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藏卷之七十九

译徐阶，字子升，华亭人。幼年时掉进枯井，跟随父亲徐黼急行在宣平道上时，又从括苍岭掉进深谷，衣服挂在树上，这些遭遇都没有使他死亡。嘉靖初年，他考中进士第三名，被授任翰林编修，这才回乡。大学士张孚敬迎合皇帝的意旨，请求去掉孔子的王号。徐阶上疏说明不可，张孚敬召见徐阶，盛气凌人地责问他。徐阶慢慢讲述先前的意见，并引用高皇帝的诏书，说已经全部革除山川神祇的尊号，唯独保留孔子的尊号。张孚敬说：“这是高皇帝年轻时所作的诏书，怎么可以作为依据？”徐阶说：“高皇帝平定天下以后，才议定礼仪制度，难道还算年轻吗？况且圣人的文章不分老少；如果不是这样，您议论四郊祭祀时，为什么又依据高皇帝年轻时所作的诏书呢？”张孚敬又说：“既然你认为塑像不是古礼吗？”徐阶说：“塑像确实不是古礼，但既然已经塑像来肖似圣人并奉为老师，怎么忍心毁掉呢？”张孚敬说：“程子说过，哪怕有一丝一毫不像自己的父亲，也不能称为父亲。”徐阶说：“那么，只要有一丝一毫像自己的父亲，就应该毁掉吗？况且您怎么能保证恭敬供奉历代圣上的御容，都能做到一丝一毫不差呢？”张孚敬不向他道谢，徐阶直接作了一揖退出。皇帝把徐阶贬为延平府推官，并刻字留下记号说：“徐阶是小人，永远不再起用。” 后来皇帝把这件事忘了。徐阶屡次升迁，做到国子祭酒、礼部尚书，又被召入无逸殿值班。皇帝见他谨慎恭敬，非常亲近他。庚戌年，北虏逼近都城，徐阶把守城策略传达给皇帝。皇帝认为徐阶说得对。北虏送来书信请求朝贡，皇帝召徐阶和严嵩询问。严嵩说：“抢掠的敌虏已经没有忧患了。”徐阶说：“敌虏的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很难说没有忧患，必须商议抵御他们的办法。”皇帝问：“那应该怎么办？”徐阶说：“如今敌虏逼近而我国空虚，应当暂且答应他们，以迷惑他们，只是恐怕将来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皇帝说：“只要有利于社稷，皮币、珠玉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徐阶说：“事情中有比珠玉、皮币更严重的东西，是陛下所不能接受的，那又怎么办？”皇帝惊醒似地说：“你的考虑真长远。”徐阶说：“臣所说的迷惑之计是：如今敌虏的书信全用汉文，真假无法知道。请派人去告诉他们：‘陛下认为你们虽然自称称臣、请求朝贡，但所送书信全是汉文，又没有信使；况且万万没有逼迫至城下强行索取的道理。如果果真归诚，就应当退到塞外，派使者备具表章，听候处置；否则就只有出兵征讨。’这样往返几天，我四方的援兵也将到达；即使他们不退，也可以抵御。”皇帝称好两次，于是请皇帝临朝视事，以安定内外人心，皇帝首肯了。皇帝杀掉兵部尚书丁汝夔等人后，徐阶推荐平民前副使聂豹、前都御史何栋，皇帝采纳了，才开始对徐阶满意。严嵩到这时多次秘密向徐阶咨询边事，徐阶的回答屡次符合皇帝旨意，渐渐得到皇帝信任。此前仇鸾得到宠幸，徐阶秘密说严嵩父子违法的情状，皇帝内心开始怀疑严嵩和仇鸾勾结。二人通敌误国，严嵩却无人敢说，只有徐阶秘密上奏。后来他和锦衣卫指挥陆炳查实其罪迹，皇帝大惊。仇鸾死后，皇帝剖开他的棺材戮尸，更加认为徐阶亲近可靠。不久倭寇在江南兴起，皇帝因为徐阶是江南人，便询问他。徐阶说：“如今从军的人只有一个，百姓却有一百个。能够管理百姓的是守令。现在将校稍有不利，动辄获罪处死；守令却安然无事，最多降职，怎么能体现劝善惩恶？守令勤勉，军饷必定充足；守令果断，侦察情报必定可靠；守令警惕，防备必定严密；守令仁爱，士兵必定尽力。”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徐阶微微显出得意之色。皇帝更加谨慎地对待严嵩。此前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提到两位王爷知道严嵩奸邪的情况。皇帝震怒，把杨继盛交付审讯。严嵩非常痛恨，想借皇帝的意旨追究此事，徐阶嘱咐陆炳说：“你要谨慎！一旦牵涉皇子，就无法对宗社交代。”于是从容对严嵩说：“皇上只有两位王爷，事实必定不会为了两个儿子而向您谢罪；即使真有罪责，也是两位王爷身边人的罪过。您又怎么能公开结下宫邸的怨恨呢？” 严嵩惊惧，于是把这件事搁置了。然而对于先后被御史王宗茂、赵锦弹劾严嵩的案件，徐阶拟定诏旨时都只判轻罚，严嵩心中怀疑徐阶是在替杨继盛说情。过了很久，给事中吴时来、刑部王事张翀、董传策联名上章弹劾严嵩。吴时来、张翀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和徐阶同府，因此严嵩更加怀疑徐阶。他秘密上奏为自己辩解说：“如果认定是徐阶指使，就把他交付狱官拷问，发往远地戍守。”严嵩说：“人事哪里一定是由他主使？只是他喜欢说忧虑时局、愤恨世俗的话，说到尽头便哭泣，年轻而喜好名声的人每天都聚集到他那里。”这话正是要借机陷害徐阶。徐阶从此常常称病，谢绝宾客以求自保，却更加谨慎地撰写玄应制文来媚悦皇帝。皇帝更加亲近他，有秘密事情要询问，都舍弃严嵩而去问徐阶。严嵩出宫值班后，因此常常不满。严嵩曾因妻子去世而请假，假期很长，皇帝对徐阶说：“你也回府吧。”徐阶回答：“臣回去不如留在值班处。”皇帝很高兴。不久，皇帝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想要修治。严嵩说：“皇上的三座宫殿刚刚修成，物力还很困乏，不能修治。”他暗中劝皇帝返回乾清宫，皇帝非常不高兴。严嵩、徐阶便秘密议论此事。工部尚书雷礼上疏请求负责办理，并请以自己的儿子尚宝丞雷璠监督工程，皇帝很高兴。严嵩、严世蕃都反对这件事，皇帝没有答应。严嵩感到害怕，而徐阶每天和雷礼、兵部尚书杨博一起不离开工地，安排修建宫殿的材料，不从楚、蜀远处取材，只挑选三殿工程剩余的材料，赶紧修建。宫殿一百天建成，皇帝很高兴，命名为万寿宫。徐阶原先已由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傅逐步晋升，到这时又多次升任少师，并兼支领吏部尚书俸禄；一共三次获得敕书褒奖，一名儿子授中书舍人，破格授雷璠太常少卿。恰逢任满十二年考核，皇帝赐给他金帛、绮罗和钱币。徐阶为人深沉阴静而有权谋。他起初侍奉严嵩非常谨慎，和严嵩结交并联姻，在分宜修建宅第。他说等到严嵩辞政以后，准备住在分宜，便让公子雷璠往来严嵩家中。看见稀奇的东西，就说：“我家也有。”严嵩把别人送来的物品送给徐阶，严世蕃还常以酒宴邀请徐阶，徐阶来了，即使恶心呕吐也忍着接受酒杯。后来逐渐知道皇帝已经听闻严嵩贪婪以及严世蕃在外放纵的情况，徐阶便暗中接受御史邹应龙的请求，让他弹劾严嵩，严嵩因此败落。皇帝惩罚严世蕃，不再赐给徐阶值班的直庐，说：“不要长久值班，长久值班，家里的儿子就会在外面作奸。”徐阶说：“应当问清楚是什么奸事。”陆博骑马纵酒，在长安街市中出入狭邪之地作奸，这是外奸；长久值班而作奸，以甜言蜜语结党营私，在朝堂上欺骗皇上，这是内奸。”

