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藏卷之六十八

译彭韶，字凤仪，莆田人。天顺元年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成化初年，任员外郎，上疏论说佥都御史岐不称职于风纪，请求召用王竑、李秉、叶盛，因此违逆圣旨，被交付锦衣卫狱。给事中毛弘请求宽免他，未获准许。不久升任郎中。彭韶任刑部广东司郎中时，广东司隶属锦衣卫，有人犯罪，前后任官员多轻易宽免，彭韶坚持法律，一点也不屈挠。京城奸民把真定、武强等县百姓的田地投献给庆云伯、长宁伯，说这些田地超过了额定赋税。两位伯爵是周太后的弟弟。有司唯唯诺诺，登记额外的浮田，田地的百姓不服。皇帝派彭韶前往丈量。彭韶环视四周，径直回去上奏说：“真定属于古代冀州地域，赋税列为第一等；有的夹杂列为第二等。有人说这类似《周官》所说的田地一易、再易，大概是因为其中有的地方一年一收，有的地方两年一收，所以赋税有所不同。明白这一点，就一定要兼顾多种情况。高皇帝最初平定天下时，想到山东、河南供给繁重，诏令有荒草田任人开垦而不征税。宣宗、英宗两朝怜悯北京，也按照高皇帝的诏令办理。如今长宁伯所请求的田地，有司不能如实上奏，反而登记浮额田地来满足他。” “臣亲自走过那些地方，看见土地有高低，年景有旱涝，沿河土地经常迁徙变动，盐碱瘠薄的土地多年没有收成，大体都是把高低土地截长补短，把旱涝年景通融计算，这正是祖宗断然不额外征科的用意，也符合尧舜错杂征赋的心意。如今征敛频繁兴起，成年男子没有游手闲民，还要依靠眷恋土地产业，才能勉强耕作糊口。若计算所谓余粮而夺取，作为额外盈余，臣知道自己不是死，就是被迁徙。真定近在京畿之内，难道不是国家的根本吗？外戚和功臣，难道不应当因忠诚而富贵吗？为什么一定要挖空国家的根本，不与百姓争夺艰难得来的衣食利益呢？臣先到那里时，百姓扶老携幼，拦路哀告，臣不觉失态，实在不忍亲自参与夺取小民赖以维生的土地。臣环视四周，径直回来。希望陛下特意治臣之罪，以使百姓获得生路。”皇帝发怒，把彭韶交给锦衣卫狱，科道官交相上章营救，他得以释放。不久有人请求开垦荒草田，宪宗说：“难道没有看见太后的弟弟请求就不能批准吗？”成化六年，升任云南按察副使。安岳扈氏烧杀刘姓一家二十一人，定远曾氏杀死其兄一家十二人，都因疑案长期拖延，彭韶一审问便查明。十一年，升任本司按察使。镇守云南的太监钱能派千户升等进献大象，沿途索取贿赂，不答应的就把人锁起来；还非法拷打象脚，鞭打驿马，驿马多被打死，又强令百姓准备肥大的猪羊祭河。彭韶说：“钱能屡次进献宝石、大象、马匹、禽鸟之类，近来又进献金灯，号称极其奇异，名义上说是恭敬奉献朝廷，结果却使万里之内的百姓劳苦，奉命办理这些事的人狐假虎威、像乌鸦一样攫取财物。臣希望陛下恭谨勤勉、崇尚节俭，安抚远方而轻视珍玩；把以前这些事情停止，严格敕令内外臣工，敦守朴素和法令，抚慰安定夷民，使远方之人歌舞。”十四年，升任广东左布政使。当时朝廷屡次派中官采办土产、蜜煎、果品、藤丝、雕漆器皿、海味、布匹、药材、银镶酒器等物，彭韶多次上奏陈述。后来他议论太监梁芳的事情，违逆圣旨，被调任贵州。梁芳原是广东人，在宫中受宠掌权。他替弟弟梁镇抚德请求，获准亲自往来广东，准备进贡物品。所到之处，都要供应船只、车辆和役夫的廪给。彭韶说：“进贡土产，祖宗时期也有，但都是镇守内臣见到珍奇物品，认为远方的服食器用可以带回朝廷；如果返回楚庭，便没有办法亲自使用，所以依时采办进贡。若是他的弟弟、侄子和家人等以臣民身份自行准备进贡，这是最严重的亵渎尊上。过去唐代各镇进奉，后来幕僚也相继这样做，史书对此加以讥讽。近来广东镇守等宫已经各自进贡，如今又允许近亲家属自行办理。” “臣担心法令一天天改变，另生出利害祸患。”皇帝听后不高兴，梁芳在旁边说彭韶事事沽名钓誉，正因为只凭左班左右的关系才得到大官，于是更加肆无忌惮。皇帝瞪眼看着他，梁芳伏地叩头，但最终彭韶仍因这件事被调走。广东父老哭泣着送他到河边，还有人追送到数百里之外。吏部尚书尹旻多次推荐彭韶可以大用，不久在第二年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处。二十一年，因星象变异求言，彭韶上疏说：“更新是开始，成功是终结；使政治经常更新，使功业勤勉完成，即使尧舜在世，也不过如此盛大。近来年末和正旦之间，星变两次出现。年末是功业终结，正旦是新的开始，能够善始如终，是上天以仁慈向陛下显示警示。过去魏征陈述十条渐变的奏疏，唐太宗由此打开了嘉纳意见的门户。臣愚昧妄言，认为今日治理天下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守住成化初年的政事就够了。臣伏想成化初年，陛下废黜并重新册立中宫，家礼严肃。近年来听说镇守内臣进贡，万贵妃宫位甚至加在中宫之上，又褒奖升迁她的家人，几乎与先帝时皇后的娘家相等。陛下如果俯念四海为家的道理，稍微采纳臣子和家众的言论，及时裁正，使彝伦各得其序，那么阴阳失调、灾害不能消除的情况，是不会有的。” “这是陛下整肃家庭礼法的事情尚未完成。成化初年，内侍稀少简约，防微杜渐做得很深。近来大小名额逐渐增加，而且多到以万计，财利来源和兵权大多交到他们手中，违反禁令、触犯科条的很少加以治罪，请求什么往往都得到批准。陛下长期亲理政务，为什么不趁此时斟酌裁减，使内外事务各归本职，建立制度传给后世，不要让日后权势偏重、形势形成后再想改变也来不及？这是陛下考虑防范之意尚未完成。成化初年，禁止天下进贡，节俭的美德彰显。近几年镇守和公差争相求取珍异之物，朝廷准许进贡，如今又命令进献各地土产，完全按照天顺三年以前的旧例。它名义上充作贡奉，实际上剥削百姓财物，使水陆劳扰、人畜疲惫，私室受到恩惠，公家却招来怨恨，实在没有好处。古人遇到灾异都想减少膳食、撤去音乐，哪里应当反而命令这样做？这是陛下保持节俭的德行尚未完成。成化初年，保傅和六卿从未轻易授予，用人谨慎。近年公卿辅臣无故就加授保傅，寺监衙门多以高官兼任，等到退休享受恩泽时，又给他们月米和岁夫。陛下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礼遇大臣；但施加给忠贤有功之人，人人会感恩奋发；“如果泛泛施行，谁不会阿谀顺从、迎合欲望，以图日后的宠幸呢？这是陛下用人之道尚未完成。臣听说，因事建立功业，是古人所看重的；鉴戒往事、谨慎未来，叫作谨慎开始；谨慎而不丧失，叫作善终。”

译《尚书》说：“终始如一，这才会日日更新。” 《尚书》又说：“德行日日更新，万邦都会归心。”这正是陛下大圣人的事业。当时他被召任大理卿，等到这份奏疏上达，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等处，兼整饬蓟北军务。彭韶又多次提出建议。孝宗即位，群臣交相推荐彭韶与王恕等人为众望所归之士，朝廷召他任刑部右侍郎。弘治元年，嘉兴百户陈辅因私盐获罪，借机作乱。兵部认为浙江有银矿、盐场，容易滋生盗乱，应当敕令京堂官一员到那里缉捕，并巡察各府。当时考虑彭韶有威严才干，于是命他前往。彭韶追捕陈辅，击败他的部众，陈辅自刎而死。彭韶又弹劾罢免一名守臣，事情遂告平定。户部随后说两浙盐法长期败坏，于是命彭韶兼任都御史，留在那里治理。这一年转任左侍郎，彭韶上奏请求免除拖欠的盐课，减少处州及泰顺县矿银每年一万零八百两，并由有关部门裁革松阳、宣平、云和三县管场丞各一员。回朝后绘制灶户穷苦情形八幅，又分条陈述六件事情，户部复议后制定为法令。彭韶又说：近来因灾异求言，臣当时在外任职，回朝后看见诏书，实在感到惊惶。臣只陈述臣所管辖部门的事情：本部审问拟定的囚犯，多被发去做工、运输，以备紧急修缮使用。” “近来听说疏浚河渠，是准备等到吉日后游观，并粉饰馆舍，以等待皇帝不时出行。臣部追捕的囚犯所缴纳的纸札、赃罚等物，虽然不属于正规经费，也都是军民的膏血。近来又听说取这些物品来供佛。侍奉佛道诚然可敬，但恐怕出行游观会使奢侈之心萌发，或沉溺于声色玩好；供佛奉道会使怠惰之心产生，不能专心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年，转任吏部左侍郎。这年冬天彗星出现，皇帝下诏询问群臣时政得失、军民利病。彭韶再次上疏陈述四件事。第一件说，内臣出入皇帝左右，言语分量足以决定人的祸福。如今兵马、仓储全交给他们掌管，凡有章奏无不先经过他们，然后才下发有关部门承办，这叫作政事失误。至于他们犯罪，大多宽免；有人打死人，竟然不加审问；有时请求审问，案件办成后又重新宽赦，这叫作刑法失当。政事、刑法既已失当，又任意浪费财物，不仅不加禁止，反而助长其成。死者有时给葬资，活着的人有时准许建祠；扩大土地和宅第，衣服饮食等百般用度都超过制度，声势之盛到此达到了极点。伏望陛下上法祖宗朝纲，独断政事，使事务归于主管部门，威权恩福不从旁门发出。弘治四年他又说，如今百官日益增多，俸禄支给不足，设法补救尚且恐怕没有办法，近来却有许多无功之人凭借关系请求请托，授予千户、百户等官职；甚至有人乞求恩典承袭都指挥之职，有人因修城略有劳绩就升为匠官，有人因传奉任命而罢革后又迁任良医，还有中书舍人考满后越级升三级的。” “陛下应当重视名器，爱惜俸禄，不要轻易把小官和杂流职位当作无害之物。”皇帝一并嘉奖并采纳了这些意见。这一年升任刑部尚书。安远侯柳景镇守两广，都御史秦纮揭发他贪赃，数量以万计，皇帝下旨逮捕审问。彭韶依法处置柳景。柳景是庆云伯的姻亲，想借助援手倾陷秦纮，彭韶竭力救护秦纮。柳景被追缴赃物十分之一，他的母亲上奏请求上下法司宽免。彭韶上奏说：“过去唐宣宗的舅父郑光不缴纳官租，京兆尹韦澳给他的庄吏戴上刑具，宣宗想宽免他，韦澳说，法律只对贫户施行，政令便不公平；等征足之后才停止。柳景并没有元舅那样的亲属关系，所贪赃贿也不同于拖欠租税；赃物十中不到一，反而得到宽免。臣守法自惭不如韦澳，恐怕无法革除污秽、惩治贪官。”但柳景最终还是因为庆云伯的缘故获免。弘治五年，御史彭程因谏阻皇坛之事被交付锦衣卫狱，长期没有释放。彭韶说：“彭程掌管光禄寺钱粮，因为议论修斋所用器物而获罪。他身为御史，对本职提出谏言，只是没有极力说明本寺钱粮耗乏的原因，却远远牵引李孜省的事情，以致触动圣心，伤及对先帝的追念。然而他的忠心是可以谅解的。臣听说光禄寺支费泛滥，钱粮缺少，牲畜物品大都赊买，商铺常常因此逃散；如今若不节制，善后实在困难。” “仰仗朝廷清明，臣等此时忝列卿佐，每每感叹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但想到天下广大，日积月累，民穷财尽，又常常感到恐惧警惕，请求命令本寺登记每天使用的数目，由圣上裁定哪些削减、哪些停止，痛下决心节省；更希望圣上特别赦免彭程之罪。”皇帝虽然没有答应赦免彭程的请求，却也命令光禄寺登记数目上报。不久发生大旱，皇帝再次下诏询问政事得失和民生利病。彭韶分条陈述本部职掌的四件事情：荆庶人的议论奏疏已经超过半年，仍未奉到敕旨；其他奏请，也听说有过十多天才得到批复的。如今天下无事，正是一两件大事都应及时处理的时候；如果优游迟疑、缺少决断，不仅会使事务滞塞，也恐怕使志气懈怠，这是时政失误之一。内官王明、苗通、高永犯绞死之罪，都得到宽免而发往军中。自古帝王对于贵近之人也必须依法刑罚，所谓上天如果要杀人却不能使其死，今后还怕什么、顾忌什么？这是时政失误之二。本部审问得知，百户原管领队军三等营造昌国公峦的坟墓，三次逃走不回来，竟被原管踢死。臣在道路上听说，昌国公坟墓的规模比过去勋戚的坟墓大得多，官军数万人轮流上工，按年计算仍不能完成；昌国公峦在地下难道能够安宁吗？” “役使的军士害怕获罪，出钱雇人代役；贫困者随即上工又随即逃走，而领军的官员又请求增加役夫，前后辗转，不能休息，这是军民利病之一。本部审问得知，神宫监官员上奏说东安知县华等人违反规定差役陵户。臣听说京畿附近州县的百姓常苦于杂役和繁重征收，成年男子较多、产业较实的人，往往投充陵庙坟户以及勇士、旗校等役，以求规避赋役，致使现有民户被重复征用；富者逐渐贫困，贫者逃散，这是军民利病之二。伏望陛下如臣所说，稍加留意。”过了一段时间，彭韶连续上疏请求休退，皇帝多次勉励挽留，后来才准许，命他乘驿传回乡，有司每月给米二石，每年给舆夫八名（原文“岁舆天八八年”有误）。南京监察御史宗彝等人说：近来南京又有地震灾异，紧急事务没有比辨别贤能与否、举荐遗逸人才更重要的。他们切实看见，致仕尚书彭韶恬淡退处而刚正端方，何乔新勤勉能干而严肃整饬，右通政强珍刚毅直率，祭酒谢铎清白严整，养病简讨陈献章品行高尚、学问广博，佥事章懋廉洁耿介、清正坚贞，前御史彭程刚直敢言，都应当举荐任用。吏部复议请求，最终没有实行。

