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藏卷之四十七

译夏、商、周三代盛世时，它们的先祖都已经取得了民众的拥戴，经过几代之后才开始登上天子之位，推行礼乐制度。民众知道先王恩德深厚，没有争斗之心。古代受治理的人，也大多专一、诚愿、质朴而愚直，容易任用，所以德教可以逐渐施行，仁义可以使人信服。后世的君主都是从草创蒙昧之中与英雄争斗并取胜的。前代的污浊混乱使人的耳目受到蒙蔽，争斗之心还没有消除；即使有上圣的德行，民众仍然怀疑而不信。因此，聪明神武的君主，宁可使民众敬畏而不亲爱，使他们畏惧威势而不称颂恩德。轻柔的风、清凉的气流，容易使人感到舒适；微弱的水流、低缓的波涛，却容易使人溺水；肥肉和浓酒，容易使人丧命。所以，官吏使我敬畏、使我畏惧，正是为了爱护他们、使他们感受恩德。唉，这大概也是三代衰败的缘故吧？回答说：这是为了挽救我们这个时代。元朝以北方胡虏的身份错误地占据了帝位，毁坏先王的教化，排斥中原士人，重要的官长和官吏都任用胡人。戎狄的性情，沉溺于贪婪和兼并；由于语言文字不能清楚交流，一切政务都依靠吏胥办理，于是奸诈丛生、弊病聚集，货贿公然流行，腥膻污秽到处显露。贪污之风在高官显宦中也不以为耻，奸猾顽劣的民众也往往像羯、羠、貙、貐一样，充斥于街巷之间。太祖高皇帝本是淮右的平民，幼年饱受孤苦贫困，长大后又遭逢兵乱，二十四岁投身军伍，历时三年；此后收罗英才，与群雄并驱争胜，劳心焦思，思虑防范细微之处将近二十年，因此能够剪除强敌、统一天下，也就把人的真情和伪态全都了解了。自从平定武昌以来，他就立即与群臣商议制定律令，增删修改，次数多得无法计算。即位之初，首先向天下颁布《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条，接着又编成直解，使愚民都能明白。大概是想使法令条文简约而纲目严密，以简明而严厉的制度，与天下共同期待达到不用刑罚的教化。但事物的情状多种多样，律文没有全部记载，援引比附又十分繁多，奸吏于是得以在法条之间出入作奸。于是命四名儒臣与刑部官员每天讲解唐律，写成二十条，送上去听候裁决。到洪武六年，命刑部尚书鄮惟谦复任，每完成一篇，就立即上奏。皇帝揭下西庑墙上的文稿，亲自裁定。第二年律令编成篇章，以唐律为准，共有六百零六条，可以说很详尽了。然而，贪污的官吏和奸猾顽劣的民众仍未能改过向善。皇帝于是大规模召集天下德高年长的人，命有关官署以礼相待，使他们能够捕捉贪官、擒拿奸民，当面上奏。奏报属实的，施以非常严厉的诛罚。于是出现了挑筋、剁指、砍足、断手、刑膑、钩肠、去势等刑罚，以制止大罪。府、州、卫、所的右署和左庙旁，设置一处名叫“皮场”的地方。官吏收受贿赂达到六十两金子的，押入场中，砍下首级并剥皮。接任官员还要设置皮座。又建造清淮楼，命校尉从楼上俯视城内；凡有吹奏弹唱、踢球、赌博以及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都逮捕押入楼中，只准饮水。游荡逃避赋税的僧人，挖坑埋身而行；铲头的会道门，以及其他被迁往边地、充实都城、开垦田地、修筑城池以赎罪的人，多得无法计数。于是把文武大臣和百姓的罪由揭示出来，公布于天下，《大诰》一书也因此产生了。这样一来，人心恐惧戒慎，官吏畏惧，百姓驯服。当时征召任用各部门官员，催促得就像捕捉罪囚一样。在朝廷任职的人，很多装死装疯，以求解除职务。若不是刚强敏锐、博学通达的人，或温和恭谨、谨慎畏惧的臣子，哪里能够胜任并得到君主任用呢？然而，推究高皇帝的本意，都是为了革除元人的姑息之政，洗涤旧俗污染的弊病，并不是要把这些做法传给后世君王。因此，《祖训》第一章特别告诫守成之君：黥刺、腓刑、劓刑、阉割之刑，永远不可使用。臣下如果不加以匡正，就肢解其身，并诛灭其家族。实在是担心后继君主深居宫中、长于内廷，对人情的真伪善恶未必看得清楚而毫无疑惑，某一时刻处理不当，误伤善良的人。大概在他晚年又重新确定，把吏、户、礼、兵、刑、工分为六类，将十二篇折分为二十九篇，把约六百零六条减为四百六十条。后来，权宜而超出法律之外的刑罚，将被荡涤清除，与天下重新开始。因此，高皇帝虽然显著施展威严、广泛诛杀，但上天的命运长久眷顾他，民心也没有改变。延续到建文年间，余下的教化仍未衰微；有两三个顽强的士人投火自焚，跳入深渊，表现得更加激烈，好像自愿成为守节至死、不事二主的臣子。天地神灵知道高皇帝并没有滥施威势的意图，天下臣民也相信其中确有爱民施德的实情。历代圣君相承，都能够遵守既成的法典。