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藏卷之七十五

译罗洪先，字达夫，吉水人。父亲罗循，从工部主事历任武选郎中，屡升为山东副使，后来弃官归乡。罗循任武选郎中时，刘瑾掌权，适逢考选武卫，罢免金吾在卫指挥某等二十多人。这二十多人都是刘瑾的爪牙。尚书王敞把此事告诉刘瑾，刘瑾副骂道：“老糊涂，难道不知道这些人可以任用吗？”王敞上前跪下，其他郎中也替他求情。刘瑾不知道，又骂道：“既然不知道，要尚书有什么用？”王敞道歉说：“您不要生气，我立即重新上奏。”王敞回去后，召见罗循，斥责说：“后生惹事，竟使我们这些人受辱。”立即蘸笔准备写一份轻率的奏疏。罗循跑去拿住他的手说：“不要毁掉已经写成的文牍，只记下姓名另写一张纸就可以了。”罗循退下后，王敞拖延了几天，打算另行上奏。恰逢刘瑾失败，王敞黎明时进入吏部，索要原来的奏疏，对罗循道谢说：“幸亏早听了你的话，才没有毁掉文牍。”刘瑾被诛，王敞也被罢职离去。当初罗循以工部主事身份巡视吕梁洪时，洪先生因为仰慕罗伦的为人以及王守仁的学问而闻名。罗洪先乡试中举后，正值父亲罗循生病，停止参加会试，向乡里前辈李中求学。嘉靖八年中进士，廷试列第一，授任翰林修撰。过了一年，罗洪先请求告假。等到亲友客人到来，罗循命罗洪先穿戴礼服行酒礼，拂拭席位、安排几案，以弟子之礼恭敬侍奉。居家两年后，诏令核查请假超过一年的官员，起用他补任原职。罗洪先居住京师时，和欧阳德、徐阶一同师从王守仁学习。遭父母丧，回乡守制，三年不进入内舍，把家产全部让给弟弟。服丧期满，恰逢世宗册立太子，因所选宫僚不当，全部罢免，并广泛寻求海内有名望的人士。罗洪先与唐顺之、赵时春以及徐阶、黄佐、邹守益都在被选之列，但罗洪先和唐顺之、赵时春一同上疏，请求在第二年元旦让皇太子在群臣朝会时与臣民相见，以成全朝正礼。当时皇上正患病，因而大怒，于是把他们全部黜退为民。这是嘉靖十九年，详情记载在《庄敬太子记》中。罗洪先罢官归乡，戴角巾、穿布袍，开辟石莲洞，建造正学堂，在里面读书。四方弟子前来跟从。世宗对上书建言的诸臣长期废弃，不再起用。嘉靖末年，倭寇作乱，严嵩想借用边才作为名义，援引起用他。唐顺之和赵时春都凭谈论兵事起家，官至都御史，唯独罗洪先坚决辞谢。他写信给友人聂豹说：“听说当权者想让军务方面的人起用我和唐应德。我回顾往年曾锐意追求功名，认为人臣处在自己的职位上，就应当使君主享有功业的成效，使百姓受到恩泽，即使是卑官下僚也不应有所厌悔；不幸即使杀身碎首，也应谈笑着接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所以我曾推崇鲁仲连蹈海的气节，赞叹少游死后以皮革裹尸的豪言。自从归田以来，我刻苦攻读，过着清淡生活，冒着寒暑，跃马弯弓，亲身练习奔驰冲突；考察地图、阅读史书，详细弄清地势的险易，心想倘若有一天任职，也许具备相应的能力。近两年来，牙齿掉了两三颗，胡须头发已有一半变白，稍微接近书册就头晕眼痛，夜里睡不好觉就饮食无味，于是自己悲叹说：‘假使我没有这副身体，我还做什么？’又反省说：‘假使我有这副身体，又有所作为，对我又增加了什么？’回头看过去所仰慕的事，如同嚼蜡、枯木振落；和妻子儿女相对，如同身处深山；收敛视听，坐着等待生命终结。执事了解我，难道不会认为如此吗？既然知道我的确如此，却还听任别人请求不要替我设法，难道是认为当权者只会以军旅行伍的名义召用我，随后又调到别处，或者恢复我原来的东西吗？然而那个职位不过是供应、入值、讲读等事务，而我的年纪和体力已经衰老了。若同年轻诸公一样低头埋首笔砚，竭尽心思以求恩宠，实在不是时候。至于借着门路越级求取荣宠，积累资历等待补缺，我尤其不愿意。如果怜悯我年轻时登第，入朝任职两期后却在山林中枯槁，觉得未免可惜，那就是把我看得太卑下了。我儒家的名教，真正可贵之处在于自己，外在事物与我有什么关系？去年我在湖上与唐应德告别，谈到出仕或退处，把我的本来志向告诉他，应德不能完全赞同，大概是因为应德的才能足以担当此任。古人也有因饥寒逼迫、困苦以及仆役债务而不能任职的；幸好我有薄田百亩，可以供给稀粥粗饭。幼子多病，福分浅薄，正不想因为厚重的积蓄而连累他。做官不是为了贫穷，而且我的官职也不是贫困之人适合居处的。若在世人面前以此为耻已经够多了，不幸我天性如此；这颗心最为沉重，稍有违逆触犯，便愤懑怨恨，恨不得立即死去。自小就不能穿华丽的新衣，和一群孩子争逐奢侈；后来取得科举功名，做了翰苑官，每天早晨等候钟声入朝，坐在史馆中，公事会集结束后便垂鞭缓缰回去，旁人很以此为荣耀，而我面对饭食却叹息，不能吃得甘美饱足。等到获罪罢废，脱去官服，骑着跛马出大通桥，路人指指点点，有人怜悯我；我回头看自己，却像卸下了沉重负担。翰苑没有政务烦劳，却有储养人才的尊贵地位；如果当时低声下气、内心委曲，守住通常的尺度，就可以按次序升迁。然而别人争着进取，我却想着退处；别人争享荣华，我却甘愿受辱，这也是有些无法自我排解的地方。难道我不知道长久离开仕途会很苦吗？气节是我末后的志向，随着时势进退、取中行之道，才是中正之行吗？我自量学问空疏，不能使世道变好；性情刚直不屈，不能与人相谐。这就像饮酒，有人饮数斗便醉，有人饮一石才醉；到了醉后，就不能再勉强支撑。去年我在湖上与唐应德告别，谈到出仕和退处，把本来的志向告诉他，应德不能承受、赞同，大概是因为应德的才能确实足以担当这种事情。执事见我志趣与众不同，不要说我是为了求名。我已经五十岁了，时光不容许追逐虚名；没有实际内容，对我又有什么用？能否闻知大道，不在于进退。算了，算了，幸好不要再说这些了。后来吏部把罗洪先的姓名上报，最终却得到罢免御史的回复。凌儒推荐罗洪先，皇上发怒，把他黜退为民。罗洪先居家二十多年，年过六十，闭门钻研学问，探求性命之学的根本，每天达到精纯境界，有时甚至能够预知事情。自从王守仁倡导良知之学，学者才知道不能只从外在的见闻求学，而应当向内心探求。然而它的弊端发展到崇尚高远空虚、无益实用，严重时竟一概认为不必学习便是良善，甚至把欲望当作天理，把任性当作率性，把戒慎恐惧看成违背自然。罗洪先对人说：“如果只谈知而不要求良，只谈良而不能致良知，那么弊病将多于疏脱支离的过失。”又说：“王公关于良知的教说根本出自《孟子》，所以常常用怵惕、平旦、爱敬三件事作证明。然而孟子说怵惕之后，接着说要扩充；说平旦之气之后，接着说要长久培养；说爱护敬重幼童之后，接着说要把这种心推广到天下。王公也说，不能以已有的认识为满足，而要把致知作为功夫。如今有人满足于已有的知识，却不追究它的根本；良知失去涵养它的根端，却任凭它自然发出，于是把眼前现成的知识当作事物的准则，却不察看理欲的混杂；把外在事物交接所产生的知觉当作认识的本体，却不知道把物与我颠倒了。”

