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医藏景岳全书三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医藏 · 已译 · 第 16–25 段

以形证言之,则目光精彩,言语清亮,神思不乱,肌肉不削,气息如常,大小便不脱,若此者,虽其脉有可疑,尚无足虑,以其形之神在也。若目暗睛迷,形羸色败,喘急异常,泄泻不止,或通身大肉已脱,或两手寻衣摸床,或无邪而言语失伦,或无病而虚空见鬼,或病胀满而补泻皆不可施,或病寒热而温凉皆不可用,或忽然暴病,即沉迷烦躁,昏不知人,或一时卒倒,即眼闭口开,手撒遗尿。若此者,虽其脉无凶候,必死无疑,以其形之神去也。

再以治法言之,凡药食入胃,所以能胜邪者,必赖胃气施布药力,始能温吐汗下以逐其邪。若邪气胜,胃气竭者,汤药纵下,胃气不能施化,虽有神丹,其将奈之何哉。所以有用寒不寒,用热不热者,有发其汗而表不应,行其滞而里不应者,有虚不受补,实不可攻者,有药食不能下咽,或下咽即呕者。若此者,呼之不应,遣之不动,此以脏气元神尽去,无可得而使也,是又在脉证之外亦死无疑者。

虽然,脉证之神,若尽乎此,然有脉重证轻而知其可生者,有脉轻证重而知其必死者,此取证不取脉也。有证重脉轻而必其可生者,有证轻脉重而谓其必死者,此取脉不取证也。

取舍疑似之间,自有一种玄妙。甚矣,神之难言也。能知神之缓急者,其即医之神者乎。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君火相火论(十三)

余向释《内经》,于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之义,说固详矣,而似犹有未尽者。及见东垣云:相火者,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丹溪亦述而证之。予闻此说,尝掩口而笑,而觉其不察之甚也。由此兴感,因再绎之。

夫《内经》发明火义,而以君相明位四字为目,此四字者,个个着实,是诚至道之纲领,有不可不阐扬其精义者。亦何以见之?盖君道惟神,其用在虚;相道惟力,其用在实。故君之能神者,以其明也;相之能力者,以其位也。明者明于上,为化育之元主;位者位于下,为神明之洪基。此君相相成之大道,而有此天不可无此地,有此君不可无此相也,明矣。

君相之义,岂泛言哉!至若五运之分,各职其一,惟于火字独言君相,而他则不及者何也?盖两间生气,总曰元气,元气惟阳为主,阳气惟火而已。第火之为用,其道最微,请以火象证之。如轻清而光焰于上者,火之明也;重实而温蓄于下者,火之位也。明即位之神,无明则神用无由以着;位即明之本,无位则光焰何从以生。故君火之变化于无穷,总赖此相火之栽根于有地,虽分之则一而二,而总之则二而一者也。此君火相火之辨。凡其为生化,为盛衰,为本末,重轻攸系,从可知矣。人生所赖者惟此,故《内经》特以为言。

然在《内经》则但表其大义,原无分属之条,惟《刺禁论》曰:七节之傍,中有小心。

此固隐然有相火所居之意。故后世诸家咸谓相火寄在命门,是固然矣。然以予之见,则见君相之义,无藏不有。又何以辨之?盖总言大体,则相火当在命门,谓根在下,为枝叶之本也。析言职守,则脏腑各有君相,谓志意所出,无不从乎形质也。故凡以心之神,肺之气,脾胃之仓廪,肝胆之谋勇,两肾之伎巧变化,亦总皆发见之神奇,使无其地,何以生此?使地有不浓,何以蕃此?此皆从位字发生,而五脏各有位,则五脏亦各有相,相强则君强,此相道之关系,从可知矣。故圣人特命此名,诚重之也。而后人指之为贼,抑何异耶!此万世之疑窦,故予不得不辨。

或曰:是若谬矣。第彼之指为贼者,亦有深意。盖谓人之情欲多有妄动,动则俱能起火,火盛致伤元气,即所谓元气之贼,亦何不可?予曰:此固邪正之歧,最当明辨者也。夫情欲之动,邪念也,邪念之火为邪气。君相之火,正气也,正气之蓄为元气。其在身家,譬之产业,贤者能守之。不肖者能荡之。罪与不罪,在子孙之废与不废,基何与焉?相火之义亦犹此耳。夫既以相称之,而竟以贼名之,其失圣人之意也远矣。且凡火之贼伤人者,非君相之真火,无论在内在外,皆邪火耳。邪火可言贼,相火不可言贼也。矧六贼之中,火惟居一,何二子独知畏火,其甚如是,而并昧邪正之大义,亦何谓耶?予闻其言,固知其错认面目矣,不觉因而失笑。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先天后天论(十四)

人生于地,悬命于天,此人之制命于天也。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此天之制命于人也。天本无二,而以此观之,则有天之天者,谓生我之天,生于无而由乎天也;有人之天者,谓成我之天,成于有而由乎我也。生者在前,成者在后,而先天后天之义,于斯见矣。故以人之禀赋言,则先天强浓者,多寿;先天薄弱者,多夭。后天培养者,寿者更寿;后天斫削者,夭者更夭。

译从形体和症状来看,如果目光明亮有神,说话清楚响亮,精神思维不乱,肌肉没有消瘦,呼吸如常,大小便没有失常,像这样的人,即使脉象有可疑之处,也还不必过分忧虑,因为他的形体中仍有神气。如果双目昏暗、眼神迷乱,形体消瘦、面色败坏,气喘急促异常,泄泻不止;或者全身大块肌肉已经脱失;或者两手不停地摸索衣服和床铺;或者没有邪气却言语错乱;或者没有疾病却恍惚看见鬼怪;或者患有胀满,补法和泻法都不能施用;或者患有寒热,温法和凉法都不能使用;或者突然暴病,立即陷入沉迷烦躁、昏昧不识人的状态;或者突然昏倒,眼睛闭合、口张开、双手撒开并遗尿。像这样的人,即使脉象没有凶险的表现,也必死无疑,因为他的形体中神气已经离去了。再从治疗方法来说,凡是药物和食物进入胃中之所以能够战胜邪气,必须依靠胃气输布药力,然后才能用温、吐、汗、下等方法驱除邪气。如果邪气强盛而胃气已经枯竭,即使汤药勉强服下,胃气也不能运化和发挥药力;即便有灵丹妙药,又能把它怎么样呢?所以会出现应用寒凉药却不能产生寒凉作用、应用温热药却不能产生温热作用的情况;也会出现发汗而表邪没有反应、疏通积滞而里证没有反应的情况;还会出现虚证不能接受补法、实证却不能使用攻法的情况;以及药物和食物不能咽下,或一咽下就呕吐的情况。像这样的人,呼唤他没有反应,驱使他也不动,这是因为脏腑之气和元神都已经离尽,再也无法使其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即使不看脉象和症状,也同样必死无疑。不过,脉象和症状中所体现的神气,难道全都只在这些方面吗?有时脉象沉重而症状较轻,可以知道病人能够存活;有时脉象较轻而症状严重,可以知道病人必死;这就是取症状而不取脉象。有时症状严重而脉象较轻,却断定病人一定能够存活;有时症状较轻而脉象沉重,却认为病人必死;这就是取脉象而不取症状。在取舍和辨别疑似情况之间,自然存在一种玄妙的道理。神气实在是难以说明啊!能够知道神气缓急变化的人,大概就是通晓医道之神妙的医生吧。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君火相火论(十三) 我以前解释《内经》“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的含义时,论述已经很详细了,但似乎仍有未尽之处。后来看到东垣说:“相火,是下焦包络之火,是元气的贼。”丹溪也转述并加以论证。我听到这种说法,曾经掩口发笑,觉得他们实在太不明察了。因此有所感触,于是再次推究阐释这个问题。《内经》阐明火的意义,以“君”“相”“明”“位”四字作为纲目;这四个字个个都有确实的含义,实在是至高医道的纲领,不能不阐发宣扬其中的精义。这一点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君道以神为本,它的作用在于虚灵;相道以力量为本,它的作用在于有形有实。所以君火之所以能够发挥神妙作用,是因为它具有光明;相火之所以能够发挥力量,是因为它有所居之位。光明在上,主管化育,是化生万物的根本主宰;居位在下,是神明发挥作用的广大根基。这就是君火与相火相互成就的大道理;有这样的天,不能没有这样的地;有这样的君,也不能没有这样的相,这一点很清楚。君火和相火的意义,难道是可以泛泛而谈的吗?至于五运各自分掌一职,为什么唯独对火说君火、相火,而其他各运却不这样说呢?因为天地之间的生气总称为元气,元气以阳气为主,而阳气归根到底就是火。只是火的作用,其道理最为微妙,请用火的形象来说明它。像轻清上升、在上方发出光焰的,是火的光明;像厚重充实、在下方温暖蓄积的,是火的居位。光明是居位所产生的神妙作用;没有居位,神妙作用就无从显现;居位是光明的根本;没有居位,光焰又从哪里产生呢?所以君火无穷无尽的变化,总要依靠相火扎根于有形的基础;两者分开说是一个分成两个,合起来说则是两个合为一个。这就是君火与相火的区别。凡是生化、盛衰、本末以及轻重等关系,都由此可以知道。人的生命所依赖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内经》特别对此加以论述。然而《内经》只是揭示了它的大体意义,原本没有分别归属的条文,只有《刺禁论》说:“第七节脊骨旁边,里面有小心。” 这句话确实隐约含有相火所居之处的意思。所以后世各家都说相火寄居在命门,这样说本来是对的。但是依我的看法,君火和相火的意义,五脏之中没有一脏不存在。这又应当怎样辨别呢?从总体大体来说,相火应当在命门,意思是根在下部,那里是枝叶的根本。从分别说明职能来说,五脏六腑各自都有君火和相火,意思是人的志意和活动虽然有所发生,却没有不依从形体物质基础的。所以心的神明、肺的气、脾胃像仓廪一样的功能、肝胆的谋略和勇决、两肾的技巧与变化,都是神妙作用的具体显现;如果没有相应的基础,这些作用凭什么产生呢?如果基础不丰厚,又凭什么使这些作用繁盛呢?这些都由“位”字所产生;五脏各有其位,所以五脏也各有相火。相火强盛,君火就强盛,由此便可知道相火所起的作用。所以圣人特意命名为相火,确实是非常重视它。可是后人却把它指称为贼,这不是相差太远了吗?这是后世长期以来的疑惑,所以我不得不加以辨析。有人说:你这样说似乎错了。只是他们把相火指称为贼,也有深层的含义。他们认为人的情欲常常妄动,妄动就都能引起火;火势过盛而损伤元气,这就是所谓“元气之贼”,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说:这确实是邪火与正火的分歧,是最应当明确辨别的问题。情欲的妄动属于邪念,邪念所产生的火就是邪气。君火和相火属于正气,正气蓄积而成的就是元气。这就像一家人的产业,贤能的人能够守住它。不肖的人却能够把它败尽。罪过与否,取决于子孙是否败坏产业,难道能归咎于产业本身吗?相火的道理也正是如此。既然用“相”来称呼它,却竟然又把它称为“贼”,这与圣人的本意相差太远了。而且,凡是像贼一样伤害人的火,都不是真正的君火、相火;无论它在体内还是体外,都只是邪火。邪火可以称为贼,相火却不能称为贼。何况六种贼邪之中,火只占其中之一,为什么两位先生唯独如此畏惧火,甚至到了这种程度,连邪正的大原则也一并混淆了,这又算什么呢?我听了他们的话,当然知道他们已经把相火的本来面目认错了,不禁因此失笑。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先天后天论(十四) 人生成于大地,生命寄托于上天,这是说人的命运受上天制约。能够培植的,天就培育它。倾覆败坏的,天就使它覆灭。这是说上天也会根据人的行为制约人的命运。天本来没有两个,但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有“天之天”,即生育我的天:生命由无而生,并且源自上天;也可以说有“人之天”,即成就我的天:生命在有形基础上形成,并且取决于自身。生育生命的在前,成就生命的在后,先天与后天的含义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所以从人的先天禀赋来说,先天强盛厚实的人,大多长寿;先天禀赋薄弱的人,大多夭折。后天能够得到调养的人,长寿者会更加长寿;后天受到损伤耗削的人,夭折者会更加短命。

若夫骨骼者,先天也。肌肉者,后天也。精神者,先天也。容貌者,后天也。颜色之有辨也,苍者寿而妖者夭。嫩中有苍者吉,苍中有嫩者凶。声音之有辨也,充者寿而怯者夭。

虽细而长者吉,虽洪而促者凶。形体之有辨也,坚者寿而脆者夭。身虽羸瘦而动作能耐者吉,体虽强盛而精神易困者凶。动静有辨也,静者寿而躁者夭。性虽若急而急中有和者吉,阳虽若浓而阴中蕴薄者凶。至若少长之辨,初虽绵弱而渐长渐坚者,晚成之征也。气质之辨,少年华丽而易盈易满者,早凋之兆也。是故两天俱得其全者,耆艾无疑也。先后俱失其守者,夭促弗卜也。

若以人之作用言,则先天之强者不可恃,恃则并失其强矣;后天之弱者当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所谓慎者,慎情志可以保心神,慎寒暑可以保肺气,慎酒色可以保肝肾,慎劳倦饮食可以保脾胃。惟乐可以养生,欲乐者莫如为善。惟福可以保生,祈福者切勿欺天。但使表里无亏,则邪疾何由而犯?而两天之权不在我乎?故广成子曰:毋劳尔形,毋摇尔精,乃可以长生。至矣哉,两言尽之矣。勿以此为易而忽之。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标本论(十五)

