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藏卷之五十二

译马，是用来供给军士、守备边疆的。太祖在金陵定都后，认为京畿之内不能缺少马匹，但大江以南不便养马。洪武六年，在滁阳设置太仆寺，掌管马政，并隶属于兵部。洪武七年，命刑部尚书刘惟谦整顿马政，严令督责有关官府，尽心办理牧养；不遵守命令的治罪。这一年设置群牧监。洪武十三年，增加滁阳五个牧监。洪武二十三年，确定为十四个牧监，在江北汤泉、滁州等地设置草场，又命令飞熊等卫每五名军士养马一匹。第二年，停止民间每年缴纳马草。洪武二十六年，规定母马每年生驹一匹，马驹出生一岁时解送京师，打上印记后调拨。洪武二十八年，废除群牧监，命令民间负责繁殖牧养，专设官员掌管，不得由其他官员兼摄；每年登记马驹并记录。正月至六月报告定驹，七月至十月报告显驹，十一月至十二月报告重驹。亏欠、倒毙的马匹，责令户主赔偿；也可以由一县，或三五个群长凑钱买马补足，听凭其便。年终考核马政，马政没有办好的，府、营、县正佐首领官吏杖责二十；掌管马匹的官吏加等严厉治罪。洪武二十八年，又命令江南每十一户养马一匹，江北每五户养马一匹，免除这些户的身役；男丁多的人家充任马头，专门养马，其余费用命令发给津贴钱钞，以备马匹倒毙、遗失时购买补充。凡是公马一匹，取母马四匹编为一群，设置群头一人；每五群设置群长一人。每群群长中选取聪明的子弟二三人，学习兽医，用来医治马匹。洪武三十年，设置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行太仆寺，划定牧马草场：从东胜向西直到宁夏河西的察罕肥儿；从东胜向东直到大同、宣府、开平，又向东南直到大宁，再向东直到辽东，又向东直到鸭绿江；向北不知延伸几千里，向南则到各卫分守的地方。又从雁门关外向西抵达黄河，渡过黄河到察罕肥儿，又向东到紫荆关，再向东到居庸关和古北口，又向东到山海卫。明成祖即位后，将北平行太仆寺改为北京行太仆寺。永乐四年，在陕西、甘肃、辽东的苑地设置苑马寺，设圉长一人；圉长率领五十七人，每人牧养十四匹马。上等苑牧马一万匹，中等苑七千匹，下等苑四千匹，按照土地面积的大小分等。永乐十年，将北京行太仆寺改为太仆寺，命令北直隶负责领养马匹。永乐十一年，命令御史会同锦衣卫官员巡视，在顺天等府设置草场。在春末夏初把马赶到草场放牧，九月返回营地。永乐十三年规定：十五丁以下养马一匹，十六丁以上养马二匹；因事编发的罪犯中，每七户养马一匹，便免除罪籍，成为良民。永乐十四年规定：北方人户每五丁养公马一匹，每十匹马设置群头一人，每五十匹马设置群长一人。永乐十五年规定：江北每五丁养马一匹，江南每十丁养马一匹。宣德三年下令：北直隶每三丁养母马一匹，每二丁养公马一匹，免除一半粮草。此后马匹日益繁殖，便分散到山东的兖营、济南、东昌，所以山东开始养马，是从宣德四年起。此后马匹日益繁殖，便分散□河南的彰德、卫辉、开封，所以河南开始有养马，是从正统十一年起。正统十四年，瓦剌也先入侵，进言的人认为马匹养在民间，远的地方有时相距七百里，突然有事来不及调发，于是下令各地每年征取备用马二万匹，解送京师及京师附近的州县养育，称为寄养骑操马。后来瓦剌退去，这项措施也没有废止，遂成为惯例。景泰三年下令：公马十八岁以上、母马二十岁以上，免于计算所生马驹。成化元年下令：购买补充繁殖的马驹，有司每四匹折买骟马一匹，军卫每五匹折买骟马一匹，以充作备用。后来把这作为定例，称为“四户马”。成化二年，因为南方土地不产马，便征收折色。成化六年，巡视真定等地，吏部右侍郎叶盛上奏说：“如今民间深受养马旧例之苦，母马一匹每年要交纳一匹马驹。当时马匹充足而百姓没有受到骚扰，是因为牧草地广阔，百姓能够靠此谋生，马匹也能自由放牧的缘故。后来豪强大户的庄田逐渐增多，养马的地方渐渐不足。洪熙元年改为两年生一匹马驹，成化元年又改为三年生一匹马驹，马匹越来越少，百姓也越来越贫困。然而马匹终究不能缺少，于是又恢复了两年生一匹马驹的旧例。养马交纳的马匹数目是有定额的，而用马却没有限量，即使有智谋的人，也没有妥善处理的办法。如今京营和各边都缺马，便从民间繁殖放牧中取用所缺的马匹；即使也责令军队赔偿，但军队大多困苦，无法偿还，仍然要再给他们马匹，于是马匹更加不足，百姓也更加无法承受。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想减轻民间养马的负担，就必须先设法安置军中的马匹，然后这些弊病才能消除。