译理与欲混杂，所以常常指着欲望说是天理；物与我颠倒，所以总是任意追逐外物。这就离王公的本意很远了。”罗洪先教人始终以《易》所说的“寂然不动”、周子所说的“无欲故静”为根本，并进一步告诫说：“能够达到寂静，然后才能知道本体的良知；能够收摄、保持、聚集精神，然后才能以静为主，归于寂静。”又说：“儒者的学问，必定以无欲为根本；把它用于治理世事，才知道它精微而力量宏大。”罗洪先居住乡里时，常常谈论官府和百姓认为便利的事情。县里有均赋的差役，他始终承担办理，说：“这也是治理政事。”六十四岁去世。穆宗改元后，追赠光禄寺少卿，谥号文恭。○唐顺之 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他的祖先是临淮人。有位祖先名复，镇守东平，留下做官的事迹。祖父唐贵，任给事中，以谨慎持重闻名。父亲任水州知府。唐顺之二十多岁时，在嘉靖八年会试中得第一名。到廷试时，世宗阅览他的试卷，在卷首批示置于二甲。恰逢考选庶吉士，他没有赴选；因为试卷上有皇帝批语，便得到改录。后来有人说庶吉士选任不当，皇上把他们全部罢免。大学士张璁因为唐顺之的卷子有皇帝批语，唯独把他留下。唐顺之辞谢，随众人改任兵部武选司主事。不久因病告假，又遭母丧。唐顺之年轻聪明，便卓然表现出奇特而矫异的操行。别人赠送的赙仪一概不接受，节省饮食，约束自身，积聚钱财办理母亲葬事，以表示不求取外物而自立。服母丧期满后，改任吏部稽勋主事，调任考功主事。恰逢改定部属官员为翰林，唐顺之被推荐改任编修，又以病告假。张璁把他的奏疏留住不上报，而唐顺之也不肯供职。皇上下旨令他致仕，从此不得再被起用。世宗册立太子，选任宫僚，起用废官，任他为右春坊右司谏兼翰林院编修。第二年，他与罗洪先、赵时春一同上疏，请求在外廷与皇太子相见，又违逆圣旨，被罢为民。唐顺之两次被削除名籍归乡，越发表现得矫异，不是同道之人不交往，不合乎道义的东西不取。居住在阳羡、荆溪山下读书，从经史百家一直到各种技术，没有不涉猎探究的。他尤其擅长历法和数术，甚至剖析、拆分、补缀，分取、聚合古人的文章辞句，经过删削润色而成一体。对于古今学问、文章、政事的事迹，他归纳宗旨、举出要点，灿然可观。他精思苦想，甚至连盥洗梳头都忘了；有时闭门端坐，整整一个月不睡觉。穿一件布褐衣，连续穿了一年；破门板当床，连床褥都没有。做了一只小船自己泛游，船高不过三尺多，低头盘膝坐在其中，自认为一切事情都空疏淡泊，唯独还不能薄待滋味。有人学习素食，整年如此；在这个时候，天下人仰慕唐顺之的风范，四方讲论德行、评论文章的人，脚上磨出重重脚茧、鞋底都磨厚了，来求见他，最终却不能见到。他清冷孤独、枯槁单薄，几乎成了怪人，常常告诉别人自己永远要同世俗断绝。当唐顺之初入仕时，天下无事，士大夫从容享受诗赋、下棋、饮酒的乐趣，唯独唐顺之喜好接受武略、兵书、禽遁、技击等学问。嘉靖末年，江南苦于倭寇，唐顺之自称所学可以派上用场。皇上派赵文华到江南视察军队，唐顺之到赵文华处，手持长矛，跳跃演示。赵文华推荐唐顺之有武略，严嵩从中阻挠。春季诏旨起用他为南京兵部主事，改任职方郎中。于是唐顺之热切地产生了报效世事的想法，恰逢父亲去世，未能赴任；服丧期满后到京师，授任协司郎中，派他视察蓟州边务，后来又派他到浙江、直隶视察军队，当时他已五十多岁。距离他被削除名籍的那年已经十八年。他患脐部突出、面部浮肿的病，却总是扶病行动，于是留在浙江，和总督胡宗宪谋划商议军事。居住一年，升任太仆寺少卿。不久胡宗宪上奏，升他为通政司右通政，但他仍留在浙江，照常视察军队。唐顺之亲自乘船出海，掌握航海规律；在狂风巨浪中仍意气闲暇，时时练习潜水，有时吃一点鱼干，慨然产生吞灭倭寇的想法。倭寇纵横海上，登岸筑巢的地方是崇明的三沙、淮扬的庙湾。唐顺之亲自披甲跃马，往来南北，间或督率卢镗、刘显、郭成等诸将一同攻击他们。当时倭寇正纷乱猖獗，难以收拾；卢镗、刘显等都是宿将，知道倭寇不能在早晚之间消灭，因而边进边退，只求把他们送出海去；唐顺之却坚决一定要把他们剿灭。最后三沙之战时，他因为中暑后饮海水而腹泻，不能督军，两个将领作战失利。一天，唐顺之亲自到军营催促士卒吃饱，要求同倭寇交战。倭寇登上瞭望台，看见唐顺之的军队整齐而不出战，卢镗、刘显都请求退兵。唐顺之说：“合兵很难，忍耐片刻，贼兵就会出动。”卢镗、刘显知道敌人没有出战的意思，告诉唐顺之军队已经饥饿。唐顺之前去察看诱敌的士兵，士兵也害怕；他于是下马拔刀，徒步越过脐鱼港，距离倭寇巢穴只有两箭左右的路程。卢镗、刘显抱住他。唐顺之说：“我只是亲自去和他们死战罢了。”卢镗、刘显说：“您暂且回去，我们发誓替您消灭贼寇。”于是扶唐顺之上马。这时唐顺之知道天下的事情并不容易做，天下人也都认为唐顺之又何必把事情看得如此容易，不如像从前那样退隐山中、守持远志。不久，升任淮扬巡抚都御史。唐顺之在浙江、直隶时劳累于军事，曾呕血数升，到这时仍强忍疾病办理军务文书而不懈怠。正值大饥荒，他捐出家财发放赈济，亲自巡行通州、泰州沿海一带，最终死在船上。胡宗宪想把他因公殉职的事情上报，请求给予恤典，但严嵩和严世蕃在其中主持阻挠，礼部尚书持不同意见，不肯复奏。礼部尚书离职后，才由有关官署得到恤典。○赵时春