译不久，皇帝更加认为徐阶奸邪，却很高兴，于是把值班直庐赐给徐阶。徐阶悬挂三句话作为座右铭：“威权和福赏归于皇上，政务归于各主管部门，任免、刑罚和赏赐归于公众舆论。”次辅袁炜多次外出值班，请求召回徐阶，皇帝不答应。徐阶说：“凡事共同办理就是公，公正是一切美好事情的基础；专断就是私，私心一起，众多弊端便会产生。”皇帝说：“好。”徐阶的弟弟徐陟官至九列，按资历久次应当升迁，徐阶不让他调入内廷，又拖延他的升迁期限，以此和他保持距离。徐陟心中不满，上疏借题指责徐阶的内行，皇帝没有采纳。皇帝想增加一名阁臣，问谁可以任用。徐阶回答：“了解臣下没有比君主更好的，这要由陛下决定。”皇帝说：“懂得臣下的君主，只有尧、舜和太祖罢了。严嵩是我选拔任用的，竟然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徐阶回答：“陛下任用严嵩并非不恰当，只是他到了晚年骄傲懈怠，又过分听信儿子而承受恩宠罢了。从前尧对四凶，太祖对李善长、胡惟庸，都是开始任用、最后诛杀，这并不损害陛下的明察。”皇帝说：“尧是圣人，太祖经历艰难才兴起天下，尚且遭遇这种事；后世君主生长在宫中，又怎么能知道呢？”徐阶回答：“自古人心难以测度，大概有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的人，这就是知人很难的原因。所以圣明的帝王不离堂而能周知天下，只在于广泛听取、接纳意见。” 广泛听取、接纳意见，全在于有言论就一定审察；有言论就一定审察，那么深藏的实情和隐匿的奸邪就没有地方逃脱。”徐阶屡次升任，兼任建极殿大学士。嘉靖四十三年应当接受考核，十五年任满，他迟疑不敢主动请求。皇帝知道后，赐给他金币、羊、钞、珍馔和法酒，特意晋升他为上柱国，录用一名儿子为尚宝司丞，赐敕书褒奖，在礼部设宴，给他的三代颁发诰命。徐阶极力辞去上柱国和礼部宴席，皇帝再次赏赐金币。此前徐阶曾按惯例请求退休，皇帝对他说：“你自己拟定的留任诏旨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不让袁炜替我说？”徐阶说：“袁炜拟定留任臣下的诏旨，臣知道；那其实就是臣拟定的。”皇帝亲手答复说：“你心念邦国百姓，确实谋求安定巩固；辅佐首辅居正，应当弥补我的不足，不要放弃这个打算。”皇帝赐给徐阶玉带，又赐白金一锭作为置办服饰的费用，赐蟒衣，也就是所谓“教子升天”的蟒衣，命他穿着入朝。徐阶患痰病，皇帝口头传旨派御医诊视。中涓按惯例赐给猪、羊、甜酱、瓜茄、酒、米，这些已经送出。尚方又送来两瓿珍贵药剂，皇帝命司礼监贵臣携亲笔信晓谕他调养。这个药方大概是嘉靖初年皇帝调制药物赐给张孚敬的，到这时才再次使用。袁炜去世后，徐阶多次请求增设辅臣，皇帝多次感到为难。于是徐阶秘密上疏请求退休，说从前阁臣居首的人，大多不按时请求退休；皇帝想留就留，不想留就不留，所以不能长久占据这个职位，恩威也总是出自皇帝。纪纲法度，不能由臣下专擅。皇帝说：“你也要遵循过去的做法吗？”过了很久，皇帝任用严讷、李春芳为副辅。这是嘉靖四十四年。当时皇帝年事已高，忌讳很多。吏部左侍郎高拱主持贡举考试，皇帝问徐阶：“高拱以《论语》出题说：‘安抚他们，他们就会来；鼓动他们，他们就会和顺。’那句子的下面难道没有关于死亡和哀痛的内容吗？又以《孟子》出题说：‘百姓所执守的常道，各不相同。’难道是在说夷虏吗？”高拱大为惊恐，徐阶替高拱剖析解释，皇帝才作罢。皇帝对徐阶说：“我不能亲自到郊庙，早朝也废止很久了，这是要我承认自己无能。如今疾病很多、身体虚弱，眼下就要离世，应当专心准备奉行玄学、传承后嗣；不能拖延的事情暂且等待，必定不能休息。你要更加用心。”有人秘密询问在值班处的各位大臣，谋划这件事怎样才能办得妥当，不至于担心后来艰难、丑恶的后果。徐阶惶恐回答，大意说，关于传承后嗣之事臣不敢接受命令；至于各位值班大臣的谋划，也已经泄露。自古以来，艰难丑恶的事情必定有强横凶恶之人，或者有大奸大逆之人在身边；如今这些人都没有，圣明不必疑虑。皇帝说：“你回答中所说的‘传退’是什么意思？这样以后就不美了。从前有久等之怒，如今的时势又不是昔日。”徐阶回答：“从前所谓久等之怒，臣没有能够完全仰知。” 这是说过去的人曾有这种愤怒，还是说过去的年月曾有这种愤怒呢？如果说的是过去的人，那么如今贤能孝顺的人并不比过去差；如果说的是过去的年月，恐怕是离间者托词，圣明不要听信。”皇帝说：“你的回答不知道我指的是谁。昔日成祖曾经注意到孙子，后来没有让他继承皇位，其中是有原因的。如今已经过了一百五十年，怎么能不多加思考？贤能孝顺的情况难以预料，我所说的也未必完全荒谬。”徐阶又回答：“成祖在位时间长，仁宗在位时间短，都是天命。继承之间的关系，史册自然明白。皇上道德隆盛完备，是天命所归；如今的贤能孝顺，中外都听闻，万万没有可疑虑的。”当时皇帝长期因哀冲太子、庄敬太子的不幸而忧惧，所以穆宗皇帝只以裕王身份居住王府；而奸人暗中侵害，使皇帝更加犹豫。裕王年长后将成为天子，却不能像过去那样长久等待。过去成祖在位时间长，导致仁宗长期等待，最终在位时间反而短。皇帝的心意既难以明说，言辞又奇特深奥，徐阶不知道所指。如果说皇帝对裕王、景王之间有所疑虑，想用这些话堵塞离间者和奸逆之徒的侵害，那么徐阶所回答的裕王贤能孝顺，已经可以安定皇帝晚年的心意了。然而不久，景王也去世了。徐阶凭借恭谨取得皇帝的心意后，已经十分尊贵受宠，却没有因此衰退。皇帝有时交给他任务，他整夜不敢闭眼休息。应制文章接连而来，催促他应答时，他从未拖延片刻，皇帝更加喜爱徐阶。在徐阶之前，天下的奏报没有什么不传到皇帝那里：兵事、水灾旱灾、厉沴灾异的红白警报，没有一个月空缺。分守边镇以上的官员，只要一句话不合皇帝心意，立即被逮捕，大的诛杀，小的流放贬谪。而掌管政事的大臣又有人窃取皇帝的威势来施加恩威，数千里之外无法窥探皇帝的意图；有的人搬运行囊来到长安，只能议论价值六尺之躯的事情。徐阶掌事以后，逐渐使政令宽缓开阔，皇帝的心意也不再自我抬高到不可测量，君臣往来，有话就全部说出来。即使是边远荒僻、长期戍守之地，也往往像经历过缙绅士大夫的教化一样，人们都庆幸能够尽情表达。自从徐阶任事，皇帝诛杀、流放、贬谪的人更加少了。徐阶鉴于严氏专权后的污浊，特意开设讲学的门户，引导士林清流的方向。虽然他也屡屡打击那些剽窃、依附、借机求取功名的人，士人依靠名节、义理的，也很多。皇帝晚年长期患病，精神恍惚不愈，想要临幸兴都。徐阶根据皇帝身体不能承受道路劳顿，进言劝阻，皇帝的心意忽然决定。徐阶极力说：“过去己亥年，圣驾曾临幸兴都，到现在已经二十七年了。皇上自己估量精力，和那时相比怎么样？

