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藏卷之六十四

译彭时，字纯道，安福人。他从小端庄稳重，少言寡语，奋发努力读书，考中乡试后进入国学。祭酒李时勉认为他将来可以辅佐宰相。正统十三年，会试考中第二名，殿试赐进士第一名。郕王监国时，奉命与商辂一同进入内阁。他虽然属于冕进之列，平素却一向受到推重。因继母去世请求守制，皇帝不准。不久升任翰林侍读。第二年请求服满丧制，皇帝答应了。服丧期满后，升任左春坊大学士兼侍读。《寰宇通志》编成，升任太常寺少卿，仍兼任侍读。英宗复辟后，召他到御前询问出身和年龄。当时他已经四十二岁。皇帝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命人赐给他酒饭。不久召他进入内阁，仍以原职兼任翰林学士。皇帝命令选拔庶吉士，说如果任用南方人，一定要像彭时这样的人才可以。李贤向皇帝议论政事，把此前彭时告诉他的意见拿出来上奏；这些意见是彭时替李贤谋划的，李贤佩服彭时正直诚信。皇帝给皇太后上尊号时，彭时说李贤应当借此推恩。李贤认为这是要颁布赦令。彭时说：“英宗复辟时刚刚赦免过，一年之内两次赦免，难道不太滥了吗？现在说优待老人是恩典，并不是说赦免罪犯。比如朝廷官员的父母年满七十岁，便授予诰敕；百姓年满八十岁，便授予冠带。这正是由尊敬自己的老人推及尊敬天下人的老人。” 李贤称赞说好。皇帝听说后很高兴。门达暗中在皇帝面前排挤李贤，皇帝一度要罢免李贤，中贵人出来传话，彭时常常惊愕地替李贤极力辩护，皇帝仍像以前一样任用李贤。皇帝曾派太监牛玉去探视生病的彭时，牛玉说他的居所简陋。皇帝想为他修建新宅，但这时皇帝去世了。皇帝病重时，牛玉将要把遗命送到内阁，阁老们都惊惧不安，彭时也流泪哭泣。牛玉回去复命，皇帝也流下了眼泪。宪宗即位后，彭时升任吏部右侍郎，原来的兼任照旧。宪宗讨论两宫徽号时，宪宗生母周太后不愿意与钱太后并称太后。中官传达周太后的旨意，言辞十分严厉。参与讨论的人都闭口不言，只有李贤首先发言，彭时极力继承他的意见，最终给钱皇后加上尊号，使她与太后有所区别。过了几天，太监覃包到内阁说：“尊崇两位母后，是皇帝本来的心意；皇帝顾虑太后，难以明说，若不是两位先生，几乎误了大事。”成化元年，加授兵部尚书。第二年，彭时请求归乡，皇帝派中使护送，并亲手写敕令催促他回来。又过一年，他到达京城，皇帝慰劳他。总裁《英庙实录》完成后，升任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尚书职仍照旧。李贤去世后，彭时独自主持内阁事务。钱太后去世，朝廷讨论修建陵墓，彭时首先提出应当与英宗合葬裕陵，牌位附祭太庙。皇帝仍然犹豫不肯同意，群臣伏地请求，彭时也从中主持此事，最终采纳了彭时的意见。那年秋天彗星出现，彭时上言：“专受宠爱的人年纪已经很大，适宜生子的嫔妃所受恩宠或许还没有达到，应当端正宫闱的名分，以便繁衍皇嗣。”他的这番话是在指责万贵妃。平凉土达满四反叛，参将刘清抵御，战败。兵部请求命陕西、宁夏、延绥三处合力进剿，后来声势更加紧急，又请求调遣官军前往。朝廷刚刚下令以都督刘玉任总兵、以副都御史项忠提督军务，败报又传来，舆论震惊恐惧。叛贼听说刘玉、项忠出兵，退守石城山。刘玉、项忠到达后，下令包围石城，不要交战。副将毛忠违背命令进攻，再次战败，士大夫更加忧惧。兵部尚书程信上奏，请再次派抚宁侯朱永统领京军，并调兵四万前往，命令已经下达。彭时看见兵部慌乱，难以立即阻止，只请求命朱永整顿军队，等到冬天再出发。毛忠的战报送到，说已经包围了叛贼。彭时再次请求命朱永星夜奔驰前往援救，于是下交兵部议论。程信说：“京军驰援，应当依从毛忠的请求。”彭时说：“仍然不必出兵。若叛贼像从前那样联合出动劫掠，军队当然应该前往；如今他们进入据点自守，这正是可以擒获他们的时机。”程信心中不平，尚书白圭、侍郎李震相互对视而不说话。彭时极力坚持自己的意见，程信更加慌张，众人怀疑彭时与群臣相互附和，说这简直是安史之乱再次出现了。否则就要失掉关中，难道你们与彭时有私交，所以不派京军，你们究竟有什么见解？彭时说：“看项忠奏疏中的曲折情形，就知道叛贼可以平定。他急于请求援军，是知道朝廷已经派将领出兵，不敢擅自决定。”那年冬天，满四果然被平定。彭时改任吏部尚书。成化五年冬天没有下雪，彭时上言：“腊月将尽还不下雪，不只是越冬麦难以得到滋润，实在担心春季的气候相互影响，变成瘟疫。臣考察传记，凡是说到灾害旱情的，必定说是百姓怨恨叹息，感动上天，如今或许正有这种情形。臣看见京城居民不下数十百万，起初都没有固定产业，只经营小额买卖，勉强取得每日生活所需。近来官府采买过多，门税抽分太重，生计不能维持，困苦日益加深。希望圣明崇尚节俭的制度，严禁搜刮百姓。”皇帝认可了这些话。他又说：“景皇帝的女儿已经到了及笄年龄，应当为她寻找平民士人，终于得以把她下嫁。”成化七年冬天，彗星再次出现，他提出七件事，请求减少内府修斋，慎重传达圣旨，不要让亲近之人借机假传；皇帝每天到殿上召见文武大臣议政，节制赏赐，慎重刑罚，广泛接受劝谏，整饬激励官吏，抚恤军民，把这些功德归于皇帝的德行。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彗星久久不退，朝廷大臣都说君臣隔绝，请皇帝亲自召见内阁，预先商议机要政务。彭时与商辂、万安也自行请求入见，但中官们害怕彭时说出对他们不利的话，便前去欺骗他说：“皇帝已经见过您了。”其实他们刚刚奉行君臣交往之道，关系还没有完全融洽，彭时想把胸中的见解全部陈述出来，还等待再次见面。到朝见时，皇帝的戒约仍和以前一样。御史中有人迎合中官的意思，建议裁减文武官员的皂俸，武官们惶恐不安，甚至想刺杀御史。彭时到皇帝面前，首先说天象变化可怕。皇帝说：“我知道你们，应当把心思全部放在国家政务上。”接着彭时说到裁减皂俸的事情，皇帝说：“传旨给户部、兵部处理。”皇帝当时的声音和神色，不能完全让群臣体会他的心情。万安突然高呼“万岁”，彭时只得叩头退出。起初中官叮嘱彭时进见，后来又在他出来时欺骗他，他中了中官的诳骗，于是说：“我平生遗憾没有见到皇帝，见到皇帝却只会呼喊‘万岁’，外人一定会称我为‘万岁阁老’了。”从此彭时不再被召见，只通过封奏上报意见。成化八年，因国内发生水灾旱灾，他分条陈述时政，说：“皇庄这个名称，自古没有。景泰年间保留藩王府邸的旧制，皇上又因东宫旧有的产业，庄田名为‘皇庄’，这个称号虽然不是凭空而来，有它的缘由，但实际上并不恰当。