译赵时春，字景仁，平凉人。他小时候和一群孩子玩耍，每当排列旗鼓、部署队伍时，总是由他来主持。十四岁参加乡试，十八岁考中进士第一名，这是嘉靖五年。当时赵时春年纪很轻，声名正盛，天下人都等着看他有什么著作，准备取得后诵读传播。赵时春却每天练习骑射，谈论铠甲兵器，忧虑边疆事务。改任庶吉士后，授任户部主事，调任兵部武库主事。嘉靖九年，他上言：“近来灾害警报接连不断，圣心忧伤，下诏求言，已经十多天了，大小臣工大多用浮泛的言辞当面敷衍。求言诏书的墨迹还未干，庆贺的奏章却屡屡上呈。这是因为从前年灵宝县官说黄河水清而受到赏赐；接着都御史鋐进献甘露；如今副都御史赞、训导仲斌进献瑞麦，指挥楫进献嘉禾，鋐和东进献盐花。礼部尚书时又两次请求举行称贺之礼。鋐、东等人掌管宪纪的官署，不能激励臣下、举荐贤能、补救政事，怎能称得上肩负圣明的职责？尚书时掌管三礼，却欺骗皇上、迎合君主，败坏风俗、损伤政务。小臣因此抚胸流泪，不能停止进言。伏望下令百官直陈时事，若有人借瑞祥献媚、迷惑圣聪，就立即加以诛责谴罚，这样或许可以把奸佞转化为忠臣。” 皇上说：“大臣和科道官既然没有陈述意见，赵时春一定有直言争辩的言论，把它拿来给我听。”赵时春惶恐，没有回答。皇上发怒，催促他，他才回答。皇上上面责备他搜集琐事、卖弄正直，下面把他交给锦衣卫审讯，黜退为民。过了十年，因推荐被起用，授任翰林编修，兼任司经局校书。他和罗洪先、唐顺之一同上疏，又被罢为民。赵时春每天读书并记下万言，凡是史书所记载的天文、地理、户口、钱粮数目，以及寇戎、蛮貊中那些诡异的姓氏和隐僻的名称，都能历历背诵。罢官为民以后，边地萧条，没有朋友可以交往，便屡屡和边民谈论战争之事，写成《御戎论》三篇。第一篇说：“中国的祸患，没有比士大夫崇尚浮华奢靡、忽视实际功效更大的了。戎狄窥伺中国，最初就在于袭取我们的长处、毁坏我们的短处。中国人承受水土之利，智谋丰富，足以通达变化；财货丰厚，足以发挥作用。四方夷狄之人性情专一而所用贫乏，用智谋扰乱他们的专一，用利益施加于他们的贫乏，所以我们使用一项长处，就兼有他们两项的倍数。何况实际功用是百比一，哪里还忧虑不能自守？古代善于使用自身长处，关键就在这里。不善于使用的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智谋被轻浮扰乱，财货又因奢靡而匮乏。” “他们凭专一战胜我们的混乱，凭贫乏夺取我们的匮乏，所以《春秋》讥刺这种情形，认为这是自己走向灭亡；兵家也忌讳这种情形，说这是把自己送到别人手中。自古以来，士大夫崇尚浮华奢靡、忽视实际功效，没有比宋代更严重的了。宋朝灭亡，过错不在军队不勇武，而在士大夫废弛武备、不讲武事；不在防守设施不坚固，而在不知道以进攻作为防守的方法。以天下如此广大、英雄豪杰如此众多的力量，却辗转被戎狄玩弄于掌股之间，竟没有一个人振臂高呼、奋起抗争，宋朝君臣沉溺在浮华奢靡之中，真是鄙陋啊。国家驱逐了取得全胜的孽胡，接续历代君王中断的统绪，奋发施展青丘神剑，使紫宫回到夷庚。神武既已布施，然后圣文才得以修明。当时虽有覆军折将之事，边境却没有失去一寸土地。曾经皇帝车驾向北巡狩，戎夷最终也不敢失去君臣之间的礼义信用。臣下精练士卒，划定疆界，坚固防守；勇猛如虎的军队，像雷霆一样出击、像暴风一样扩散。于是日月重新明亮，百蛮低头服从。观察前事的得失，看到今天的功效，防御戎狄的上策，确实可以明白了。如今假使士大夫忽视当前事务的实际功用，重蹈前车覆辙，羡慕文德的虚名，忘记经营武备的谋略，就如同用白天画的饼来疗饥，用菖蒲和阳气来消除痈疽一样。” 第二篇说：“军队分散就不足以制服别人，反而会受制于人；意志狐疑就不足以应对敌人，反而只能被敌人牵制。天下无事时，划定疆界，申明约束，锐利兵器和强健士卒像星辰罗列、云气布满，形势不能说不强，威势不能说不盛。突然有狂妄之徒奋起持挺作乱，靠恐吓威胁相互依仗，却没有人肯接受命令；只是顾念妻子、子女、私有货财的心太重，而赴义决死、取得成功的志向太微薄。所以说，受制于内部：对内顾虑太重而对外患看得太轻，上下就会离心；上下离心，敌人就有可乘之隙；有可乘之隙，智谋之敌就会资助盗贼。因此说，应对敌人：一旦有求生之心，必然丧失生存；防守的谋略常常会出现破绽。假使人人都有必死之心，那么敌人的生命就不足以构成威胁；假使人人都有必攻之谋，那么敌人的防守就不足以依靠。戎狄的人数不到中国的百分之一，贫瘠与肥沃相比、利害相较，万分之一也不能相等，却还能成为中国的祸患，是因为他们攻击中国所守的地方。夺取其土地，不足以增加士卒的劳役；俘获其百姓，不足以扩大军队，但征伐的兵势不能停息，是因为他们把进攻当作防守。人数相等还要看勇敢，勇敢相等还要看智谋，智谋相等还要看圣明。这四项，都是戎狄的短处、中国的长处。攻守的形势在中国而不在戎狄，这一点很明显。” 军队分散防守，防守就有固定的形态；军队集中进攻，进攻就没有固定的形势。用有固定形态的防守，抵御没有固定形势的进攻，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勇敢和怯懦相间的军队呢？戎狄能够袭取我们的长处、毁坏我们的短处，就是这个原因。胜败相互参杂，鼓旗彼此相当，却没有人敢先窥伺对方，是因为双方士卒强弱相等、将领智勇相当。假使我精选百分之一的士卒，训练善于技击的士兵，就不是所有敌军能够抵挡的；信任英贤，申明并严肃军队节制，就不是乌合之众的敌人所能抗衡的。他们看见我们有集中兵力进攻的形势，却没有兵少防守的缺陷，所以便用利益诱惑，使他们的军队混乱；用声势迷惑，使他们的实情暴露。联合变化、控制奇兵的关键，在我们而不在他们，这一点很清楚。并不是要贪图他们披毡穿裘的军队、利用他们粗劣的装备，而是要使他们知道：连自己的毡裘之众都不可能希望保全，更何况我们的衣冠之民；连粗劣的装备都不可能希望享有，更何况我们的财货富足。这样，饮马进犯的谋划就会停止，而请求叩关求和就可以期待了。第三篇说：根本没有比自我治理更重要的，要以此团结天下人的心；谨慎防守，以等待敌方势力衰弱。汉、晋时期发生动乱，单于叛乱；安史之乱时，河陇陷落；卢文进逃奔幽蓟，土地被割让；郭药师、刘整投降宋室，这些祸患表面上是外部发生，根源却在内部；起初萌发于极近之处，后来发展到远方，逐渐浸染成毒害，遍及天下。”