像成祖、仁宗、宣宗二宗，对于制定刑法的用意尤其反复恳切地加以说明。到孝宗弘治十三年、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及三十四年，又加以修订增补，共有三百八十五条，斟酌增删损益，已经更加完备。如今皇帝又在万历十一年，命刑部尚书潘、李、驯、舒、化先后参考斟酌过去尚未完全能够变通的事项，历经两年成书；进呈皇帝之日，命令编入《会典》。这又是一代不可废弃的成法。现在追述高皇帝用来教化百姓、整齐风俗的心意，略举其大旨，依次排列其先后，也使那些传播伯夷巡行之道的人有所考察。洪武元年，皇帝向天下颁布《大明令》说：“我认为，律是帝王治理天下的法则；先用令进行教化，随后用律加以整齐。古代的法令极其简约，后世逐渐变得繁多，甚至有让人不能通晓其义的，这就给奸吏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百姓陷入法网。我对此十分怜悯。现在制定的律令，删去繁杂而趋于简约，直截了当地说明事情，希望人人容易明白而难以触犯。典籍不是说过吗？施刑的目的在于达到不用刑，只希望你们臣民体察我的深意。”洪武六年，《大明律》编成，颁行天下。洪武十八年十月初一，皇帝向文臣发布《大诰》说：“我听说上古的君臣共同承担治理天下的重任，怜悯百姓陷于涂炭，于是建立纲常、陈列法纪，明白告示天下，为百姓造福；君臣同心同德，感动而监察后土皇天。这样经过长久岁月，养育百姓的功绩仍然清楚可见。从前元朝处在中原，实际上不具备中原的礼仪，九十三年间，中原风俗沦丧，常道倾颓；士人只专心猎取经书中的文辞，持守心志和节操，却不能恭敬对待神人，过错深如大海，罪行重如高山。到了应当治罪的时候，连被弃市的尸体还没有移走，仍然没有使人改正邪念。唉！这也是由于我没有良善，受到夷狄风俗的沾染。如今我向天下各部门发布《大诰》：其中有贪污受贿、残酷虐待我的百姓的人，我将把他的罪追究到底；只愿世世代代遵守施行。”

译皇帝说：“从前臣下能够与君主共同游处的，都是竭尽忠诚、成全君主的人，饮食睡梦之间也从未忘记政事，只致力于为百姓造福；弥补君主的过失，节制君主的错误，补足君主的缺漏，使祖宗显赫于后世，使父母在生前欢悦，使妻子儿女当时荣耀，自身和名声流芳万载而不磨灭。汉、晋、唐、宋以来，有贤能的臣子，修治职守而只求自身尽责，不倚赖吏员；他们只是享受上天赐予的俸禄，安稳如磐石。元朝君主统治我国，风俗不同，文书语言不通，各项事务都以吏员为根本。如今我所任用的人，往往沿袭过去的错误，政务由吏员把持。唉！从前我国的先贤，虽然国运已经过去，但教化并未迷失；上天命令有德者治理，只能借助旧日遗留下来的人才。只是胡人风俗迷惑了九十三年，我竭尽心力、反复劝诫教化，却仍未能改变。唉！真艰难啊！”皇帝又说：“有的忠臣在职，屡次观察长官和吏员；发现贤能之人，就任用其才能，并推荐给国家，而不加以遮蔽，说：古代圣贤之臣常常这样说：我命令各部门前往任职，我已经多次告诫你们，不要使自己和家人陷入法网。如今天下各部门残酷伤害百姓，政务无端被吏员把持，吏员因而变成奸徒；只要贪污之事被察觉，他自身就会被关入禁所，不能携带他的赃物。” 有的人对他人的贪污，如同积聚的雨水一样多；守护俸禄，却像汲取井水一样，井水不满便不停汲取。不要像刑部尚书时增减罪情，不要像陕西官员假装廉洁善良却向百姓搜刮，不要像山西官员表面贤能却贪得无厌，不要像户部侍郎桓匿于赋税之中，也不要像御史敏有所倚仗而终于获罪。这些都应杀掉；各部门的职责，在于询问百姓疾苦，抚慰安定善良之人，治罪奸猾顽民。开州判官汝霖刻剥百姓以抵偿赃款，应斩首；户部侍郎桓匿于赋税之中，牵连天下达数万人。我将一并依法处置，并不是我不分辨玉石，只要概括地说，六部有贪墨之事，就一定会追查布政司的贿赂，于是拘捕布政司；查到府的赃款，就一定从府拘捕；查到州的赃款，就一定从州拘捕；查到县的赃款，就一定从县拘捕；查问到百姓的赃款，就一定追查到百姓。唉！君子看到这些就会更加勤勉从政，小人看到这些就会有所收敛。所有我的百姓，不要向官府行贿，不要私下藏匿赃物，不要用贿赂来免除罪责。不行贿而犯了笞、杖、徒、流之罪的，依法治罪；行贿以求免罪的，处死并施以笞刑。所有我的百姓，不要隐匿赋税，不要向有关官员行贿。替别人缴纳赋税，却隐匿赋税、虚报收取的，要处以重刑。有人用言语游说诱导府、州、县官员卖放狱讼，使君子一时受到他的欺骗，陷入法令并遭受重刑。有些主管官署的吏员利用贿赂，使罪犯逃脱重刑。