译即使不谈与二十七年前相比，只说如今圣体不适已经十四个月，您也应当估量一下现在怎么样。十四个月以前，车驾尚且不能安稳经过宫殿，道路也不能适应殿宇；而且己亥年只是北虏稍有警报罢了，那时还派辅臣巡视边境，六卿出外督察外部三镇，内有九门全都布置重兵，大臣负责巡视。如今边境烽堠时时报警，军事实力又不充足，倘若都城空虚，狡猾叛逆之徒突然发动，圣驾在外，能不惊疑吗？”至于车驾远行，有关部门还要征敛百姓供给费用；全楚地区连年兵荒，就像近日抚按所奏报的那样，臣还没有来得及一一说明。皇帝读奏疏读到“狡逆之徒”几个字时，在旁边批了“这八个字不可当作平常看待”，于是停止南巡。皇帝病情更加严重，徐阶问安后得到回报说：“病状非常痛苦，您可以先考虑辅佐处理政务的事情，这不是小事。”皇帝驾崩，徐阶起草遗诏，前往裕王府奏报，得到允许施行。传达遗诏那天，父老哭泣号恸，和汉武帝在轮台下诏悔过时相类似。大概徐阶认为皇帝英明果断类似高皇帝，只是晚年不断斋醮、织作，先后进谏的诸臣长期获罪；他想在皇帝登极的诏书中把这些事情发露出来，又不能不对这样修改父亲遗诏有所疑虑，并且皇帝善终的德行还没有充分彰显，于是含泪起草奏上。人们追述并举出从前宰相杨廷和所起草的嘉靖遗诏。徐阶登上帝位，诏书称颂他辅佐世宗善始善终的美德。穆宗即位后，他请求退休，没有获准。当初，大学士高拱曾在穆宗居裕邸时侍奉过他；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是高拱同乡，是个倾陷士人的人。徐阶辅佐世宗时，世宗唯独亲近徐阶；高拱与大学士郭朴、严讷同列其位而已，因此高拱与徐阶颇不合。世宗长期患病，胡应嘉害怕高拱凭借官僚掌权，便对皇帝激烈地说高拱没有早晚勤于公务，还逼迫皇帝赐给他的直庐，迁居到西安门外，暗中夜归。皇帝近来身体稍有不适，群臣向上天祈求保佑，高拱把书籍器物搬出直庐，认为这一定会触动君父之心。高拱上疏辩解，正值皇帝病重，未予追问。高拱因此怀疑胡应嘉是在迎合徐阶的意旨，恨他入骨。到这时，吏部考察众官，胡应嘉与给事中钦、御史维新一同被贬谪。胡应嘉上言：“吏部尚书杨博是山西人，山西在朝任官的人却没有几个；被降职黜退的，半数是科道官。他之所以贬谪钦和维新，都是出于私怨。”按旧例，受到考察的庶官不得上疏论救。徐阶与郭朴、高拱援用旧例，拟旨将胡应嘉黜为编氓。台谏诸人怀疑高拱是在报旧怨，便以罢黜胡应嘉来胁迫徐阶。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于是上疏论救胡应嘉，言辞涉及并攻击高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其他科道官也纷纷上章。徐阶压下众人的议论，请求改为把胡应嘉降谪外地，皇帝答应了。高拱更加怀疑徐阶支持欧阳一敬，而欧阳一敬又与给事中李贞元再次严厉弹劾高拱，言辞更加激烈。御史齐康是高拱的门生，也上疏弹劾徐阶。皇帝下旨严厉斥责齐康妄言，徐阶上疏辩解并请求退休，没有获准。科道官纷纷上章弹劾齐康听从指使、受人授意，认为应当依法惩处。大理寺寺丞海瑞说：“徐阶侍奉先帝，不能改变神仙土木工程的错误，这一点确实存在。但他执政以来，忧劳国事，宽宏有容，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齐康甘愿充当鹰犬，攻击吞噬善类，罪过又超过徐阶。”高拱的党羽、左都御史王廷说：“高拱既被弹劾，就应引退；齐康挟带私怨、心怀奸邪，应当重治。”当天，尚书杨博、侍郎迟凤翔、樊深等分别上奏，斥责齐康妄言。皇帝将齐康降两级，调往外地。齐康的奏疏刚呈上时，科道大臣聚集在宫阙下唾骂他。欧阳一敬尤其愤怒难当，与齐康互相弹劾，彼此指为邪党。高拱前后辩解的奏疏，言辞意旨也很激烈，于是发言弹劾的人越来越多，极力丑诋他，接连上章、另行专疏的多达数十份。寺丞何以尚请求赐尚方剑，以除掉最大的奸恶。御史巡按在外地的，也相互仿效；即使没有要说的，众人也共同催促他们上疏。大体上都是随声附和，但高拱最终还是离职了。徐阶请求离去，没有获准，于是出朝办理政事。当时，先朝获罪的诸臣，徐阶已经根据遗诏逐一重新起用；已经去世的，也优厚办理抚恤典礼，天下士大夫都很高兴。徐阶上疏论事的人日益增多，皇帝有时看得不胜其烦，说这是欺罔皇上。皇帝下谕命令徐阶详细处理，徐阶请求把圣谕记录下来颁示天下，以便改过自省而已；皇帝最终也没有治罪，士大夫更加高兴。南京振武营的新军，在世宗时曾杀害户部侍郎来要挟发给粮饷，世宗置之不问，军队因此更加骄横。当时应当颁发九边赏赐，按旧例没有南京的份；适逢收到匿名榜文，其中有胁迫索求之意，言辞十分悖逆激烈。徐阶说：“过去已经失于刑罚，如今还想再次取得赏赐，国家法令就没有用处了。”适逢南操江都御史唐继禄入朝辞行，徐阶嘱咐他说：“营兵即使发生变乱，城中有都督统率的外兵足以制服他们，并不值得大为忧虑。我真正担心的是他们占据孝陵；按法令又不宜进攻。你到了那里，要暗中侦察他们；一有变乱，就带江防精兵沿孝陵的道路迅速赶去，让都督立即猛烈攻击，把他们杀掉。”徐阶估计军队已经严整，于是根据兵部的奏疏拟旨：“属于旧军的，各自令其返回原卫；属于招募的，随营领取粮饷；终身愿意归农的，听凭其愿。” 于是振武营的新军解散了，这是穆宗元年。那年秋天，皇帝想前往陵寝；第二年，皇帝想派太监用等人分别监领团营兵，又想修建内教场，强令宦官练习骑射，徐阶都进谏加以阻止。又过了一年，徐阶任职九年期满，再次考满，支给伯爵俸禄，赐一子为锦衣卫千户，并赐敕书褒奖，设宴于礼部；超擢璠为太常寺卿。徐阶上疏辞谢并请求退职，没有获准；但准许他辞去伯爵俸禄和礼部宴请。户科左给事中张齐曾奉命到宣大赏军，回来后夸口说想要发兵十万，袭击边民所称的八虏“板升”；徐阶讥笑并斥责他。张齐又上了其他奏疏，也被徐阶压下，于是上言：“徐阶侍奉先帝十八年，赞成神仙土木工程的错误；到了大行皇帝起草遗诏时，反而历数先帝的过失。徐阶与严嵩共事十五年，结为姻亲，一句话也不违逆严嵩；严嵩败后，他却反过来攻击严嵩。徐阶作为臣子不忠，与人交往不守信。近来各边屡屡告急，皇上多次辛劳宣谕，徐阶却全不理会，只求务必结交固宠，擅自操纵威福罢了。”皇帝认为张齐这是抵毁诬陷，将他调任外地。徐阶说：“臣辜负上天的恩宠，惭愧恐惧，无地自容。修撰玄文时，前后共同任事的不止一人。永寿宫毁坏后，臣看见先帝没有居所，圣心焦虑劳苦；又想到成祖旧宫，似乎应当修复，才可作为孝子慈孙的居处。

译臣确实参与筹划经营，难道不辞劳苦、不加劝谏，反而能逃脱罪责吗？至于辅臣起草诏书，这叫作代皇帝发言。禹、汤也曾归罪于自己，因而事业勃然兴起；轮台悔过的诏书、奉天殿发布的敕书，至今仍被人传诵。先帝临终时，臣不自量才疏学浅，想在起草遗诏之际成全大行皇帝的盛德，赞助太子的继承。遗诏新政宣读时，百姓万民感动得号哭，没有人不颂扬先帝弥留时的圣德，增加了失去先帝的悲痛。臣对于先帝，既有毁谤，也有忠诚；臣与严嵩同官，按资序和年龄排在他前面，长期以来能够尽力抗争、调停劝谕，只是外界不知道罢了。等到严嵩父子的事情败露，诸臣拿着公论公法在下面上奏议论，先帝独自在上面主持公道、加以裁断。严嵩父子处在先帝威严如日月雷霆的时势之中，哪里还需要臣来攻击？古人以大义灭亲，是因为重视国家；如果一定拘泥于臣下与严嵩有交情，就说臣是在结党，不顾君父，那才是君子长者吗？本朝分设六卿，边疆事务全归兵部办理，阁臣不过负责调度、拟议和进止罢了，既不像古代宰相那样兼理各种政务，也不能像如今的督抚官那样亲自守卫边疆、亲眼看见作战。如果臣不值得任用，就应当夺去臣的官职，以向言官谢罪；不要再允许臣请求退职。皇帝没有答应这句话，却准许设宴慰劳并赐给优厚的赏赐。大学士李春芳等人以及六卿、科道官都上疏挽留，皇帝已经答应了。徐阶的党羽、左都御史王廷揭发张齐奉命到宣大赏军时谋取奸利，恐怕事情败露而获罪，所以张齐弹劾徐阶以自我遮掩。皇帝逮捕张齐下狱，贬谪戍边。过了很久，高拱重新被起用，张齐与齐康也都恢复官职，于是过去依附徐阶的人全都翻脸，倾力攻击徐阶。徐阶有田二十万亩，家产十分丰厚。适逢海瑞以巡抚副都御史身份巡行所属地区到达当地，他常常借用钱财讥刺松弛政务的人，于是有人向海瑞控告徐阶；每天成百上千的人像影子一样聚集，甚至达到几万人，排挤在门外、围绕床榻，捶打、唾骂徐阶。有关官员过分讨好高拱，徐阶的子弟、族人和仆从中有许多人被上奏，获罪戍边或遣发。高拱说：“徐公过去曾结党驱逐我，确实太过分了。不过，他曾在先帝面前替我解释试题，因此我应当借此机会传达旨意，驳回对他的案件。”万历初年，徐阶年满八十岁，大学士张居正说：“徐阶辅佐世庙，在严嵩之后执政，纠正偏枉、使混浊变清明，一时朝政修明，海内安定。先帝居藩时，皇祖忽然有所怀疑，徐阶从容譬喻解释，这件事只有臣知道。”徐阶如今已经八十岁，应当给予优厚的典礼。皇帝派使者慰问，赐白金、蟒币，并下敕谕命徐阶上疏谢恩，授他的一个孙子为中书舍人。第二年徐阶去世，追赠太师，谥号文贞。他的孙子徐元春考中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高拱