译一个人乘机而起，四方夷族交相为难，最终决定于人，开始却由我们自己造成。明君知道人是不足以完全依靠的，所以先治理自身，使自己的心志足以倡导率领百官，使血气足以供给各种事务，使聪明足以役使群体，使威灵足以招徕英豪。天未明就穿衣，太阳落山后才入内；百姓的情状四面传达而没有遮蔽，即使有纤微、偶然发生的疾病，也不会出现士卒崩溃、瓦解的形势。对外的防备不从内部求取，内部的资取不向外部寻求。最终即使有大寇列阵于边疆，也要坚守阵地，以重兵显示声势，威胁他们深入；连接营垒进入堡垒，断绝他们的抢掠；用重赏诱导士卒，了解敌人的真实和虚假。他们即使尚未失败，也本来已经无利可图了。夷狄的情状，只追逐利益：小战就得到小利，大战就得到大利，不战就没有利益。攻破十家的堡垒，不足以供一千人的早饭；攻破百家的堡垒，就不能攻克。每天奔驰数百里的土地，必定要攻击空虚之处，遇到敌人就不能作战。深入险要重地之中，必须知道情势是否适宜；没有空隙就不能出来。轻骑远出争夺邾地，重兵必定沿水驻扎；望不到泉水就会困于斥卤之地。因此要广泛设置耳目，安置聚集俘获的生口，坚固连接营垒，部署军队于要害，预先占据水泉；隐藏形迹而不出击，玩弄敌军而不交战，这就是谨慎防守的策略。既然如此，难道就一定不交战吗？答道：不是不交战，而是不应当交战。他本来就是求战的一方；他若交战就必定会死，敌军一死就必然取胜，取胜后缴获车驾、铠甲和兵器，本来已经有利，何况还有乘胜远道抄掠的利益呢？老虎没有先看见人时，不敢搏击；看见带弓箭打猎的人便逃走，这是声势造成的。所以不交战，是善于防守的表现。敌人求战而不能得到，想前进而不能前进，随时进入、随时退出，屡屡进攻又屡屡退却，使承平日久的士卒熟习战阵，使久骄的敌虏疲于奔走；敌情显露、形势屈服，众心离散而有二心，取胜的形势就确定了。这样，是否可以交战，就能看出来了。二十九年，敌虏侵犯京师，因徐阶推荐，他与原刑部主事申■〈方遂〉一同被起用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协助仇鸾总理京营军队，却被仇鸾诬陷而罢官。不久，朝廷命他以原职督率巡捕，跟随仇鸾军队。当时众人正全心听从仇鸾，而仇鸾竟与史道倡议允许互市。众人询问时春，时春愤怒地说：“这只是亡宋时秦桧的计策罢了！身为平虏大将军，难道要效法牙会互市的职分吗？”主上受辱，臣下就应当以死相报；庚戌之役，受辱已经太深了。时春身为臣子，五代蒙受国恩，三十年间得以训练一支偏将所领的五千精兵，愿意做大将军的前锋。古北口狭窄，像老鼠在洞穴中争斗，只有将领勇敢才能取胜。敌虏倚仗弓箭，时春使用强弓大箭，教导中原勇士，使他们不弱于敌虏；又在闲暇时用长枪、大斧和拒马防御，这就是刘信叔击破兀术的方法。愿诸位安坐而不必忧虑，所忧虑的是将领懦弱，不能胜任，以及贪婪奢侈之风流行而误国。时春见仇鸾骄纵轻率地玩弄军务，军队疲惫、钱财匮乏，于是写了三篇责备之言来说明自己的志向。不久，任命他为山东按察佥事，统领民兵抵御敌虏。时春率领山东四千多名骑兵到通州，皇上下令驻扎在西直门外新建的兵民教场。仇鸾厌恶他的军队整齐，便毁谤于皇上，皇上没有听从，命令他移驻密云。时春披挂鞬囊，率领甲兵击鼓前进，没有遇到敌虏便返回。第二年春天，仇鸾再次出征，时春率兵来到通州。仇鸾唆使通州百姓的母亲舍弃民兵，时春露宿在教场，搭结草庐。仇鸾唆使部将夜间放火烧他，时春拆除草庐、结阵列兵，整顿军队向北戍守。后来转任副使，升为山西巡抚都御史，提督雁门诸关，斥退贪污官吏，减少征发徭役，抑制请托，断绝馈赠，宗室藩王和贵戚彼此告诫，不敢犯法。一时之间，他的文学、气节和政事声誉震动天下。时春说：“这些都只是儒者的末节，我的志向专在于驱逐夷狄，恢复祖宗的疆域，使天下世世代代得到治理和安宁。” 时春为人严厉刚毅、孤高特立。与士大夫相处时，若心中有所不同意，议论有所不合，常常援引准绳、遵循规矩加以诘责，丝毫不宽贷。有人谈到北方敌虏时，刚刚还拿着酒杯相互欢笑，他就立即瞪裂双眼、挽起衣袖，发誓不与敌虏共生。多次对熟人说：“假使我能够充任一名偏将，率领五十名精兵，使用强弓巨箭，配以长枪、大斧，俺答、丘福也不值得一平。”士大夫大多赞赏他的志向，却惊讶他过于轻敌，担心他过分自得。时春在山西时，敌虏侵犯神池等堡，他亲自率领步骑军队前往抵御，到了广武。各路将领都已会合，忽然间谍报告说：“有敌骑两千多人，距离这里约两舍，迅速袭击可以全部擒获。”时春披甲想要驰往，总兵李涞等坚决阻止他说：“敌虏强悍，不容易进攻，您只管驻扎在这里。”李涞督促各将奋力抵御，必定不会让您担忧。时春挽袖上前，在天泉岭追上敌虏，伏兵四面出现，擂鼓呐喊着逼近。李涞叹息说：“您快走吧，我要死在这里了。”时春趁众人奔逃而去，敌虏想要擒获时春，李涞等拼死遮挡战斗，与其子松以及大同参将冯恩、游击李桂、神池守备孔宾、偏头守备高迁、太原指挥陈金、中军尹忠、把总俞辉全都战死，全军覆没。时春仓皇逃到一座墩台上守望报警，士卒用绳子把他拉上去，才得以免死。敌虏不久便撤走了。言官说时春平日只是意气用事，处理事务缺乏沉着谋划，皇上下诏解除他的官职，听候调遣。隆庆元年再次有人推荐起用他，但尚未任用，他便死在家中。郎说：“罗达夫守道自善，以此保全了自己的名声。唐朝的赵氏二人锐意求取功名，反而被世人指责。孔子说与其害怕，不如让事情成功后再谋划的人，确实如此；年信然，确实如此啊。” 冯恩　　杨名　　周怡 ○冯恩

译冯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年间考中进士，任南京御史，上疏论述都御史汪鋐刚愎阴险的情状。嘉靖十一年秋，彗星三次出现，皇上下诏要求直言，群臣多半谈论张孚敬。肃帝命张孚敬回去，冯恩从南京上疏说：“近来彗星再次出现在东井星宿，陛下命群臣努力修养德业，分条陈述时政。臣认为，彗星出现的征象，是为了除旧布新。上天遥远而人事切近，灾祸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招致灾祸的原因在人事。陛下身边的左右大臣，已经足以招致灾祸了。分条说明时政得失，不如辨明左右臣工的邪正。邪正既已辨明，任用和罢黜都能恰当处理，政务自然会振作，阴邪的灾气也会自行消除。除旧布新，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的死罪，容许臣在您面前逐一说明。臣认为辅臣张孚敬刚愎、邪恶、凶暴到了极点，嫉妒而反复无常。陛下知道他的平生，近来命他离职，天下欢欣鼓舞，臣不敢再多说了。”臣私下看大学士李时，谦抑而贤良，很有辅佐宰相的才器，是辅臣中的杰出人物。然而，救济时局、平定乱事不是他的长处，只能算太平时代的宰相。大学士翟銮依附权势、保全职位，初入仕时有“京油子”的称号，入阁后又受到“磨棱”——圆滑处世——的讥讽。他虽不能推荐贤能为国效力，却也没有见到他陷害忠良善士。古代有陪同进食、尸位素餐的中书令，翟銮就是这种人。大学士方献夫外表谨慎厚道，内心其实凶险邪曲；从前在吏部时，报复怨仇、酬谢恩情，无所不用其极。前些时候他假称有病回家，特蒙皇上召见，方才傲慢无礼，不立即奉诏。陛下派驿骑督促，并且答应另行任用他，他才欣然上路。到了潞河，又请求调养十天，顾望徘徊，希望入阁，仿佛手持券契来索取一样；虽然嘴上说不要，我却不相信。