皇帝说：“我命令各部门前往任职，是要帮助我为百姓造福；贤能之人可以获得美名而名垂不朽。离任以后，还有几个人像我告诫的那样做呢？我擒获奸贪、捕得无道之人，把他们置于刑法之下，有的流放逃窜，有的服劳役，受笞、杖、死刑的人姑且不说；那些活下来的人却颠倒是非，欺骗朋友，蒙骗乡里，竟说：‘我没有罪，只是刑罚暴虐。’唉！恶人犯罪，善人却受到牵连。有的人害怕刑罚伤害肌肤，有的人害怕死亡，于是向官吏行贿；官吏因此也不再害怕伤害肌肤，也不再害怕死亡，即使死后悔恨，也终究不能再活。唉！这种迷误并不是百姓主动献上的，君子也无法完全避免。唉！要免除这种祸患实在困难。元朝末年群雄并争，面对子女玉帛，谁不先选择良马美服？谁不上饮酒歌唱、寻欢作乐？谁不以生离他人的父母妻子为快？谁不是为了我而这样做？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只是因为不敢。我在军中十四年，从未妄自将一个妇女据为己有；只是征讨武昌时，因愤怒而占有陈友谅的妾，随即自己怀疑没有看清她的品色，也害怕豪强智士监察我的过失。我不敢如此，也只是因为受到了敢于进谏之人的监察。朝廷早晨兴起、晚上败亡，始终不能与他们的愚行相同。皇帝又说：“布政司、府、州、县的官吏，如果不是奉朝廷号令而巧取财物、损害百姓，境内年高有德的老人就可以上奏，说明有清廉正直、能够抚养百姓、使百姓得以生存的官员；境内年高有德的老人，如果上奏说有廉洁能干的官吏被无能官吏排挤陷害，不能表明他的公正之心，也应上奏。唉！如果要彻底消除百姓的祸患，没有比年高有德的乡老更合适的了；可以由一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一千多人，在年终把境内官吏的善恶一并上奏。唉！乡老和有才智的百姓依照我的话去做，天下每年就会得到公平的评议。”我一时难以全部了解，只希望这些乡老帮助我维持此事；凡有人到京城当面上奏，关卡不得阻拦。皇帝又说：“唉！府官、州官、县官，府吏、州吏、县吏，以及一切各部门的官员，他们起初本来都是普通百姓，没有不是善良人的。做了官、做了吏，才成为不善良的人，甚至到了刑罚也不能治理的地步。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为什么不极力劝谏你们，不要给家庭带来祸害？唉！风俗和百姓尚未美善，事情没有达到日月般明白，我不责怪主管官员。刑名案件有罪与无罪判断失当，只是由于人的才智有长短，我不责怪主管官员。赋税不足，只是因为百姓顽劣，我不责怪主管官员。我责怪主管官员的，只是贪墨败坏风气，只是受贿而隐蔽罪行，只是盗取虚报的田赋。唉！我的话再三申说，只愿上天鉴察。唉！我发布这篇《大诰》以后，家家户户都要有我的《大诰》。如果有人犯罪，减一等处罚，不得加一等。” 洪武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皇帝再次向臣民发布《大诰》说：“上古时代，游手好闲、无所作为而制造祸害、损害百姓的人很少。大概是因为九州的田地都依照公法实行井田，用来供给百姓；核验丁口后授予田地，农民就没有闲散不耕作的人了。因此，生产粮食的人多，坐享其成的人少。在乡里之间，士、农、工、技取得田地时，核验能力，按照职业授予，各自都有成效。士、农、工、技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农民都在田沟间尽力耕作，士人施政以仁，工技专心于本业，不敢胡作妄为。那时商人出自农民，只在农闲时经商；四种职业都登记在册，各自专心于本业。唯独商人不专一，只在农闲时交易，这就是先王的教化。这样就能使田野间没有闲散之人。我没有才能，不能阐明我国先王的旧有制度，愚夫愚妇仿效夷狄风俗，扰乱我国有条理的伦理秩序，以致有福者不成其为有福，富者不成其为富，康宁也不能自如享有，好德之人越来越少。考察人的寿命终了，几乎没有听说遵循古代五刑仍不能治理的；即使施行五刑来诛杀他们，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我从早到晚忧惧地思考治理天下，追究根源，难道不是因为闲散之人太多、刁诈之风太盛，才使五福不能到来、凶灾接连发生，祸害我的百姓吗？现在我再次发布这篇《大诰》，广泛传布于天下。皇帝说：现在再次告诫臣民之家，父子之间要有亲情，君臣之间要有义，夫妻之间要有区别，长幼之间要有秩序，朋友之间要有信义。

