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华事略卷第五

译汉代贾谊《保傅篇》说：太子加冠成年，免除保傅严密管教之后，还设置记录过失的史官、负责撤去膳食的宰官、悬挂进善之旌的官员、供人诽谤的木牌、敢于进谏的谏鼓。乐官和瞽史诵读诗歌，乐工诵读箴言谏语，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民间言语。学习会随着智慧一起增长，所以规谏虽切直也不会感到惭愧【指习惯听闻规诫教诲，智慧也随之增长，因此谏言即使切直，也能接受而不惭愧、怨恨】；教化会随着内心一起形成，所以行为走在正道上就像出于本性【意思是教化与内心一同形成，因此所作所为都合乎正道，如同本性自然如此】。” 晋明帝在东宫时，修建西池楼观，颇为耗费劳力和钱财。中庶子温峤上疏，认为朝廷刚刚创立，应当以节俭为下属表率，致力于农业，重视军备。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等到王敦起兵进逼京城，太子准备亲自出战，温峤握住马缰进谏说：“臣听说，善于作战的人不凭愤怒，善于取胜的人不逞强用武。怎么能以万乘之国的储君身份，却轻率地把自身置于天下的危险之中呢？”太子于是停止出战。臣王恽认为，太子刚刚加冠，居住深宫，奉行子职，而贾谊所说的防范、闲止、讽诵之法竟如此完备，似乎有些过于烦琐。然而从宗庙社稷储君的角度说，这正是要逐步训导涵养、预先培养美德；将来继承大统、承接光明，使他容易听从谏言，到那时才知道古人的思虑是多么深远。何况殿下正年富力强，开始监国听政，仁爱孝顺、贤明睿智，名声传于内外；想要虚心听取言论，汇聚天下人的明智成为自己的明智，采纳众人的善行成为自己的善行，实在并不困难。推行恩惠。齐宣王坐在堂上，有人牵着牛从堂下经过，宣王问：“把牛牵到哪里去？”回答说：“准备拿去给钟行衅祭。”宣王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恐惧战栗、无罪却走向死地。”那人说：“那么就废除衅钟的仪式吗？”宣王说：“怎么能废除呢？换一只羊吧。”齐宣王如果是因为牛无罪却要走向死地而感到怜悯，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回答说：“这没有妨碍，这正是仁爱的方法；您只是看见了牛，没有看见羊。”如今恩惠足以施及禽兽，却不能施及百姓，是因为不懂得推行恩惠。尊敬自家的老人，从而推及别家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孩子，从而推及别家的孩子，这样治理天下，就可以像把东西在手掌中转动一样容易【意思是治理天下容易得如同把东西在掌中运转】。《诗经》说：“给自己的妻子作榜样，推广到兄弟，再施行于整个家庭和国家。”意思是把自己的这颗仁爱之心推及他人罢了【意思是文王先端正自己的嫡妻，再推及兄弟，直到治理家庭和国家，都是把自己的心意推及别人】。所以推行恩惠足以保有四海；不推行恩惠，就无法保全妻子儿女。古代的人之所以远远超过普通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善于把自己的作为推及他人罢了【所谓胜过别人，没有其他特殊才能，只是能够推行自己的恩惠而已】。梁昭明太子萧统，孝顺谨慎出于天性，宽厚和善，能够容纳众人。他听说百姓赋税徭役辛苦、户口尚未充实，便立即收敛神色，认为劳扰百姓十分沉重。宫臣中有年老父母的，他常派人慰问，逢年过节还加赐珍贵食物和衣服。又有一次看见后宫小儿玩摊戏，恰好有狱牒送来，说玩摊戏的按法律士人应处绞刑，庶人应处徒刑。太子说：“这是用私钱自己玩耍，并没有侵犯公物，这项刑罚太重了。”于是下令把刑罚改为三年徒刑，士人免除官职。有时遇到连日大雨或积雪，他便命人巡视街巷，拿出短衣、裤子施给贫困受冻的人。他公平审理刑狱，保全、宽赦了许多人，天下人都称颂他的仁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臣王恽恭敬地看到，圣上近年因为征发徭役烦重，按例减免差徭；山东遭受灾害，又普遍加以赈济。