译近来听说已故太监刘永诚献上的田地，也想设为皇庄。居住在那里的人害怕受到骚扰，不耕种的人害怕被按旧例征收赋税，而街谈巷议都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土的地方，为什么偏偏要把这处庄田称为皇庄？请命户部登记在册，仍让居民照旧耕种。”他又说：“京畿一带湖泊水泽很多，都被权势之家占有；湖中所产的鱼、虾、螺、蚌、菱、藕、芦苇之类，请下令放开，交给贫民利用。”他还谈到民间养马、边城粮草等事情，皇帝全部施行，唯独皇庄没有改变。彭时多次通过封事上报意见，有时得到答复，有时没有答复，总之没有全部施行。他请求归乡，也没有得到允许。彭时为人端正谨慎、严密周详，闲居时也没有懒散行为；走路时端正庄重，饮食时听不见刀勺的声响；一年到头只设一两次宴席招待客人，即使宴客也从不安排音乐。一张纸也要珍惜墨迹，不轻易丢弃。入朝任职三十年，除非生病或确有事情，从不缺席朝会。退朝后不与子弟谈论朝廷事务，接待别人时和善愉悦。到了议论争辩时，他立场坚定、确有主见。虽然没有建立显赫的名声，但人们都归心于他。成化十一年，他在任上去世，追赠太师，谥号文宪，派官员祭奠安葬，发给驿站供其灵柩归葬。他有一个儿子，任尚宝司丞。彭时有个族弟名叫彭华，成化年间也进入内阁。○刘定之 刘定之，字主静，永新人。宋初有个名叫德言的人，官至江西发运使。南昌郡有个男子孙多显，他的父亲孙髦，博学而笃守品行，被推荐为乡试第一名，但多病没有做官，在石潭之上耕种，求学的人称他为石潭先生。刘定之从小机警聪敏，擅长背诵。孙髦每天教他读书，却不让他写文章。一天，孙髦看见他写的《祝灶文》和咏桃浆等文章，大为惊异。于是把刘定之写的文章全部拿给孙髦看。孙髦对妻子说：“这个孩子有八面玲珑的才华，仅仅考中一次进士还不足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正统元年，会试第一名，廷试第三名，授任翰林编修。正统四年夏天，京城大雨成灾，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刘定之上言：“臣有幸遭逢圣明时代，想发表自己的意见，勉强帮助圣明。臣疑虑恐惧了十多天，担心所说的没有可取之处。臣认为雨水是阴气过盛的表现。臣听说扶助阳气、抑制阴气，在于进用贤能、斥退不肖。皇上具有日月般的明察，臣下的品行没有不了解的。然而公卿和侍从中负有政事、谏诤职责的人，更应当时常召见，使他们承受圣上的询问，从而观察他们的才能和心术。阳气还象征中原，阴气象征外族。盛夏是阳刚旺盛的月份，但阴雨不停，就像中原文明昌盛的时代，夷狄却还没有臣服。臣私下看到去年西部戎族侵犯顺义，今年云南发生盗乱，实在应当督促边将修治军备。至于投降归附的胡人，安置在京畿一带，时间久远，人数多达千万，豺狼般的本性使他们暗中进行盗窃。如果不趁现在分散他们的群体，把他们迁往南方，日后他们聚集得越来越多，将成为后患。如今京官大多不愿意任府、州、县官，而府州县官也认为自己没有机会入朝任京官，因此都不爱惜自己的名节。臣私下考察唐、宋以来，士大夫常常带着京官的品秩出任地方事务，州牧郡守相互兼任，出入反复调换，以便使他们熟悉各方面事务，成为公卿，已经有成效了。臣希望圣明大略仿照这种制度。臣又看见，如今命令大臣和五品以上官员推荐官员，确实是慎重选拔，但推荐别人的人心意难以做到公正，被推荐者的实情也难以完全了解。臣考察唐代制度，常参官上任三个月内保举一人代替自己，吏部记下被举者姓名；被推荐次数多的，必定符合公论，被推荐者贤能的，必定属于善类，遇到职位空缺就选择任用。臣希望圣明也大略仿照这种制度。至于地方长官，应以安抚养育百姓为先。如今有人专门崇尚严酷刑罚，反而因办事能干而成名；因此迂腐宽仁的人受到排斥。又有人放纵贪婪，反而因善于托人请托而显达；因此清廉正直的人受到轻视。特别应当命令风宪、铨选部门详细秘密考察。古代臣下有丧事，君主三年之内不登门召见他，这是用来激励廉耻、劝勉忠孝的。后世有时因为战争大事，有时因为辅弼大臣，姑且让他们起复服职，实在是因为需求过于急迫。如今天下安定，人才并不缺乏，文臣遭逢丧事却不让他们服满丧制，实在不是教化的根本。臣又看到，近年以来，百姓中有人拿出粮食赈济灾民，朝廷便表彰为义官。这也是饥荒年份的救荒措施，却不是太平时代的常法，不能没有止境地实行。如果朝廷表现得吝惜官府粮饷，恩德不能施及无依无靠的人，却让恩惠出自有能力的人；其中也有并非真心好义，而是想希求恩宠、借助皇上的宠信来增加私家声势的人，应当按照官员诰敕的事例，凡达到某等罪行的，定其罪名并追回、剥夺所授称号。臣所陈述的只是浅薄见识，不知道避讳，伏望陛下宽免斧■〈金戊〉之诛，使天下有才智的人继续进言，这就是臣的愿望。”奏疏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土木之变后，刘定之任侍讲，再次上言：“臣观察自古以来夷狄造成的祸患，没有比今天更盛大的。古代如晋怀帝、愍帝陷于匈奴，宋徽宗、钦宗陷于女直，都是因为边塞从外部被攻破，藩镇从内部溃败，救援没有及时会合，皇帝迁徙而无处安身；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天下全盛时却有数十万军民奉送上皇在沙漠之外，把他交给敌虏。” 至于晋、宋遭遇蒙尘之后，元帝继承帝统，高宗承继帝位，都放弃旧都，安守一隅；但他们还能够振作已经衰弱的形势，抵御正在强盛的敌人，使刘曜、石勒收敛残暴气焰，不进入皇帝的陵寝，使韦后因议和而归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天下全盛时有数十万军民，却让敌人先乘胜直抵京师，任凭他们自由来去。国家形势的衰弱，虽然不是陛下仓促之间就能使它强盛起来的，但难道可以不思考自强的方法吗？臣没有知识，只能陈述自己所见。臣认为应当讲习战阵，审慎守御，谨慎派遣使者，分散归降的胡人，训练军队、抚恤百姓，选择将帅人才，明确赏罚，并且厚修君主自身的德行。臣观察前日的战事，只知道闭营坚守，以持重为托辞，却不能出奇制胜、竭尽力量取胜，甚至前队败退，后队也不救援；左哨出动，右哨也不跟随。应当仿照宋代吴玠、吴璘兄弟的三叠阵法：第一行刀盾兵蹲伏，等待敌阵最低处；第二行矛戟和大枪兵列阵，等待敌阵稍高处；最后一行骑兵用弓箭，等待敌阵最高处，使各部分形势能够相互支援，力量能够彼此救助。又因为敌骑奔逃冲突，唐代制伏他们必定要依靠刀斧。从前郭子仪击破安禄山的八万胡骑，使用一千人手执长刀，像墙壁一样向前推进；韩世忠击破金军的拐子马，使用五百人手执长斧，上面砍人的头，下面砍马的腿。由此说来，刀斧挥舞砍击，比大枪迟缓犹豫更容易迅速取胜。