请以宣府一处为例说明：往年因为马匹死亡而未能赔偿，便让步队军中体弱而闲散的人领种官田，用剩余的粮食换取银两，到山西买马；一年得到马一千九百多匹，马匹都精良强壮，军队免于被追究赔偿，民间养马也因此得以宽缓舒展，这就是已经实行并取得的成效。” 各边地的风土虽然各有适宜之处，但只要处处尽心办理，自然会有良法。请下敕令让各边共同商议，根据当地适宜种植的土地产物，凡是可以买马来充实边防、免除军士追赔并由民间承担的，都听凭其酌情处置。如果确有成效，详细据实奏报。仍请敕令朝廷大臣共同商议，综合核查往年和近年的各项庄田，权衡轻重，酌量处分，归还百姓，使他们恢复产业；并命令各营总兵等官一同商议处置，以帮助马政，稍微缓解民力。景泰七年，巡抚夹西都御史马文升因此上言说：“如今边军的苦处，没有比赔补马匹更严重的了。因此马匹不能赔偿，士兵已经逃离军伍。虽然曾经发钱补助，但恩惠不能周遍。只是屯田军士中，有田多而男丁少、不领取马匹的；也有田少而男丁多、领取马匹的；把他们的田地一概平均分配，事情并不容易。但每人现有田地一百亩，大约能收获五十多石，除去缴纳给官府的六石，剩下的仍然很多。命令每年缴纳一钱银；一卫计算田地三千五百顷，可以得到银三百五十两，足以补助购买马匹、赔补欠马。军士虽有增减，屯田却没有增减，这件事可以长期实行。如果屯军积存的银两已经足够，还可以分拨给各边城，补助购买马匹，也依照旧例办理。

译又恐怕如果专门购买补充马匹，民众就不再用心饲养，反而会造成更多亏损。应当按照领取马匹的军丁名册，预先审查，分为上、中、下三等。凡购买马匹一匹，上等出银三两，中等二两，下等一两；不足的价钱再用田地所出银两补给。这也是古代以田赋供养马匹的意思。”兵部上奏，采纳了他的建议。成化二十三年，镇江知府熊佑认为南方所生马驹矮小，上奏请求全部卖掉种马，每年收银三千两来抵偿马价。兵部尚书余子俊议论说：“按马驹征收，是祖宗实行百年的法令；征收价银，是官府一时的权宜。一定要征马驹，就必须养种马；卖掉种马却征收马价，这就像没有田地却征收田租。这个办法一实行，上面出现没有法度的征收，下面产生没有名目的赋税，马政更加废弛，民情更加不堪。假如府、县提调和管马官严格督责，用心繁殖牧养，那么每年一千几百匹马中，难道会没有繁殖增益的吗？即使南方所生马驹矮小，也应照现行事例办理：给马打印记时，除去母驹打上印记作为种马；公驹中挑选堪用的打上印记，听候解送；并让它们与母马成群，以便繁殖。至于矮小、不堪解送的，不必打印记，直接让养马户领回变卖，凑足价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匹〕 这样即使有赔补，也不会太多；与全部卖掉种马、无故让百姓出钱相比，其危害就小得多。”自永乐迁都以来，马匹达到数十万，繁殖数量日益增加，常常分发给百姓，民间年满十五岁的人都要养马。弘治二年，太仆寺少卿彭礼认为国家田税都有定额，而马匹没有定额，年年增加，于是上言说：“自古以来收取马匹大多在牧监、苑地，从未听说寄养在民间。如今寄养马匹、征取马驹没有尽头，而民间户丁的生长却有限，用有限的男丁承担无穷的马驹，百姓困苦无法复苏。请从今以后规定种马数额只限十万匹，每年征取马驹二万五千匹，永远不再增加。留下其中高大强壮的，以备每年使用；不堪使用的卖掉，把所得价银储存在太仆寺，等待其他用途。如有倒毙、遗失，就立即补足；遇到赦免也不免除，可作为长久之计。”兵部尚书马文升复奏，实行了这一建议，于是种马开始有了定额。弘治六年、正德二年，御史王济说：“如今赋税沉重，差役繁多，财力穷尽，民力枯竭。比如养种母马一匹，繁殖一匹马驹，就是两匹。两年后打印记，兑换种马、补充种马，搭配解送分发，仍不从养马户名下除去；四年有两匹马驹，就是三匹，甚至累积到四匹、五匹。虽然有草料费用，养马地所得到的又有多少呢？再加上官府检点察看、刑责科罚，所以百姓只怕马匹繁殖，甚至把马害死。偶尔有定驹，便贿赂族医加以隐瞒；有显驹，就给它喝凉水和酸泔水，使它坠落。马匹亏欠不过依例缴纳银二两罢了；亏欠而没有马，便又使繁殖的母马受害而死。马驹生下来以后，即使已经向官府报告，也因饥饿和糟践，设法使其倒毙，不过依例缴纳银二两罢了；马驹死亡而不能交纳，又使母马饥饿，马匹于是消瘦，即使繁殖，也最终都矮小。又有管马官担心数额不足，逼迫养马户加倍购买送官，搪塞说是“挠头驹”，请求变卖，依例不过缴纳银二两、三两。