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藏卷之六十七

译丘浚，字仲深，琼山人。他的先人是晋江人，元朝末年有人在琼州做官，于是便在那里安家。祖父丘普，暗中积德，原是良医。丘浚幼年丧父，酷爱读书，有时从市肆借书阅读，有时向亲友访求借取〔缺字〕。听说哪家积存书籍，一定预先设法结交；有时远行数百里，辗转托请几十个人，积累很久，三五年后才借到书；甚至被人厌恶轻视，遭到厉声拒绝。他专心笃学到了这种程度。正统九年，乡试贡生第一名，完成太学学业。祭酒萧镃非常器重他。景泰五年参加礼部会试，学士商辂阅览他的策论，认为文意出众，替他揭示出来，果然如此。廷试时因相貌丑陋，被置于第二甲第一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洗马李绍指着刘定之对丘浚说：“刘定之主张安静，生长于名邦，又兼受家庭教诲，本来应该学问广博。你是海外孤独成长的人，哪里有老师朋友，竟然也能这样？”丘浚以海外孤生的身份跻身清华之选，于是更加勤读未见之书，专心研究本朝文章，名声日益传遍四方。学习期满离馆后，授任翰林编修。天顺以来，两广蛮贼猖獗，朝廷命总兵颜彪、都御史叶盛前去讨伐，却不能平定。宪宗初年，派都督赵辅、参政韩雍前往代替他们，丘浚写信给大学士李贤说：“两广蛮贼之所以猖獗，是因为总兵颜彪用兵没有法度，从此我军威势开始不振；自从他们纵兵劫掠以后，百姓的财产才开始大为困乏；自从他们杀害平民冒充功劳以后，人心才开始日益离散，贼党才开始日益壮大。如今用兵的策略，大体有两种：一是驱逐，二是困住而已。驱逐之策在广东，困守之策在广西。为什么说广东的贼应当驱逐呢？广东原本没有贼，贼都是从广西来的猺獞，百姓又跟随他们。如果把贼全部赶回巢穴，百姓没有可以跟从的人，也就没有人煽动他们作乱，所以必须驱逐。为什么说广西的贼应当困住呢？猺獞处在峭岭险峡之中，即使有官军百万，也无从施展，不能一鼓直捣而将其全部歼灭，所以只能困住他们。如今广东十府，残破的有六府；各地相距远的有时达到千里。如果从一路追逐，敌我彼此躲避，必定难以成功，必须分作四路：一路从广州三江口奔赴肇庆，经过四会、封川等县，溯流而上到藤江；一路从肇庆经新兴渡过阳江，抵达高州边界，捣入电白、信宜，从茂名、化州出发，取小路经过岑溪等县的边界；一路从藤县直溯北流江登陆，经过郁林、博白、陆川，从石城出发抵达雷州；再从石城前往廉州的灵山，进到横州江。一路从广州的连州直趋贺县，出兵到平乐。四路军队都在浔州会合，穷尽搜寻、极力追捕，同时招抚、同时剿灭，这就是驱逐之策。广西的猺寇到处都有。只有浔州的大藤峡，前面临河，后面抵达柳庆，左边接昭梧，右边连邕贵，中间全是高山峻岭。只是他们的积蓄有限，必定依靠烧山种田。他们的田地全在山外，如果进兵屯守，践踏他们的青苗，使他们既不能外出掳掠，又不能退回耕种，那么至多二二年就会死亡。春夏交替之际，蛮地瘴气很重。如今想要进兵，应当在七月；春夏时退兵屯守浔州，入秋后再进兵，军士才能保全，这是困守之策。如今贼党之所以比过去多出许多，都是原本的良民罢了。他们平时缴纳赋税、服役出力，供养军队、侍奉官吏，我们的保障也依赖他们。贼寇早晚来焚烧荡平他们的房屋，杀害他们的亲属。他们进城，城中就关闭城门不接纳；进入山中，又会遇到贼寇。不幸被俘，只好暂且顺从，希望片刻不死。贼寇于是劫持并虐待役使他们，让他们负担物品，供其砍柴烧火。攻城时就驱赶他们去抵挡箭石，败退逃跑时又把他们丢弃给官军。百姓所希望的只是侥幸不死，心里本来都说：‘我难道是愿意跟从贼寇吗，不过是不得已罢了。’将来贼寇平定后，他们本来可以像平时一样赶去纳税服役。忽然听说大军到来，百姓高兴得像重新获得了生命。等到大军真的到达，真正的贼寇却逃入深山，最终无法捕获；那些不得已跟从贼寇的人，也全都心甘情愿地跟随了贼寇。说到这里，实在令人悲伤怜悯。如今的总帅，应当以往事为戒，召集并晓谕父老子弟，指着天地发誓，使他们不再疑虑顾忌。张榜招徕，允许他们改过自新；有的还可以让他们通过杀贼来赎罪，这样良民才可以使之不去做盗贼。又应除去总兵等官领受旗牌以及挽弓报效等名目，以断绝驿站骚扰。加意抚慰安定广州一府，以巩固根本。奖赏晓谕归顺的土官，使他们听从调遣，并厚加犒赏。所得贼寇财物，全部给他们，以此结纳其心。严格禁止私盐，把所得作为奖赏劳绩的资本，以满足他们的欲望。被贼寇掳去、后来从贼寇那里回来的人，有的了解贼寇的情势，就让他们担任向导，借助他们的力量。有愿意报仇的人，就编为义兵，使他们随军调遣，以壮大他们的气势。这样做，贼寇还不能攻破的，从来没有。贤善把这套策略疏浚整理，上报皇帝。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它，命人抄录给总兵、巡抚，最终采用此策而攻破贼寇。任职九年期满，升任侍讲；参与编修《英宗实录》完成后，升为侍讲学士。丘浚在讲筵任职，虽然相貌不出众，但声音洪亮、吐字流畅，宪宗很喜欢他，屡次升任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加礼部侍郎，仍掌管国子监事务。丘浚谨慎对待取舍，淡泊于仕途升迁，见闻广博；对于是非褒贬，常常与别人各有不同的趋向，又能用善于辨析、博闻强记来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论据，因此没有人敢于驳难他。至于奏对、敕谕一类的文章，他引用经书、考证史籍，条理通达，详细明白，读者都知道他是有实际用处的儒者。宋代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旧本只写到修身、齐家为止，丘浚又采集诸子、史书、经传中有益于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内容，附上自己的见解，编成一百六十卷，共列十二目，详细分列一百十九目，名为《大学衍义补》。又因要成就天下事务，教化应当先从事机初萌时入手，另列四目，分别是谨慎对待理欲的开端、察看事机萌发、防止奸邪逐渐滋长、明察治乱的征兆，总名为‘审几微’，自成一卷，置于《大学衍义补》诚意、正心要旨之前。孝宗继位时，丘浚的书恰好完成，便上表进呈。皇帝非常嘉许喜悦，赐白金二十两、纻丝二表里，升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务，并命令抄录交给书坊刊行。不久，命他充任副总裁官，修撰《宪宗实录》。他以年老请求退休，皇帝命他只在每月朔日、望日入朝参见，来完成史书修撰。四年后实录完成，加太子太保，于是命他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他三次上疏坚决推辞，最后一疏说：‘皇上把我安置在内阁，不允许我推辞。

译想到臣年轻时，也想有所作为；如今老了，经历得久、见识得多，才知道天下的事情，思考起来并不是不明白，只是担心实行时不如议论时，人心也不像臣的心。臣所进献的《大学衍义补》，耗尽了平生精力，倘若圣明能从百十条中采纳一二条，见诸施行，即使不用臣，也如同实际用了臣一样，臣不敢推辞。’等到就任后，他又说：‘《礼经》有这样的说法：侍奉君主，首先要贡献自己的言论；拜见时献上自身，以成全自己的信用。所以君主对臣子有责任，臣子对自己的言论则至死不改。因此，伊尹因几句话而毅然出仕，傅说以三篇言论接受任命，管仲回答齐桓公的询问，乐毅向燕昭王披陈心迹，韩信登坛回答，诸葛亮在草庐中提出策略，姚崇入相时提出要求。臣的愚昧远不及古人；至于《大学衍义补》一书，是臣竭尽思虑、尽忠职守，搜集古代鉴戒以贡献后世的作品，不像郑康成解释经义那样泛滥而没有帮助，也不像王安石借经书言语而纷更变乱。臣年过七十，已到了钟鸣漏尽之时，明主却不弃置臣，提升臣进入内阁，这是臣的书得遇知音的日子。臣请求选取其中的要旨，缀辑成奏章，按次序进献；请让内阁二三位儒臣共同斟酌，拟定诏令施行。若有窒碍难行之处，暂且留待以后，臣决不敢维护自己的短处、争求胜过别人。’ 皇帝说：‘谋划和建议入朝报告，是大臣的职责。卿长期用心研究当代事务，想说什么，就在明年上奏告诉朕。’丘浚所进《大学衍义补》条目很多，但都是一代一时的事情；至于经籍图书，则是关系万年百世的事情。臣在本书中有一条说：‘广泛储藏图书。’臣私下认为，图书所记载的，都是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的精微，道德文章的美善，行为义理和事功的伟大，以及天地山川、人物风俗的记载，礼乐刑政制度文饰的由来。今人依赖它来知晓古代，后人又依赖它来知晓今日。这是天地间的事物，即使珍奇异宝，遗失后还可以重新得到；唯独经籍是宇宙的精华、活人的元气，所以自古帝王都把它作为最急迫的事务。即使是汉、唐、宋的创业之君，刚刚取得天下，也没有不先收集图书的。到了中世，图书稍有散失缺漏，就立即分派人员到天下各地，悬赏收购，授予官职作为酬报。五代乱离之时，这件事仍未废止。高皇帝在至正丙午年首先搜求遗书，平定元都以后，得到元朝馆阁中的秘藏，又广泛向民间购买，并把罪籍中的书籍没收入官，一时的积藏不比前代少。太宗在事务繁多之时，仍聚集成百上千的人，编纂《永乐大典》，以备考察研究。如今太平已经一百年，内外无事，国家还有余力，却采集佛道二教的书籍，用来充备藏经，遍赐天下寺观，用优良梓木雕刻，用有花纹的绫子装饰，储存在髹红的函匮中，装载于金碧辉煌的轮藏中。何况儒家的经籍图书正如前面所说，怎么可以吝惜日月的力量，吝惜微小的费用，使它们散佚、废弃、坠落呢？民间百姓之家迁徙不定，爱好各不相同，既不能广泛收藏，即使收藏了也不能长久保存。