译臣观察紫荆、居庸等关，名义上是关塞，实际上却是一片平坦通途；近来虏骑来去如风，驱雾般压来，兵力少而弱，亭障破败，通道和队伍防备缺失，疏漏并非一日形成。应当增加兵力，修缮亭障，堵塞通道，划定区域固守；利用陆地，就纵横开挖壕堑，称为“地网”；利用水泉，就遇到低洼处蓄水，称为“水柜”；有的多种榆树、柳树，以遏制敌骑奔突；有的多招募土兵，以协助官军。这是今日应办的事，也是古人已经做过的事。传说说：“行事不以古人为师，便没有可说的依据。”所以古人是可以效法的。至于奉使之臣，从前充任使者的多是译人和驵夫，因而招致事端、引发战争，正是这个缘故。今后正使应当任用文武兼备的贤臣，副使则应选用善于沟通、敏捷干练的人。过去汉文帝使赵陀屈服，派陆贾出使；宋仁宗与契丹交好，任用富弼出使，既伸张威势又修明德政，很少有失败的事情。这也是古人的做法。为什么说投降的胡人应当分散安置？《志》书有言：“不是我族类的人，其心一定不同。”往年投降的胡人全都留在京师，授予官职，发给足额俸禄；近来有的冲破关塞逃回故土，有的乘机窥伺空隙，侵扰景京和京畿。现在应当迁徙他们的族众，使其远居南方；禁止他们各部自行通婚，改变他们的衣服，使之穿着我们的衣襟衣裾；让他们当兵，就混编在我们的军队中；让他们为民，就混居在我们的百姓中，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政教、遵从我们的风俗。这样就可以减少俸禄供给，也可以节省漕运转输。大概上皇朝时，朝臣曾经说过这些，只是智谋短浅，不足以感动上天；如今果然应验了。为什么说军队应当训练？天下百姓，农民缴纳粮食，妇女缴纳布匹，用来供养军队；天下军队从仓库领取粮食，从库中领取布匹，用来训练武艺、保卫国家。过去士兵从官府领取粮布，却把每月的钱交给私人，于是手上不熟悉攻伐击刺的方法，脚下不熟悉坐、起、进、退的规矩，眼睛不认识旗帜的号令，耳朵听不懂金鼓的节奏；他们把物资转手做商人，把技能用来做工匠。工商所得仅仅够补贴每月交给私人的费用。这样一来，百姓的膏血、工匠的气力都变成金银，反而使奸邪之徒获利。一旦把这些人率领去面对敌人，就像驱赶羊群去抵挡狼，怎么会不败？如今应当彻底革除按月发钱的弊端，建立新的操练制度。将帅中有沿袭旧习、怠慢新政的，小则降级，大则诛灭。还有什么不可行呢？至于守令侵削百姓，就如同将帅侵削士兵一样。如今对于平时考核中被罢黜的人，以及三年一次朝觐时被弹劾的人，都应当加重处罚；大臣举荐官员而被发现贪赃的，应当连带治罪。这样一来，贪污的人少了，举荐官员的人也会谨慎；贪污减少、举荐谨慎，百姓就会安定，国家的根本就会稳固，即使有夷狄从外部入侵，也不足以成为祸患。这叫作抚恤百姓。至于上天所生的将才，并不只出自将门。贩卖丝帛的商人、屠狗的人，即使身穿粗布、徒手摸虱，也可以成就王霸之业、使赵国强盛。赵括虽为奢侈之子，王离虽为名将之后，白起的孙子即使被斩首、项羽即使被绳系颈，也都无济于事。如今国家任用将领，有出自将门之中的，如石亨、杨洪；有出自将门之外的，如于谦、杨善。应当命公卿和侍从各自举荐所知的人，量才任用，希望能够选十得五，听到一点就能推知两点，使边疆人才日益充足，将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这叫作选将。汉朝图谋恢复，所依靠的是诸葛亮；宋朝图谋恢复，所依靠的是张浚。这两个人一向以忠义著称，功业也早已建立；然而街亭一战失败，诸葛亮便降为丞相；符离之战没有取胜，张浚便被解除都督职务，等到取得后来的功效，才恢复原来的官职。这也是古人的做法。臣观察近来于谦、石亨等率兵抵御虏寇，胜负交替，彼此都有杀伤，虽然不足以处罚，也不足以奖赏。石亨由伯爵升为侯爵，于谦由二品升为一品，他们击溃敌军、迎回銮驾，功劳却没有被看见，只看见了所受的赏赐。忠臣义士难道不会因此懈怠吗？现在应当让他们只担任原来的职务，不接受新的官衔，用来激发同仇敌忾之心，勉励廉耻之节。既然已经授予而不忍收回，是君主姑息；既然已经升迁而不肯退下，是臣下患得患失。君主没有姑息的政令，臣下没有患得患失的心理，天下的治理太平就指日可待了。这叫作明辨赏罚。至于君主总揽尊贵权力，亲自处理万机；国家各种政事中，有早朝时来不及裁决的，请退到御便殿处理，让近臣侍立身旁，大臣上前奏报，言官察看其中的邪正，当面加以纠弹，史官记录其言语，永远作为劝善惩恶的依据。君臣之间询问谋议、相互咨访，彼此讨论可否，这也是前代的旧例，是祖宗制定的成法。陛下遵循并实行它，那么裁决政务就会更加成熟，考察臣下也会更加明察。如果仍像从前那样只把奏章送入，等候批示，臣恐怕会造成偏听偏信、独断专任，进而酿成祸乱、滋生奸邪。所以，智慧、仁爱、勇武，是君主的德行：智慧能够明察曲直，仁爱能够覆盖众生，勇武能够树立威权。宋代司马光以仁、明、武三德劝告君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五经诸史，内容极其广博，即使博览多识，儒生也有时难以通晓。臣认为经书中没有比《尚书》《春秋》更重要的，史书中没有比《资治通鉴》《纲目》更正当的；但应当把善恶一并观览。如今儒臣进讲，称颂善事如同歌颂，回避恶事如同忌讳；这就像害怕道路上有陷阱，闭着眼睛不看；害怕鱼肉有腐败，捂住鼻子不闻。这样做若不至于误食而呕吐、摸黑行走而跌倒，已经是万幸了。只有善恶兼看，对君主来说，既能知道禹、汤、文、武凭什么兴盛，也能知道桀、纣、幽、厉凭什么衰败，于是趋向和回避就会审慎明确；对臣下来说，既能知道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的贤良，也能知道李林甫、杨国忠的奸邪，任用和罢斥就会恰当；对内臣来说，既能知道吕强、张承业的忠诚，也能知道仇士良、陈弘志的罪恶，掌握权柄的人选就会确定。这只在于陛下是否真诚地实行。如今天下广大，仍然像金瓯一样完整无缺。臣看见国势可以振兴，仇恨和耻辱可以洗雪，兄弟之间的恩义可以保全，祖宗的治理可以恢复。奏章呈上后，景帝嘉许并采纳了它。李定之博学多闻，凡是论述政事，没有不切中要害的。英宗复辟后，他以右庶子兼任侍讲，改任通政司右参议，仍兼侍讲。成化二年入内阁，参与机务，以工部侍郎兼翰林学士。