偶尔有打过印记、或足以补充种马的，也难以解送分发。太仆寺每年征取大匹备用马，免不了又向百姓征收重价购买。由于亏欠、倒毙、遗失、变卖的事例不断实行，所以种马被视为废物。如果不尽早从长计议加以处置，只是白白耗费饲养，最终没有实际用途。如今种马的田地、男丁，每年承担的数额已经确定，请只按照种马的额数，命令百姓购买备用马解送分发；而种马繁殖的马驹，县官不要参与管理。” 朝廷认为他说得对。此后每逢奏报，总是引用王济的话，县官不再参与种马事务，只向百姓责求马驹，遗弃母马而只求得到马驹。太仆寺卿储巏议论说：“太仆寺每年征收马价，从成化二年开始，也只在南方实行。此后有按比例增加的情况，当时各边并未上奏请求；偶尔有上奏请求的，也没有全部听从，因为各边本来就有购买马匹的需要。如今从各边纷纷上奏请求开始，这件事就无法停止，数额比以前增加了一倍有余。把马寄养在京畿附近，始于正统十四年。但本意是供京营使用，并不专门作为各边的资助，因为各边本来各有太仆寺、苑马寺，马匹足以供应征调。后来苑马政务废弛，一遇边境警报，请求便纷纷而来。就今天而言，数额也比以前增加了一倍有余。边方看见京师用银买马容易取得，骑操马匹便不十分爱惜，马匹倒毙后又不赔偿。镇守、巡抚大臣宽略法令，把总等官侵吞货利；国家财物有限，边方请求却没有止境，年复一年，如何支撑？过去边方请求马匹，兵部奏请查核缺额后，才按数量发给。后来不考虑边情的急缓，也不计算内地马匹的盈亏，边方请求多少便给多少，不再查考，任凭它们耗费。” 请从今以后严格核查，按数发给，或许可以使他们知道得到马匹并不容易，也肯用心调养。又，在本寺尚未征收折色以前，只发给现有马匹；现在却发价银十万来购买马一万匹，价银少而马匹多，似乎对官府有利，却不知道马价银没有进入军中，反而被有关官员侵吞。等到买马的价银已经不多，哪里还能得到良马？买来不久就死，死了又买，请原谅我这样奏请，其实不是为了马匹。今后边方有□请，仍然发给马匹。又，各边的余粮、屯田、草场、桩头银，本来都是用来买马的；过去不给银，边方并不缺马，如今发给的银更多，边马反而更加缺乏，这是什么缘故？请下令兵部派官员巡按视察，预先掌握盈亏多寡的数目，到时容易酌量发给。如果一时调动众军、兴兵作战，才允许暂时增加银马。又各边声称马匹死亡，有的确实因灾害疾病，有的因奔驰追逐而死，或许有这种情况；但不应当多到这种程度，因为还存在瘦弱、糟践、盗卖、私自借用等情形。何况生病也是由于水草供应不按时，奔驰而死也是由于劳逸没有节制。应当选派管马官督责饲养，由少卿每年巡查两次；马匹有瘦弱、倒毙、遗失的，百户、指挥等官员或按月停发俸禄，或奏报处理，一律依照条例执行。这样边方将士才会震恐，知道朝廷法令严明，共同谋求实际成效。

译嘉靖一朝结束以前，先后论述马政的，还有都御史王廷相、御史聂豹。王廷相的论述说：臣谨慎考察，马政败坏的原因有三条：草料不足，发给、领取不合适，饲养没有方法。臣考察团营的马，有称为存操马的，有称为下场马的。存操马从四月到九月，有饲料而没有草；下场马从四月到九月，既没有饲料也没有草；只有从十月入操以后直到次年三月底，两类马都有饲料，但发给草料只限三个月。按一年计算，存操马有九个月有饲料而没有草，饲料尚足而草不足；下场马只有半年得到饲料和草，却也有九个月没有草，草料都不足。马匹由官府发给，并不是自己的财物，草料却要自己准备，连累全家的苦处可想而知。赔钱养马，虽然勉强能使军士生活，尚且有人觉得困难，何况真正贫困的军士，马匹怎么会不日渐死亡呢？祖宗以来，各司的事例随时改变，也已经很多了。如下场马，弘治以前还随着草场牧放，如今草场有一半变成田地，民间还要缴纳租银。营马可以随便牧放，而军士却不出京城。养马的制度已经改变，责令养马的人却仍然拘守下场采青的旧例；官府以不合事例为由，不肯对军士变通，军士又因为不是明文规定而不肯为马赔钱，马匹遭受这样的祸害，难道不是冤屈吗？” 况且群马运到京师，一匹马的价格动辄要花三四十金，却吝惜这几个月的草料，以致马匹瘦弱而死。所吝惜的是一倍的利益，所损失的却是几十倍，原因是什么呢？掌管马匹的人权力不能支配财物，掌管财物的人又顾虑不到马匹。如果确实不分割职权、彼此通融而作为一家办理，那么草料和马匹都是紧要的费用，必定会权衡轻重、辨明利害，不至于吝惜几个月的费用而损伤价值几十金的马。因此臣说，原因是草料不足。