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涧集卷九十七

译太常寺新制的乐章，在藩邸祭祀祖宗时使用【当时在岭上开设藩邸】，辞文说：只有我英烈的祖先，承受了上天的命令，开始创建华夏。先皇帝继承并守护大业，终于完成了征伐和建功的大业，谋划着奉答神明的佑助，使先祖的功业更加光明；然而祭祀典礼却有所缺失，于是命令各方，广泛寻求先王的乐章。八音的乐声已经停止流传，尚未能汇集而制作完成。如今我小子恭敬地奉行天子的明命，使我镇守南方。听说周礼将要在我国鲁邦完备起来，谨慎地命令有关官员，征求并举行这些典礼，不敢把它当作自己的私事。希望借此大概完成我先祖的遗志，以报答上天美好的命令。神明啊，请降临享用吧【这是翰林学士徐威卿先生所撰，官至集贤院大学士】。《金登科记》序说：道散开之后，便有了六经；六经散开之后，便有了诸子和史书。诸子、史书的是非，要从六经中取得证据；六经的裁断和归依，也必定以道为根本。所谓道，就是通向治理的道路，天下的道理都具备在其中。这就是二帝三王所传的道。三代以前，道体现在事业中，而不在文章里；三代以后，道寄寓在文章里，却不能纯粹体现在事业中。因此，乡举里选，是取人的事业；射策、考试技艺，是取人的文章。两汉以经学取士，六朝以举荐得到人才，无不依据经传、诸子和史书来考察选举。隋朝统一南北，才开始有科举。从此科举在唐朝兴盛，在宋朝增光，到了金朝，又合并辽、宋的制度而加以润色，终究没有把六艺作为达到治理的固定方法。进士这个名目，称为乡贡进士，是沿袭周代乡举的遗意；用赋、经义、策、论来考试，是沿袭汉代射策的旧法。金天会改元时，开始设置科举，有词赋、经义、同进士、同三传、同学究，共五等。词赋考试在东西两京，或在蔚、朔、平显等州，或在凉庭举行。考试日期不限定年月，考试地点也不限定州府。词赋考试初期，在经传、诸子、史书中出题；后来又命令每年更换一部经书，也允许从注文中出题，依次以《书》《诗》《易》《礼》《春秋》为顺序，大概是沿袭辽朝旧制。到天眷三年，在析津府考试；到了海陵天德三年，在上京亲自主持考试；贞元二年迁都到燕京，此后只在析津府考试。收取辽、宋之后，正隆二年改为从五经、三史正文中出题；明昌二年又改令从群经、诸子、史书中出题，仍兼取本传。这就是词赋的大致情况。经义考试初期，下诏在真定府考试，录取者称为七十二贤榜；到了蔚州、析津，命令考生从《易》《书》《诗》《礼》《春秋》中专治一经，并从该经内部出题，大概是沿袭宋朝旧制。天德三年废除经义及其他科目，只用词赋取士；明昌初年，下诏恢复经义。这就是经义的大致情况。天眷二年，命令大河以南另设考场，称为南选；贞元二年迁都到燕京，于是南北合并，在燕京通考。正隆二年，规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划定考试程序、月份和日期，此后不再择日，成为定例。府试开始分为六路，后来九路，最后十路，这就是限定月份、日期和分区的制度。天德二年，下诏规定举人通过乡试、府试、省试、御试四场中的等第；明昌三年废除御试，只以三试中的等第取人。府试五人取一名，合并考试依照大定年间的旧例，不超过五百人；后来因为举人逐渐增多，改为四人取一名，录取者通常不少于八九百人。御试取录和进奏，这就是限定考场数目、人数的制度。自天眷二年起，析津府在广阳门西的一座僧寺放榜，在门上唱名；迁都以后，命令在宣阳门上唱名，后来成为定例，这就是唱名的制度。