殿下近来考虑囚犯长期滞留，便减轻杂罪以宽缓他们；想到鳏夫、寡妇生活困苦，便发放仓粮来救济他们。这些都是深厚广大德泽的表现。如今殿下早晚听理政事，所处理的无非是百姓的利害疾苦、时政的得失；您怀抱安民、爱民、惠民、和民之心，一天天更加深厚。把这种心意推行到极致，又岂只是怜悯无辜受困的囚犯、看见衅钟之牛便不忍心呢？如果广泛采纳意见、充分听取民情，因有利之处而增利，应当改革之处就改革，那么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赐。过去唐顺宗处于储君之位时，每次进见德宗，必定有所劝谏，从未懈怠，因此天下暗中受到他的恩惠达二十多年。正是把这种心意推及他人罢了。《承华事略》卷第六。崇尚节俭。梁昭明太子萧统，是武帝的长子。他出宫居住二十多年，不蓄养声乐。时俗渐渐奢侈，他便以自身作表率，衣服器用都很朴素，身穿洗过的布衣，膳食中不同时进两种肉。京师粮价昂贵时，他下令穿简朴衣服、减少膳食，把平常的饭食改为简单的小食。普通元年，甘露降在慧义殿，人们都认为这是他的至德感动上天所致。唐太宗撰写《帝范》十二篇，赐给皇太子。其中《崇俭》篇大意说：“圣明时代的君主，立身在于节俭。拥有富贵广大的一切，要用简约来守护。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栎木屋椽不加雕琢。船车不加装饰，衣服没有纹饰。土筑台阶不修得高大，太羹不加调味。并不是厌恶荣耀、憎恨美味，而是遵循简朴、奉行节俭。因此风俗淳厚朴实，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这就是节俭的德行。” 臣王恽私下认为，君主拥有四海之广、万民之富，居处服用稍微增添华美，并不算过分。然而帝尧因宫室卑小而被称为圣君，大禹因饮食简朴而成为贤明君主。节俭是德行中的恭敬，奢侈是罪恶中最大的。兼具节俭的德行，是教化百姓的根本。上面节俭约束，下面就丰足；上面奢侈靡费，风俗就衰败，这是必然的道理。臣恭敬地看到，圣上自即位以来考察古制、崇尚节俭，例如禁用酒醴，限制织造缯帛，去除涂金装饰，始终以朴素为先。殿下正处于监国守成之时，应当观察并继承圣上的志向和教诲，慎重对待开端，这对天下是很大的幸事。戒除安逸。《尚书·益稷》篇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把怠慢游乐当作喜好。”

译《尚书·无逸》篇中，周公说：“君子要安置自身于不贪图安逸的境地。” 从前殷中宗治理百姓时敬畏谨慎，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在位七十五年。高宗也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使殷国得到美善的治理，在位五十九年。从那以后，君王一出生就贪图安逸，出生就贪图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也听不到百姓的劳苦，只是一味沉溺享乐。从此以后，也没有谁能够长寿。臣王恽恭敬地考察，《皋陶谟》说：“不要在国家中放纵安逸和欲望，要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解释者说：之所以不能放纵安逸和欲望、必须兢兢业业，是因为天下万事聚集在一人身上，细微之处难以察知，事务繁多难以穷尽；一旦不能谨慎，失误就会非常重大。从前大禹在国家事务上极其勤劳，厌恶沉溺饮酒而喜爱善言，珍惜一寸光阴，是怕行善的日子还不够。《皋陶谟》尚且这样陈说戒诫，后世正当年富力强的继位君王，更应当恭敬谨慎、警醒戒惧，远离安逸享乐，保养福德寿命，那么国家就会永远得到美善了。审慎选择官员。唐代元稹《教本书》说：“贞观以来，保傅都由宰相兼任，其他官员也常常慎重选拔。马周因为官位高，遗憾自己不能担任司议郎，这就是证明。”