臣谨慎考察，团营草场本来是为牧马设置的，所收租银用来养马，这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却把租银收存到太仆寺，用来买马；蓟州、霸州两地的牧马场尚未开垦，土地还有六千九百多顷，若再次招民佃种，大约可以得到租银二万六千多金，却把它置之不问。这些都可以补助户部的费用，扩大几个月的急需。臣又考察，肥壮富裕的马军士卒家中，衣食有积蓄，居住有房舍，交给他们养马，草料必定不会缺少，马匹安置也不会暴露在外。如今富裕的军士担心马匹成为累赘，便贿赂托人、百般设法脱身，而领取马匹的都是贫军。军士既然贫穷，就要租房居住、靠粮食维持生活；租房居住，马匹必定露天，受到雨雪侵袭。” 需要粮食时早晚都不能供给，草料的费用也被他们拿来充饥了。因此臣说，原因是发给、领取不合适。臣想把三大营以及团营军中有力量的人审查出来，责令他们领取并饲养马匹，不要让贫困军士承担。臣考察，军士领取草料后，由自己饲养，养了还是没养，无法查考；爱惜马匹的人会用足量的草料喂养。原本领取草料的人，确实有一些；但很多奸徒、贫户还没有领取本色草料，已经把它卖掉换成其他地方领取的折色，又拿来作为自己食用的东西。喂马的人只贱价购买酒糟罢了，哪里还有草料？酒糟性热、味酸，马厌恶热性之物，容易生疮；马厌恶酸味，便不能长膘而损伤力气。即使毛色、蹄子看似强壮，不出几个月也会成为瘦弱的马。臣因此说，原因是饲养没有方法。臣谨慎考察，在营中每名把总官所管辖的马，有一百匹的，也有七八十匹的。其中有上膘、中膘和无膘的马。上膘、中膘的可以暂不查问。臣想整治无膘的马：各管辖下的把总官把它们集中在一处，或街巷空地，每天酉时亲自前往查验，命令拿熟草和细料面喂养，到了夜间才允许各自饲养。我们也要不时派人查验。马匹长膘以后，就免除集中喂养。仍然喂酒糟的，事情败露之日送交法司审问治罪。聂豹上疏说：臣奉命督理南畿马政，百姓带着马前来申诉，仿佛投入汤火之中，实在令人惊骇。经过点验、烙印以后，臣才得以完全知道事情始末，察知其中隐情，也了解百姓的实情。臣仰考祖宗当初制定法律，并不是要苛刻百姓养马。百姓替公家养一匹马，以田地征派的，就有免征的田地，按亩计算是三百亩；以男丁征派的，就有不服役的男丁，按人数计算是十五丁。有草场作为割草、牧放的资助，有繁殖的马驹作为解送、分发的马匹。因此上下百年之间，百姓大体称便。如今水旱灾害频繁，疫病交相发生，制度沿革又因时日而逐渐违背本意。问免征的田地，回答说并不是没有三百亩，只是荒废了一半以上。问不服役的男丁，回答说并不是没有十五丁，只是逃亡的并非一人。草场还在，却有征收租银；马匹繁殖出了马驹，却不能用于解送、分发。利害相差如此悬殊，却还不止这些。种马的额数和备用马价，朝廷有定数，有司不得增加或减少。田地荒废、男丁逃亡，有司没有办法处理，于是责令现有男丁、田地的人家包赔并多取。哪里只是白白失去养马的利益，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假如现有的田地果真都是肥沃良田，现有的男丁果真都富裕，责令他们包赔还可以说没有危害。但现有的田地不过是还有主人知道管领罢了，每年不能耕种，仍然等同荒废；现有的男丁不过是因为还有父母妻子牵连，不忍立即离散罢了，实际上穷困得像悬磬一样，仍然等同逃亡。至于租银的征收，本来是因为草场分布在各处，并非只有一处；养马户彼此相距遥远，牧放不便，以致草场荒弃，所以才想招人佃种，租金收入交给官府，等候发给百姓，帮助购买备用马匹。正德年间，却设立期限解送兵部，用来准备京师和边地买马。草场本来是为割草、牧马设置的，如今却无故征收租银。马匹所需的草料原本出自草场，如今却反过来向百姓征取。养马户原有的利益被夺去，使他们失去利益；养马本来没有的负担，却加给他们，使他们承担负担。是谁造成了这个祸根，以至于延续到今天成为阻碍？民间痛苦，所以有像奔赴汤火一样前来申诉的情形。臣总计江南、江北征收的租银，每年不过五十多两，朝廷看这点收入算得了什么，而穷困百姓却要倚靠它维持生命，怎么能不加以怜悯？恭请下令有关部门，交给江南、江北抚按衙门，选择委派清廉能干的官员，查核各府、州、县养马人户实际在籍的男丁、田地有多少，按亩、按丁计算应当养马多少，照旧领取、饲养；其余荒废的田地、逃亡的男丁多少，原来应当领取、饲养多少，暂时予以开除；当年额定解送的备用马价，仍令实际在籍的人户包赔。这样即使还有草料的费用、购买补充的困难和包赔的苦处，也将看到在籍人户众多、众力齐集，养马之家男丁、田地足够，符合实际数额，对于军国所需或许也不会失误。