译适逢久旱，李定之上言四件事：第一说，皇上如同天，中宫正后如同地。如今久旱且有风尘雾霾，是阴阳二气不和，说明天地之心尚未舒畅。或许是因为皇上对中宫正后稍有疏远，所以上天希望皇上从正后到妃嫔的进见，先后次序都完全遵循礼序，因此降下这样的警戒。皇上应当体察天地之心，使子孙繁衍昌盛，宗庙社稷永远稳固。第二说，祖宗仁爱子孙，达到了无穷无尽的程度。因此英宗皇帝让建庶人等婚配，使他们生育聚居，这正是善于继承和发扬祖宗事业的重大举措。如今郕王妃的女儿已经成年，应当命礼部为她安排婚配；这既是体察祖宗之心，也是调和阴阳、招致雨泽的道理。第三说，伊尹、傅说告诫商朝继位的君王，一定要效法成汤；周公旦告诫周朝继位的君王，一定要效法文王、武王。我太祖皇帝德业隆盛，臣希望皇上取来他的御制诸书，以及史臣编纂的《宝训》，同《大学衍义》《贞观政要》交相进讲，以符合商、周子孙取法成汤、文王、武王的意思。第四说，帝王制定治理之道、保全国家，异端之说以及佛、老之学并不在其中。如今天下太平已久，百姓日益增多，物产不足以供应衣食；对内还要供奉朝廷，对外还要供给边境，日积月累，又把财物浪费在这些事情上，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如今对于先朝所赐的寺观、塔院，即使不能全部废除拆去，也姑且保存旧状，不要再扩大修建。这份奏疏也被留在宫中。过了三年，李定之去世，最终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学士，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安。李定之写文章时，铺开纸张构思，面对宾客挥笔书写，正书与旁注交错，连日影都没有移动，草稿也不更换纸幅。慢慢推求文章内容，只见意态沉静高峙而又舒展流转，抑扬顿挫、奔放自如，奇正并用，变化无穷。曾有人考问宋人的姓名，他提笔在案上作答，把他们的世次列得像谱系一样清楚，随即判定某人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众人都佩服他详博。李定之为人坦荡平易、谦逊谨慎，恭敬而自处卑下。按旧例，经筵日讲结束后，皇上辞退讲官，口头说：“先生们吃酒饭。”阁老和讲官都奉承旨意叩头而出。李定之请求按照惯例赏赐，不要劳烦皇上亲口说出。当天君臣之间因此显得非常疏远，一句话也没有相互交谈。词林之臣责怪李定之过于谦逊，或者认为他做得过分，几乎成了逢迎讨好的行为。李定之的几个弟弟宾之、安之、宜之，都像侍奉父亲一样恭敬地侍奉他。宾之任湖广参议；安之是乡贡士；宜之任泰州学正。○刘珝 刘珝，字叔温，寿光人。八岁就能写文章，书籍看过一遍便能背诵。有位老人给他看相说：“这孩子脸上有文才的相貌，像‘丞’字，后来一定会做宰相。”起初他赴乡试，路过临淄时，正遇上河水泛滥，仆人和马都被淹死；刘珝在水中行走了一里多，神色气度仍然自若，人们都感到惊异。正统十三年考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授官编修。景泰七年升任修撰。天顺元年升任春坊右中允，进入东宫讲学。宪宗即位后，凭借旧日宫僚和旧臣的身份升任太常寺少卿兼侍读。成化三年，因修成《英宗实录》，升任太常卿，仍兼侍读。第二年升任兼侍读学士。成化八年遭逢母亲丧事，回乡守丧，在墓旁搭庐居住，乡人把他的里称为“仁孝”。服丧期满后复职。成化十年升任吏部左侍郎，仍在经筵任职，每日讲论正直的言论和正确的道理，听到的人都肃然敬畏。大学士刘定之称他为讲官第一。第二年兼任翰林学士，进入内阁。成化十三年升任户部尚书，兼职照旧。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十八年《文华大训》修成，加太子太保，晋升为光禄大夫、柱国。刘珝仪表俊秀伟岸，远望如同神仙。为人刚正直率、英迈不凡，内心坚定而不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里〕 他在吏部任职时，不徇私情，也不做苛刻琐碎、矫饰激烈的事情。到任内阁后，遇事直前，果断处理，无所顾忌。林俊弹劾僧人继晓和太监梁芳时，刘珝在皇帝面前得到机会为他们辩解。李孜省以旁门左道扰乱政事，刘珝秘密上疏揭发他。但他与万安共事时，常常当着客人的面骂万安出卖国家，因此被万安记恨。一天，太监谭昌传旨召万安和刘珝到西门，拿出一份文书。皇帝亲手封好后拆开查看，原来是有人告发阴私之事，说刘珝嗜酒贪财，喜欢同某太监认亲并纵容他，奸宿歌伎，收受王越的金钱，谋求恢复爵位等；还涉及他的两个儿子的罪状。万安假装惊讶说：“这是一份匿名文书，皇上为什么不烧掉，反而交给臣下？”刘珝和万安等人一同出入朝廷，事情暧昧不明，怎么能够查清？即使他的儿子有过失，也未必知道。只有太监保持昌说：“我替刘公保持清白已经很久了。先前科道官弹劾汪直的奏疏上呈时，我已经惊讶其中没有刘公的名字；如今圣意已经决定，两位先生如果不设法，明天就来不及了。”万安说：“刘珝的母亲已经老了，等她去世后，他服丧回乡，怎么样？”保持昌说：“不能等待。”万安说：“那么请让他自己上疏请求退休，并厚加恩典，以显示儒臣受皇恩际遇的荣耀，也彰明君臣有始有终的道义。” 谭昌说：“皇上既然这样讲义气，就可以把这话告诉刘公。”第二天清早，刘珝上奏请求退职，却没有提到奉养母亲。皇帝发怒，命谭昌再次出来询问万安。万安说：“刘珝想离职已经很久了，这份奏疏大概只是预先写好的。”撰写奏疏的人昨天突然起草，来不及详细说明，于是就把奏书呈上了。谭昌回去奏报，皇帝的怒意消解，特别准许了他的请求。刘珝又上奏说：“臣的儿子锐，任中书舍人，才十岁；钫，任礼部司务，向来多病，请一并命他们随臣回乡。”皇帝也答应了。于是发给驿站粮米和每年役夫，又赏赐了很多白金和楮币。大概是因为万安本来就记恨刘珝，群小也嫉妒忌恨他；有人编造流言，有人假托巡逻卒、俳优之口，在皇帝面前中伤他，于是刘珝被逐出职位。弘治三年去世，赐谥文和。嘉靖二年，言官上疏说刘珝平素孝友，教化感化乡里，皇帝下旨建立昭贤祠祭祀他。郎说：“彭时、刘定之都凭借谦逊谨慎身居相位；刘定之有文才，而刘珝则刚直而不阿谀。” 李秉　　余子俊　　秦纮 ○李秉