唐文宗太和四年，庶子孙革上奏说：“东宫各局，辅佐护卫太子，必须任用卿相子弟、通晓文学而品行端正的人。如今时间渐久，渐渐出现错乱和替代。近年有流外出身的人被授予此职，考察旧例，从未有流外出身的人得以充任此官。当时尚书省经局的校书、正字，品秩虽然极低，但文学之士竞相求取，正是因为没有杂滥之弊。如今五局郎的资序本来属于清贵职位，如果授予流外人员，那么这些机构的官属就会逐渐杂乱蔓延。请从今以后，不得拟授流外人员。”诏令同意依照办理。臣王恽考察，唐高宗做太子时，太宗撰写《帝范》教导他，其中有《审官》一篇。如今左庶子孙革说，考察旧例，没有流外出身的人充任东宫各局官员，正是因为贞观以来对其他官员慎重选拔，所取之人不杂的缘故。唐代选择东宫官员，严格谨慎到了这样的程度。又听说前金时期，东宫官员因皇帝即位而获得迁转，一概改授，称为“随龙转”。这种恩例和名爵，比通常官秩特别优厚。远看唐代制度，近看金代法令，这两者之间，确实有值得取法借鉴的地方。《元贞守成事鉴》。臣王恽拜了两拜，冒死谨慎进言：臣自从承受官禄任职以来，已经三十五年。近来又蒙先皇帝召到京城，授予翰林职务。回顾自己衰老平庸，想着应当设法报答万分之一。幸而遇到皇帝陛下继承登临宝位，谨慎封奏十五件事情，题名为《守成事鉴》；都是逐件直截陈说，不敢过分铺陈议论，希望便于阅览。谨列在后面。敬畏上天。君王承受上天眷顾、接受天命，尊贵而成为天下唯一的君主，富有四海。然而随着他的行为有得有失，上天便降下监察，并显示灾祸或祥瑞，这是天人感应相通的必然道理，怎能不敬畏呢？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英明仁孝，承受天命而为王，如同宝符应运而出，庆云呈现祥瑞，年成丰登，内外安定富足，可以看出上天眷顾保佑深厚至极。然而祭祀告天，是为了表达敬畏之意；治理政事，才是感通上天的根本。所以臣采集往昔圣贤敬畏上天的实际德行，为陛下陈说。抑制畏惧上天的显明命令，恒久保持德行、保全百姓的，是成汤；严肃恭敬、敬畏谨慎，约束自身而修治政事的，是高宗；小心翼翼，顺从上帝法则的，是周文王；早晚敬畏天威，每天使四方安定的，是周后稷。传文说：“感动人要靠行为，不靠言语；回应上天要靠实际，不靠文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三代的明君，只有能够这样做，所以能够承接天命、获得福祐，享有长久的寿命。希望陛下时时观照，使圣德日益更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效法祖宗。臣恭敬地看到，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大，也没有像世祖文武皇帝这样圣明。陛下刚刚登上大位，规划规模、制定法度，是首先应当重视的大事。然而，先前的事业可以作为后来事业的借鉴；祖宗可以作为子孙的法则。追念先皇帝治理天下三十五年间，宏大的规划、深远的谋虑、典章制度和礼乐文物，都灿然完备，只是还没有编纂成一代的成法。应当命令有关官署分条列出纲目，随时加以鉴察，遵照实行。这就像弩有扳机，过去检查箭括是否合乎标准，发射时就不会射不中。这样做有三项益处：使祖宗的良法善政永远在后世显现，这是第一；臣民习惯熟悉，容易奉行，这是第二；继承先人的志向，使孝治更加兴盛，这是第三。从前周武王扩大文王的声威，使四海永远清平；汉文帝遵循高祖的法令，使教化遍及四方。《尚书》又说：“以先王已经制定的法度为鉴，永远不要有过失。”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吗？希望陛下留心阅览察看。爱护百姓。上天凭借最大的仁爱生成万物，君主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所以应当以仁爱为根本。国家自太祖开始创立华夏疆土，到先皇帝统一六合，功业完成、治理安定，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如今陛下继承帝位、守持文治，像周成王、周康王那样使社会安宁，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以休养生息为重，中外都仰望期待，正在今天。