所依赖的，是石渠、邃阁等处收藏得多、藏得严密、锁钥牢固；同类书籍有掌固之官管理，缺漏的有缮写之吏补写，损坏的有修补之工修理，散失的有命令购买访求，这样才不至于浥烂断绝。前代藏书很多的，曾达到三十七万卷；如今内阁书目还不到前代的十分之一。几十年来，在内没有听说考校，在外没有听说购买寻求；现在不治理，日后就来不及了。自古藏书之处不止一处：汉代有东观、兰台、鸿都，唐代有秘书监、集贤书院，宋代有崇文馆、秘书省等处。我朝废除了前代台、监、馆、省的官署，把这些职任合并到翰林院，翰林院设置典籍二员掌管；天下书籍全都归入内府。南京国子监虽然设置了典籍，所掌管的不过是历朝颁降的书籍。至于旧日镌刻书籍的木板，国家经籍图书的储藏，两京都应当有。永乐年间，曾派修撰陈循在南京文渊阁，从一部到一百部以上，每种都从北京各取一部。如今请下敕给大学士等人，把内阁现存书籍统计出来，委派学士以下官员，督同典籍等官，一一汇编，注明有多少部、每部多少卷，并将木刻年月及委派官员姓名题记在书后。若有副本和多余本，分送一部到两京国子监；仍请敕令南京内外守备大臣会同礼部、翰林院官员查阅核对。永乐年间，若有只有一本、没有副本和多余本的，就交给国子监再次抄录。其他内阁没有或不完备的书，抄录交给礼部，分派天下提学、按察官员张榜晓示官吏、军民之家，以及各官府、学校、寺观、铺坊，命令他们送到所在地的有关官府誊写校对，按先后进呈。藏书之处，京师有两处，南京有一处，使一本书有数个本子，使一个本子收藏在三处。又仿照宋朝晒书时供给酒食费用的旧例，每年三伏前先上奏请示，派翰林院堂上官一二人偕同属官一同前往晒书，事情办完后锁闭库门。内外大小衙门因事务需要查考时，都必须请示皇帝旨意，把它作为常规。我又认为，高皇帝的圣德神功超越万世，御极三十年，所制定创作的许多东西都出自皇帝亲自裁决，不像前代帝王借词臣之手完成的那样。如今颁行天下的，只有《皇明祖训》《大诰》三篇、《大诰武臣》《资世通训》《四书》而已。皇帝亲自撰写的诗文虽然已经编刻并颁行天下，臣民却常常很少能够见到。至于编入内阁书目的，还有《御注洪范》《御注尚书》《御注道德经》《文华宝鉴》《昭鉴录》《外戚事鉴》《存心录》《精诚录》《省躬录》《志戒录》《永鉴录》《忠义录》《为政要录》《彰善瘅恶录》《武臣鉴》《醒贪简要录》《务农技艺简要录》《女戒》《务本训》等书，这些都是我圣祖运用心思、亲手润泽的成果。即使偶尔成于众人编纂，又哪一样不是出自皇帝裁决？至于当时儒臣所编纂的，又有《天明帝纪》《皇明宝训》《大明宝训》《洪武圣政记》《大明日历》等书，如今全都收藏在内阁，天下臣民没有办法看到并查考。

译臣私下认为，前代帝王有一两项像我圣祖这样创制的东西，后人尚且传抄美玉般的典籍，传播天下，昭示将来，宣扬其伟大声名。我圣祖功德如此隆盛，万世之后如同亲见；即使不借言语文字来流传，圣明的子孙继承先志、宣扬功德，也是不能停止的。臣请发行镌印，广泛颁行内外。若其中篇目繁多、不易办成，或者文字质实难以流传久远，请仿照洪武六年翰林学士詹同、宋濂等人编纂《日历》作为《宝训》的先例，仿照唐人贞观的体制，撮取纲要、分类编排，辑成一书：上可供朝廷用来资助治理，下可供学校用来教导人民，科举用来选取士人，与六经一同施行。偶盛五帝亦不刊之典也。若要记载历代圣王相承而达到治理的事迹，只能依赖实录、宝训两书。如今本朝经历六帝，年代已满十纪，盛大光明，昭然可观。既没有金匮石室的器具，也没有名山副藏的制度，只是内府、内阁各收藏一部而已。臣不知避讳，倘若一旦发生意外，出现众人没有想到的变故，那么一代治理体制的要典以及文章的规范便无从考察，后来执掌史笔的人将要到民间草野中寻找，到传闻之外访求，真伪无法辨别，简册文书也会散失亡佚。这样不只是大功和特殊政绩不能记载，明君良臣受到后人污蔑的事情，也可能发生。臣愚昧而过度谋划，想请求在文渊阁附近另建一座重楼，专用砖石，不用梁栋；命人抄写一部，收藏在铜匮中，放置在楼的上层。凡国家大事的文书、玉牒之类，都附藏在这里。诏册、制诰、敕书、行礼仪注，以及应制诗文、前朝遗事或各种杂录，也命人按先后抄录，装在铁匮中，放置在楼的下层。凡内府衙门所藏、可以为日后编修史书准备的文书，以及永乐以前文武官员的贴黄之类，也都附藏在这里。这样，祖宗的功德就可以毫无疑问地流传，国家的典章制度也可以等待后人查考而不致迷惑。奏章上报后，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它。当时太监李广逐渐受到进用，信奉旁门左道，亲近皇帝并掌握权势。丘浚于是进言：‘成化年间彗星三次出现，遍扫三垣；地震大约发生了五百零六次。近几年彗星出现在天津，地震没有一天停止过，异鸟鸣叫三次。按宫中考察的经史记载，天变没有比慧孛出现在三垣、三台更严重的，地变没有比地震发生在京师、边防更紧急的。何况禽鸟动物最先感受到气的变化，《春秋》记载彗孛三次、地震五次、飞禽二次，都是在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如今却在二十五六年之内接连出现。灾变不会无故发生，实在令人畏惧。’ 陛下改元时正值戊申年，与太祖初元年相同，应当体察上天的仁爱，顾念祖宗的基业；修养德行以树立根本，清净内心以应对政务，谨慎对待个人爱好，节制财物贿赂，公正任用官员，禁止私下请托，整顿改革各项政务，全部恢复建国初年的旧制，这样或许可以挽回天变、消除异象。于是我拟定二十二件事：说佛、道二教可以延长福祚；说修炼金丹可以获得长生；说创建寺观可以培植福田；说印造经忏可以希望得到利益；说修斋设醮必须丰盛；说诵经持呪可以禳解超度；说尊崇西僧可以求取秘术；说祭祀神灵可以得到福佑；说宴享所用物品必须丰侈；说匪颁、周赐应当照旧例；说宝石可以供服用玩赏；说应当到街市和买所需物品，由官府定价；说应当请求闲田作为产业；说应当派官员到外地织造、筹办物品；说献上珍异器物可以希求赏赐；说宫室损坏必须改建；说折收粮食来准备颜料；说工匠劳苦工作可以希求升迁赏赐；说主管部门用人不足，应当额外增置名额；说工巧之人可以授予官职；说技艺杂流希望取得文武要职；说没有出身资格的人希望按文武官的常规参加铨选任用。这些请求都应予以说明，并用道理驳斥。大意是李广向皇帝广泛提出欲求，丘浚先行发难；这份奏疏将近一万余言。皇帝虽然嘉许采纳，却未能实行。成化六年，正值考察天下朝觐官员，丘浚请求按照唐虞时期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升降官员的制度办理，这也是《大学衍义补》中所说的。于是吏部尚书王恕所奏请罢黜的官员，皇帝按照旨意留下了其中二十分之一。丘浚又时常对人说，王恕办事不合祖宗朝廷的典故制度，以此讥刺示意他。不久，太医院院判刘文泰攻击王恕，王恕认为是丘浚指使刘文泰，于是请求离职。言官们随即哗然攻击丘浚，摘取丘浚的《悼亡长思录》《戏剧五伦记》，说是荒诞不经的作品。皇帝没有追问。丘浚从年轻时就苦心学习，年老后右眼失明，在朝廷任职时常常带病，多次请求离职。皇帝命他每月朔日、望日入朝参见，大风、雨、雪天气全部免朝，以优待他；最后完全免除他的朝参。成化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八年，在任上去世。讣告传来，皇帝停止临朝，赐给丧葬费用并祭奠，追赠特进、左柱国、太傅，谥号文庄，派行人护送灵柩回乡，授予他的孙子田官职，为尚宝司丞。丘浚任官四十多年，生活自守如同平民。他去世时，家人整理遗物，只有数万卷图书而已。他曾考订诸儒的论著，撰作《家礼仪节》，补充朱子《家礼》尚未完备之处；又采集朱子平生细微言论中的要义，仿照《鲁论》撰成《朱子学的》二十篇。他说，朱子的《纲目》着重辨明正统，但秦、隋末年有不能立即夺去正统的情形，汉、唐初年也有不能立即给予正统的情形，于是撰成《世史正纲》。丘浚两次参加策试，后来担任国子监祭酒时，反复以文章体制和士人品行为训导，斥责险僻怪诞的文辞，向人表示中庸之道。士人起初不相信，最终却一致心悦诚服。丘浚评论史事，认为范仲淹是制造事端的人，料想岳飞未必能够恢复失地；认为秦桧有功，宋朝尚未建立时就罢黜元朝，不应列入正统。又认为许衡不能改变夷狄的风俗，既然如此，不出仕也就罢了。他关于许衡的说法，士人有相信的，也有诋毁的；但他评论许衡的观点出自弱冠之年，岭南的老儒宿学都佩服他的言论。其子敦，沉默寡言而博闻强记，擅长文章，早年去世。敦的儿子京因荫袭授任中书舍人，仁慈爱人、乐于施舍，颇有祖父的遗风。丘浚的官田去世，正德初年恢复。又因曾孙郊承袭他的官职，赐给丘浚在乡里的景贤祠，使他与宋学士苏轼配享。何乔新评论岭南人物，只列唐代张九龄、宋代余靖、崔与之和丘浚四人，而郊也以孝顺友爱著称。郎说：‘徐溥在孝宗朝，存心忠厚，只有一两次荐举引进稍微涉及徇私，讥议便随之产生。丘浚在朝廷任职，有险诈诡谲的名声；读书多年、德高望重的儒者，难道也应该这样吗？至于迂腐和高亢，或许确实有这些地方。’ ○王恕