译过了四年多，彭韶去世，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惠安，派官员前往宣谕祭奠并经营葬事。当初彭韶任郎中时，审理囚犯总是尽力为他们寻求生路；即使是首恶和积年罪犯，有权贵交相嘱托，也一点不宽贷。后来任外台官，治理大官贪纵十分严厉；对小官因误犯而获罪的，则多有查明释放。巡抚南畿时，议论者把他比作周忱；说到他执行法律的严明、收支出纳的谨慎，则认为他超过周忱。京畿内的中官掌管皇庄，听说彭韶任巡抚，都自行约束收敛；他督促耕作和战备，严格防守，虏人不敢窥伺边境。任大司寇时，为冤案平反，谨慎用刑；他一生孝顺友爱、诚实恭敬，晚年声望德行更加尊崇。行旅和徒众都知道彭韶的名字而赶来瞻望，他的仪态却憔悴，像个寒士。任郎中时，他已经和何乔新一起被世人推重。任吏部侍郎时，王恕任尚书，他们都洁身自持、奉公守法。后来何乔新、王恕相继离开职位，彭韶于是请求退休。何乔新去世时，江西都御史林俊为他请求谥号，因而说彭韶、何乔新年轻时一同任刑部官员，同为当时的贤选，累次升迁都做到尚书。彭韶忠诚明亮、美善醇厚，何乔新贞正端方、恭敬谨慎；两人对儒术和吏事都精研，共同学习古人的清廉，同样承担天下的重任。彭韶去世后获得追赠谥号，恩典完备，足以看出圣朝优厚宠遇文正忠节之臣。彭韶的谥号本来足以称当，但不知为什么取“惠安”的含义；它不像彭韶一生的为人，无法使世人信服。后来请求交付群臣讨论，改谥为与何乔新相同的文号。事情虽未实行，但士人舆论认为这一请求是正确的。彭韶著有《国朝名臣赞》及《莆阳成都志政训》等书。○何乔新 何乔新，字廷秀，广昌人，是宋代何坦的后裔。父亲何文渊，任吏部尚书。何乔新最初任温州知府时有声名，后来做了尚书，反而不再称意。乔新刚正耿介，简静持重；从做秀才时起就不随便与人交往，吃蔬食、穿布衣，处世严谨如常。考中进士后，奉命出使淮西。何文渊的门人中有一人任巢县县尹，把金帛寄来为文渊祝寿，乔新竭力推辞。县尹说：“这是用来祝寿尊公，并不是给您的。”乔新说：“依附别人尚且可以，不应当依附自己的儿子。”出使回来后，授任南京礼部主事。何文渊去世，乔新服丧回家。景帝废黜沂王、册立太子时，何文渊起草诏书措辞，平素很喜欢让人传诵。等到天顺改元，何文渊罢政居家，早晚担心祸患。正好副都御史陈泰被贬为道县知县，有人奉陈泰之命前来，文渊害怕，自缢而死。他有一个宠爱的妾，是霸州人，几个儿子命她改嫁，她不肯。县人揭稽是文渊的门人，后来任侍郎，因获罪居家，便上奏说文渊实际上是被儿子们逼死，以便脱祸；他们又逼迫文渊宠爱的妾改嫁。皇帝下诏逮捕入狱，拷打霸州妾，砍断她十根手指，使她替乔新申诉冤屈。乔新也上奏说明揭稽巡抚广东时，曾推荐黄及代为起草更换太子的奏疏；后来因这件事被牵连，案件没有办成，揭稽等人一并释放回乡。霸州妾对文渊的几个儿子说：“你们几位公子以为我不能守节吗？今天如果不是我，你们几位公子早就死了。”文渊的儿子们于是列队拜倒在霸州妾的台阶下，尊称她为“霸州夫人”。乔新案件得以昭雪后，服丧期满，改任刑部陕西司主事，升任广东司员外郎、郎中。他办理锦衣卫案件时，毫不宽贷，声名也由此而起。乔新判案援引律例精确审慎，在刑部任郎中七年，尚书、侍郎都很器重他，同司官员都自认为比不上他。成化初年，升任福建按察副使。浙江有一千多名盗贼，盗采寿宁等县的银矿，所经过的地方都进行抢掠。乔新招募乡兵将他们击杀。福宁有豪强横暴杀人，出入随身带着兵器，抗拒捕捉二十年；乔新设法谋划，生擒了他的父子。福清薛氏居住在海边，每年与各蕃进行互市，事情败露后，聚集众人想作乱，乔新将其头目党羽全部捕获。福安、宁德的银矿很久已经停采，有司却

译责令百姓每年缴纳矿课，许多人因此破产，乔新上奏请求减免。清流、归化里与将乐、沙县交界处的百姓凭借险僻地形，不服共同承担徭役赋税，乔新向都御史说明后，就在该里设置县。巡行所属各地时，他都询问民间利弊，兴利除弊。升任河南按察使。河南发生大水，粮食艰难，按照旧例，借粮给贫民到秋收时停止。乔新对有司说：“旧例所说的是有秋收；如今已经没有秋收，应当把借粮期限延长到麦子成熟。”流民进入境内，他开仓发粮煮粥，又从库中拿出布匹发给百姓，因此保全救活了很多人。都御史原杰招抚流民到南阳，把乔新作为自己的助手。此前，都御史项忠驱逐流民过于严酷，百姓听说原杰到来，都逃入山谷躲藏。乔新四次进入他们所在的地方，极力安慰抚恤，招回复业者十四万人，附入户籍的有六万多户。两次入京朝见时，他租车装载朝服和书籍；升任湖广右布政使。荆襄发生大水，巡抚都御史下檄命乔新赈济，乔新像治理河南一样安抚百姓，于是百姓怀念他，属吏敬畏他。清理整治湖湘地区，十七年，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兼督三关兵备。山西连续多年旱灾饥荒，乔新赈济救助，又像在河南一样治理。虏人到来时，他督率将士在灰沟营设伏，斩获很多。转任左副都御史，奉敕审理狱案，多数都减轻了刑罚。他所撰写的判牍和奏疏简明，宪宗看后称善，召任刑部右侍郎。虏酋小王子侵犯大同，杀死边将，京畿震惊恐惧。朝廷商议认为乔新长期熟悉山西情况，请他奉敕前往。乔新修筑奶河堡城，集合精锐守住要冲，虏人没有再来。山西又发生大饥荒，皇帝再次命令乔新前往赈济。当时平阳、泽州两处，以及潞、沁、汾、辽和岢岚、保德二州，还有岚、临河、曲四县，出现父子夫妻相互杀食的惨状。皇帝下令户部核实守巡官员，把督促边储作为重点，但只核定平阳、泽州两处为全部受灾，其余都说是半灾。乔新说：“西部百姓像久病瘦弱的人，给他稀粥还嫌瘦弱，却又夺去他的食物，哪里还有活命的道理？”于是把各地灾情全部上奏请求豁免。又请求调运并劝导发放粮食，得到白银数万两、粮食数十万石；选择有司分别赈济。沟渠堵塞的，就雇饥民疏通，以粮食作为报酬。救活三十万人，招回复业者十四万人。播州宣慰使杨爱与庶兄杨友友不和，上奏说杨爱有谋反意图。皇帝命乔新立即审讯，先把杨爱囚禁以等待命令。乔新说：杨氏统治播州已经五百多年，受到各族拥戴；一旦把他的酋长囚禁治罪，恐怕突然使各族看见酋长受困受辱，都会惊动而变乱。请求释放他，听其申辩，再回奏说杨爱确实比不上杨友友，仗恃父亲过去的宠爱，企图夺取其官职，请把他远远安置到别的郡，以此离间并消除他的怨恨。播州各族于是安定。孝宗元年，升任南京刑部尚书，随后又召入朝任刑部尚书，与王恕、彭韶、马文升、张悦并称当时的名望之士。此前，乔新在南京请求把中官占据的沿江泸洲归还军民，以减少进奉。到这时又请求撤除锦衣卫持驾帖符逮捕人的制度，恢复先朝精微批示的旧制，以遏制假传诬陷。第二年，京城因雨水成灾，皇帝下诏求言。乔新说：臣任大司寇，没有别的事情可谈，只按法律回答。臣读《大明律》一书，其中高皇帝亲自制定的事例和各条，列位圣上推求增广的情理轻重，可以说极其完备。然而律文深奥，官吏讲解不明，往往损害文辞原意。臣按《大明律》规定：“辱骂祖父母、父母，以及妻妾辱骂丈夫的祖父母、父母，都处绞刑。”注释说：“必须由亲属告发才定罪。”又说：“祖父母、父母诬告子孙或子孙媳妇的，各不论罪。”既然说必须亲自告发，又怎么还会有诬告一事呢？实在是因为爱憎之情，常人不能免除。有听信后妻、憎恨前妻儿子的；有喜爱幼子而憎恶长子的；有想让自己的儿子富足、却使孙子贫困的；也有憎恨自己的子孙及子孙媳妇的。如今只要亲自造词告发就定罪，