译这些并不是我的私言，而是阐明先王的旧有制度，这是吉祥的事！如果不遵从我的话，经过三次、五次、直到七次告诫仍不悔改，就由年高有威望的人擒拿，交给主管官司治罪；主管官司如果不受理，律条中自有规定。皇帝说：“自从建立国家以来，贪墨之人不能终其一生得到善终，也只是因为吏卒和闲散之人不从事生产，受到浸润诱说，竟求得自身生存而损害百姓，百姓的怨恨因此惊动上天。我听到这些，来不及安处，于是再次发布《大诰》与百姓约定：不服从五刑而完备治罪的，就连同其家和自身一起论罪，百姓彼此都要知晓。丁丑年，核查从事各业的情况：某地有多少民丁，务农的有多少，务士的有多少，务工的有多少，务商的有多少，全部登记清楚；士师尚未成为士人的，若不是属于社学，就属于县学，县学则归州学、府学，以便知道士人每日早晚的作息，不出乡里。为了知道农丁远行，须有符引；近行则由邻里知道他的去向，回来迟了或快了，也都能查知。为了知道工丁，远近、大小、轻重、水陆运输，都要明白记在引文上，使邻里知道其去向；为了知道商丁，也要如此。我希望百姓各有职业，不要任意放纵、冗杂混乱。百姓如果不能安享其生，不能长寿，就是我的罪过。《大诰》发布以后，百姓要核验丁口；市镇、村舍、客店都要辨验引目。引目要相互核对，辨明货物的轻重、大小、贵贱；不得有不合常理、冒充其他行业，或把引目当作无物而出售的情形。引目尚未失效却没有货物而出售的，坊、厢、村、店都要捉拿治罪；重者处死，轻者刺字并流窜。” 如果不捉拿，就由其他人或主家、邻里承担《大诰》所规定的罪责。应当赶快从事生产；乡里邻居如果告发其父母、妻子、儿女不从事生产，就把他们拘送主管官司。主管官司不接受的，就把他们押到京城；闲散者有的成为盗贼，有的成为吏员，有的成为隶役，只有在间隔期间发生的侵害犯罪，才由乡里邻居承担罪责。皇帝说：古代主管官司遇到大事，如果不是年高的乡老就不能完备处理，便请他们共同裁决。只是由于有些人的德行多出于声闻，怀有慈爱之心，而官府不能明察识人，贪吏往往先敬重小人；如果只因年高便结党，就会使官吏得利、百姓受害。我们主管官司应当尊崇有德之人，使有德之人赶快出来辅助我整顿官司礼制。吏卒不要任用良家子弟，也不要任用市井百姓；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农事的艰难，就会损害百姓。要以此为戒，不要成为百姓的祸害。良心发端于父母，嘉言兴起于妻子，善行可以向兄弟询问；吏卒家中的父母、兄弟、妻子，也要加以告诫。皇帝说：吏隶掌持簿书，主管官司张榜告示百姓，百姓知道吏隶的名额，不要让闲散之人得以冒名假托而损害百姓。凡是传呼我的百姓、发遣牌文，不要使用隶役；三次呼唤仍不到，才可以使用隶役。百姓到了，不要立即治罪，暂且先加以询问；恐怕百姓只是单身男子或独居妇女，为了谋生而远出，或者近处有急事耽搁。像这样的情况不是百姓的罪；如果仍然治罪，就是主管官司虐待百姓，不能赦免。”}], 有司官吏滥设“当人”“管干人”“干办人”，出入市镇乡村，像虎狼一样；百姓所设的“当人”“管干人”“干办人”，以及有司官吏的族属、布政司和府州县官的皂隶下乡扰民，都处死。有仓库、闸坝等诸司官员擅离职守、扰乱政务的，处死。有粮长巧立名目向纳户索取财物的，处死。有逃避教化、投靠豪家而不报丁口的，处死。官府任用典吏囚禁人犯，主文却不知道案件的本末隐情的，处死。皇帝说：审理案件，应当使狱情隐秘而得到治理，使全狱的实情不泄露。先王治理狱讼，使囚犯的实情幽闭内藏，狱外的人为之忧虑；囚犯被关押在深远之处，外面的父母妻子不能轻易相见；囚犯内心悬望，想告诉父母妻子却不能使他们听见。唉，这真好啊！可以挫服百姓的顽心。等到囚犯获释回家，妻子劝谏，父母兄长告诫，旧日朋友规劝，都诉说牢狱的威严，从而发动他的良心，因此监狱就空了。如今掌管狱讼的人迷恋钱财，泄露狱情，教囚犯颠倒供词；囚犯可以卖钱，生离死别也不再畏惧，犯罪的人于是接连不断。朕再次告诫主管狱讼的人，只应畏惧法律，谨慎审理案件。唉！百姓献身为君子，保全囚犯就是保全自身；囚犯不横死，自身也没有祸殃。应当用善言安抚他，调节寒暖，暑天使他凉爽，节制饮食，患病给他医治，这才叫使狱情隐秘而治理得当。这样安顿囚犯的身体，他就会昌盛。[原文“其妥身子，其昌”疑有脱误。]朕反复告诫说：百姓蒙受乱世之害，往往不是罪人而死，也有许多虽有罪却不依法处死。唉！父母妻子、亲戚朋友，只应把朕的话告诫掌狱之人，使阴德广泛施及狱囚。皇帝说：唉！朕统治天下，希望一两年后能对百姓说天下已得到治理，但百姓却不免遭受凶祸。朕设身处地想到父母妻子的心情，忧虑奸邪顽劣的臣民；他们一旦失去生命，父母年老无人供养，妻子柔弱、子女幼小，衣食艰难，只能对神明和人世欷歔悲伤。