译高拱是新郑人，字肃卿。徐阶离职后，高拱的许多门生出资贿赂宦官，在皇帝面前大力称誉高拱，于是高拱得以重新担任宰相。这是隆庆四年。高拱接受任命后，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兼掌吏部事务，免除奏对承旨。他才思敏捷、辩才明达而博学，研究经学、议论政事，都能通晓其中道理；虽然性情凶悍，不能容人，但处理政务敏捷通达，果断任事，他的奏疏大多有可取之处。高拱上疏说：“国家苦于边患二十多年了。军事是专门的学问，应当预先培养人才以备使用。请寻求有智谋、有才力的人，使他们专任兵部属官，不再调往其他地方。将来边方兵备有缺额，就用兵部属官补任；边方巡抚有缺额，就用边方兵备补任；边方总督有缺额，就用边方巡抚补任。此外，在兵部左右侍郎之外，还可以增设右侍郎二员，使他们熟习军政。如果巡边人员不足，或总督有缺额，就可以推举他们前往。等他们历练深了，尚书有缺额时，也可以任用。至于治理边疆的大臣，跋涉沙漠，出入锋镝之间，祸福荣辱近在顷刻。有功应当加以不可测度的恩赏，有缺失应当破格提升，使他们的功名常常处在人前。对于那些长期驻守边疆并有政绩的人，还应制定灵活的休假办法，特别调回部中。他们休假后不妨再次出任，使精神得到休息而不疲惫，智慧常常充足而不枯竭。平时有计划地培养，使用时就不会匮乏；这样将使人人都能竭尽才力，边疆事务也就能办好了。”皇帝认为很好。高拱上疏说：“蓟辽、宣大、延绥、宁夏、甘肃，是北边；闽、广、粤以西直到云贵，是南边。两边的人，都应选择有才力、懂军事的人，让他们担任本兵司属，可以是二人，也可以是二人。【此处原文重复‘或二人’，疑有缺字或讹误。】他们出生在当地，既有身家方面的考虑，又熟悉山川险易、将领贤能与否、士兵战马强弱，以及奏报的虚实、功罪的真伪，都能完全了解。本兵有所处分，只要问一次就能得到实情。其他人员还很多，正好用来安置有才智、有力量的人；这并不是偏袒任用边地人，又可以补益边务。”皇帝认为很好。高拱上疏说：“国家任用人才，应当根据地方选择官员，不应当根据官员选择地方。臣认为蓟辽、山陕的边地有司，既要抵御虏寇、治理百姓，确实负有双重责任。如今任用到这些地方的官员，不是迁谪的，就是杂流出身的罢了；用低劣的人去治理那里，却希望他们自己振作起来，说他们不能胜任内地，却又希望他们能够胜任边方，吏治怎么会不日益苟且，百姓生活怎么会不日益困苦呢？” 请从今以后，沿边有司的除授补任，必须选择人才任用；有治理政绩、通晓武事的人，应当得到任用。调任繁重事务而有保全、惠恤困穷、使百姓乐于从业成家政绩的，应当比照内地任职三年后升迁，并加等。有抵御祸患、抗击敌人而特别建立奇功的，立即按军功论处。有才略宏大、智谋特别卓越的人，即使由此出任兵备、巡抚乃至总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能胜任的，降级别用；因观望推诿而误事的，轻则罢黜，重则按军法治罪。开辟功名之路来诱导他们，那么没有人不尽心；严明谪罚来约束他们，那么没有人敢不尽力。这样做，大概就会有许多勤于职守的人，边方也有所依赖了。不过，等到把这些地方都称为沿边，有些边地人见到这种情形，恐怕会借此侥幸求得进用。臣认为，蓟辽地区的昌平、顺义、密云、怀柔、蓟州、玉田、丰润、遵化、平谷、迁安、抚宁、昌黎、乐亭、延庆、永宁、保安、自在、安乐等州县，才可以称为边地。山西的河曲、临县、忻州、崞县、代州、五台、繁峙、定襄、永宁、宁乡、岢岚、岚县、兴县、静乐、保德、大同、怀仁、浑源、应州、山阴、朔州、马邑、蔚州、广灵、广昌、灵丘等州县，才可以称为边地。陕西的固原、静宁、隆德、安定、会宁、兰州、环县、安塞、安定、保安、清涧、绥德、米脂、葭州、吴堡、神木、府谷等州县，才可以称为边地。其他地方不得随意称为边地，这又可以杜绝凭侥幸求进、责成官员治理。皇帝听从了。高拱上疏说：“广东本来是富饶之地，如今地近而百姓贫困、盗贼猖獗，都是由于没有良好的有司造成的。广东的有司难道全都不好吗？任用官员的人只说广东是瘴疠之乡。有司中由甲科出身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而杂流出身的有十分之八九；通过铨选任命的有十分之四五，而因迁谪调任的有十分之五六。他们的才能本来就不足，又知道自己的前途短浅，甘心自我放弃。况且广东偏僻处在一隅，声名难以传到，朝廷任用也难以达到；只要能够欺骗巡抚、巡按，就再也没有谁来追究了。岭南是财货出产之地，珍宝尤其多，但士人不以此为艳羡，廉洁之心就少了。贪婪之风一旦形成，势头便越来越盛。偶尔有一两个自立的巡抚、巡按，已经推荐过的人，他们所弹劾的不过是姑且选一两个来敷衍塞责；本来就不可能弹劾得完。他们见巡抚、巡按弹劾不尽，便更加无所忌惮。让甘心自弃的人处在偏僻之地，又被可以任意攫取的利益诱惑，共同陷入无所忌惮的风气之中，这就是当地任职者长期作恶而不改，后来者也相继沉溺其中，百姓日益憔悴，最终全被驱迫成为盗贼的原因。” 不肖者受罚、贤能者受赏，是帝王用来劝善惩恶的办法。臣查访得知，潮州知府侯必登劝农息盗，政绩在广东居第一，请特别给予优厚待遇，以此来激励广东的众官。广西、云南、贵州近年也有战事，议论处置有司，请也准照此办理。天下虽然广大，实际上却如同人的一身，心脏和血脉上下流通，直到头顶和脚跟，才可以祛除疾病、延长寿命。如果能使远方官员功罪的实情被皇上明察，使君主综合考核的意图为远方所周知，那么即使在万里之外，谁还不畏惧获罪、尽力办好职务呢？”皇帝听从了。高拱上疏说：“吏部评议官员任职，考察最为重要；但几十年来惩罚淘汰的数目，大体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大抵只是为了凑足数目，沿袭成例。数目不够，即使没有这样的人，也要强行搜求来充数；数目一旦足了，即使有不肖者，也姑且放置不问。况且所谓不肖者，多是在隐微细节上苛刻求全，却放过奸邪之人；有的是不能识别，有的是不敢追问。用这种方式施行法令，怎么能让人心服？又在考察前半年，巡抚、巡按提出的弹劾都不题覆，说是准备留作考察之用。一个人做坏事时，事情尚未暴露，或许还存有侥幸之心；如果明知必定被罢免，那么半年之内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的。