明昌初年，五次参加考试并考完全部场次的人，可以直接参加御试；没有考中的另列恩榜，赐予同进士出身。御试没有考中的，命令安插在榜末，列为府元；被黜落的，允许下一次考试直接赴部。贞祐三年开始，考完全部场次而年满五十岁以上的人，便施行该恩，这就是该恩的制度。大定三年，孟宗献以四项第一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名授儒林郎，其余都授从仕郎，后来没有成为定例。明昌年间，考中者很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状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人授九官，其余都授三官，这就是授官的制度。进士第一名授丞簿军防判，第二名任县令，这就是除授官职的制度。近来阅读《金国登科记》，其中显贵官员升到宰相职位以及成为著名卿士大夫的，接连不断，历代都不缺少这样的人，他们因此辅佐太平盛世。像大定、明昌五十多年间，朝廷内外安闲，时令和顺、年岁丰收，那么宰相辅弼所起的作用大多有赖于此，科举也没有辜负国家。由此可知，科举难道只是学习言语、诵读句读、铺陈文章、雕琢辞句而已吗？难道只是篆刻雕虫的小技而已吗？它本来是要使人顺循天性、修养道德，以人文教化成就天下；在上使人安定、富足、尊贵、荣耀，在下使人孝顺、友爱、忠诚、守信，从而建立万世长久的制度。科举的功劳难道不大吗？国家之所以考察古制、尊重道，是因为六经承载着道，所以重视科举。后世之所以重视科举，是因为它维系六经，能够传承帝王之道。科举的功劳难道不大吗？庚子年季秋朔日，东原李世弼作序。唐人《黄金台》诗说：“燕昭王向北修筑黄金台，四方豪杰俊士乘风而来。秦家焚烧书籍、杀害儒生，肘腋之间便隔绝了千里。去年八月走在幽州道上，在昭王墓前哭对秋草；今年五月来到咸阳关，在秦家城外悲看山河。山河关头是车马往来的道路，残阳和青烟笼罩着五陵的树木。”徒单颙轩说：“这首诗议论深刻而意味深长，很值得学习。” 皇甫湜《编年纪传论》说：“古代史书编年，到汉代司马迁才改变体制，写成纪传体。相承而有编年体的著作，难道不是因为把事情系于日期，把日期系于月份，把月份系于时令，把时令系于年份吗？司马氏作《史记》本纪，让项羽承接秦朝，又让吕氏接续其后，也是因为历年不可中途废止。” 均输法兴起后，桑弘羊说：“市井中的各种货物，都输送到官府作坊，商人就不再进行贸易了。” 唐代礼部员外郎的官署被称为瑞锦窠，员外郎厅前有一块大石头，把各州废弃的印章砸碎在上面；又掌管绘图、记录祥瑞之事。令狐楚在元和初年任此职，曾有诗说：“移石几回敲废印，开箱何处送新图。”《退朝录》载，汉代疏广说：“贤能却有很多财产，会损害他的志向；愚蠢却有很多财产，会增加他的过错；而且富有是众人的怨恨所在。我既然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子孙的，就不想增加他们的过错而招来怨恨。”以诚心对待君子，以权术治理小人；如果反过来做，就是不仁不智。《东铭》似乎兼取博爱，其实是道理相同而分际不同。汉代制度，州郡中的佐史，自长史以下，都由太守自行征辟。例如杜高，是杨震征辟的；李膺，是胡广征辟的。

