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涧集卷九十三

译《玉堂嘉话》序。中统建元的第二年，即辛酉年夏五月，诏令在上都建立翰林院。原状元、文康王公被授任翰林学士承旨。不久，王公对我王恽说：“翰苑是记载言论的职所，而没有什么比国史更重要。”于是又以建立国史院为由进言，获得许可，仍命王公兼管此事。当时我在中书两省侍奉笔墨，按照旧例，各项事务中凡属起草、经营、设置署衙，大略都参与知悉。这年秋七月，我被授为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正逢皇帝恩泽广大，施及四海，诰命、颂辞等文书，都参与撰定。过了两个月，又承蒙中书、枢密二府交相征辟，在不妨碍本职的情况下兼任左司都事。此后由御史里行调任官职，晋入府署，任期届满后又入翰林任待制。当时有左丞相、监修国史耶律公，承旨霍鲁忽孙安藏，前左辖姚公，大学士鹿庵王公，侍讲学士徒单公、河内季公，待制杨恕，修撰赵庸，应奉李谦。我虽然只是勉强充数，任职将近一考，却能够从容地侍奉接近他们，仰承他们对于祖宗、对于上天的宏大恩德，以及圣人训诫无穷的睿智思想，都是我以前从未听闻的。至于文章的高下、典章制度的沿革，我早晚沉浸其中，所得也可以说很多了。如今我年老气衰，完全辜负了当初的心愿，于是把所记忆的内容搜集整理出来，大约有若干条，编成八卷，题名为《玉堂嘉话》。有时在茅屋中灯火之下的夜晚，或在举杯欣赏、会心领略之间，想起眼前吐露的嘉言雅话，便仿佛在天上的玉堂中一般。人的声息总有终止之时，盛年也不会重来，实在令人叹息。然而从前有人宅居高位、身居宰衡，却不能参与天子亲近之臣的行列，以此为恨。只是想到我这一生并不是没有遇合，便把这些文字收藏在家中的柜子里，留给后人。至元戊子年冬季二日前，行台侍御史秋涧老人谨序。《玉堂嘉话》卷一。大元中统二年秋七月，我王恽由中书省详定官，因中书、门下两省【指内外两省】推荐，被授为翰林修撰。授官宣词说：“行为足以无愧，学问广博而善于作文；顾念你超绝的杰出才华，足以铺陈伟大的功业，宜掌管诏命，以辅佐皇帝的治道，特授为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应当振兴文教，以宣扬朕的诏命。修撰雷膺的词说：“往年学习诗礼，早已听说孔鲤经过庭前；今日奉行诏命，又看见凤凰的后代出现在池边。”这是参政杨公所写的。接受任命后，我到寓馆拜见承旨王公，王公说：“唐人的题名记，称作千佛名经；凡充任文学之臣的，就像一尊佛出世。国家文治刚刚开始，你们首先受到这种选拔，对于士林也是光荣。”八月，上都文庙落成，王公命某官撰写释菜礼的各种文章，文章中颇多议论。王公说：“这样的文章，不过是称颂功德罢了。”又说：“作文也有三种体势：开头应当像虎头，中间应当像猪腹，结尾应当像蝎尾。虎头取其猛烈厚重，猪腹取其充实丰厚，蝎尾取其刺人而有毒。”这些虽是常谈，也确实是作文的方法。当初，王公起草各位宰相的宣辞后，把它们合写成一卷，封好，细写官衔和书名，上面盖院印，交给我呈送中书省查问。他说：“白麻诏书本来是从中书省发出的，如今封存，是为了防止泄露，也有唐代锁院起草诏书的意思。”他为建立史院所写的奏帖中说：“自古以来有可以灭亡的国家，却没有可以灭亡的史书；况且前代史册一定要由后代相继修撰，这是因为是非、褒贬要等待后人才能公正评定。”王公又亲笔写成修史大略，交给我，其中帝纪、列传、志、书、卷帙，都有确定的体例。列传必须记载三品以上、功业显著的人。王公又说：“太史张中顺，把金朝一代的天变都有记录。趁他还没有老，应赶快同他讨论确定，这也是志书中一件难以下手的事情。”我私下想到，太史公名鹗，字百一，是曹州东明人；正大元年甲申考中状元，随后任应奉翰林文字，深受金主宠爱。天兴二年任通议右司员外郎，后来遇到圣上的恩宠，日益隆盛。