译李秉，字执中，曹州人。幼年丧父，喜爱学习。宣德年间，乡试考取第一名。正统元年考中进士，授任延平府推官，擒捕惩治凶恶豪强，却被豪强诬陷构罪而下狱，事情查明后获释。李秉的名声于是显著起来。被选入都察院理刑，并授御史。都御史王文推荐他任经历，作为贤能首领的储备。遭母丧，服丧期满后，改任户部主事。景泰初年，以郎中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当时虏寇屡次侵犯边境，耕地荒芜，李秉请求白金三万，购买山东、河南的牛，分发给百姓播种；秋收获得大丰收，再向百姓收取偿还，百姓因此乐于务农，边境军饷也充足了。总兵杨能、纪广不能胜任，李秉上疏弹劾他们。杨能也诬告上奏。皇帝下旨召回李秉另行任用。科道官接连上章说，李秉弹劾杨能还没有辨明是非曲直，皇帝却仓促地以牵强附会的罪名处置他；如果改为罢免弹劾大臣的官员，正好会使负责风纪的官员失职，使边防废弛。于是命人查勘诬告之事，李秉的处境仍如原来。李秉尽心治理边政，事无巨细都安排周全；凡是他分条奏报的事情，诏书都说可行，并下令各边仿照实行。李秉又招抚流亡迁徙的百姓，兴办学校，清理屯田，发给医药，施舍棺材，弹劾并责罚边将中选用怯懦之人的，上奏都得到皇帝听从。李秉按照情况便宜行事，于是挑选精锐，罢黜年老怯弱者，教他们战阵，军威大为振作。虏人在边境附近放牧，朝廷下廷议要出兵剿杀他们。李秉说，边墙外原本就是虏人的牧放之地，并不是侵犯边境；如果突然袭击杀戮他们，只是侥幸求功而开启事端，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虏人扣押我方男女，要求我方给他们粮食，朝廷商议后准备照办。李秉规定，每个大口给一石，每个小口给五斗。虏人想全部索取一石，李秉也都答应，用来表示中国重视人口而轻视财物的意思。这两件事人们都认为处理得合宜。天顺改元，罢免天下巡抚、总督官员，退休的有二十多人，留任的只有四人。李秉又获得巡抚应天诸郡的任命。太平府缺知府，李秉推荐刑部员外郎欧阳熙、瑞州府通判史宗礼二人可以补任。御史李周等六人分出俸禄奉养父母，被列为行为不谨慎之人；李秉上疏说，六位大臣的行为虽然不谨慎，内心实在是为了奉养父母，若因大的伦理责任责罚小过失，便会伤害圣明的孝治，请求恢复他们的职务。科道官弹劾李秉，李秉正在奉命召回。起初李秉在宣府时，巡按宣府的是御史张鹏。李秉有事情责问武臣，便交给张鹏审讯。张鹏说：“我难道是他的属吏吗？”坚持不肯审讯。李秉上奏弹劾张鹏，朝廷交付审理。张鹏却治问李秉说：“我不是为了替李公奉行诏书。”后来张鹏与杨瑄被谪戍南丹，当时锦衣卫门达封存标记他们的刑具和行李，派千户押送，管束十分严格。走到南都时，杨瑄对张鹏说：“李公这位都御史就在这里，你哥哥当日替李公审讯案件，如今正可以来往求情了。”话还没说完，传呼声已到；李秉见到杨瑄、张鹏，两人哭得不能起身。李秉替他们解下刑具。张鹏、杨瑄说：“锦衣卫门达派千户封押，管得非常严，解开刑具恐怕要获罪。”李秉说：“有我在。”便解下自己的衣带送给杨瑄、张鹏，又长跪着替他们向千户请求。从此两人所经过的地方，士大夫都以厚礼相待，人们因此更加称道李秉。李秉被召回后，适逢李贤请求恢复边地巡抚旧制，朝廷又改任李秉为大同总兵。自从石彪诬告都御史年富以来，边将声势横行；李秉办事强劲正直，各将都感到不便。适逢天城守备奉御例长期患病，李秉请求以长随副代替他，皇帝发怒，认为李秉擅自专断，将他下锦衣卫狱。门达又说：“李秉先前巡抚南畿时，妄自推荐欧阳熙、史宗礼为御史，为李周等人开脱罪责，而且又有其他言论。”李秉不容山西都指挥佥事英治理司事，擅自让指挥使旺退下，领骑操山西所解送来的有眼病的马，想让守墩台的军士六个月轮换一次；这些事情都命门达查问，交刑部审理。李秉应判徒刑并赎罪，特意削职为民，这就是天顺三年。过了三年，又因内阁推荐，起用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宪宗元年，朝廷大臣认为边关多事，上疏推荐巡抚宣府兼理兵政，李秉晋升为左副都御史。过了两个月，都御史职位空缺，科道官交相推荐，皇帝又任命李秉担任。此前，御史弹劾人时，必先告知都察院长官；长官迎合权贵的意旨，然后才准许弹劾。李秉一概听任御史行事，同时考核属吏，同吏部一起罢黜贪污无能者，无所回避和屈挠，罢黜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一倍，上下都称快。那年秋天，皇帝再次下敕整饬大同以东的边防。镇守太监李良请求一并敕令李秉总督辽东，于是朝廷任命他担任此职。建州虏人董山侵犯辽东，李秉到任时正赶上他们进入海州。李秉分派调度各将驻守险要之处，独自率领指挥傅海、李英进入海东山，约定在凰凤山会合，但都误了期限。李秉率孤军遇到虏人，山西南面的虏人占据山冈，我军失去优势，指挥徐英败退奔逃。李秉负责殿后，想斩杀徐英；徐英说：“我愿死在阵中，先奔回去呼喊。”众军一鼓作气登山，于是击破虏人。第二年回到京城，虏人又来，朝廷再次命李秉总督军务，与武靖侯赵辅一同出征，都指挥邓佐任先锋，杀败虏众。副将逗留不前，贼兵包围邓佐；邓佐率亲兵五千人，从辰时战到酉时，亲手割下数名贼人的首级，最后自刎而死。李秉准备了太牢祭祀邓佐的墓，上奏请求升任邓佐的儿子邓冶为副将，边人听了都感到痛快。随后他考察建州地势，分五路进军攻打，七天烧毁敌人的房屋，发掘他们积存的财物，然后班师回朝，获赐麒麟服、劳军用的牛和酒，并加太子少保。此前吏部尚书王翱去世，朝廷下令廷推；推举名单上呈后，皇帝命令等李秉回京再行奏闻。到这时李秉转任吏部尚书，这一年是成化三年。李秉想到自己受命任职，知道应当急于进贤擢用，便奏拟人选，唯恐稍迟。李秉为人宽厚宽容，内心坦荡无所隐瞒，但一心守法，有时到了过分的程度。侍读彭华是大学士彭时的堂弟，有人托请关说；他的同族彭彦寅也被李秉立即黜退。有位宦官想任用同乡担任显要官职，李秉既不答应，反而把他调到外地任职。李秉想到天下各级官员中，靠侵害百姓、搜刮财物为生的，都是由监生出身；当时任职日久、资历混杂而冗滥，甚至贫困却出仕、出仕后又贪婪的人，便把借债作为升进的阶梯。于是仿照古代考核身、言、书、判的制度，凡没有一文钱的人，发给冠带，让他回家；由此在内外结下怨恨。李秉最初任尚书时，左侍郎崔恭按资序本应得到升迁，心中很不平；右侍郎尹旻曾向李秉学习，李秉对二人都委曲自己、谦下相待，遇到商议事情，多有听从，外界于是说吏部的权力全归了两位侍郎。