译至于租银的征收，也命令委派官员实地勘察各处额定草场有多少，分别按荒熟、肥瘠分等，酌量征科；不论是否养马，都按平均数照旧缴纳。租银收存在当地州县，抵作当年的折色；确有不足，然后按照养马科派补足。这样或许利益归于养马之家，恩惠也没有不能沾及的人。这两位大臣的意见，可以由此了解马政。隆庆元年，太仆寺少卿武金说：本朝马政，边近地区有官牧制度，腹里地区有民牧制度。官牧制度没有什么可说的；民牧制度按男丁养马，每年把繁殖的马驹解送京师备用，制度并非不好，只是繁殖的马驹大多瘦弱低劣，不堪解送分发，拖欠日益积累，马匹也开始逃散，而这种制度难以实行。正德二年，御史王济上奏，命令养马户另外购买马匹解送。种马的设置，本来专门是为了繁殖备用马。如今备用马既然另行购买，那么从今以后，若备用马已经足够二万匹，应当命令每匹马折价银三十两，汇总解送太仆寺，再发给各边，按照当时估价买马。这样一匹马折合十两银，可以购买战马二匹，不必增加银两，而马匹数量自然会加倍超过养那些无用种马所得的数量；种马应当全部折价变卖，以备练兵使用。如果一匹马定价银十两，那么北直隶六府、河南西府、山东三府，大约有种马一十一万匹，可以得到银一百二十万两。种马去除以后，养马所需的草料也应照旧征收，每匹马折草料银二两，如此每年又可以得到银二十四万两。御史谢廷杰上奏说：武金想要去除种马，种马本来是用来繁殖备用马的。后来征收银两购买马匹解送，种马似乎成了多余之物，而马匹倒毙、遗失的赔偿加给百姓，负担稍重，因此议论的人往往想上奏革除种马。但主张革除的议论并非只有一人，兵部执行也并非一次。实在是因为这是祖宗制定的制度，关系军国机要，不可轻率改变。祖宗的法令实行久了会产生弊病，只应整饬法令以消除弊病，不应因为有弊病就废除法令。倘若因为法令松弛、没有成效，便想连种马也全部废除，一旦有警报，突然调发军马，又将如何处置？古人说，军事是国家的紧急事务；如果把马匹视为不紧急的事务，那么军队也要遣散回去务农吗？恭请下令兵部，确实申明以前的禁令。如果认为种马果真没有实际用途，只是为了眼前体恤百姓，那么也应当深思熟虑、详细确定办法，并不是臣这个愚臣所敢预先提出的。”皇帝把此事交给兵部，兵部复奏认为谢廷杰说得对。但当时内府帑银缺乏，正派遣使者分道搜括天下拖欠的赋税。因为武金曾说可以买种马，便可获得一百二十万，于是负责此事的官员立即请求下旨，将武金原来的奏议发下讨论。兵部于是再次奏报：种马是军国大事，轻易全部革除恐怕不妥，请求卖掉一半，保留一半饲养。保留下来的马仍需依靠民间牧养，养马费用很多；如果折征银两，费用较少，却难免不均。每匹马每年折征草料银二两；留下养马的马户列为正头，卖掉马匹的马户列为帮头。养马的实行通融轮流，折征的实行通融摊派，于是施行。三年，御史谢庭杰又说：近来卖掉的马匹，按年征收草料银。假如把种马全部卖掉，百姓可以完全免除劳役和费用，那么征收草料银，百姓也会甘心。既然保留一半，卖掉马匹的马户仍要为其出力贴补；如果稍微宽减劳役和费用，负担尚且相同。何况民间养马，任凭马匹自行适应水草；百姓闲时贴补养马，也只是根据自己现有的财物，并不一定真的花费银钱。现在官府征收银两并实际收入库中，这就会增加追缴的烦扰、办理的艰难和起解的劳累，另行增加一项科派，另行增加一番剥削。养马的责任尚未完全委托出去，草料的缴纳反而增加了，这样省下的还抵不上支出的。况且卖种马所得的价格不过五六两，从前却都按十两征收，作为赔偿补充，已经很苦了。现在又加征草料银，还能怎么办呢？朝廷富有，难道会计较养马剩下的这点锱铢吗？百姓的劳役已经困苦繁重，却又在定额之外增加极少的数额。请求趁现在尚未派征，将加征的草料银全部免除。兵部议论说：如果把草料银全部免除，将来种马繁殖的来源断绝，马价的积贮日益空虚，倘若发生其他祸患，拿什么应付？只是由于年成收入不丰，依照廷杰所说，酌量征收草料银一两。到隆庆六年，仍然征收二两。等到年成丰收时，仍旧购买种马交给百姓繁殖饲养。额数足够的那天，草料银就停止征收。第二年，吏科给事中光懋也这样提出意见，部议仍照旧办理。大概自从购买种马以后，议论者才开始把王济不问繁殖之事视为谬论；而部议最终仍认为卖掉种马不妥。当时，右都御史曹邦辅说：『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原有种用儿马、骒马十二万□千匹，不能说不多。可是每年解送给太仆寺的只有二万匹。