皇帝曾向他询问大计，他以用此道教化百姓为先；谈到日食，他回答应撤去乐队、停止宴饮；要开创礼乐的源头，就应举行释菜礼祭祀先师；要彰明庆贺与威严的权柄，就应张扬治理国家的根本；又请求安葬、祭祀前代君主，皇帝答应了。后来他在汝水之滨面向遗体哭祭，悲哀感动了左右之人，连天色也为之变了颜色；皇帝仍私下为他定谥号为“义宗”。按照礼法，君主为国而死称为“义”，他忠贞而不忘君主到了这种地步。冬十月，侍中和者在都堂传达旨意，带着文字征召静应姜真人。我当时任左司都事，宰相命我拟写诏草，文辞说：“你凭清静而知未来，凭智慧而能藏往事；想到从前的话已经得到验证，而众多事务正处于关键之际。远远想念你的仙姿，特意勤劳驿传使者；希望你欣然前来，暂时辞别幽静安适之乡，倾尽你的胸怀，再来讨论细毡之上的事务。” 至元十四年丁丑，春二月初一日庚申，我被授为翰林待制。这一天，前往翰林院供职。这是为春季干旱而颁布的禁酒诏书。汉代曾赐予大酺，年年有固定的次数；周代申明文诰，郑重告诫不可无度。何况没有什么比酿酒更浪费粮食，嗜酒之人依法应当不予赦免。近来因为春旱，朝廷议论上奏，应该禁止市场卖酒，以增加百姓的粮食。朕准许这一奏议，实在是为了使百姓富足。自今年某月某日起，民间不得酿造酒醴，使其暴殄天物，严重损伤时令的和气。特此诏示，想来应当知悉。这是为春季祈雨所作的青词。伏想万物共同生长于天地之间，万物的养育必定依靠上帝之力；皇天以一德保佑天命，精诚可以感通高远的上天。近来时雨失常，秋季播种无法进行，想到无辜的百姓将要遭受接连而来的灾害，便反省自身、修治政事，希望能够挽回上天的怜悯。因此借雩祭之礼，隆重建立灵坛。伏望列位圣祖垂施仁慈，九天降下鉴察，改变阴阳通常的运行规律，施展造化的玄妙机理；下令丰隆降雨，普降甘霖，使南亩的枯槁禾麦复苏，在东郊播种嘉谷，一洗昏暗的尘霾，使生机普遍得到滋润。这样岂只是大大赐福于三农，使他们免除失业的忧患，也能嘉惠各方，使高大的粮仓共同享有丰年之庆。同诸公在玉堂观看张九龄等人的诰文。其词说：门下：春秋之义尚且重视卿大夫的才能，王国能够成为支柱，没有什么比宰相之位更重要；要增加他的命秩，必先端正他的名位。中奉大夫、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文阁学士、赐紫金鱼袋、上护军裴耀卿；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兼修国史、赐紫金鱼袋、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张九龄；他们都有经世济民的才能，足以成为百官的表率。正议大夫、检校黄门侍郎、赐紫金鱼袋、上柱国李林甫，有如泉源般的智慧，承继并发扬前人的事业。

译既然在枢密方面声望显著，又以亲近贤能者为首，确实能够使所统辖的群臣信服，岂只是今日需要咨询而已；因此凭借多年历练和考选，国家的权柄有所依赖，国家礼制得以清明，应该称为鼎臣，置于朝廷廊庙之中。裴耀卿可授银青光禄大夫、守侍中、学士，功勋照旧；张九龄可授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功勋和封爵照旧；李林甫可授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功勋照旧。主管者施行。开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上面使用尚书吏部印五颗，制书准许下发。旁边用小字写明某月某日某时、都事某、左司郎中【缺】；后来又写细官衔。宰相和部官并列，去掉姓只写名，名字写大字，署名为：尚书左丞相；金紫光禄、守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修国史、上柱国、徐国公嵩；吏部尚书、上柱国、武都县开国伯暠；朝请大夫、检校吏部侍郎、上柱国豫；吏部侍郎；朝议大夫、守尚书左丞、赐紫金鱼袋挺。