译那么即使有薛包、王祥那样的孝行，只因失言一句，也将不免被诛杀。而如今审理刑案的人，遇到前面所说的事情，动辄按绞刑定罪，说是因为亲属告发，难道不是有所遗漏吗？”

译臣查考《大明律》规定：“官员审决犯人而不依法行刑的，笞四十；因而导致犯人死亡的，杖一百。监临官因公事非法殴打人，或无故在脆弱部位殴打，或擅自用大杖、金刃，甚至用手脚把人打成折伤以上的，比一般斗殴致伤罪减二等；打到死亡的，杖一百，徒刑三年以上，并追缴埋葬银十两。若依法决打，偶然导致死亡，或犯人自尽的，不予追究。”又考察近来的条例，有司审问刑狱的官员若使用脑木、匝夹棍、烙铁、阑马棍等酷刑，官员便要问罪，押送吏部奏请裁定；有的降为杂职，有的发遣为民，意思是惩治残酷、戒止忍心。近来见到因公考讯，依法决打而偶然致死的，一概按使用酷刑治罪，未免有些过于苛刻。臣又查《大明律》规定：“因事情威逼他人而导致死亡的，杖一百，追缴埋葬银十两。”所谓威逼，是指有的蛮横夺取他人田园，有的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有的见人愚弱便恐吓他，有的因对方卑贱便胁迫他，有的使人因恐惧怯弱而自杀。然而愚夫愚妇突然发生变故，有时由于口角，有时偶然醉后辱骂，本来并没有威逼行为，而小民轻视生命，往往就自尽，官司却常常按照威逼致死拟罪。前面的法律虽然规定这种罪只处杖刑，但贫困窘迫的人被监禁追缴埋葬银，往往拖延数月；严重的还要卖掉子女、典当房屋才能了结此事，实在令人怜悯。臣查《大明律》规定：“编发边远地区充军，北方人发往南方，南方人发往北方，固然是为了惩罚罪犯，也是为了使奸人远离本土。”近来却只取充实边塞之实，说这样可以屯田御敌，不论南北，多数发往西北边卫。这些人本来都是奸恶之徒，先前都被判斩刑或绞刑，获得宽免死罪才发配；他们往往一到边地便逃亡作恶。像从前逃亡的人，虽然仍论死罪，后来犯罪的人终究没有受到警戒。况且其中还有戎虏族类，熟悉边地情形、通晓夷语的人。正如汉代的卫律、宋代的张元，逃入其中，成为他们的谋主；这也是不可不引以为鉴的。臣查《大明律》按赃物数额定罪，必须折算成钞。然而按赃物数额定罪，法律虽有定额，赃物折算钞价，条例却随时变化。国初每银一两折钞一贯，如今却只值八十文。这样，国初盗银八十两才判绞刑，如今盗银一两便按同等罪论；监守自盗银四十两才判斩刑，如今盗银五钱便按同等罪论。《汉书》说：“衷，就是中，指不轻不重。”凡臣所说，请下令都察院、大理寺共同会议，讲明法律本意，务求取其中正，奏报皇上。当时主持政务的刘吉一向不看重乔新，因而把这些意见全部搁置不实行。郎官魏绅是乔新的属官，乔新最器重他。恰逢大理寺丞缺员，御史邹鲁想得到这个职位，乔新极力推荐魏绅，邹鲁非常怨恨，便诬奏乔新的外亲与乡人打官司，乔新收受对方金钱替他行贿。刘吉取得中旨，把所有牵连的人连同银钱、衣物一并交付诏狱。有人劝乔新申诉，乔新说：“申诉自己，就是为自己文饰；申诉别人，又近于告发。我不过交还印信离去罢了。”不久，锦衣卫彻底查办此案，没有查到证据，便准许乔新致仕。朝廷大臣先后上奏请求起用乔新，并请求为他申雪，全部被搁置不行。后来邹鲁的仇家刺瞎了他的双眼，邹鲁因犯罪被判戍边，士人舆论都感到痛快。【魏绅，字廷佩，曲阜人。弘治初年任刑部郎中，审理案件详慎明白，先后受到尚书彭韶、何乔新的器重。升任南京大理寺丞，进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边报传来后，魏绅率兵驻扎在塞下，作好必战的准备，在偏头关以西的要害处增筑边墙四十多里，设置墩台五十五座，以防御冲破。赐给玺书和彩绢。魏绅又认为宁武关城狭窄、兵力少而脆弱，扩大城地数十里，新建营房一千二百间，招募士兵一千多人来充实。升任副都御史，巡抚苏州、松江。当时发生大饥荒，他多方赈济；织造、工役之类的事务，全都建议停止。升任刑部右侍郎，一个多月后去世。魏绅身材高大，胡须漂亮；五岁时父亲去世，悲伤感动得几乎损伤身体；长大后母亲去世，哀毁过度，完全按照礼制服丧。下葬时，他结庐守墓并亲自耕田，出现嘉禾的祥瑞。他任官所到之处，在边务方面都有声誉，抚慰治理勤勉体恤，不拘泥于条文格式，只想着国家的财政和百姓的性命。】乔新博学而喜好古书，听说有奇异的书籍，便总向人借来抄录，所藏卷轴多达三万余卷，大多亲自校勘、订正并作注。乔新与丘浚因文学相交友善，又因气节而彼此结交。彭韶、蔡清仰慕他的为人，主动把自己当作他的弟子。他七十多岁时因病去世。巡抚都御史林俊说：乔新历任内外官职，始终德行完备；致仕十多年，足迹从不进入城中官府，声誉和财利从来不萦绕于心；著书立说，年老后造诣尤其精妙，可以和刑部尚书彭韶一同谥为“文”。吏部复奏，皇帝下旨命其说明乔新致仕的缘故。此前吏科给事中吴世忠说：乔新突然去世，士人同类都叹息。林俊替他请求谥号，皇帝下吏部命其上奏乔新当日致仕的原因。难道不知道陛下是想替他洗雪诬陷冤屈吗？还是圣意另有考虑？臣考察乔新的学问和处理政务的才能，没有一样不是优长的。他忠诚勤勉而刚正，年老后更加坚定。他被御史邹鲁因私怨以小事诬陷，却一言不为自己辩解，收敛退归，闭门著书，很少与人交往。听说四川土官杨爱一向感念他的公道，不远千里资助棺木、药物和饮食费用，礼意厚重、心意勤恳；乔新对此一概推辞，不肯接受，其他事情也由此可知。他在退居林下时尚且不接受馈赠，那么他在权要面前的操守也可想而知。乔新一生的名声，充满士大夫的耳朵。邹鲁被排斥至死，人们说这是祸福报应的公道。陛下若将他过去所受的污蔑全部涤除，再赐予身后的荣耀，正是天下人的心愿。若一定要考察他退身的缘由，反而会使表彰贤人的典制受到疑惑，那么就像宋代蒋之奇曾诬奏欧阳修，胡竑等人曾诬奏朱熹一样；当时的君主没有因一人的私情而埋没万世公认的是非，反而追赠太师，谥号为“文”。这样做，也是陛下今日掌握劝善惩恶的大权。”但此事最终仍被搁置。正德十一年，广昌知县张澯又以此上言，于是追赠乔新太子太傅，荫一子入国子监。十二年，赐谥“文肃”。乔新有个孙子名叫源，万历初年任刑部右侍郎，也有清正节操。乔新的孙子涛乡试考取第一名，选授安庆府推官，上任三天，属吏告诉他应当拜谒巡按等监司，涛皱眉说：“这不是我能做的事。”于是弃官离去。郎官说：“我读《弘治实录》，何乔新和叶盛的事迹都没有记载，大概是焦芳所为。” 周洪谟、杨守陈（附载其子茂元）、谢铎、吴宽、储巏、黄孔昭、罗玘。周洪谟

译周洪谟，字尧弼，长宁人。曾祖父世祥，祖父本源，父亲永隆，三代都是儒官。洪谟是扬州丁友鹤的后身【见《胜槩录》】。洪谟考中乡贡那天，船停在刊江，夜里见到一个异人，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你的前程有万里之远，一生都会任清贵之职。”洪谟问：“你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丁山人友鹤。”洪谟任南京翰林院官员时，作诗询问太守三原王恕：“生死轮回事渺冥，前身幻出鹤仙灵。当年一觉扬州梦，华表归来又姓丁。”王恕得到诗后很惊讶，召集郡中老人询问。罗文节说：“友鹤山人，是我的朋友丁宗启的父亲，以诗闻名。元末隐居，至建文元年死在成都，是一位以儒雅而受到藩王敬重的有德之人。”王恕便把这些话回复洪谟，世人认为这件事和羊祜、房管的故事相似。洪谟刚出生时身体很弱，长大后相貌也不出众，但身材矮小而精悍。正统九年，二十多岁时考取四川乡试第一名；第二年廷试考取第二名。最初授职编修，景泰年间升任左春坊左赞善。成化初年，以南京翰林院侍读被召回，参与编修《英宗实录》，历任两京国子监祭酒，多次升任礼部尚书。弘治元年，因年老请求退休。洪谟从小就有奇特志向。四川人攻读举业、谋求仕进，唯独洪谟专心研究古学。四川进士及第，从洪谟开始；当时身居显位且有文名、精通经术的人，也只有洪谟一人。他初入翰林，利用馆阁空闲时间留心治理天下之道，进入中秘书库，抄录以前未见的书籍；任编修时，上疏分条陈述十二件事；历任两京官职直到学士，凡有所见所闻，便封章上奏。四川蛮贼作乱时，洪谟上书详细说明抵御敌寇的方略；贼兵到达并围攻长宁城，想要抢劫他的家。自宣德、正统以来，馆阁诸臣上章奏事，没有比洪谟更多的。他在礼部任职十三年，当时天下太平，国家典礼按时举行，四方夷族朝贡不断，所有仪节都由洪谟掌管。重大事务如皇帝在东宫时举行征聘礼、宪宗入祔太庙及懿祖迁祧等，都是此前没有的，均由洪谟与内阁大臣共同斟酌议定、制定施行。他奏请增加孔子庙的乐舞为八佾，以珠玉装饰乐器，恢复璇玑玉衡的旧制；规定日食、月食而实际没有发生时，不应当庆贺；给乌斯藏印信和勘合，作为入贡凭证，使他们不能像从前那样派来过多人员，徒然耗费赏赐以谋取利益；又减少日本夷人进奉刀剑的估价。洪谟为人正直率真，不设心机，与人交谈总是倾吐真心，从不再加以察看；即使言辞中有欺骗，他也不怀疑。晚年建议请求，意在有所激发振拔，却因此被人指责，幸而皇帝没有追究。他认为明朝以五经取士，士人遵循濂洛学派已经形成的学说，应当能够回答主考官的问题；至于经义精微之处，难道还会有疑难辨析吗？他偶然翻阅经书有所心得，便为之阐发剖析，积累成二百零四条，题名《辩疑录》进献。他的意思是要把这些内容附在各经原注之下，常常自夸说：“我编这部书，是为了发掘经书的深奥，纠正先儒的错误，破解千百年来的疑惑；即使三公那样尊贵，也不能拿它来改易。”他专门研究《尚书》，一直对蔡传不满，多次拿来询问丘浚。丘浚劝他把意见写成书。洪谟说：“我离职的日子不远了，到时一定完成它。”丘浚说：“只怕未必等得到那一天，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年寿。”洪谟回乡后便得病，仍勉强抱病起草《安中国御四夷》十事，派人送进朝廷。讣告传来，皇帝派官员谕祭，营办葬事，赐谥“文安”。杨守陈