所谓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民并给予实际恩惠，无非是停止战争、减省刑罚、减轻赋税而已。如今大赦天下、免除徭役、停止远征，固然已经抓住了要领，但还应探究仁爱的根本，使百姓永远受到恩惠。敦厚教化、淳厚风俗，使百姓自然远离犯罪，这是减省刑罚的根本；对内修明文德，对外严整武备，怀柔远方之人，到了不得已时才使用武力，这是停止战争的根本；亲自以俭朴为先，节制浮费，不至于向百姓过度征取，这是减轻赋税的根本。愿陛下扩充诏令条文，每天更新各种政事，哪里还担心德泽不能遍及、声教不能广布呢？又如江南户籍中的贫困下户很多，距离朝廷遥远，容易动乱而难以安定，更应慎重选择守令，抚恤教养得当，不侵扰百姓丝毫，那么盗贼自然会消除。所谓天下本来没有事情，只是庸人扰乱它罢了。十只羊却有九个牧人，确实值得引以为鉴。体恤军队。

译军队和百姓，是国家最大的根本，二者相互发挥作用。自古以来都把二者视为一体。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即位之初能够看清这一点，首先免除百姓差役，重视体恤军役，可以说掌握了爱护养育而不偏废的原则。如今宽大的恩惠已经施及百姓，编入军籍的人却还没有实际受到恩惠，臣实在担心圣旨只是加深了众人的期望。近年民间凋敝，凡是各种杂泛差役和应当分担的费用，小户实在难以承受；这一点是第一项应当讨论的。军籍自至元八年因贫富强弱不均而曾经合并调整，直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新近强盛的与旧日贫乏的，情况骤然不同；如今一体应役，难道不是偏重吗？其中至元九年的军户虽已实行合并，至元十一年签发的军户当时就被征发，已经承受了实际负担；这一点是第二项应当讨论的。那些贫困艰难的人不得不赴诉，从下层逐级上达，中间又有许多龃龉，能够得到存恤十分不易。臣恐怕这样反而只会给有势力的人打开侥幸之门，最终不能替贫困而无力的人留下余地。至于衰老、病弱等户，即使宽限并优待供养，也如同疲惫的犬马，终究难以恢复旧日状态；留下他们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一点是第三项应当讨论的。国家用兵六十多年，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固然不可忘记战备，但讲求治理的方法，也应当随着时势有所宽严取舍。幸而遇到陛下广泛施行洪大的恩惠，更新国家政事；与其用姑息作为恩惠，不如诏令有关部门依照至元八年的旧例再次全面核查，使贫富适宜，极其公正地均沾恩惠，那么内外都会得到福祉，岂不是盛大的好事吗？守成。古人称继承帝位的君主，要像手持盈满的器皿一样守住成业。“盈”是器物装满，“成”是事情聚积成功。既已成功而又盈满，就应当手持谨慎、身体警戒；一旦懈怠，就会毁掉成业；一旦倾斜，就会溢出盈满。怎么能不谨慎呢？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聪明睿智，足以守护和统临天下。即位之初，追尊祖先，尊礼大臣，停止战争、爱护百姓，慎重任官、节省费用，已经掌握了守成之道。臣之所以勤勤恳恳地进言，是因为治理安定难以凭恃，而骄傲懈怠却容易产生。从前唐太宗问创业和守成哪个更难，魏征回答说：“从前兴起是乘着乱世，推翻昏暗的政权，近乎天授人助。已经得到天下后，却很少有不懈怠骄傲的；拥有国家的弊病，常常由此产生。守成并不容易。”太宗认为魏征说得对。司马光也说：“百姓拥有千金产业，尚且想到是先世积累而来，必定劳苦自身、谨慎守护，只怕失去。何况享有祖宗突然拥有四海的基业，将要传给无穷后世，应当怎样做呢！”臣希望陛下以司马光的话为鉴，以唐太宗的问题为准则，这岂只是宗庙社稷的福气，实在也是天下的大幸！至于圣明的子孙，既然明白守成的根本，就不能不更新施政的方法。