其后书写年月日，印章同前，位置稍低；又以细官衔写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 学士、知院、兼修国史、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臣张九龄宣读说：中书侍郎、朝议大夫、中书舍人、内供奉、集贤院修撰、上柱国臣徐安贞奉行；又以高行小字写：银青光禄大夫、守侍中、弘文馆学士、上柱国臣耀卿；黄门侍郎、朝请大夫、给事中、内供奉臣昱等上言：再用大字，与官衔平头书写，制书如右，请奉行制书，交付外署施行，谨此上言。又用大字与前文平行书写告身，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兼修国史、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张九龄奉到上述制书，文书到达后奉行。自“告”字以下写成五行，使用印二十九颗，唯独“制”字上方留空，之后再与前文平头书写。书郎中恽用小字书写，都事懐琛任主事，令史王烈书写，令史姚元书写。开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印，和前面相同。告身用柿黄色斗底绫做成卷，共七幅，上下约一尺。有人说，曲江张九龄与李林甫相通，竟把二人合写在一份任命文书中，嫌这样会使鸾鸟和枭鸟聚在一起、劣马和骏马同槽。我说：帝尧在上时，咎繇、皋陶也曾与驩兜、鲧同列，恐怕古来就有难以完全避免的情况，关键只在于明君能辨别贤与不肖，决定任用或不用。然而唐朝自开元以后，张九龄终于被罢免，而李林甫做了宰相，治乱的分界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二月壬戌，题为《唐李绅拜相》【后有徽宗御书押】。门下：振兴教化、达到治理，必须依靠砥砺人才的功效；接受规劝、匡正过失，实在依赖辅臣将事理说明。若不是才能足以胜任、人中豪杰，道德足以成为当世宗师，胸怀经世济民的宏大谋略，素来拥有位居台阁的声望，那么凭什么使朕重视他，并得到众望所归？应当由最为公正的人推举，来完成此项任命。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李绅，禀性清正刚强，气度平和肃穆，具有金石般正直的本性，挺立着松桂般坚贞的姿态；通晓古今，思虑周密，能察知细微隐情；文思如泉涌，洞悉学海的波澜；智慧之刃高高挥动，如同森然武库中的兵器；立身中正而不偏倚，方正严肃而少有党徒。长庆一朝，对他的委任和知遇达到了极点：入朝参与机密，出外总领纲纪；对于王道政教，多有润饰之功，对于国家法纪，著有整肃清明的声誉。等到担任掌管土地户籍的职务，更加显明了调和节制的适宜；而且宠辱不惊，得失一视同仁；在河洛留下神明般的政治功绩，在浚郊扩展将帅之谋略。他的谋略使威令传播于军队，豪强狡黠者销声匿迹，恩惠遍及辖境，疲弱之民得以休息，风俗改变而富足安定，百姓都懂得礼义。近来朕赐给他显要的职位，把他调换到雄强的藩镇；那里处在淮海的要冲，控制着舟车往来的都会。论防御形势的高峻，众人都认为没有超过朕的判断。朕恭敬地把国家大业放在心上，日夜梦寐求得贤良辅弼，如今你正好承担这个重任，果然符合朕的虚心求贤。你应当登上台席的崇高职位，严密掌管中枢机密。对外要使华夏安定，对内要勤勉抚恤百姓；看待同列大臣，应当像埙篪相互和鸣一样，期望君臣关系如鱼得水。不要让仲山甫补缀衮服，只在《周诗》中独自获得美誉；也不要让汲黯匡正时政，曾经只在汉史中受到推崇。恭敬地遵循训典，往后尤其要戒慎啊。