朕对那些不顾父母妻子的人施以重刑，是想使人警惕；但也有人顾念父母妻子，早晨被杀，晚上又犯罪。朕看见刑罚尚且害怕，却不到半月便有人犯罪，不到二十日又有人犯罪，这实在难以教化、难以禁止。朕心中的忧虑没有止息。皇帝说：唉！只是那些喜好游荡、无事生非的人，借官府威势虐待我在乡野的百姓。乡民无知，便会以为朕的法律苛刻，谁知道是他们假借威势施行虐刑呢？这样的人，会使人以为君主暴虐或宽纵；这样下去法律败坏、纲纪松弛，人们又会以为君主昏庸。做君主实在艰难啊！唉！百姓并非全是奸邪、顽劣或愚昧，只是离上古久远了，治理百姓的方法迷失了。相继而代的帝王施教不精，朕又不能完全实行古代先哲君王的道，所以刑罚多了。唉！人们都说君主养育百姓，朕观察宫室、衣服、饮食、器用，样样都由百姓供给，原来是百姓养活君主。依照古代先哲君王的旧章，明确五刑以辅助五教，使百姓懂得五常，强者不欺凌弱者，众人不暴虐少数，边境由四夷守卫，天下大为安定。这才是君主养育百姓。维持十九年十二月朢日，皇帝第三次向臣民发布诰谕说：朕治理臣民不善，他们往往造下深重罪孽；朕完备施行五刑，已经不止一年了。奸邪顽劣之人从未在朕面前悔改，他们心怀祸害良民君子，没有一年间断。朕才疏德薄，驾驭治理的方法已经穷尽。朕郑重告诫臣民，良民君子欣然遵奉，恶人却没有在朕面前退改，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快醒悟。良民君子知道前面诰谕的精微，一心敬谨遵守，有所依恃，便同奸恶之人争辨，一经发觉就加以擒拿，所以见效很快。然而无籍之徒不怕死，心中无知，轻易舍生、容易犯法，上面连累朕施刑，下面毁灭自身和家族，这种人又不止一两个。朕想到这些而不能忍，于是继续告诫良民，使他们像流水一样奉行。巨恶之徒尚且不肯如此，其中一般恶人想悔改也来不及了；既已毒害他人，恶意已经充满胸怀，显露在耳目之间，最终被善良之人擒获，朕看到的就是这样。两次告诫良民后，君子坦然无忧，能够伸张于众恶之上，奸邪顽劣者屈服在下，这确实有益于百姓。朕再发布第三次诰谕，胆敢再犯者，一律按诰谕治罪。

译唉！良民君子，心中的话并不在多；凶恶顽劣之人不肯改过，心中的话也不在多。皇帝说：朕早晚思念百姓，不敢安逸，只求使他们的生命长久。朕制定法律政令，务求允当；不良的臣民百般破坏法律、扰乱政务，也百般杀害自身。只是由于朕这个上司轻慢虐待所属官员，有政令只发檄文告诉建昌知县颐等人，他们便借朕的命令来拖延，使朕成为苦害百姓的官；又禁止有司人员下乡，顽民四处借朕的诰谕来拒抗，这些都处死。皇帝说：唉！父母生子，夫妇因怀孕而喜悦；临产得男，大为欢喜，得女也欢喜。孩子出生百日，初次见人，或在睡梦中发笑，都令人喜悦；到了能踢蹬、擦地爬行、扶物站立时，也令人喜悦。冬天防寒，夏天防虫，随时还要防水火。进士、监生以及本道等三百六十四人，不推究审问、奉养父母的实情，不使父母显扬而丰厚奉养，屡屡走到杀身的地步。朕早晚在朝廷训诫，在外面警告官吏；我的话如水，人心却像石头，完全丧失了父母的劳苦。唉，真隐晦啊！朕对诸生多次宽宥，学业、操守、政务方面一再宽宥，如今仍极其刚愎，三四次也不悔改，朕不得不向天下发布大诰。你们既然立志求学、具有聪明才智，为什么不仿效前代贤良士人？像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玮、户部侍郎杨靖、工部侍郎秦逵，恪尽职守，名声相称，朕心中任用他们，使他们的家属不服杂役，不受差役，有司吏卒不得登门。祖父母、伯叔父年老，仍亲自经营田园；抚养儿孙、居住市镇的人能够放纵自便，[原文“恣”后疑有脱文]，所以邻里之间互不欺凌。为什么不加以规劝、仿效，竟不听从朕的命令？三犯、四犯而被杀身的有三人；二犯而因诽谤被杀身的又有三人；暂且戴罪任职的有三十人；一次犯罪而戴罪的有三百二十八人。唉！有志之士和君子应当因此戒惧、抑制自己并相互劝勉。皇帝说：常州府同知复春亲自下乡；青州府知府希文向临朐三县征索财物，物品不出县境，官府便只拿百姓的财产上枷押送；有司历经各州，九次用此警戒有职位的人。皇帝说：镇江男子栋等十八人说诽谤之言迷惑朕，回去后拿官府短处说事，虐待良民；栋所在里甲不擒拿他们，反而助长恶行，祸及一郡，于是罚令搬运石料修筑城墙，家产耗尽，无法存活，有的逃亡，有的死亡。唉！为什么不依照诰谕擒拿恶人、领取赏赐，做良民呢？皇帝说：镇江百姓茂实在胡仕庸家饮酒住宿，领取财物，参与中盐舍事务；朕掌握生杀予夺之权，投靠奸臣，诛及幼子。