译唐代制度，采访使、节度使的属官，自判官以下可以自行征辟举用；尚未得到正式报准时称为摄职，已经授命后称为同正。杜甫就是严武征辟的，韩愈就是董晋征辟的。三司使，指盐铁、度支、置制条例司。欧参政说：“天下的事情，只有宰相能够推行；只有台谏官能够发言。” 汉代时，长安以北七百里，就是匈奴的土地。长城开始由赵简子修筑，议定绵延千里，每人修治一步，役使三十人。秦朝采用商鞅的制度；商鞅辅佐秦国，认为土地的利益还没有充分利用，于是改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百亩田地供给一夫。又因为秦地广大而人口少，晋地狭小而人口多，便招诱三晋之人来耕种，并优厚地给予他们田地和住宅，甚至惠及子孙。让秦人在外抵御敌人，不从事农耕和战争就不得入仕做官。大体一百人中，五十人务农，五十人练习战斗，因此军队强大、国家富足。《汉故事》说：“汉朝兴起第七年，长乐宫建成，诸侯朝见完毕，又设酒宴，让他们在殿上侍坐，按照尊卑次序依次起身向皇帝祝寿。”旧制的祝寿乐曲是《四厢曲》，注文说只有钟鼓，没有歌诗。魏明帝青龙二年，用古代的置酒曲代替《四厢曲》，又把古诗改为《羽觞行》，用来祝寿。古代的司会，就是今天的尚书。周官中的司会，以旬来考核日成，以月计来考核月成，以岁计来考核岁成，以此周知四方国家的治理情况，并把官员的废置报告给王和冢宰。笮，又牵引一条绳索，称为笮人；悬在半空中渡过那道绝壁深壑。这是独孤及《招北客辞》中的话。“天子之门”是用来通达十二支的。这里说甲和子是干支的开头，总括而言就是如此。六壬中，壬属水，数都取六，如六丙、六丁之类。所谓“百六之厄”，《章历》以元统纪，推考汉代，以黄帝上元甲子为起点，到太和元年累计的数目，每一百六十年为一厄【见《汉律历志》】。高丽的官制按品级论定，穿着官服、手执伞，并有陪盖，叫作从伞。金国初年，向宋朝索取金文玉册；宋朝曾经册封为东怀国。温公《资治通鉴》没有记载汉高祖废黜孝惠帝、留侯招来四皓辅佐太子的事情。伊川《易传》采用这件事，是赞许留侯的智谋以及能够进谏，用来阐明纳约之义。温公删去这件事，是替后世作长远考虑。二人的取舍用意并不相互矛盾，学习者应当默默体会。杨龟山说：“箕子也许本来可以死，却假装疯狂来避祸。大概因为他具有父师的身份和义理，若以死相守，就会伤于勇而失去权宜。” 横麓胡先生说老子、庄子的学说：“老子、庄子处在周朝末年，文饰胜过实质，人们都从事仪式、器物和制度，不再以诚信为根本，所以想扫除这些弊端，趋向本真；但矫枉过正，立论也有失当之处。其玄虚空疏、幻渺不实，不能切合事情，终于使后来的学者遗弃礼法，轻视实德，浮游飘荡；它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反而比文饰胜过实质更加严重。” 汉朝开通西域时有三十六国，后来逐渐分为五十多个国家，都在匈奴以西、乌孙国以南。远的有一万二千多里，近的也不少于九千多里。有人问：“上蔡先生讲论经典，有两三种不同说法，应当听从哪一种？”谢氏回答说：“只要用得上，就是经过内心验证、使身体安适，并且能够实行的，这就对了。如果探求得过于幽深，验证时又流于穿凿附会，就会破坏整体大意，看不见圣贤的用心，应当不取。” 刘元城说：“说一丈，不如实际走一尺。” 杨龟山对游执中说：“常常在白天通过妻子儿女来检验自己，以观察自己的行为是否笃实；夜里在梦境中考察自己，以推测自己的志向是否坚定。”伊川先生说：“读书应当使心情平和、使意气平缓，保留自己的疑问，这样才会看见圣人的见解。” 东坡先生说：“圣人的话，应当根据几句话连成的文章来寻求它的意思。