译从此李秉不再听从二人，二人也就不再真心对待李秉。李秉的同乡有人任小吏，在考功司中多次应当接受适当的贿赂；主事道求升想为他升迁，但考功郎张宇中阻止了这件事。道求升于是向李秉进言，说张宇中的坏话。李秉在堂上大骂张宇中，张宇中拿着案卷当面质问，扬言说：“一定是你老人家徇私，否则你现在所坚持的究竟是公还是私？你这个老人家的谗言冤枉了我，我不能做官。”崔恭、尹旻都认为张宇中说得对，想用刑惩治他；李秉知道自己错了，替张宇中道歉，于是事情作罢。御史康永诏曾往来李秉处，李秉多次说姚夔、商辂、程信、马昂不称职。适逢星象发生变异，康永诏便借机联合众人请求裁汰京官，说姚夔等人都应罢免。李秉复奏，请求对京官会同都御史考核，被弹劾的大臣听任他们自行申辩。从此姚夔等人都记恨李秉，被裁汰的京官怏怏不平并且骂道：“罢免我就能消除天变吗？”御史戴用说，各方面补任官员应当按照先朝旧例，允许在朝三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所知。皇帝下旨采纳戴用的意见，又说四品以上官员有空缺时，由吏部具报，朕亲自擢用。御史刘璧联合各道御史吴远、冯徽等人说：“陛下高居九重，怎么能完全了解臣下呢？所谓皇上亲自擢用，不过是内阁想要揽权罢了，请一概归于吏部。” 不久，李秉又主持考核官吏，所罢黜的人同他任都御史时一样多。科举出身的官员怏怏不平，却不敢自行申辩；低级官员和冗员接连上奏，众人拥挤呼号，道路上成群结队，达数十人。尹旻替他们上章，请求由都察院复核，得以留下九十多人。尹旻又常常在外面公开揭露李秉的短处。刑科给事中萧彦壮为人险诈而依附权势，与大理寺卿王槩同郡，有相互关联；王槩也几乎因李秉而离职，来代替他的职位。王槩对萧彦壮说，李公的两个儿子治理郡县没有成绩，却不自行黜免他们。于是萧彦壮纠弹其他人的财产庄田，又私下列举同僚二人的罪状，合并上疏弹劾李秉。负责考察官员时，像布政使孙遇年老懦弱、丘陵贪婪、佥事李龄衰老多病，都因为亲近关系而没有列入黜退名单；大臣举荐的人却只有张鹏一人，而张鹏也是李秉的私交。至于监生入仕，本来没有考核淘汰的惯例，却使他们辛劳半生仍得不到一点俸禄；保举奏章本来有辨别印信真伪的规定，却使人直接进入选调，冒滥情况很多。李秉任性罢免官员，以片面言辞决定喜怒，任意选授官职，未经过一次考核就调动迁徙，并且暗中结交资历深的御史，依附他们来专擅权力。皇帝说：“李秉原本是由廷臣举荐的，怎么会做到这种地步？”于是交三法司会审。崔恭、尹旻常常对人说：“言官弹劾李公，都是我们两人先前说过这些话；只是李公不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刑部尚书陆瑜等人议论说：“李秉任性行事，炫耀刚直，颠倒选官法度，李秉自己也承认了【疑字】这些罪过。”皇帝认为李秉辜负了任用使命，革去太子少保，令其致仕，并罢免孙遇、丘陵、李龄等人的官职。又命萧彦壮指出李秉暗中结交了哪些御史，究竟是谁？要他据实回答。萧彦壮不立即列出实情，皇帝发怒，于是他供出刘璧、吴远、冯徽，三人都下锦衣卫狱，赎罪受杖后恢复职务；又调刘璧等人为知县，停发萧彦壮俸禄一个月。丘陵上诉说，萧彦壮曾奉使经过他的治所，因对方没有礼貌而恼怒，后来深怀怨恨，连续五次上章求理，于是也一同下狱。朝廷审讯后认定萧彦壮奏事不实，降为驿丞。丘陵得以复官后致仕。孙遇是福山人，事迹另有记载。丘陵是兰阳人，曾任真定、淮安二府知府，以治理政绩受到表彰。为人意气豪迈，长于治理繁杂事务，但颇为刚愎。李龄是潮阳人，喜好学习、乐于求问，在太学时受到祭酒李时勉的器重；两次任北直、江西学政提调，对待士人明察公正，都是君子。李秉被弹劾时，有人教他申辩，李秉说：“申辩会牵涉保全职位，只要告诉诸位大臣不要伤害国家体面。”当时命李秉入狱，而天下举子正在礼部会试，便投递试卷并奋力斥骂说：“李公是天下正直的人，奸邪却诬陷他。如果李公获罪，我们这些人愿意不参加考试，以此赎救李公。”等到皇帝看见奏章，李秉才被罢免。李秉任职时，属官为他饯行，有人流泪哭泣；李秉慷慨地登车离去，当时舆论很赞许他。李秉离职后，彭时内心不安，称病不出。侍读尹直向商辂请求，赶快用崔恭补李秉的空缺，以安慰北方人的心，崔恭于是做了尚书。李秉和河州的王竑都是乡里所归附的人望。王竑自命清高严峻，而李秉谦逊和蔼、善于待人，出入乡间巷里，与人下棋饮酒，没有人不相安。王竑听说后说：“真是不恭敬啊！李执中是堂堂大臣，却同市井小人游乐。”李秉说：“所谓大臣，难道一生都要站在朝廷上任职吗？乡里的事情本来就不同，何必因为做过官便对人骄傲？”李秉内心真诚，奉行正直之道，不论顺境逆境始终如一，屡次遭到诽谤而退职。他戴着角巾、穿着野服，像长期放归田野一样。国家有事，朝廷早晨召唤，他晚上就到。翰林侍讲陈音等人多次上章推荐李秉，说他侃侃而谈、公正忠诚，忘却自身、为国尽力；奏章最终被留在宫中。李秉八十二岁去世，追赠太子少保，谥号襄敏。萧彦壮被贬为驿丞时，途中遇到盗贼，他和家属全都被杀。人们说这是天道对僭越者的报应。○余子俊

译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亲余祥，任户部郎中，历任官职，清廉耿介，尤其重视旧交。曾经回乡，经过眉州，眉州人请他饮酒。余祥把随行箱笼旁边的三具遗骨倒出来，主人惊讶地问他，他说：“这是亡友的遗骨。”原来是客死异乡后带回来安葬的。余子俊沉着坚毅，端庄稳重，开朗敏锐而有谋略。景泰二年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升任员外郎。有两家贵族争讼田地，余子俊前去审理。其中一家竟因为地名与自己的姓相同，就主张土地应归自己。余子俊说：“如果这样审理，那么张家湾难道全都是张姓的产业吗？”张家湾，是出京师后潞河的河湾。天顺初年，任西安府知府。西安过去是事务繁重的府，又兼有边境事务，纷繁交错。余子俊应对周旋、处理政务，六年成为关中最出色的官员，获赐敕书表彰。成化三年，命三品以上堂上官各自举荐所知，余子俊因举荐升任右参政，督理三边军饷，随后升任右布政使，又转任浙江左布政使。适逢西夏有警，朝廷商议认为余子俊久居陕西，应该任用他，于是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当时虏人进入黄河套，长期屯驻不出，朝廷多次派遣文武重臣总制军马。余子俊上疏说：“陕西有三边，就是延庆、宁夏、甘肃。三边之中，只有延庆距离内地较近。国初时驱逐虏人到黄河以外，正统初年虏人才开始渡河来犯。边境提出建议的人，请求在沿边地区立界石，东西绵延二千里；又在界石外开辟榆林一带，修建营堡。后来不断增加到二十四处，延伸一千二百里，屯驻军队、积存粮食，扼守虏人入侵的道路。