病有标本者,本为病之源,标为病之变。病本唯一,隐而难明,病变甚多,显而易见。

故今之治病者,多有不知本末,而惟据目前,则最为斯道之大病。且近闻时医有云: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互相传诵,奉为格言,以为得其要矣。予闻此说而详察之,则本属不经而亦有可取。所谓不经者,谓其以治标治本对待为言,则或此或彼,乃可相参为用矣。若然,则《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亦何谓耶?又经曰: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也。以浅而知深,察近而知远,言标与本,易而勿及。又曰: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热者治其本。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生烦心者治其本。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先小大不利而后生病者治其本。由此观之,则诸病皆当治本,而惟中满与小大不利两证当治标耳。盖中满则上焦不通,小大不利则下焦不通,此不得不为治标以开通道路,而为升降之所由。是则虽曰治标,而实亦所以治本也。自此以外,若以标本对待为言,则治标治本当相半矣。故予谓其为不经者此也。然亦谓其可取者,则在缓急二字,诚所当辨。然即中满及小大不利二证,亦各有缓急。盖急者不可从缓,缓者不可从急。此中亦自有标本之辨,万不可以误认而一概论也。今见时情,非但不知标本,而且不知缓急。不知标本,则但见其形,不见其情。不知缓急,则所急在病,而不知所急在命。故每致认标作本,认缓作急,而颠倒错乱,全失四者之大义,重命君子,不可不慎察于此。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求本论(十六)

万事皆有本,而治病之法,尤惟求本为首务。所谓本者,唯一而无两也。盖或因外感者,本于表也。或因内伤者,本于里也。或病热者,本于火也。或病冷者,本于寒也。邪有余者,本于实也。正不足者,本于虚也。但察其因何而起,起病之因,便是病本,万病之本,只此表里寒热虚实六者而已。知此六者,则表有表证,里有里证,寒热虚实,无不皆然。六者相为对待,则冰炭不同,辨之亦异。凡初病不即治,及有误治不愈者,必致病变日多,无不皆从病本生出,最不可逐件猜摸,短觑目前。经曰:众脉不见,众凶弗闻,外内相得,无以形先。是诚求本之至要也。苟不知此,必庸流耳。故明者独知所因,而直取其本,则所生诸病,无不随本皆退矣。

至若六者之中,多有兼见而病者,则其中亦自有源有流,无弗可察。然惟于虚实二字总贯乎前之四者,尤为紧要当辨也。盖虚者本乎元气,实者由乎邪气。元气若虚,则虽有邪气不可攻,而邪不能解,则又有不得不攻者,此处最难下手。但当察其能胜攻与不能胜攻,或宜以攻为补,或宜以补为攻,而得其补泻于微甚可否之间,斯尽善矣。且常见有偶感微疾者,病原不甚,斯时也,但知拔本,则一药可愈,而庸者值之,非痰曰痰,非火曰火,四路兜拿,茫无真见,而反遗其本。多致轻者日重,重者日危,而殃人祸人,总在不知本末耳。甚矣!医之贵神,神奚远哉!予故曰:医有慧眼,眼在局外;医有慧心,心在兆前。使果能洞能烛,知几知微,此而曰医,医云乎哉?他无所谓大医王矣。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治形论(十七)

译骨骼属于先天。肌肉属于后天。精神属于先天。容貌属于后天。面色也有区别:面色苍厚的人长寿,面色浮艳的人夭折。面色虽嫩润而兼有苍厚之气,是吉象;面色虽苍厚而夹杂嫩浮之色,是凶象。声音也有区别:声音充实洪亮的人长寿,声音怯弱的人夭折。声音即使细小但悠长,是吉象;即使洪亮但短促,是凶象。形体也有区别:形体坚实的人长寿,脆弱的人夭折。身体虽然瘦弱,但动作能够持久耐劳,是吉象;身体虽然强壮,却精神容易疲困,是凶象。人的动静也有区别:安静沉稳的人长寿,躁动不安的人夭折。性情虽然看似急躁,但急躁中有平和,是吉象;阳气虽然看似充盛,但阴气内里已经亏薄,是凶象。至于从年少到年长的区别,起初虽然绵软弱小,却逐渐成长、逐渐坚实,这是大器晚成的征兆。从气质来看,少年时过于华丽而容易自满、自我满足,是早衰的征兆。因此,先天和后天都能保持完整的人,毫无疑问可以长寿到老。先天和后天都失去调养和守护的人,寿命短促,早夭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从人的作为来说,先天强盛的人不能因此自恃;一旦自恃,就会连先天的强盛也失去。后天不足的人应当知道谨慎调养;能够谨慎调养,人的作为就可以胜过先天条件。所谓谨慎,就是谨慎调节情绪和意志,以保养心神;谨慎适应寒暑,以保养肺气;谨慎节制酒色,以保养肝肾;谨慎避免劳累、疲倦和饮食失宜,以保养脾胃。只有快乐能够养生;想要获得快乐,不如多做善事。只有福气可以保全生命;想要祈求福气,千万不要欺骗上天。只要表里没有亏损,邪气和疾病又怎么会有机会侵犯呢?这样一来,先天和后天的主动权不就在自己手中吗?所以广成子说:“不要劳损你的形体,不要动摇你的精气,这样才可以长生。” 这话说得极其高明,两个方面都已经说尽了。不要因为觉得这两句话容易做到,就轻视而忽略它们。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标本论(十五) 疾病有标和本:本是疾病的根源,标是疾病发生的变化和表现。疾病的根本通常只有一个,隐伏而难以明确;疾病的变化却很多,显露而容易看见。所以如今治疗疾病的人,往往不知道辨别根本和末节,只根据眼前表现进行治疗,这是医道中最大的弊病。近来又听当时的医生说:“病情紧急时先治标,病情缓和时再治本。”这句话被相互传诵,奉为格言,认为已经掌握了治病的要领。我听到这种说法后仔细考察,认为它本来不合经典正理,但其中也有可取之处。所谓不合正理,是说把治标和治本对立起来讲,好像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实际上二者本来可以相互参照、配合使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内经》所说“治病必求其本”,又该怎样解释呢?《内经》又说:“阴阳的逆顺变化,就是标本所遵循的道理。” 从细微处推知宏大,从浅近处推知广博,可以由一个道理推知百病的危害。从浅表推知深层,观察近处推知远处,只谈疾病的标和本,虽容易却不能触及要旨。又说:先发病,后来出现气机逆乱的,治疗其根本;先出现气机逆乱,后来发病的,也治疗其根本。先出现寒证,后来发病的,治疗其根本;先发病,后来出现寒证的,治疗其根本。先出现热证,后来发病的,治疗其根本;先发病,后来出现热证的,治疗其根本。先发病,后来发生泄泻的,治疗其根本;先发生泄泻,后来又出现其他疾病的,治疗其根本。先出现热证,后来发生胸腹胀满的,治疗其表象;先发病,后来发生胸腹胀满的,治疗其表象;先发生胸腹胀满,后来出现心中烦闷的,治疗其根本。大小便不通利时,治疗其表象;大小便通利时,治疗其根本;先大小便不通利,后来发病的,治疗其根本。由此看来,各种疾病都应当治疗根本,只有胸腹胀满和大小便不通利这两种证候应当先治其表象。这是因为胸腹胀满会使上焦不通,大小便不通利会使下焦不通,不得不先治表象以疏通道路,使气机升降有其通行的途径。这样看来,虽然说是在治表象,实际上也是在治疗根本。除此之外,如果把标和本对举来说,那么治标和治本应当各占一半。所以我说,相关说法不合经典之处就在这里。然而说它也有可取之处,是因为其中涉及缓急二字,确实应当加以辨别。即使是胸腹胀满和大小便不通利这两种证候,也各有缓证和急证之分。急证不能按缓证处理,缓证也不能按急证处理。这里同样有标本之分,绝不能误认之后一概而论。如今观察世间医情,不但不懂标本,甚至也不懂缓急。不懂标本,就只看见疾病的外在表现,看不见其中的实际情势。不懂缓急,就只知道病情紧急,却不知道真正紧急的是性命。所以常常把表象当作根本,把缓证当作急证,颠倒混乱,完全失去了标、本、缓、急四者的重大原则;对于性命攸关的事情,明达的医者不能不谨慎地察明这一点。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求本论》(十六) 天下万事都有根本,而治疗疾病的方法尤其应把寻求根本作为首要任务。所谓根本,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有的是因外感致病,根本在表。有的是因内伤致病,根本在里。有的是患热病,根本在火。有的是患寒病,根本在寒。邪气有余的,根本在实。正气不足的,根本在虚。只要考察疾病因何而起,发病的原因就是疾病的根本;各种疾病的根本,总不外乎表、里、寒、热、虚、实六种情况。懂得这六种情况,那么表有表证,里有里证,寒、热、虚、实也无不如此。这六者彼此相对,如同冰与炭不能相容,所以辨别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凡是疾病初起没有及时治疗,以及误治后仍未痊愈的,必然会使病变日益增多;这些变化无不从疾病的根本产生,最不能逐件猜测,只局限于眼前的表现。医经说:各种脉象都未显现,各种凶险也没有被察觉,内外情况相互符合,不能先根据外在形态作判断。这确实是寻求疾病根本的关键要旨。如果不懂这个道理,一定只是平庸的医流。所以明智的医者能够独自察知病因,直接治疗根本,那么由此产生的各种病证,都会随着根本病因的消除而退去。至于六种情况中有许多兼夹而发病的,其中也自然有源头和支流,没有不能察明的。但虚、实二字总括前面四种情况,尤其紧要,必须仔细辨别。虚证源于元气不足,实证则由邪气有余造成。元气如果虚弱,即使有邪气也不能攻伐;但邪气不能自行解除,又有不得不攻伐的时候,这一点最难处理。只应当察明患者能不能承受攻法:有时应以攻邪作为补益,有时应以补益作为攻邪,并在补泻的轻重以及是否可用之间取得恰当分寸,这才是最完善的做法。常见有人偶然感受轻微疾病,病因病势并不严重,这时只要知道拔除病根,一剂药就可以治愈;可是庸医遇到这种情况,不是把并非痰的说成痰,就是把并非火的说成火,从四面八方罗织病因,茫然没有真正见解,反而丢掉了疾病的根本。往往使轻病日益加重,重病日益危急;祸害病人,总是因为不懂根本和末节。严重啊!医术之所以可贵在于神明,神明难道很遥远吗?所以我说:医者应有慧眼,慧眼在于置身事情之外观察;医者应有慧心,慧心在于事情的征兆出现以前便能察知。假如果真能够洞察幽微、明察细小征兆,懂得事物将起的端倪,这样才称得上医者;否则还算什么医者呢?更不用说成为大医王了。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治形论》(十七)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使吾无身,吾有何患?余则曰:吾所以有大乐者,为吾有形。使吾无形,吾有何乐?是可见人之所有者唯吾,吾之所赖者唯形耳!无形则无吾矣,谓非人身之首务哉。第形之为义,其义甚微,如言动视听,非此形乎?俊丑美恶,非此形乎?勇怯愚智,非此形乎?死生安否,非此形乎?人事之交,以形交也。功业之建,以形建也。此形之为义,从可知也。奈人昧养形之道,不以情志伤其府舍之形,则以劳役伤其筋骨之形。内形伤则神气为之消靡,外形伤则肢体为之偏废。甚至肌肉尽削,其形可知,其形既败,其命可知。然则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善治病者,可不先治此形,以为兴复之基乎。

虽治形之法,非止一端,而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所以欲祛外邪,非从精血不能利而达;欲固中气,非从精血不能蓄而强。水中有真气,火中有真液,不从精血,何以使之降升?脾为五脏之根本,肾为五脏之化源,不从精血,何以使之灌溉?然则精血即形也。形即精血也,天一生水,水即形之祖也。故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使能知此,则变化可以无方,神明自有莫测。

然用此之法,无逾药饵,而药饵之最切于此者,不过数味之间,其他如性有偏用者,惟堪佐使而已。亦犹饮食于人,凡可口者,孰无资益,求其纯正无损而最宜于胃气者,则惟谷食,类可见矣。或问余以所宜者,果属何物?余则难以显言之。盖善吾言者,必如醴如饴,而不善吾言者,必反借此为射的,以资口吻之基矣。余故不能显言之,姑发明此义,以俟有心者之自悟。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脏象别论(十八)

脏象之义,余所类于经文者不啻详矣,然经有所未及,而同中有不同,及有先同后异者,俱不可以不辨也。夫人身之用,止此血气。虽五脏皆有气血,而其纲领,则肺出气也,肾纳气也,故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也。血者水谷之精也,源源而来,而实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而灌溉一身。所谓气主嘘之,血主濡之,而血气为人之橐,是皆人之所同也。若其同中之不同者,则脏气各有强弱,禀赋各有阴阳。脏有强弱,则神志有辨也,颜色有辨也,声音有辨也,性情有辨也,筋骨有辨也,饮食有辨也,劳役有辨也,精血有辨也,勇怯有辨也,刚柔有辨也。强中强者,病其太过,弱中弱者,病其不及。因其外而察其内,无弗可知也。禀有阴阳,则或以阴脏喜温暖,而宜姜、桂之辛热;或以阳脏喜生冷,而宜芩、连之苦寒。或以平脏,热之则可阳,寒之则可阴也。有宜肥腻者,非润滑不可也;有宜清素者,惟膻腥是畏也。有气实不宜滞,有气虚不宜破者。有血实不宜涩,有血虚不宜泄者。有饮食之偏忌,有药饵之独碍者。有一脏之偏强,常致欺凌他脏者。有一脏之偏弱,每因受制多虞者。有素挟风邪者,必因多燥,多燥由于血也。有善病湿邪者,必因多寒,多寒由于气也。此固人人之有不同也。其有以一人之禀而先后之不同者,如以素禀阳刚而恃强无畏,纵嗜寒凉,及其久也,而阳气受伤,则阳变为阴矣。或以阴柔而素耽辛热,久之则阴日以涸,而阴变为阳矣。不惟饮食,情欲皆然。病有出入,朝暮变迁,满而更满,无不覆矣。损而又损,无不破矣。故曰: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此在经文固已明言之矣。

夫不变者,常也;不常者,变也。人之气质有常变,医之病治有常变,欲知常变,非明四诊之全者不可也。设欲以一隙之偏见,而应无穷之变机,吾知其遗害于人者,多矣。故于此篇之义,尤不可以不深察。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天年论(十九)