译王恕，字宗贯，三原人。正统十三年考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他学问广博，办事果断干练，喜欢用经学来经世致用。出任大理寺左评事，景泰年间升为左寺副，擢升为扬州府知府。他早晚都以公务为重，请托一概不行；事情无论大小，宽严都处理得恰当。扬州有两年发生饥荒，他两次都没有等监察官司上报批准，便立即发放赈济。百姓安定富足后，他才选拔士人，教他们学习，讲解课业，督促勤勉。像张鼐、高铨、马岱、丘俊、俞俊、张锐等人，后来都显达了。扬州人把他比作文翁。奏章上报后，果然如此。正德年间，高铨任南京户部尚书，因违逆刘瑾而退休，后来被逮捕入狱；刘瑾被诛后恢复官职。高铨精通法律条令，自己认为治理法律的功绩不亚于治理经史；推举提拔有声望的后进人才时不遗余力。俞俊是丽水人，成化壬辰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他眉目秀丽，仪表端庄，侍奉父母极为孝顺；办理父母丧事完全依照文公《家礼》，并在父亲墓旁结庐守墓三年，有芝草出现的祥瑞。天顺年间，他最终升任江西提学副使，不久转任江右布政使，讨伐平定岭獠侵犯赣州的贼寇。成化初年，王恕调任河南，任左副都御史，负责襄阳、邓州流民事务。刘通发动变乱，聚集数十万人，推石龙为谋主，刘长子的苗龙、苗虎为羽翼，声势十分猖獗。王恕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负责捕捉惩治他们。南襄、荆阳各郡以都御史开设府署治理，从王恕开始。王恕虽然仓促创建军府，筹划安排却很有条理。恰逢他因母亲丧事应当离职，皇帝下诏夺情，命他服丧期间恢复任职；于是他与抚宁伯朱永、兵部尚书白圭督军进攻，攻破贼军，擒获刘通及苗龙等人。下令不得擅自杀害一人，并张榜晓示流民，让各人都恢复原业。王恕于是请求服满丧制后再任职，皇帝不许。不久，他奉敕巡抚河南，流民为王恕建立祠堂，家家绘像祭祀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斤〕 正统年间，刘通受妖言迷惑，偷偷前往襄阳，在房县与妖僧允天峰谋划作乱。到天顺八年，有个石和尚，名叫龙，纠集冯子龙等人，四处劫掠。刘通命其子刘聪与冯子龙等约定起事，于是他们在名叫大木厂的地方树立黄旗，聚众迁居梅溪寺，伪称国号为汉，年号德胜，设置国师、总兵等官职，聚集徒众四万人，大肆劫掠，攻陷城池。王恕因再次平定襄南有功，升任左副都御史。辖境内久雨与旱灾接连失调，又遭蝗灾，大风刮起时白昼昏暗；王恕请求罢职，以向河南人谢罪，皇帝不听，只把他的奏疏下发。王恕所提出的荒政，是蠲免赋税、赦免有罪之人；朝廷会讨论时，他上疏提出六件事，都切合时政，转任南京刑部左侍郎。父亲去世，他回乡服丧；服丧期满后，改任刑部左侍郎。他治理漕运，请求禁止压制马快船，以便利粮运，并趁机提出数项消弭灾害的措施。皇帝因此下令蠲免租税，诏令改任南京户部。成化十二年，黑色妖异出现，大学士商辂上言：‘永乐年间，安南已经纳入我国版图，却因为镇守任用不当，终于导致失陷。如今两广、四川、贵州、云南都是边地，而云南与安南尤其接近；蛮夷土官容易引发事变，应当推选刚直有为的大臣巡抚那里。’ 于是改任王恕为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安南王黎灏一向桀骜，喜欢生事。镇守太监钱能让其部下指挥景等人送给黎灏玉带、龙衣、吴装和玩好之物，黎灏回赠异宝、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数次。景等人又与安南人互市，满载货物而归。王恕到任后，派骑兵在路上将他们逮捕，景投井而死。王恕于是检举钱能私下与外夷交通，把钱能部下数人戴上刑具押解来，将其财物没收入官；钱能所得的金宝已经重新驿送黄鹦鹉。王恕说：‘鹦鹉变成黄鸟，是妖异之兆。明王不以异物为贵，不应劳苦万里，只为进献一根微小羽毛。’于是把钱能贪污、黩职、暴虐、放纵的各种罪状全部揭发。皇帝为此召钱能回京，安置为南京三品官。任满九年，王恕升任右都御史，召回掌管南京都察院事务。王恕在云南任职九个月，上疏二十次，每句话都恳切直截，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从黔国公以下直到土官、夷人，全都奉行王恕的法令。王恕去云南时只带一辆车和一个苍头，往返时衣物、书籍各装一袋，别人馈赠他的不过是毛织物等轻薄物品而已。不久，他参与辅佐南京守备，升任南京兵部尚书，仍旧参与辅佐，多次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权宜措施，同僚却认为不便。于是谋议改任王恕为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巡抚南京，兼总督粮饷。王恕到任后，延请年高有德的人，询问地方利弊，并查访所属各城官吏的贤能与否。贪墨的官吏望风解下官印辞职，留下的则自我整顿，争相效力，都不必劳烦他审理。于是上奏说，天下一切赋税的苛重取用，往往过重到足以使人破家，请求严加禁止革除；光禄寺每年供应的白粲，概括到厨役、卑贱工匠，请稍加裁减，另行分派；市买物料、织造彩缯以及进贡花木禽鸟，请赐予蠲免减省；请以常州府余下的米六万石补助百姓夏税；请以余钱六万贯补助各府户口盐钞；请为百姓减免耗米十万余，以蠲除沉重赋税；请奏请免除秋粮数十万，并减半征收刍料，以救济水灾；周遍实行赈济借贷，救活贫民二百余万口。吴地人说，自从设置巡抚以来，只有周忱和王恕值得称道；周忱任职十八年，而王恕任职还不到两年。太监柱福奉中旨到常州，索取古书《截江网》和刻丝织成的观音、罗汉古迹，王恕说：‘典谟、训诰、《无逸》《旅獒》，都是帝王治理太平的典要，为什么要取《截江网》？佛道外说荒诞不经，为什么要取观音、罗汉？’于是弹劾柱福。百户汪清带着没有印信的贺帖到郎中锺蕃那里，王恕说：‘如果是赐死这样的重大事情，却没有印信，怎么验证来人？难道要死，还是不要死？’

译于是又弹劾汪清。太监王敬挟同千户王臣，借妖术取得中旨，携带御库金钱购买图籍、药物和珍玩，并借此张扬声势，搜括富人的财宝，使官府供给的费用无法计算，王恕便弹劾王敬。太监英下令苏州、松江等府制造药梅、梅酥、合油、牛黄、沉香、乳香、花毯、彩绫等物，所到之处无节制地索取，王恕一概不予答应，于是弹劾太监英。王敬来到江南，朝廷给他盐引七千作为物品的价钱；王敬又擅自调发宁国等府卫的盐引一万五千余，所得达到三万二千余金；又搜括苏州、常州等府的金银三千余两、珍玩数百件，全部听任随行千户王臣指挥，剥削军民，以求邀宠，于是又弹劾王敬。朝廷会合商议召王敬回京后，王敬却在徐州滞留了很久。王恕说：‘王敬奉召回京却又滞留徐州，只听千户王臣、舍人张麒的指使。他们贩卖盐引、盐钞，索取金银宝石，搜括玩器书画，织造彩缎、五毒红纱，亏损官府、伤害百姓，难以计数。所谓五毒，是纹虎、蜈蚣、虾蟆、蛇、蝎；把这五种东西织成衣服，在午节使用，说是可以辟邪。人突然看见它，反而认为不祥；这却是糟蹋天物、虐害百姓。’ 王臣一向奸诈，凭借左道邪术得到宠幸，父子二人都担任显要官职。金银是天地的精气，不是靠智术可以制造的；从前文成以五铢钱等事物欺骗汉主，王臣又用这件事欺骗陛下，所谓罪大恶极，死不足赎，于是又弹劾王敬。皇帝前后收到王恕的奏疏，虽然有的实行了、有的没有实行，但看到王恕弹劾王敬，便更加在心中认识到王敬的罪恶。王敬入京后，诬奏王恕，并牵连常州知府孙仁。皇帝于是秘密派人侦查王敬，完全查得实情，便逮捕王敬下狱；审讯判决后具奏，判王臣斩首。王敬免于死罪，贬到孝陵卫。张麒等同恶的十八人，都发往远地戍守。派人把王臣的首级装在函中送到江南，在那里枭示。孙仁因王恕论救而获免。于是江南人人歌颂王恕说：‘王公如果不说话，哪里会有今天？’王恕在江南时，昆山人中有个李元寿，擅长书法，曾经用小楷精心书写诸经、《四书》，字法精美。王恕见到后很喜欢，称他为李生，召来让他在船中侍奉自己。没有事情时，就让李生琅琅读诵《大禹谟》中的咎繇篇，自己整衣恭敬地听。不久又任兵部尚书，参与辅佐机务。当时钱能也任南京守备，对人说：‘王公是天人，我只不过做过王敬那样的事情罢了。’不久，王恕因年老请求退休，皇帝不许。任满九年，加太子少保。秦、晋发生饥荒，他提出十条便宜行事的办法。刑部员外郎林俊上疏，评论太监芳如同妖僧继晓；因大规模镇建永昌寺，触犯皇帝旨意而下狱。都察院经历张黼营救林俊，也下狱并贬到外地。王恕说：‘京师祭祀天地只有一座坛，祭祀祖宗和先圣只有一座庙，佛寺却有一千多所，这是颠倒的。一座寺庙建立，就迁移百姓住宅，往往涉及百家，耗费内帑达到数十万。’林俊说应当与张黼一起恢复官职。不久，遗命林俊、张黼到南京任职。大约在成化年间，内官掌权，依仗锦衣卫千百户等人，拿着驾帖作为名义，织造事务纷至沓来，进献之物络绎不绝，采办费用无法计算，于是使民间徭役繁多，财力日益困乏。王恕奉诏议论政事二十一件，提出建议三十九件，大多与宦官为难，大多得到皇帝批准，天下更加佩服王恕忠诚刚劲。朝廷事务有不可行的，王恕虽身在外地，朝臣往往盼望他说：‘王公为什么不说话？’接着又说：‘他将要说了。’果然他就上奏。当时天下表面无事，朝廷之上，内有宦官、外戚，外有阁臣、部臣，各自引进安置私党。等到汪直、李孜省内外勾结，能够使大臣升降，大臣多被他们压制，只有王恕守住气节，毫不动摇。与王恕齐名的还有彭韶，当时人编成话说：‘两京王恕，天下彭韶。’然而公卿大臣都侧目而视，皇帝也渐渐在心里厌恶他。最后王恕所说的政令失信，尤其触犯了皇帝的忌讳。正好南京兵部右侍郎马显因病请假，皇帝忽然附批，削去王恕的太子少保，以尚书身份退休。工部主事王纯请求留下王恕，过了很久，像汲黯那样上下奔走；王纯被下狱，后来调到外地，而王恕的声望更加高了。皇帝去世，孝宗即位，荐举王恕的人没有一天间断。孝宗特意召回王恕，改任吏部尚书；入朝觐见后，立即加太子太保。御史曹璘等人说：‘近来下敕召王恕，朝廷内外都认为将要重用他。’不久听说只是安排他任吏部尚书，大失所望，于是请求让他与大臣共同参与议论政事。南京御史吴泰也说：‘王恕年老而贤能，应当把他安置在参与谋议的职位上。’皇帝说：‘朕任用王恕，是遵循祖宗朝廷对待蹇义、王直、王翱的旧例，本来就是要咨询他的。’第二年，左庶子王臣请求皇帝亲临经筵，不因严寒酷暑而废止。王恕说：‘臣听说，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会背离仁德。’ 孟轲说：‘君子引导君主走上正道。’臣又听说，传者是传布德义，师者是教导训诫，保者是保全君主的身体。臣的官职以‘保’为名，确实是出于爱护陛下。陛下如果真心立志于道和仁，即使让讲官时时进呈讲章，陛下在闲暇宴居时玩味研读，也足以增进学问，并不一定要陈列仪仗、设置酒肴才叫经筵。严寒酷暑之时，谨慎起居、保养圣体，也不可不当作急务。臣认为，即使暂时停止经筵，像天顺、成化年间那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大理寺办事进士董杰、御史汤鼐先后说：‘经筵讲学，是君主首先应当办理、祖宗传下来的盛典。陛下举行经筵，士人百姓都会翘首赞叹。’王恕过去受到特别眷顾，却没有顺从皇帝的意思，反而担心损伤圣体、恐怕浪费酒肴，因此对待陛下十分卑慢，失去了天下士大夫的期望。王恕惶恐地辞去官印，回到府第等待治罪。皇帝勉励并让他出任。王恕上疏说：‘臣蒙受恩典，首先得到擢用，日夜思考报答。外人只看到陛下待臣最为厚重，对臣期望太深，希望臣能像宋代起用司马光那样，一举更改当时的各种政务。如今并非熙宁、元丰之时，臣又是什么人？昨天侍奉经筵，我们这些臣子暑热中汗流浃背，强忍着搔痒不敢擦拭，尚且已经不能忍受；抬头看圣体，却凝然不动。’