他无才无德，不到几年便升到高位，得到陇地又想要蜀地，是垄断权势的男子。如今凭辅臣的尊位，兼任宰相的职责，呼朋引类，播弄威权和恩惠，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在今天，应当立即罢黜。户部尚书许赞谨慎缜密而平易，调度事务有时略简，但对经费尤其详尽。礼部尚书夏言学问丰富，才华不受拘束，虽然因投合时机而骤然升任重职，但也能随事尽忠，尤其可喜的是不结党营私，独自坚持正论。陛下若能驾驭任用他，将来遇到缓急，他会成为有力量的救时宰相。兵部尚书王宪刚直不屈，通达而有作为，熟悉边疆情况，是典章刑法方面的耆旧，用来掌管国家政务，十分合适。刑部尚书王时中疏庸凡俗，没有什么才具；工部尚书赵潢刚强能御事、无所畏惧，清廉自守，长期任职工部，节制谨慎、遵守法度。陛下重新起用的人，只是因为求取旧臣罢了。吏部左侍郎周用通达敏捷、老练成熟，正直明亮而没有特别过人的地方，气度高雅，很能容纳众人，辅佐治理国家，差不多可以胜任。右侍郎许诰，办事便捷却迂曲邪僻，廉洁操守不严整；让他处在权要地位，偏执而多有纷更，也是不可避免的。陛下爱惜他的学问，斟酌另行任用，这样将来就不会后悔。礼部左侍郎湛若水，勉强招致学生，攀附成就道学；任用他为礼部卿，也还可以勉力任事。右侍郎顾鼎臣，通达机敏而平和，是儒臣中可担当重任的人才。兵部左侍郎钱如京，自守安静，操守没有王古那样好。右侍郎费宗明，通晓文学，是博学的儒者，但只是借助他人成事。刑部左侍郎闻渊，正大精详、公正明察、质朴直率，托付给他辅弼重任，他不会尸位素餐。右侍郎朱廷声，笃实不浮夸，谦逊节制而有操守。工部左侍郎黎式，诙谐浅近，但才干也有所作为。右侍郎林廷■〈木昂〉，才具可以取用，通达而不固执。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鏄，是鄙陋的小人和奸邪之徒，敢于作恶，巧妙排挤正直之士，明目张胆地报私仇，是当今第一等恶毒小人。臣待罪留都，每次读到他的辩驳攻击之类的奏章，听说他的作为，简直像怪物和鬼一样；臣常想求见陛下，当面辨明他的奸邪，只是因为小人不可过分嫉恨。如今汪鋐的奸恶越发放肆，天下的公议决不能掩盖。”},{ 君主、父亲都不可欺骗，邪与正也绝不能同时并立于当世。陛下如果不让忠厚正直的大臣居于执掌纲纪的首要位置，那么各位御史将只求彼此迎合、符合称职的名声，刻薄之人还会竞相效仿，最终造成败乱，这种情形哪里说得尽呢？左右大臣是忠是邪、是非如何，臣私下所见，实际上也是众人共同听闻的。张孚敬是根本上的彗星，汪鋐是心腹中的彗星，桂萼是门庭中的彗星。这三颗彗星不除，百官就不能和睦。但张孚敬的奸邪早已暴露，汪鋐、桂萼的奸邪却深不可测。奸邪如果深不可测，正说明奸邪深重；按照其行为考察其内心，应当加以诛杀谴责。请先斩这三个奸臣，然后再斩臣，以此谢罪。臣不自量力，想以一个卑贱之身换取除掉三奸，以清理仕进之路、澄清政务。奏疏送入后，皇帝震怒，下令将他逮到京师拘禁审问。汪鋐见皇帝震怒，便上疏诬陷杨恩有罪，又说律令规定，陈说大臣德政的人应当处死；杨恩称赞李时、夏言，也应当依照这条律令处理。皇帝下旨，将此事一并交给刑部办理。杨恩在途中上疏申辩，不肯服罪。到达京师后，皇帝命锦衣卫审讯所谓传递书信、指使他的人，杨恩自己承认只是狂妄地评论列举，并没有什么主使和传递书信的人。皇帝说：“评论列举大臣，本来是可以的；但上言大臣德政，律令已有明确条文，应当更加严厉地审问他。”杨恩遭受杖打拷掠和痛苦刑讯，始终没有说出别的话。只有河东巡盐御史宋邦辅经过江南，恰逢谈话间提到京师时政以及各位大臣获得朱批的事，便被锦衣卫以建言罪上报，皇帝又下令逮捕宋邦辅审问。宋邦辅到达后，供对与杨恩所说相同，皇帝又严厉责备锦衣卫，命令他们加重刑讯，最终也没有查出什么指证，于是下诏让司法部门拟定罪名。刑部尚书王时中说：“从前生员和士绅因为聚谈大臣德政而获罪，律令规定处斩。杨恩应当依照这个例子处理。只是他的话中既有毁谤也有称誉，似乎不是专门歌颂大臣，请减免死罪，发配充军。”皇帝责备王时中等人徇私回护，命令他们供对，各人都惶恐地引罪认错。皇帝于是亲手拿着那份文书说：“杨恩所说虽然毁誉相杂，但他所专门指斥的是张孚敬等三位大臣，直接是因为大礼之争而仇视君主，罪行即使处死也还不足以抵偿。”王时中等人不顾法令，互相转相庇护；于是革去王时中的职务，令其闲住，侍郎闻渊夺俸一年，郎中张国维、员外郎孙云各降为边方杂职。杨恩依律论死，狱中的宋邦辅则赎罪后恢复原职。第二年，哀冲太子出生，按照旧例应当大赦；司法部门各自列出赦免条款，由公卿共同评议，把可以实行的写入诏书。大理卿周于岐拟议赦免草案时，有人为杨恩说情，张孚敬、汪鋐大怒，周于岐于是辞去官职。这样，唯独杨恩没有得到赦免。适逢冬月，群臣聚集在宫阙前评议囚犯；当时汪鋐已经担任吏部尚书，应该主持执笔。杨恩来到宫阙前跪下，汪鋐瞪眼看他，故意命令狱卒把杨恩转过来，使他膝跪面地；杨恩却站起身来。汪鋐大怒斥骂道：“你想死吗？你的死还在我手里。”

译杨恩斥责道：“即使把我肢解而死，至尊还在上面，难道由你做得了吗？”汪鋐更加愤怒，说囚犯竟敢斥责大臣。杨恩说：“臣如果真是奸邪之人，也只不过是被你斥责罢了。”汪鋐说：“你在狱中接受别人馈赠，倒真是个节士啊。”杨恩说：“不过是人在患难时互相救济罢了；像你这样卖官鬻爵、贪污货财，严重败坏廉耻操守、扰乱国家典制的人，难道也算节士吗？”汪鋐挽起袖子推开案桌，想要挥拳打人，杨恩也应声厉声回斥。左都御史王廷相于是劝说冯御史何絮道：“自从祖宗以来，已有一百七十年不杀进谏的大臣了，难道要因为一时痛快而破坏祖宗的法令吗？”又转而对汪鋐说，依照法律论处御史可以，但不能因愤怒而处置。夏言也说：“这里不是宰相的私家。”汪鋐最终还是在正式文书上签了字。后来旁观者啧啧称赞杨恩为‘四铁御史’，说的是他的膝盖、嘴巴，以及胆量和骨气。当时皇帝正派人窥察汪鋐，杨恩的情形被皇帝得知；恰逢皇帝想诛杀张延龄，当时张孚敬再次任相，替张延龄求情，于是张延龄和杨恩都被免除了死罪。起初形势汹汹时，有人送药给杨恩，杨恩说：“没有听王新甫对我说过这话，难道我是妇女儿童吗？”御史陈述事情不当，本来就应当在都市伏于刑刀之下，哪里能仰药自杀呢？过了不久，杨恩的母亲吴氏击鼓登门，为儿子申诉冤屈；他的儿子杨行可年仅十三岁，上书请求代父受死，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嘉靖十三年冬月，杨行可又刺破手臂，用鲜血写成奏章，在长安街上呈递，并把自己捆起来守候在宫阙之下。