臣冒昧略举四点来说：承继武功、平定祸乱而统一天下的，是开创并垂统的祖宗；崇尚文德，以柔和的方式治理天下的，是守成的君主。仁义礼乐，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仁，是政治的德行，用来巩固亿万百姓容易动摇的内心；义，是处理事务的制度，用来明确政务应当遵循的适宜原则；礼，是节制万事的规范，用来革除僭越、确定上下的名分；乐，是调和声音的和谐，用来荡涤淫邪，使天地人与人之间的气息相互融洽。这四项，是先王达到治理目标的重要方法，关键只在于怎样运用它们。希望陛下垂意察看。清净内心。心是一身的主宰，一切善行都由它产生；只有使心澄明而加以治理，不被物欲蒙蔽、牵引，所以才能使耳目聪敏，志向思虑专一。何况人君之心，包容万般思虑，统筹四方事务；如果不能使心澄明自治，稍有差错，国家的得失就系于此了。从前二帝三王传授治国之道，以心为根本，不过是说执守中道、建立中道罢了。所谓“中”，是说什么都不过度吗？就是合乎公正的天理；超过中道，便是私欲。国家之所以能够治理，只在于保存这颗心、澄清这颗心罢了。这样，发生差错的忧虑就不会产生，至公的道理便可以获得；依循至公之理来治理臣民，谁不会心悦诚服而顺从教化呢？如今陛下英明睿智，气度志意如神，事情无论多隐微都能察知，事物无论多遥远都能照见；又能鉴察二帝三王执守中道的节制，远离嗜好和功利，使心如明镜般澄澈，光明地守持纯一之德，照临百官。即使万般事务陈列在前，陛下应对裁断，也将没有什么能逃过圣明的鉴察了。至于守成持重，又有什么困难呢？勤于政务 人君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所应效法的是上天。上天刚健运行，永不停息，四时运行而一年的功业得以完成。君主若能效法上天而不懈怠，帝王的事业就会兴盛，百官也会各得其序。所以大禹兢兢业业勤于治理国家，光明的德行成为百代君王的法则；唐太宗孜孜不倦地治理国家，贞观年间具有三代的风气。后世做君主的，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何况军国大事，每天有万般事务，必须按时奏报，才能有所听察裁决。如今殿廷庆贺宴饮已经有确定的仪式，而临朝听政的礼仪还久未举行。实行它正是在今天，勤于政务的实际行动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崇尚节俭 上位者节俭，下面就富足；上位者奢侈，风俗就衰败，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先皇帝崇尚节俭，例如看重绸缯而轻视苎衣，去掉金饰而采用朴素的鞍具和鞋履，服饰、器用、婚嫁等一切都有规定；但由于施行日久，未免稍有松弛。如今臣民的衣着同贵戚相等，婚嫁聘礼超过公卿，他们僭越制度、铺张浪费，以至于有些人无力供给。像汉文帝、汉景帝时，天下富足安定，风俗淳厚，大概就是因为向百姓显示敦厚朴素，率先垂范于天下的缘故。如今陛下刚刚登上帝位，崇尚节俭、革除奢侈，是最为紧要的事务。况且上天所产生的财物，必定只是供一代人使用；如今国家的财赋虽然极其广博，但每年维持供给并不容易，大概是因为事务超过了财力。因此当前的办法，是减少事务、节省费用，量入为出，把超过财力的支出作为警戒。从前金世宗时，有人以财物不足为由请示，世宗说：“你们这些人多么愚蠢，完全不知道府库里的财物就是百姓的财物啊！我不过总管而主持它，怎么敢任意浪费！”直到今天，人们还称赞这句话是君主治国的至理名言，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谨慎发布政令 臣听说，号令是布施恩德、疏通壅塞、效法上天而顺应百姓的东西，就像上天的雷霆，一旦发出便不可掩盖。因此《尚书》说：“谨慎地发布政令，政令发出就只应实行，不应反复更改。”唐太宗也说：“发布号令，应当永远作为法式，必须审慎确定，不可轻易发出。”如今陛下受天命而革新政事，万事刚刚开始，官吏百姓都在奉行，期望达到大治，难道可以不谨慎而统一吗？政事有必须革除的，事务有应当实行的；由陛下亲自裁决，询问辅政大臣，考察祖宗训典，条例就会明确；符合民心，才会妥当协调。这样实行，既谨慎又统一，威严就会整肃，百姓就会信服，君主尊贵而国家安定。又按旧例，军国事务由中书省和御史台一同奏闻，如有不妥之处，就取各方长处议定，当时实行，十分便利有益。如今各部门各自专门奏报，彼此既不通报，事情有时会受阻碍，必须重新改易；对于大体来说，未免稍有损害。应当申明旧例，同时防止壅蔽，使天下蒙受恩惠。建立法制