译杨守陈，字维新，鄞县人。祖先世代以富有闻名。祖父杨范，是儒者；父亲杨自惩，是县吏，有暗中行善的德行【杨自惩任县吏时，县令鞭打一名囚犯，囚犯流血满地，县令的怒气仍未消。杨自惩跪下替囚犯宽解。县令说：“这个人违法悖理，不能不让人发怒。”杨自惩叩头说：“我私下听说孔子说过：‘如果已经查明了他的实情，就应当怜悯他，不要因查明实情而高兴。’高兴尚且不可以，何况发怒呢？”县令于是收敛威势。杨家一向贫困，县吏有固定的馈送礼例，他一概不取。遇到囚犯缺粮，便想方设法赈济。有一天有几名新囚犯等着吃饭，家里又缺米，他对妻子说：“囚犯是从哪里来的？”妻子说：“从杭州来，沿途忍饥，已经五天没有吃东西了。”杨自惩便拿出自己的米煮粥给他们吃，等到第二天再另想办法准备饭食。】守陈景泰元年考取浙江乡试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当时景皇帝在宫中曾把金银剪成豆子和花叶，纷纷撒在地上，命宫人、宦官争着拾取，以此喧笑取乐。守陈作《银豆谣》，京城传诵【侍臣奉诏走出九重宫门，把金银熔铸成豆，驱使工匠制作，颗颗均匀圆润，巧夺天工。装入瑶函送进蓬莱宫，皇帝亲手拿出十多把，琅琅地乱撒在金阶下，万颗珠玉如同美玉盘中散落。一天雨雹敲打鸳鸯瓦，中官跪在地上拾取，很多藏在衣袖里，金铛半落，罗裙也被弄得皱乱。换来皇帝一笑欢颜，拜谢受赐后回来坐在清静的白昼中。听说如同昨日六宫之中，翠眉红袖承受春风，争相拾取黄金做的豆子。羊车没有到来，空对着烟雾发愁；另有薄如树叶的银壶，合力剪碎，装满丹色匣子。也随着银豆洒在金阶上，满地春风吹飞玉蝶。您难道没有看见，百姓吃树皮和草根，做梦都想吃豆子这样的珍馐？官仓有米却没有银钱买粮，拿着瓢的人全都变成沟壑中的饿殍。圣明的君主一向爱惜百姓的忧愁，安定国家只在于体恤穷民。愿把三千斛银豆，换来救活百万枯槁的百姓。】不久遭遇父丧，承当重丧，七年间学问更加深邃。他研读《三礼》《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书》《春秋》的章句，很多地方都有修订。天顺二年授任翰林编修，不久奉命教习内侍，辞谢而未获准。宪宗朝历任司经局洗马，充任经筵讲官。他曾讲解《武成》篇末，因而进言说：从前《鲁论》称舜无为而治，《周书》称武王垂衣拱手，然而天下都得到治理。后世君主若把宫禁设得深严，把政务交给内侍，便会招来望夷之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万人〕 居于高位却无所作为，放纵情欲、宠爱艳丽女子的人，便会酿成类似安禄山之乱的变故。这样一来，忧劳国事的心先已不同，而安危、利害、灾祥的结果也会自行败坏。这正是圣人与狂者、治世与乱世所以分判的原因。陛下应当谨慎。听讲的人认为这些话过于愚直。过了很久，他升任侍讲学士。不久母亲去世，他服丧期满后复出任职。守陈一向体弱多病，沉静寡言，自守其节；白鹤般高立，须发苍白，像山泽间的仙鹤。一任五品官做了十六年，淡泊自处。当年他教习的内侍中有许多人已经显贵受宠，有人想替他钻营求进，守陈说：“难道要让一个女子半生守老，忽然嫁给丈夫只为一时吗？”士大夫把这句话传为名言。孝宗为太子时出阁讲学，守陈被选为日讲官，参与编修《文华大训》。书成后升少詹事兼侍讲学士。此前翰林编修《文华大训》，凡涉及显贵宦官的事情，通常都删去；唯独守陈不肯删。朝廷大臣多次推荐守陈可以重用。孝宗即位后，议论进用东宫旧臣，宫中拟定守陈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皇帝亲手涂去“南京”二字，把他留在京城。当时王恕任吏部尚书，刘绍和与守陈分别任左右侍郎，三人同心共事。凡是人才、忠奸、安危等事，守陈都直言不讳，王恕大多听取并采用。宪宗升祔礼举行时，礼部尚书周洪谟主持将懿祖迁祧。守陈说应当迁祧德祖，依次可以达到懿祖、熙祖、仁祖，这样才是奉高皇帝为不迁之祖。这件事记载在《典礼记》中。守陈又认为，大经筵的礼法虽然严整，早朝时侍卫森严，但皇帝难以完全了解群臣的心情和熟悉国家政务，于是上疏请求在经筵之外另设小经筵讲学，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听政。小经筵应选择正直端介、博学雅正的儒臣侍班进讲，偶有未讲明白之处，便赐予清问；若仍有疑问，再加以详细诘问。讲官如果不能回答，侍班诸臣便代为解释，详尽说明，以等待圣心彻底领悟。陛下退朝后，又应当经常驾临文华后殿或前殿，修养心性、穷究义理、裁决各种政务。凡经史诸书、祖宗典训以及百官奏覆，都应聚集在殿后，每日轮流由内阁大臣一员、讲官二员在前殿右厢值班。陛下若有疑难，可以抄录给他们看，或召来当面对答。午朝时，陛下驾临文华门，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以及六科官员轮番列班侍候。御史、郎中等官员若有事情已经写成奏本，便免于口头奏报；陛下询问其中的事情和条文后裁决。镇守、巡抚等方面官员，以及府、卫正官中有从任所来的，也都让他们分条陈述地方事务，口头奏报只略说梗概，再由陛下命各司遵奉圣旨议定施行。如果有重大政务，就在文华殿召集内阁和朝廷大臣会议，使众人充分谋划决断；其中若有不恰当之处，准许谏官驳正复议，陛下再审察施行。其余写成奏本进呈的事务，也都与内阁大臣当面商议批答。大小官员奏事完毕、辞别之时，陛下都应亲自屈尊问候，询问政务，使贤才常常聚集在面前，避免视听偏向左右近臣。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适逢编修《宪宗实录》，任命守陈充任副总裁，仍兼管吏部事务。守陈请求解除吏部事务，专心史职，未获准许。不久上疏请求致仕，也未获准许。皇帝命他以吏部侍郎兼任詹事府丞，仍照旧在史馆供职。没过多久去世，时为弘治二年。金星侵犯进贤星，守陈应验了这一星象。讣告传到，皇帝叹息哀悼，赐谥“文懿”。两年后，《实录》修成，追赠礼部尚书。守陈天性孝顺友爱，与朋友相处笃守信义，平日温和随易，似乎可以亲近戏狎；但对于自己所坚持的原则，却无人能够动摇。他与何乔新交好，乔新曾审理大案，触犯权贵，几乎遭遇大祸，众人都说乔新固执，唯独守陈称赞他勇于坚持。后来乔新列入侍从之列，遇到大事有时退缩惭怯，守陈总是正色说：“廷秀，你也这样吗？”乔新便惭愧地向他道歉。

译守陈的学问，从六经、诸子、史书，旁及九流，无不探究综合，最终都归于圣贤之道。他校订诸经，认为《尚书·舜典》中“以典刑”一章，是舜任命官员的话；《诗经·卷耳》是大夫出外服役时所作。孔子说：“我从《柏舟》诗中看出，一个匹夫的意志也不可改变。”所以这首诗也不是妇人所作。他又认为，《春秋》以记事为主，本来应当无事不载；《诗经》以言辞为主，却应有所选择。假如郑、卫诸诗果真是淫乱者自己所作，孔子一定不会把它们记录下来。《礼记·丧大记》一篇，其实是《仪礼》的经文。他抱持残存的经籍，试图从文字之外求得圣人之意，就是这样。弟弟守址，任南京吏部尚书；堂弟守随，任工部尚书；守隅，任广东布政使。儿子茂元，任刑部侍郎；茂仁，任四川按察使。守址作文以韩愈为师，治学以程颐为师，任官精勤，曾与守陈共同主持南北翰林院事务，当时人以此为荣。守陈去世时，在私室哭祭他达两年。其事迹多表现孝友，守随另有记载。茂元附载于此。茂元字志仁，能够直视烈日，书籍只要看过一遍便能记住。授任刑部主事，执守法律而不阿附。汪直诬告主事杨士伟受贿，追查赃物，刑部同僚没有人敢接近他，只有茂元独自帮助他缴纳赃物，并署名加封作记号。他出任江南虑囚使时，多次梦见一个满脸鲜血的妇人，不断申诉冤情；他侦查后找到她的尸体，原来那妇人给丈夫的叔父送饭到田间，想与他私通而未能如愿，便愤怒地割断了对方的鼻子，死者一经审讯就认罪。升任湖广按察副使，因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山东按察副使。孝宗八年，黄河在张秋决口，派都御史刘大夏、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前往治理。三人刚到时，祭祀大河之神；当时天气阴暗，祭帛不能点燃，过了很久，在将要燃烧而未燃烧的地方，显出一个像人的脸，有眼耳口鼻。茂元说：“神明显示这种征兆，一定是在警戒我们。水属阴，象征后宫；如今后宫及外戚之家倚仗势力横行，借着名号在道路上强行掠取的，多得数不清。请稍加裁抑，以堵塞其他变故。又李兴、陈锐所带随从人数众多，每日耗费不可计算，请求召回他们，把治河事务专门交给刘大夏；还请停止征取天下画工，以杜绝淫巧之风，罢免山东镇守内臣，以使百姓困苦得到缓解。”奏疏一千多字。李兴、陈锐接连上疏辩解，诬称他发表妖言。张皇后对他的上疏大为恼怒，派人用囚车押送他；沿途军民拦路哭诉冤屈。入宫觐见后，皇帝命令把他逮送锦衣卫狱。刑科都给事中庞泮等人说：“茂元身居风宪官职，只是担心地方偶然出现一点问题，便献上三件建议。如今却从千里之外戴械押来，大臣反被反绑着押到朝廷陛下之前，与囚犯没有两样；这样报国反而辱身，进忠言反而招来灾祸，实在恐怕从此人人闭口自守，互相告诫，谄媚奸佞之风便会形成。”十三道御史和南京科道官员都上疏论救。案件审结后，刑部拟定赎罪并杖刑，恢复原职。皇帝不愿严重违背张皇后的意思，降为长沙府同知。后来请求归乡，在家居住五年，重新起用，荐任并逐步升为广西左参政。不久，吏部拟升他为江西右布政使，刘瑾伪造圣旨夺去他的官职。刘瑾被诛后，起用为江西参政，历任刑部右侍郎，去世。茂仁也刚正耿介、卓然自立，颇有建树。谢铎