刑部复审此案，尚书聂贤和王廷相请求赦免杨恩、恢复他的官职，皇帝不准，只把他编入军籍发配雷州。起初杨恩担任御史时，巡行所属部地区经过宁国，写下《御史署发奸亭记》说：嘉靖壬辰年夏四月七日，我巡行所属部地区来到宁国，经过御史署东面的亭子，看见照壁上画着麒麟。麒麟身上有许多伤痕，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射亭，所以设置弓箭。公务之余射中它，用来舒缓处理案牍的劳苦。’我于是于心不忍，命人把奸臣秦桧画在这里代替麒麟。设置红色弓两张、带箭头的箭一百支。凡是我们同署的官员有空闲时，就拿弓来射奸臣；射中他的黑心是上等，射中他的头是次等，射中他的腹部和四肢又次一等；没有射中的就说‘呜呼’。麒麟，是王者的祥瑞，谁使它在西山折断了脚？秦桧，是奸臣，谁使他在窗下保全了性命？麒麟已经消逝，秦桧已经死去。麒麟虽已消逝而形象仍存，我只是喜爱它罢了；秦桧虽已死亡而臭名遗留，我只是厌恶他罢了。麒麟已经消逝，我喜爱它，哪里还希望它留存呢？秦桧已经死去，我厌恶他，何况他还活着时呢？对于留存的麒麟，我喜爱它，哪里肯伤害它；对于活着的秦桧，我厌恶他，哪里肯附和他？我因此舍弃麒麟而用箭射秦桧。壬辰年，就是嘉靖十一年。杨恩在雷州戍守六年，适逢大赦，得以回归。他在雷州时，当地人把他供奉在十贤堂，与宋寇准、李光等人并列。杨恩回乡奉养老母，孝顺而且经营生计，急于救济别人。起初人们对此有所怀疑，后来才知道他是因为大力救济而供养众人。昭帝即位时，杨恩已经年老，便在家中被晋升为大理寺丞。又因朝廷祭祀的恩典，加授朝列大夫。朝廷为杨行可的住宅立匾，题为“孝子行可”。后来杨行可通过科举成为应天府通判。杨恩的次子杨时可任提学副使。杨行可的儿子名叫大受，也是举人，都很有名望。杨名

译杨名，字实卿，遂宁人。因及第而任翰林编修。嘉靖十一年秋天，彗星出现三次，皇帝下诏征求直言。杨名应诏陈述意见，说：“皇上的喜怒失于中正，官员的贬黜和升迁也不恰当，应当奋力自我反省。”皇帝说：“杨名说朕忠诚了，只是朕昏昧，不能明白其中道理，所以才要我省察；你应当明白说出来。”杨名再次上疏说：“臣以灾异为由请求修身反省，妄自提出一些意见。随后奉到圣旨，命臣明白直说。捧读圣旨之后，臣不胜恐惧。臣深知自己本来平庸鄙劣，没有什么见识。承蒙皇上选拔提拔，荣幸地列于词林。感念、仰承这番特殊恩典，常常想着图谋报答。近来看到各位大臣奉诏陈言，议论不一，恐怕还不足以使皇上圣心得到慰藉。因此才把一个草野之人的见解，发表成狂妄的言论。只是臣涵养未到，气度缺乏和平，学问见识又不明白，言语多有疏漏谬误；再次烦劳圣明的诏旨，使臣惊惧失措，无地自容。臣再三思考之所以发言，实在是出于像犬马一样的一片忠心。如果又因为害怕获罪而沉默不言，或者支离破碎、曲意迁就，以求侥幸免罪，就不是臣的本心。臣不避诛杀，谨将自己听到、看到而又出自臣民公论的事情，向皇上明白陈述。”臣认为，吏部各司是各部门的首要，尚书则是百官的表率。而汪鋐，是小人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心思和行为反复无常，举止乖张，心怀机巧、专事逢迎，暗中图谋报复。近来吏部尚书出现空缺，皇上慎重选择人选，不肯轻率授予职位，却反而把这个职位交给汪鋐。难道是认为汪鋐贤能吗？任命下达的那天，大小臣工无不惊愕，即使民间百姓也说他占据了不相称的位置。臣担心他在位时间越久，任用和罢黜就会越发错误。武定侯郭勋，奸邪反复而阴险狡诈，阿谀奉承权贵；从外在的气势情状来看，也知道他是个危险的人。皇上让他长久掌管军务，屡次代行祭祀，又让他参与议论朝政；他反而不能自我整肃约束，任意猖狂。太常司掌管礼仪，是用来恭敬侍奉神祇和宗庙、引导迎接和气、光大并延续国家福祚的。近来却让陈道瀛、金赟仁一类庸劣邪恶的道流，充任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员。他们平日饮酒吃肉，贪财好利，又怎么能够保持洁净诚敬、精纯无私，辅佐光明盛大的祭祀呢？臣愚昧妄言，认为这几位大臣，群臣都说不应当任用，而皇上却任用了他们，难道也是圣心偏爱他们吗？臣又看到，皇上登基以来，朝廷中的臣子分条提出建议、发表议论，其中见识偏执、言辞错误，触犯天威、自取罪责的，本来就不止一人一事。但他们的行为虽然难以宽恕，如果内心尚可原谅，在给予较轻的惩罚之后，受到惩戒也已经很久了。况且这些人都是历朝培养出来的，才能、文章和品行各有可观之处，是留给我皇上共同成就光明政治的人，难道最终竟忍心把他们废弃，使他们老死吗？臣愚昧妄言，认为这些获罪的人，众人的心都说应当怜悯宽宥，而皇上仍不能释怀，难道也是圣心偏向愤怒吗？至于考察、恢复天地神祇和宗庙的祭祀，用来完备一代的制度，这是很盛大的举措。但免不了工程屡次兴起，财力一同困竭；采运木石、烧造砖瓦、装载灰料，所到之处都骚扰不安，百姓没有安宁的日子，于是民间表现为忧愁叹息、损伤太和的事情，也一定不少。又如真人邵元节，凭借他的方术，过分得到内府的采纳听信，修建醮事。这虽然出于皇上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心意，但祈祷祭祀的说法，自古以来没有效验，竟不惜耗费财物而频繁举行；他率领徒众和同伴，敲鼓持旗，在大内施行法术，还命左右大臣一同奔走办事，于是使不肖之臣得以妄自依托。听说有人在昏夜间到他门下哀求，也不能保证没有借此买恩、假借威势、因攀附而败事的过失。皇上专一敬天，臣民祝愿又如此诚恳，感通天地，获得百男和万寿，本来可以坐等实现，却让异端小术窃取功劳，写入史册后，后世将怎么说呢？以上这些，都是圣心稍有偏向的表现，所以臣才敢进献内省自察以及戒慎恐惧的说法，诚心希望皇上远远考察尧、舜之所以德高于群圣、治理超过百王的原因，无非是这颗心保持中和罢了。臣是疏远而卑贱的士人，蒙昧狂妄地进言，触犯雷霆之威，不知死将临于何处，只希望圣明怜悯，再赐察看。奏疏呈入，皇上大怒，认为杨名借灾异之说胁制朝廷，广泛牵引旁证，扰乱法纪、怨恨君上。命锦衣卫将他押送镇抚司，刑讯他关于汪鋐的奏疏。杨名是四川人，杨廷和的同乡后辈。杨廷和因与张孚敬在议礼问题上意见不合而离职，杨廷和的党羽想要报复，所以牵连攻击冯恩。