译臣私下想到，臣下尚且难以忍受，何况君主？在陛下气血尚未稳定之时，万一因此困顿而生病，臣实在不安。’诸臣列举并评论臣的罪过，臣无法推辞，臣愿请求罢职。皇帝又勉励挽留他。王恕在吏部任职时，压制侥幸求进之人，奖掖重视名节的人，提拔久被埋没的人，没有人敢私下求托于他。他所荐举安置的同僚，如耿裕、张悦、李敏、彭韶、周经、何乔新、倪岳，都是当时的声望人物。忠诚进谏长期被废弃的强珍、王徽、黄仲昭、贺钦，迂直而受到压抑的周瑛、祁顺，也都被他荐举。大学士刘吉当时有时抬高、有时压低，每次都不能使王恕屈服。王恕遇到事情便上言，有不合意之处便请求退职，刘吉更加不高兴，把他视为‘汝激’。过了很久，南京太监蒋琮侵夺百姓芦洲湖的土地，御史姜绾立案弹劾他。蒋琮反过来攻击姜绾，供词牵连御史章等十多人。刘吉一向厌恶科道官员，便荐举王恕进入内阁。到这时，拟定诏旨把章等十人下狱，请太监穆、大理寺卿谧等前往勘问。姜绾等人都被降职或调往外地；而太监郭镛出使到南京，在后湖游船。御史孙纮弹劾郭镛在禁地宴饮游乐。郭镛回来为自己辩解，又说户科给事中方正在后湖滩上牧羊，户部主事卢锦贩卖官府芦苇，收受贿赂的事情也已败露。负责勘问的应天府尹杨守随、南京刑部郎中璧、南京大理寺正钊，只判卢锦为平民；对方没有判罪。御史不执行弹劾奏报，都是结党徇私、处理不公。皇帝又让穆等人勘问上奏。刘吉也凭借中旨把方正降为边地杂职，杨守随、璧、钊都降级调往外地。户部尚书李敏以及科道官都说，御史下狱后，蒋琮仍照旧掌管事务；姜绾等人被降职，蒋琮、郭镛却又蒙受恩宥。宫府本是不同的机构，政令却不公平，不能拿这种事向天下示范；这些意见皇帝都不听王恕的。蒋琮、郭镛的事情引起人心不平，近来屡次有人进言，却总以诏令已经下达为由阻止。事情十件中有九件办得恰当尚且不容易，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如果说事情已经执行，来不及挽回，那么古代那些虚心采纳谏言、从善如流的君主，难道都是在诏令下达以前就已经这样做了吗？君主、父亲、臣子、儿子，是人的大伦。臣所学习的是忠孝之道，臣的亲人已经去世，还能跟随谁来尽孝？幸而有陛下可以让臣尽忠。若陛下说可以，臣也说可以；若陛下说不可以，臣也说不可以。若只是这样，就不是陛下召用臣的本意，也不是臣的愿望。请追回前面的诏旨，以消除舆论。皇帝好言回答了他，但最终没有实行。当时皇帝以宽仁对待在春宫任职的官员，内臣多有升进，又增加了服役庄田。像文华殿中书舍人、工匠、医士、画士等官员，很多都因传旨而升迁获用，王恕总是据理争论；皇帝虽没有全部听从，但都给了他善意的答复。后来又推荐秦纮担任都御史。秦纮论劾知州刘槩，说陕西巡按御史李兴虽有风纪操守，却过于苛刻，常常杖责打死犯人，按罪当斩，减等论处，都是王恕出力相救。王恕在吏部任职时，有个小儿子王承裕，二十多岁，还是举人。王恕让他开门接纳宾客，因此全面了解人才以及文武官员的大概情况。王承裕退下后把所听到的告诉父亲，后来被任用的人大多称职。延安知府崔某任满考核时，考功郎拿着文书到王恕那里说：“这个人是廉吏，您考核时没有完全体现他的操守。”于是替他署为优等考核。第二天崔某前来道谢说：“我忝居郡吏，怎么会得到您的赏识呢？”王恕说：“我的几个儿子留在三原，那里与您的郡相邻，只有您从未问候馈赠过他们。”王恕在吏部时，有贤能士大夫到部堂来，他总把他们请到后堂，以宾客礼相待，让他们就座并留下喝茶，人人都说王恕能够倾心爱重贤才。此前，大学士丘浚掌管詹事府，也加太子太保衔，因任礼部尚书，官位在王恕之下。丘浚入阁后，王恕仍然带着吏部尚书的官衔，而且此前已显贵，位次居前。丘浚上朝时，便在这些事情上与王恕争执。适逢考察，王恕上奏黜退若干人，但中旨要留下九十多人。之后科道官交相上章，请求依照王恕的意见黜退他们。皇帝下旨，命吏部把确实事迹查明上报。王恕详细上疏说明各官原来的考核情况以及吏部访察所得。皇帝又下旨说：“仅凭考语，事实并不确实，仍照原样办理。”王恕于是把访察广东参政雨等人的事迹上奏。王恕怀疑丘浚正在借机对付自己，处境更加窘迫，便越发请求离职。太医院院判刘文泰过去常往来于丘浚家中，因为考察失职，上奏说王恕虚妄欺诈、强横凶悍。先帝洞察刘文泰的奸邪，把他放归乡里。王恕请人推荐刘文泰，刘文泰突然被起用为吏部官员。他内心贪恋权位，表面上却称病并以年老为由引退。新近升任的官员大多任用泛滥，例如擅自把院判、御医、吏目升用选补，完全改变并扰乱了祖宗的旧制度。王恕怨恨先帝让自己退归，托人给他立传并刻印流行，题为《大司马三原王公传》，历数朝廷的缺失，把自己比作伊尹、周公。凡是上疏后没有被施行的，都说是“不报”，以彰显先帝拒绝纳谏的过失；这种沽名求直、诽谤君主而不守臣节的行为，显而易见。于是又把所刻的传记附在奏疏中进呈，交给王恕阅读。王恕上奏说，刘文泰因怨恨自己阻碍他侥幸进用，便诬告陷害自己。自己被起用为吏部官员，并不知道是谁替自己求荐。刘文泰所作传记完成于成化二十二年，自己于是致仕，当时先帝仍在世。传中所记，多是当时辅弼大臣的言论，恰好足以彰显先帝广纳谏言的盛美。自己所有升迁任用，都是遵照各司职掌和现行条例办理的；否则，便是刘文泰这个无赖小人，借此机会刻写这些奏词，若不是老于文学而内心阴险诡诈的人，不能做出这种事。王恕请求敕令司法部门逮捕刘文泰，在午门召集官员审问。皇帝替王恕下令给锦衣卫审讯。王恕的话大概是在暗中指斥丘浚。锦衣卫镇抚上奏说，刘文泰起初奉诏弹劾王恕时，曾与后军都督府都事昶商议，托他起草一份奏疏，又把王恕所刻的传记给故都御史祯看。祯看见其中引用《五子之歌》的几句话，认为意思近于诋毁，于是说：“等我来揭发，为先帝报不平。”也替刘文泰起草了一份奏疏，留在刘文泰家中。刘文泰再次摘取祯的话增入自己的奏疏，祯又替刘文泰润色。刘文泰去拜访大学士丘浚，谈到王恕的传记，丘浚说不应刻印流传，如果被皇帝知道，罪过就不小了。刘文泰上奏说王恕沽名求直、诽谤君主，这正是丘浚所说的话。皇帝责备刘文泰妄自攀扯大臣，降为御医；责备王恕沽名卖直，下令毁掉传记的刻板。王恕再次上奏辩解，皇帝不听。丘浚于是上奏说：“臣与王恕一向没有嫌隙。朝班之中，只有臣与王恕二人最为年长，官位同为极品，每次排列班次都互相推让。王恕见臣自从充任内阁官员以来，很少与臣交往。”这些话似乎是怀疑臣在内阁中有所不足，说臣不懂机密之地的规矩，不应把内阁之事向外同各司通报。臣性情迂僻，不懂忌讳，每逢对人说话，喜欢举述祖宗典故。看到如今吏部的办事方式有违立法初衷，言谈之间难免有所涉及，这些都属于是非公论。

译臣的意思是想让王恕听到后加以改正，大概是希望他按照古道行事，没想到查问后才知道刘文泰曾经往来于丘浚那里。臣看过他的奏疏，文章写得很像样。又因为近来留下被黜退的官员，王恕的意思恰好与臣《衍义补书》中所论相合，于是怀疑是臣指使他传播。司法部门审查勘问时，不免略微涉及刘文泰，便借用臣的话，希望能够从轻定罪。那些沽名激愤、告发攻讦的人，是臣平生所厌恶的，臣常常在言语中表现出来，也写在书中；如果亲自去做这种事，就是臣反复无常、成为小人中的小人了。臣学识疏浅，年事已高，受到这种伤害，实在不是判罪遣戍所能相比；臣甘心伏地，只希望放归林下，作为大臣不谨慎的警戒。皇帝不准王恕求去，王恕更加极力请求，于是皇帝才给他驿站待遇，赐令归乡，并命有关部门供给每月米粮和每年夫役。王恕自被起用以来，请求退休的奏疏有二十多份，到这时才获准。南京工科给事中珵、御史德等人说：“丘浚入阁后，办事多不合人意，近来又可以看出他的隐微。大臣很多，刘文泰却只攀扯丘浚一人，其中一定有缘故。请敕令锦衣卫继续审问清楚。若刘文泰果真是受丘浚指使，丘浚确实不是好人；若刘文泰所说是假的，那么以一个小臣倾陷两位大臣，属于奸邪谗谤，应当加重处罚，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丘浚的心愿全都没有得到允许。王恕离职居家两年后，丘浚去世，刘文泰前往吊唁。丘浚的夫人斥责他出去说：“因为你，使我家相公受到倾轧；王公辜负朝廷舆论，你来吊什么丧？”王恕在位时，心志无日不在天下国家，无日不与贤能士大夫往来。临近老年时更加用心研究学问。他在留都时，曾有一个狂人骑马经过，向王恕呼喊“万岁”。王恕进入吏部官署，向同僚询问此事。驾部娄性说：“从前张忠定行军时，有个旧例。”王恕说：“停，不要说，等我自己想一想。”到天亮时，王恕想出了几条办法，回来告诉娄性，娄性都不回答。王恕于是询问当时张忠定是怎样处理的，喟然叹息，认为古人实在不可企及。王恕居家时已经八十八岁，仍然撰写《石渠意见》，把先儒的传注中稍有违背圣经之处的内容拿来同诸生商讨订正，务求刨除俗学，以求符合圣人未曾明传的旨意。正德改元时，王恕九十岁，武宗派行人前往慰问，并加以恩典。王恕又上疏陈述数件事情，过了四年去世。王恕身材魁梧高大，平时饭量相当于常人的两倍，到了临终那天才稍有减少。他进入内室关上门，忽然传出如雷的声音，白气弥漫，家人从门缝窥视时，他已经闭目去世。讣告传到朝廷，皇帝停止上朝，赐祭并办理安葬，破格越过六级官阶，追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赐谥号“端毅”。王恕有五个儿子、十三个孙子，多有显达者，其中王承裕任南京户部尚书，有学问和品行。郎说：“王公在朝廷任职，关系到国家安危、治乱达五十年；退居之后，作为德高望重的老臣名重天下，又将近二十年。王公去世后，他的声名在士大夫之间仍未衰减，人们把他比作韩、范两位司马。然而在当时，仍有人讥讽他捕鱼。这由此可知，士人的品行实在难以完美。” 马文升　　刘大夏　　戴珊 ○马文升