译谢铎，字鸣治，台州太平人，是谢灵运的后代。高祖温良，以孝著称。谢铎性情清澄明朗，聪敏颖悟，年轻时在县学读书，与同乡黄孔昭一同尊奉儒学，勉励自己学习古代贤人。天顺三年，乡试考取第二名。八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成化元年授任编修，参与编修《英宗实录》。他向总裁刘定之说明章纶、储巏等人的奏疏被留中之事，请求删取考订，以备一代信史。成化八年奉旨校勘《通鉴纲目》。他上疏说：“《通鉴》和《纲目》两部书，宋神宗、宋哲宗确实曾经留心研读，但最终不能把其中道理推行到政治上。百代之后，正等待今天。今天天下的事情，号令并不是皇帝所喜好的，天下人奉行的是皇帝的意旨而不是法令。天下积弊的根源，一定有所在。凭陛下的圣明，想要大有作为，正如天性希望春天便成为春天，希望夏天便成为夏天，希望秋天便成为秋天，希望冬天便成为冬天，谁能牵制，谁能阻挠？陛下如果确实留心这部书，就一定要广泛寻求天下贤才，与他们讲学谋治；对内察验自己的心是否存有仁德，对外检验政事的是非。根本一旦树立，各项事务自然会随之而治，历年积习和长期弊病便可以一扫而尽，要达到唐虞三代的盛隆，没有什么困难。这样一来，即使是区区汉、唐的史书，也有不足以称述的地方了。”谢铎又上疏论边事：“本月十四日，内阁大臣时等派中书舍人递送来论述西北备边事宜的文状，命臣等撰写条目进献。臣实在驽钝，不懂世务。私下认为，议论天下事情，有从根本说起的，有就具体事务说的。谈根本的，表面迂远而实际上切实；谈具体事务的，表面紧急而实际上浮泛。臣穷究古今，推极事理形势，确实有只具备根本却看不见具体事务的情况，却没有只做具体事务而没有根本的情况。臣认为先王驾驭戎狄的方法，是敌人来就抵御作战，敌人离去就守备；而守御的关键，只在设置险阻，险阻又必须利用天地自然形成的地势。臣谨按：夷狄衰弱，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我方险阻有利，也没有比今天更好的。内地方面，东有辽阳、山海，北有宣府、大同，西有宁夏、甘肃，无不纳入我朝版图，巍然成为城防骨干。外部方面，东有女直、毛怜，北有朵颜以北，西有哈密、吐蕃，无不奉贡来朝，愿意列入侯服。唯独浊河以西一带，近来失去声援，潜伏成为敌人的巢穴，这就像四肢无恙而一根手指失去知觉。然而这些年来，百姓疲敝，军队困乏，始终不能驱逐远敌、取得胜利。或者还可以这样说：上天生成大河，用来限制关中和关辅；受降城以东的东胜，又是大河的藩篱。失去受降城，黄河本身就难以守住，何况连黄河也失去；退守延绥、榆林数千百里之内，又怎么能够抵挡敌人？宁夏距离受降城不过数百里，失去受降城后，宁夏以东的声援就无法相通，东胜也守不住。大同距离东胜也不过数百里，失去东胜后，大同以西的策应就相距遥远，延绥、榆林也难以守御。况且从延绥直达榆林再到宁夏，不下二千余里，列置的堡寨不过二十三座，马军、步军不过二万三千多人，其中老弱占了一半。因此，东面敌人可从孤山、栢林等堡进入，中部可从平夷、怀远等堡进入，西面可从靖远、清平等堡进入；再向西，则可从西塞各处直抵金汤川；从安边等处直抵环庆、花马等地；又可直抵固原，直到士门、塞门、山城、萌城等处。我们的险要无处可以凭借，敌人却没有不能进入的地方。至于榆林以北，东西数千里，沙深水少，地势高处不能筑城，低处不能挖壕，在这里控制扼守也很困难。朝廷筹划收复套地的策略，只因运输粮饷艰难、劳费民力，疑虑而没有决定。至于过去劫营的举动，也不过是袭击老弱妇女和汉人，虚张声势夸大赏赐罢了。从未听说发动之后有何长久守御的计划，只是白白激怒敌人，使他们更加坚定再次入寇的心。幸亏祖宗神灵保佑，敌人近来向北迁移，没有大肆猖獗。趁此无事，正应当在大同、宁夏蓄养军队、磨炼锐气，作为东西两面的援助，逐步谋求恢复汉、唐旧日的强盛以及我国建国初年东胜一带的土地，控制三受降城，以穷尽地势之利。内地以河曲作为家室屏障，使道路比从前缩短，险阻比从前增多。道路缩短，我方容易号召，守御力量可以集中；险阻增多，敌人进退困难，突击奔袭的气势就会受挫，这是上策。否则，就应整顿精锐军队，增筑墩台堡寨，密集分布在各路要冲，并以重兵屯驻延绥、环庆、固原等处，准备策应声援，以挫败敌人的谋划。这就是所谓划定地域坚守，使敌人不敢同我交战，也是次一等的策略。至于任用将帅、蓄养士卒，根本在朝廷。臣听说选择将领不可不精，任用将领不可不专，驾驭将领不可无法。如今送钱买官、结交权贵、靠保举升迁，像晚唐以财物买通节度使一样，难道可以说是任用将领吗？” 左边监督，右边督察，甲将领说可以，乙将领说不行，难道可以说是专任吗？戎狄仍旧如此，而前后办事的大臣却贪图攀附以升到极品，傲慢推诿、找借口退避，听不到诛罚，难道可以说是驾驭将领吗？这些弊病使我们不能使用将领。战死的，是士卒，姓名和人数却不被朝廷知道；取胜的，也是士卒，功劳和赏赐却全归于权势之家。粮饷有任意克扣的暴行，每月又有筹办缴纳的要求，士卒满腔怨恨愤怒，却无从发泄。于是边民不怕敌寇，反而害怕官军；官军只听说升官加级的奖赏，听不到退缩失败的惩罚，甚至袭杀无辜、淫虐善良。骑兵心志懈怠，怒气凝结在眉目之间，却无法排解。陕西土兵熟悉山川地势，怀有骨肉乡土之恋，耐寒而勇敢，是可以使用的；但从开始调募到最后调补，都不是他们的愿望。山西民壮没有长期戍守的痛苦，又有安居本土的便利，轻视险阻而习惯作战，也是可以使用的；但开始时答应让他们作为民户，最终却永远编入军籍，失去了信用。这些弊病使我们不能蓄养士兵。边防准备没有比屯田更重要的，但肥沃土地有的被豪强兼并，荒瘠土地有的因缺少牛具种子而困乏，耕种和收获有的被私人差役夺取，输纳有的被包揽之人胁迫。卫所设有管理屯田的官员，却借机侵夺；按察司也设有屯田官员，却往往因循姑息。

译这样一来，军粮就困乏了。边防准备没有比漕运更重要的，但运送金钱、驮运绸帛每天增加、每月增多；朝廷用它来运输关中的粮食，斗量出去、斛量进来，表面禁止、暗中取用，不可能没有损耗；对外征收的科派甚至提前预征，急迫得像风火。地方方面官员只知道军需的重要，却不知道百姓；只知道部里的命令严厉，却不知道军队也因此困苦。这样军粮又困乏了。设立盐业专卖法，本来是长期养兵的办法，却大都卖掉盐引窝本，从商人那里侵夺利益，公家反而得不到实际收入。颁布鬻爵法，本来是用来筹措军费的权宜办法，却以空名爵位取悦权豪，公家只是滥用爵名。榨尽百姓脂膏来养兵，军队却从来没有吃饱；让士兵流血牺牲来保卫百姓，百姓却从来没有安宁。这些事情都不是敌人能够使我们疲敝，而是我们自己使自己疲敝。还不止如此，有时因茶马交易而杀害对方的人；听说还有借贡使进入境内之机，抢夺、交换他们马匹的。武夫和俗人出境担任抚谕，顽劣粗俗的白丁充任通译陪伴，这些都很容易开启边疆冲突，招致夷狄侮辱。臣认为今天的边事已经坏到极点了。譬如一个羸弱的人，周身百骸、九窍没有不生病的，即使有卢扁、华佗这样的名医，最终也难以下手。只有先调养元气，充实腹心，然后再煎熬肠胃、清涤脏腑，才能逐步救治；这比一次大剂量的剧烈药效更难见效。这种转变大概在于圣心。陛下如果诚敬地守持这颗心，不懈怠、不荒废；谨慎地运用这颗心，敦厚德行、诚信任用贤能，不要任用难以胜任的人；涵养这颗心，使有长期德望的大臣能够辅导启发；行动如雷霆般果断，明察如日月般清晰，纲纪一定能够建立，赏罚一定能够取信；征收赋税遵循制度，费用支出遵循经常之法；罢除庙塔供奉，杜绝恩幸滥用，堵塞私门弊病，减少尸位素餐，以大大减轻边地税负，大大充实边地储备。凡是边防关隘与夷狄之间的设施、筹划和处置，都要周密详尽，像在朝廷正殿上办理一样。这样，才是臣所说的根本。臣虽然极其愚钝，反复思考、穷尽考虑，御戎之道实在没有超过这些的。弘治十一年，升任侍讲，参与经筵，多次进献规劝讽谏之论。遭遇母丧后，便没有再出仕。孝宗即位后，因推荐起用他修纂《宪宗实录》，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上疏陈述六件事，其中一件是关于孔庙从祀，请求增加杨时而黜退吴澄。不久认为师道难以完全恢复，请求致仕，未获准许。恰逢长子去世，他极力请求解除职务，在家居住十年。推荐他的人越来越多，给事中吴蕣请求访求类似程颐、朱熹的儒臣，把谢铎的名字上报吏部；吏部拟授国子监祭酒，皇帝特意升他为礼部右侍郎，掌管祭酒事务，派使者到他家起用。这时是弘治十一年，谢铎再次上疏以疾病为由辞谢，皇帝派使者又去了两次。李东阳写信给谢铎说：“日前您的一封奏章送入宫中，便合乎圣意。您平日从未在宫廷侍奉，却劳烦皇帝亲自关注；圣心明睿，记住您的姓名，特意破格优擢，这是超出常规的。朝野震动，说几十年才见一次，皇帝正有日夜思求英贤的志向。先生如果不欣然上路，怎么忍心辜负皇帝呢？”谢铎于是动身。到任后，他说求退反而升迁，不是道义上心安的事，恳请以原官供职，皇帝不许。弘治十六年，编纂《通鉴纂要》，命谢铎润色。谢铎议论黜去晋、隋、胡、元的正统，明白事理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这年请求致仕，五次上疏，皇帝特许告假。六馆诸生数以千计，请求挽留他。正德初年，吏部推荐谢铎应当重用，刘瑾强令他致仕。正德五年去世，追赠礼部尚书，赐谥“文肃”。谢铎孝顺友爱、忠诚正直、廉洁耿介，像宽厚的长者一样，即使庸人和小孩也能亲近他。他在朝廷任职，急切尽忠，常常担心有愧于俸禄；居家生活，急切行义，常常担心有愧于一生所学。写文章以维系人伦为根本，以剖析明白事实为作用，以抑制邪恶、褒扬正直为志向，以遗弃声名利禄为情怀。他曾拟作《皇明铙歌十二篇》进献朝廷，用来铺陈太祖功业的盛大：一篇名为《越天堑》，一篇名为《帝王都》，一篇名为《猘之穷》，一篇名为《番水赤》，一篇名为《长淮清》，一篇名为《克平江》，一篇名为《复中原》，一篇名为《海沙平》，一篇名为《荡八闽》，一篇名为《五岭摧》，一篇名为《虏酋遁》，一篇名为《执蜀逋》。又推阐太祖圣德大训，作《明明烈祖诗十二章》进献，用来帮助继承和守成。辑录本郡前代贤人的言行，名为《尊乡录》；选取其中有关治理之道的文章，名为《论谏》。谢铎与李东阳、刘大夏、姜谅三人交好。李东阳、刘大夏都显达，唯独姜谅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姜谅是嘉兴人，与谢铎同年考中进士，任漳州知府，教化盗贼、安定百姓，政绩在福建居首。因母亲年老请求终养，漳州人到宫门请求让他复任，没有成功。他一生自守节操，有一种耿介而不可磨灭的品格，谢铎非常敬重他。吴宽