杨名授官，完全是皇上亲自选拔，确实是想替陛下振兴朝纲，但议论者动辄责怪他操切好名。由于内阁诸大臣大多只求和同，结党保位，所以杨名才放肆到这个地步。皇上更加愤怒，命有关部门追究幕后主使。杨名多次濒临死亡，始终没有招出什么私情。只是他曾把奏疏草稿送给编修程文德，请他改定几句话，于是程文德也被逮捕下狱。兵部右侍郎黄宗明上疏救杨名，说株连本来不是美政，如今因为杨名妄言而一定要追究主使，朝廷大臣中自我怀疑的人已经很多了。杨名已经被拷打到极点，死去后又苏醒过来。正值严冬，万一他困顿而死，就更加有损仁明之治。皇上说杨名罪大恶极，即使让他死在监狱里，也不损害仁明之治。追查正进行时，皇上命令黄宗明坚持供认幕后主使；黄宗明始终不改口。皇上又命锦衣卫把他押送镇抚司，审问后奏报，他最终也没有改变说法。皇上把杨名、程文德一并交给法司拟定罪名，前后两次拟罪都不合意，于是特诏杨名贬谪戍守，程文德降为边方杂职，黄宗明按品级外调。程文德是永康人，笃志求学、修养品行，是儒者，历任官职至吏部侍郎。他因与玄撰违背皇旨，调任工部左侍郎。不久被罢为平民。隆庆年间，追赠礼部尚书。万历初年，谥号文恭。○周怡

译周怡，字顺之，宁国府太平人。嘉靖十七年考中进士，授任顺德推官，果断勇敢而有气节。他论议政事时，在巡按御史面前，多次与之抗辩。有御史到任，周怡非常强硬；但在御史面前却更加平和持重，处理事情也更加尽力，御史最终敬重他。至于审理刑狱，他一心不以取悦人为目的，把严厉敏捷视为深切的戒惧。朝廷召选他为吏科给事中，满一年之间，弹劾严嵩以下十多名当权大臣，牵引根由、摘取过失，毫不回避畏惧。他说：我即使驾一叶扁舟行于波涛中，张帆正舵，也是我的职分；至于沉浮有不由自己的时候，那是另一回事。翟銮、严嵩同为大学士，严嵩暗中玩弄威权，贿赂盛行。翟銮的地位和声望在严嵩之前，但软弱而没有羽翼，两人彼此不能相容。翟銮、严嵩二人经常向吏部尚书许赞请托，许赞过去曾任吏部尚书，因为宽容而不能约束属官，以致文选郎王嘉宾因受贿败露，许赞受牵连离职。到这时许赞再次起任尚书，翟銮、严嵩又有许多请托。郎中王与龄长期不能平忍，于是把翟銮、严嵩送给许赞的私信呈上，请求许赞向皇上揭发，说：这只是其中一件罢了，他们的其他请托还很多，实在担心权奸掌握内政，群小如鹰犬附从，外臣将像从前的王嘉宾一样受到牵连而被屡次贬黜。翟銮引咎自辩，严嵩说根本没有什么私信，请求追究请托之人，并压制许赞，声称许赞柔弱善良，不会做这种事，只是受王与龄控制而不能自主。皇上亲手批示许赞的奏疏说：许赞想禁止争竞、断绝贿赂，非常好。但他平日难道没有接受过一个人的请托、没有接见过一个求见者吗？即使翟銮、严嵩受贿有证据，也应当请我裁决，为什么动辄说什么权奸鹰犬，还拿王嘉宾作名目？王与龄强横地控制许赞，应当把他罢为平民。于是下令解除三人的职务。在此以前，敌虏多次侵犯西北边境，朝廷设置许多重臣、大将来防御和消弭祸患。大同总兵周尚文与陕西巡抚贾棨不和，又与总兵张凤不能相处；总制侍郎翟鹏和督饷侍郎赵廷瑞也不能协调。周怡上疏说：臣认为臣下侍奉君主，无论尊卑、内外，都应尽心体察国家才算忠，竭力办成事情才算和；舍弃随从众人而独断是虚，忘却私仇、依次举贤是公。自古以来，没有不由此而得到治理的。近来见大学士翟銮、严嵩彼此不和，又都与吏部尚书许赞互相诋毁攻击；总兵周尚文、张凤与总制侍郎翟鹏、督饷侍郎赵廷瑞、陕西巡抚贾棨也都不和协，这是极为不祥的事情。陛下临朝二十三年了，从初年求治的锐意，到今日忧民的恳切，本来应当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生长，太平已有征象，四方夷族前来朝王；如今的情形却是：向四方祈祷祭祀，灾旱还没有消除；开放例外、出卖纳粟入仕的名额，府库还没有充实；每年下令免除租税，百姓还没有复苏；选拔将领、训练士卒，边境还没有安宁。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因为陛下在上面焦虑劳苦，而下面没有听命办事的臣子。风俗教化的大事，以礼让为先；实行礼让，则以朝廷大臣为首。《诗经》说：“有人来时和乐庄敬，到达时肃穆恭敬，诸侯公卿相互辅佐，天子神情穆穆。”这是盛世的气象。朝廷中有言语不合的嫌隙，谗毁诬陷的祸端就会在人群中滋长；大臣之间发生争斗，互相攻讦的祸害就会流传到下面。当今之时，内有财物匮乏而各种劳役频繁兴起，外有敌虏骄横而九边虚耗。担任辅臣的人，应当早晚不懈怠，共同谋划利国安边的办法。然而大学士翟銮、严嵩倚仗宠信徇私，作威而报怨；听说他们在内阁中屡有争执，动辄入宫见陛下，各自私下陈说，背后诋毁，哪里还谈得上同僚协力、恭敬侍奉皇上、率领百官呢？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实在可怕。辅臣直到九卿、百官，就像耳目手足，听从心志的命令，共同组成一个身体。辅臣真正知道谁贤谁不肖，就应当明白告诉吏部；进退官员不应挟势徇私，不可使人信服的事情应交给吏部办理；应当有像庄女烈士那样坚定的心志和正直的节操，使人一望便知道敬畏，不敢以不义之事相干扰；不应阿谀依附权贵，一旦开了顺从的端绪，后来就无法回头。严嵩的威势凌驾逼迫百司，招揽权力、把持威权，凡有请托请求，必须先取得他的意思，才敢上报。翟銮依附阿谀、委靡不振，气势虽然较弱，权位却同样尊贵。尚书许赞正直有气节，不能在事前消除这两人的要求和欲望，到了暗中排挤、表面排斥、暗地修饰私怨的地步，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实在可怕。当初设置总制、总督大臣，是想让他们的权力足以节制三军的命令，能够颐指气使、无不如意。如今已经入秋，敌虏有所动静，而翟鹏、赵廷瑞、贾棨、周尚文、张凤等人，各自尊大，以居于他人之下为耻；各自坚持己见，以采用他人意见为耻。平时彼此隔阂，到了面对敌人时就会牵制军队，按兵对垒，将领甲认为可以、乙认为不行，彼认为是、此认为非；既不能上对得起朝廷授予他们重权的期望，也不能下激励三军拼死报国的意志，我不相信不会如此。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实在可怕。臣所说的不仅如此，臣认为直言敢谏的臣子，虽然对权贵不利，本来是朝廷的柱石。近来如御史谢瑜、童汉臣等，都因为论劾辅臣而相继借公事获罪贬谪。