译请从今以后不限定数目，不要苛求细小过失；凡受到巡抚、巡按弹劾的，奏疏下达后就革去职务，听候处置。复核后确实应当罢免的，依照考察的成例办理；复核后应当留任的，等文书到达后恢复其官职。皇帝听从了。高拱上疏说：“国初举人、进士一体任用，因此升到八座、被称为名臣的人很多。后来逐渐偏重进士，如今已经到了极点。举人年纪和精力还强时，往往拖延等待，希望考取进士；一定要到衰老时才勉强出任官职。偶尔有壮年出仕的，又只是把温饱当作志向的贫困之人。臣请求按照原有资格选授举人，考察他们的年龄相貌；五十岁以上的授予杂职，不得担任州县长官，以阻止他们因年老途穷而产生的鄙陋之心；同时也考虑到他们阅历丰富、办事熟练，可以治理繁重事务。其他被选任有司的人，授官以后只考察政绩，不问出身。吏部一体升用，巡抚、巡按一体保荐。如果确实才德出众，即使是京堂、部卿，也可破格提拔，以打破拘泥的见解，开启功名之路，天下或许可以希望得到治理。皇帝听从了。高拱上疏说：行太仆寺、苑马寺、盐运司治理盐务，都关系国家要务；近来却大多被当作闲散部门，卿若使把考核不称职以及有舆论非议的人安置其中。既然已经不称职，又有舆论非议，可以斥退，可以罢免，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安置在卿若使这样的职位上呢？” 应当选择廉洁谨慎、有才望的人，政绩完成后，得以与参政、副使同样升擢；如果政绩特别卓异，就依照先朝旧例，破格超迁。皇帝听从了。高拱上疏说：“国家任用官员，不让他们担任本省官职，是因为地方民社的责任重大，而亲族居住之处容易难以依法办事，官员所属的身家亲族也容易让他们营私。至于学官、仓官、驿递、闸坝等官职，地位卑下而且俸禄微薄，一旦授予远地，有的弃官不能赴任，有的离任后不能回乡。他们所负责的不过是训诲、出纳，供应、启闭罢了，有什么可以营私枉法的呢？近来的惯例是，边远地区的教官可以授给本省人，十分便利；请求照此办理。皇帝听从了。高拱上疏说：中外官员贤能与否，必须由巡抚、巡按举荐或弹劾；近来巡抚、巡按诸臣任意决定轻重，彼此互相矛盾。有的弹劾官员操守败坏，有的说其性情乖戾，却拟定为致仕。既然不是年老、不是有病，怎么能只让他退休就算了？有的弹劾其贪赃营私、罪证狼藉，有的说其拷打囚犯、造成多人死亡并且有姓名可查，却拟定为降职调任。既然确实贪婪、确实残酷，怎么能只降职调任就算了呢？有的弹劾其行为举止不端，有的说其昏庸特别严重，却拟定为改任教官。既然不谨慎、又懒惰软弱，怎么能只改任教官就算了呢？”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有的巡抚、巡按想把那个人降职，却认为如果说得不重，恐怕不能促使其被调动，于是就进一步严厉弹劾；有的想姑息那个人，认为如果如实陈述他的事情，恐怕不能把他留下，于是就进一步从轻拟定处分。巡抚、巡按既然采取模棱两可的做法，吏部就更加没有依据。应当命令巡抚、巡按凡有弹劾，直接列明事实情状；应当提审查问的，不得只作一般论处；已经罢官或降职调任的，不得再次弹劾。皇帝没有答应。徐阶登上帝位后，起草世宗遗诏，记录先朝因建言而受冤抑的臣子：浙江人、原刑部主事唐枢，吏科都给事中王俊民，都是过去因大礼、大狱获罪的人。唐枢得以恢复职务，听候任用，但因年老不能再起；王俊民已经去世，得以荫补其子并追赠官职，巡抚将此事上报。高拱过去与徐阶不合，于是上疏说：“我朝规模宏大深远，君臣名分严明，父子恩情深厚，凭借这些来号令天下，超过远古而使近代相形见绌。先帝神圣，登临帝位后功业宏大、谋略远大，光明显著于天地。皇上继承帝位，志在隆盛地继承先业；所谓‘不改变父亲的政令’，本来应当出于本心。当时议论政事的大臣，不以忠孝侍奉君主，专凭私意行事，竟假托诏旨，凡是先帝罢黜的，如大礼、大狱诸臣，全都起用，破格超擢，立即升至公卿；已经死去的，也都追赠官职、荫补子孙。” 大礼之事，是先帝亲自确定的，用来树立万世父子君臣的最高准则。献皇的尊号已经确立，明伦大典也早已颁行天下。如今获罪的人全都受到褒扬显达，那么献皇在宗庙中凭什么享受祭祀？先帝在天之灵又会作何感想？皇上每年在二圣面前祭祀进献时，凭什么面对他们？这难道不是欺骗、误导到了极点吗？至于大狱和建言诸臣，难道没有一个人应当获罪吗？竟也一概不追究，不分功劳贤愚，全都加以褒扬显达，这岂不是仇视先帝，像武王反对商朝一样吗？即使如此，也不过是释放箕子的囚禁、封护比干的坟墓罢了；没有听说把商朝所有人都任用起来。臣恭敬地看到，弘治年间御史彭程稍微谈到先朝妄费，孝皇大怒，说这是公开宣扬先帝的过失，便以大不敬论处彭程；后来免其死罪，充军发遣。彭程当日所获的罪，不过是一句话罢了。如今皇上是先帝的亲生儿子，议论此事的人又是先帝留下的臣子，却在皇上面前这样做，明显违背君臣大义，深深伤害皇上父子之间的恩情，不是用来教训天下人的办法。臣私下每每想到此事，都痛心遗憾，以至于流泪，认为臣下把过错归给先帝，反而按照自己的私意行事，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应当有明白事理、负责此事的人，却还公然这样做而不觉得悖逆，旁观者也漠然视之，不认为这是错误，难道是耳目长期蒙蔽，人心果真已经死了吗？” 如果始终没有一个人驳斥这种说法，这就是无父无君的教化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把所有陈请起用的人全部罢止。方士王金、陶世恩、陶仿申、世文、刘文彬、高守忠，过去因使用金石药物导致世宗病重不起，依法论罪处死。高拱参与审录此案，又说：“臣奉命审录案件，查阅方士王金等人的狱词，不觉暗中悲痛流泪，说：‘先帝竟受到这样的诬陷吗？’古代君主有非正常死亡、不得善终的，名声终究不好听；大概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不能掩饰避讳，所以才流传于当时，成为后世讥笑的对象。难道我的先帝果真没有正常终老，确实是这样的吗？先帝聪明睿智，大事小事都洞察，保养爱护圣体尤其详慎；即使使用太医院的一剂药，也有御笔亲自斟酌讨论，辅臣怎么肯轻易服用方士的药？既然不问可不可行，又怎么会服药受伤而不说，反而再次服用呢？这是陛下明明知道的。先帝临朝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岁，长寿而善终，在本朝极为少见；晚年抱病，经过一年才从容升遐，未曾有突然急迫之状，这也是天下共同听闻的。如今却说王金等妄进药物，导致圣体受损，按照儿子杀父的法律论罪，等于说先帝是被王金等人害死的；皇天后土，这是真的吗？”

译是真的吗？臣不知道议论者的用意，是要诬称先帝不得善终；这样说先帝，究竟把先帝置于何地？况且在陛下父子之间，竟在陛下面前诬称先帝不得善终，这又把陛下置于何地？明明把先帝说成被人害死，并把这种说法写入狱词，这是什么政体？每年在大庭之上审录案件，公然把先帝被人害死作为谈资，这是什么言论？王金等人的罪恶确实应当诛杀，自有本法；即使论处万死，又有什么可惜的？但如果让天下后世把这件事信以为真，就是让先帝在上天那里含有不白之冤，在人世间留下不美之名。宗庙神灵和陛下的孝思，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上下法司会同审讯，承天门上下反复审理；王金等人的狱词又因其他罪名获罪，被编发到口外。高拱所说的话虽然是为了反驳徐阶，但人们认为很有道理。高拱办事敏捷果敢；等到掌管吏部后，却多向私人的恩怨施加处置，偏爱亲属、旧交和门生。他与赵贞吉奉旨考察科道官，被贬斥的多是平日攻击过自己的人，赵贞吉因此离职。高拱每次选授科道官，都告诫他们不要擅自谈论大臣的过失。一时间，给事中韩楫、程文等都是高拱的心腹，他们有所论奏，全都迎合高拱想做的事情。