夫人之所受于天而得生者,本有全局,是即所谓天年也。余尝闻之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又尝闻之老子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余因此言,乃知失天之畀而不得尽其全者有如是。然则后天之养,其为在人,可以养生家而不以此为首务乎!故常深慨于斯,而直穷其境,则若老氏所云十中之三者,盖亦言其约耳。而三之倍倍,则尤有不忍言者,兹请得而悉之。

译老子说:我之所以有最大的忧患,是因为我有身体。假使我没有身体,我还有什么忧患呢?我则说:我之所以有最大的快乐,是因为我有形体。假使我没有形体,我还有什么快乐呢?由此可见,人所拥有的一切只在于这个“我”,而我所依赖的也只有形体罢了!没有形体也就没有我了,这难道不是人的首要任务吗?不过,“形”这个字所包含的意义十分微妙,人的言语、行动、视物和听声,难道不都是依靠这个形体吗?人的俊丑、美恶,难道不都是依靠这个形体吗?人的勇敢、怯懦、愚昧和聪明,难道不都是依靠这个形体吗?人的生死与安危,难道不都是依靠这个形体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凭借形体来交往的。功业的建立,也是凭借形体来建立的。由此便可以知道“形”字所包含的意义了。无奈世人不懂养护形体的方法,有的因情志损伤脏腑形体,有的因劳作服役损伤筋骨形体。内在形体受损,精神元气便因此消耗衰败;外在形体受损,四肢身体便因此偏废。甚至肌肉全部消瘦脱削,形体败坏到什么程度由此可知;形体既然败坏,生命的状况也就可知了。既然如此,善于养生的人,难道不应先养护这个形体,把它作为精神的居所吗?善于治病的人,难道不应先治疗这个形体,把它作为恢复健康的基础吗?虽然治疗形体的方法不止一种,但形体从阴的方面来说,实际上用精、血二字就足以概括。想要祛除外邪,不依靠精血就不能使其通利而到达;想要巩固中焦之气,不依靠精血就不能使其积蓄而强健。水中有真气,火中有真液,不依靠精血,凭什么使它们升降运行呢?脾是五脏的根本,肾是五脏化生的源头,不依靠精血,凭什么使它们得到灌溉滋养呢?这样看来,精血就是形体。形体就是精血;天一生水,水就是形体的根源。所以凡是想治病,必须以形体为主;想要治疗形体,必须把精血放在首位,这确实是医家的重要途径。如果能够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治疗上的变化就可以不拘泥于固定方法,神妙的作用自然深不可测。运用这一原则的方法,没有超过药物的;而药物中最切合这一原则的,不过几味而已,其他药物如果药性有所偏向,只能作为辅助使用。这也像人饮食一样,凡是可口的食物,哪一种没有补益?但要说性质纯正、没有损害而且最适合胃气的,还是谷物之类,这一点可以类推明白。有人问我,所说适宜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却难以公开明说。因为赞同我说法的人,必然会把它看得如甜酒、饴糖一样美好;不赞同我说法的人,反而会借此作为攻击的靶子,拿来作为逞口舌之快的依据。所以我不能公开明说,只姑且阐明这个道理,等待有心之人自己领悟。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脏象别论》(十八) 关于脏象的道理,我按照医经原文归纳说明得已经很详细了;然而医经还有没有涉及的地方,而且相同之中也有不同,以及有些开始相同后来却发生差异的情况,都不能不加以辨别。人体的功能,归根到底只有血和气。虽然五脏都有气血,但从主要关系来说,肺使气外出,肾使气纳入,所以肺是气的主宰,肾是气的根本。血是水谷精微所化生的物质,源源不断地产生,实际上由脾化生,由心统摄,由肝储藏,由肺宣发布散,由肾施行排泄,因而灌溉滋养全身。所谓气主呼吸鼓动,血主濡润滋养,血气如同人的风箱,这些都是人人共同具有的。至于相同之中的不同,则是各脏之气有强有弱,人的禀赋也各有阴阳。脏气有强弱,人的精神意志就有差别,面色有差别,声音有差别,性情有差别,筋骨有差别,饮食偏好有差别,劳作耐受有差别,精血状况有差别,勇怯有差别,刚柔也有差别。强者之中太强,是偏盛有余;弱者之中更弱,是不足。根据外在表现来考察内在情况,没有什么不能知道的。人的禀赋有阴阳之别,有的属于阴脏,喜欢温暖,适宜姜、桂这类辛热之品;有的属于阳脏,喜欢生冷,适宜芩、连这类苦寒之品。有的属于平和之脏,用温热之品可以助阳,用寒凉之品可以助阴。有的适宜肥甘油腻,非有滋润滑利之物不可;有的适宜清淡素食,只怕膻腥之物。有的气实,不适宜使气机壅滞;有的气虚,不适宜用破气的方法。有的血实,不适宜使用收涩之法;有的血虚,不适宜使用疏泄之法。有的对某些饮食有特殊禁忌,有的对某些药物特别不相宜。有的某一脏偏于强盛,常常导致它欺凌、影响其他脏。有的某一脏偏于虚弱,常因受到制约而多有忧患。有的人平素兼有风邪,必然容易产生燥;燥多,是由于血不足。有的人容易患湿邪,必然容易有寒;寒多,是由于气不足。这些本来就是每个人各不相同的地方。还有同一个人的禀赋,前后也会发生不同变化的情况:例如平素禀性阳刚,凭恃强盛而无所畏惧,纵情嗜食寒凉之物,时间久了,阳气受到损伤,阳就会转变为阴。又如禀性阴柔而平素沉溺于辛热之物,时间久了,阴液日渐枯涸,阴就会转变为阳。不只是饮食如此,情欲也同样如此。疾病有进有退,早晚不断变化;已经满盛还更加满盛,就没有不倾覆的;已经损伤还继续损伤,就没有不败坏的。所以说:时间久了,某种气势不断增加,这是事物发生变化的常理;气势增长而持续日久,便是导致夭折的原因。这些道理,医经原文中已经明确说过了。不发生变化,是常态;不经常出现的,就是变化。人的体质有常态和变化,医生治病也有常法和变法;要了解常态与变化,不全面通晓望、闻、问、切四诊是不行的。假如只凭片面狭隘的见解,去应对无穷无尽的病情变化,我知道这样遗害于人的情况一定很多。所以,对于本篇所讲的道理,尤其不能不深入审察。第二卷入集·《传忠录》(中) 《天年论》(第十九) 人从上天那里禀受生命,本来具有完整的先天基础,这就是所说的天年。我曾听岐伯说:上古时代懂得养生之道的人,能够顺应阴阳变化,调和各种养生方法,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不过度劳作,所以形体和精神都能保持协调,活尽应有的天年,超过一百岁才去世。我又曾听老子说:属于生存一类的,有十分之三;属于死亡一类的,有十分之三;人本来可以生存,却自己把行动引向死地的,也有十分之三。由这些话,我才知道,失去上天禀赋、不能享尽先天寿命的人,原来有这么多。既然如此,后天的调养全在于人自身,养生家难道能不把它作为首要事务吗?所以我常常对此深感慨叹;如果追究实际情形,那么老子所说十分之三,大概也只是概略而言罢了。而如果把这个数目加倍、再加倍,那就更有许多不忍说出的情形了,现在请让我把它们全部说出来。

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可由此而生,亦可由此而死。故凡天亦杀人,有如寒暑不时,灾荒荐至,或妖祥之横加,或百六之难避,是皆天刑之谓也。地亦杀人,则如旱潦无方,水火突至,或阴毒最以贼人,或危险多能困毙,是皆地杀之谓也。人亦杀人,如争斗伤残,刀兵屠戮,或嫁祸阴谋,或明欺强劫,是皆人祸之谓也。凡此三者,十中约去其几。再若三者之外,则凡孽由自作而致不可活者,犹有六焉。何以见之?则如酒色财气,及功名之累,庸医之害皆是也。故有困于酒者,但知米汁之味甘,安思曲之性烈?能潜移祸福而人难避也,能大损寿元而人不知也。及其病也,或血败为水,而肌肉为其浸渍,则鼓胀是也。或湿邪侵土,而清浊苦于不分,则泻痢是也。或血不养筋,而弛纵拘挛,甚至眩晕卒倒,则中风是也。或水泛为涎,而满闷不食,甚至脾败呕喘,则痰饮是也。耽而不节,则精髓胡堪久醉,阴血日以散亡,未及中年,多见病变百出,而危于此者不知其几何人矣。

有困于色者,但图娇艳可爱,而不知倾国之说为何,伐命之说为何。故有因色而病者,则或成劳损,或染秽恶,或相思之失心,或郁结之尽命。有因色而死者,则或以窃窥,或以争夺,或以荡败无踪,或以惊吓丧胆。总之,好色之人必多淫溺,乐而忘返,安顾身家?孰知实少花多,岂成瑞物,德为色胜,非薄则邪,未有贪之恋之而不招殃致败。凡受色中之害者,吾又不知其几何人矣。

有困于财者,止知财能养命,岂识财能杀人。故鄙吝者,每以招尤。慢藏者,因多诲盗。奔波不已者,多竭其力。贪得无厌者,常忘其身。顾利罔顾义,骨肉为之相残,聚敛尽膏血,贾怨所以致败。盖财本通神,不容剥,积则金精崇作,争则罄囊祸生。凡受利中之害者,又不知其几何人矣。

有困于气者,每恃血气之强,只喜人不负我,非骄矜则好胜,人心不平,争端遂起,事无大小,怨恨醉心,岂虞忿怒最损肝脾,而隔食气蛊,疼痛泄泻,厥逆暴脱等疾,犯者即危。又或争竞相倾,公庭遘讼,宁趋势利以卑污,甘受丑凌于奴隶,及被他人之苛辱。既不敢相抗于后,何若亲识之小忿。即涵容少逊于前,终身让路,不失一步,孰得孰失,孰知孰愚?甚至破家荡产,骨肉分离之害,纤须不忍,悔时迟矣。夫气本无形,有何涯际,相谅则无,偏执则有,历观往事,谁直谁非?使不能达观自策,则未免以我之躯,阴受人无申无诉之蚀,而自愚自毙者,又不知其几何人矣。

有困于功名者,谁不有飞腾之念?谁不有功业之期?第既达者,或多鼎足之虞。未济者,每遭监车之厄,受灯窗寒苦之负,望眼徒穿者有之。忆荣枯今昔之异,热肠为裂者有之。甚至焦思切心,奔趋竭力,荣华杳然,泉壤遽及者有之。慨古伤今,凡受斯枉而湮没无闻,浩气受抑者,又不知其几何人矣。

有困于医者,凡疾苦之望医,犹凶荒之望岁,其恳其切,其念何如。第此中神理,微妙难言,使不有天人之学,绝伦之聪,则何以能闻于无声,见于无迹,直窥乎窈冥之乡,而必得其情乎?使必得其人而后可以言医,则医不易谈,盖可征矣。既难其人,则次乎此者,虽未知神,犹知形迹,此即今之上医也,然此医亦不易得。而舍此之外,则昧者居其八九。庸医多,则杀人亦多,每见其寒热倒施,虚实谬认,一匕之讹,吉凶随应。困者莫知其然,虽死不觉,明公鉴其多误,能无恻心?顾造化大权,本非凡庸所可窥弄。而性命重托,又岂浅辈所宜轻付耶!第彼非无自,盖自《原病式》以来,祖述相传,日以滋甚,醉者不醒,逝者无词,而黎元阴受此害者,盖不知若干若干人矣。而闻者未知其详,犹或未之信也。