即使按十二万多匹减半课取马驹，也应当有六万匹。六万匹中，又不可能选出十二万匹解送，不知所繁殖的马驹归到哪里去了？消耗竟如此严重。我过去任元城县知县时，常见管马官一次点验马匹不过一千匹，却往往数日也点验不完。问他们原因，就说：『某匹马瘦，某匹马小，某匹马毛色有毛病，不堪使用，甚至不再问有没有马驹。』对于国初课取马驹、解送马匹的本意，他们茫然不顾，只是经常点验查看，滋长了渔猎取利的计策罢了。当时我前去点验，根本不让他们量取丈尺、长短、大小，也不让他们高声报告肥瘦和毛病，只按册呼叫马名，询问有没有马驹；登记有马驹的，让他们回去继续养马，不必再到县里。没有马驹的，只多次下令限期督促，并不再骚扰。有马驹的人觉得这样方便，从此不到一年，十家中已有七八家生了马驹。至于漂沙以及患病而不能繁殖的马，稍微更换一两匹，便都能换成可以生驹的马，根本没有不生驹的情形。我常常痛恨管马官不尽职。如果实行专门课取马驹的简易办法，除课取马驹之外一概不扰害，再按月按年点验；即使一人管理几千万匹马，也可以一律整齐。何况还有羣长、羣硕，以及众多马户和督马提调官员，马政怎么会不能振兴呢？不过议论者未必能够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岁、八岁〕

译到万历九年，便把种马全部卖掉，将马价缴给太仆寺。太仆寺出价购买骟马，每匹马三十金，州县却总是拿下等马进献，价值只有几金罢了；又把马寄养在马户家中。当时张居正担任宰相，太仆寺的马价充足，世人都说张居正能够富国，却不知道祖宗的制度到这时已经荡然无存了。总的说来，太仆寺的政务不能恢复前朝旧制，大概是因为国初法律严密、命令能够施行；后来严厉措施无法作为常法，一旦防线溃决，便不能制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一人〕 马匹有蛮夷进贡的，有通过互市得到的，有茶马、盐马；战争兴起而调集不足时，有时甚至借用王府和民间的马，或者购买马匹。购买马匹很多时，正德年间达到数万匹；又有卖爵赎罪所得的马。宣德年间天厩中的马，按毛色分别命名，共有三百六十种。如今吏牍中记载的马名有：银騔、青沙、红沙、栗色、糖银騔、海骝、枣骝、玉顶、鼻尖、五明、豹肚、四明、玉脸、鼻白沙、桃沙、虎喇、上黄、筸草、黄雪架、葡萄、艾叶、青兔騔、麝香青、烂毛青、赤兔、臙脂、马的卢，共二十有五种毛色。洪武年间关于马政的榜文规定：凡是喂马的豆料，必须煮熟后放凉，和料水拌匀；喂完水草后再饮水，饮水要缓慢牵行，走几里路便让马休息，并让马卧在沙土地上；不要把马拴在马槽上，也不要与牛拴在一起、同槽喂养。草木生长的月份，要牵马追逐水草，昼夜放牧。遇到炎热天气，要把马收养在高地，不要让蛟虫侵扰，也不要让雨水浸湿；每天午时在树荫下乘凉，没有树荫就搭凉棚降温。凡夏月，一天给马饮三次水；春、秋、冬三季每天饮两次。每月二十日或十五日，用盐水给马饮食。像这样，如果马头之家生育和畜养不旺盛，马户便共同商议，把马分散到养马兴旺的马房中饲养。马房、马槽不要用砖石砌成；要清扫干净，清除马槽中的□草；不要放任鸡、鹅等牲畜践踏；要把梳下的马毛拿远，不要让马误食，这些都能使马生病。凡是给儿马配种的骡马、骒马，春月肥壮时让其群盖；如果指定配种的儿马弱小不堪使用，就另找良好强壮的儿马群盖；儿马已经交配过但尚未确定是否怀驹的，还要再次让其交配，不要混杂使用其他儿马，以免不利于确定马驹。凡府、州、县都要建立符籍交给马官吏，写明定驹的日期和群盖的次数；羣长也要立同样的籍册，购买补充马匹的日期也附在籍册中，以便日后查验。凡群盖都在春月进行；如果到了夏月，必须等到天气晴朗、日光良好的早晚再交配，交配三五次后休息三五日，然后再进行群盖。骒马踢打、不接受交配，仍要用儿马再次交配；如果确实不接受交配，便可确定不能怀驹。凡饲养已经确定怀驹的骒马，先饮早晨的水；之后的簥□、楷黍秸、杂粮、淗米泔以及各种污水，都不能喂给怀驹的马，以免落驹。凡补领或繁殖的三岁骒驹，按规定每两年缴纳一匹马驹；如果缺少马驹，必须购买补足并交还官府，长大后可以用于交配。凡定驹若干、显驹若干、重驹若干，管马官吏要经常下乡督察；详细登记在册，正月至六月报告定驹，七月至十月报告显驹，十一月至十二月底报告重驹；刚开始群盖的，登记为定驹。凡马刚出生时没有毛，七天后才站起来，这就是古书所说的龙驹；如果生出这种马驹，要明白报告官吏。