译马文升，字负图，钧州人，今属禹州。刚出生时，钧州东南角有异常的云气。他小时候力气很大，每天能把一百多个普通孩子扑倒在地。景泰二年中进士，被授为监察御史。先后任都御史的王文、王翱都说马文升是国家栋梁。他曾一再巡按湖广，风纪威严。回朝后掌管全台章奏，因母亲去世而归家服丧。服丧期满，升任福建按察使。镇守太监暴虐放肆，马文升加以制止。福建人赞美他，把这些事编成歌谣传诵。成化元年，升任大理卿。父亲去世，回家居丧。当时平凉、固原一带有土达满俊，是元朝旧部落把母的孙子。把丹归顺后，太祖授予他平凉卫千户，分散安置他的部众，又从开城等县抽调壮丁充军，听任他们从事畜牧、射猎，不承担徭役，称为“土达”。成化初年，敌酋孛来、毛里孩入侵。有个叫李俊的人，带着羊和酒奉送给孛来，孛来很高兴，赐给李俊一匹马。李俊有向北投奔孛来的意图。满俊按排行第四，名叫满四。当地人原都督张泰在鸣沙洲畜养牲畜，有牛马一千多头。敌人抢走了这些牲畜，张泰以为是土达张把腰等人盗走的，便报告巡抚都御史陈介，陈介交给按察佥事燮审理，供词牵连到李俊。此前，通渭县人逃到满俊堡居住，县里派人追捕，李俊把他们杀了。县里也把这件事报告给陈介，逮捕李俊。李俊一向放纵逸乐，不了解官府办事，因而更加恐惧。适逢张泰的部将刘清来到固原，守备指挥冯杰向李俊索取马匹、鹰翎等物，送给刘清，李俊对此厌恶不堪，便告诉李俊。满璹是平凉卫指挥佥事，也是李俊的侄子。有司多次发文，急切追捕张把腰、李俊等人，满璹带着二十多人前往。到了那里，李俊先设饭食款待他们，随后各家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并劫持满璹进入石城。石城，疑即唐代吐蕃的石堡城。山上的石寨四面陡削，没有水泉，便凿了五口石井蓄水。李俊说：“占据这里，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向北投奔敌人。”他的党徒共同假意尊奉李俊为招督王、李俊为顺理王，分散出去抢劫。李俊首先战败而死。满俊纠集土达三万多人，多次击败官军。朝廷命陈介、宁远伯任寿、宁夏总兵官广义伯吴琮、延绥都御史王锐、参将胡恺联合讨伐，官军再次战败。皇帝下诏逮捕陈介、任寿等人下狱。又命右副都御史项忠任总督，镇守太监刘祥任监督，凉州副总兵刘玉任总兵，都督佥事夏正、都指挥刘清任左右参将，并增派京营神枪官军五千人，调动甘州、凉州、延绥、绥德、宁夏、陕西官军共五万人前往讨伐。马文升于是从家中起用，任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剿灭叛乱，这一年是成化四年。马文升飞驰赶到，与项忠讲求作战方略和地势，分兵六处屯驻，约定三天后大举进攻。军队到达延绥时，因自恃勇猛而失利，众人都感到危险恐惧。过了几天，马文升再次前往，贼军假装败退进入城中，伏羌伯毛忠跟随追击，战死。刘玉被围，中箭受伤，毛忠对此忧虑。马文升说：“胜败是军队常有的事，何况我军和贼军死伤都很多。现在黄河还没有结冰，贼军又怎么能立即向北迁移？”于是打破空缺，填实阵列，下令逃亡者处斩；请毛忠断绝贼军的柴草和汲水，烧掉附近的草，使贼军的马匹无处觅食；把死去的人马放在水泉附近，等待贼军夜间取水时，进行掩袭。马文升对毛忠和各军说：“只有延绥军与贼军营门相对，那里每天遭到围攻，应当从那里发兵邀击。贼军如果上山攻打我军，我就用精兵横击其侧翼。”于是派五百人侦候贼军。贼军果然进攻我军，山上的士兵依计出击，斩首十几级，贼军害怕，请求投降。毛忠、刘玉单骑到城下招降，几百名贼军穿戴鲜明的铠甲，骑马环绕展示威势，并说：“一定要见巡抚大人。”马文升带着几十名骑兵前往，大骂道：“贼徒，太没有礼法！” 天朝将官都在这里，哪里有让精兵在四周来回环绕的道理？喝令他们退去。”到了城下，满俊、满璹出来申诉，马文升于是挟持满璹返回，而满俊又重新入城。第二天，贼军坚守城池，反复出战。马文升对毛忠说：“黄河将要结冰，敌人一旦进入河套，贼军乘机出城汇合，祸患就大了。不如赶快攻城。”众人不敢决断。石城外有一道壕沟，深一丈多，人马无法接近。马文升把木材捆成桥，用车推到壕沟边，向前俯下作为掩护，并背土填壕。不一会儿壕沟被填平，有出城投降的人，马文升放他们回家，贼军害怕，无法禁止。回回人杨虎力，是李俊的主要谋士，也来投降，并把贼军中的情况告诉马文升。马文升把军队移到东山口，约各军全力向前进攻，于是大败贼军，活捉满俊。城中的贼军又拥立达官火敬为首领，过了几天支撑不住，一夜之间溃散，擒获并斩杀数千人。又搜查山中，找到贼军五百多人，以及幼男和妇女不下数千人，全都分给官军；杨虎力的妻子儿女也在其中。杨虎力说：“希望您让他们活下来。”马文升说：“这正是我的心愿。”于是凡是有亲属的，都因杨虎力而获赦免死罪；又铲平险要，埋葬战死者，凿石刻写战功。军队返回固原，斩杀被俘者八百多人，留下满俊、火敬等人及其首领党羽二百多人，押送京师，依法处死。马文升一共两次奉敕受到奖励。于是他请求在石城北面增设一个千户所，把固原千户所改为卫，选派指挥管理，增设一名兵备官，举荐知州杨勉为佥事。班师的事情上报后，加给太监刘祥每年俸禄二十石并升职；刘玉升左都督，项忠升右都御史，马文升与王锐都升左副都御史，其余人员分别迁升叙功；任寿、吴琮、陈介被论罪谪戍，刘清、冯杰因罪被杀，这时是成化五年二月。马文升奉敕安抚安置，余达亲自到固原，召集并晓谕当地老人，解除他们的惊疑；上奏请求恢复三年期限，以安定他们的心，又选拔壮丁一千人随军，再次任用满璹为官。西部人乐于服从，发誓效死，不敢再发动变乱。不久，汉中流民李胡子散布妖言，带领众人反叛潼关；军余火蝎儿、蒲城百姓王彪铸造兵器，四处抢劫，马文升把他们全部捕灭。又消灭西固番族中不立即听命的三十多个部落；敌人在河套放牧，马文升修筑城堡，招募士卒、发给兵器，他们全都迁走。临洮、巩昌发生饥荒，延绥发生旱灾，马文升前后设法转运供应粮草，整顿茶法，以茶交换番马，供给军中骑乘；分条陈述时事，如防御戍守的策略，皇帝赞许并采纳，升任提督甘州、凉州、宁夏三镇军务。

译敌人侵犯临洮、巩昌，马文升追击他们，在黑水口击败并俘获敌方平章迭列孙。敌人侵犯韦州，深入到好水川，马文升在汤羊岭击败他们，斩首二百多人，大量缴获马、牛、羊，于是把这座山岭命名为得胜坡，并刻石记载胜利；又平定岷州，俘获叛夷酋长。但报功赏赐很少，过了很久才入朝任兵部右侍郎；三品官任满九年，仅给二品官的俸禄。成化十三年，敌人侵犯宣府，朝廷命马文升出任辽东，整饬边防。他修缮城池，训练士卒，教授五花营八阵图，使他们练成精兵；而陈■〈金戊〉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轻率地逮捕审治将领和官吏，处罚马匹并征收草料钱，因此各将领和官吏获罪，被削职，且都亲近怨恨他。马文升回朝后陈述边防事务十多件，其中有禁止巡抚处罚将吏马匹的内容，陈■〈金戊〉于是把这当作嫌隙。此前，海西兀者前卫指挥散赤哈上呈番书，说开原验放夷人时，管指挥收受他们的珍珠、豹皮。兵部发文命陈■〈金戊〉查验。陈■〈金戊〉招散赤哈到广宁，当面责问他。散赤哈率部下想从抚顺关进入，后来却被阻止，散赤哈大怒，折断箭发誓记恨，返回海西，途中经过建州；建州夷人如朵颜三卫女直人，原本都是归属于明朝的夷人。正统己巳之变中，海西野人女直中有名望的人大多死于也先之乱。永乐年间朝廷授予他们官职、赐给玺书，后来这些也都失去了；他们的子孙没有凭证请求承袭，只能以姓名登记，称作“舍”，入贡时又多次被裁减宴饮和赏赐，待遇都很薄，因此长期怨恨。此前，成化初年，东建州都督董山等乘机煽动海西，聚集众人入侵，朝廷命总兵官赵辅、左都御史李秉前往讨伐。擒获董山后，他投降，被押送京师，朝廷又让他回去。董山恢复桀骜不驯的样子，赵辅、李秉上奏请求杀掉他，于是他的党羽都被安置到闽、广。建州三卫女直人想到为董山被杀报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到这时，他们留下散赤哈聚集数千骑兵，大肆抢掠凤集各堡。陈■〈金戊〉集结军队抵抗，他们便退走。只有靠近边塞的也僧格等十八族，都是当地土著。敌人正来入贡，便把他们赶到抚顺所。陈■〈金戊〉正想为自己解脱，便与副总兵韩斌谋划把也僧格关进狱中，拷打致死，并几乎把他的族人全部暗中杀光。陈■〈金戊〉又上奏请求捣毁敌巢，请求讨论剿灭还是安抚。皇帝派太监怀恩、覃昌等人召兵部尚书余子俊、侍郎张鹏和马文升入内阁商议。众人都说：“敌人有贡使，却暗中屠杀他们的家人，这怎么能体现中国的恩德？” 