译人出生于大地,性命系于上天,既可以因此而生,也可以因此而死。所以,上天也会使人死亡,例如寒暑失常、灾荒接连而来,或妖异和灾祥横加于人,或遭遇百六之难而无法躲避,这些都叫作上天的刑罚。大地也会使人死亡,例如旱灾和水灾没有规律,水灾、火灾突然发生,或阴险毒害暗中侵害人,或因危险处境而困顿死亡,这些都叫作大地杀人。人也会杀人,例如争斗造成伤残,战争和杀戮,或暗中嫁祸、施行阴谋,或公开欺凌、强行劫夺,这些都叫作人为祸害。这三类祸害,大约会从十个人中除去几个人。再说在这三类祸害之外,还有六类因自己造孽而导致无法活下去的情形。从哪里可以看出呢?比如沉溺于酒、色、财、气,以及被功名拖累、受庸医伤害,都属于这种情况。有些人被饮酒困扰,只知道米酿酒汁味道甘美,哪里想到酒曲的性质猛烈呢?酒能够暗中改变祸福,使人难以躲避;能够大大损耗人的寿命,而人们自己却不知道。等到发病时,有的血液败坏化为水液,肌肉受到水液浸渍,这就是鼓胀。有的湿邪侵入脾土,使清浊难以分开,这就是泻痢。有的血液不能濡养筋脉,导致筋脉松弛、拘急痉挛,甚至眩晕突然跌倒,这就是中风。有的水液泛滥化为涎液,胸腹胀满烦闷、不能进食,甚至脾气衰败、呕吐气喘,这就是痰饮。如果沉溺饮酒而不知节制,精髓哪里经得起长期醉酒?阴血会一天天耗散,尚未到中年,往往就出现各种病变;因饮酒而陷入危境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了。有些人被女色困扰,只想着美貌娇艳、惹人喜爱,却不知道什么叫倾国,什么叫损害性命。所以,有的人因女色而生病,有的形成劳损,有的染上污秽恶疾,有的因相思而神志失常,有的因忧郁结滞而耗尽性命。有的人因女色而死,有的是因为偷看,有的是因为争夺,有的是因为放荡败坏、丧失一切,有的是因为惊吓过度而丧胆。总之,好色的人必然多有淫乱沉溺,享乐起来就忘了返回,哪里还顾及自身和家庭?谁知道真正有德有实的人少,而徒有外表的人多;这哪里算得上祥瑞之物?若让品德被美色压倒,不是浅薄就是邪僻;从来没有贪恋美色而不招来灾祸、导致败亡的。遭受女色危害的人,我又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了。有些人被钱财困扰,只知道钱财能够养活性命,哪里知道钱财也能害死人。所以,鄙吝贪财的人,常常因此招来祸患。不善于收藏财物、疏于防范的人,往往是在教盗贼来偷。不停奔波忙碌的人,大多会耗尽自己的力量。贪得无厌的人,常常会忘记自身。只顾利益而不顾道义,骨肉亲人因此互相残害;聚敛钱财耗尽百姓的血汗,招来怨恨,也就因此导致败亡。钱财本来能够通达神明,不应当肆意剥夺;积聚过多,就会因财生祸;争夺钱财,就会耗尽家产而产生灾祸。遭受利益之害的人,又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了。有些人被意气困扰,常常倚仗自己血气强盛,只喜欢别人不亏负自己;不是骄傲自负,就是争强好胜。人心一旦不平,争端就会发生;无论事情大小,都把怨恨放在心里。哪里知道愤怒最容易损伤肝脾,还会导致食物停滞、气机壅塞、蛊胀、疼痛、泄泻、厥逆、突然脱证等疾病,一旦触犯,便会陷入危险。又有的人彼此争斗倾轧,到了公堂上相互诉讼,宁可趋附权势、追逐利益而卑污自己,甘愿像奴隶一样受人羞辱欺凌,甚至遭受他人的苛刻侮辱。既然以后不敢正面抗争,又何必为亲友之间的一点小怨气而争斗呢?如果当初能够包容忍让、稍稍退让一步,一生给别人让路,也不至于失去什么,那么究竟谁得谁失,谁聪明谁愚蠢呢?甚至到了家破财尽、骨肉分离的祸害时,哪怕一点小事也不肯忍让,等到后悔就已经晚了。意气本来没有形体,有什么边界呢?彼此谅解,怨气就不存在;偏执固守,怨气便产生。回头看历来的事情,究竟谁对谁错呢?如果不能以豁达的态度自我警策,就难免让自己的身体暗中承受别人无处申诉、无从控告的侵蚀,自己愚弄自己、走向死亡;这样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了。有些人被功名困扰,谁没有飞黄腾达的念头呢?谁没有建功立业的期望呢?只是已经显达的人,有时也多有鼎足相争的忧患。尚未成功的人,常常遭受困顿挫折,承受寒窗苦读的负担;也有苦苦盼望、望眼欲穿却始终不得志的人。也有的人回想今昔荣枯的差异,内心热烈而悲痛,仿佛肝肠都要裂开。甚至有的人焦虑苦思、痛切于心,奔走追逐、竭尽力量,最终荣华富贵遥不可及,死亡却突然到来。感慨古今,凡是遭受这种不公、默默无闻而被埋没、胸中浩然之气受到压抑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了。有些人被庸医困害,凡是身患疾病而盼望医生的人,就像遭遇凶年灾荒而盼望丰收一样,心情的诚恳和急切、思念盼望之深,究竟会怎样呢?只是其中有关精神和生命的道理,微妙而难以言说;如果没有通晓天人之学的学问和超群的聪慧,又怎么能够从无声处听出端倪、从无形迹处看见征兆,直接窥见幽深冥昧之境而一定把握病情实质呢?如果一定要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谈论医道,那么医道难以讲说,也就由此可以证明了。既然这样的人难以寻得,那么次一等的,虽然还不能洞察精神层面的道理,至少还能了解形体上的征象,这就是今天所说的高明医生;然而这样的医生也不容易得到。除去这类医生以外,昏昧无知的医生占了八九成。庸医越多,害死的人也越多。我常见他们把寒证和热证的治法颠倒,把虚证和实证错误辨认;一剂药的差错,就会使吉凶立即随之发生。受害的人不知道其中原因,即使死了也没有察觉;明白的人看到其中错误如此之多,难道能不产生怜悯之心吗?只是天地化育、造化生杀的大权,本来不是凡庸之人所能窥测和操弄的。而性命这样重大的托付,又怎么适合轻率地交给浅薄之人呢?然而庸医的产生并非没有来由,大概自《原病式》以来,沿袭前人、代代相传,日益滋长;醉于错误医理的人不能醒悟,死去的人也无法说话,而百姓暗中受到这种危害的,实在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了。听到这些话的人还不了解其中详情,所以有的仍然不相信。

由是乘除,则既有前三,又有后六,凡此淘汰之余,而得尽其天年者,果剩其几?吾故曰:老氏言十之三者,盖亦言其约耳。兴言及此,诚可为人生之痛哭者也。然徒悲何益?曷亦为人之计乎,则惟上知者有可晓也。虽前之三者,或多出于莫测,则有可避者,有不可避者,即听之天,无不可也。然知者见于未然,而得天者天庇之,得地者地庇之,得人者人庇之。得此三庇,即得生之道也;失此三庇,则失生之道也。人道于此,岂曰尽无其权乎!至于六杀之防,则全由乎我矣。酒杀可避,吾能不醉也。色杀可避,吾能不迷也。财杀可避,吾能不贪也。气杀可避,吾能看破不认真也。功名之杀可避,吾能素其行藏也。庸医之杀可避,吾能相知以豫也。夫如是而培以为善,存以无欺,守以不行险,戒以毋侥幸,则可全收其效矣。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盖示人以无勉强也。广成子曰:毋劳尔形,毋摇尔精,乃可以长生。盖形言其外,精言其内,内外俱全,尽乎道矣。是皆古圣人垂念苍生,至真至极之良方也,可不佩乎。或曰:子言虽是,而实亦近迂,独不见有不识不知而偏跻上寿者,又何人力之足恃耶?余曰:此正所谓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然予论诚迂矣,倘亦蒙知者之相顾而咀之识之,或亦可为天年之一助否?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中兴论(又十九)

试观天地之道,有盈有虚,有消有长,是以日中则昃,月盈则蚀,此即天运之循环,而天亦不能违者,故有先天之说也。先天有定数,君子知命,固当听乎天也。若后天之道,则参赞有权,人力居多矣。何以见之?第就国家之否泰,可证人身之寿夭。虽曰天步多艰,无成不败,然如商周汉晋唐宋相传,国运皆有中兴,人道岂无再振?消长一理,小大皆然。尝闻之康节先生云:一万里区宇,四千年兴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国开疆,则此中人事不为不多也。而何以兴复仅见止此数代。是亦由知道者少,而不知道者之多耳。彼知道者,既以得人,又以得天。得人即所以得天也。不知道者,既不知本,又不知末,既以失之,而终不知其所以失也。至若身命之谋,则举世之人孰不爱命,而每多耽误者,其不知道者亦犹是耳。

欲明其道,可无言乎。然言而无证,则人多不信,故借此国运之征,用效遒人之铎。

试论国家之衰也,或以人心之离,或以财用之匮,或以兵戈之残伤,或以优柔之旷废。

而人之亨否,无非一理。夫在国曰人心,在人曰神志。故曰: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知生气之主在乎心,此元神之不可不养也。又在国曰财用,在人曰血气。气为阳,阳主神也;血为阴,阴主形也。血气若衰,则形神俱败,此营卫之毫厘当惜也。又在国曰兵戈,在人曰克伐。夫兵者,凶器也;克伐者,危事也。未有日加剥削而不致残伤元气者,此消耗之不可不慎也。又在国曰优柔,在人曰疑贰。今日云姑且,明日云将就,岂不佥云稳当,然致坐失机宜,变生倏忽。又焉知耽搁之大害,此死机之不可不断也。凡此数者,姑亦言其大约。

至若人之大数,则犹有先天后天之体用,而兴亡之应变,则来培来覆,亦莫匪人之自为耳。何谓先天?如《内经》曰:人生十岁,血气始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气血方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五脏大定,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脏腑经脉其盛已定,腠理始疏,故好坐。五十,肝气衰,故目不明。六十,心气衰,故好卧。七十,脾气衰。八十,肺气虚,故言善误。九十,肾气竭。百岁,五脏六腑皆虚,神气皆去,故形骸独居而终矣。此即先天之常度,是即所谓天年也。天畀之常,人人有之,其奈今时之人,自有知觉以来,恃其少壮,何所不为。人生之常度有限,而情欲无穷。精气之生息有限,而耗损无穷。因致戕此先天而得全我之常度者,百中果见其几?残损有因,惟人自作,是即所谓后天也。然而所丧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且此非逆天以强求,亦不过复吾之固有。得之则国运人运,皆可中兴,不有明哲,诚难语此;失之则落花流水,逝而罔觉,一衰即已,良可寒心,所以《易》重来复,正为此也。然求复之道,其道何居?盖在天在人,总在元气,但使元气无伤,何虞衰败?元气既损,贵在复之而已。

译这样相互加减计算,既有前面的三类祸害,又有后面的六类祸害,经过这些淘汰之后,能够活尽天年的人,究竟还剩下多少呢?所以我说:老子所说十分之三,大概也只是概略而言罢了。谈到这里,实在足以成为人生的一场痛哭。然而只是悲伤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替人们谋划一番呢?这件事只有有最高智慧的人才能明白。前面所说的三类祸害,有的多出于不可预测之事,其中有可以躲避的,也有不能躲避的;即使听任天命,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有智慧的人能在事情尚未发生前看见征兆;能够得到天助的人,天会庇护他;能够得到地助的人,地会庇护他;能够得到人助的人,人会庇护他。得到这三种庇护,就是得到了生存之道;失去这三种庇护,就是失去了生存之道。在人事方面,难道能说人完全没有掌握命运的力量吗?至于防止后面所说的六种杀身之祸,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酒所造成的祸害可以避免,我能够不喝醉。女色所造成的祸害可以避免,我能够不迷恋。钱财所造成的祸害可以避免,我能够不贪婪。意气所造成的祸害可以避免,我能够看透它,不把它当成实在而认真计较。功名所造成的祸害可以避免,我能够使自己的进退出处保持平淡自然。庸医所造成的祸害可以避免,我能够预先选择、了解可靠的医生。如果这样做,再以行善来培养德性,以不欺骗来保持操守,以不冒险来坚守原则,以不存侥幸来警戒自己,就可以充分收到这些做法的效果了。孔子说:不要凭空臆测,不要武断必然,不要固执己见,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在教人不要勉强妄为。广成子说:不要劳损你的形体,不要摇动你的精神,这样才可以长生。形体说的是外在,精气说的是内在,内外都能保全,就达到了道的境界。这些都是古代圣人忧念百姓而留下的最真实、最完善的良方,难道不应当牢记奉行吗?有人说:您说的虽然有道理,但实际上也近于迂腐;难道没见过有些人什么都不懂,却偏偏享有高寿吗?如此说来,哪里足以依靠人的努力呢?我说:这正是所谓他的聪明,是别人能够赶得上的;他的愚拙,却是别人赶不上的。然而我的议论确实显得迂腐;倘若也能得到有智慧之人的关注,请他们仔细体会、牢记,那么或许也能对保全天年有所帮助吧?第二卷入集·《传忠录》(中) 《中兴论》(又第十九) 试看天地运行的规律,有盈有虚,有消退有增长,所以太阳到了正中便向西斜,月亮圆满便开始亏蚀;这就是天运循环,即使上天也不能违背,因此有先天之说。先天之中有一定的命数,君子懂得天命,本来就应当听从上天。至于后天之道,则有参与调节、辅助成事的余地,人的努力占的作用更多。从哪里可以看出呢?只要看国家的兴衰治乱,就可以证明人的寿命长短。虽然说天运多艰,成事之中总有失败,但像商、周、汉、晋、唐、宋这些朝代相继兴起,国运都有中兴,人道难道就没有再次振兴的可能吗?消退与增长的道理是相同的,无论大事小事都如此。我曾听康节先生说:方圆一万里的疆域,经历四千年的兴亡,五百位君主登上帝位,七十个国家开拓疆土,那么其中的人事变化不能说不多。可是,为什么能够复兴的仅仅只见于这几个朝代呢?这也是因为懂得道理的人少,而不懂道理的人多罢了。那些懂得道理的人,既能得到贤才,又能得到上天的助佑。能够得到贤才,就是获得上天助佑的原因。不懂道理的人,既不知根本,也不知末节;已经因此失去了,却始终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失去。至于谋求保全身体和性命,天下人谁不爱惜生命?但常常有许多人把事情耽误了,他们不懂道理,也正是如此。想要阐明这个道理,难道可以不说吗?然而只说而没有证据,人们大多不会相信,所以我借国家兴衰的征验来说明它,仿效古代执铎巡行者传播警戒之言。试论国家衰败的原因,有的是人心离散,有的是财用匮乏,有的是战争造成伤残,有的是优柔寡断而使政事荒废。而人的顺利或困厄,完全也是同一个道理。在国家层面叫作人心,在人体层面叫作神志。所以说:扰乱、役使精神,精神就会离去;使精神得到安息,精神就会安居。要知道生命活力的主宰在于心,因此人的元神不能不加以调养。在国家层面叫作财用,在人体层面叫作血气。气属于阳,阳主宰神明。血属阴,阴气主宰人的形体。血气一旦衰弱,形体和精神都会败坏,所以营卫之气的细微损耗也应当珍惜。同样的道理,用在国家上叫作战争,用在人身上叫作攻伐损耗。战争,是凶险的武器和行动;攻伐损耗,是危险的事情。从来没有天天加以剥削损耗而不损伤元气的,所以对于消耗之事不能不谨慎。同样的道理,用在国家上叫作优柔寡断,用在人身上叫作疑虑不决。今天说姑且这样,明天说将就一下,难道不都说这样稳妥吗?然而却会坐失时机,转眼间发生变故。又哪里知道耽搁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呢?所以这种导致死亡的机会,是不能不果断截断的。以上这些情况,也姑且只是说个大概。至于人的大体规律,还有先天与后天的体用之分;兴衰变化的应验,无论是逐渐得到培育还是倾覆败坏,也没有不是人自己造成的。什么叫先天?例如《内经》说:人活到十岁,血气开始通畅,气在身体下部,所以喜欢奔跑。二十岁时,气血正旺盛,肌肉正在生长,所以喜欢快走。三十岁时,五脏功能大致稳定,血脉充盛,所以喜欢步行。四十岁时,脏腑和经脉的旺盛程度已经稳定,腠理开始疏松,所以喜欢坐着。五十岁时,肝气衰弱,所以视力不明。六十岁时,心气衰弱,所以喜欢躺卧。七十岁时,脾气衰弱。八十岁时,肺气虚弱,所以说话常常出错。九十岁时,肾气枯竭。活到一百岁时,五脏六腑都虚弱,精神之气也都离去,所以只剩形骸独自存在,最终死亡。这就是先天的正常规律,也就是所谓的天年。上天赋予人的正常寿命,人人都有;可惜如今的人从有知觉以来,凭恃年轻强壮,什么事情都敢做。人的正常寿命有限,而情欲却没有穷尽。精气的生成和恢复有限,而消耗损伤却没有穷尽。因此能够不损伤先天、保全正常寿命的人,一百个人中究竟能有几个呢?身体残损都有原因,而且只是人自己造成的,这就是所谓后天。既然丧失是由人造成的,那么挽回的方法,难道不也仍然要靠人自己吗?而且这并不是违背天道去强行求取,也不过是恢复我们本来固有的东西。如果能够恢复,国家的气运和人的气运都可以重新兴盛;若不是明智通达的人,确实很难谈到这一层。如果失去它,就会像落花随流水一样,逝去而毫无察觉,一旦衰败便无法挽回,实在令人寒心;所以《易》特别重视“复”,正是因为这个道理。然而,寻求恢复的方法究竟在哪里呢?无论说天道还是人道,关键总在元气;只要元气没有损伤,又担心什么衰败呢?元气既然已经受损,最重要的只是使它恢复罢了。

