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山藏卷之七十二

译张孚敬是永嘉人。原名张璁，字秉用。等到他担任宰相，为避世宗名讳，请求改名。世宗赐名张孚敬，字茂恭。张璁身材秀美高大，须髯漂亮。他的资产不能算超过常人，但胸襟开阔，任性而行，举止像豪杰大人物。他对书籍无所不读，尤其精通五礼。七次参加春官考试都不顺利，将要成为吏部选人。御史萧鸣凤得到张孚敬的生辰八字，认为奇异，屈指计算说：‘从现在起三年，你应当成为进士。’张孚敬成为进士后，果然同君主如同一体，震动海内，世上没有可比的。又有一位王御史善于相人，认为张孚敬相貌具有非凡资质，便资助他南归。张孚敬于是勉强回去。到他考中进士时，已经四十七岁。当他成为进士时，正值世宗以兴世子身份入继帝位。杨廷和等宰相与礼官都认为，迎立世宗本来是为了继承孝宗，因而应称献皇帝为皇叔、兴献大王。这个议论上呈多次都没有下达。张璁私下叹息说：‘这不合礼制，不应当排在孝宗之后。’于是上疏说：‘皇上继承的是统绪，而不是继承武宗以承接皇位，因此属于兄弟关系；若说是承继孝宗，便不能承接孝宗。孝宗对皇上没有养育之恩，也未曾把皇位托付给皇上。继承孝宗的，自有武宗皇帝。’ “皇上不能作为孝宗的后嗣，应当在京师为兴献王建立宗庙，以免断绝父母的关系。”世宗看了这篇奏疏很高兴，只是认为张璁官位低、支持者少，而且君臣议论纷乱，没有立即发布。等到蒋太后只同世宗相处十多天，皇帝哭泣流泪，想辞去皇帝之位，张璁又进呈《大礼或问》一篇。皇帝于是加称献皇帝为兴献帝，蒋太后为兴国太后，并迎接太后入宫。太后入宫后问皇帝：‘是谁提出这个议论的？’世宗说：‘张璁。’太后大为高兴。大臣们都厌恶张璁提出这番话。适逢选授官员，吏部授张璁为南京刑部主事，想把他调远。与张璁意见相同的知县桂萼应当升迁，也一同被授予南京的官职。当时皇帝又下诏加上‘本生’二字，称献皇帝为‘本生父兴献帝’，称太后为‘本生母兴国太后’。张璁仍说：‘这不合礼制，不应排在孝宗之后。’桂萼于是依据张璁的意旨上疏，请求在大内为献皇帝建立宗庙。皇帝高兴，把奏议下交礼官讨论。群臣争辩，皇帝不听。又加上‘皇’字，称献皇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称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张璁仍说：‘这不合礼制，不应排在孝宗之后。’ 桂萼上疏时，皇帝禁不住群臣沸腾般的议论，催促召张璁、桂萼到京师。群臣接连弹劾张璁，每天都有数道奏疏。张璁一边上路一边上疏说：‘这件事是礼制问题，关键在于是否为父，而不在于是否加“皇”字。如果不赶紧去掉“本生”二字，即使称献皇帝为皇考，也仍然同叔父没有区别。’张璁到京后更加纵论高谈，请皇帝亲临便殿，召集内阁和礼官，允许他当面驳斥他们。皇帝于是同时破格授予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凡是劝谏阻止的人都受到严厉斥责，最终确定以献皇帝为皇考，以孝宗为皇伯考。当时全朝臣子伏在宫阙前争论，有的受杖刑，有的谪戍，有的贬官，详情记在《献皇纪》中。这场争论持续四年，诏令三次更改，之后才定下来，这就是嘉靖三年。起初张璁第一次提出大礼议时，只有他一人看见其中关键。后来朝廷士大夫都认为张璁是在迎合，离间宫闱，愤怒唾骂、排斥攻击他，如同仇敌。即使有稍微赞同张璁说法的人，也嫌他急于求进、逢迎君主而不肯立即决定，只是依附调和他的继承说。为张璁进言的，有都御史席书、兵部主事霍韬、吏部员外郎方献夫、南京都察院经历黄绾、主事黄宗明等人，而张璁与桂萼是其中的首领。” 然而席书、方献夫的议论，都是私下让人代写罢了。桂萼上疏时，常常引用他们作为助力。霍韬不能承受朝廷舆论，请病回乡。黄绾、黄宗明都略微看出皇帝的意向，附和张璁的主张，但没有像张璁那样预先独自提出意见。即使桂萼与张璁共同发言，也没有人能像张璁那样意气雄健、言论奔涌。第二年，张璁升任詹事府詹事兼学士。张璁为人卓异明达，他的气概、声势和才力足以与职位相称。他嫉妒严酷、倚势凌人，伤害了许多人，以此显示自己受到皇帝知遇，越发张狂，升任后无人能像他一样廉正治理。任翰林学士时，翰林诸公还认为张璁是凭皇帝中旨或传奉圣旨而得官，不屑同他交谈。费宏在内阁，也不肯因政事去迎合张璁。张璁上疏攻击费宏，皇帝没有追究。张璁称病请求回乡，临行辞别皇帝时，皇帝派人阻止他，随即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给事中杜桐等说：‘张璁是新进而险躁之人，吏部尚书廖纪迎合窥伺皇帝的意旨，引荐他参与兵部事务，是为了保全禄位而不忠。’皇帝责备杜桐违慢诏命、排挤陷害忠良。不久张璁转任左侍郎，更加急切地攻击费宏，前后四五次攻击都没有成功，又请求退休。皇帝宽容他，教导他修明职务、同心协恭，这一年是嘉靖五年。第二年，费宏终于离任。皇帝命张璁汇集此前议论编成礼书，并称张璁是贤良正直之士。这一年正值考察京官，科道官仍轻视张璁，把他列入拾遗之列。张璁再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又安慰挽留他。科道官说：‘张璁是新进的邪险之人，依仗宠信而无所顾忌，欺凌朝廷士绅，伤害正直之士，已经多次如此。’张璁自认为受到众多人的非议，越发想压制朝廷士大夫，打散他们以树立威势，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武定侯郭勋贪纵无学，也因依附大礼议而在公卿之间横行。有个山西人张寅，就是妖人李福达，正在往来郭勋家中。他的仇人薛良首先告发了他。巡按御史马录录急忙捕捉张寅。张寅请求郭勋写信为自己解脱。马录录揭发上奏，科道官交相弹劾郭勋。郭勋害怕，贿赂左右散布流言。皇帝命令将案件移到午门审讯，前后一再审问，供词发生改变。皇帝大怒，严厉斥责，命刑部尚书颜颐筹等把马录录用刑具拘系到诏狱拷问。颜颐寿等官员议论后，将张寅释放出境，却没有追究马录录的罪。皇帝更加愤怒，又把颜颐寿等一并逮捕。当时桂萼任礼部左侍郎，方献夫任少詹事。皇帝派张璁掌管都察院，桂萼代理刑部，方献夫代理大理寺，交叉审理此案。桂萼搜查马录录的箱箧，得到大学士贾咏、都御史张仲贤等人的其他私信，便上奏。