有人说应当任用大官来酬答他们，以消除他们的怨恨。马文升说：“宋朝任用李继迁为京官，终于造成西夏的祸患。夷人有野心，任用大官也不足以消除怨恨。”怀恩说：“那么是安抚他们吗？”众人都说应当派大臣去安抚。怀恩入内禀告皇帝，皇帝让马文升和大通事升前往。通事王英对太监汪直说：“您前去安抚，这是大功。”汪直年轻而喜欢惹事，自己向皇帝请求同行；皇帝不准他去，他便向马文升暗示。马文升谢绝了他，于是快马赶到也僧格的贡使途中。将要到达时，先放回一两个人，让他们把朝廷的德意告诉族人。那些被屠杀家属的族人纷纷前来，马文升安慰他们，好言抚慰，并给他们牛和布。海西与三卫的人也都来了。马文升察觉他们的诚意并不完全真实，便移文总兵刘信、副总兵韩斌，命他们率部埋伏等待。不久他们果然入侵，斩杀二百多人，生擒几十人，缴获的骆驼和马匹也很多。于是他们的都督产察等率众归顺。马文升翻译审问那些失去官职的舍人，使他们照旧承袭官职。各部夷人都十分感激。王英对汪直说：“马公说要安抚夷人，为什么他们又来入侵呢？”汪直再次自称已得到皇帝允许同行。到达开原时，马文升所安抚的夷人来拜见，汪直却不接纳他们，于是众夷都愤怒，便请求马文升回来重新安抚平定他们。马文升对汪直说：“夷人既已受到安抚，都是您的功劳。您现在与我一同回去吧。”汪直高兴地答应了。但陈■〈金戊〉看见汪直卑下谄媚，便准备了盛大的供帐；马文升却神情平常、毫不退让，汪直对此十分怨恨。陈■〈金戊〉也因为先前的嫌隙，想借机陷害马文升。不久，兵部以刘信、韩斌贻误军机定罪。刘信、韩斌贿赂汪直，请求恢复官职，汪直答应了。兵部想立即审问刘信、韩斌，但想到汪直在场，便没有发动。适逢汪直在河南有事，兵部于是请求审讯他们。汪直回来后大怒。正好有人上疏攻讦韩斌，汪直便请求与定西侯蒋琬、刑部尚书林聪一同前往勘问。等他们回来，刘信、韩斌的罪案都被解除。有人说马文升禁止不给建州夷人农具，所以建州夷人反复无常；汪直便把这件事密奏皇帝，将马文升交付审判，谪戍四川重庆卫。天下人听说后都替他感到冤屈。汪直于是与陈■〈金戊〉大规模出兵攻破各属夷部落，但不久全都失败。汪直失败后，皇帝下诏恢复马文升官职并让他致仕。弘治二十年，朝廷起用他为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辽东人都很高兴。马文升更加禁止约束宦官，总兵不得从中剥削。不久，升任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地。当地发生旱灾，他预先做好储备，灾年没有出现流民饿死。朝廷召回他，任命为兵部尚书。皇帝宠信方士李孜省，马文升却时常在朝廷上谈论李孜省，李孜省因此怨恨他。皇帝下中旨把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孝宗即位后，召回马文升，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继母去世，皇帝夺情，命他不服丧而处理政务。不久，加太子太保衔。皇太子出阁，又加少保、太子太傅。清宁宫落成，赐给蟒衣、白金，并授他的儿子马琇为锦衣卫百户。这年冬天，特命他提督十二团营兵马，照旧掌管都察院事务。不久又任兵部尚书。过了很久，加少保。马文升在位多年，曾负责经营哈密的事务。哈密忠顺王，是元朝遗留下来的后裔。他的祖先脱脱归顺文皇帝，文皇帝封他为忠顺王，让他居住哈密，以沟通西域。忠顺王王位尊贵而兵力弱小，土鲁番却靠近哈密，最为强盛。忠顺王孛罗帖木儿死后，王母弩温答力守护国政；土鲁番酋长锁坛阿力把她劫持带走，并夺去明朝过去赐给忠顺王的王印。成化年间，锁坛阿力死去，甘肃守臣私下拥立王母的外甥罕慎；锁坛阿力的儿子黑麻诱杀罕慎，想借此自求为王。马文升不答应，请求严厉责备黑麻。黑麻害怕了，带着王印归顺。

译当时王母已经去世。马文升想到哈密弱小，若没有强壮的王就无法镇守，于是访得元朝遗裔陕巴，请求送他到哈密为王。土鲁番又劫走陕巴和王印。大学士丘浚询问马文升的策略，马文升说：“西域商胡不善骑射，只知道谋利，这些事情很急迫；自古以来他们从未成为中国的大患，慢慢就能平定。”于是亲自请求前往。朝廷商议认为北方敌人正凶猛，除了马文升这位兵部尚书没有人可以倚仗，便派兵部右侍郎张海、都督缑谦前往经营筹划。张海、缑谦拿着朝廷赐给黑麻的敕书，派人前往晓谕黑麻，过了很久没有回报。马文升请求把四十多名贡使安置起来，并在两广、福建等地关闭嘉峪关，禁绝西域各夷使者往来，各部夷人因此归罪怨恨朝廷。黑麻借此使自己的势力孤立，而阿黑麻更加横暴，说：“我将率领一万夷兵，进攻肃州，践踏甘州。”消息传到朝廷，朝廷非常恐惧。马文升说：“这只是虚张声势。土鲁番到哈密十几程路，要经过黑风川，沿途都没有水草；哈密到苦峪，又有几程没有水草。我整顿军队等待他们，等他们到达肃州，就派奇兵袭击，以逸待劳，他们就回不去了。”不久，阿黑麻又占据了哈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万人〕 马文升请求采用汉代陈汤的旧例，派人到那里袭击并斩杀阿黑麻。肃州抚夷指挥杨翥熟悉哈密道路，有计策。马文升召来杨翥商议，派副总兵彭清从捷径急袭，巡抚都御史许进与彭清一同前往，却被敌人察觉，敌人都迁走了。不过官军仍然追击剿杀，取得了战果。阿黑麻因此再次派使者入贡，带着王印归还，并请求安置他的使者。对于先前被安置在两广、福建的人，马文升认为阿黑麻已经畏惧威势、悔恨祸乱，所以其中多有诈谋，便请求命他携带王印到甘州，等候朝廷命令，然后再把朝廷安置的使者交还给他，于是又护送陕巴回到哈密。此后，黑楼国各部夷人听到消息，纷纷前来入贡。马文升在兵部上疏陈述时事，多有触犯受宠贵幸之人；又严格考核六军各校，斥退贪婪狡黠者，选用软弱无能者，因此招致怨恨。一天夜里，他家中有人射箭示警，箭射入门内；又有飞书指证他的过失，射入东长安门内。皇帝命锦衣卫严密查访，并派骑士守卫十二卫的出入。马文升所提出的对北方敌人和南方夷人的征讨、安抚，以及派将、遣使等策略，都恰好把握了时机。吏部缺少尚书，朝廷推举马文升。给事中说：“兵部尚书非马文升不可。”于是任用倪岳，特意加马文升为少傅。倪岳去世后，马文升终于任吏部尚书，升少师兼太子太师。正逢考察京官，皇帝召见马文升，要求他用心接受并办理此事。当时马文升将近八十岁。吏科给事中吴蕣说：“马文升的儿子与都御史戴珊的妻妾相互勾连，都因贪赃败露；即使有人认为这是诽谤，但这两位大臣暗中包庇妻妾、放纵儿子，在平时就不应参与考察。”户科给事中王盖说：“马文升年老昏聩，小儿子收受贿赂，属官作弊，他都不能知道。戴珊纵容养子，溺爱妻妾，挟带私情、徇私请托，已经失去人望。”马文升、戴珊分别弹劾对方，请求退休。皇帝安慰挽留他们。御史冯允中等人说：“马文升、戴珊历事多朝，一向以清廉谨慎著称。言官虽然可以依据传闻进言，但事情尚无实据，不能因为口头之言就仓促罢免。”皇帝命令查明吴蕣、王盖的隐情，并使马文升、戴珊不得借口回避。于是马文升、戴珊上奏说：“吴蕣、王盖平日行事不谨慎，恐怕在考察中被黜退，所以预先弹劾臣，想先发制人；而他们行为不谨慎的确实事迹，都有案卷可查。臣如今黜退他们，他们必然召集同党报复；若不黜退，又会因避嫌而显得不公。臣等把裁决权交给皇上，伏请圣明裁示。”皇帝命令查验档案后上报。上报后，皇帝认为吴蕣的罪恶尤其严重，命令削职为民。王盖保留冠带闲居，任满九年考核后，加少师兼太子太师。马文升入朝任职，与王恕同时期；凡是他认为天下之事应当说的，没有不说的，并不只谈论本官职掌范围内的事务。王恕正直而严厉，马文升干练而周详，天下人传诵他们。其他如堵塞权贵宠臣的请托、补救时弊，也从不回避顾忌。朝廷举行重大议事，常常等马文升到场才作决定。马文升在吏部、都察院任职时说，吏部负责铨选任命百官，按旧例应先编具阙本，再编具选本，这是为了表明朝廷慎重选官。如今阙本不再编具了；阙本不具备，又凭什么把某人铨选为某官？应当依照旧例整理恢复，以尊重朝廷的权威。又说，高皇帝开科取士，以经术为根本，其中只有进士科最为重要。又说，将来任用的人都出自京官，尤其应当重视，所以他们初次任官时，还应先试任一年；后来考核确实能够任用的，才授予实职，不能任用的，则应根据才能另行调用。这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深意。不知从哪一年起废除了这一旧章。如今南北二京，只有各道御史初任时试职，六部主事、大理寺和太常寺评事、博士、六科给事中、行人、中书舍人都不经过试任，直接授予实职。因此在京的进士一旦得到官职后，没有人肯深入研究政务、考察古今、涵养德性、端正心术；一到用人之时，往往就有缺乏人才的叹息。等到升迁后出任地方官，很多人又不称职；升迁虽然越来越快，退职也越来越快，治理之道没有兴盛，正是这个原因。请把任用各官的办法完全依照旧制以及御史的条例实行。又说，如今的守令出身于进士、举人的，往往能够得到人才；从监生中除授的，很少有称职者。追究其原因，大概是监生在国子监读书并在吏部听候选用，前后往往二十多年才能出身；到授官时已经五十岁上下，精力衰退、志气消磨，所以只谋求贪赃的办法，没有治理百姓的心思。吏部虽然有黜退的条例，都察院、巡按御史、按察司虽然有严厉的拿问制度，但今天黜退的固然是年老昏庸、贪婪的人，后来授官的又是这类人，而且有些比前人更加怯弱无能。臣认为，贤才之多，没有超过进士的。进士被授予地方官，如今人人都不愿意去；但是设置科举本来就是为了求取贤才，求取贤才又是为了百姓。让年轻进士初次担任守令，使他们充分熟悉民情世故，将来有的任藩司、臬司，有的补任京官，辅佐世道、养育百姓，就会有充足的余力。大概因为他的言论关系到政体和吏治，后来他的本州缺少官员时，守文升便依照惯例任用贡生李邦彦为州官，众人都感到惊异。等到李邦彦治理州政，严明廉干。