常见今人之病,亦惟元气有伤,而后邪气得以犯之。故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此客主相持之理,从可知矣。凡虚邪之辨,如情志之消索,神主于心也。治节之不行,气主于肺也。筋力之疲困,血主于肝也。精髓之耗减,骨主于肾也。四肢之软弱,肌肉主于脾也。损其一浅,犹肤腠也;损其二深,犹经络也;损其三四,则连及脏腑矣。当其微也,使不知徙薪牖户,则将为江河,将寻斧柯,恐无及于事矣。故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尚余强半。敢云心得,历验已多,是固然矣。然而修理之说,亦岂易言?修国家,良臣不易;修身命,良医亦难。第观从古至今,数千年来,凡得医之全量者为谁?而今则曰:此医也,彼亦医也,又何良医之多也?医难言矣,其毋为良医之所惑。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逆数论(二十)

予尝读《易》而闻诸夫子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由是默会其理,而知天人之道得以无穷无息者,无非赖此逆数耳。何也?盖自太极初分,两仪以判,一动一静,阴阳见矣。阴阳之体为乾坤,阴阳之用为水火。乾坤定对待之交易,故一在上而一在下;水火荡流行之变易,故一主降而一主升。夫如是,斯得循环无已。总之而为天道,散之而为人道,而大《易》之义,所以无微不在也。姑无论其他,而但以性理明之,则总由变易之数。夫变易之数,即升降之数也。变易之所以无穷者,降以升为主,是即所谓逆数也。

若无此逆,则有降无升,流而不返,而大道如环,何所赖乎?由是逆顺交变,则阳与阴对,热与寒对。升与降对,长与消对,进与退对,成与败对,勤与惰对,劳与逸对,善与恶对,生与死对,凡此一逆一顺,其变无穷。惟从逆者,从阳得生;从顺者,从阴得死。君如不信,第详考伏羲卦气之圆图,其义昭然可见也。观其阳盛之极,自夏至一阴初,由五、六、七、八,历巽、坎、艮、坤,天道从西右行,则阳气日降,万物日消者,此皆顺数也。

顺则气去,即从阴得死之道也。幸而阴剥之极,自冬至一阳得复,由四、三、二、一,历震、离、兑、干,天道从东左旋,则阳气日升,万物日盛者,此皆逆数也。逆则气来,即从阳得生之道也。此天道之征,固如是也。

若以人道言之,则人道本乎天道,天心即是人心。第天有阴霾,能蒙日月,人有愚昧,能胜聪明。故每多从顺者,喜其易也,喜其逸也;每多避逆者,畏其难也,畏其劳也。彼大人之见则不然,如尊贵莫若帝王,可以逸矣,可以纵矣,而尧舜之惟微惟危,顾何必谆谆乎在念?智能莫若圣人,可无劳矣,可无畏矣。而孔子之戒慎恐惧,又何必卷卷乎在心?此无他,惟其代天功,主人极,总知夫顺不可从,从顺则流,逆不可舍,舍逆则退也。由此观之,乃知士而舍逆,则有屈而无伸;农而舍逆,则有种而无获;工而舍逆,则有粗而无精;商而舍逆,则有散而无聚。再由此而推展之,则凡曰修身齐家,凡曰治国平天下,进一步则日以就成,退一步则日以就败,有源有流,其可任其长逝而不思砥柱之良图乎!此人道之攸系,又如是矣。

然言天言人,总言乎生道也。而保生之道,莫先于医,医欲保生,其堪违阳道乎?其堪倍逆数乎?然医贵圆通,安容执滞,非曰尽不从阴也,从阴正以卫阳也;非曰尽不用顺也,用顺亦以成逆也,性命玄关,此为第一。独念有医名丕着之辈,犹然昧此,而妄言左道,留传至今,因致伤生遗害非浅者,谓非轩岐之魔不可也。嗟!嗟!有心哉其谁乎?苟得其人,可与谈还悟道矣。傥亦以吾言为然不。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反佐论(二十一)

译常见如今人的疾病,也只是元气先受到损伤,邪气才得以侵犯。所以说:邪气聚集的地方,正气必然虚弱。由此便可以知道邪气与正气相互抗争的道理了。辨别各种虚弱和邪气的情况,例如情志消沉衰退,是因为神由心所主。调节和治理功能不能正常运行,是因为气由肺所主。筋力疲乏困顿,是因为血由肝所主。精髓耗损减少,是因为骨由肾所主。四肢软弱无力,是因为肌肉由脾所主。损伤其中一层而较浅,就像损伤皮肤腠理;损伤其中两层而较深,就像损伤经络;损伤到三四层,就会牵连脏腑。病变尚轻微时,如果还不知道在火势未盛时转移柴薪、修补门窗,后来就会酿成江河泛滥般的大患,等到寻找斧柄来砍伐时,只怕已经来不及处理了。所以人在中年左右,应当大力调养修整一番,这样还能重新振兴根基,保住大半的强健。我敢说这是自己的心得,历来验证过很多次,确实如此。然而,所谓修整调养,难道是容易说到的吗?治理国家,贤能的大臣不容易得到;调养身命,优秀的医生也很难遇到。只看从古至今数千年来,真正掌握医学全部精要的人究竟是谁?可是如今却说:这个是医生,那个也是医生,优秀的医生为什么竟这样多呢?医学实在难以妄言,你们不要被所谓名医所迷惑。第二卷入集:《传忠录》(中) 《逆数论》(二十) 我曾读《易》,听孔子说过:“推数已经过去的事,是顺;知晓将来的变化,是逆;所以《易》是推究逆数的学问。” 由此我默默体会其中的道理,知道天道和人道能够无穷无息地运行,无不依赖这种逆数。为什么呢?自从太极初始分化,两仪由此判分,一动一静,阴阳便显现出来了。阴阳的形体表现为乾坤,阴阳的作用表现为水火。乾坤确定了相对待、相交替的关系,所以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水火呈现出流动运行的变化,所以一个主下降,一个主上升。这样,才能循环运行而没有终止。总括起来就是天道,分散开来就是人道,而《易》的广大意义因此无处不在。暂且不论其他方面,只从性理来说明,总是由于变化运行的规律。所谓变化运行的规律,就是升降的规律。变化运行之所以没有穷尽,是因为下降以回升为主,这就是所谓逆数。如果没有这种逆转,就只有下降而没有上升,只会流逝而不能返回;大道如同圆环,又凭借什么运行呢?因此,逆与顺交替变化,阳与阴相对,热与寒相对。升与降相对,生长与消退相对,前进与后退相对,成功与失败相对,勤勉与懒惰相对,劳作与安逸相对,善与恶相对,生与死相对;这一逆一顺,变化无穷。顺应逆势的人,跟随阳气而获得生机;顺从下行之势的人,跟随阴气而走向死亡。如果你不相信,只要详细考察伏羲卦气圆图,其中的道理就清楚可见了。观察阳气极盛之后,从夏至开始一阴初生,经过五、六、七、八,历经巽、坎、艮、坤,天道从西向右运行,于是阳气日渐下降,万物日渐消退,这些都是顺数。顺势而行,气就离去,这就是跟随阴气而走向死亡的道路。幸而阴气剥落到极点,从冬至开始一阳复生,经过四、三、二、一,历经震、离、兑、乾,天道从东向左旋转,于是阳气日渐上升,万物日渐茂盛,这些都是逆数。逆势而行,气就到来,这就是跟随阳气而获得生机的道路。天道的征象,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从人道来说,人道本于天道,天的意志就是人的心意。只是天空有阴云,可以遮蔽日月;人有愚昧,也可以压制聪明才智。所以人往往顺从事物,喜欢它容易,喜欢它安逸;也往往躲避逆势,害怕它艰难,害怕它劳苦。那些具有大见识的人却不是这样。尊贵没有超过帝王的,既可以安逸,也可以放纵;可是尧舜仍然把“惟微惟危”放在心上,为什么还必须反复告诫自己呢?智慧才干没有超过圣人的,本来可以不劳苦,也可以不畏惧。可是孔子仍然戒慎恐惧,为什么还要时时放在心上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们代行上天的功业,主宰人的极则,都知道顺势不能一味顺从,顺从到底就会随波而下;逆势不能舍弃,舍弃逆势就会退步。由此看来,读书人舍弃逆势,就只有屈抑而没有伸展;农民舍弃逆势,就只有播种而没有收获;工匠舍弃逆势,就只有粗糙而没有精巧;商人舍弃逆势,就只有散失而没有积聚。再由此推展开来,凡是修养自身、治理家庭,以及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事情,前进一步就一天比一天趋向成功,退一步就一天比一天趋向失败;既然有源头也有流向,难道能任由它长久流逝,却不思考以中流砥柱挽救它的良策吗?这就是人道所系,也同样如此。然而,无论谈天道还是谈人道,归根结底谈的都是生存之道。而保全生命的方法,没有比医学更优先的;医生想要保全生命,难道能够违背阳道吗?难道能够违背逆数吗?不过,医学贵在圆融通达,怎么能拘泥执着?并不是说完全不能顺从阴气,顺从阴气正是为了护卫阳气;也不是说完全不能采用顺势的方法,采用顺势也正是为了成就逆势,性命的关键就在这里。只是想到有些医名显赫的人,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妄说旁门邪道,流传到今天,以致伤害生命、遗留下来的祸害非常深重,这难道不是轩辕、岐伯之道的魔障吗?唉!唉!真正有心领会这些道理的人,究竟还有谁呢?如果能遇到这样的人,就可以和他谈论返本悟道了。你也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吗?第二卷入集:《传忠录》(中) 《反佐论》(二十一)

用药处方有反佐之道者,此轩岐之法旨,治病之微权,有不可不明者。奈何后世医家,每多假借以乱经常,不惟悖理于前,抑且遗害于后,是不可不辨也。观《内经》之论治曰:奇之不去则偶之,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此其义,盖言病有微甚,亦有真假,先从奇偶以正治,正治不愈,然后用反佐以取之,此不得不然而然也。又经曰: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又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此谓以寒治热,以热治寒,逆其病者,谓之正治;以寒治寒,以热治热,从其病者,谓之反治。如以热治寒而寒拒热,则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治热而热拒寒,则反佐以热而入之,是皆反佐之义,亦不得不然而然也。又经曰:热因寒用,寒因热用。王太仆注曰:热因寒用者,如大寒内结,当治以热,然寒甚格热,热不得前,则以热药冷服,下嗌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情且不违,而致大益,此热因寒用之法也。寒因热用者,如大热在中,以寒攻治则不入,以热攻治则病增,乃以寒药热服,入腹之后,热气既消,寒性遂行,情且协和,而病以减,此寒因热用之法也。凡此数者,皆《内经》反佐之义。此外,如仲景治少阴之利,初用白通汤,正治也。继因有烦而用白通加猪胆汁汤,反佐也。其治霍乱吐痢,脉微欲绝者,初用四逆汤,正治也。继因汗出小烦,而用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反佐也。又如薛立斋治韩州同之劳热,余尝治王蓬雀之喉痹,皆其法也。

若今诸家之所谓反佐者则不然,姑实时尚者道其一二以见之。如近代之所宗所法者,谓非丹溪之书乎?观丹溪之治吞酸证,必以炒黄连为君,而以吴茱萸佐之;其治心腹痛证,谓宜倍加山栀子而以炒干姜佐之。凡此之类,余不解也。夫既谓其热,寒之可也,而何以复用干姜、茱萸?既谓其寒,热之可也,而何以复用黄连、栀子?使其病轻而借以行散,即或见效,岂曰尽无;使其病重,人则但见何以日甚,而不知犯寒犯热,自相矛盾,一左一右,动皆掣肘,能无误乎?矧作用如此,则其效与不效,必其莫知所因,而宜热宜寒,亦必从违奚辨。此其见有不真,故持两可,最是医家大病,所当自反而切戒者也。

或曰:以热导寒,以寒导热,此正得《内经》反佐之法。人服其善,子言其非。何其左也?余曰:此法最微,此用最妙,子亦愿闻其详乎?当为再悉之。夫反佐之法,即病治之权也。儒者有经权,医者亦有经权。经者,日用之常经,用经者,理之正也;权者,制宜之权变,用权者,事之暂也。此经权之用,各有所宜,诚于理势有不得不然,而难容假借者也。药中反佐之法,其亦用权之道,必于正经之外,方有权宜,亦因不得不然,而但宜于暂耳,岂果随病处方,即宜用乎?然则何者宜反?何者不宜反?盖正治不效者,宜反也。病能格药者,宜反也。火极似水者,宜反也。寒极反热者,宜反也。真以应真,假以应假,正反之道,妙用有如此也。设无格拒假证,自当正治,何以反为?不当权而用权,则悖理反常,不当反而佐反,则致邪失正。是乌可以混用耶?常观轩岐之反佐,为创经权之道也;后世之反佐,徒开杂乱之门也。至其变也,则泾渭不分者以之,模糊疑似者以之,寒热并用者以之,攻补兼施者以之,甚至广络妄投,十寒一暴,无所不谬,皆相借口,此而不辨,医乎难矣。于戏!斯道失真,其来已久,安得愿闻精一者,与谈求本之道哉!是不能无望于后人也,因笔识其愚昧。以上仲景治法载《伤寒论》。薛立斋治韩州同按在虚损门。余治王蓬雀按在喉痹门。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升阳散火辨(二十二)