可授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功勋、封爵照旧。主管者施行。会昌二年二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共用印五颗，印文就是尚书吏部之印。旁边靠下写小字官衔：中书令其次，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臣珙宣读；中书舍人臣孔温业奉行；又用高行书写，与告文齐平。细官衔写：侍中其次，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臣德裕其次，给事中臣泰章等上言。用大字书写，与细官衔齐平。制书如上，请奉行制书，交付外署施行。谨此上言。会昌二年二月某日，印文同前。用大字平行书写。制书准许下发，用小字书写月日。当时都事和左司郎中又用高行书写，与“制可”二字齐平。小字官衔写：吏部尚书其次，吏部侍郎其次，尚书左丞以上都缺。后来用大字与官衔平头书写：“告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李绅。”奉到上述制书，文书到达后奉行。自“告”字至“行”字使用印十九颗，全部留空“制”字，之后再平行书写。司勋郎中判署懿用小字书写官衔：书主事其次，张弘亮其次，令史杨温其次，书令史；会昌二年二月某日下印，和前面相同。徽宗御押说：恭敬阅读《太祖皇帝实录》，其中记载伪蜀李昊自称是李绅的后代，在孟昶时做到司空、赵国公。当时孟昶与江南通好，派他的臣子赵季札出使景国。季札回来后得到李绅在唐武宗朝由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的告身，带来送给李昊。李昊想夸耀此事，便结彩装饰成楼，把告身放在其中，穿着朝服在前面引导，让各种歌伎乐工混杂演奏歌舞，迎回自己的府第；随即召集将相大臣宴饮，又用帛二千匹答谢季札。

译详细查看这份告身，正是李昊所夸耀的那一份。然而从武宗直到今天已经三百年了，假如有人以忠诚、诚信和功业闻名于当时，有些东西未必一定要依靠金石才能长久坚固，难道不值得勉励吗？因此节录文辞来记载其实际内容。后面有“复古殿宝”四字，上面盖御书之宝。又有范仲淹、富弼、吴中复、韩缜、王汝已于未季秋在承旨东厅观看。先儒评论汉人，说汉人的大纲正确而细节不完备；唐人大体完备而且纯正，说的就是这类制书。秋涧说。洛阳竹斋先生李得之说：制诰有两种体裁不同，宣辞必须用散文，诰辞才使用四六文。如今宣词都写成四六文，这是不对的。因为宣是君王亲自晓谕，诰则是承奉诏敕而执行公文。例如蔡正甫替道陵写谕告孟宗献的词说：“朕刚刚即位，诏令有关部门选取天下士人。你从乡试选拔直到殿陛考试，四次成为举人之首，若不是才能高、学问博、见识优长，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如今提升你担任北门应诏的职务，朕待你并不薄。然而君子立志在于远大，不要以此自满，你应当努力啊。”又谕告沁州刺史李楫说：“有关部门认为按你的资历还不应当得到郡守之职，朕因为了解你最久，爱惜你应对专一、详明，进退举止审慎得当，所以有这次任命。你应当尽力把民政办成，以符合朕的心意，你要努力。”这就是宣辞。至于诰辞，如狄梁公、颜少师、李文饶等人的诰词，唐人纯用四六文，这才是诰辞。他又说：“知制诰是三字的文学之臣，所以唐诗有‘三字词臣求识面，九重天子望低颜’的句子。”得之先生名国维，是淄川人。浮阳王頔，字文叔，说道：起初鹿庵先生奉敕定撰赵秘书先世碑文，刚刚写完，先生转车经过崇宁里来拜访我，迎面看他仿佛面有喜色，不知是什么缘故。坐定以后，他拿出这篇文章，读到其中的议论。唉！古人有句话说：“风霜能够辨别草木的本性，危乱能够显出忠贞善良之士的节操。”