有人在皇帝面前称颂高拱，把他比作伊尹、周公。适逢尚宝司卿刘奋庸提出五件建议，其中颇有指摘、违逆高拱意旨的地方，高拱便说刘奋庸是因为没有升迁而心怀怨望，寻找借口排斥诋毁他。户科给事中曹大埜也是高拱的门生，却上疏列举高拱不忠的十件事，说他比严嵩更加严重，请求按照先帝处置严嵩的办法罢斥高拱。皇帝替高拱把曹大埜调往外地。替高拱迎合心意的人还不止一个，又从曹大埜是刘奋庸的邪党这一点入手，极力诋毁讥刺。吏科给事中涂梦桂弹劾刘奋庸动摇国家大政，认为应立即罢免斥退。程文却说辅臣竭尽忠诚报效国家，万世都要依赖他们，不可一日没有；又说刘奋庸、曹大埜结成奸党，倾陷他人，罪不容诛，应当显示惩罚，把他们远远流放。程文于是逐条摘引曹大埜的奏疏，为高拱辩解，虽然高拱自己辩解也没有说得超过他。高拱上疏替刘奋庸、曹大埜解救，皇帝反而把刘奋庸降一级，也调往外地。于是曹大埜任潮州判官，刘奋庸任兴国州知州。士大夫舆论以涂梦桂、程文为耻；曹大埜又往来于张居正门下，是受张居正指使而替他做事的。穆宗去世，高拱与张居正、高仪一同接受顾命。当时今上年幼，张居正暗中结交司礼太监冯保，图谋除掉高拱。高拱却慷慨直率地承担宫廷和政府的权责，说：“老臣错误地承受了托孤的重任，不敢不竭尽股肱之力。” 凡是内廷降下的，涉及五府、六部的敕令和章奏，从今以后都应公开听取、共同参看；凡有传达奉行中旨的，主管部门都要依法复核后上奏。又说：“老臣应当从中斟酌折中，以恢复百官总归宰相统辖的道理。”高拱内心忧虑冯保专横放纵，便与张居正、高仪谋划除掉他。张居正暗中泄露了这件事，冯保于是与张居正谋划除掉高拱。六月十六日凌晨，冯保传达皇后、皇贵妃和皇帝的旨意说：“告诉你们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升遐前一天，召内阁三位大臣到御榻前，与我们母子三人亲自接受遗嘱，说：‘东宫年少，你们要辅导他。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取威福、独断专行，完全不允许他干预皇帝。’他主管我们母子的事务，使我们日夜惊惧，因此立即命令他回原籍闲居，不许停留。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国家厚恩，为什么要依附阿谀权臣，蔑视幼主？从今以后，应当洗心革面，忠诚报国；如果有人重蹈旧路，就依法典处。”高拱当天走出朝门，只找到一辆牛车，站着附载在车上。缇骑、兵卒踉跄追赶，他的资财器物也丧失了。大臣离开京城，竟成为一件奇闻。高拱离去后，张居正替他请求迅速乘驿站车马离开，于是传旨让他回籍。高仪因惊惧呕血，三天后去世。第二年，有个浙东人王大臣，过去投充总兵戚继光三屯营的南兵，未能如愿，流落在京城。王大臣机敏狡黠、善于逢迎，没有胡须，得以进入一名宦官家中。那名宦官亲近他。正月庚子日，他偷取宦官的巾帽服装，闯入掖廷，一直到了干清宫门外。皇帝正要出朝，王大臣大腿发抖；他因冲犯跸道被捕，搜查验证后发现是男子。他袖中藏有冯保的名帖，立即审问他说：“南兵王大臣，你从哪里来？”王大臣说：“我是戚总兵派来的，想秘密报告张居正；张居正又让我依附冯保。”冯保说：“戚公正掌握南北军队，处在危险可疑的位置，而且已严禁胡乱指认；这里面自有用意，可以借此除掉高氏。”冯保本来就甘心这样做。陈太监洪先逮捕洪锢，关入禁狱，命王大臣供出同谋。此后便让他声称是高拱派来的，改籍为武进县人；又命家奴辛儒给王大臣穿上蟒袴，给他两把剑，剑首装饰着猫睛等奇异珍宝，送入东厂拘禁，上报皇帝，请求追查主使。张居正也按照冯保的意思上疏，皇帝立即交给冯保审问。冯保让辛儒背地里对王大臣说：“只要说高阁老心怀怨望，派你来行刺，就可以先自首免罪，还能授你锦衣卫官职，赏赐千金；否则就会把你严刑拷打至死。”于是让辛儒给王大臣金钱、美酒和食物。辛儒每天与王大臣亲近交谈，便叫他诬陷高拱的家奴为同谋。案件审理完毕，冯保迅速发出拘捕文书，逮捕高拱的五名家奴。张居正先前的奏疏传遍朝廷内外，内外议论纷纷，都说将要逮捕高拱。张居正于是暗中与吏部尚书杨博谋划。杨博说：“事情重大，逼迫他恐怕会引起大狱；况且皇上神明英锐，应当等待公平审察。高公虽然粗暴，但天日在上，绝没有这种事。”张居正面色发红，很不高兴。适逢大理少卿李幼滋是张居正的同乡，也谈及百姓疾苦。张居正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万代恶名都要归到您身上了。”张居正勉强回答说：“我为这件事忧虑，恨不得去死，怎么说成是我要这样做？”张居正禁止科道官发言，但御史锺继英上疏，不敢明说，只暗中指涉此事。张居正大怒，拟旨诘问。左都御史葛守礼对杨博说：“张公一定会争辩。”杨博说：“我先前已经劝告过他了。”葛守礼说：“舆论希望寄托在您身上，认为您能够不杀人、不媚人罢了。大狱就要发生，您怎么能这样？不能只拿已经劝告过他来作辩解，应当一起去责问张居正。”张居正说：“东厂已经把案件办完了，只等同谋者到来，立即上疏处置。”葛守礼说：“难道守礼敢依附乱臣的党羽吗？我愿意用全家百口担保高公。”张居正默然不答。杨博说：“愿相公主持公议，扶持国家元气。”

译东厂之中难道会有有良心的人吗？如果牵连的人很多，事情就更有不可预知的后果。”张居正仍然坚决不答应。杨博与葛守礼于是逐一列举先朝政府同心辅政的事例，以及贵溪、分宜、华亭、新郑相继互相倾轧，导致宰相名声都受到损害的往事，认为可以作为殷鉴。张居正愤怒地说：“两位的意思，是认为我甘心要害高公吗？”他奋然进入内廷，取出东厂的揭帖，扔给杨博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张居正偷偷改动四个字为“历历有据”，随后自己却忘了这件事。葛守礼认出是张居正的笔迹，笑着把揭帖收入袖中。张居正察觉后说：“他不懂法律条理，我只是替他改了几个字。”葛守礼说：“这是机密重大的案件，难道可以不立即上报，先把前任政府牵连进去吗？我们两人并不是说相公甘心要害高公来挽救局势，而是说非相公不能办成。”张居正醒悟过来，作揖道谢说：“如果可以效力，我怎敢不承担？只是以后结局该怎么办？”杨博说：“相公担心的是不肯承担；只要承担了，还有什么难以收束？必须找到一个有实力、与国家休戚相关的世家，才能交给他审理。”张居正明白了，开始在皇帝面前请求另行处理，于是皇帝命冯保与左都御史葛守礼、都督朱希孝会同审讯。但朱希孝害怕了，与他的兄长成国公希忠面面相觑，流泪说：“是谁策划了这个计谋？” “这是要覆灭我们的宗族啊！”他急忙到张居正那里请求旨意。张居正说：“只要去见宰相大人，赶紧说明。”朱希孝哭着拜见杨博说：“我是想借您的力量保全朝廷和宰相的体面，怎么忍心用身家性命陷害您？其实这也不难。您只要派善于侦察的校尉入狱，询问刀剑和供词是从哪里来的；把他混杂在高家众多奴仆中，让王大臣辨认；并且问他见到高公在什么地方、如今在哪里，事情立即就能辨明。”朱希孝按照杨博的话办了，派善于侦察的校尉暗中询问王大臣从哪里来，王大臣说是从冯保那里来，所有言语也都出自冯保授意。校尉便告诉王大臣，擅自入宫图谋叛逆，依法应当灭族；他怎么甘心承受这种罪？如果吐露实情，或许可以免罪。王大臣茫然哭着说：“起初欺骗我、说由主使者承担死罪，自首便无事，还能授官赏赐；哪里知道这里要我说实话？”正好高家奴仆被逮捕送到，朱希孝把他们混在校尉中，让王大臣无法辨认。