凡治火之法,有曰升阳散火者,有曰滋阴降火者。夫火一也,而曰升曰降,皆堪治火。

然升则从阳,降则从阴,而升降混用,能无悖乎?抑何者宜升,何者宜降,而用有辨乎?此千古之疑窦,亦千古之两端,而未闻有达之者。夫火之为病,有发于阴者,有发于阳者。发于阴者,火自内生者也;发于阳者,火自外致者也。自内生者,为五内之火,宜清宜降者也;自外致者,为风热之火,宜散宜升者也。今人凡见火证,无分表里,必曰木火同气,动辄称为风热,多用升阳散火之法。呜呼!此似近理,孰得非之。而不知至理所在,无容混也。

译用药处方有反佐的方法,这是轩辕、岐伯传下的法则,也是治病的精妙权变,其中有些道理不能不明白。可惜后世医家常常借此任意发挥,以扰乱正常法则,不仅在前面违背医理,还会给后世留下祸害,这是不能不辨明的。考察《内经》论治说:用奇方不能祛除疾病,就用偶方;用偶方不能祛除疾病,就用反佐法来治疗,也就是寒、热、温、凉之性,反过来顺从疾病的性质。这句话的意思是,病有轻重,也有真假;先用奇方或偶方进行正治,正治无效之后,再用反佐法来治疗,这是不得已而采用的方法。《内经》又说:病情轻微的,采用逆治;病情严重的,采用从治。又说:违逆病性的是正治,顺从病性的是反治。用寒药治疗热病,用热药治疗寒病,违逆疾病性质的,叫作正治;用寒药治疗寒病,用热药治疗热病,顺从疾病性质的,叫作反治。例如用热药治疗寒病而寒邪拒绝热药,就用寒性药物作为反佐,使热药能够进入;用寒药治疗热病而热邪拒绝寒药,就用热性药物作为反佐,使寒药能够进入;这些都是反佐的意义,也是不得已而采用的方法。《内经》又说:热药可以因寒证而使用,寒药可以因热证而使用。王太仆注说:所谓热药因寒证而用,例如寒邪在体内严重凝结,应当用热药治疗;但寒邪太重,会格拒热药,使热药不能前进,于是将热药冷服,药物进入咽喉之后,外在的寒冷之性消除,热药的药性便发挥出来,既不违背病情,又能产生很大效力,这就是热药因寒证而用的方法。所谓寒药因热证而用,例如体内有大热,用寒药攻治却不能进入,用热药攻治反而会使病情加重,于是将寒药热服,进入腹中之后,热气消退,寒药的药性便得以发挥,药性与病情相协调,疾病也因此减轻,这就是寒药因热证而用的方法。以上这几种情况,都是《内经》所说的反佐之义。此外,例如张仲景治疗少阴病下利,开始使用白通汤,这是正治法。后来因为出现心烦,又使用白通加猪胆汁汤,这是反佐法。他治疗霍乱、吐泻,脉象微弱、将要断绝的病证,开始使用四逆汤,这是正治法。后来因为出现汗出、心中稍烦,又使用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这是反佐法。又如薛立斋治疗韩州同的劳热,以及我曾经治疗王蓬雀的喉痹,也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如果说到如今各家所谓的反佐法,却不是这样。姑且根据当前流行的说法举出一两例来说明。近代医家所推崇、所效法的,不就是朱丹溪的著作吗?看丹溪治疗吞酸证,必定以炒黄连为主药,再用吴茱萸作为佐药;他治疗心腹痛证,说应当加倍使用山栀子,并用炒干姜作为佐药。这一类做法,我实在不能理解。既然说是热证,用寒凉药来治疗就可以了,为什么又要使用干姜、吴茱萸?既然说是寒证,用温热药来治疗就可以了,为什么又要使用黄连、栀子?如果病情较轻,借助这些药物的行散作用,偶尔见效,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如果病情较重,人们只会看到病情为什么日渐加重,却不知道这是寒热药相互冲犯、自相矛盾,一边牵制另一边,处处互相掣肘,难道能不出错吗?何况这样用药,那么有效或无效,必然都不知道原因;究竟应当用热药还是寒药,也一定无法辨明该遵从还是违背哪一种治法。这是因为对病情看得不真切,所以采取模棱两可的做法,正是医家的大弊病,应当自我反省并严加戒除。有人说:用热药来引导寒药,用寒药来引导热药,这正是掌握了《内经》反佐的方法。世人都称赞这种方法的高明,你却说它不对。你为什么这样偏颇呢?我说:这种方法最为精微,这种运用最为巧妙,你也愿意听听其中的详细道理吗?我应当再详细说明。反佐法,就是根据病情灵活采取治法的权变之术。儒家有经常之道和权变之道,医家也有经常之道和权变之道。所谓经,是日常实行的常规;运用经常之道,是合乎正理的做法;所谓权,是因时制宜的权变;运用权变之道,是针对特殊事情的暂时做法。经与权的运用,各有适宜的范围,确实是由于事理和形势不得不这样,不能任意假借。药物中的反佐法,也是运用权变的道理;必须在正治法之外,才可以酌情采用权宜之法,也因为不得不这样,而且只适合暂时使用,难道竟然可以随意根据病情开方,就都适合使用吗?那么,哪些情况适合采用反佐法?哪些情况不适合采用反佐法?正治法无效时,适合采用反佐法。病邪能够排斥药力时,适合采用反佐法。火邪极盛而表现得像水寒时,适合采用反佐法。寒邪极盛反而表现出热象时,适合采用反佐法。真实的病情用真实的方法相应,虚假的表现用相应的假治法应对;正治与反治的道理,其精妙作用就在这里。假如没有药物受到阻拒、病情出现假象的情况,自然应当采用正治法,又为什么要反治呢?不该采用权变时却采用权变,就会违背道理、反常失序;不该反治时却用反佐,便会助长邪气、丧失正气。这怎么可以混在一起使用呢?常考察黄帝、岐伯所说的反佐法,乃是创立经常与权变之道;后世所谓的反佐法,却只是打开了杂乱无章的大门。发展到各种变相之后,分不清轻重、界限的人用它,面对模糊疑似病情的人用它,寒热药并用的人用它,攻邪与补益兼施的人用它,甚至广泛罗列药物而妄加投用,时而过度寒凉、时而突然峻补,种种谬误都拿反佐法来作借口;如果对此不加辨析,医道就危险了。唉!这种医道失去真实面目,已经由来很久了,哪里还能找到真正愿意听取精纯专一之道的人,来谈论探求病本的方法呢!因此我不能不寄希望于后人,便写下这些话,记载自己的愚昧见解。以上仲景的治法,载于《伤寒论》。薛立斋治疗韩州同的医案,见于虚损门。我治疗王蓬雀的医案,见于喉痹门。卷第二入集:传忠录(中)。升阳散火辨(二十二)。凡是治疗火证的方法,有所谓升阳散火法,也有所谓滋阴降火法。火邪本来只有一种,但说到升阳和降火,都可以用来治疗火证。然而升法是顺从阳,降法是顺从阴;升降混合使用,难道不会违背治法吗?还是说,哪些情况适合升,哪些情况适合降,两者的运用有所区别呢?这是千百年来的疑问,也是千百年来争论的两个方面,却没有听说有人真正阐明过。火邪致病,有从阴分发生的,也有从阳分发生的。从阴分发生的,是火邪从体内产生;从阳分发生的,是火邪由外界侵袭导致。从体内产生的,是五脏之火,适合清解、下降;从外界侵袭导致的,是风热之火,适合疏散、升发。如今人们凡是见到火证,不分表里,总说木火同气,动不动就称为风热,大多采用升阳散火的方法。唉!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近于道理,谁能说它不对呢?却不知道真正的道理所在,不允许把不同情况混为一谈。

夫风热之义,其说有二:有因风而生热者,有因热而生风者。因风生热者,以风寒外闭而火郁于中,此外感阳分之火,风为本而火为标也。因热生风者,以热极伤阴而火达于外,此内伤阴分之火,火为本而风为标也。经曰:治病必求其本。可见外感之火,当先治风,风散而火自息,宜升散不宜清降。内生之火,当先治火,火灭而风自清,宜清降不宜升散。若反而为之,则外感之邪得清降而闭固愈甚,内生之火得升散而燔燎何当。此其内因外因,自有脉证可详辨也。

余阅方书,所见头目、口齿、咽喉、脏腑阴火等证,悉云风热,多以升降并用,从逆兼施。独不虑升者碍降,降者碍升乎?从者忌逆,逆者忌从乎?经曰: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又曰:病生于内者,先治其阴,后治其阳,反者益甚。病生于阳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反者益甚。此自不易之正理。故余之立方处治,宜抑者则直从乎降,宜举者则直从乎升。所以见效速而绝无耽延之患,亦不过见之真而取之捷耳。若今人之轻病致重,重病致危,而经年累月,日深日甚,以致不救者,谓非两端之误之也乎?明者于此,最当辨也。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夏月伏阴续论(二十三)

夏月伏阴在内,此本天地间阴阳消长之正理。顾丹溪特为此论而反乖其义,因以致疑于人。其谓何也?观其所论曰:人与天地同一橐,子月一阳生,阳初动也;寅月三阳生,阳初出于地也,此气之升也。巳月六阳生,阳尽出于上矣,此气之浮也。人之腹属地,气于此时,浮于肌表,散于皮毛,腹中虚矣。世言夏月伏阴在内,此阴字有虚之义,若作阴凉看,其误甚矣。且其时阳浮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烁石,何阴冷之有?若于夏月火令之时妄投温热,宁免实实虚虚之患乎!此丹溪之言虚,是固然矣。若以阴冷二字为误,而夏月禁用温热,此则余所不服也。

何以见之?夫天地之道,惟此阴阳,阴阳之变,惟此消长。故一来则一往,一升则一降,而造化之机,正互藏为用者也。经曰:阴主寒,阳主热。又曰: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此本阴阳之常性也。今既云夏月之阳尽浮于外,则阴伏于内矣,阴盛则阳衰也,非寒而何?阳浮于外,则气虚于中矣。气虚即阳虚也,非寒而何?此固不易之理也。然而尤有显然者,则在井泉之水,当三冬之寒冽,而井泉则温;盛夏之炎蒸,而泉源则冷。此非外寒内热,外热内寒之明验乎?此又岁岁皆然,主气之常候也。至若主气之外,又有客气,而天以五周,地以六备,寒暄递迁,气更应异。如伏明之纪,寒清数举;卑监之纪,风寒并兴;坚成之纪,阳气随阴治化;流衍之纪,寒司物化,天地严凝;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寒清时举;太阴司天,地乃藏阴,大寒且至等义,是无论冬夏,皆有非时之气以动为民病者也。又岂因夏月之火令,遂可谓之无寒而禁用温热乎?且伏阴之义,本以阴阳对待,寒热为言,若但以阴字为虚,则夏月伏阴,宜多虚证,冬月伏阳,即无虚矣。岂其然乎?又若夏月宜禁温热,则冬月宜禁寒凉,无待言也。今见四时之病,盛夏每多吐泻,深冬偏见疮疹,诸如此类,岂非冬多内热,夏多中寒乎?总之,夏有热证,亦有寒证,冬有实证,亦有虚证,虽从时从证,贵乎因病制宜,然夏月伏阴之义,此实天人之同气,疾病之玄机,有必不可不察而忽之者也。今若丹溪之论,则于理反悖,而何切于用?即无此论,亦何不可?近见徐东皋亦述丹溪之说云:夏月无寒,世人不察,而用温热,为世通弊。若谓夏月伏阴,宜服温热,则冬月伏夏,宜服寒凉,然则孟子冬日饮汤,夏日饮水,亦不足信欤?噫!此公都子之言也,不过借喻内外,原非用析阴阳。而徐氏曲引为证,独不思经文《易》义,傥相背乎?《内经》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曰:寒极生热,热极生寒。曰: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曰: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曰: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又如《周易》之两仪,有阴必有阳也。两仪而四象,阴阳之中复有阴阳也。在泰之义,则曰内阳而外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在否之义,则曰内阴而外阳,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由此观之,则丹溪之论,东皋之引证,皆吾之所不信也。故复为此续论。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阳不足再辨(二十四)