像伊敏生、喻时等人的情况，也已经在声名之间显露出来；恐怕从此以后即使是陛下的臣子，纵有梼杌、驩兜这样的奸恶之人，又有谁再敢说呢？” 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实在可怕。臣认为现在正是竭力经营中原、向沙漠宣扬威势的时候；如果有忠诚勇敢的将领官员，应当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明白宣示大义来激发他们的壮烈志气。有意见不同，应当明白晓谕；人的贤能与否，应当详细审察、分别鉴别。近来见两广总督、兵部尚书蔡经弹劾罢免官员，却只让一名都指挥佥事承担责任，苟且蒙骗，完全违背朝廷选任官员以安抚远方的本意，也失去了大臣鼓舞将士、经营谋划的办法。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实在可怕。这些都是内外臣工不和的证据。伏望陛下明断如离卦、刚健如乾卦，严正地加以申戒。还希望陛下优容言路，广泛采纳群臣的策略。先从上面致力于和德，那么大臣自然会在下面肃穆和乐，百姓也会跟随。百姓效法上层，和气蒸腾，人神都感到和平，区区外侮不足以抵御了。臣微小而昏昧，因遇事而心中激愤，诚愿上天听见并施行。奏疏呈入，皇上说：“这个周怡说群臣和君主都好，其实是他刚开始发言时的本心；后来却诽谤讥刺朕天天祈祷祭祀，说不知道在上面调和德性，神明才不听我。朕侍奉上天、礼敬神灵，蒙受了很多洪大的庇佑；四方广大地区，都得以没有灾害。若论天下安康太平，所有在位官员都应当努力尽职，难道能只归罪于朕吗？”

译皇上说：“让他据实回答。”周怡写好奏疏请罪。皇上说：“这个周怡所说的，是严嵩、翟銮本来就坏，内廷正直的臣子却认为许赞办事很好；他竟然大道理说得好好的，后来却肆意违背。”皇上下诏在宫阙下杖打周怡，并与杨爵、刘魁一同拘禁。周怡被拘禁时，与杨爵、刘魁二人互相传授书本，研习《易经》，忘却祸福险夷。当时狱禁极严，三人用香烟写字，秘密把信息传到饭底，互相验证。过了两年，皇上采纳箕仙的话释放了他们。一个月后又与杨爵、刘魁一同被逮捕，来逮捕他的人到达时，周怡刚回到家，便对差役说：“请允许我侍奉老母一夜。”差役答应了。第二天，他照旧同行，被押入诏狱。又过了两年，与杨爵、刘魁一同获释。周怡专心研究学问，以邹守益、王畿为老师，与罗洪先、唐顺之、钱德洪为朋友。在家居住时，就与乡绅贡师泰、梅守德、沈宠在泾水之上讲学，以“精一”为根本，以存诚无欲为功夫，亲身实行真诚，并追求得十分恳切。穆宗改元，征召他仍任给事中，升任太常少卿。他在朝廷任职四十六日，又上疏陈述端正君主志向、敬畏天命、敬重大臣、勤于朝政、谨慎对待近习五件事，违背皇旨，被调任山东佥事，转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当时姜宝任祭酒，办事严正，周怡更勉励姜宝研究学问，以宽广来调和严正。第二年升任太常少卿，还未到任便去世。巡抚都御史陈道基、张佳胤、郭庄先后为周怡建立祠堂。郡人私下给他上谥号“庄简”。周怡在狱中有《囚对砖记》二篇，其中《囚对》篇说：周先生获罪下狱，手上戴着刑具，脚上戴着脚镣，坐卧处有■〈木匣〉，每天有几个人监视他。客人经过问：“感到受辱吗？”周先生说：“这是国法。”又问：“怨恨吗？”答：“是君主判我有罪。”又问：“那么快乐吗？”周先生皱眉正色回答：“这是君主的怒意，怎么敢快乐呢？”又问：“那么安心吗？”答：“安心。”客人问：“为什么安心？”答：“我如今知道谨慎了。手上有刑具，就会恭敬；脚上有脚镣，就会稳重；坐卧处有■〈木匣〉，就不会妄动；监视我的人多，就不敢妄言妄行；戴着脚镣，行动快慢都有节度，这就叫作安心。”客人说：“不对。你所说的是礼乐，你所处的却是刑具。把刑具当作礼乐，不是错误就是戏言。忠臣侍奉君主，不违背自己的忠诚，也不反悔自己的行为；知道国家有法，便不敢不恭敬；知道君主判自己有罪，便不敢不申辩；知道君主发怒，便不敢不畏惧。由此继续下去，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周先生肃然起敬地说：“请允许我奉行这番话。”《砖记》说：狱中有两块大砖，下面垒着同类的小砖，上面用两块大砖压镇，筑成台子。早晚一定面对着它，在这里起居，在这里读书，在这里饮食。我从砖那里得到的教益很多。久而久之有所感悟，说：“砖大概就是君子吧？作为物，它宽博而厚重；作为形制，它平直而方正；作为材质，它质朴而安静坚定；作为德性，它顺从而合乎法度。它起初是空的，不知道从哪里来；它的寿命长久，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世代。在它以前，曾有人把我当作抵挡之物，有人坐在我上面，有人把我当作棋盘，有人踩踏我；那些污辱我、轻视我用途的事情，无法全部记载。砖的功用，是不受器物用途局限的。尊重它时它不以此荣耀，轻贱它时它不以此受辱，亲近它时它不因此欢喜，污辱它时它不因此发怒，面对危难不躲避，见到可欲之物不隐藏，受到滋润不泛滥，才能很多也不夸耀。砖的德性，难以命名。德性深厚，不因世俗改变；隐藏功用，不凭名声成就。砖大概就是君子了吧？”我学习它，却没有人能达到它的境界。又有教导儿子的书说：“做人应当做大人，立下果断刚烈的志向，振奋刚强浩大的气概，存养中正之心，涵养灵明之性，调和和平之情，使言语行为出于典则，积累光明正大的事业，成就博厚的德行，建立悠久远大的功业，这就是大人的事业。” 王与龄是乡宁人，曾向崔铣求学。他任文选郎时，皇上厌弃、贬黜侥幸之人，他耿直正派，必定坚持自己的志向。被罢为平民时，他辞别朝廷回到寓所，只有几个瓶罐，分送给邻人，径直骑马离开京师。人们啧啧称叹，认为他是奇男子。与人交往，只要彼此契合，即使相隔千里也一定互通往来；如果不是志同道合的人，即使面对面也像隔着山河。关中人马理作《平阳四贤吟》，把他列在陶恭介、韩忠定和张西盘之间。《名山藏》卷之七十六 ●《名山藏》卷之□□□ 晋江何乔远撰 《臣林记》（嘉靖臣六） ◆《臣林记》（嘉靖臣六） 杨最 杨爵 杨继盛 海瑞 曾铣 黄巩 杨允绳 沈炼 杨最　　杨爵　　杨继盛　　海瑞 ○杨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