前明州卫指挥贤私通惟庸，劫夺倭船，放任倭人居住；惟庸私下派男子旺借兵，暗中把贤送回，贤将要辅佐乱党，使黔黎不得安宁，诛及幼子。贵溪县儒士伯启和他的侄子自行砍断大拇指，信奉异教，不是朕所教化的，处以枭首。苏州人材叔闰、人材谟被举为儒士却不赴任，藏身作为主文居于寰中，不为君主所用，又违背君主教化，于是诛杀本人并没收其家产。皇帝说：守边军士有开疆拓土的功劳，却仍长久戍守荒远之地；如今因盗窃而获罪，被黥面刺字，发往荒远之地服军役；道路上逃亡，押送军人的又不怕受贿放纵逃犯，也不估量守边军士的功劳而徇私，犯罪达到二三次才杀掉。溧阳隶富教知县皋贪赃枉法，依仗势力、把持权柄；百姓鲁上奏章，朕派人查办。境内百姓士鲁等十三户递送、藏匿富教，持杖拒捕、困扰追捕人员，这些人都枭首、没收家产，共三百零七户。唉！同恶不除，自身和家产将一起灭亡。皇帝说：朕向百姓征税三十一，游徼庆率领子弟强暴征取后裔，私下肢解子弟，处以枭首。上元知县贞轻蔑鉴戒，以前面被诛的傲慢丁民为戒，却不把此令宣示下去，处死。皇帝说：舍身、偃兵、息民、开疆，赏赐不过二十万文；上等赏赐不过十袭绮。可是安庆业户隆勾交通户部侍郎易寝，欺骗课钞三万九百九十四贯，隆等全部治罪处死。上元、江宁百姓二等一十四人，暗中出边湖胁迫商人，成为强盗，僧桾至死，家属迁往化外。吏部郎中焕揭发名籍，佥选吏人，故意广泛选取丁力之家五千余户，先声索取百姓贿赂，因而杀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七户〕 礼部郎中色目人锡侵吞牲口和官钞；员外郎岩当时捧读《大诰》，锡故意藏匿此书，使人不知道，因此处死。江西百姓和卿替人打官司，处以枭首。松阳百姓均育与百姓惟宗有仇，不自行申诉，却以惟宗的名义诬告其兄饮章，嫁祸于人，处以磔刑。皇帝说：朕不知道有司使境内有德高年长的耆民上奏，指称胶州官达可的长子、新安官玘、建昌官颐放纵贪污并有奸邪情状；这些耆民与恶人同党，抵赖欺骗，上奏任命他们为贤人，处死并迁家于化外。乐安知县行私贿赂朋友，设计毒害上变告发的百姓；添人隐匿上变的实情，处以磔刑。丹徒丞荣中、应天府吏毅等六人接受均工人的赃款五百七十五贯，放纵一千二百六十五人；他们勇于贪污、不怕死，朕命令砍断手指，恢复职事，并称其为庶民。[末句疑有错乱。]

译如果悔过自新还来得及，荣中却又隐匿先前泄露的工名，另行勾取差役，骚扰数百家；枭首御史志仁。御史士良在淮地与卫官打猎饮酒，故意作威作色，诬陷善良，扰害百姓；容留里长等七级人员请托，从富厚之家取利。朕左右之人受福买吉言影响，处以磔刑的有御史哲、御史辉、御史萧、御史卓；他们放纵纷乱于刑狱，朝廷在都御史徽面前加以羞辱。囚犯绍三次诬告都御史徽受贿，服药自尽；但旁证之人已经死亡，无法查验，磔杀粮长时杰等一百六十人，他们包揽赋税，买通虚报收取。朕命户部查清根源，时杰等因显露奸情而被杀。皇帝说：前后三次诰谕，朕希望臣民家家收藏、人人诵读，以作鉴戒；不遵从的，迁往化外。维持二十年十二月，皇帝向武臣发布《大诰》说：你们内外管军官吏，上面破坏朝廷法度，下面苦害小军，丝毫没有哀怜之心，凶厉虐待甚至不如对待自家牲畜。如今军官的衣食、爵禄，都从军士身上取得；小军一半像自己烧锅做饭，一半像自己供给仓粟，又像自己经营庄田。军官严酷对待小军，就不是有人心，也不如禽兽；即使内心相比草木，也不如草木知道春秋。总兵官、守卫、指挥、千户、百户、镇抚、旗首等严酷对待小军，就是自己毁坏锅釜，自己暴露积粟而不入仓，自己使田地荒芜而不治理；没有天灾，也必有人祸。灾祸应验有迟有快。朕每日两次劝告训诫，次数不可胜数；无论文臣武臣，少有谦逊，多有违逆。到了犯罪之日，却多怨恨君父；君主因诽谤而施行重刑。诽谤之人也有不诽谤的，甘愿受贬为军，有的二三年，有的五七年，有的十几年才得召回；但过不了多久，又严酷对待军士。前些日子朕年纪已大，训诫你们训到口干气竭，你们仍不觉悟；朕把训诫全部写在书中，家家都能明白我的话。你们的父母应当教诫你们；有兄弟妻子，便应产生仁义之心。应当想到小军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饮食、所居住的低矮潮湿房屋，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小军的位置，承受他们全部的艰辛；如果确实不能承受，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弟难道不会发仁慈之心相互教诫吗？