永乐年间，把苑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苑放牧一万匹马，中苑七千匹马，下苑四千匹马。每苑设圉长一人，圉长率领五十名役夫，每名役夫牧养十匹马。钦定马齿为七岁以下、三岁以上；高度四尺为上等，三尺九寸为中等，三尺八寸为下等。三尺七寸的马，如果肥壮，没有鞍疮、跛病，也姑且允许验收；七寸以下的马则不□。钦定兑马的标准：肥息达到二分的，列为堪兑；一分半的，列为备兑；一分的，列为不堪兑。毛色斑杂的、鞍右有问题的、跛病的、因役使而瘦损的，以及有鞍疮的，都不使用。春天花红，马匹交配秋草；青马驾旌，是说春天和暖，马匹繁殖，秋天强健，马匹奔驰。国制把种马分发寄养在民间，称为“俵寄”；调取寄养的马，兑给京军，称为“调兑”。俵寄分春、秋两次运送，调兑则规定在秋季进行。这就是王者按照时令取用马匹的制度。郎说：我听说胡人养马，马还是马驹时，就驱赶它登山，能够一直登到山顶的，才是良马；否则就杀掉吃了。胡人骑马来到我们的墩台下面，马蹄声砰砰震动大地，台上的土风女风文下也随之【原文疑误】。他们入侵时，往往三四骑便结成一队；只要挫折他们的锋锐气势，他们就容易被骑兵制服。因此，开创基业的君主，没有不重视马匹的。马政开始设置时，难道不是像夏人助耕那样吗？让我们养马驹，我们把多余的马驹给马户，这就像让他们出力来帮助耕种公田。所以宣德、正统年间，马匹养到了山东，马匹养到了河南，都是我们的马驹。马不能繁殖，繁殖后不能生驹，生了驹又不能养成马，这只是在损害马匹罢了。损害马匹的，正是不愿意养马的人。有时对马户说‘替我养马’，却削减剥夺他们的利益，用绳索束缚管制他们，结果马就养不好了。又说他们接受的牧地广大，便割取其余土地赋给其他百姓；牧养之地不再宽广，马也就养不好了。马死了却责令赔偿，赔偿的数额又超过实际价值，马也就养不好了。皇亲、貂铛之家请求牧地，便把牧地给他们，马也就养不好了。所以说，损害马匹的，正是不愿意养马的人。王济、武金卖掉种马，就像叶淇卖盐一样，不明白其中的大道理，只把所得金钱多当作功劳。

译国初有马，不是因为得到金钱多，而是因为马驹多。如今把卖马所得的金钱发还给畿内州县，用来买马充实边防；每匹马须花三十金，而所卖的马价值不过几金。这究竟取得了什么？不过是卖掉种马而得到很多金钱罢了。金钱这东西，正合乎人的欲望；一旦看见金钱，侵夺牟利就会产生。只看见马驹而看不见金钱，最终马驹会多，金钱也会多。可惜如今却像不等果实成熟、鱼不等长到尺长就急于取用一样，这就是出售种马。曹邦辅的议论说得好！如果没有曹邦辅的议论，不仅普通人不知道马政的道理，即使担任马官的人，也没有谁知道。《名山藏》卷之五十三 ●《名山藏》卷之□□□ 晋江何乔远撰 茶马记 ◆茶马记 西番，是中国的藩篱。秦、蜀产茶，茶性通利，能够疏通胸膈深处郁滞之气。西禾囚【原文疑误】嗜好奶酪，没有茶就会困顿生病。他们用马交换我们的茶，我们用茶交换他们的马；唐、宋以来一直这样实行，也是控制西番、牵制北虏的一项策略。国初把分散居住的降夷分开部落，按所在地安置，并授予首领。他们进贡马匹，我们回报茶叶，名为“差发”，就像田地有赋、身丁有役一样。我们的身份既尊贵，他们的愿望也能实现，这与前代的交易互市不同。交通道路有两条：一条从陕西河州出发，一条从四川碉门、黎雅等处出发。洪武七年设置河州茶马司，每年缴纳马七千四百零五匹。十一年设置西宁茶马司，每年缴纳马三千五百匹。又想到边地官吏放纵私茶，以致茶贱马贵；又有人假借朝廷诏旨横向索取番马，使番夷侮慢朝廷，于是制定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持牌进入番地，与各族订立约定；下号金牌发给诸番，上号金牌藏在内府作为凭证。每三年派遣官员会合金牌进行交易。【金牌共四十余面：河州、必里、卫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的金牌二十一面，缴纳马一千七百五十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千四百五匹〕 卫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以及巳哇冲藏等族的金牌十六面，缴纳马三千二百九十六匹；洮州卫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的金牌四面，缴纳马三千零五十匹。