译皇帝责令贾咏致仕，逮捕张仲贤审问，却不追究郭勋。张璁、桂萼痛恨那些延揽朝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凡同张寅案件有关联的，都请求拘系审治。皇帝全部听从了他们的奏议。张璁、桂萼上言：‘臣等奉诏审理此案。张寅原是工部匠人，寄居徐沟，曾向薛良借贷生息。薛良欠债不还，想杀张寅，于是胡乱把李福达指认成张寅。前后审讯查验，情节和供词互相矛盾。薛良无计可施，暗中嘱托张寅的仇家仪等人作证。仪害怕获罪，吐露实情，薛良因揭发此事被发配口外为民。案件已经审结。适逢张寅之子大仁客居京师，不知道家中事情，便到侯爵郭勋处求救。御史马录录本来怨恨郭勋，便借郭勋通书之事罗织重罪，又把薛良原来的图谋拼接起来，让张寅的仇家韩良互相作证，故意用欺诈言辞惑乱朝廷听闻。一时奸党如给事中常泰、刘琦，员外郎刘仕等摇笔鼓舌，甘心为郭勋、张寅说话，纷纷出现。凭借上天的道理和陛下的仁慈英明，臣怎敢不尽心查究？’于是诬告奏报，判薛良绞刑，马录录谪戍极边。朝廷内外听审此案的官员，从颜颐寿等以下，论罪谪戍为民、罢职的共有四十多人。皇帝高兴，在文华殿召见张璁、桂萼、方献夫加以慰劳，赐给二品服色、金带和银帛，命吏部给他们三代的诰命。张璁一次主持大礼议，一次主持大狱，于是群臣再也不敢发言。不久张璁升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皇帝又想到诸御史放纵，除了张璁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们，便再次命张璁仍旧兼任内阁纂修并掌管翰林院。张璁从考中进士到进入内阁，只有七年。京师因此编成话说：‘张相君人，讥笑他七年才中进士，他终于乘车显贵了。’这时同张璁一起任宰相的是杨一清。皇帝优礼杨一清，待遇在张璁之上，但内心亲近张璁。皇帝告诫张璁：‘朕给你的手札，恐怕泄露，虽然字迹不很工整，都是亲笔所写；又担心封缄没有凭验。’赐给张璁银质图书两方，一方写‘忠良贞’，一方写‘绳愆弼违’。张璁一再上疏，大意是想革除贪婪风气，以使治道隆盛。皇帝亲笔诏书褒奖答复。张璁请求，皇帝把各衙门事务中需要他参与的，只在朝廷公议，不得送到他的家中；他可以拘捕在门前伺候、投帖求见的人；家中子弟不遵守训教的，令有关官署从重惩治。皇帝又褒奖答复。后来一天，皇帝在文华殿召见并告谕说：‘你治家严肃，持身端正，朕特赐敕书奖赏你，以感化百官，成就嘉靖之治。你应当努力。’张璁叩头谢恩。皇帝秘密询问张璁的事情，每月十多次，常常称呼他的别号或字。张璁也想到，凭一个书生的几句话，便能主持政务多年，必须彻底破除臣下私相交结的风气，使他们脱离党派、奉行公法、报效皇帝。世宗革除镇守内官、裁减皇亲官爵和庄田的主张，都是张璁首先提出的。张璁说：‘臣一年多来，所接受的御书、手札和谕令有二百多道。自古君主总揽万机，没有比今天更盛的。如今应当命官员把这些诏令编次，并将后来者一同收入，题名为《嘉靖政要》。’皇帝听从了。嘉靖七年，皇帝亲笔敕书加授张璁少保。皇帝祭祀太庙时，多次注目张璁，说他相貌奇特、才华杰出。赐给他御诗，诗说：‘我欣喜承受上天眷顾，赐予贤能之臣作为国家珍宝。’又赐玉带、蟒衣。张璁编纂汇集议礼文书完成，定名为《明伦大典》。晋升太子少保兼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赐给他四代诰命，授予他一名子弟官职。章圣太后赐给他金帛。当时，据经义议论的士人已经被排斥殆尽，议礼诸人自夸为同道，气焰如火、声势如风，推波助澜，无所不至。张璁虽已做宰相，仍想居于首位；杨一清承受天子宠遇，张璁心中不安。皇帝通常厚待张璁，然而张璁仍不能满足。张璁招引朝廷士大夫依附自己，新近又信任杨一清，跟随杨一清的人也很多，因此不能不形成党派分别。张璁于是拿过去攻击费宏的理由，再次攻击杨一清。锦衣卫指挥佥事聂能迁，为人险诈狡猾、无赖多计；武宗末年因功升为锦衣卫千户。世宗即位时，他名列裁汰之中。张璁议礼时，聂能迁过去同太监崔文交好，窥见皇帝的意旨，上疏称张璁、桂萼的议论正确。皇帝提拔聂能迁为指挥，主管镇抚事务。等到议礼书编成，聂能迁想把自己的奏疏全部列入，却没有做到，也没有得到升官，便怨恨张璁。他同席书既然已经得志，便不再相互顾念，诬告席书接受王守仁贿赂，言辞牵连詹事黄绾和张璁，并说张璁引荐浙江都指挥张浩，张浩是张璁的私人。张璁认为杨一清使聂能迁这样做。杨一清上奏自我申明，说推荐张浩的是杨一清。皇帝大怒，罢免张浩，杖打聂能迁一百下，谪戍岭南。聂能迁不久死于戍所。张璁于是说：‘君主首先要考察宰相，国家治乱取决于委任。我国自太宗皇帝开始设置内阁，到宣宗专用杨荣、杨溥、杨士奇，后来不再改变，也只是因为这三位大臣素来有声望。此后奸人鄙夫窃据相位，贪污冒进者很多；有时废置多年，仍要求起用，去职后又回来，不能革除从前的过失；来了又离去，暗中为日后留下退路。等到他们当权，不急于办理国家事务，不虚心广泛听取意见；首先提出的人独断专行，其余人全都唯唯诺诺；旁边一有人发言，便暗中排挤斥退。’ 自从臣奉命以来，请求严禁私门，杜绝请托。凡是臣所做的事，都使人感到不便，所以有人鼓动谗言，设计暗中排挤臣。伏望陛下严加宣谕，使臣洗心革面改正以前的过失，不要怀有奸诈欺骗之心，居处也不要设置险阻来伤害正直之人；如果有人怙恶不悛，请加以诛斥。皇上答道：“辅臣应当协力恭敬，调和辅佐，使上德施于下民，以副朕的倚重和信任，不要彼此嫉妒。”杨一清说：“臣昨天请求退休，承蒙陛下派鸿胪少卿到路上臣的卧室中，传达圣意。臣伏在枕上叩头，岂敢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仰报陛下深厚的恩德？只是臣年老多病，又关系到出仕与退处，仍有不能自行尽职之处，所以在尚未葬身沟壑之前，冒昧把这些情况陈述清楚。近来张璁上疏请求宣谕内阁之意，其实是在诋毁臣。臣与张璁凡事都相互谦让，原本没有嫌隙；圣明在上，臣哪里敢嫉妒他？近来臣被聂能迁攻击，奏疏下达时，臣曾想起张璁的话：过去议论大礼时，张璁受到众人的忌恨，唯独聂能迁与他深相结纳，不知因为什么失去了欢心，竟突然到了这种地步。臣没有奉到明确圣旨，不敢擅自拟定重典，这在事理上本来如此。可是张璁却怨恨臣票拟过于宽纵。小臣诋毁同列大臣，即使把他处死，也不过是蒙蔽主上的聪明，堵塞天下人的耳目。臣岂敢这样做？”