朕年纪大、阅历多，备尝艰难，朕曾经做过小军，对他们的艰难十分了解，难以用言语尽述。你们顽劣贪婪、不怕死，听了话就像没有听见；如今已经难以教化，更何况还能妥善收场吗？如今家中看到了朕的诰谕，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为什么不大力劝诫，发出仁慈之心？也有父母妻子兄弟没有一个产生仁心，反而共同害人，朕已经将其处死。朕的话很容易明白；我直接明白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严酷对待小军，就等同于再犯，不能推诿说没有看见书、没有读懂书。朕的话是为你们造福、除灾，你们却不听、不信，连幼子童孙也不记住朕的话。犯罪之日，朕还要向幼子童孙查问书中的内容；如果不能背举其中的文辞，不分长幼一并处罚。维持三十年五月，皇帝又向天下发布诰谕说：朕拥有天下，仿效古代施政，用礼来引导百姓，制定法律来约束顽民，实行已经很久了，为什么犯法的人仍然接连不断？因此制定五刑和严酷的法律来治理他们，希望百姓畏惧而不犯法。于是撰作《大诰》，向百姓公布，使他们知道趋利避害。又过了很多年，但法律掌握在有司手中，百姓不能普遍听闻，特意敕令六部和都察院，摘取《大诰》的要略，附载在律文之中。从今以后只依照《律》和《诰》两书议罪，其他榜文、禁例一律革除，使中外臣民都有所遵守。于是《大诰》和《律》在天子统治下并行。凡是刑罚，用五服来确定，用九族来整齐亲疏，用六亲来区别关系，用五刑来施行，用七具来区别轻重，用十恶来诛罚，用六赃来分等，用八议来宽贷，用五则来赎罪。斩衰三年、齐衰三年、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缌麻，这叫五服。自高祖至玄孙，上下治理、旁支治理，这叫九族。妻子为丈夫的宗族服丧，妾为家长的宗族服丧，出嫁女子为本宗服丧；又有为外亲服丧、为妻亲服丧、为三父八母服丧，这叫六亲。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笞刑五等，为一十至五十；杖刑五等，为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为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等，为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等，为绞、斩，这叫五刑。笞杖、讯杖、枷、杻、铁索、镣等，这叫七具。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叫十恶。监守盗赃、窃盗赃、枉法赃、不枉法赃、坐赃，这叫六赃。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这叫八议。应工赎输、囚粮赎输、灰赎输、砖赎输、水及炭赎，这叫五则。凡犯死罪而不属于特赦所不追究的，如果祖父、父亲、父母年老而无人奉养，可以奏报皇帝，听取上裁。犯徒刑、流刑的可以赎罪，留下来奉养双亲，这是教导百姓孝顺。凡共同居住的人，如果属于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外祖父母、外孙、妻子的父母、女婿、孙子的妻子、丈夫的兄弟及兄弟的妻子犯罪，可以互相容隐。奴婢、工人为家长隐瞒罪行的，一律不论罪；泄露其事，导致罪人藏匿的，也不连坐，这是教导百姓和睦。百姓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以及废疾者，犯流刑以下可以赎罪。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老疾者，犯杀人罪而属于应处死的党徒，可以奏报皇帝，听取上裁。盗窃和伤人可以赎罪，其余罪行不论。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即使有死罪，也不施刑。这是教导百姓养老慈幼，怜悯那些尚未成人的人。犯罪尚未被发觉而自首的，免除其罪。轻罪已经发觉后，因自首而免除；重罪则免除其中的重罪，这是给百姓悔过的机会。犯罪时尚未老疾，案件发觉时已经老疾，按老疾处理。犯罪时年幼，案件发觉时已经长大，仍按年幼处理，这是顺从百姓值得怜悯的情形。两项罪行同时发觉，按较重的论处。