危乱的时代常常有，但能够保全节操、为义而死的人却不是常常可以得到；有时相隔数百年，有时相距数千里，才偶然出现一两个。唯独赵氏一门之中，父子兄弟竟有四个人，真是值得尊崇啊！过去比干在殷朝尽忠，却在周朝受到封赏；尧君素向隋朝竭尽节操，唐太宗为他写文祭祀。天下的善本来就是一回事，圣人一视同仁，难道会有彼此之分吗？如今赵氏父子兄弟都忠于金朝，而圣明天子为他们立碑；圣上的深厚心意和睿智鉴察，大概正与唐太宗、周武王的心意不谋而合。我恭敬地颂扬这美好的诏命，并把它系在铭文之后。先生不知不觉亲自读了两遍；公的气质修养一向深厚，而且又有这种表现，想来是因为自己得到满足，文中用事贴切恰当，所以高兴。由此才知道，文人的气习到了得意之处，便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这是古今共同的情形。又记载吕逊曾经谈到赵著；吕鲲以诗名闻于燕朔之间，二人都出自耶律相的门下。虎岩每得到一联诗或一首咏诗，就把帽子提起来扔到几案、山垄之间，旁边的人说：“不知道李白、杜甫平时要浪费多少顶帽子。” 听到的人都笑得捧腹。待制杨恕，字诚之，是金朝的文献名臣。杨尚书之子常常谈到，他父亲在正大年间所陈奏的议论，说：“我曾间或读到圣旨中的节文，六品以下官员有请求入见、到登闻检院进奏帖的，圣上的训示广大，大概是要广泛询问、兼听博览，以穷尽臣下的智慧。我实在愚昧，没有奇妙的谋略和长远的防备，仰望能够对圣听有所补益于万一；只是选取当今最为急切的事情，列为两项来陈述：一是简选士卒，二是治理财货。简选士卒的意见又有三条：一是选取人才，二是招募愿意从军的人，三是括取驱使丁壮。治理财货的意见又有两条：一是纳官时听从民间便利，二是可以罢除和买。请先说简选士兵的意见。我去年在乡里，看见简选士卒时，不按人的才干优劣区别等次，却按财力多少排列先后，所以得到的富民子弟，都是生长在衣食丰裕之中，平时居家有仆役供使，出行则骑着肥壮的牲畜，从未熟悉天下劳苦之事。让他们背负斗、区那样的重物，徒步走几十里就疲惫跌倒了，何况能披坚执锐，作为我军前锋迎战吗？仓促之际，他们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正好成为我军的累赘，还不如不用他们。就今天的情况来说，不如实行三种办法来简选士卒，这样或许就可以使用了。什么叫选取人才？十个人聚在一起，其中必定有一个是强健出众的，在千万人中也是如此。如果把各州县的成年男子总括起来，不以财力多少排列先后，只求身躯强壮勇敢，那么选得的全都是能够作战的人。什么叫招募愿意从军的人？天下百姓中，空闲游荡、无所事事的人非常多，平日无事就逞强欺人，依仗无赖而犯法；其中有些果敢强健、奋勇而不顾性命，是良民所不能达到的。如果他们愿意自愿从军，再加上布帛赏赐，招募他们成为士兵，那么所得的全都是乐于作战的人。什么叫括取驱使丁壮？天下的奴仆，从孩童到壮年，备尝勤劳艰苦之事，他们的筋骨体力所熟悉承受的，奔走负重所习惯的，哪里是常人所能相比？如果选出其中才干胜过披甲武士的人，免除其本房的贱籍，让他们成为士兵，那么所得的全都是能战斗的人，而且有乐于作战的心。这样简选士卒，与那些身体柔弱而不能作战、怯懦而不愿作战的富民子弟相比，差距难道不是很大吗？”我请再说治理财货的意见。我私下看到，几年前北方边境有战事时，天下钱钞到处堵塞不通，交钞库不胜其多地兑换，甚至要让巡逻士卒拿棍棒用力维持秩序才应付得过来。