译张浩是张璁的弟弟。张璁想任用他为浙江都司，却难以亲自开口，便向臣称赞张浩的才干，臣随即把这件事告诉兵部并推举了他。如今张璁却说是臣荐举张浩；张浩先前被任命为宁波官员，因犯事而受到审问治罪。去年秋天，张璁代理都察院事务，参劾巡官芹朝阳并将其降级，却唯独没有涉及张浩，这种情形十分明显。臣见张璁从今年春天以来，志气骄横，轻视公卿，即使桂萼也不敢抗拒他。臣劝他谦恭退让，张璁口头上说好罢了。臣年老多病，身处容易遭人嫌忌的地位，只求皇上怜悯宽免，使臣远离怨恨憎恶，以保全余年。”皇上答道：“卿所陈述的这些事，朕早已知道。君主治理国家，必须依靠老成的硕辅；朕倚重卿，实在是为了天下，何必只考虑自身而不考虑国家？”杨一清惶恐畏惧，上疏谢恩，皇上仍坚决挽留他。嘉靖八年，御史赵镗弹劾武定侯郭勋，称其奸诈贪赃、违法乱纪，罪状确凿。皇上震怒，命杨一清拟旨治罪。杨一清说：“阁臣中有善待郭勋的人，请皇上裁决。”皇上答道：“你是在替张璁说话。”起初郭勋因议礼而与张璁意见相合，张璁于是没有考察郭勋平生，反而深深地袒护他。唉，聂能迁竟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死刑，实在不能姑息，于是罢免郭勋掌管军队及保傅等官职，令其闲住。兵科给事中孙应奎说：辅臣倚承天子，参与赞理政务，必须是忠厚鲠直、光明纯正而坚定的人，才适合担任此职。大学士杨一清虽然通晓练达国家大体，但感情上多喜欢互通私情；他的故旧可以同他商议，却难以独自担当重任。张璁学问广博，性情偏执，失之于过分自恃，但还努力追求功名，应当抑制他的缺点而任用他。至于桂萼，擅自施行威福，极力偏私亲故，压制气节，以贿赂成就政事，对上辜负委任，对下留下隐患，只是陛下尚未察觉罢了。希望陛下明察三位大臣的实际情况，决定他们的去留。”皇上仍命三人照旧办理政务。三人都上疏陈谢，皇上又加以褒奖并挽留。杨一清告谕张璁说：“卿性情资质刚急，应当想办法用协力恭敬来调济自己。”又告谕桂萼说：“卿的资质任性而宽缓迂曲，可以自行整饬。”不久，礼科给事中王准、行人司副岳伦都上疏弹劾张璁引用私人。张璁再次上疏请求退休，皇上慰藉并挽留他。工科给事中陆粲说：大学士张璁、桂萼，天性凶险，学问乖僻，陛下突然提拔他们这些小臣，逐渐升到极品，恩宠隆盛异常，自古未闻；他们却不思图报，竟敢欺罔皇上、营私专权、接受贿赂。张璁刚愎傲慢、固执己见，只是粗疏浅薄；桂萼外表宽厚而内心深沉，嫉妒残忍尤其厉害。于是逐条指出桂萼接受王琼的贿赂并推荐起用他，以及他所引用的私人中有关赃罪的事情。皇上说：“朕过去因为大礼尚未明确，父母的称号需要改定，张璁首先倡导正确的议论，不顾自身、舍命效忠；不但不用刀兵，还使陷于离散的人重新得到叙用，使离散的父子重新团聚。朕念及他的忠功，越级提拔为辅导大臣；如今却突然丧失从前的志向，肆意妄为而辜负国家，众人都看得明明白白。” 桂萼也有同样的过失，言官屡次弹劾，朕不敢偏私。命张璁回家反省，夺去桂萼的散官和学士职衔，带着原有官衔回籍致仕。党羽中有贪赃犯罪的，分别交由各司处理。这样在施恩之中议论公事，希望两方面都能做到。孙应奎、王准、陆粲身为耳目言官，坐视大臣到了这种地步，才开始举劾。孙应奎首先说姑且宽恕他们的罪，王准、陆粲则依照法律交法司逮捕审问。然而张璁的功劳和过失原本不能相互抵消，朕把这些情况公布给内外臣民，也不许有人趁此机会挟制奏劾张璁。詹事霍韬上言：臣私下看到，陛下的心腹就是张璁、桂萼。张璁、桂萼自取黜斥，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对于今天的事情，臣不敢不分别说明：张璁任阁臣，桂萼任吏部，许多事情都专擅主持。臣曾经告诫他们，虽然知道他们有事必做，但权力集中便会招致众人嫉恨，擅施威福又是臣下所忌讳的。张璁、桂萼对臣只说应当为朝廷，不顾自身和家族。臣近来听说三臣彼此有嫌隙，曾登门调解，又写信劝说，希望他们同心辅政。没有想到怨恨积累已久，党羽也已经分裂，因此导致杨一清鼓动言官攻击张璁、桂萼，而张璁、桂萼又滥及善类。臣现在略述张璁、桂萼的过失，希望陛下明察。张璁、桂萼当初议论大礼时，天下人没有不想杀他们的；大臣中有久负声望的，只有杨一清以及原大学士王鏊与他们意见相同。” 臣曾对张璁、桂萼说，杨一清素来有时望，得到他重新入阁，足以分担怨恨；王鏊则应当表彰他所撰写的文章，拿来宣示天下，张璁、桂萼却都不能采用，反而极力攻击诘责他的过失，这是第一件过错。杨一清素有时望，足以笼络海内，又善于结交内臣；内臣安定，外臣也会安定，宫廷和外朝之间不会产生疑变，这也是他的作用。张璁、桂萼却不容许纤小弊端，攻击过分，而且他们平日待人没有温厚情意，接待内臣尤其厉害。杨一清的心腹常常恐吓他们说：“张、桂将要按照国初规定的名额来确定内臣人数，名额以外的人全都要裁革。”这使人人自危，都说：“我们这些人要想安稳，必须让杨师傅在位。”这是第二件过错。臣曾对张璁说，人才十分可惜，过去被废黜、如今尚未恢复任用的人，都应当由朝廷收用提拔。张璁、桂萼不听，致使这些人流落埋没，反而完全被杨一清劫持诱导，颠倒黑白，动摇国是，这是第三件过错。