译所谓风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风而产生热,另一种是因热而产生风。因风产生热,是由于风寒闭束于外,火邪郁积于内;这是外感阳分之火,风是根本,火是表象。因热产生风,是由于热邪过盛损伤阴分,火邪向外发越;这是内伤阴分之火,火是根本,风是表象。医经说:治疗疾病必须追究它的根本。由此可见,外感之火应当先治风,风邪散去,火自然平息,适合升散,不适合清降。内生之火应当先治火,火邪消退,风自然清除,适合清降,不适合升散。如果反过来治疗,外感邪气遇到清降药,闭塞凝滞会更加严重;内生之火遇到升散药,就会像烈火焚烧一样更加炽盛,怎么能平息呢?至于这是内因还是外因,自然可以根据脉象和证候详细辨别。我阅读医方书籍,看到其中关于头目、口齿、咽喉以及脏腑阴火等证候,全都说是风热,多半升法、降法同时使用,顺治、逆治一并施行。难道就不担心升法会妨碍降法,降法会妨碍升法吗?顺着病势治疗时就忌讳逆治,采用逆治时就忌讳顺治,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医经说:病位在上,应当抑制下引;病位在下,应当升举;寒证用温热法治疗,热证用寒凉法治疗。又说:病从内生,先治阴分,后治阳分;如果反过来治疗,病情就会更加严重。病从阳分发生,先治外在表证,后治内在里证;如果反过来治疗,病情就会更加严重。这是不可改变的正确道理。所以我制定方剂、处置病证时,适合抑制下引的就直接采用降法,适合升举的就直接采用升法。这样见效迅速,完全没有迁延不愈的忧患,也不过是因为看病看得准确,取法又快捷罢了。如今有些人把轻病治成重病,把重病治得危险,拖延经年累月,病情一天比一天深重,最终无法救治,难道不是被这两种偏执治法误导了吗?明智的医者对此最应当仔细辨别。卷第二入集:传忠录(中)。夏月伏阴续论(二十三)。夏季阴气潜伏在体内,这是天地之间阴阳消长的正常规律。可是朱丹溪特意提出这一论述,却反而违背了其中的意义,因而使人产生疑惑。他说的究竟是什么呢?看他所论述的内容说:人和天地同处于一个大气囊中,子月一阳产生,是阳气刚开始发动;寅月三阳产生,是阳气刚从地面升出,这就是气的上升。巳月六阳产生,阳气已经全部升到上面,这就是气的浮越。人的腹部属于地,到了这时,气浮在肌表,散布于皮毛,腹中的气就虚了。世人说夏季阴气伏藏于内,这里的“阴”字有虚弱的含义;如果把它理解为阴冷,那就错得厉害了。况且此时阳气浮在地面之上,炎热炽烈,足以熔化金属、灼裂石头,哪里会有阴冷呢?如果在夏季火气当令之时妄自使用温热药,难道能避免使实证更实、虚证更虚的祸患吗?丹溪说夏月伏阴是虚,这一点本来确实如此。但如果认为“阴冷”二字是错误的,并因此禁止夏季使用温热药,这一点我不能赞同。凭什么可以看出这一点呢?天地运行的规律,只有阴阳;阴阳的变化,只有消长。所以一个到来,另一个就退去;一个上升,另一个就下降,而天地化生的机制,正是彼此互相藏伏、相互发挥作用。医经说:阴主寒,阳主热。又说:气盛实,就是热;气虚弱,就是寒。这本来就是阴阳的通常性质。现在既然说夏季阳气全部浮越在外,那么阴气就潜伏在内;阴盛就会使阳衰,这不是寒又是什么呢?阳气浮越在外,那么体内的气就虚了。气虚就是阳虚,这不是寒又是什么呢?这本来就是不可改变的道理。然而还有更加明显的证据:井水和泉水,在严冬寒冷刺骨时,井泉之水却是温的;在盛夏炎热蒸腾时,泉水的源头却是冷的。这难道不是外寒内热、外热内寒的明显验证吗?而且这种情况年年如此,是主气运行的正常时令现象。至于主气之外,还有客气;天道以五行循环,地道以六气周备,寒暖交替变化,气候也会随之出现不同。例如在伏明之纪,寒凉之气多次出现;在卑监之纪,风寒之气同时发生;在坚成之纪,阳气随着阴气而主宰、化育万物;在流衍之纪,寒气主司万物的变化,天地严寒凝结;太阳寒水司天时,寒气下临,寒凉之气时常出现;太阴湿土司天时,大地便收藏阴气,大寒也将到来等,这些都说明无论冬夏,都会有不合时令的气候变化发生,从而使百姓患病。又怎么能因为夏季火气当令,就说夏天绝无寒气而禁止使用温热药呢?况且“伏阴”的意义,本来是从阴阳相对、寒热相对来说的;如果只把“阴”字解释为虚弱,那么夏季伏阴就应当多是虚证,冬季伏阳便应当没有虚证了。难道真是这样吗?如果说夏天应该禁用温热药,那么冬天就应该禁用寒凉药,这本来是不必多说的。如今观察四季的疾病,盛夏往往多见呕吐泄泻,隆冬反而常见疮疹之类;诸如此类的现象,难道不是说明冬天多有内热、夏天多有中寒吗?总之,夏天有热证,也有寒证;冬天有实证,也有虚证。虽然应当根据时令和证候,因病制宜,但夏月伏阴的道理,确实体现了天地与人体同气相应,也是疾病变化的奥妙,有些地方绝对不能不加以察知而忽视。如今如果按照朱丹溪的说法,反而在道理上相悖,对实际应用又有什么切合之处呢?即使没有这种说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近来见徐东皋也转述丹溪的说法,说:夏天没有寒证,世人没有察觉,却使用温热药,这是世人通行的弊病。如果说夏天有伏阴,应该服用温热药,那么冬天有伏夏,就应该服用寒凉药;这样说来,孟子所说冬天喝热汤、夏天喝凉水,难道也不值得相信了吗?唉!这是公都子所说的话,不过是借内外来作比喻,原本不是用来分析阴阳的。徐氏却牵强地引用它来作证,难道就没有想到这与经典文字和《易》的义理或许相互违背吗?《内经》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又说:寒到了极点就会产生热,热到了极点就会产生寒。又说:阴气过盛必然转为阳,阳气过盛必然转为阴。又说:相火之下,有水气承接它;君火之下,有阴精承接它。又说:这些都是阴阳、表里、内外、雌雄之间相互输送、相互感应,所以能够与天地的阴阳相应。又如《周易》所说的两仪,有阴就必然有阳。由两仪分为四象,说明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从泰卦的意义说,就是内卦属阳、外卦属阴,君子的道路不断发展,小人的道路逐渐消退。从否卦的意义说,就是内卦属阴、外卦属阳,小人的道路不断发展,君子的道路逐渐消退。由此看来,丹溪的论述和东皋的引证,都是我所不能相信的。所以我又写下这篇续论。第二卷收入集中的《传忠录》(中篇)。《阳不足再辨》(第二十四)。

原天地阴阳之化生,实生民性命之根本,善把握补救之妙用,诚吾道代天之大权,使我于此而见理不真,则加冰用汤,反成戕贼,害有不可胜言者。予自初年,尝读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未尝不服其高见,自吾渐立以来,则疑信相半矣。又自不惑以来,则始知其大谬矣。故予于《类经·求正录》中,附有大宝论一篇,正所以救其谬也。然常恐见浅言偏,遗殃后世,每怀疑惧,而望正高明者,久矣。不意付梓数载,斧削无闻,见信明贤,庶窃自慰。兹于丙子之夏,始得神交一友,传训数言,询其姓氏,知为三吴之李氏也。诵其《指南》,则曰: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此自丹溪之确论。而兹张子乃反谓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何至相反若此?而自是其是,岂矫强以自欤?抑别有所本欤?姑无劳口吻以辨其孰是孰非,第以人事证之,则是非立见矣。如人自有生以来,男必十六而精始通,女必十四而经始至;及其衰也,男精竭于八八,女血净于七七。凡精血既去而人犹赖以不死者,惟此气耳。夫气为阳,精血阴也,精血之来,既迟在气后,精血之去,又早在气先,可见精已无而气犹在,此非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明验乎?以是知先贤之金石本非谬,而后学之轻妄何容易也。予闻此说,益增悲叹。悲之者,悲此言之易动人听,而无不击节称善也。紫可乱朱,莫此为甚,使不辨明,将令人长梦不醒,而性命所系非渺小,是可悲也。悲已而喜,喜之者,喜至道之精微,不经驳正,终不昭明,幸因其说,得启此端而得解此惑,是可喜也。今即李子之言以辨之。

如其以精为阴,以气为阳,本非诬也。第其所觑在眉睫,则未免错认面目,而呼张作李矣。不知精即水也,水即阳也。若以水火言,则水诚阴也,火诚阳也;若以化生言,则万物之生,其初皆水,先天后天,皆本于是,而水即阳之化也。何以见之?如水在五行则生于一天,水在六气,则属乎太阳,此水之为阴否?又若精在人身,精盛则阳强,精衰则阳痿,此精之为阴否?再若养生家所重者,惟曰纯阳,纯阳之阳,以精言也。精若渗漏,何阳之有。

此又精之为阴否?又丹书云:分阳未尽则不死,分阴未尽则不仙,亦言仙必纯阳也。若据李子之说,则但尽泄其精,便成纯阳,学仙之法岂不易乎?诚可哂也!盖李子之见,但见阴阳之一窍,未见阴阳之全体。夫阴阳之道,以纲言之,则位育天地;以目言之,则缕析秋毫,至大至小,无往而非其化也。若以清浊对待言,则气为阳,精为阴,此亦阴阳之一目也。若以死生聚散言,则凡精血之生皆为阳,气得阳则生,失阳则死,此实性命之化源,阴阳之大纲也。

人之生也,譬诸草木。草木之初,其生苗也,继而生枝叶,再而生花实,及其衰也,花实落而枝叶存,以渐而凋也。此草木之盛衰有时,故曰生长化收藏,而候有不同也。人之生也,亦犹是耳,初而生婴孩,继而生精血,再而生子女,及其衰也,精血去而形犹存,以渐而终也。此人生之盛衰亦有其时,故曰生长壮老已,而年有不同也。然则自幼至老,凡在生者,无非生气为之主,而一生之生气,何莫非阳气为之主,而但有国中之异耳。若以人之精至为阴至,岂花果之成,亦草木之阴至耶?而枝叶未凋,即草木之阳在耶?且阳气在人,即人人百岁,亦不过得分内之天年,而今见百人之中,凡尽天年而终者果得其几?此其夭而不及者,皆非生气之不及耶,而何以见阳之有余也?阳强则寿,阳衰则夭,又何以见阳之有余也?难得而易失者,惟此阳气,既失而难复者,亦惟此阳气,又何以见阳之有余也?观天年篇曰:“人生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夫形,阴也;神气,阳也,神气去而形犹存,此正阳常不足之结局也。而可谓阳常有余乎?至若精气之阴阳,有可分言者,有不可分言者。可分者,如前云清浊对待之谓也;不可分者,如修炼家以精气神为三宝。盖先天之气,由神以化气化精。后天之气,由精以化气化神。是三者之化生,互以为根,本同一气,此所以为不可分也。故有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此自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也。再若寒热之阴阳,则不可不分。盖寒性如冰,热性如炭,冰炭不谋,奚堪妄用?予故曰:精气之阴阳有不可离,寒热之阴阳有不可混,此医家最切之法言也。且精血之阴阳,言禀赋之元气也;寒热之阴阳,言病治之药饵也。今欲以不足之元阳,认作有余而云火,则相习以苦寒之劣物,用为补剂以滋阴,嗟嗟!牛山有限之生气,果能堪此无穷之阴剥否?哑子吃黄连,无容伸诉者,四百年于兹矣。