译那时，小民有迁徙艰难的困苦，商旅有无法通行的弊病；近年以来，这种情况渐渐没有了。造成这种弊病，只是因为收取太多。如今南方边境兴兵作战，支用供给非常繁多，户部便每天增加印钞的数量，以救眼前的急需。然而发出的钞票正在到来而且没有穷尽，收入却年年增加有限。用有限的收入来应付无穷的支出，钞法早晚会不通。就今天的办法来说，不如实行两项措施来治理财货，这样或许可以使钱钞不滞塞。什么叫纳官从便？国家担心钞票不流通，不如钱币流通方便，所以各院务应缴纳的课税，都让他们用钱币缴入，这个办法本来很好。但如果限制道路区域，又拘束缴纳比例，那么收进的钞票就太少了。已经收了大半钞票，我还说它少，确实是担心以后发行的钞票太多。假如凡是缴入官府的数额，银、钱、钞三种都听凭百姓方便，或者全部用银、钞缴纳也听从，那么三者的价格就会保持平衡而不偏斜，钞法也会流通。这就目前的行情来说，银价不及钱钞，每两银子相当于一千三百文钱。如果纳税听从民便，那么用银缴纳的人多，银价便会同钱钞相当。这是征收的方法。知道怎样收取，也不可不知道怎样支用。我私下看到，国家向百姓征取的，有称作和买的，有称作和雇的，只徒然享有这些美名，却不探究其中实际的利害。和雇、和买实际上有损于财物，对百姓没有补益，反而正好成为吏卒谋利的途径。况且征敛的期限正紧，州县官用鞭打刑罚，在仓促之间办理；小民奔走听命还来不及，所以只得拿出数倍的价钱来满足上面的要求，惶恐不安，只以不被州县治罪为幸。国家怜悯小民这样劳苦奔走，因而出钱补偿他们，本意当然是好的。无奈州县官中精明能干的很少，胥吏、乡保、里正、主首之类趁机作奸，官府给付的价钱真正到贫民手中的，十份只有两三份；这样一来，官府实际有耗费损失，百姓却没有得到宽益。今天的办法，不如废除和雇、和买的虚名，凡是有征敛，只按贫富多寡的数额查验后平均分摊，百姓不必先出钱再等补偿。国家正处在事务繁重的时候，即使按户征赋、按人口征敛，也不算过分，何必拿出国库中不够支出的财物，想用来补益本应纳赋的百姓，却一定要冠以和雇、和买的名目呢？而且就括取马匹一事来说，前年向百姓征取马匹时，已经议定要给价钱；今年所括取的马如果又补偿价钱，那么所费就不可估量了。何况养马的都是有余力的人家，等到南方平定以后再补偿他们，也还不晚。至于边境攻守的防备和兵家的奇正之术，本来不是我这个愚臣所能了解的。即便如此，我私下推测，宋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没有名义的举动，是因为他们在上面没有奇谋秘计可以动摇中原，只是过分听信逃亡者的话，以为他们的军队早晨出发，我方百姓晚上就会响应。然而交战以来，他们所经过的地方都遭到失败，我方百姓的心安然不动，这说明他们一向自负的狂妄狡诈的智谋已经穷尽了。等到秋高马肥以后，击鼓进军，淮南便可以挥鞭而平定。不过，我私下还有忧虑过度之处：国家所要考虑的，不在于还没有得到淮南之前，而在于得到淮南以后。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得到淮南后，长江南北都成为战地；再向前推进，就要在舟楫之间争夺胜负，我们强弓射穿力强的士卒，无法环绕敌军发射，飞骑驰骋践踏的脚力，也不能望见风势就纵横奔驰。到那时，宋人据江设防屯驻，暗中在淮水布置军队，切断我军粮道，或者决开河水来蓄淹淮南之地，那么我军应当怎样应对？假如他们想不到这一计策，那当然很好；如果他们能够用出这一计策，圣明的君主难道能不预先同几位大臣谋划吗？虽然临敌时要根据情况制宜，千变万化，但像臣子所说的这些情形，君上应当先有成算。我愚昧狂妄而又盲目，不懂得国家的大计，冒昧陈述这些意见，内心极其恐惧，等待治罪。当时每逢集会之日，讲读整理有关平定宋朝事迹的若干编类，其中有两三件显著的机谋，大多归功于贾、杨二人。安藏心中不能平衡，甚至说：“鹿庵先生徐徐说道：‘怎么能容许将来修撰正式史书时，竟遗漏这些事情？’从繁杂取为简要，也是不得不这样做。”安公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并且认为编修史书体例要点安排得很恰当。题为《花光梅后语》。蜀地僧人超然，字仲仁，居住在衡阳花光山，躲避靖康之乱时住在江南柯山，与参政陈简斋并舍而居。