于是霍韬指斥并论述杨一清奸诈贪赃的罪状，请求敕令吏部和法司分别核查两次。杨一清说：霍韬因为张璁、桂萼离去，便把责难都归咎于臣，攻击臣的罪行，简直不留口德。如果真如霍韬所说，臣还能逃到哪里去呢？只是臣与二臣起初非常和睦，共事久了，虽然偶有意见不同，很快又恢复如初。霍韬说二臣攻击臣，臣料想并没有这回事；说臣离间二臣，则有皇上在上面作证。起初张璁被下令离职时，臣与臣銮相顾惊愕，便私下对桂萼说：张璁的过失或许确有可以指责之处，但他的忠心难道应当立即抛弃吗？当时皇上亲手下敕宣示圣意，态度正严厉，我们不敢立即请求宽免，只命他回家反省，本来就知道日后还会重新任用他。临别时张璁对臣呜咽哽咽，看来始终没有失去欢心。霍韬看到了什么，竟胡乱这样说？臣见霍韬文章高妙、气节正直，向来推重任用他；只是因为他的言论常常过于激烈，有时加以议论，是想引导他趋于和平，希望他将来有远大成就，哪里想到他心怀愤恨，竟到了这种地步？他所指称的奸赃，如果有确实证据，臣甘愿接受两次审理。臣年老而且有病，死期已经不远，请求赐还骸骨，皇上不许。过了几天，皇上又想起张璁，派行人周襗召他回来，说：“卿才学通博，学问贞一，首先提出正确的议论，辅佐朕这个年轻人，提拔你居于辅弼之位，对朕助益很多。近来命你回籍，只是为了避开人们的议论；应当迅速回程，不要推辞，不要拖延。”张璁上疏辞谢，皇上不许。张璁说：“皇上召臣回来，是责成臣辅佐治理；但要臣披靡随众，实在恐怕即使入朝也没有益处，或者会因直言抗争而违背圣意。此时又担心想退也来不及，进退两难，惟愿圣明察知。”

译皇帝回答说：“卿只管秉公持正罢了。”光禄寺少卿史道说：“帝王选用宰相，必须确实是合适的人，才可以任用。他的才干足以通达各种变化，力量足以承担天下，胸襟宽广，不斤斤计较争夺功名；光明通达，不纷纷计较彼此长短，这才是合适的人。陛下即位至今八年，辅导大臣已有六七人了。起初没有不亲爱他们的，最终却都疏远了。大抵志向大的人有时器量小，才干足以应变的人有时内心又稍有嫉妒，因此不能满足陛下求贤图治的希望。如今杨一清，就是臣所说才干足以通达万变的人；张璁，就是臣所说力量足以担当天下的人。两人都蒙陛下眷顾挽留，伏愿陛下再三告诫他们，从今以后忘掉私心奉行公事，不要拘泥于避嫌的迹象，以仰承千载难逢的非常际遇。”皇上读后认为说得好，把这篇奏疏给杨一清、张璁看，命他们更加自省勉励，二人都上疏谢恩。于是岳伦、王准、陆粲被贬谪。霍韬因为张璁已经复位，而桂萼所涉及的私人贪赃案件，法司还在追究审问，又说：“陆粲弹劾桂萼，首先论及他推荐起用王琼一事。既然如此，臣也是极力推荐王琼的人，言官为什么只论桂萼？桂萼能够承受怨恨，臣却不能。” 张璁被召回，明知陆粲是在诬陷善人，刑官却还不断逼迫构陷，那么就必然要逮捕王琼、桂萼，让他们当面对质，然后才能确定有无赃罪；同样也必然要逮捕臣和杨一清，让臣当面与杨一清对质其赃罪。刑官不审问杨一清，却单独构陷桂萼，只求圣明洞察。皇上震怒，将刑部尚书周伦改调南京，另命三法司、锦衣卫镇抚详细审理案件，又把霍韬所弹劾杨一清的罪状一并交给法司，让九卿会议议定罪责，同时恢复桂萼的职衔，仍令其致仕。皇上告谕张璁说：“朕想到杨一清是历朝的老臣，也曾维护大礼，与你、张璁同心辅政，朕待他非同一般；没想到晚节竟成这样。朕如今交九卿议罪，卿一定会嫌疑朕拟旨不当。应让卿、銮、张璁转告皇上：皇上极力保全臣，臣将铭记生死。想起杨一清过去居家时，见到臣议论大礼，有时极力称许；臣同席书被召时，他劝臣赶快应诏。在众议喧腾之日，能够得到老成大臣赞同并说一句话，帮助实在不少。臣与桂萼蒙受恩典，没有立即被诛，杨一清的功过也应当相抵。何况奏疏出自霍韬，臣刚刚复任，彼此形迹之间难免有嫌疑和毁谤，惟愿皇上宽大处置。”于是允许杨一清自行陈奏后致仕。皇上说：“因为张璁的缘故，已经屈法了。”同时又召桂萼回来。嘉靖九年，皇上有意把祭祀分在四郊举行，尚未发布意见，都给事中夏言引用《周礼》上疏请求，正好符合皇上的意旨，皇上于是领会了他的意见，称为符合圣旨。霍韬又上疏争论，诋毁《周礼》是王莽、盗贼所作的书。说改变扰乱成法的人，应当按照法律定罪；还写信责备夏言，极力喧闹辱骂。皇上责问霍韬说：“夏言虽然上奏，朕的意思已经被打动了。这件事本来出自朕意，改变扰乱成法，应当归罪于谁？所谓王莽、盗贼又指谁？如果说是最初提议的人，那实际就是朕。”于是减少夏言的俸禄，把霍韬下狱。霍韬在狱中哀求，张璁两次上疏营救，过了很久才把他释放。起初皇上想分郊祭祀时，曾下谕数十次，张璁都不以为是。皇上想让太祖配享南北郊，让太宗配享上帝大祀殿，张璁又与皇上意见不同。皇上告谕张璁说：“朕听说大臣事奉君主，应当有调理协和的适宜方法。卿屡次阻止配享之议，听信惑乱人心的言论和同党邪说，前后改变心志，恐怕不是一向忠君之臣应有的行为。难道这符合圣教吗？”张璁谢罪，因此大大触犯皇上。张璁多次在皇上面前争论。嘉靖十年，晋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这年请求改名以避御讳，皇上赐名“孚敬”，字“茂恭”。孚敬用皇帝所赐的金钱在京师建造宅第，皇上取出献皇帝亲笔书写的恩荣堂装轴，题写泥金御书“皇考手泽”匾额，又赐给横幅、竖幅大字名和字各两幅，以及银币和刻有“永嘉张茂恭印”的银印，说这是“为我的君臣互相庆贺”的意思。另一天，皇上在仁寿宫召见他，把御制赋命名为《咏和录》赐给他，并告谕说：“昨天见到卿太过谦让，辅臣受亲爱不应如此。今后若有入朝奏事，可以不拘时间前来当面商议处置，以便与朕共同修治政务。”当时皇上十分高兴。夏言很有才干，曾多次触忤孚敬。适逢监生棨因怨恨吏部侍郎徐缙，搜罗其他事情上奏，交都察院定罪。棨诬陷太常寺卿彭泽，说彭泽原来因为议礼而与孚敬结交，想除掉徐缙、越级占据他的职位，于是假造徐缙亲笔书信，送给孚敬黄、白二金，以求解除外任；外部识别称为“黄精白錬”。刚刺入便被捕，他却逃亡了。孚敬把这件事报告皇上，皇上震怒，为此罢免徐缙而替棨伸冤，吏部果然请求用彭泽代替徐缙。