夫以有望之丹溪言且若此,而矧其他乎。古人云:非圣之书不可读,此其尤甚者也。

译天地阴阳变化所孕育的生命,实际上是百姓性命的根本;善于掌握并加以补救的妙用,确实是医道代替上天行使的大权。如果我在这里对道理认识不真,用冰寒之品反而去施以温汤之治,就会变成残害生命,其危害真是说不尽。我年轻时曾读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没有一次不佩服他的高明见解;等到自己的学问逐渐确立以后,才对它半信半疑。又到四十岁以后,才开始知道其中有很大的错误。所以我在《类经·求正录》中附写《大宝论》一篇,正是为了纠正他的错误。但我常常担心自己的见识浅薄、言论偏颇,给后世留下祸害,因此一直心怀疑惧,盼望有高明的人来匡正它,已经很久了。没想到书刻印流传了几年,也没有听到有人批评删正;能够得到明达贤者的信任,我也可以私下感到安慰了。丙子年夏天,我才有幸神交一位朋友,听到他传授的几句话;询问他的姓氏,知道他是三吴地区的李氏。我诵读他的《指南》,其中说:阳气通常有余,阴气通常不足,这是丹溪确定无疑的论断。可是张氏却反过来说阳气通常不足、阴气通常有余,为什么会相反到这种程度呢?他竟把自己的说法当成正确,难道是在勉强矫饰、自我标榜吗?还是另有依据呢?姑且不必费口舌争论谁是谁非,只要用人事实况来验证,是非自然就会显现。人自出生以后,男子一定到十六岁精液才开始通畅,女子一定到十四岁月经才开始来潮;等到衰老时,男子的精液在八八六十四岁时耗竭,女子的经血在七七四十九岁时枯竭。精血已经耗尽而人还能依靠它不死的,只有这种气罢了。气属阳,精血属阴;精血来得本来就晚于气,精血离去又早于气。由此可见,精已经没有了而气还存在,这难道不是阴气通常不足、阳气通常有余的明显证据吗?由此可以知道,先贤视为金科玉律的说法本来并没有错,而后世学习者的轻率妄断却是多么容易发生。我听到这种说法,更加悲叹。我悲叹的是,这种话很容易打动人的听闻,使人无不击节称赞。以假乱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不加辨明,就会使人长期沉睡而不能醒悟,而人的性命所系并非小事,这实在可悲。悲叹之后又感到欣喜;欣喜的是,至高道理的精微之处,如果不经过驳正,终究不能彰明。幸亏借着这番说法,得以开启这个问题并解开这一疑惑,这又是可喜的事。现在就针对李氏的话来加以辨析。如果他说精属阴、气属阳,这本来并不是妄说。只是他的观察局限在眼前,未免认错了事物的真实面目,把张氏叫成了李氏。他不知道精就是水,水也就是阳气的化生。如果从水火相对来说,水确实属阴,火确实属阳;如果从化生万物来说,万物开始生成时都源于水,无论先天还是后天,都以水为根本,而水就是阳气的化生。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一点呢?比如水在五行中由天一所生,水在六气中属于太阳;这样说来,水难道还是阴吗?再如精存在于人体,精充盛则阳气强健,精衰少则阳痿;这样说来,精难道是阴吗?再说养生家所重视的,只说纯阳;所谓纯阳之阳,是从精来说的。精如果不断渗漏,又哪里还有阳气呢?这又说明精是阴吗?丹书又说:阳气没有耗尽就不会死,阴气没有耗尽就不能成仙;这也是说成仙必须达到纯阳。如果按照李氏的说法,只要把精液全部泄尽,就能成为纯阳,那么修炼成仙的方法岂不是很容易了吗?实在令人可笑!这是因为李氏只看到了阴阳的一个方面,没有看到阴阳的整体。阴阳之道,从纲领上说,可以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从细目上说,可以细致分析到秋毫,既可以大到无边,也可以小到极微,无论什么地方都不是阴阳变化所不到的。如果从清浊相对的方面来说,气属阳,精属阴,这也只是阴阳的一个方面。如果从死亡与生命、聚集与离散来说,那么凡是精血的生成都属阳;气得到阳气就能产生生命,失去阳气就会死亡。这才是生命变化的源头,是阴阳的总纲。人的生长,就好比草木。草木起初生出幼苗,接着长出枝叶,再后来开花结果;等到衰败时,花果凋落而枝叶还在,然后逐渐枯萎。这说明草木的盛衰有一定时序,所以说有生、长、化、收、藏的变化,而各个时令的表现也不同。人的生长也是如此:起初出生成为婴孩,接着生成精血,再后来生育子女;等到衰老时,精血耗去而形体还存在,然后逐渐走向终结。这说明人的盛衰也有一定时序,所以说人生有生、长、壮、老、已的阶段,而各人的年岁也各不相同。那么从幼年到老年,凡是有生命存在的时候,无不以生气为主;而一生的生气,又无不以阳气为主,只是有【原文“国中”字样疑有讹误,具体含义不明】的差异罢了。如果把人的精液达到极盛看作阴气达到极盛,难道花果成熟也可以说是草木的阴气达到极盛吗?枝叶还没有凋落,就能说是草木的阳气还在吗?况且阳气存在于人体,即使人人都能活到一百岁,也不过是享有各自应得的自然寿命;可是如今观察一百个人,其中能够享尽自然寿命而终老的,究竟有几个?那些夭折、不能活到应有年岁的,难道不都是由于生气不足吗?既然如此,又从哪里看出阳气有余呢?阳气强盛就长寿,阳气衰弱就早夭,又从哪里看出阳气有余呢?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只有阳气;既然失去又难以恢复的,也只有阳气;又从哪里看出阳气有余呢?《天年篇》说:“人活到一百岁,五脏都已虚弱,精神之气都已离去,只剩形体独自存在,最后便死亡。形体属阴;精神和气属阳,精神和气已经离去而形体还存在,这正是阳气通常不足的结局。这样还能说阳气通常有余吗?至于精气的阴阳,有些可以分开来说,有些则不能分开来说。可以分开的,就如前面所说清浊相对的情形;不能分开的,就如修炼家把精、气、神看作三宝。因为先天之气,依靠神来化生气、化生精。后天之气,依靠精来化生气、化生神。这三者的化生相互以对方为根本,本来同出于一气,所以不能分开。因此,善于调治精的人,能够使精中生气;善于调治气的人,能够使气中生精。这就是阴阳既有可以分开、又有不能分开的妙用。再说寒热的阴阳,则不能不加以区分。寒性像冰,热性像炭,冰和炭彼此不能相容,怎么能任意混用呢?所以我说:精气的阴阳不能彼此分离,寒热的阴阳不能混淆,这是医家最切要的法则。而且,精血的阴阳,说的是禀赋所得的元气;寒热的阴阳,说的是治病时所用的药物。如今想把不足的元阳认作有余而称为火,于是人们相互沿袭,用苦寒的劣药充当补剂来滋补阴分,唉!牛山那样有限的生气,果真能够承受这种无穷无尽的阴寒剥夺吗?这就像哑巴吃了黄连,有苦也无法申诉;这种情形至今已经四百年了。像丹溪这样原本令人寄予厚望的人,说法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古人说:不是圣人之书就不可以读;这尤其是最严重的一种。

然天地阴阳之道,本自和平,一有不平,则灾害至矣。而余谓阳常不足,岂亦非一偏之见乎?盖以丹溪补阴之说谬,故不得不为此反言,以救万世之生气。夫人之所重者,惟此有生,而何以能生,惟此阳气,无阳则无生矣。然则欲有生者,可不以此阳气为宝,即日虑其亏,亦非过也。而余谓阳常不足者,盖亦惜春之杞人耳。苟诚见下,仍望明贤再驳。

卷之二入集 传忠录(中)

小儿补肾论(二十五)

观王节齐曰:小儿无补肾法。盖小儿禀父精而生,男至十六而肾始充满,既满之后,妄用亏损,则可用药补之。若受胎之时,禀之不足则无可补,禀之原足,又何待于补耶?呜呼,此言之谬,谬亦甚矣!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精合而形始成,此形即精也,精即形也,治精即所以治形,治形即所以治精也。第时有国中,则精有衰盛,故小儿于初生之时,形体虽成而精气未裕,所以女必十四,男必十六,而后天癸至。天癸既至,精之将盛也。天癸未至,精之未盛也。兹以其未盛而遽谓其无精也可乎?且精以至阴之液,本于十二脏之生化,不过藏之于肾,原非独出于肾也。观《上古天真论》曰: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此精之所源,其不止于肾也可知矣。王节斋止知在肾而不知在五脏。若谓肾精未泄不必补肾,则五脏之精,其有禀赋之亏,人事之伤者。岂因其未泄而总皆不必补耶?夫小儿之精气未盛,后天之阴不足也;父母之多欲水亏,先天之阴不足也。阴虚不知治本,又何藉于人为以调其元、赞其化乎?此本原之理,有当深察者如此。

再以小儿之病气论之。凡小儿之病最多者,惟惊风之属。而惊风之作,则必见反张戴眼,斜视抽搐等证。此其为故,总由筋急而然。盖血不养筋,所以筋急。真阴亏损,所以血虚,此非水衰之明验乎?夫肾主五液,而谓血不属肾,吾不信也。肝肾之病同一治,今筋病如此,而欲舍肾水以滋肝木,吾亦不信也。且太阳、少阴相为表里,其经行于脊背而为目之上网,今以反折戴眼之证偏多见于小儿,而谓非水脏阴虚之病,吾更不信也。矧以阳邪亢极,阴竭则危,脏气受伤,肾穷则死,此天根生息之基,尤于小儿为最切。然则小儿之病,其所关于肾气者非眇,而顾可谓小儿无补肾法耶?决不信!决不信!

卷之三道集 传忠录(下)

命门余义(二十六,共六条)

命门之义,《内经》本无,惟越人云:肾有两者,非皆肾也。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

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也。余以其义有未尽,且有可疑,故着有《三焦包络命门辨》,附梓《类经》之末,似已尽其概矣。然而犹有未尽者,恐不足以醒悟后人。兹因再悉其蕴,条列于下。

一、命门为精血之海,脾胃为水谷之海,均为五脏六腑之本。然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而脾胃以中州之土,非火不能生,然必春气始于下,则三阳从地起,而后万物得以化生。岂非命门之阳气在下,正为脾胃之母乎?吾故曰:脾胃为灌注之本,得后天之气也;命门为化生之源,得先天之气也,此其中固有本末之先后。观东垣曰:补肾不若补脾。许知可曰:补脾不若补肾。此二子之说,亦各有所谓,固不待辨而可明矣。

一、命门有火候,即元阳之谓也,即生物之火也。然禀赋有强弱,则元阳有盛衰;阴阳有胜负,则病治有微甚,此火候之所以宜辨也。兹姑以大纲言之,则一阳之元气,必自下而升,而三焦之普KT,乃各见其候。盖下焦之候如地土,化生之本也;中焦之候如灶釜,水谷之炉也;上焦之候如太虚,神明之宇也。下焦如地土者,地土有肥瘠而出产异,山川有浓薄而藏蓄异,聚散操权,总由阳气。人于此也,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用,失一分则有一分之亏。而凡寿夭生育及勇怯精血病治之基,无不由此元阳之足与不足,以为消长盈缩之主,此下焦火候之谓也。中焦如灶釜者,凡饮食之滋,本于水谷,食强则体壮,食少则身衰,正以胃中阳气,其热如釜,使不其然,则何以朝食午即化,午食申即化,而釜化之速不过如此。

译然而天地阴阳运行的规律,本来以和平为贵;一旦失去平衡,灾害就会到来。那么我说阳气通常不足,难道不也是一种偏颇的见解吗?只是因为丹溪滋补阴分的说法有错误,所以我不得不反过来提出这种说法,以挽救后世的生气。人最看重的,就是生命;生命之所以能够存在,全靠阳气,没有阳气就没有生命。既然如此,想要保有生命的人,怎能不把阳气视为珍宝?即使每天都担心它亏损,也并不过分。而我说阳气通常不足,大概也只是一个怜惜春天、杞人忧天的人罢了。如果我的见解确实浅陋,仍希望明达贤者再次加以驳正。第二卷收入集中的《传忠录》(中篇)。《小儿补肾论》(第二十五)。读王节斋的说法:小儿没有补肾的方法。因为小儿承受父亲的精气而出生,男子到十六岁肾气才开始充满;充满以后,如果因妄为而亏损,就可以用药物补益。如果胎儿受孕时禀赋不足,就没有什么可以补的;禀赋本来充足,又何必等待补益呢?唉,这种说法的错误,实在太严重了!男女双方的精气精妙结合而凝聚,精气结合后形体才开始形成;形体就是精,精就是形。调治精也就是调治形,调治形也就是调治精。只是精气的盛衰有早晚差异,所以小儿刚出生时,虽然形体已经形成,但精气还不充足;因此女子一定到十四岁、男子一定到十六岁以后,天癸才会到来。天癸到来,说明精气将要旺盛。天癸尚未到来,说明精气还没有旺盛。怎么能因为精气尚未旺盛,就贸然说他没有精气呢?况且精是至阴的液体,根本在十二脏腑的生化作用,不过是贮藏在肾中,原本并不是单独由肾产生的。看看《上古天真论》所说:肾主管水,接受五脏六腑的精并把它收藏起来。由此可知,精的来源并不只在肾。王节斋只知道精在肾,却不知道它也在五脏。如果说肾精尚未泄失,就不必补肾,那么五脏之精也会有先天禀赋不足或因人事损伤的情况。难道因为它尚未泄失,就一概都不需要补益吗?小儿的精气尚未旺盛,是因为后天的阴气不足;父母房事过多而导致水亏,是因为先天的阴气不足。阴虚却不知道从根本上治疗,又怎么能借助人为调养元气、帮助生化呢?这就是本原的道理,确实应当这样深入考察。再从小儿疾病的病机来谈。小儿最常见的疾病,大多属于惊风一类。惊风发作时,必然会出现身体反张、两眼上视、斜视、抽搐等症状。这些症状的原因,总是由于筋脉拘急所致。这是因为血不能滋养筋脉,所以筋脉拘急。真阴亏损,所以血虚;这难道不是水液衰少的明显证据吗?肾主管五液,却说血不属于肾,我不能相信。肝肾疾病的治疗本来相通,如今筋脉患病到了这种程度,却想舍弃肾水而去滋养肝木,我也不能相信。况且太阳经与少阴经互为表里,循行于脊背,并形成眼睛上方的联系;如今反折、两眼上视的症状偏偏多见于小儿,却说这不是水脏阴虚的病,我更不能相信。何况阳邪亢盛到了极点,阴气耗竭就会危险;脏气受到损伤,肾气穷竭就会死亡。肾是生命根本、元气生息的基础,这一点对小儿尤其重要。既然如此,小儿疾病与肾气的关系难道还不重大吗?又怎么能说小儿没有补肾的方法呢?绝不相信!绝不相信!第三卷《道集》:传忠录(下)。命门的补充义理(二十六,共六条)。关于命门的意义,《内经》原本没有详细论述,只有越人说:肾有两个,并不都是肾。左边的是肾,右边的是命门。命门是各种精气神明所居之处,是元气所系属的根本;男子在这里藏精,女子在这里联系胞宫。我认为其中的意义还没有说尽,而且有些地方值得怀疑,所以曾写成《三焦包络命门辨》,附在《类经》末尾刊刻,似乎已经大致说明清楚了。然而仍有未尽之处,恐怕还不足以使后人醒悟。现在再详细阐明其中的奥义,分条列在下面。一、命门是精血汇聚之海,脾胃是水谷汇聚之海,二者都是五脏六腑的根本。但命门是元气的根,也是水火所居的宅舍。五脏的阴气,没有命门就不能得到滋养。五脏的阳气,没有命门就不能发动。脾胃属于中部的土,没有火就不能生化;但必须等春天的生气从下方开始,三阳之气从地面升起,万物才得以化育生长。命门的阳气处在下方,难道不正是脾胃的母体吗?所以我说:脾胃是输布滋养的根本,依靠的是后天之气;命门是生化的源头,依靠的是先天之气;其中本来就有根本与末节、先后次序的不同。看东垣说:补肾不如补脾。许知可说:补脾不如补肾。这两位医家的说法各有其道理,本来不必争辩就可以明白。一、命门有火候,也就是元阳,也就是生育万物的火。但人的先天禀赋有强有弱,所以元阳也有旺盛和衰弱的不同;阴阳之间有盛衰消长,疾病的治疗也有轻重缓急,这就是火候应当辨别的原因。现在姑且从大体上来说,一阳元气必定由下向上升,而三焦的【“普KT”疑为OCR或缺字,原义不确定】也各自表现出相应的火候。下焦的火候如同土地,是化生万物的根本;中焦的火候如同炉灶,是化生水谷的炉釜;上焦的火候如同广阔的天空,是神明活动的空间。下焦如同土地:土地有肥沃和贫瘠,所以出产不同;山川有厚薄深浅,所以蓄藏不同;万物的聚集和散失,掌握权力的总是阳气。人也是这样,得到一分阳气就有一分作用,失去一分阳气就有一分亏损。人的寿夭、生育,以及勇怯、精血和疾病治疗的基础,无不取决于元阳充足还是不足;它是各种盛衰盈亏的主宰,这就是下焦火候的含义。中焦如同炉灶:饮食的滋养都来源于水谷,饮食充足身体就强壮,饮食减少身体就衰弱,正是因为胃中的阳气热如炉釜。若不是这样,为什么早晨吃的食物到中午就能消化,中午吃的到申时就能消化?炉釜化物的速度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