译州同知某人，是由主事贬为州判的；某人，是由御史贬任的，他们都唯唯诺诺地听从。李邦彦出任他们的下属州官，却把州政治理得大为整顿，人们这才服气。马文升精通用人之道。武宗即位时，马文升任官已久。他的左侍郎焦芳是同乡，却觊觎他的职位。适逢熊绣任兵部左侍郎，朝廷推举熊绣巡抚两广。熊绣闷闷不乐，不愿前往，流言传到同乡那里。御史何天衢于是弹劾马文升偏袒同乡，说王鲸任同知，与马文升的女婿崔志学有关，而且又多次任用部内官员，失于察觉。马文升极力申辩说：“臣在先朝多次请求致仕，先帝不准。如今历任官职五十六年，八十一岁，已经老了。请赐臣归乡。”皇帝准许，赐敕书并给驿站待遇，供给每月米粮和每年夫役。焦芳于是接替马文升。三年后，焦芳借刘瑾之力陷害马文升，因为一点小小的怨恨削减马文升的官阶俸秩，并把他的儿子马琇调任守御本州。马文升不久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刘瑾被诛后，追赠太傅，谥号“端肃”，赐祭并安葬。嘉靖初年，又追赠特进、左柱国、太师。马文升性情耿介，少言少笑，举止庄重严肃，长须、相貌魁伟，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人。他在朝廷任职五十多年，多次被起用、多次被贬斥，却始终不改变平生操守。他一生善于保养身体，很少生病。去世前几天，州城西面的大刘山忽然崩塌；他去世那天，天空响起雷声。另一天，当地人从叶县回来，遇见马文升穿着蟒衣、系着玉带，前导后从十分盛大，从北向南而去，好像出兵行军的样子。郎说：“马文升大概有《西征石城抚安东夷兴复哈密三记》这样的文章。孔子作《春秋》，记载‘齐人归田’，并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我考察国史，石城之战以凯旋告终，项忠却一句也没有提到马文升，这是为什么？兴复哈密一事，许进撰写《平番始末》，自述劳苦；而马文升却说‘守臣贪图功劳，以致让敌酋得以逃走’。朝廷内外，究竟谁说的是真的，我不知道。君子不把功劳归于自己，难道君子也会把功劳归于自己吗？马文升知道的没有不说，能做的没有不做，到今天仍被称为名臣，没有什么空泛的贬辞可说。” ○刘大夏

译刘大夏，字时雍。他的祖先是东平州人。祖先中有名叫刘宝的，宋室南渡时任都统制，跟随岳飞，岳飞封鄂国公，所以称岳鄂。岳飞死后，他弃官居住在华容。刘大夏的父亲刘仁宅以瑞昌知县起家，选授为御史，出任广西按察副使。瑞昌山中有新近归附的流民，巡逻人员索要贿赂没有得到，便诬陷百姓谋反。上司调兵征讨，让刘仁宅先行到谷口；百姓高兴地出来申辩，刘仁宅亲自为他们担保，于是免于兵祸。他任广西副使时，因为追捕土酋黄竑的两个儿子，后来被对方陷害，获罪而失官。刘大夏在天顺年间乡试考中第一名，接连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他自负有文武方面的长才，把整顿壮大六军作为自己的责任。当时那些擅长辞章的人常常暗中讥笑他。成化初年，按例当撤回翰林馆，他请求试任吏职，被授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累次升任职方司郎中。凡是武职中的各种弊端，只要涉及欺骗隐瞒的，他都提出意见加以整顿，从不遗余力；公务和文书纷至沓来，他都能切中要害。遇到要上奏疏、写公文时，他口述让属吏记录，不需要亲自起草。边境警报频繁传来，尚书总要问：“刘郎中打算怎样处理？”安南国王黎灏攻破并侵占成地，向西进攻各土夷部落，在老挝战败。汪直制造事端、开拓边境，想乘机夺取安南，于是以中旨索取永乐年间调军进入安南的数目，刘大夏故意把那些档案藏了起来。尚书余子俊往来催逼索取，甚至鞭打刘大夏的属吏，刘大夏却像没有听见一样，从容而有力地加以阻止。朝鲜贡使被建州敌人拦截抢劫，请求改道从鸭绿江抵达前屯，再进入山海关以内。兵部商议准备同意，刘大夏说：“朝鲜入贡的道路本来从鸦骨关出发，经辽阳绕到广宁，经过前屯，直穿三四个大镇后才到山海关，这是祖宗深远的用意，使外夷不容易窥探中国。即使改道较近，也应该沿用旧道。”余子俊非常佩服他的话。刘大夏每天早晨进入官署，常常看见一个妇人带着小男孩，穿青布衣服，等待办理户籍劳役，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处理；查户籍时，才知道她的儿子已经被登记为布衣而失去身份。询问后得知，她是已故勇士的妻子，带着儿子来请求替换司籍；同僚拖延怠慢，不予办理，还举起衣服嘱咐吏员。刘大夏责令吏员退还衣服，并替妇人办理户籍劳役。妇人感动哭泣，回去后在自己的房舍中祭祀刘大夏。宦官阿九的哥哥某人任京卫经历，因犯事被鞭打。适逢旱灾，宪宗正在斋戒祈祷，阿九从旁诬陷说：“陛下慈悲，奈何群臣不体察圣意？比如兵部郎中斋戒时却淫乱，并鞭打某经历，还诬告上奏。”宪宗大怒，逮捕刘大夏下诏狱，命宦官尚明查访他的私事。尚明分头查访却一无所获，鞭打他的属吏，属吏哭着说：“小人们在外查访，都说刘郎中哪里有什么过失呢？” 有人说，或许是因为送了礼物。那名勇士的妻子办理户籍劳役很容易，难道是收了贿赂吗？查访者前往试探勇士的妻子，妻子说：“一文钱也没有花。”囚犯把事情全部说出，领人进入她的房舍；房舍中供奉着刘大夏的牌位。查访者惊叹不已，赶回去报告。适逢太监怀恩也竭力为刘大夏解救，宪宗杖责刘大夏二十下，仍恢复他的原职。有一个了解刘大夏的宦官，想推荐他任兵部右侍郎，刘大夏谦逊推辞；宦官便请求让他出任地方官，刘大夏转任福建参政，因母亲去世离职。孝宗初年服丧期满，刘大夏回朝。皇帝下诏让大臣各自推荐可以任都御史的人，户部尚书敏推荐刘大夏。刘大夏当时已经鬓发斑白，不修饰冠履，前往拜见铨选官署，铨选官署的人都说：“这样一个老头也能任都御史吗？”过了很久，他才升任广东右布政使。广西田州、泗城的官族玩弄官府，刘大夏前往晓谕，他们全都服从。广东山贼作乱，他与按察使陶鲁率兵平定，俘获并生擒叛贼。下令凡是官府命令到达的地方，必须集合百姓，召集当地人辨认；不是亲族而被贼人陷害牵连的，才依法定罪。刘大夏常常跟随陈献章游学，与他一起在江门泛舟。他看见陶鲁修建大忠祠，祭祀宋代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位忠臣，感叹说：“慈元殿的杨太后同样死在宋代皇陵一带，后来却萧然无所归依，也没有得到义士响应，不如就以慈元殿为祠来祭祀杨太后。” 升任浙江左布政使。弘治六年，张秋黄河决口，治河侍郎陈政去世。皇帝下诏寻求通晓古今、熟悉地势、有巧妙思虑、能够长期任职的人，朝廷推举没有超过刘大夏的，于是升任右副都御史，与太监兴平江伯锐一起堵塞决口，赐名为安平镇。过了一年，论功加左副都御史，负责都察院事务；不久改任户部右侍郎，继而任左侍郎。适逢敌人侵犯云中，命他兼任左佥都御史，前往管理军需粮饷。过去收纳草料粮食，必须达到一千石，中贵人的子弟便争相承包购买，再转卖给边地人以获取厚利，而且草粮腐败，也无法核查。刘大夏到任后制定市易法令，米十石、草一百束都可以申报交纳。于是无论草粮之家多寡，都能输纳；中贵人的子弟即使想买也无从下手，边地人因此得利。不久，他因病请求退休，隐居在东山山麓，修建竹室，出入骑小驴和母马，还修筑寿藏并亲自撰写墓志铭。刘大夏任官所到之处，从不自以为尊贵；事情应当施行时，他不提前泄露，事情尚不可行时，就给下属写短笺而不发公文，所以他的僚佐无不尽心尽力。至于接引士人，即使别人有一技之长、微小的善行，他也自认为不如；即使是强悍的权贵，他也坦然相待，因此都得到他们的爱慕。他忧悯民俗、忧虑时局，都表现在言辞和政事中；涉及国家内部决断的事情，他从不轻易改变，在对外事务上又善于周旋，所以天下人的声望都归向他。任职三年，便在家中被任命为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他带着两个童仆到广州赴任，百姓非常欢喜。过了一年，被召回任兵部尚书，兼摄提督军务。当时孝宗正留意实现太平，裁抑宦官，搜查清理冗员和弊病。刘大夏遵奉皇帝旨意推行这些措施，多次与刘健、谢迁、李东阳、都御史戴珊被召入应对，其中与戴珊相召尤为频繁。皇帝谈话时间很久，等到城中日头已经升高，仍然没有下殿。天下人都欣喜地盼望治理有成。光禄寺自成化以来，内臣人数过多，汤饭耗费繁重，宰杀活牲，数量无法计算。经常供应不足，赊借的负担甚至下及民间。刘大夏根据皇帝的意旨请求裁减损省，每年可减少费用约八十万。皇帝命令修建清宁宫，中官说调集了兵部役卒一万多人，刘大夏上奏请求减去其中的一半。中官对皇帝说：“刘大夏不把宫殿工程当回事。”皇帝命内阁传旨严加责备。内臣把这件事告诉阁臣，刘健说：“刘大夏即使没有事情时也还请求退职，责备他就会迫切离去。现在什么人可以代替他？”孝宗高兴地采纳了这番意见。皇帝想让京城附近和左右近卫驻兵，以加强王畿。刘大夏顺着皇帝的意旨，让保定两班操军都返回卫所集中操练。他又清理腾骧四卫勇士冒滥的名籍；每年向宫府进贡的费用达数百万，而内竖从中一无所得。