此时皇上心中已经属意夏言，没有批准；彭泽又在想办法陷害夏言。适逢行人司正薛侃与彭泽同乡，又与夏言同年中进士，薛侃曾准备一篇奏疏说：“祖宗时期，留亲王一人在京师主管祭祀，有时代理礼仪；皇帝出行时便留守京城，俗称守城王。祖宗为国家考虑得十分长远。” 正德年间，逆臣刘瑾把这些旧例全部废除并逐出封国。如今陛下还没有太子，可以从亲藩中选择一位贤能之人召回京师，恢复祖宗旧制。”薛侃希望把自己的意见交廷议。这篇奏疏在他怀中放了一年，没有上呈。有一天，他拿出来给彭泽看，彭泽拿去给孚敬看，错误地说：“这是夏言代为起草的，其中涉及储君，是皇上所忌讳的。”这样一来，夏言向皇上申辩也无法解除嫌疑了。不久，彭泽对薛侃说：“张少傅非常赞成，你的奏疏应当赶快上奏，少傅还会从中帮助你。”他与薛侃约定，由孚敬先把薛侃的草稿录成密疏上奏，说是出自夏言亲笔。奏疏中牵连到编修欧阳德，说他与王府交结，有罪状。中允廖道南也说，请皇上暂且不要下发，等奏疏到来。奏疏共有两篇，薛侃已经犹豫，彭泽多次来催促。奏疏上呈后，皇上大怒，命法司会同文武大臣、科道官逮捕薛侃追究。午门前应当宣读祖训，查明其中所说的亲王与谁交通、谁主使，全部据实奏报。薛侃被拷打了多日，始终没有承认。彭泽用含沙射影的话挑动薛侃，颇为指向言官都御史汪鋐，薛侃立即挽起袖子要加以申辩。夏言拍案大骂，几乎要殴打他。薛侃说：“仁卿出卖我了，为什么要牵涉公瑾的奏疏？”薛侃自己写下供状说：“仁卿因为张少傅催促薛侃，即使薛侃死了，也不过是个愚鬼。仁卿假借我来害公谨，即使死了，难道不是奸鬼吗？”

译于是给事中孙应奎、曹汴向孚敬作揖退避，把事情上报。仁卿是彭泽的字，公谨是夏言的字。当时武定侯郭勋已经第二次被录用，皇帝让郭勋与大学士翟銮同会司礼监官员，并会同府部九卿、科道、锦衣卫官员在朝廷审讯。查明薛侃的奏疏确实不是夏言亲笔。皇帝没有认为孚敬正确，把夏言在狱中的供状拿出来给群臣看。皇帝敕谕三法司说：“薛侃凭借猖狂的性情，发表不避讳的言论，谋划看似忠诚，但朕不是宋仁宗晚年，不能容忍有人说朕没有继承人。彭泽诡诈构陷、挑起争斗，导致薛侃的言辞牵连宗室，伤害了朕亲亲相爱的感情。辅臣急于攻击，也损害朕与臣下的君臣之义。他们都应发往边远地区充军。辅臣孚敬当初首倡大礼，朕破格提拔他；后来被弹劾，命他改过，他却不谨慎、不悔改。朕把孚敬当作心腹，难道只是希望他成为股肱、伊尹、傅说那样的辅臣吗？没想到他反而嫉妒犯禁，辜负朕的倚赖，应当令他致仕离去。夏言拍案喧骂，有失朝廷礼仪，念及他是因激愤而接近灾祸，特予赦免，不再治罪。孙应奎、曹汴职任言官，也一并放免。从今以后，大小臣工都应去除私心、尽心效忠，实行协力恭敬之心，遵守不二之训，匡正朕的不足，这样才不会辜负君主、辱没亲属，也可以永远留下声誉。”【薛侃，王德中进士，父亲病重时，请求亲尝父亲的粪便，笃行之名在诸生中广为人知。刚刚考中进士，就上疏回乡奉养母亲；后来跟随王守仁学习，列名《儒林》】月子敬离去后，章圣太后思念他。过了几个月，皇上又派行人周文烛带敕令召他回来，敕令催促说：“朕听说君臣相互配合，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卿以赤诚辅佐朕，朕把心腹之任托付给你。没想到偶然受迷惑而陷入过错，朕让卿退避，言官又使卿离去，朕十分痛苦地思念你，圣母也多次叹息询问。人谁没有过错，何况君父臣子之间，义理和法则都在；朕不够贤明，必须得到卿始终如一的辅佐。周文烛一到，卿就要兼程星夜赶来，以慰藉圣母深切的心意，朕在此等待。”第二年春天，孚敬抵达，晋升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其余官职照旧。同年秋天，彗星出现三次，孚敬上疏自陈，皇上慰藉并挽留他。此后，吏科给事中魏良弼说，占星书中有这样的说法：彗星出现在东方，表示君臣争相显明；彗孛出现在井宿，表示奸臣在身边。孚敬暗中玩弄威福，骄纵专横，实在是招致星象异常，应当下令罢免。孚敬上奏说：近来魏良弼负责点验京营，推荐襄城伯全礼等人，奏章发到内阁拟票时，臣见其中多是平庸之流；他作保的言辞又超过实情，所以请下兵部复核上奏，实在是想使黜陟之权由皇上掌握，不要下移到台谏手中。兵部会同上奏后，臣请求夺去魏良弼两个月的俸禄，实在是想使黜陟之权由皇上掌握，不要下移给各部司。君主向天下施行法令，臣子遵守它，君主的法令才尊严；臣子在君主面前奉行法令，不接受私情，臣子才不会破坏它，君主的法令才有信用。这就是臣报答君主的本心。皇上把臣遣归又召回，臣不是草木，岂敢不思图报？臣蒙赐归而又回来，也不是草木，岂敢不思悔改？古代君王奉行三无私，这是君道；古代做官的人三次出仕、三次被罢黜，这是臣道。上面惩戒上天的警告，下面察看人们的言论，今天如果应当罢免，应该从臣开始。兵科给事中秦鳌弹劾孚敬，说他强词辩解、掩饰奸邪，嫉妒更加严重；言官一旦加以论列，他就用文辞罗织罪名。皇上宣谕协恭、容纳贤才的用意，是要抑制孚敬票拟圣旨，岂能容许他借此秘密引退，向内外公开显示自己掌握权力？有这样的臣子，所以大大违背臣道；如果不罢免孚敬，恐怕天意还没有回转。皇上看了奏疏说：“秦鳌的话极为忠诚，孚敬屡次上疏试探朕的心意，朕难道不知道吗？所谓端正国家对辅臣的礼制，就应当如此。”命孚敬自行陈述情况，于是又允许他致仕。大学士李时替他请求，皇上不给夫役、月粮和敕书，只给驿站待遇。这时，南京御史冯恩也因为彗星弹劾孚敬。嘉靖十二年，皇上又派鸿胪寺左少卿陈璋召他起复，敕令说：“卿自中甲第以来，在内心奋发立志，不顾自身，历任多个职位，始终坚持不变，匡辅君主、爱戴皇上，从未稍有懈怠。前两次召卿，恰逢星象异常，众人说，君主不明，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人，使他离去又回来，导致变乱很快发生，朕也因此怀疑。卿回去后，星芒没有再出现；究竟应当迅速退职，还是不应退职，不必再等文书了。