如果学习者总是把一个字当作界限，遇到字面不同，异说就会产生。” 朱文公对学习者讲读书的方法说：“暂且应当玩味文章的大意，在自己的实际处境上认真体验，不必琐碎地计较一两个字的差异。”求学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把放纵散失的心收回来罢了。东坡评论老庄的教说：在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它显得泛泛无所依凭，好像浮萍在江湖上漂游，只随遇而安。商鞅、韩非取得了其中轻视天下、把万物看得齐同的手段，因此敢于施行残忍之事而毫不迟疑。大体说来，对于本应厚待的关系尚且淡薄，那么就没有什么不能淡薄的，这是道理和形势所必然导致的。陈履常说：“士大夫看见天下不平的事情，不应当怀有愤愤不平之意。平日里愤恨不已、咬牙切齿、捶胸扼腕，实在不是为了自己。一旦遇到事情而把这种情绪发泄出来，就像决堤的江河，能够抵挡吗？必然会有过分而导致覆没淹溺的结果。我私下认为，陈先生这番议论，包含《大学》所说‘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的意思。关键在于应当心胸开阔，完全出于公心，事情来到面前便顺应处理。” 胡文定公说：“有志于学习的人，应当以圣人为准则；有志于天下的人，应当以成为宰相自我期许。低于这两种志向的，都不值得谈论。” 石徂徕说：“士人把道德、仁义积聚在自身，是想借助权力和地位把它们施行于事务中，使天下得到利益。哪里会有琐琐屑屑地谋求个人衣食的人呢？”侯师圣说：“侍奉君主的人，应以施行道义为志向，不是为了俸禄。但有时也会因为贫困而求禄；如果专门把俸禄当作追求，那就是仆役的志向了。” 胡衡麓说：“士人的器量，大体有三种：以道德为志向的人，功名不足以牵累他的心；以功名为志向的人，富贵不足以牵累他的心；

译以富贵为志向的人，如果只求得到富贵，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鄙夫所做的事情。横渠说：“道德尚未成就，却先把功业当作事业，这是代替大匠砍削木材，很少有不伤到手的。”尧夫的诗说：“千万不要轻易谈论天下大事，伊尹、周公本来就不是庸俗之人。”陈述古说：“大丈夫应当容纳别人，不要成为被别人容纳的人。” 伊川说：“其他事情多半可以勉强做到，只有见识和器量不能勉强。比如邓艾位列三公，年已七十，处世处事都很好；等到因为平定蜀国有功，心思便动摇了。谢安在谢玄击败苻坚时，面对客人下围棋，战报送到也不高兴。等到回去后却折断了木屐的齿，可见勉强终究做不到。”又说：“尧舜的功业，也不过是太虚空中一片云，像浮云掠过眼前一样。” 胡文定公对杨训说：“人家千万不要事事都称心如意，常常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反而好。一个人家如果刚好事事都称心如意，便不恰当了。这番话也是根据事物消长的道理来说的。” 青苗钱，就是如今预先收取麦钱的做法。比如眼下麦价是一贯，借给农民五百钱，将来收取一石麦子。助役钱，是国家遇到大规模劳役时，平均向百姓收取钱，由官府出钱雇人服役。唐代旧制，奉命出使四夷时，印章上刻着“大唐入某国之印”，见《蜀王建世家》。五代时吴越的贡赋，朝廷派遣使者，都从登州、莱州渡海，年年常有使者在海上漂没。