会同审讯时，风沙弥漫，天色极暗，不久又下起雨雹，久久不停。东厂理刑白一清对冯保最初派来审问的二千户说：“天意如此，难道不可畏惧吗？高阁老是顾命大臣，本来没有任何牵连证据，你们却强迫我诬陷他。我们都有身家妻子，日后能够免于诛灭吗？”众人都说：“马公已经写好了供词，是张阁老改了四个字。” 白一清说：“东厂的机密重大案件，怎么能送给阁老修改？”过了一会儿，天色稍微明亮，便把王大臣带出来会同审问。按旧例，先混杂讯问，王大臣大喊：“你们原先许诺我富贵，为什么还要混杂审问？”冯保立即问：“是谁主使你的？”王大臣瞪眼仰面说：“是你指使我，却反过来问我。”冯保气势顿失，强作镇定再次问：“你说高阁老什么？”王大臣说：“是你教我这样说的，我哪里认识高阁老？”朱希孝又追问他的蟒袴和刀剑，说：“是冯保家的奴仆辛儒给我的。”冯保更加害怕。朱希孝说：“你想要玷污案件、陷害使者吗？”于是停止审问。冯保在外面饮酒，王大臣被灌下生漆酒，声音嘶哑不能说话。冯保又在内廷把高拱行刺的事上报皇帝。有一位殷太监，七十多岁，已经年老，在皇帝面前跪奏说：“高阁老本来是忠臣，怎么会做这种事？”随即回头对冯保说：“高胡子是正直忠臣，张蛮子夺了他的首相之位，一定要杀他。我们这些内官何必帮助他？”冯保大为沮丧。太监张宏也极力说这件事不可行。于是刑部上下拟定罪名，最终判王大臣斩刑。高拱受到张居正的排挤诋毁，闭门退居。做官在中州的人不敢绕道前往新郑，往往改道到别处。过了很久，等到高拱任宰相时，他的妻侄张孟男担任尚宝司丞，来往却很疏远。每逢时节，张孟男前来问候高拱的起居，高拱与妻子置办酒席，让他坐下作为小型家宴。张孟男一整天没有说别的话。高拱对妻子说：“难道侄子轻视我吗？”妻子说：“姑且这样罢了，这对您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高拱的缘故，张孟男四年没有升迁。等到高拱踉跄离开京城时，高拱过去私下亲近的门生、旧交大多隐藏起来，装作不认识他。张孟男却拿着食盒和四条脯肉，追赶到郊外为他送行。高拱卸下车上的韦藩木楗，拿着车上的覆盖物铺成席子，把马鞍当作凭几，与张孟男对饮告别。临别时，高拱握着张孟男的手流泪说：“我过去以为你轻视我，我也轻视了你。如今反而是我有负于你。”张孟男说：“您说的是什么话？能够不对您竭尽心力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对您竭尽心力的人。”张孟男后来官至南京户部尚书。高拱没有儿子，赐谥号文襄。○赵贞吉

译赵贞吉，字孟静，内江人。以庶吉士的资历逐步升至国子监司业。嘉靖年间，虏寇逼近都城，送来傲慢的文书索求朝贡。皇帝下诏让朝廷廷议，赵贞吉厉声反对议和，相关言论记载在《世宗实录》和《沈炼记》中。世宗认为他很壮烈，召他进入左顺门，让他上疏提出对策。赵贞吉请求立即派遣有才略、善辩博学的人到各将领军营，赏赐军队以激励士气；仍准许他们酌情突破军令，命令壮士人人自行作战；悬重赏招募勇士；对逗留观望者一律处死，不予赦免。皇帝当即授赵贞吉为左春坊左谕德，兼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发给赏功银伍万，命他前往各将领军营。赵贞吉所到之处，见各军流泪奋发，便用忠义之理晓谕他们。唯独宣府营他没有前往，回来复命说：“宣府营路远，臣尚未辞别朝廷，不敢远行。”皇帝发怒说：“赵贞吉奉命宣谕、犒赏军队，还没有见到处理结果，怎么就说已经复命？况且竟妄以没有辞朝作为借口。”皇帝交给锦衣卫审问，廷杖他，贬为荔波典史。当初，赵贞吉结束廷议后，盛怒之下直入苑中，拜见大学士严嵩，严嵩推辞不见。赵贞吉大怒，呵斥守门人。正好通政使赵文华快步入内，回头对他说：“您暂且停下，天下的事情应当慢慢商议。”赵贞吉更加愤怒，骂道：“你是权贵之门的狗，懂得什么天下大事！” 严嵩大为怨恨，于是假意推荐贞吉出任外职。当时各路军队同虏军混杂驻扎在城外，彼此相距各有数百里。贞吉租用百姓的车，把金子送到仇鸾那里，仇鸾不肯接受。虏军将要渐渐退去，贞吉盘算着恐怕错过时机，又怕仇鸾发怒，引诱虏军把自己杀掉，所以不敢远离。宣府军按照期限恢复了命令，贞吉于是获罪。贞吉虽然率直轻易，不拘常规，但一时忠愤激烈，人人都认为他壮烈。后来屡次升迁为户部右侍郎，不久因触忤严嵩被罢职。穆宗即位，起用为吏部左侍郎，掌管詹事府事务，兼任经筵官。不久升任南京礼部尚书，皇上很高兴。不久召入朝中任礼部尚书，过了不久，命他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处理政务，这已经是隆庆三年了。皇上当面给予恩遇的那天，命他尽心辅佐，协理国事。贞吉说：“近来朝廷政事的纲纪，边防废弛的地方实在太多，我不敢推卸誓死效命的责任，愿为陛下担当政事。”退朝后，他对高拱说：“几十年来，臣下结党营私已经成风，共同欺蒙君上，贿赂公开进行，纲纪荡然败坏，以至府库空虚，边防废弛溃败，人才和风俗的弊病已经严重到了极点。振作并革新这些事务，正是在这个时候了。”过了不久，数万虏骑大举进入大同，总督陈其学握有军队却观望不前，宣府总兵赵岢丢弃镇远屯，巡抚李秋、副将麻锦等关闭城门、锁闭堡寨，达十天之久。虏军退去后，陈其学、李秋便替赵岢等人上报捷功。大同巡按御史燕儒、兵科都给事中张卤等人都驳斥并弹劾他们，请求治罪。兵部覆奏，只是降职、夺俸而已。贞吉说：“国家最重视边防，想要加以整顿，关键在于朝廷的纲纪和赏罚。纲纪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今天要判定大同失职者的罪责，就应当遵循祖宗法度和国是，以公论清议来裁断。”主将不坚守，自有正律和祖法可以惩治。皇上即位初年处理蓟州、山西失事案件时所用的法律，使一时的边臣都恐惧而振作。国是，是儒臣燕儒、张卤等人所弹劾奏报的事实，也是公论。当权大臣请求行贿没有成功，坚持法令而不废弃，才是清议。大同失事，证据和事实都明白，当事者却不肯屈抑个人以伸张法律，反而屈抑法律来庇护个人。我已经老了，参与谋划裁断，想要争辩却不能，想效忠又没有办法，请求解除辅政职务，皇上不准。不久，他又上疏论述军营制度，以整饬军务。他在奏疏中说：“高帝制定万世之计，命令内外卫兵分别隶属于五府，是为了杜绝前代强臣掌握兵权的祸害。这套法制十分周密，谋虑十分深远。永乐末年，因为集中府兵北伐，回师以后结营团操，于是把三千神机二营附属于其中，因此号称三大营。其实全都是五府的兵。五府的兵，因为调发而集中编成营，既然归来，就应当立即解散，分别归还各府。之所以长期集中团操，只是因为当时常有戒严、征伐等事，来不及解散罢了。然而仍以五军为营名，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五府的旧制。沿袭到正统末年，变成了十团营。正德年间又增设东西官厅。但旧营之中还保留着老家军的名籍，所以五营的名称没有泯灭，五府的本意仍然存在。太祖把军队分隶五府并设置将领，使权力和职责不偏颇，掌握了统领将领的方法。成祖把军队分营并由将领统率，使编制数目容易明白，掌握了统领军队的方法。掌握统领将领的方法，就没有前代强臣掌握重兵的祸端；掌握统领军队的方法，就符合兵法中统率众多军队如同统率少数军队的办法。祖宗制度已经十分完善，是应当世代遵守的。到了嘉靖庚戌年，严嵩想为贼将仇鸾创造条件，于是请求先帝特设戎政厅，汇总内外军队名籍，铸造“总督戎政”印，授给仇鸾。