一项罪行已经判决，其他罪行后来才发觉的，等级相同者不再论罪；较重者合并计算前罪，以充抵后罪的数目，这是向百姓显示从轻宽省。其本应判重罪，却在犯罪时不知情的，按轻罪论处；其本应判轻罪的，听从本法处理，这是怜悯百姓的疑情。罪行可以减等；两项死罪、三项流罪合并归入一次减等，这是给百姓留下生路。因此，刑罚就是教化；刑罚就是养护。君子奉行它，把它比作规矩准绳，这是孔子、孟子的教训，也是曾子、司马迁等人的内心实践。小人畏惧它，把它比作水火，这是唐虞时代的风气，也是成王、康王时代的习俗。君子借此养成德性，小人借此保养身体，小人借此保全自己的家庭和身体，君子借此养成国家风俗，王者借此养育天下。所以刑罚制度，是仁德达到极点、义理贯彻到底的体现。

译郎官说：“我曾经充任西曹官员，知道国家使用刑罚十分慎重。凡是狱司先审理，司寇又审理，然后报给廷尉；廷尉审理后，再奏报皇帝。下令拘系囚犯的那天，给他良好的岁时待遇和衣服；患病时给他医药。霜降以后，才命令列卿在朝廷大会，参验没有疑问的案件后行刑，消灭其中罪尤最重的人。每年五六月，诏令大司寇审议各地案件中值得怜悯和疑惑的两类，释放死囚，改为戍边五年；又举行大审议，释放一批改为戍边的囚犯。于是又命曹郎分别审议郡国案件，也将一部分死囚改为戍边五年。因此国家每年判决的死刑，比前代二百年间少了许多。像乳虎、苍鹰一样凶暴的官吏，不得长久任职。近来大司寇孙丕扬上言，请陛下扩大虞舜忧虑刑狱的意思，效法武王不忘罪人的心意。每年郡国的狱讼，都御史得与御史共同审听其中值得怜悯和疑惑的案件，如同京师的旧例。天子批准了他的奏议，于是郡国的狱讼便与畿辅相同。不过，国家初年制定的法令规定，年终考核官吏时，不通晓法律而达到三次的，左迁。如今郡国州县的官员，都是新近考取甲科的进士，刚离开科场，少有详尽理解法典深意的；而各道监司，大多只会在器度、应答、脸色之间取人，审断案件时阿谀、曲护良民，极少加以核察和告诫，监狱中因此有许多案件久拖不决。” 这就是弊病。至于畿辅，也大略可以说一说。锦衣卫镇抚司专门负责审讯，奉旨到案受审的人，还可以兼任在京城内侦缉访察奸私之事；没有佐证而互相告讦的案件，名叫“天子诏狱”。他们年年把捕获功劳上报，兵部以捕获多者担任优职，甚至有人从小校起身，超越等级成为勋臣。因此他们常常窥测、迎合皇帝的意旨，捕风捉影地加罪于人，以求取得爵位俸禄。囚犯承受不住杖责，只得苟延残喘、甘心承认；而且侦访逮捕所到之处，家产像被洗劫一样，甚至连同室居住者的财物也一并席卷而去。所以京师被侦访的人家称这种情形为“刬”，就像刮尽一切、毫无剩余，因为他们凭借接近权贵的威势作恶。只有天子裁撤、减省这种狱事，把法律交给贤能的司寇掌管，才差不多可以解决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书何先生刑法记后》。○《书何先生刑法记后》。这篇文章称“帝曰”的地方共有六篇：开头是《大明令》，接着是三篇诰谕，再接着是诰谕武臣，最后诘责天下，使人遵守《律》和《诰》作为定制。其中有称“若曰”的地方，是私下取用《尚书》“王若曰”的含义。苏琰得到并接受这篇文章，已经三十年了。脱去布衣之后，前代正人曾以读律来劝勉我；又听说两京在任的胥吏开设律馆，讲求法意，既然遵守成法，又多加讲习，本来不应有谬误。巳庚年间，我手持斧钺在黔中任职，亲眼看见辕门之间有千百件公然杀人越法的事情，便随即缉捕、制造罪名，交给按察司。按察司董引军人陈述，说法律给了宽纵的余地。唉！圣祖制定刑法，虽然首先惩治贪墨官吏，至于镇江男子栋、茂实，溧阳隶富教，江西百姓和卿等人，也都是拿官府的短处做文章、私通盐务、铤而走险、替人诉讼的。又如胶州长子、新安、建昌的耆民，都是与恶人同党、抵赖欺骗、上奏保举他们为贤人的。对这些人或杀或枭首，丝毫不曲意宽贷。由此可见，这并非苛刻责罚士绅，也不是放纵豺狼虎豹，实在清楚明白。至于锦衣卫侦缉访察的狱案，在先生任职西署时，已经担忧它逐渐滋长；可是如今数年以来，只见它繁多，没有见它减少。审理时推求比附，能够完全符合《律》《诰》吗？如果心存争辩而以书文为依据，仍只能说是德行浅薄。如今想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的人，更应当深入体会《律》《诰》的宗旨，那么这篇文章怎么可以片刻离开身边呢？后学苏琰附记。《名山藏》卷之四十八。●《名山藏》卷之四十九。《河漕记》。◆《河漕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