译吴宽，字原博，长洲人。未满二十岁便进入郡学；同辈正专心应试求取功名，吴宽却独自博览群书，写作古文辞章。后来多次考试不顺，徐有贞认识到他的才华。有人请徐有贞撰写墓志铭，徐有贞说：“你请求我为你写墓志，是想让它使你显荣呢，还是想让它流传久远呢？”那人说：“如果能使它流传久远，荣耀就大了。”徐有贞说：“你去问吴秀才吧。”吴宽四十多岁时，以岁贡资格和资财进入太学。张汝弼再次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当时吴宽已经断绝了仕进之意，陈选任提学御史时认识徐有贞，竭力送他参加考试，于是吴宽得以成名。成化壬辰年会试、廷试都考取第一，授任翰林院修撰。吴宽当即在寓所修治园亭，栽种花木；退朝后就在园中读书。遇到良辰佳节，便邀请宾客分题联句，洒然置身于荣华利禄之外。被选为侍从孝宗东宫的官员时，人人都激动地向他道贺，吴宽却处之淡然。每次进讲都闲雅详明，心中存有规劝讽谏之意；涉及治乱、邪正的关键处，从来没有不反复讲说的。孝宗即位后，因他是旧日讲学之臣，从谕德升任春坊左庶子，历次升任吏部左侍郎。过了很久，命他兼任翰林学士，掌管詹事府事务，入内阁掌管制诰诏命，侍奉武宗东宫，充任《会典》副总裁。《会典》修成后，升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仍掌管制诰；后来修纂《历代通鉴纂要》，仍充任副总裁。吴宽掌管制诰很久，朝廷内外都希望他能够掌握大权，但当权者忌恨他，故意使他迟迟不能升进。吴宽却心中很安定，说：“我当初的想法，本来就没有达到这里。”吏部尚书缺员时，众人又推举吴宽，吴宽也坚决推辞。七十岁时，多次以疾病请求退休，皇帝屡次下诏恳切挽留，最终死在任上。讣告传来，孝宗震惊哀悼，命有关部门办理丧葬，派人谕祭并护送灵柩回乡，追赠太子太保，谥“文定”。吴宽为人端庄清正、深沉肃穆，不显露与人同异；在朝廷议论政事，多依循忠厚之道；与人交谈，从来不忘推举当世贤士。他的文章醇厚而不粗俗，法度严整而又流畅；文章师法韩愈，书法师法苏轼，世人很敬重他，称为匏庵先生。至于他处在乡里，更以厚德闻名【吴宽有田数百亩，每年收租时，都拿出一部分分给贫困的亲戚故旧。解元贺恩是吴宽的朋友，因病留在京师，吴宽把他接到自己府中，早晚探视。贺恩死后，吴宽替他办理殡葬，并穿素服一个月。乡里有人担任教官，客死京师，他的儿子借钱运回丧柩，吴宽命人归还借款，自己出资办理丧事。住宅西边有妓馆，车辆经过时，妓女们都奔走躲避；吴宽便让车子回转绕行，不再从那里直过。】储巏

译储巏，字静夫，泰州人。他的曾祖储仲文有暗中积德的善行【储仲文品行厚重，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读书通晓大义。曾经装载几车布匹运盐，到了辽阳，正遇上敌骑包围城池，大雪下了十多天，饥饿和寒冷接连而来。储仲文每天坐在旅店门外，拿出布匹分给人，不问对方是谁。商人们劝阻他说：“商人是为了求利，如今自己已经没有利了，难道还要丢掉本钱吗？”储仲文说：“这是什么时候了，还问什么利不利？”中年时，他家中地穴逐渐塌陷，便把物品闲置在门前晒太阳，捡到十多两遗失的金子，默默放在厕所屋檐下。到了傍晚，有一个男子带着妻子来到这里，突然大哭。储仲文问他：“你们夫妻被解送去某地戍守，费用不够，只得卖掉一个孩子换得金子。今天早晨经过这里，忽然把金子丢失了，眼看就要死在路上了。”储仲文询问金子的封记和数量，回答全都相合，便拿出来还给他。那人感动流泪，取出一块金子答谢。储仲文笑着说：“我只是不能收取这金子，难道还需要你的答谢吗？况且看你们已经饥饿了，就给你们粥喝，送你们离开。”那人说：“我没有办法报答您的恩德，只能遇到别人时告诉他您的事，让您为世人所知，如此而已。”后来储仲文寿终。有五个儿子、十三个孙子、二十个曾孙、十多个玄孙】储巏幼年聪颖奇异，擅长写文章，二十多岁还没有成家。母亲生病时，他刺股读书以求功名来救活母亲。母亲去世后，父亲想为他娶妻，储巏顿足呼天，脚趾都踩碎了。家中贫穷没有钱财，他竭力操办丧葬，每天早晨到坟上哭，晚上回来苦读。成化十九年，他在应天府乡试中名列第一，接着又在会试中名列第一，廷试再次考中二甲第一名。入吏部观政，尚书尹旻想选他做属官，他恳求能方便奉养父母，于是授任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不久升为郎中。弘治初年，他上疏说：“臣在陪都任职，事务简少，白白领取俸禄，没有什么可以仰助赞襄的。近来听说陛下顾念先朝臣子，像林俊、强珍、贺钦等人，都起用并改授官职，排列在清要之位，远近传颂，无不欣喜。臣听说舆论中还有几个人，想来是大臣推荐引进时偶然没有完全顾及，臣冒昧列出姓名请求起用。臣亲眼见到，前中书舍人、现任普安州州判丁玑，潜心研究理学，刻意亲身实践，以古人为榜样，以随从流俗为耻；前工部主事、现任景东府通判张吉，学问广博，品行端正，熟悉政务；当李孜省掌权时，张吉也是他的同乡，却独自不与他交往，而且陈述并数说他的罪恶；前进士、现任临西县县丞敖毓元，天性耿介正直，学问深厚；前工部主事、现任思南府通判王纯，议论厚重诚笃，意气刚直鲠介。这四个人，放眼当时同辈，大概很难多得。上天生成人才本来就很难，作为君主，应当长久培养成就他们，唯恐还不够，怎么能把他们抛弃在岭海蛮夷之地，让他们受毒雾瘴气侵害，和死亡相伴呢？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臣又见到前进士、现任咸宁县丞李文祥，在陛下即位之初、李文祥刚刚脱去布衣取得官身时，就能倡导众人敢于进言，补益新政。但当时大臣嫌他年轻，表面上说要培养，暗中却加以挫折压抑，天下人都知道这不是陛下的本意。近来陛下增补谏官，无非是想广泛听取正直的意见。臣认为这五个人既然从前敢于直言进谏，后来就不会改变气节、辱没自身。与其重新寻求敢于进谏的人，不如先任用已经试验过的人。伏望陛下把他们置于掌管风纪、参与论思的职位，他们的言论可以采纳，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耿裕在南京时，知道并器重储巏。等到耿裕转任吏部尚书，便奏请改任储巏为考功司属官。一时士人肃然警戒说：“储君的春秋笔法可怕啊。”储巏核查一名官员考核为下等的事，查得确实，耿裕想改动考核结果，储巏坚决不答应，并且说：“依照您所坚持的做法，和当年王安石时有什么不同？”耿裕和两位侍郎都在座，惭愧了很久，说：“我早就知道他不是我所能容纳的人。” 后来任尚书的是李裕，也想改动储巏所注的考核等级，说：“嫌疑牵涉堂官的同乡”，于是最终没有改动。过了很久，储巏升任太仆寺少卿，因继母去世服丧，起复后补任原职，不久升为太仆寺卿。孝宗末年，多次被召入应对。储巏上疏说：“臣伏见陛下即位以来，多次降旨清问，召见股肱大臣，今年举行得尤其频繁。近来又亲自到午门审理重大案件，盛大的德行和最高的治理将要光耀无穷，这不是臣愚昧的见识所能全部说明的。臣听说尧舜的德行、文王武王的政绩，之所以能够布于天下、流传后世，是因为有典谟和方册保存下来；否则后代君臣凭什么诵读效法？古代君主左右设置史官，对言语行动都有记录，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臣列名官班，每次看见陛下召见二三位大臣，多是帷幄中的密谈、促膝相对的言语，近侍不能听见，史馆又从哪里进行记录呢？臣私下对此十分惋惜。前代史官搜罗散失，采集遗漏，尚且想追述往事，写成不可磨灭的史书。至于儒学乡塾，门生弟子互相问难，尚且有日录、年谱，来完备那些容易遗忘的事情。何况如今皇帝内心的思虑、圣明的谋划和神妙的判断所显现的内容，像日月一样光明、像丹青一样鲜明，显然都可以书写，足以传信于后世，难道反而不记录吗？陛下励精图治，将来必定更加大有作为，日后延访的范围会越来越广，政事也会日益更新，却没有任何编纂记录来留给后世。将来岁月绵延久远，年高的旧臣逐渐凋零死亡，遗事失去保存，传闻或许发生差异，事迹便无法考究始末，年月也无法考查先后，这不是缺失典制吗？臣愚昧地认为古人有金匮石室的藏书，洪武初年也设置过起居注，请陛下下敕令给朝廷臣僚：凡曾蒙召见问答的人，都记录当时皇帝谕示和臣下应对的言辞，送交史馆。有些事情关系机密，不宜公开泄露，进呈御览完毕后，仍然加封标识，交给谨慎秘密的大臣，收藏在深严之地；这正是为后代留下谋略、垂示法宪的根基。正德二年，升任右佥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过了一年，升任户部右侍郎，不久转为左侍郎。储巏清瘦如骨，操守履行始终不变，刘瑾也很器重他。任职一年后，因病请求退休。当年冬天，仍被起用为左侍郎，但没有赴任。又过一年，再次起用为原职，不久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死在任上。储巏喜爱贤才、珍惜人才，所交往的都是正直君子，不善之人不能有一个登上他的门【当时李梦阳、何景明等倡导古文辞，执政者嫉妒人才，想排斥他们。储巏认为文章复古就是国家元气，所以对李梦阳、何景明极力扶植，使他们没有陷于倾覆】他和学士大夫谈话，一定会谈到政事和文章；