金牌上的文字是：‘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凡犯私茶禁令的，与犯私盐同罪。有人把茶运出境外，或关隘不查问放行的，一并论死。刑民家中蓄茶，不得超过一个月的用量。茶户私自出售的，登记没收其茶园；茶园每十株，官府取一株。民间收取的茶，官府替他们收买；没有主人的茶园，命军士锄草培土，官府收取其产出。五十斤为一包，两包为一引。有司把茶储存在碉门、永宁、筠连等处，这些地方属于播州。茶树都是高树大叶，名为剪刀叶。命令设置茶局征税，用茶交换红缨、毡衫、米、布、椒、蜡，以备官府使用。百姓所收的茶，要在当地官司验引后贩卖，依照江南的办法。二十一年，命令闸办天全六番招讨司的茶课。二十二年规定：上马一匹给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驹马五十斤，下马二十五斤。二十五年，尚膳监太监而聂在河州向必里等诸番传达敕谕，得到马一万零三百四十多匹，支付茶三十多万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五十匹〕 三十年，将嘉州的茶马司改建为西宁茶马司；又命令每年三月至九月派行人一员进入陕西、四川两省，宣谕禁约；又命令四川成都、重庆、保宁三府及桂州宣慰设置茶仓。同年，驸马都尉欧阳伦因贩卖私茶被判死罪。【欧阳伦派家人往来陕西贩茶出番，众人都倚仗权势横行；欧阳伦的家人保某尤其放纵暴横，到兰县河桥捶打巡检司的官吏，官吏不能忍受，将此事报告太祖。太祖赐欧阳伦死；布政官因不曾上言，也与保某等一并被判诛杀，另派使者携带玺书慰劳并告知此事者。】三十一年，曹国公从西番回来，用茶五十多万斤，换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永乐六年，设置批验茶引所。九年，设置洮州茶马司。十三年，派御史三员到陕西巡督，增加发放的茶数，对国初的禁令稍稍放宽。洪熙元年，免除百姓茶税，用官仓积存的芽茶折作官吏俸钞；不堪使用的，奏请检验后烧毁。宣德四年，免除茶户徭役。十年，命令盐商中盐后运茶到边地供应，并使用淮浙盐引；时间一久，盐商依仗文凭贩卖私茶、交换番马，官课长期滞纳，官茶也因此价格低落。正统元年，禁止并停止这种办法。十四年，因为番人遭北虏侵掠而迁徙到内地，金牌散失，诏令停止发给金牌，只听任番族用马进贡；又每年派行人四员前往省谕、巡察。成化三年，陕西巡抚都御史项忠认为行人省谕、巡察只属空文，请求派一名有威力的御史，每年更替，允许在附近城垣与番人互市。茶叶长久不堪使用的，酌量增加马匹，但番人不愿意；御史收取马匹，于是仍派行人，并命按察司官员兼管巡查禁约。十四年，兵部说按察司官员巡禁不专，军民私自兴贩马茶的利益，全都被迤西守备等官占有，请求像以前一样派遣御史。番人中马，听其自行前来，不加招揽留滞，也不以马匹数量少为怠慢政事；只以巡查捕获私茶作为称职标准，使番人争相赶来用马换茶，不必等待招致。户部覆奏同意。弘治六年，陕西巡抚萧祯因临巩、平凉三府连年饥荒，请求开中茶一百万斤，招募商人在三府官仓缴纳粮食，以备赈济；然而小人乘机牟利，夹带贩运，权势之家又暗中勾结近番私下交易，这项办法不久便全部停止。十六年，撤罢巡茶御史一职，改由其督理马政；都御史兼任此职。当时任都御史的杨一清说：我奉命督理茶马事务，亲自到西宁、洮州等卫的辖地，抚慰并调集各族番夷。前来中纳茶马的各族番官、指挥、千百户、镇抚、驿丞，和他们的国师、禅师一起，各自携带原先颁发的金牌信符前来。我安抚并晓谕他们，责问他们近年不缴纳茶马的罪过，他们都面向北方叩首，说：‘我们一直遵守成法，只是近年并没有金牌来调集，只命令每年拿马换茶罢了。如果有调令，我们各番怎么敢违抗？’我由此知道，我祖宗的谋略超过前代，朝廷的威势已经伸展到各番夷之中。我想到自从金牌制度废止以来，私贩盛行，国家白白失去茶马的利益，将近六十年；难道不仅是边地缺少马匹供骑乘征战吗？将来远方夷族既然不再仰赖我们的茶，谁敢说不会涉及中国意外的忧患？一旦藩篱不固，又能依靠什么？我刚到陕西时，查明河州卫每年招番换马，只让临近的川卜陆族、乞台、撒刺以及归德中左所西番达子二十七姑、腹衷、老鸦癿藏等族的熟番前来中纳马匹换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