译法律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因此一天也不可缺少。纵观古代，各代都有成文法典，子孙遵守而不废失，如周代的三典、汉代的九章就是这样。如今国家拥有天下已经六十多年，大大小小的法律还没有议定。朝廷内部有御史台，作为天子执掌法律的机构；外部有廉访司和州郡，法吏是专门掌理刑法的官员，却没有可供遵守的法律，就像有医生却没有药。至于判定刑罚、议论裁断，临时逐一处理，不免会有斟酌比拟的差异，也会有彼此轻重不同的情况。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把先朝拟定的律令颁行，作为元年新法。这样，法律就不会有两套标准，轻重恰当，官吏知道应当遵守什么，百姓知道应当躲避什么而难以触犯；这也是继承先业的大事。重视台谏 臣听说，台谏是天子的耳目，是朝廷的纲纪。耳目聪明，事务就不会壅塞蒙蔽；纲纪振作严明，朝廷就会肃清。正因为它们关系如此重大，所以权力不应使它轻微，志气不可使它沮丧。否则，聪明自然会被蒙蔽，纲纪自然会松弛，还能依靠什么呢？台谏的职责专在纠察弹劾，因此不喜欢他们的人很多。近年以来，被弹劾的人想减轻自己的罪责，反而进行诬告；权臣于是借机压制台谏，无所不至。追究起来，诬告多无实据，也多不能治罪，致使邪气更加猖獗，正直之人闭口不言，根本在内被动摇，枝叶在外也随之凋败，严重失去了御史台的根本体统。所以古人说：“鹰隼捕获禽鸟，猎人便跟随在后加以防护；若不这样，鹰隼反而会被猎物伤害，难道不值得警惕吗？”从前裕宗皇帝处理东朝政务，明察其中的情形，竭力加以扶持。如今陛下即位之初，特意使台谏的地位重要起来，一切行动都大体遵循旧章。长久这样下去，岂只是能够整肃朝纲、使耳目有所依赖，也能使执法更加明确，尊严之道完备。臣愚昧地上表陈说这些，是替天下庆贺。选拔士人 臣恭敬地看到，先皇帝在潜邸到登极的四十年间，招引出身卑微的人才，访求贤能之士，几乎没有一年空过；所得士人之多，在这时最为兴盛。因为选拔难以精确、任用也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设置科举取士，常常有确定的议论。考察古今治理国家的办法，良法美意几乎都已经施行，唯独这一项还没有来得及实行。近来读到诏令条文，其中逐节论及贡举之法，可以说已经取得先帝留下的防范和安排了。况且科举取士，历代都反复讲求，既公平又恰当，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的。如果按照至元十一年已经确定的考试程序和格式举行，十分妥当。但是科场停办已久，想要取得实际成效，实行时不可草率，必须先整顿学校，选定教官，选择学生，限定年限，然后才能考试。这样才能得到真正有才干的人，以备国家任用。臣愚昧之所以进言，是因为选拔人才是当前最紧迫的事务，不能拖延。近年世宗皇帝和裕宗皇帝之所以打算实行却未能及时办理，难道是上天有意把它留给陛下，使它成为今天守成致治的根本吗？慎重对待名位爵禄 《尚书》说，官职和爵位是上天给予的秩序，君王不可以私自拿来授予人。为什么呢？用它来砥砺世人、磨炼庸钝、鼓舞一代人，使天下人奔走为我所用，正是依靠这个。只有贤能的人，才授予他官爵；还要担心得到得太轻易，就会看轻它；看轻它，别人也就不尊重；别人不尊重，君子以接受为耻，小人就会来争取。如今四海如同一家，天下开阔而无事，收揽威权正当此时，朝廷应当重视并珍惜它，不可轻易授予他人。比如李唐末年，使职有时带着宰相的名衔，实际上并没有分省的权力。为什么呢？