译和家人说话，平时总是引用贤人、孝子、贞妇、烈女的故事，否则就整天端坐而已。他写文章简古冲淡，有晋唐文章的风韵。平生剪下的胡须和指甲，他都不敢随意丢弃；死后入殓时，还把这些作为殉葬物，可见他谨慎修身、严于操行的程度。起初，顾璘考中进士，邵宝对他说：“你修身立身应当以储公为榜样。”从此顾璘尊敬侍奉储巏。储巏没有儿子，临终时，他的父亲八十岁还在堂上，便召顾璘和王韦，嘱托后事。他举笔写下“国恩未报，亲养未终”八个字，眼泪流了好几行。嘉靖初年，赐谥号文懿。○黄孔昭 黄孔昭，原名黄曜，以字行世，黄岩人，如今属太平人。他的父亲黄瑜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有才干和操守，去世那天，家中只有颓墙空荡而已。孔昭幼年丧父，刻苦求学，和谢铎是好友。他读书不拘泥于章句，往往探究到前人未曾达到的地方。谢铎每天见他的学业进步，都觉得已经无法赶上他。他又擅长写诗。自从孔昭的诗作出现，评论者认为台州的诗道因此一时中兴。有司因他怀有才华、抱负和德行而征召他，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有志于经世致用，亲自参加科举求取功名。天顺四年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升员外郎，改任文选司，升郎中。同乡有个叫李茂弘的人，正统年间任考功司郎中，退静自守，孔昭仰慕并推重他，想追继他的风范。在职时依据法律、遵守成例，没有人敢干扰他。尚书有不愿执行的事情，有时就借孔昭为理由。过去任吏部官员的，大多避嫌，完全不接见来访者；唯独孔昭打开大门，接待来访者，询问考察人物，分条记录储备人才的才干与资望，按照地位声望相互参酌荐举，即使是小官卑职，也没有滞留不用、任用后又半途而废的。孔昭任文选郎中共十五年，人们称他为“开门文选”。谢铎有时经过孔昭那里，看见他面露喜色，就知道贤能之人得到了主持选任者的赏识；看见他面露忧色，就知道小人还没有被斥退。后来升任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工部右侍郎。弘治年间去世，嘉靖年间谥号文毅。自从孔昭任文选郎中以后，泉州人黄河清在正德年间能够继承他的做法。当时人编成话说：“掌管选任多么气派，前有黄天台，后有黄清源。”孔昭的儿子黄俌考中进士，孙子黄绾在嘉靖年间因议大礼而入仕，官至礼部尚书，另有传记。○罗玘 罗玘，字景鸣，南城人。他崇尚奇峭雄伟，竭力追摹古代作品。四十多岁时，还困顿于诸生身份。成化乙巳年，他依照纳粟入监的陕西诏令条例，升入国子监。当时丘浚任祭酒，主张南方士人不能留在北方，罗玘坚持请求留下，以至于三次受到杖责。丘浚数落他说：“如果你能认得几个字，怎么会倔强到这种地步？”罗玘说：“只是宫中秘书还没有读过罢了。”丘浚让他在识名堂柱上留下姓名。后来有一天试问他，他的文章使丘浚大为惊叹，又命他写《长安赋》。丘浚说：“可以和写《两都赋》相比了。”丙午年参加京试，被推荐为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弘治酉年，授任编修，更加竭力写作古文辞。每当有所创作，必定盘腿坐在高树顶端，驰骋想象，构思入天。有时闭坐一室，闭目默默推演，甚至要反复四五次。有人从门缝窥视他，看见他的面容枯槁，带着死人的气息，都放轻脚步退出。他的文章深沉健劲、瑰丽雄伟，有时流于幽深艰涩；但也有拔山障海、擒龙捉凤般的奇观。他从做诸生起，就受到豪门的冷眼；权贵显宦立于朝廷、宦官掌权的时候，他直把他们当作奴仆看待。有人因此认为罗玘危险，但也因此把他看作一时的砥柱。武冈知州刘逊因触犯岷藩而被逮捕，给事中庞泮等人救援他。孝宗发怒，把庞泮一并下到诏狱。罗玘说：“刘逊既然已经交给主管官署审讯辩明，公法完备地在那里，怎么能立即审问并杀掉他？即使有不明白的地方，也不晚于救援他。庞泮等人疏狂，确实有可以治罪之处；然而在陛下看来，应当宽容他们，以保全国家体面。”宦官李广死后，遗留下一本名册，详细记载文臣大臣中以贿赂相交往的人。言官想按照名册查办斥逐，罗玘说：“大臣关系到众人瞻仰，应当允许他们如今自行陈述，或者以其他事情斥退，这样或许还能兼顾国家体面。”主事李梦阳上疏议论张鹤龄，触犯圣旨，被收捕拷问。罗玘说：“张鹤龄是陛下的至亲，陛下本来就要成全他。李梦阳万一死去，反而会给张鹤龄增添牵累。”这些意见都得到嘉奖采纳。正德年间，罗玘屡次升任太常寺卿、南京吏部右侍郎。他曾一次署理国子监和通政司事务，所到之处都一定查究弊病、整顿更新。武宗没有太子，群小宦官在朝廷内外肆意横行，人人忧惧。罗玘连续上疏请求确定国家大计，以维系人心；言辞迫切，而且又涉及当国的诸位老臣。壬申年秋，任职期满三年，他进入京城，到了良乡，以年老请求回乡，获准离职。住在山中仍给旧日知交写信，依然把时事作为忧虑。宁庶人一向忌恨罗玘，但内心又器重他，送来的金钱财物到了门口，罗玘预先觉察，逃到旁边的县邑。等到宁庶人叛乱时，罗玘已经卧病在床，仍然派人送信约请有关官员起兵讨贼，但没有等到行动就去世了。嘉靖改元，追谥文肃，赐祭葬。罗玘自负才气，竭力维护风操气节，志向上从不苟且屈从，行为和文章相类似。史臣说：“谢铎、吴宽、储巏、黄孔昭、罗玘，都是品行敦厚的儒者，文章也很有成就，但罗玘最为困苦。谢铎没有接受国子监的任命，孝宗催促起用他，可以称得上是一时明主受到贤臣知遇的隆盛表现了。” ○邹智

译邹智，字汝愚，合州人。经荐举为四川第一名，考中甲科，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年轻时贫穷，烧树叶照明读书。成化末年，他和应试士子一同赴京，直接经过三原。当时王恕以兵部尚书身份被罢职，居住乡里，而万安、刘吉、尹直等显贵掌权。邹智前去拜见王恕，感叹说：“如今像您这样有声名、有德行的人，却被屏弃在乡里，而那些人却显贵掌权。”邹智作为书生对此十分愤慨。他说：“如今到京城去，不过是寻求中等策略罢了；我将叩击宫门，请求说明君子小人的进退之道。”授官后，他上疏说：“臣听说，体察和顺应元气，是君主的职责；调和元气，是宰相的功劳。臣深切看见陛下对于辅政大臣，有缺员必定补足，有事情必定咨询，也可以说是任用了他们。然而有时改革一项政令、进退一个人，往往由宫中直接批示，仿佛显示小人暗中掌握了权柄。这就是既任用他们，又怀疑他们。他们最初求得官位，多从暗门出入，先已经有办法使陛下厌恶轻视他们了。等到处在职位、承担职务时，只会唯唯诺诺、含糊敷衍，看起来像是不能做，也像是不敢做。陛下既然任用之后又怀疑，料想原因就在这里。但臣没有听说过，既任用又怀疑，能够成就天下大事的。宋代英明的君主，没有超过宋仁宗的。夏竦心怀奸诈，辜负任用和使命，就罢免贬黜他；吕夷简痛切改正以前的过失，竭力谋求以后建立功效，就包容任用他；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具有才干器识并享有重望，就破格提拔任用他们。因此庆历、嘉祐年间号称太平。臣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忠臣和奸邪，辨明枉曲和正直，对于这些辅政大臣，谁像夏竦？谁像吕夷简？谁像杜衍？谁像韩琦？谁像范仲淹？谁像富弼？贬黜、提升、优容都不要混乱，那么上天赋予的职能就能得到光明的施行。臣听说天下的事情，只有辅政大臣可以议论，只有谏官可以进言。谏官虽然官位低下，却和辅政大臣同样重要。如今却以身材魁梧为美，以应答敏捷善辩为贤，以处理文书刑狱为本事，对上不畏惧天命，对下不怜悯百姓困穷，欣然拖延，结党聚集，行迹仿佛鹦鹉学舌，于是把忠臣的过失隐藏起来归咎于君主。臣希望罢黜浮夸冗滥之辈，广泛寻求有风操气节的大臣；或者令他们当廷弹劾，或者令他们进入内阁参与议论，或者请求单独召对，或者轮流召对，或者不定时召对。言语有可采纳的，就依次施行；否则即使宽容，也不要加罪，这样上天的听闻就会通达。臣听说猛虎在山中，藜藿之类的草便无人采摘；汲黯在朝廷，淮南王就不敢谋反。凭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治理天下必须得到正人君子才可以任用吗？只因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有利于公事而损害私利，小人心怀私怨，便用巧言谗毁来陷害他们。陛下也曾任用王恕这样具有硕大德行的兵部尚书、强珍这样精明正直的监察御史、章懋这样刚直明亮的人、林俊这样刚正方直的人、张吉这样和顺文雅的人，却有人削夺爵位和权柄，有人被置于闲散职位、投弃荒远之地。上天生养贤才，他们的本心一定不是这样。臣希望陛下整饬王恕，准备蒲轮迎接强珍的骢马，起用并发扬林俊等人，使他们名实相符，这样上天的心意就会协调。臣听说自古国家衰败，没有不是由于轻易改变祖宗旧制。高皇帝鉴察古代事迹，谨慎防范祸乱的根源，对于这些宦官，只让他们供给使令、传达扫除而已。近些年来，邪僻的途径日益敞开，君主的大权旁落到他们手中。宫内让他们充任宰相，宫外让他们充任将领，藩国和行省依靠他们镇守安抚，伶人和低贱工匠依靠他们参与制作奇巧淫靡之物，法王、佛子依靠他们出入宫禁，镇国、永昌寺依靠他们来结怨于军民；其他耳目所不能触及的事情，更是多得说不尽。欧阳修说：“宦官之祸比女宠更严重，怎么能不思考，怎么能不畏惧？”臣希望陛下以宰相作股肱，以谏官作耳目，以正人君子作腹心，那么天纲就会端正。陛下又能广泛探究难以穷尽的义理，珍惜容易流逝的年岁，考察经史，结合自身心性来体会，一年之间没有一天不这样做，那么天下的事情就都能办成了。邹智慷慨而自负奇才。当时御史汤鼐、中书舍人吉人、进士李文祥，都和邹智友善；他们一同主张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凡是持论涉及世事浮沉的人，便斥骂他们。那年秋天，敬帝登基，旧有政事焕然一新，安惧怕汤鼐等人的弹劾，不能长久居位。登极诏书中插入一条命令：“给事中、御史不要根据传闻、挟带私意来议论政事，违犯者加罪。”一时舆论喧嚣，安不久也后悔了。那年冬天，两宫尊号确定，诏书颁行天下，又插入一条：“凡天下大小衙门的政务，有利的应当兴办，有弊的应当革除，允许各地官员和有关人员据实分条陈述上报。”当时发生流星异象，邹智又上疏说：“臣伏见本月十日五更，有大星从西北飞流而起，向东南放出光芒，照耀大地，蜿蜒如龙蛇，人马纷纷躲避退让，大概是阳气不能制约阴气的象征。”臣深思，陛下即位以来，斥退宦官，黜退左道，查究游乐浪费，抑制冗员，严厉惩治法王、佛子，大量放生珍禽怪兽，兴利除弊，几乎没有遗漏。这样的变异，原因是什么呢？以臣浅陋的思虑来看，莫不是阴气还没有消除，阳气还没有增长？陛下奉事上天，难道还没有达到像上天那样至诚吗？臣又读到明发的诏书说：“天下大小衙门的政务，如果有应该兴办的利益、应该革除的弊端，各地官员和有关人员据实分条陈述上报。”臣由此看出，陛下知道前一天的登极诏书被奸臣误导，堵塞了言路，舆论喧嚣，所以又下达这一条来为自己解脱。可是诏书不说“朕自身有过错，朝政有缺失”，而说“大小衙门中有应兴之利、应革之弊”；不说“允许各人直言不隐”，而说“各地官员和有关人员据实分条陈述上报”，所以陛下求取意见的范围仍然不广。可是想兴办天下的利益，就应当探求利益所以能够兴办的原因；想革除天下的弊端，就应当探求弊端所以形成的原因；想整顿天下的衙门，就应当从大衙门开始。内阁就是天下的大衙门。利益没有比君子进用更大的，弊端没有比小人滋长更大的。臣看见少师安贪得无厌，少保吉蒙混而没有选择，少保直奸邪无耻，都是小人。这样的人不退，上面损害社稷，下面损害百姓；即使想革除其他弊端，也不可能做到。臣希望陛下讽谕他们，放逐他们。臣看见致仕尚书王恕忠诚，可以任用来担当大事；尚书王竑刚正，可以起用；大奸臣都御史彭韶正直，可以裁决重大的疑难，这些都是君子。