现在朕第三次派使者召卿，务必迅速来朝。入朝后，希望功名不致埋没，以保全君臣之道；否则暂且来向朕道贺，朕得到继嗣的喜悦，也可以安慰朕，顾念卿的深情，惟愿卿自行谋划。”孚敬到达后，皇上非常高兴，告谕他尽心任事，以副朕对他的深重倚望。这年冬天，皇上将要诛杀张延龄，孚敬多次进谏，皇帝故意说重话想使他停止，孚敬仍坚持不已。孚敬任宰相，务求彰显天子的尊严，树立国家威信。当初，潞州盗贼陈卿占据青羊山，杀害官吏，朝廷内外多想姑息，以招抚安定为计，孚敬独自主张剿灭他，最终捕获并诛杀陈卿。到了这时，大同士卒杀死总兵李瑾，皇上告谕孚敬说：“先前甲申年，五堡叛卒杀死都御史文锦，朝廷处置过于宽纵，如今他们竟毫无顾忌，应当加以征讨。” 于是孚敬也主张剿灭叛乱。宣大总制都御史刘源清、宣府总兵郄永迎合皇上和孚敬的意思，张贴榜文，颇多涉及五堡旧事。五堡遗民薛谓将要被追究旧案，全都反侧不安。刘源清的军队驻扎在阳和，大同守臣以及乡里的士大夫、老人前来拜见，都请求解散兵甲、停止进军，只带少量骑兵前去抚慰。巡抚都御史潘仿也认为兵变已经平定，不可再次激发骚乱，便与佥事孙允中等捕获惩治叛卒七十多人，交给刘源清，请求回师。刘源清完全不答应，命属下御史苏佑拷问士卒；苏佑胡乱牵连前总兵朱振，说他失职并心怀怨望，实际是叛乱首谋，又株连了许多无辜者。刘源清派甲士三百人在城中大肆搜捕，城中惊恐混乱，传言说将要屠城。叛党夜间呼喊杀死千户钦振，前往刘源清处自明冤情，刘源清又不答应，钦振也愤而自杀。刘源清进兵城下，大肆杀戮；五堡遗孽打开城门，郄永的叛兵杀死游击安等几十人，并把出狱的故将黄镇等人奉为首领。宗室梭■〈木隐〉与孙允中用绳索缒出城会见刘源清，竭力阻止用兵。刘源清、郄永却扬言要震动朝廷，说大同想拥立一个王子，又召来向南聚集于金陵的虏人；他们责备孙允中替贼人游说，说城中衣冠士人都已经随从叛乱，于是设置游兵阻拦王府及有关官署、军民的奏章，并请求增派军队。

译后来兵部檄文下达，招安后稍稍自首的叛卒，郄永又把他们抓起来。叛卒撕裂招降旗，截断旗杆，时常开门突击作战，又勾结虏人来援助，指着代府对虏人说：“把这里作为那颜居住的地方，我答应给你们金帛。”虏人大败我军；后来我军拼死作战，虏人驱赶叛卒充当前锋，死伤很多，他们所答应的金帛也没有兑现，虏人于是反过来挥刀砍杀叛卒后离去。刘源清又下令挖地道灌水，从多处攻城。这时皇上往来思虑大同之事，开始明白征讨不是办法，告谕孚敬说：“宣大和京师北门一带，罪责应当止于首恶。刘源清、郄永一定要破城诛人，这是不忠。卿不能不考虑将来，不要轻信他们的话。”于是夺去刘源清的职务，改以侍郎张瓒代替。大同管粮郎中詹荣、主事楚书、副总兵梁振奉皇上旨意进入城中，向各军宣示，擒获黄镇等九人，将他们斩首，叛乱全部平定。皇上于是派使者携带诏书到当地招募军队、发给粮饷来守卫那里。当时夏言任礼部尚书，他说大同发生兵变，士兵杀害主帅，只需交给一个狱吏审理此案即可。镇守大臣上报时张皇失措，轻率调动大军，导致叛军鼓动众人凭城据守，抗拒朝廷命令，勾结凶恶的虏人，又败坏了王朝的谋略。任事的诸臣又不能确定谋略、审察形势，宣扬皇上的威灵，围攻了四个月，耗费金钱一百多万，精锐士兵和马匹死伤损失很多。若不是圣明神武，若不是一道仁德的诏令传布，凶恶首领接受诛戮，百姓怎能免于涂炭？大同长期遭受严密围困，居民迁徙、凋敝、丧亡，剩下的百姓已经不多，生计困窘；加上功罪尚未查清，国法尚未伸张，臣私下担心疑虑积累会引发新的变乱，进一步酿成大忧。应当特意选派一名忠诚正直的大臣，令他会同总制、巡抚、按察官，宣扬皇上的恩德和威严，慰安宗室，抚定军民，救济贫困，综合核查功罪；如果有侥幸求功、败坏事情的奸臣，就责令他据实纠察，以整肃国纪。臣又想到，近来使臣四处出动，召募勇武之士，追呼强迫，各地都骚然不安。各镇招募的军队，数量一定不少于万余人，装备和每月粮饷的耗费不可计算。敕使回来后，入伍者将陆续散去，名册上只是虚数，粮饷却照样支出，这就是无事生扰，又重重留下祸根。如今乱事已平，请停止召募军队的命令，追回诏使，只把这些费用用来优待现有军队；这样不必增加兵力，士气也会提高百倍。奏疏送入后，皇上心中称许。孚敬坚持不想实行。此前潘仿主张抚慰，刘源清奉孚敬之意主张剿灭，两人上疏互相诋毁，朝廷议论都帮助刘源清，只有礼部左侍郎黄绾认为不可。吏部尚书汪鋐于是弹劾黄绾，说他先前任南京右侍郎时代理部务，允许主事邹守益以生病为由回乡，不等候朝廷命令，放纵包庇属官，竟敢欺骗蒙蔽。孚敬拟旨调黄绾到外地任职，皇帝念及黄绾曾参与议礼，搁置汪鋐的奏疏，没有执行。汪鋐心中不满意，再次上疏攻击黄绾，皇帝于是按照孚敬拟定的意见把黄绾调往外地。黄绾上奏说：臣向来与孚敬交情深厚，近来在政府任职，臣多次规劝政事，却被说成是在讥刺攻击孚敬；夏言与孚敬两人也一向不能相容。臣作为同僚，每每想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近来大同之变，臣的意见又不同，因此孚敬对臣产生疑忌和厌恶。臣曾对孚敬说，圣明在上，日夜求治，只要两三个大臣同心同德，平心处理好恶，不做奸邪欺诈之事，旧有的习气就可以改变，太平之治也值得期待。汪鋐怀疑臣是在指责他，却甘愿做孚敬的鹰犬，攻击臣本人，请求赶快罢免臣，以躲避汪鋐的祸害。”奏疏送入后，皇上仍像原来一样挽留黄绾。到这时，皇上告谕孚敬：“人人都说卿嫉妒进言，果然如此。朕认为有才干的言官，能够办理难事，实在不多得。听说卿与黄绾近来比过去更加友善，如今又善待夏言，那么朕就不必费力攻击处置了。卿的德行器量更加显著了。大臣应当同心谋划国家，互相诋毁、私下嫉妒，君主还能依靠谁呢？” 卿应当平心静气，仔细思考。”于是下旨嘉奖夏言忠诚谋国，停止招募军队并召回诏使，特派黄绾前往大同，依照夏言所请办理。孚敬因此再三以病请求休致。皇帝不久告谕他说：“想来卿并没有病，或许只是怀疑朕罢了。卿的去留进退，已经反复四三次了。第一种疑虑是，朕必定不能始终按礼节待你；方献夫年纪还在我之后，如今已经离去，朕必定不会再用我们这一类人，而会相信另一类人。