又在营堡外三十里修筑墩台瞭望，虏人如果闯入境内，就举烟示警。因此边境长久安宁。天顺以来，虏人知道我东西两边都有险要、难以窥伺，只有延庆一带没有险阻可以奔驰突入，便屡次侵犯边境，后来知道了河套所在，进入其中屯驻。从此虏人反而居于内地，我们却屯驻在外，于是不得不派将聚兵，作为防备虏人的措施。此时草料、粮食和银钞的费用将近万万之数。如今屯驻重兵，仍然不能安宁。臣愚见，不如在沿边墩台空缺处筑成边墙；高山陡崖就顺应地势，有的削凿，有的堆筑，有的挖成壕沟，估量使它与城墙一样高；每隔二三里左右连接修筑敌台、崖堡，不间断地在其中筑短墙，空处横一斜二，形状像偃月，用来躲避箭矢、侦察敌情。”皇帝下诏照他的意见办理。于是从清水营的紫城砦到宁夏的花马池，东西延伸二千多里，共修筑墩堡、壕墙、崖砦八百多处。开始修筑时，怨言诽谤纷纷而来，余子俊坚持不改变，最终成功。又把定边、安边二营迁到附近，以便就近利用险要，有利于放牧，并节省转运；榆林旧地原来没有卫所。正统年间，编列戍守、调集军队，直到成年人才开始具备规模，起初并不完备。余子俊请求征召逃亡士兵，以及应当勾取和被谪戍南方者的子孙，用来补充兵力。设立武学，开办屯田，教边民种树、种植。按时巡察军中，所有器械都齐备。从此年年丰收，收入数万石，瓜果蔬菜等物产同内地一样。沿边数千户逐渐形成大镇，保障陕西，并与宁夏、甘肃同虏人相互对峙。事情能够如此，大概是因为当时马文升以左副都御史巡抚陕西，而罗山除廷璋以副都御史巡抚宁夏。马文升当时很有名，除廷璋也疏浚壕沟、修筑营垒、整治亭障，边人称他们为关中三位都御史。余子俊又请求让大同游兵防备朔州，让山西游兵防备沟营，宣府游兵一有警报便调遣，务必使虏人不能进入河套。这套方法直到现在仍在实行。余子俊因功转任副都御史，晋升右都御史，移镇陕西泾阳。那里有旧堰不利于灌溉，每次修治总是中途停止。余子俊凿山开渠，引水灌溉田地一千多顷。他又开凿南山道路，直达汉中，用来保障粮饷运输。秦地免除岷、洮、河三卫中戍守南方的军士一万多人，改换南北轮戍军六千多人，并把调换出来的人分派戍守葫芦峡、豫旺城，设置平虏、镇戎二千户所统领他们。岷地番人作乱，攻克了他们的四个部族，斩首四百级。捷报传到后，皇帝赐敕书奖励。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升为从一品俸禄，加太子少保，赐金玛瑙带、文绮麒麟服。巡抚辽东的都御史陈【人名残缺】迎合汪直的意旨，请求征讨建州女直夷人。兵部商议时，余子俊说：“抵御戎人的办法，应当先做好守备。建州边卫，祖宗只是羁縻，并没有深入治理。如今其酋长伏当伽的罪状还不明显，征讨他会违背祖宗最初的本意；一定不能派重臣节制统领，随机决定战守，这样才可以。”但汪直已经先行进言，皇帝下令由抚宁侯未永任总兵、陈【人名残缺】提督军务，汪直任监督，并获得便宜行事、生杀升赏的权力。建州征讨的谋划起于陈【人名残缺】，王越也几乎参与其中。到这时他们怀疑余子俊阻挠此事，于是说：“本朝从来没有军职节制文职的先例；征讨这样的重大军务，怎么可以没有文臣总督？” 他们的意思大概是想自我推荐，但余子俊厌恶王越提出开启边衅的主张，认为应由皇帝裁断，不能再改变。余子俊又极力论述陈【人名残缺】挑起事端、导致失利的原因，认为应当依法从重处置。皇帝责问兵部大臣，余子俊上奏说：“这是臣一人所为，与其他大臣无关。”皇帝也就罢了此事。贵州守臣说播州苗人已经成为贼患，请求调兵会合围剿；余子俊认为祸乱发生在四川，贵州却请求出兵，大概是想求取功劳。于是极力论述当时天时、地利都不适合兴兵的情形，便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成化十九年服丧期满，召回改任户部尚书。第二年虏人侵犯大同、宣府等地，命他兼任副都御史，总管军务和粮储。余子俊参考古代制度，制造战车八百多辆，使干粮可以自行携带，器械也能同时设置。有一种叫“虎尾炮”，放在车箱角柱上，可以随方向移动发射；有一种叫“将军炮”，放在车箱中，等虏人冲突时，酌情发射。又用鹿角、小榨补塞车的空隙，以逸待劳，制度精巧。于是上疏说：“自古命将出师，见到可以进攻的机会就前进，知道困难就退兵；进退之间，不能没有战车。臣观察大同、宣府山川平坦开阔，虏寇如同到了门庭，适宜用车战。大体上一万人为一军，战车五百多辆，用步兵五千人驾车、牵引。”

译行军时纵向排列，作为车阵；停止时横向排列，作为营垒。虏贼对阵时，他们使用弓箭，在百步之外射击；我们使用枪炮，威势还要强三倍。如果相持太久，他们将分兵掳掠，我们就出兵，或者遏制他们的骄横，或者尾随他们疲惫撤退；运输充足的城池，驱策不吃饲料的战马，这是长久守边的简便策略。”于是上呈兵车营阵图五种，皇帝认为可行。虏人退去后，皇帝派锦衣卫百户带着特羊、上等酒前去慰劳。军队回还后，加太子太保。因星象发生变异，余子俊上言请求停止土木工程和祈祷，以节省财用；整顿盐法，不要把多余财物赏给权贵；禁止贵戚宠幸之人夺占民田；罢免在外掌事的宦官；又命他兼任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总兵以下一概听其节制。余子俊认为修筑边墙是当务之急，请求把在延绥采用的办法推广施行，皇帝下诏准许。然而工程所需劳力由边臣负责核实，交给科道官查验，余子俊只是接受成命，已经不能像景泰年间那样精细办理了。于是有人说余子俊修边浪费财物，皇帝改任余子俊为左都御史，专门镇守大同，并命工部侍郎杜谦会同科道官前往勘察。此前，镇守延绥的太监韦敬为人狠愎自用，常与总兵岳嵩、都御史吕雯争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韦敬会见宾客时，让吕雯坐在西边，让岳嵩坐在下位，自己却占据上座。韦敬的属下边刚、黄让侵吞贪婪，商人不敢进入边境。吕雯曾派人买布却买不到，于是对韦敬说：“商人不来，是因为你的属下造成的。”韦敬愤怒发作，从此与吕雯互不相容。余子俊把这件事上报，皇帝严厉斥责韦敬，另调他到宁夏，并将边刚、黄让一并谪戍。韦敬于是上奏说余子俊心怀奸诈、推托抵赖；所调副总兵玺、总兵玉，都是根据他的私恩私怨举荐的。兵部说，这是余子俊任职以前的事情，并不是由于余子俊；皇帝却恼怒他遮掩粉饰，命杜谦等一并勘查。杜谦等回奏说，余子俊在边地任职不到两年，耗费官银一百五十万、粮料二百三十万石，虽然说是公用，但浪费钱财、困苦百姓的责任也难以免除。朝廷把此事交户部、工部会议复核，皇帝责备余子俊偏执乖张、耗费废弃，革去太子太保，令其致仕。