译这样的人不进用，上面就无法使社稷获利，下面就无法使百姓获利；即使想兴办其他利益，也不可能做到。臣希望陛下召回他们，尊崇任用他们。然而君子之所以不能进用，小人之所以更加滋长，臣认为是宦官的权力太重。臣又听说，汉元帝任用萧望之、周堪，却受制于恭显；宋孝宗任用陈俊卿、刘珙，却被源升从中离间。李林甫、裴光庭与高力士相互勾结，唐朝纲纪因此败坏；贾似道、留梦炎与董宋臣表里相应，宋朝因此不能振作。古今君子小人进退的关键，十有八九都不在于宦官势力的盛衰，愿陛下鉴察既往，谨慎未来，施展英明决断，总揽天纲。凡是对待宦官，都以太祖为法；凡是任用大臣，都以太宗为法，那么君子进用、小人退去，天下就安定了。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过了一段时间，安见到汤鼐，便对他说：“最近两宫尊号诏书中关于开放言路的话，并不是宫中的本意，是我们这些人辅佐诸公时增加进去的。”汤鼐立即把这句话反过来弹劾安等人讥讪君主，并且称朝廷为“宫中没有人臣之礼”。奏疏送入后也没有答复。汤鼐等候诏命几天，忽然有旨意召他入宫，众宦官都在，命令他跪下。汤鼐说：“命令我跪下的，是圣旨吗？还是太监的命令？”宦官说：“是圣旨。”汤鼐于是跪下。宦官说：“奏疏留在宫中，不下发。”汤鼐回到住所。随后汤鼐高声说：“我所说的全是国家大事，为什么要留在宫中？这都是你们这些人阻塞蒙蔽造成的。你们都在这里，究竟叫什么姓名？我想把我要说的话说完。”宦官们渐渐躲藏起来，汤鼐昂然走出。不久，安和直都被罢免了。汤鼐、李文祥等人彼此夸耀，认为君子已经进用、小人已经退去，日夜纵情饮酒，十分畅快。汤鼐自称大将，把李文祥当作先锋，其余人也各有名号，意气骄纵，仿佛天下没有别人。大学士刘吉用酒食诱使御史魏璋说：“你如果能除掉汤鼐，就可以得到美官。”左庶子张升弹劾刘吉，列举十条罪状。魏璋于是和给事中韩重交相弹劾张升。张升因而获罪，降为左迁之官。魏璋又日夜窥伺汤鼐。汤鼐本州知州刘槩寄信给汤鼐，并用金钱行贿。信中说梦见：“您遇到一位老人骑牛，陷在泥淖中。您左手拿着一块刻有‘文五嘉’的石子，右手抓住牛角，把牛牵到大路上。老人道谢后走出。”占梦者说：“人骑牛，是字形上的象征，朱是国姓；石子上有‘文五嘉’，是弹劾章奏；您的弹劾奏章文采具备，名列第一；牵到大路上，是说您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汤鼐非常高兴，把刘槩的信拿出来给客人们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石〕 第二年发生四次饥荒，朝廷派官员前往赈济。吉人上疏说，所派的人不能胜任，请精选四名使者分赴四道，选拔有才干的御史负责治理荒政。四名使者的人选，如给事中宋琮、陈琼、韩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锺，员外郎东思诚，右评事古寅，考满知州刘槩，理刑知县刘福，都可以任用。才干出众的御史，则汤鼐适合担任。魏璋于是草拟奏疏，署上御史景隆的名字，说有人抗拒成命，私自结立朋党。得到旨意后，景隆被下到锦衣卫狱，命令他供出党人。景隆把汤鼐、曹璘、东思诚、刘槩、刘福作为同党供出。魏璋唆使御史璧等人说：曹璘、刘福、东思诚不是景隆的党人，只有汤鼐、刘槩以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邹智、知州董杰几个人是党人。于是搜集汤鼐、刘槩所说的梦境之事，诬陷他们诽谤。刘吉拟定旨意，把相关人员一并逮捕，押到锦衣卫狱审问。邹智自供说：“邹智和如今的汤鼐等人相遇后，交情亲密。有时议论经筵不应在严寒酷暑停止讲学，有时议论午朝不应只做一两件敷衍塞责的事，有时议论纲纪废弛，有时议论风俗的升降，有时议论百姓憔悴、赈济没有办法，有时议论边疆储备空虚、储蓄没有预先准备，其他事情我就不知道了。”送交刑部后，判定刘槩以妖言罪斩首，汤鼐犯贪赃罪充军，景隆欺骗蒙蔽罪削籍。邹智和李文祥因浮躁浅露而被贬官。王恕为刘槩申诉说：“臣私下看见汤鼐等人还没有被处死，所以不敢过分烦扰圣听。臣深思，法律所说的妖言重罪，是指‘灭亡秦国的是胡人’一类的谶言，以及各种忌讳书籍之类。刘槩书信中的言辞虽然荒诞，意图却在于成全他人的美名。从前秦代，忠诚进谏被认为是诽谤，深谋远虑被认为是妖言，天下直到今天还非难这种做法。臣恐怕陛下因为一个刘槩而使太平清明的政治受到牵累，让天下后世不只责怪秦朝。”于是皇帝下令暂且把刘槩关在狱中。不久遇到热审，刑部尚书何乔新又替刘槩申诉，刘槩得以减死，戍守海州；邹智被贬为广东石城县千户所吏目，李文祥被贬为贵州卫经历。在此以前，李文祥上疏论述新政说：“祖宗设立六部、三法司，设置内阁学士分理各种事务、参赞国家大政，职责专一而责任重大，没有互相牵制的弊端。事务繁多而责任有所归属，没有凭借权势作恶的依托；政治昌明、风俗淳美，正是由此而来。近来职位上多是非才之人，权力转移到宦官手中，常常任凭他们的喜怒，祸福也听任他们转移。宦官仇视言官，公开行贿受贿；阿谀顺从的人就互相引荐、突然升迁，违逆触犯的人就巧言谗毁、远远放逐。朝廷内外都寒心，道路上的人也侧目而视。譬如人的疾病，症状就像腹中的痈疽。放下这个不治理，最终很难谈得上治理国家。” 伏望陛下秘密访察他们的首恶，明白彰显国家法令，选择谨慎厚重、谦逊敬畏的人随侍左右；再广泛选拔大臣咨询谋议政事，推心置腹地委任他们，不要再心存猜疑。臣私下听说，致仕尚书王竑、王恕、孤侃，至今精神尚未衰退；南京主事林俊、贵州思南府通判王纯，忠贞不二，才识兼优。伏望陛下起用王竑等人参与公卿辅弼，列在谏官之中，亲自听取他们的议论，这样或许能够有所规劝补益。况且贤才难得，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习俗能够改变人，即使豪杰也难免。如今这些臣民并不全是庸碌愚昧之人，难道没有想奋发的吗？能够知道惭愧、感到辜负，就是名流；以危难灾祸为乐，才是下等人。愿陛下明察各项事务，考察群臣，其中欺骗君上、谋求私利、违背天理、损害百姓的，小官就立即罢免，大臣就应当遣返回乡；其余还可以自新的，就用明诏加以策励，感动他们的良心，等待他们以后建立功效。既然打开自新的道路，一定会有许多改过向善的人。何况古代圣王悬挂谤木、设置谏鼓，主动寻求诽谤议论；即使说话不合实情，听取的人也足以引以为戒，对国家有什么害处，为什么立即要治罪呢？李林甫凭借这种做法祸害唐朝，王安石凭借这种做法毒害宋朝，远近骤然听闻，无不惊骇。愿陛下再次颁发温和的诏旨，稍稍消解严厉的威势；言辞直率而道理恰当的，引导他把实情全部说尽；见识少而谋略拙的，也加以包容，以嘉许他的用心。

译只要陛下内心坚定，不受众口一词的外在动摇。大体说来，君子的言论，必定不符合小人的利益；一旦追问这些事情，小人就一定会背后伤害他们。如果有所疑虑，应当允许他们当面陈述。臣出身草野，刚刚入仕，历来没有怨仇，难道不知道为自己谋划吗？臣率然狂妄地直说，只是想到臣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一样，君主的吉凶祸福和臣确实相关。隐瞒沉默、欺骗君主，是臣感情上不能忍受的。李文祥的奏疏中还有“中兴再造”的话，奏疏呈入后，他被召到左顺门，传旨诘问：“‘中兴再造’，莫非是不祥的话吗？”李文祥据实作了正面回答。安等人认为李文祥浮薄而又是新进之臣，应当补授官职为咸宁县丞，并说：“让他历练一段时间。”许多大臣替李文祥说话，过了一年，召回任兵部主事；到任十多天，吉人因议论政事下狱，所以李文祥又被贬谪。又过了一年，进士夏鍭上疏说：“臣伏见邹智、李文祥等人都因为进言获罪，臣私下认为这不是君主的福气。言官如果没有流放逃窜的祸患，就无法显出声誉；有被贬谪迁徙的痛苦，才足以显示进言的艰难。罪罚越苦，声名越显。进言者有了苦难和声誉，君主就没有崇高的名声。不如转而宽容他们。臣下没有祸患也没有声名，君主却有福气和声誉。愿陛下仔细察看。”夏鍭一并论述弹劾大臣。诏令把他逮到锦衣卫狱审问，最终没有查得什么。过了一个多月，送交铨选部门，最终以称病为由回乡。邹智在石城，衣服缝补处多次磨破，亲友馈赠的东西，他一概不接受。过了两个月，荒废的政务全都得到举办。居住四年后，突然去世，享年二十六岁。李文祥因入朝庆贺，回程经过商河，途中坠陷而死。事发前几天，商河居民听到鼓吹声从天上传来，好像有人在迎接什么人，原来正应在李文祥身上。李文祥去世时三十岁。夏鍭生病回乡，过了很久，补任南京评事，最终弃官离去，享年八十三岁。汤鼐长久被禁锢在河西，没有人援救他。等到谢迁任宰相，才和他一起回来；而魏璋当时已经任大理寺丞，最终因获罪下狱。王恕把他救出，任为同僚右职，郁郁而死【李文祥，字天端，麻城人。祖父李正芳，早年就有隐逸而积德的声誉，官至山西右布政使。父亲李靓，官至参政。李文祥幼年承袭家学，才华文采秀美焕发。二十岁时，在乡试中考取，随后考中进士，以风义自守。贬为咸宁县丞后，上级官员有人想登门拜访他，李文祥退立不进，说：“按礼参见庭堂，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他所能做到的。”后来召回关中，父老乡亲拥挤在道路上，号哭相送。监察官员有所馈赠，他全都辞谢不受。有人拿孟子和宋国薛氏以兼金赠人的事来劝说，李文祥说：“孟子是大贤，必定有他的处置办法，我宁愿超过常情而行。”任兴宁卫经历时，教化大为兴盛。都御史邓廷瓒奉命征讨苗人，询问军事谋略，对他的才干大为惊奇，想推荐他任宪职。李文祥说：“从前我是因为进言而出仕，如今又想凭军功升迁，不可以。”他坚决推辞而不能获准，于是请求携带奏表到京师，借机谋求归乡。奏疏上报后皇帝不许，他当天便南归。在大雪中行走数百里，到了商城曲河，陷入其中而死。李文祥二十岁时，精神气概，几乎要傲视一世。等到后来辗转困顿，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反而操守更加坚定。经历世事日久之后，他深自收敛谦抑，以浮名为忧虑；发为议论时，援引古事证明今事，条理清楚。夏鍭是台州人，父亲夏埙任右副都御史，刚正耿介，所到之处铲除强暴、扶助弱者，尤其善于推究审理事情，喜爱读书，擅长写诗。夏鍭忠诚信实，和易文雅而少有欲望，见到合乎义理的事一定去做，只看自己的力量。汤鼐是寿州人，性情刚强爽直而豪迈，喜欢发表夸大的言论。他从河西回来后，仍然疏放自如，没有改变原来的性情】《名山藏》卷第六十九 ●《名山藏》卷第□□ 晋江何乔选　选编 臣林记（正德臣一） ◆臣林记（正德臣一） 刘健 谢迁 韩文 张敷华 杨守随 李东阳 丁积 梁储 王鏊 刘　健　　谢　迁 ○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