第二种疑虑是，或许因为大同之事以及没有处置张延龄，认为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第三种疑虑是，大臣辅佐君主、安定百姓，卿却一定要求离去。请明白说说为什么。”孚敬上奏说：“皇上任用臣，把臣当作心腹；屡次晋用臣，是因为臣身为礼臣多次获罪，退处也是出于义理，臣岂敢自己猜疑、自己嫌弃？只是臣承担责任越久，罪过就越大；之所以请求离去，实在是自己衡量后认为对皇上没有益处。皇上居中立于天地之间，是纲常的主持者；大礼由皇上亲自厘正，原本不是臣最初怨恨三五位大臣、借他们的名义让我们这些人滥受特殊恩宠。等到他们掌事后却不能同心诚意，像桂萼这样的人，皇上已经知道，不必等臣说明。方献夫当时上疏却没有表达他的志向，可见如今懦弱没有主见，遇到缓急不能依靠。霍韬过去改变说法而避退，如今又发表异议扰乱政事，不合政体。” 黄绾私下承袭议礼的余绪，突然升到崇高的官阶，很多人鄙视他。臣起初因为他偶然与臣同心，未能深入察看；如今果然看见他反复无常、诡诈随从。作为皇上的亲信，臣等还称他为“我们这一类人”，尚且如此，其他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从前潞城发生变乱，皇上以国家大体为念，以祖宗的纪纲法度为重，毫不犹豫地讨伐贼人，最终却采用桂萼的意见，派夏言勘察，不诛杀作乱的贼人，反而治讨乱之臣的罪，因此强横之人肆意妄为，将士离心。如今大同发生变乱，皇上同样以国体为念，以祖宗纪纲法度为重，毫不犹豫地讨伐贼人，最终却听从人言重新勘察，致使皇帝的密札密语传布到边远荒地，内库的钱粮被拿来资助叛乱的将士；杀叛军的人反而有罪，而叛军屠杀平民、灭人全家的却一概置之不问，法典已经荡然无存。张延龄有罪，臣岂敢不承顺圣意、端正国法？但若不能查得实情，就难免伤害昭圣太后的心，亏损皇上亲亲相爱的心意。孔子说：“大臣按照道义事奉君主，不能这样做就应当停止。”臣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难道还能对皇上有所益处吗？《尚书》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只有帝王最难做到。”识人，是安民的根本。正人若被当作邪人，邪人也会被当作正人。

译正党和邪党形成风气，忠正与奸邪混淆。近来二三个大臣所称的“皇上意旨”，他们的用心和操行，人人都看得出来，只希望皇上早日辨明罢了。皇上又告谕说：“孚敬，卿只是因为大同之事而嫉恨进言罢了，为什么这样固执呢？讨伐贼人而不赦免，是法令。刘源清、郄永本来就应当诛杀；杀害主将的人，正应依祖宗之法治罪。难道能让漏网的首恶肆意杀害无罪之人吗？卿还替他们申诉，说‘必须破城诛人才算公正’。如果破城杀人，又有什么困难？无罪的人有什么罪过，又什么时候才能保全？这实际上是刘源清以壮大京城声势为目的；即使他的言论先已确定，朕也不论是非，只求实现自己的意志，这难道是臣下应有的谋划吗？”孚敬仍然办理政务，这一年是嘉靖十三年。这年晋升为少师兼太子太师。第二年六月，任职期满，皇帝加赐孚敬“忠勤”之荣，荫封一子为中书舍人，命他兼支大学士俸禄，领取诰命。不久，孚敬因病请假，皇上赐给牢鐏等物，召李时当面询问病情，并说：“孚敬专擅决断，卿为什么不争论？”李时回答：“孚敬性情刚强，臣慢慢委婉劝导，也时时加以引导。”皇上说：“从前杨一清也说过，他不爱惜人才，因此招来众人怨恨。”不久，皇帝亲手调制药饵派人赐给孚敬，说：“古代有人剪发为臣治病，服药后告诉朕感觉如何？” 孚敬感动得流泪，病情却更加严重，于是皇上允许他回乡，赐给敕谕，派行人和御医陪送，并命有关官署每年供给八名驺从、每月八石俸禄。皇上不时派人存问，表示优厚的眷顾。嘉靖十五年，孚敬上表启奏问安，皇上用优厚的诏书答复，派锦衣卫副千户昂到他家探视，又赐给他敕书。又亲手写敕令交给昂，说：“卿回去已经很久，朕十分思念。昨天得到卿的奏疏，祝贺朕身体平安，圣母康泰；淑女曹氏、王氏被朕临幸，各自已经有喜，先册封为端昭二嫔；又补封李氏、王氏为敬靖二嫔。朕在春季三月奉圣母率领后妃恭敬巡视七陵，在金山拜谒皇高祖妣章皇后、皇曾叔祖景皇帝的二陵，陪侍圣母乘御舟回来。四月整修新陵，亲自营造幽宫，在长陵左侧改小山名为平台，以尊崇皇祖太宗曾经临幸的地方。这些都让卿知道。如今派昂来探问卿的病还没有痊愈；如果已经稍有好转，就应当星夜来见朕，以副朕急切的思念。”孚敬回乡后疾病缠绵，一再起用都不能赴任，过了三年去世。当时皇上正在承天巡幸，听到消息后非常痛惜，赐祭九坛及。下葬时追赠太师，礼官请示谥号，皇上亲自按照古代谥法，以“危身奉上”之义，特赐谥号“文忠”。皇上入继大统成为皇帝后，励精图治，洗涤海内的观听，抓住清明政治的根本，杜绝权力旁落，奋发施行武事、筹划文治，网罗有才实干的人。至于考察古代礼典，依次厘正整治，一切创制改革，表彰过去的典章、承继将来的法宪，显著地实现中兴，其中多有孚敬辅翼赞助的功劳。孚敬居于下位时，他的上司难以驾驭他；居于上位时，他的下属又难以侍奉他。至于他慷慨直任、坚持自己的议论必定贯彻，即使皇上屡次严厉告谕，他陈述意见反而更加恳切，皇帝久而久之也敬重他。自从孚敬任相，内官的势力大为削弱，士大夫信心坚定、昂首而立，没有什么忌惮阻碍，风纪肃清，馈赠贿赂的道路断绝。起初，缙绅之士嫉恨他如同仇敌；因议礼而非难他的人十之有九，因嫉妒他的显贵而刺责他的人也十之有九。时间久了，赞成和反对各占一半。孚敬死后，人们看见继孚敬任相的人，思念孚敬，又有十之八九。” 郎说：“傅说只是一个版筑之人，商王却在梦中见到他的形貌；商朝的群臣俯首听从他，为什么呢？张孚敬凭一句话得到皇上的知遇，直到极受尊贵宠幸。如果不是他奋发施展偏激的心性，借助皇上的怒势，尚且不能接近天子而成为宰相。即便如此，他的辩说快捷而放纵，他的才干果断而严厉，他的操守清洁而有作为。