山谷所说的“研墨作梅，超凡入圣”的技法，应当冠绝四海而名扬天下。他曾有“移船来近花光住，写尽南枝与北枝”的句子，由此可以想见他的丰神气度。云梦赵复题说：“像王谢家的子弟倒下帽子、落下佩饰，举止歪斜，自有一种风味。”这大概是前金高丞相家旧藏的四幅画，题为《暗香》《疏影》《溪雪》《春风》；如今《溪雪》已经失去，现被宋子玉收藏。古代妇女没有谥号，即使是尊贵的后妃，也只跟随她们的姓氏称呼。到了东汉显宗，才开始给阴后加谥号，从此遵循成为定制。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即事》中有诗说：“一院有花春昼永，四方无事简书稀。”我所作《夏日玉堂即事》也有两首绝句：“浓阴覆盖槐树屋舍和闲庭，静得仿佛蓝田县的政事简少。细草近来因春雨过去，映着台阶、侵入门户，一时都变青。白日渐长，我在玉堂的庐舍上值班，思绪进入闲云，任其舒卷。重新处在圣明时代却难以再遇，平白地羞于老在蠹鱼侵蚀的书中。” 颁赐高丽历日诏【以下云云】：只有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才能形成一年。从侯、甸、男邦、采、卫等各地，大家都希望文字制度相同。这是高公学士所作的词。古墓中的玉器，如果带有血色而且清润，大概是尸体被水银熬炼了血液，水银能够浸渍尸体。所谓沁色，大概是尸体的膏油浸入玉器所致。玉器用手擦拭发亮，如果衬出一层白晕，就是尸沁。《秋涧集》卷九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秋涧集》卷九十四。元王恽撰。《玉堂嘉话》卷之二。观赏古玉器，应当辨别它是刀刻还是碾刻。刀刻为上品，碾刻与刀刻相差很远。丞相史公曾经收藏太康墓中的玉环，名叫“泥湫龙”，是用昆吾刀刻成的。研磨李廷珪墨的方法。商台符曾说：我从前抄合万户用聚星玉版砚研磨李廷珪墨，请木庵写字，砚台被墨磨出了痕迹。木庵急忙制止我说：“使用李氏墨有方法：如果要用一分墨，先按相应的分量用水浸泡，隔一夜后再研磨，这样才不会损伤砚台。” 谈论砚台，先看它的石质是粗还是细、干枯还是润泽，不一定非要有砚眼。砚石细腻滋润，看上去有紫色光芒而且不拒笔，就是端砚中的佳品。观画应当先看它的气韵，其次看神采，画笔又在其次。使用漆点眼睛、朱砂和红色石绿颜料的，都是唐画。我曾经观赏阎立本《老子西升》，就是这样。许鲁斋说：“古人读《汉书》都有传授，否则其中有些地方很难理解，难道说的是律历、天文之类吗？” 太康墓，有人说是汉梁孝王墓，有人说是晋何曾墓。根据地理和墓中物色考察，恐怕都不是。我从前和吴教授在真定相会，因而谈到这件事。吴教授说：“这是晋司马文王的陵墓。”我问：“有什么根据？”吴说：“从前我居住在太康时，墓前有庙，叫晋文王祠。即使田夫野老，也都称他为文王。后来发掘出龟趺，龟趺上都有‘南征并寿’几个字。按照史书考察，文王曾多次南征，难道真是这样吗？”鹿庵先生说：“《前汉书》列传中有许多写得很好的篇章，如果在后面插入一篇铭词，篇篇都可以成为碑表墓志。作者看到这里，就足够了，不必再寻求其他办法。”曹南湖也曾谈过作铭辞的法度，说假如一个人有几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就选取其中最重要的来论述。等到详细考察《史记》《汉书》的论赞，其源头大概就出在这里。苏轼的诗即使只有二十个字，也都包含极为重大的议论。欧阳修的文章尊崇经义而重视体格，在中和之中蕴含精神。鹿庵说：“文章贵在有自己的心得，不蹈袭前人的一句话。有人说只取前人的意思而不取前人的文辞，我恐怕这样最终还是在踩着别人的脚印走。不如孟轲，他的每一个字都保存着经世治国的大法，文辞庄重而且有神采。” 南湖又说：“没有《庄子》，就无法使辩论雄健；没有《离骚》，就无法使气韵清正。” 