久久哀慕不止。那些显贵官员和名士，如库库左丞、姚司农、张左辖、参卿王仲礼、宣抚张子敬、耆德孙元辅、段季昌，都从远道前来祭奠。卫州人思念他，如同思念父母；第二年，众人共同建起祠堂，树立遗像，刻立丰碑，以留存他的遗爱，岁时奉献香火，庄严肃穆，仿佛他还活着。公姿态明朗善良、安详文雅，德量广大无边，风采和见识卓异，口中从不议论人的好坏；他以儒者之道整饬官吏，外表刚健，内心坚实，慈祥和乐，喜怒不显露在脸上；办事注重大体，诚恳质朴而不矫饰，立论深远，操守坚定不移。他对待人和处理事务，完全出于至诚，能够感动人心，谆谆训导别人，像严师又像慈父，令人铭刻在骨、永远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