既然远离朝廷，怎么能另设省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金朝灭亡后南渡时的权宜之计，不可以作为法则。对于有功勋的人，应当像汉、唐那样封赏、加授官爵；有功劳的人以官爵酬答，有才德的人任以相应职位，这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从未听说把辅相的职位作为赏功的官职，应当讲明典故，另行议定施行。明确赏罚 赏罚是国家的重大权柄，但政事首先要确定体制。官员有固定员额，重大权柄才可以施行，也才能依据成效责求官员。何况古人是为官职选择人才，后世却是为人设置官职，政务根本因此不能确立，终于形成冗员泛滥，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所以唐太宗贞观元年，首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根本，任用贤能、裁去冗员，确定文武官员总共只有六百余人。金世宗即位之初，专门以廉洁能干来要求下属，派遣官员分赴各州郡考察，实行三等大明黜陟 第一等加以选拔任用；其中贪污泛滥、不能胜任职务的人，第一等一律除名，第二等、第三等都解除职务。近来听说诏令有关部门裁减官员、增加俸禄，这是要裁汰冗员、供养能员，正是这个意思。前些年也曾经因事情而议定从重责罚，大力施行，但仍有未尽之处。如今的举措如果不是陛下亲自裁断，先确定制度再实行，恐怕与前时没有不同。因此臣说，裁减冗员没有比议定新制度更好的办法；责成官员廉洁能干，没有比明确赏罚升降更好的办法。对内应遵循唐太宗作为法则，对外应以金朝作为鉴戒。若能这样，谁不会受其影响而振作奋发？或许可以使名声与实际都得到，逐渐消除苟且因循的弊病；那么贞观、三代的风气，大定年间革故鼎新的治理，恐怕就不只前代独美了。考虑长远 臣看到陛下继承大统以来，时令调和，年岁丰收，四方安宁，可以说已经安定而且治理得很好，似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然而自古以来的明君不习惯于眼前的安逸，常常存有深远的忧虑，大概是因为事情由细微处发生，祸患在忽略之处形成，所以《易经》以踩到霜便想到坚冰将至来告诫，《尚书》以“在还没有看见时就作好谋划”作为警戒。贾谊又说：“天下是重大的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就当前而言，像是准备防御边疆【广泛修整马政，筹划储备兵器粮饷，远方谨慎设置斥候等】，安抚新近归附者【颁降恩德诏书，选择官员守任，平息盗贼】，防备水旱灾害【恢复常平仓，广泛储备积蓄，谨慎修治堤防】，敦厚社会风俗【兴办学校，推崇孝廉，重视德义，抑制懒惰，禁止奢侈僭越】，整肃清理官吏【表彰廉洁能干者，杜绝请托拜谒，禁止官吏经商，抑制贪婪鄙陋】，这些可以作长远谋划、深思熟虑的事情，难道都没有吗？关键在于探究尚未发生的情况，谋划应当安置的措施；这样使政治达到大治、保全国家，就不难了。哪里还会有眼前的忧患呢？所以《左传》说：“长远地谋划。”又说：“君子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这些都是圣人把长远作为忧虑。希望陛下明察，不要把眼前的安定当作真正的安定，而要警惕地以长久的治安为忧虑；恐怕先皇帝临终托付的遗志，正在于此。臣又听说：“愚人的千次思虑中，也必定有一次可取。”即使是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有所选择。臣所进的言论，固然迂阔浅近，倘若其中有一条可以采纳，就从臣开始，那么忠言正论便会接连不断地到来。只愿陛下省察，臣恭敬俯伏等待治罪，内心恐惧至极。臣恽冒死拜了两拜，谨慎进言。《秋涧集》卷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秋涧集》卷八十 元代王恽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