我曾经向先生询问匡衡的宰相功业，先生说：“你认为怎么样？”我回答：“他的学术有余，但忠诚耿直不足。”先生点头表示赞同。地震的解释。《国语》记载伯阳父说：“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阴气逼迫而不能上升，于是发生地震。”孔晁说：“阳气潜伏在阴气下面，被阴气逼迫，所以不能上升而达到震动。大地之道本来安静，反而发生震动，就是异常。”《灵台秘苑》又说：“大地本于阴气而生育万物，它的形体极为厚重，它的德性极为安静，本来稳定而不动。如果突然震动，这叫臣下强盛。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阴气逼迫而不能进入，是阴气有余。若外戚专擅权力，后妃专掌政事，土地就会出现异常。小人居于下位而得势，有人谋乱并使百姓受到扰乱，地震就发生在相应的分野。兵事多、饥荒发生；如果震动出现在宗庙宫廷，或者震动起来而不停，是国家有叛臣，谗佞之人一齐进用，大臣屡次变动，诛罚不合乎道理，上下不能相亲。有时政权掌握在女子手中，有时秋季施行冬季的政令，土地就会裂开。如果裂开并发出声响，四方不得安宁。土地突然陷落，是臣下专权、百姓离散，也表示失去土地。如果有火燃烧，火是阳气的精华，土地是阴气的主宰；土地如果燃烧，就是越过阴气的道路而施行阳气的政令，是受到损伤而不能胜任的征象，臣下专横放肆，最终也会自取祸害。如果土地突然生出毛发，是金失去了本性，人将要遭受劳役。” 汉代应奉又说：“人的气在体内逆乱，就会感动天地；天的变异表现在星象和气候上，地的变异表现在日蚀和奇异事物上。震动，是阳气施展它的精气，阴气施展它的形体。就像人有五脏六体，五脏象征天，六体象征地，所以五脏有病，气色就显现在脸上；形体有病，欠身、伸懒腰等动作就显现在容貌举止上。”前代术士于是把日辰分配给各国土地，用来占验；年、日、月、时辰以及灾异出现的地方，都采用这种方法。又有只把日时相加来占验的。汉成帝建始三年发生日蚀、地震，杜钦说：“恐怕是后宫的事。为什么这样说？日蚀发生在戊申日，时辰为未，戊、未都属土。土是中宫所属的区域。当天夜里地震，震中在未央宫殿中。如今本朝大臣没有不安分的人，外戚没有心怀乖戾的人，诸侯没有势力强大的国家，四方没有违背正理的行为，这一定是嫡妾之间将有人争宠而互相伤害。”这种方法规定：甲对应齐，乙对应海外东夷，丙对应楚，丁对应江淮、南蛮、海岱，戊对应韩、魏、中州、河济，己对应韩、魏，庚对应秦，辛对应华山以西的国家，壬对应燕、赵、卫，癸对应常山以北的北方国家；子对应周，丑对应狄、魏，也主管辽东，寅对应赵、楚，卯对应郑，辰对应晋、邯郸、赵，己对应卫，午对应秦，未对应中山、梁、宋等国，申对应齐、晋、魏，酉对应鲁，戌对应赵、吴、越，亥对应燕。天空发出声响，君主会惊惧忧虑，百姓会劳苦失所。那土地，五福星在什么地方，每年都必须有一件事获利；大斿星三十六年轮换一次，十二年主管天，十二年主管地，十二年主管人；小斿星三年轮换一次。大斿星所在之处，天像睁开了眼；小斿星所在之处，人会相互吞食。以上都是东平占星家刘明的说法。日月的直径是一千里，周长是三千里。怎么知道呢？回答说：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以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来考察，就可以知道了。周公用阳城的土圭测量太阳，距离王城四面每一千里，日影就减少一寸。凡是观察日蚀，可以在窗缝之间把纸穿成钱币大小的孔，取日影来观察，就能看出日蚀的多少。东边亏缺，西边就能看见；西边亏缺，东边就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