译有人因私自役使军士，便在宫门制造飞语帖。孝宗说：“这里不是外人能够到达的地方，一定是□辈因愤恨大夏而诽谤中伤他。”从此皇帝召见大臣应对时，环顾四周，内侍都退后站在约数丈之外，只低着头窃窃听候。有一天，从早晨谈到中午，刘大夏跪着不能起身。皇帝说：“刘尚书老了，竟忘了让他起来。”便派太监李荣扶他出去。李荣一边扶着他，一边说：“我们这些人无状，希望老先生到皇帝面前替我们说几句宽解的话。”大夏说：“皇上天性聪明，除了政事之外，我从来不敢轻易毁誉他人。”或者皇帝也曾说，老太监称赞某人，请我上前；自己估量与皇帝的踪迹已经疏远了，不知老太监为什么这样深切地惦念我。李荣说：“您是当朝大臣中的第一人，我虽是小人，难道敢蒙蔽贤者吗？”寿宁侯请求任用某人为边镇总兵，皇帝让李荣口头转告大夏。李荣回答说：“刘尚书有奉旨传授任命之事，尚且还要据理执奏，我们这些奴辈哪里能只凭口头传话呢？”另一天退朝后，皇帝把札子交给大夏，朱笔写着那人的姓名。大夏退下后对同僚说：“这个人不称职，应当另行推举。”皇帝最终以内批任用了他。事情败坏后，皇帝召见大夏说：“先前所用的人并非朕能够自行决定，如今后悔了。” 大夏上朝时，皇帝望不见他的班列，原本想召见他，后来就作罢了。第二天皇帝说道：“昨天想召见卿，你却不在班列中。我恐怕御史会纠弹，或者同官之中有人嫉忌你。”这时刘健是内阁首臣，马文升以师臣身份主持吏部，他们都年高德劭，皇帝却独独频繁召见大夏和戴珊，不能说没有寄望。传闻中皇帝向大夏咨询的事情，以及大夏据以称述皇帝意旨的话，详见《孝皇记》。孝宗正想同几位大臣讲求天下的事理，追想帝王盛衰的往事，却已经宾天了。大夏悲痛临哭，不能起身。武宗即位，大夏分条陈述十多件事情，都十分恳切，皇帝下诏施行。但皇帝正年少，常跟随左右近侍游乐；这时戴珊已经去世，大夏与马文升相继请求退休，诏令晋升为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赐玺书，准许乘驿传归去，继续发给俸禄；在他扶病将行时，赐白金、彩币和宝钞。李梦阳作《东山草堂歌》为他送行，诗篇跌宕悲壮，天下传诵。当初，众内竖都对大夏弘治年间的作为心怀怨望，因此勇士、将军等长期因先帝的意旨而被裁减。一天大夏入宫侍奉，年轻的内竖故意激怒皇帝说：“刘尚书剪除了朝廷的爪牙。”皇帝发怒，太监宁瑾叩头说：“这是先万岁的意思，与刘尚书无关。” 皇帝退朝后，先帝曾同大夏评论群臣的才干，认为刘宇不合适。刘宇因此怨恨大夏不替自己谋求职位。大夏离职后，刘宇与焦芳在刘瑾面前诬陷他说：“刘某家里很富，搜查他的财产，可以抵得上边费十二年的开支。”刘瑾又因大夏先前擅自推荐雍泰一事，判他罚赎米二百石，仍不满意。适逢广西土官岑猛，先前占据田州，岑猛被平定后设置流官，以岑湖为知府；岑湖害怕岑猛仍在，所以滞留不来。等他到任后，岑猛又占据田州反叛。刘瑾命令把岑湖逮到京城审讯，岑湖申诉冤屈，说激使岑猛反叛的是镇守太监韦经、总兵官毛锐和巡抚都御史潘蕃。韦经又申诉冤屈，说这件事是由大夏造成的。刘瑾便假传圣旨，把他们一并逮捕治罪。押解到华容时，大夏正在菜园里锄菜。差役问：“哪一所是刘尚书的宅子？”大夏指着自己的竹屋说：“你是要捕我吗？”随即同他们进去，接受逮捕，原来正在锄菜的就是他本人。大夏用鲞菜佐食，押解官只带着几百钱，骑一匹小头口的马同他上路。押解官惊讶地说：“相公怎么简朴到这种地步？”大夏说：“这是很容易的事，即使被杖打死，只需十几文钱买一张席子就可以裹尸了。”到京后被交付廷审，审问者想把他定为死罪。都御史屠滽说：“刘尚书难道不可以判死罪吗？即使按照刘瑾的意思辱骂他，难道还不可以发配戍边吗？” 刘瑾已经查知大夏确实贫穷，李东阳又从中委婉调解，于是按照守御官安抚驾驭无方、导致所属军人反叛的法律，比照定罪；大夏与潘蕃一同被降职戍边，毛锐革去太子太傅的官衔，罚俸禄米五石。大夏被发往贵州清平卫戍守，焦芳、刘宇又说：“这样正好成全他，使他方便经过家乡。”刘瑾便改把他发往肃州。命令下达后，寻找驴车装载行李，京城观看的人围得像墙一样；沿途各处焚香、停市，父老哭泣，扶老携幼，提着筐子送来饭食和馈赠。到达肃州后，编入上伍（此处文字有疑）。军人和军帅惊讶地问：“军士不是只应当出营操练吗？”军帅跪下说：“相公请回住所，不要劳作。”于是又修造寿藏，作为终身安排。当初大夏被逮捕时，四方旧交想聚集钱财行贿来解除他的罪累，大夏坚决推辞，说：“即使死了，也只是累及我一身；如果靠行贿解脱罪累，就会累及一生。”到肃州后，过去由他举荐的两名武官带着金钱来资助他，他都竭力拒绝，说：“古语不是说吗？到了老年，戒除的就是贪得。”过了两年，宗室反叛者寘鐇被平定，大夏获得赦免回乡。又过了两年，刘瑾被诛杀，大夏以原官身份退休。当初大夏故意不替孙子请求恩荫。后来有大臣请求恩荫叙用，言官说：“大夏官至一品，尚且以请求恩荫为耻；如今应当推举他来使这些人惭愧。” 等到他戍边时，有人问：“您不带孙子一同去吗？”他回答：“是啊！我做大官却没有办法庇护他们，难道还要连累他们吗？”大夏有个外孙孙继芳，官至提学副使。一天，继芳到东山草堂，大夏同他谈论平生。继芳说：“您保全了节操和名声，大概可以有始有终了。”大夏说：“古人说盖棺之后事情才算定论；如今只要一天还活着，仍然担心事情没有了结。”于是说：“晏子死后，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我死后又会怎样呢？”继芳说：“您的孙子们都靠努力耕田谋食，您难道一定要让他们饿死吗？”吴廷举说：“忧虑百姓如同自己有病，接见宾客又好像没有做官；刘公完全当得起这句话。”陈献章说：“刘公守身如同女子般谨慎，爱护百姓如同奴仆爱护子女；这样的当世古人不多。”士大夫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的，都称他为东山先生。天下人把他的生死看得很重要，即使外族也听闻而仰慕。过了几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赐祭葬，特进太保，谥号忠宣。郎说：“鬼神之事，确实也是有的。我听华容客人说，天顺年间会场失火时，好像有三个神人把刘公从荆棘墙外推了出去。刘公当时赤身裸体翻墙出来，好像又有神人给了他衣服。后来神灵先把吉祥的大事报告给他，刘公最终果然做到大官。或者说，神灵所帮助的，是他的德行。这三个神人，就是华谷、东山的神。如今刘公的子孙繁衍，家中盛行诗书，每年都轮流祭祀三位华容神。” ○戴珊

译戴珊，字廷珍，浮梁人。他的父亲戴冔考中乡贡，先后任顺德、嘉兴、慈溪训导，升任嘉兴教授（戴冔在任时以身作则进行教化，凡是想到的事情，常常发表抗直的高论，并不嫌越过职权。杭州、湖州各府的漕运粮仓距离河道很远，他把它们迁到嘉兴。吏胥有时受到绣衣御史的查问，乘马、观海等卫所进呈表笺多不合制度，他都上奏请求禁止。有百姓因豪强犯罪而被判籍没，都御史向戴冔咨询；戴冔一向憎恨那个人，却反而竭力为他解脱。一名提学官因服丧离任，朝廷商议起复，执政者谈到戴冔时说：“这关系到风俗教化，恐怕没有什么可以拿来给诸生作示范。”事情于是搁置。戴冔有兄长戴日弁，任布政司参议；次子戴璨，任顺庆同知。戴珊是他的幼子）。戴珊在天顺八年考中进士，成化二年升任监察御史。过了很久，奉敕督理南畿学政。他端正自身，以身先教，常常从文艺中考察士人的器识。升任陕西按察副使，仍专门督理学政。戴珊治理学政如同在南畿，但在陕西任职日久，待士人更加亲切，士人也爱戴仰慕他。升任浙江按察使，崇尚清简，时人称说足以继承轩輗之后。过了两年多，升任福建右布政使，不久转任左布政使，任期终了时没有携带闽中一件物品。弘治初年，吏部尚书王恕推荐他，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治理郧阳。此前，蜀地盗贼野王刚聚众为乱，抢掠夔州、新宁，往来于东乡、大宁、大昌各县，转而进入湖广的竹山、竹溪，又占据陕西的汉中、金州、平利、西乡等郡县。当时各地守臣都害怕获罪，没有人敢于出兵。戴珊请求命令四川、湖广、陕西三省调兵讨伐。盗贼听到消息便溃散，戴珊率湖广军深入其巢穴，诛杀首恶，擒获余党一千人后又释放了他们，事情于是平定。弘治四年，召入任刑部右侍郎，与尚书何乔新、彭韶同僚，志同道合，敬慎审理狱讼，一时被称为人望所归。过了很久转任左侍郎。弘治九年，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十三年，召回改任左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事务。孝宗亲自审问重大案件，各部门都震惧，戴珊从容应对。皇帝知道戴珊清廉谨慎，便在朝廷上当面询问，常常谈到移过一段时间。戴珊因病请求退职，前后上奏六次，皇帝下优诏勉励挽留，命医生为他诊治，赐给饮食，间或还下慰谕，亲切得如同家人父子。戴珊感动哭泣，皇帝也为之动容。最终没有得到准许，戴珊派人先回去，私下请求刘大夏在皇帝面前竭力进言，但皇帝坚决留住他。戴珊更加感动哭泣。武宗即位后，他不敢立即以病请求离去，再次请求，最终未能起身任职。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恭简。戴珊性情温和纯厚，通达明白，心意常常接近宽厚；内心却耿直坚定，守法奉公。有人来请求阻遏某事，他并不拒绝，只是不会因此有所屈挠。入仕四十多年，家中没有多余财产，退朝后焚香读书；但他专心于职守，即使是文书簿册中的细节，也一定极其精审核查。削改奏章、办理文牍，辰时入署、酉时出署，到老年也没有衰减。历任内外官职，所到之处都有声望，尤其以督学最为著名。郎说：“我读《弘治闲事》，令人遗憾不能生逢那个时代。君臣之间像鱼水一样融洽，这难道还不算盛世吗？处在这样的时代却不想辅佐明主，那就不是人了。伊尹说：‘我难道只是顾念自身吗？’我亲眼见到的，正可以说明这句话。” 《名山藏》卷之六十八 ●《名山藏》卷之□□□ 晋江何乔远撰 《臣林记》（弘治臣二） ◆《臣林记》（弘治臣二） 彭韶 何乔新 周洪谟 杨守陈 谢铎 吴宽 储巏 黄孔昭 罗玘 邹智 彭韶　　何乔新 ○彭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