吴越王钱镠曾游览衣锦军，作《还乡歌》，歌词说：“三节官印还乡啊，挂起锦衣。父老远道而来，彼此相随。牛宿、斗宿之间没有彗星，人们没有欺诈。吴越的一位王，乘着四马车归来。” 唐开元二年，制定制度，从京官中选拔有才干见识的人，任命为都督、刺史；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的人，任命为京官，使出任和入朝经常保持均衡，永远作为固定制度。汉代制度，从郎官出任治理百里之地的县令，从郡守入朝担任三公。汉代少府掌管山林、海洋、陂泽的税收，用来供给天子的私用；大司农掌管国家财货，用来供应军队和国家的开支。汉代制度，武帝北伐，于是设置万骑太守，马政也由各郡二千石官兼管。《钱谱》引刘更生传说：“舜的父亲是瞽叟，他的母亲常常卖柴维持生活。舜当时卖米，把钱放回米袋中还给母亲，那么在重华的时代，钱已经流通了。”这可以作为唐代以前已有钱币的证据。贾逵注说：“夏、商的货币分为三等，钱属于下等。”先儒传下来的说法，明确说明当时已有钱。梁朝大司马顾协撰写的《钱谱》序说：汉代尚书郎负责撰作文书、起草诏令，每月赐给一双红管笔。《秋涧集》卷九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秋涧集》卷九十八。元代王恽撰写。《玉堂嘉话》卷之六。所谓“野合”，是女子七七四十九岁时阴气断绝，男子八八六十四岁时阳气断绝。在这个时候结婚，称为野合时。叔梁纥超过六十四岁时，娶了颜氏的小女儿，所以说是野合。宋高宗绍兴年间，渡江向东的衍圣公是孔玠。蚕是龙的精气。考察《马质》说：禁止养第二代蚕。注文说：天文中的辰星属马，也属蚕。书中说：“蚕是龙的精气，月份值大火星时，就要浴蚕种。”这说明蚕和马具有相同的气。李林甫《月令释》说：先蚕就是天驷。关于先蚕之神，有人认为是苑窳妇人、寓氏公主；有人认为是黄帝；有人认为是西陵氏；有人认为是天驷历。各家说法不一。然而蚕头和马头相似，蚕性喜温暖而厌潮湿。若在火星出现的月份浴蚕种而再次饲养，就会伤害马。这当然说明蚕和马都出自天驷。但天驷可以作为蚕的祖先，却不能算作先蚕。养蚕是妇女的事情。《史记》说：黄帝娶西陵氏，西陵氏开始养蚕。汉代祝祀苑窳妇人、寓氏公主，或许也有传承依据。但祭祀时设置祭坛，有时用少牢，有时用太牢；有时行一献礼，有时行三献礼。礼制要求皇后亲自祭享。北齐让公卿代为祝祷，是错误的。称为龙之精气，见《荀子·赋蚕》。唐代制度，开府仪同三司，是指可以设置府署、征辟属吏，礼仪待遇与三公相同。所谓感生帝，唐代王仲丘传引郑玄注文说：“上天的五帝轮流为王，君王一定是感应某帝而兴起。因此夏朝在正月祭祀所感生的帝，并在郊外以自己的祖先配祭，借此祈求丰收。感帝的祝辞，贞观年间已经采用了。” 宗庙制度，古代天子有七庙，这是从虞舜到周代一直不变的制度。七庙就是寝庙，前面是庙，后面是寝。汉代自明帝下诏遵行俭约，不再修建陵寝、安置神主，只设世祖庙。魏立二庙，晋、宋、齐、隋以及唐都共用一座庙而分别设置寝，宋、辽也沿袭这种制度。庙是用来象征活人有朝见，寝是用来象征活人有寝居。它们建在皋门以内，是不敢使亲人离得太远；神位设在观门左边，是不忍把亲人当作死者。诸侯有五庙，即二昭、二穆和太祖庙，共五庙。郑氏说：“太祖，是最初受封的君主。帝王的后代不能把始封君主作为太祖立庙，大概是诸侯不敢把天子当祖先的缘故。王的子弟开始成为诸侯，不得在王庙之外另立庙。