在五府之外另设一厅，就完全改变了太祖分府的本意；把十万多军队统辖于一人之手，也完全改变了成祖分营的旧制。当时没有刚正敢于讨伐奸臣的大臣，所以仇鸾得以肆意施展觊觎之计。假使当时稍迟一些才把他处死，时局就难以预料了。代替仇鸾的是镇远侯寰，寰只知道退让自守，保全自己的功名，而军营一天天衰弱了。往年戒严时，官军都排列在城内营地，显得怯弱。由此可知，大概都是因为轻率地改变了祖宗的法令：将领像仇鸾那样强，就有谋反作乱的忧患；将领像寰那样弱，就有不能振作的弊病。国家与虏军相邻，军队将领如此，我日夜忧虑，私下里实在感到寒心。我认为，分府设将的制度，不容易仓促恢复；但分营统兵的办法，仍然可以实行。因为将帅之才难以得到，让一人统率十万军队，不是韩信、白起那样的人才做不到；把十万军队分给几个人统率，称职就容易了。请把现有官军九万人分为左、中、右、前、后五营，每营选择一名将领分统，命令他们教习训练，再由文臣巡查考核。每年春秋两季，派官员考察各将领的才干，士卒的勇怯，技艺的生熟，纪律的严明或松弛，奏报皇上，由朝廷加以赏罚。把戎政印收归内府，遇有战事就领敕命、挂印，在京城之外任命将领；事情办完，就交还敕命、缴回印信，把将领归还营中。这样将领便独自掌握兵权，京城附近的军队常常保持强健，战守、调动、戍守都可以听凭使用。

译奏疏上呈后，皇上嘉奖并采纳了。下令兵部集合议论，第二年尚书霍冀提出恢复旧营制、选择将领分统、派文臣巡查复核考阅的方案，收回戎政印一事则按贞吉所说办理。当时皇上特别因为贞吉的缘故重视这件事，把“协理京营”改为“阅视”。然而文武两位大臣、世袭爵位和流官之间互相争强，贞吉所议最终未能施行。不久，都察院缺少人手，命贞吉兼摄其职，免去他奏事承旨的职务。贞吉先前因议论大同功罪同霍冀不合，霍冀所议的营制也没有完全实行。适逢给事中杨镕弹劾霍冀，杨镕是贞吉的同乡，霍冀怀疑贞吉指使他，于是上言说贞吉专权乱政，并说贞吉谢恩时所说的几句话不应当说。贞吉说：“先前我所议论的大同事情，揭露了霍冀的短处；我只知道办理公家事务，没想到霍冀竟因私情怨恨我。兵权贵在分开，练兵也贵在分开，这是古法；分府设将、分营练兵，是祖宗制度。人情畏惧困难，众人又多猜疑，意见没有全部实行，我又有什么可遗憾的？我入阁那天，皇上在经筵当面赐恩，这是礼仪。皇上告诉我几句话，我叩首仰面回答。皇上登基之后，亲自选择亲近辅臣，第一次发出圣旨，群臣都受到了激励。我虽然浅陋卑微，难道能不说一句话仰报圣明吗？” 过去我因为畏惧避忌而默默退下。有君主而没有臣下，岂不是辱没清明的朝廷、羞于写入史册吗？难道没有听说宋高宗传说命为相时说“盐梅”，任命时又说“舟楫”吗？又没有听说唐代姚崇拜相那天，要求陈说十件事情吗？我的才干虽不如元之，官职也不是宰相，只因进献几句话就被霍冀抓住把柄，那么伊尹、傅说、周公、召公、房玄龄、杜如晦、韩琦、范仲淹等人忧虑危难的事情很多，难道都是荒诞不实，或者都遭到谴责吗？我的名字排在五位辅臣之后，身处孤立之地，入朝时只有身影相随。古代人家尚且没有宾客进入幕府，难道有这样孤立无援的人，反而能够专权乱政吗？请求准许我退休回去守护祖坟。皇上罢免了霍冀，仍像原来一样留下贞吉。陕西盗贼汪二等逃入四川境内，进行劫掠。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弹劾巡抚都御史严清纵容盗寇、祸害百姓，认为应当罢免。贞吉说：“盗贼本来起于郧、陕，给四川边境留下祸害；现在即使有虏军劫掠，也还没有受到很大挫折，倘若仓促更换巡抚，万一发生重大失误，又拿什么来承担责任？严清约束自己、爱护百姓，减少事务而承担怨恨。蜀中旱灾荒歉，百姓流离困苦，正依赖他的勤勉廉洁来安抚整治、招徕流民；现在却要罢免他，这是夺走蜀地百姓的父母官。我私下看到，任事的臣子十分困难，评论政事却很容易。任事之臣意见不一而难以统一，毁誉之言又难以调和，所以常常忧虑谗言、害怕讥刺；而评论政事的臣子不能设身处地，也不体察事情的实际情况来等待事情完成，便常常苛刻地求全责备。不久前都御史海瑞被弹劾而离职，如果严清又接着被罢免，我恐怕建功立业的人从此都会懈怠。我是蜀人，对蜀地事务颇为熟悉，请不要罢免严清，只允许将他调任。皇上于是准许调任。这一年，虏军把汉那吉前来投降，朝廷接受了他。御史叶梦熊上疏论说不应接受，皇上发怒，认为梦熊妄言，将他降两级并调往外地。第二天，皇上下谕吏部：“科道官中奸邪之人欺骗扰乱，自朕即位以来的，都一并加以考察。”贞吉上言说：近来因为御史叶梦熊议论边事而触怒圣上，只给予轻微惩罚，已经足以警戒百人了。皇上即位以来，科道官中任职办事的将近二百人，难道没有一片赤心报国、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吗？如果一概牵连而全部考察，实在恐怕主管部门奉行过度，难免玉石俱焚。仰想圣德如天地一般广大，只是偶然有所激动，才降下这道严厉诏旨。我考察汉、唐、宋的史事，都因追究党人罪行，终于使才俊消磨，国家空虚。祖宗设置科道官，允许他们根据传闻奏事，还要交给执事大臣斟酌是否可行，最后由皇上裁决。即使有不当，也只是应受惩罚罢了；从未听说考察达到二百多人，重蹈汉、唐、宋追究党人的弊病。我身为内阁臣僚，多次受到讥刺弹劾，如今却为此设法营救，难道是为了求取市恩吗？实在是想替国家保养元气、爱惜人才、尊崇皇上的神圣威望，以报答皇上的知遇。那时掌管吏部的是大学士高拱，贞吉也因掌管都察院而一同负责考察事务。考察后被罢黜的人，都是前后得罪过高拱的人，贞吉想要解救却做不到。到了中午，他总是对高拱说：“大有之世，匪彭无咎。《易经》说：‘明辨晰也。’所谓哲人，是知道事机，知道柔能胜刚，知道微小和显著，谦逊处事而从容，能使上级信任、下属服从，自己安稳而国家得以保全。又何必一定要把心意所向做到极端，然后才觉得痛快呢？”吏科都给事中韩楫是高拱的门生，他议论贞吉指斥朝政、每天招致人心。贞吉上疏申辩，请求归乡。奏疏末尾说，应当让高拱回到内阁，不要再掌管吏部，以免形成私党、擅权。皇上亲自下诏准许他退休。万历年间去世，赠少保，赐谥号文肃。贞吉精通佛教经典，喜爱讲论《黄石素书》。他平生持论，认为二氏之学同儒学相通，必须先出世，才能治理世事。他曾经取道汴地，游历嵩高、抱犊、伏牛诸山。巡抚蔡汝楠迎接并向他请教学问，贞吉为他列图，说明三教的起源，说：“儒者见到它，就称为儒；仙者见到它，就称为仙；佛者见到它，就称为佛。” 他打算撰述两部著作，内篇称为《经世通》，外篇称为《出世通》，使出世之学不忘经世的作用，经世之学也不妨碍出世的本体。书还没有完成便去世了。他的文章高亢明朗、雄健有力；为人英俊伟岸、慷慨豪迈，到老也不衰减。他的弟弟名叫蒙吉，考中乡试却没有做官，多次同贞吉讲论中阴之事。南京国子监祭酒姜宝推荐他，授任国子监学正。郎官说：“徐阶承接严嵩之后，为了成全君主而委曲行事，仍免不了被讥讽为逢迎取悦；高拱勇于任事，虽然不顾众人意见和事理，但他的心在国家，几乎陷入极重的杀戮之罪，这难道是凶悍刚愎的过错吗？贞吉意气自负，也免不了急躁；从他的言论风采，可以想见其为人了。” 《名山藏》第八十卷。●《名山藏》第□□□卷。晋江何乔远撰。《臣林记》（隆庆臣二）。◆《臣林记》（隆庆臣二）。杨博。谭纶。庞尚鹏。葛守礼。陆树声。郑世威。吴岳。谭大初。杨博　　谭纶　　庞尚鹏。○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