不满一年，又召回任兵部尚书，恢复太子太保。宪宗去世后，余子俊极力请求离职，皇帝不准。弘治初年，他又三次上疏，皇帝派御医并赐羊、酒慰问，才重新处理政事。余子俊上言：“治理天下要靠大德，不靠小恩惠；授予爵位要依据公义，不依据私恩，以杜绝近亲外戚希求恩宠、滥授爵位的渐进趋势。” 于是请求退休，未获允许。临终时还亲手删改奏稿，陈述平息湖广、四川灾害、制止盗贼的方法。皇帝再次派医生诊视，仍未治愈。皇帝听到讣告，停止朝会，赐给钱财，命有关部门供应棺材和殓葬器具，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谥号肃敏。子俊内心沉着而外表果断，勤于职事，凡有公文，都亲自起草；有时面对宾客，仍沉吟不止。与宾客谈论时务，反复分析曲折，必定要使意见落实于行动。他一生在外任职都在西北边地，在关中任职年久、功劳很多，在延绥尤其显著。他一向把修筑边墙、防备虏寇视为急务，但忌妒他的人加以阻挠，最终没有完成。他曾对人说：“臣子侍奉君主，应随事尽力；即使事情看似微小，也应当为百年大计着想。”又说：“大臣谋划国事，遇到重大利害，应当亲自承担，切不可培植交情、求取恩宠，以远离怨恨来保全自己。”弟弟弓寰考中进士授官，子俊教导他说：“只有真诚才能感动事物，日积月累，自然能够消除虚伪。”又说：“立身贵在刚正，但也不能让别人畏惧得不敢接近；世人把这话视为名言。”子寘因荫袭多次升任锦衣卫同知，触犯刘瑾，改调南京。孙承勋、承业都考中进士，承勋任翰林修撰，承业任云南佥事。○秦纮

译秦纮，字世缨，单县人，景泰年间考中进士，任云南御史，有风纪裁断之才，弹劾宦官，被降为北黄驿丞。御史练纲推荐他的贤能，起用为雄县知县。他禁止宦官捕猎，被诬陷，几乎获罪；县民数千人敲击登闻鼓为他申诉冤屈，他才获释。调任府谷县知县，每天与将官讲论军事、筹备军粮和抵御虏寇之事。巡抚都御史徐廷璋推荐他升任葭州知州，调任秦州，因父母丧回乡，百姓哭泣挽留。成化初年，提拔为巩昌知府。秦纮所到之处都公正廉洁而有威严，官吏和百姓既畏惧又爱戴。多次升任都御史，巡抚宣府。成化十九年秋，虏寇大举侵入大同，总兵许宁不能抵御；皇帝命宣府总兵周玉率二千人奔驰援救，命秦纮与大监简颙共同防守。参将白全率二千人出驻柴沟堡，秦纮也率二千人出战，亲自穿戴铠甲，与周玉合击，虏寇全部奔逃。又派都指挥成等人在顺圣川设伏，虏寇全都丢弃鞍具兵器逃走。过了几天，虏寇再次侵入兴宁，秦纮又派都指挥澄等分兵三部，亲自与简颙等率一千人居中，与虏寇交战几十合，虏寇丢下掠夺物逃走；追到常梁时，四百多名虏骑突然冲来，秦纮又奋力作战将其击退。虏寇驻扎在山北，秦纮的军队驻扎在山南。第二天，虏寇又多次冲突交战，直到傍晚，全部奔逃而去。当时虏寇侵入大同，长驱直入顺圣川，大肆掠夺后向北逃走；许宁既不能抵御，又把所谓胜利上报。秦纮斩获虽不多，但京师听到他的捷报，真心高兴，把功劳归于秦纮。秦纮与周玉以副都御史身份巡抚陕西。秦王府旗尉横行，苦害百姓，秦纮论罪而不宽赦，秦王愤怒，上奏朝廷，秦纮被逮捕下诏狱。内臣尚亨抄查秦纮家，只搜出一匹黄绢和几件旧衣，尚亨叹息着把情况报告上去。皇帝听后叹息良久，说：“秦纮的官职不小，竟贫困到这个地步吗？”立即释放他，赐钞一万贯，命他巡抚河南。适逢汪直因事来到，秦纮与他行平等之礼，汪直也不敢另有举动；秦纮又秘密上奏汪直经常带着旗尉骚扰各郡县。汪直回来后，皇帝问：“各省巡抚中，谁是贤能的？”汪直知道秦纮有奏章，首先称赞秦纮。皇帝拿出奏章给汪直看，汪直叩头伏地，连声称罪不已。皇帝于是升秦纮为户部侍郎，而汪直也因此更加受到皇帝信任。吏部尚书尹旻因获罪败落，凡山东人在朝任职的，无论贤能与否，都被视为他的党羽；秦纮也因是尹旻同乡而被弹劾，降为广西参议。弘治初年，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泷中、后山的贼寇为患多年，秦纮调来汉达军，命按察使陶鲁讨伐平定，又攻克田州。海南黎人当时作乱，总兵官安远侯柳景放纵贪婪、违法乱纪，秦纮分条上奏他的罪状，柳景被逮捕入狱，削夺爵位，追缴赃款数万。柳景挟持外戚，从宫中取得诏旨，希望追回先前的赃款，便罗织诬陷秦纮的其他罪事，命锦衣卫逮捕审讯。旗尉到来时，秦纮处理政务仍和平常一样。处理完兵员、粮饷和军务后，他从容上路；军容、车马随从，丝毫没有减损。出了岭南后，他低头戴枷受缚，对旗尉说：“我并不是敢于违抗朝廷旨意、故意自尊自大。两广总制统辖军民和蛮夷，受众人瞻仰奉承，突然被拘押，恐怕会损害国体，或者使边地人心轻视朝廷。如今出了岭南，我才是真正的囚犯了。”到京后，台谏官交相上章营救，吏部尚书王恕也极力陈说，于是改任户部尚书。弘治十一年退休。十四年因边境警报被起用，任尚书兼都御史，总制固原等处军务。他推演古代兵法，制造兵车和火器，修筑豫旺、石硖口、双峰台三城，砌筑金佛硖、海子口七座堡寨，以断绝虏寇道路。第二年，奉诏总制三边，修缮边关腹地的城堡、关隘，共一万四千一百零九处；铲平山崖三千七百多里，扩建固原外城，并奏请迁移批验所和盐物，那里商贾云集、货物流通，荒僻稀疏的边城于是成为雄壮的城镇。于是修建孔庙，扩大学舍，诗书教化兴盛，人才济济。正德初年，刘瑾革除总制一职，召秦纮回朝退休。秦纮居家十八年，八十岁去世，追赠少保，谥号襄毅。秦纮历任官职四十年，位至孤卿，住宅仅能遮蔽风雨，妻子儿女吃的是菜羹麦饭；死后子孙贫困，甚至难以生存。杨一清接任秦纮的官职后，巡视边城，感叹说：“秦公是文吏，他治理边疆，即使古代名将又有谁能超过他呢？”起初秦纮退休时，妻弟杨瑾依附秦纮居住；秦纮死后，杨瑾便主持管理秦家。家奴丁玉怨恨杨瑾在秦纮任总制时拿出的铁制金铳，告发杨瑾私自使用军器，并诬陷他有其他违法事情。当时刘瑾掌权，便把罪过归到秦纮身上，又命人抄查秦纮家。刑科给事中张九叙、御史徐敬等人见风使舵，弹劾秦纮。杨瑾又诘问责备九叙、徐敬的奏言，秦纮[原文“弝”字疑误]而上前。御史朱钦因为曾经资助秦纮任官，他的丈夫也被逮捕审问。有关部门承办此事的官员，每人被罚米一百石。郎评论说：“李余、秦三位公卿整饬边防、修治战备，可以说是国家的能臣。李执中正直自守，退居之后也像长期被放逐的君子一样。” 《名山藏》卷之六十五。●《名山藏》卷之□□□。晋江何乔远选编。《臣林记》（成化臣二）。◆《臣林记》（成化臣二）。叶盛。朱英。韩雍。王越。孔镛。陶成。毛吉。叶祯。叶盛　　朱英。○叶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