后世子孙以最初受封者为祖；如果有人有大功德，特命祭祀他的祖先，那么也可以立庙。”鲁国有姜嫄、文王的庙，郑氏所说的祖厉王就是这种情况。若帝王的后代中，始封君主没有功德，不能作为祖先，那么就奉他的前代帝王为祖。宋国以帝乙为祖就是这样。大夫有三庙。《王制》说，大夫有三庙，即一昭、一穆和太祖庙。郑氏说：“太祖是别子中最初受爵的人；即使不是别子中最初受爵的人，也同样如此。”郑氏《郑志》回答赵商说，《王制》是商代制度，所以即使不是诸侯的别子，也可以立太祖庙。周代制度，别子作为太祖；如果不是别子的后代，虽然做了大夫，也只能立父、祖、曾祖三庙，随时迁移，不以最初受爵者为太祖。然而《左氏》说：“大夫有二宗。”荀卿说：“大夫、士都有固定的宗族，所以大夫有百世不迁的大宗，也有五世便迁的小宗。”可见太祖庙是永远不迁的。《祭法》说：“大夫三庙，考、王考、皇考有庙；显考、祖考没有庙。” 太祖占据正东向的位置。刘歆说：“孙子处在祖父的位置上，以此确定昭穆【父亲以明察对待下属，叫昭；儿子以敬意侍奉父亲，叫穆】。按照位置，则与祖先相互替代，这就是迁毁次第的差减。”张纯说：“父子不能同时并坐，孙子跟随祖父，这是用来解决疑问的关键。”注文说：“凡是昭穆，父亲面向南，所以称昭，昭就是明；儿子面向北，所以称穆，穆就是顺。”杜佑说：“太祖在室内深处、靠西墙的位置，面向东；太祖的儿子面向南，称昭；昭的儿子在其后面面向北，与之相对，称穆。”张纯说：“元始年间的禘礼中，父亲为昭，面向南；儿子为穆，面向北相对，父子不能同时并坐。” 《祭统》又说：昭穆，是用来区别父子之间的远近、长幼、亲疏次序，使其不发生混乱的。《藏主开元礼义鉴》说：“神主收藏后应当放在什么地方？”考察《五经异议》说：“神主藏在庙的西墙中，是为了防备水火灾害。一定放在西边，是因为那里是长者的位置；地道以右为尊，鬼神属于幽暗之处。”《祭荐》《檀弓》有像朔日祭奠那样荐献新物【指为新得到的物品设置祭奠】。《王制》说：“大夫、士在宗庙祭祀，有田地就祭祀，没有田地就荐献。”祭祀在每季第一个月举行两次，荐献在每季第二个月举行两次。士用一头小猪，大夫用羔羊。庶人春季荐韭菜，夏季荐麦，秋季荐黍，冬季荐稻；韭菜配鸡蛋，麦配鱼，黍配小猪，稻配雁。高堂隆说：“天子、诸侯每月都有祭祀，四季的祭祀在每季第一个月举行。大夫以上祭祀用羔羊，有时只用狗；士用小猪；庶人则只按时令适宜之物，鱼、雁也可以。”又说，荐献新物虽然在庙中举行，但都不把神主请出来。《五礼精义》说：“只是设置神座。” 陈氏说：“子女对待父母，饮食和药物一定先尝过后再进献；四时的新鲜物品，也一定先献给父母然后自己食用。寝庙中荐献新物，也是推行先献后食的礼仪，用来尽到诚信和敬意罢了。” 宋代秦益公秦桧的家庙制度是：绍兴年间，命令在私宅中门左侧建立家庙，一堂五室，世祖居东，东边为二昭，西边为二穆。堂上涂饰黑白色，神板长一尺、宽四寸五分、厚一寸八分，上面大书“某官某夫人神座”，用帛囊贮存，再装入漆函。设置神厨，每年四次祭享，在每季第一个月的柔日举行，具备三献礼。有关官员说，时享应使用平常的器物和祭品；皇上仿照政和年间的旧例，命令制作祭器，赐给秦家。舞雩台举行雩祭，大概是在龙星出现、建巳之月。巳月正是阳气过盛的时候，阴气难以通达，于是让女巫舞雩；女子属阴，舞蹈是为了使阳气中的阴气得以通达。又因为仰天叹息来祈求降雨，所以叫作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