了解臣下没有比君主更深的；假如让他先行三揖而进，听取一次意见便退下，开诚布公，集思广益，难道不会成为声名显赫的名臣吗？” 大礼中显贵的七人 △大礼中显贵的七人 桂萼 方献夫 霍韬 黄绾 黄宗明 席书、熊浃 桂萼 桂萼，字子实，安仁人，官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追赠太傅，谥号文襄。桂萼从进士起家，三次调任县令，颇为廉洁，体恤百姓，但喜欢刚强逞气，多次触犯上官，曾被都御史、知府鞭笞责罚，在御史台的黑名单上留下污点不止一次。他与张孚敬并非平素旧交，既因议礼而共同得到皇帝的宠幸，便彼此亲近。桂萼为人险诈嫉妒，行事依据恩怨。他任吏部尚书时，驱逐曾被笞责的都御史，并使其获罪戍边；对知府则只因其有名望，便推荐魏校为国子监祭酒。魏校替桂萼起草奏章，往往精深而符合皇上的心意。孚敬在内阁任职时察觉自己不如魏校，知道后心中怨恨。魏校又与新建伯王守仁争夺声名，互不相让，桂萼便替魏校构陷王守仁，使其世袭封爵被夺。当孚敬进入内阁时，皇上表面礼待杨一清，内心亲近孚敬。等桂萼成为同僚，孚敬便与桂萼共同攻击杨一清，简直想超过他；但桂萼有所建言，孚敬又多加贬抑。桂萼内心又怨恨孚敬，三人鼎足而立、互相诋毁，即使皇上也感到厌烦。孚敬重新任相后，桂萼也被召回，但气势黯淡，再也振作不起来，又请求告假回乡，因病瘦弱而死。桂萼精明强悍、狭隘孤僻，年轻时曾在吴与弼的门人张方门下学习，还是平民时就以学术和经世才能自负。既然得到皇上的知遇，他便挺直自身、无所顾忌；但志向远大而才干不足，所规划的事情多迂曲迟滞，不合实际应用。然而死后他的家产清贫萧然，士大夫中也有很多人敬重他。方献夫 方献夫，字叔贤，南海人。年少时父亲早亡，他努力求学，考中弘治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婚事完毕后回到南方，因病请假，隐居西樵山。正德年间，赴吏部任职，授官吏部主事，升为员外郎。王守仁与他同官，方献夫于是拜王守仁为师，成为弟子。桂萼任相时，严格实行禁止讲学的政策，方献夫却独自与诸公会聚讲学而不停止。他官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去世后追赠太保，谥号文襄。方献夫在诸位大臣中稍为平和，但也容易出仕、容易退处，不屈曲迎合；然而居家时多次与郡国争执，不能始终谨慎自持。霍韬

译霍韬，字渭先，南海人。出生在贫困的村庄，是个穷孩子。十九岁才入小学读书。一两年间，便通晓了各种经书。二十七岁，乡试中式，名列第二。第二年会试第一，廷试列二甲第二。他当时还没有娶妻。回乡成婚后，在西樵山中读书。不久又遭父丧。嘉靖初年，被起用为职方主事。他上呈三份札子参加大礼议，所持见解与张桂相合，只是写成私下议论呈给礼部卿，并没有正式上疏。后来张桂坚持得更加坚决，皇上的心意渐渐有所动摇，于是霍韬跟随张桂之后上疏，极力诋毁礼官。皇上看过霍韬的奏疏后失声哭泣。廷臣更加坚持礼制，霍韬又回到山中。张桂得到重用后，皇上召霍韬起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他多次推辞不出，说：“不敢因为议礼而取得官职。”皇上命有关部门守候催促他。霍韬想到自己生长在海滨，又逢时遇到明主，慨然产生建功立业的志向；每逢有重大政事，便上疏数千百言，多被采纳。只是当面奏对时操南方口音，不善于表达。两郊祭祀的议论兴起后，霍韬遵循高皇帝的祖训，极力主张合并祭祀。世宗说：“议礼是我自己的主意。”霍韬坚持得更加厉害，因此获罪下狱。章圣皇太后从中调解，霍韬也自行认罪，得以获释。遭母丧，服丧期满，被起用为吏部右侍郎。不久转任左侍郎，恰逢尚书职位空缺。霍韬任职六个月，吏治清明，积存的弊病被大为清除。汪鋐来任尚书后，霍韬劝汪鋐公正忠诚地治理官吏，不要像过去那样由尚书独断。夏言任礼部尚书，向来与霍韬不和，只是还没有找到发作的机会。嘉靖十五年，南京礼部尚书职位空缺，正进行廷推。霍韬说礼官关系到礼制教化，应当选择有品德声望的人去任职。夏言说：“没有谁能超过您。”于是请霍韬担任此职。霍韬在南京，遇事便整顿纠正，使科道官折服，科道官不能像从前那样扬扬自得、夸耀自诩。侍郎崔铣说：“霍公才是真正的礼部尚书。”不久，霍韬与邹守益一同进呈《圣功图》，皇上发怒，认为霍韬回护隐讳、讥讽诽谤，但过了很久也没有治罪。加授太子太保，掌管詹事府。他上疏辞谢，说：“百姓生活不安宁，是由于有关部门贪污放纵；有关部门贪污放纵，是由于大臣接受俸禄而不知谦让，升进秩品也不推辞，把自己置于沟渠之中，行为如同猪狗。”皇上怀疑霍韬有所指斥，交给吏部查问。吏部说霍韬并没有指斥谁，只是皇上的恩典，不应推辞。过了很久，皇太子册立，皇上选拔宫僚入朝，任霍韬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务。霍韬死于任上，赐予安葬和祭祀，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敏。霍韬感念皇上的知遇之恩，知道的没有不说的；但他性情率直、执拗而乖戾，所论所建虽然多合时宜，却很不圆通，往往一行动就触犯他人。皇上长期没有册立太子，九嫔张孚敬见皇上常去后宫，请求停止早朝，以示谨慎。居起对霍韬说这是张孚敬亲口私下告诉他的，霍韬便据张孚敬的话抗疏批评皇上，因而与张孚敬冲突；又多次与夏言争论政事，互相攻击，像仇敌一样。顺天府尹刘淑相与霍韬交好，上书揭发夏言的私罪，并说夏言暗中主使皇上。夏言曾推荐霍韬任南京礼部尚书，霍韬对此并不高兴。恰逢夏言因上陵而免于朝见，霍韬与学士道南、学士昌、都御史以平、顺天府尹淑相一同游览银山。过了两个月，淑相因厢长扫帚和钱粮、宿弊等事，请求下令严加禁止，禁令执行得很严。淑相有亲近的人名叫祯，为关说请托，不能得到许可；又不退还厢长的钱，被东厂侦查审讯此事，查出了证据。案件办成后，又牵连审治淑相家的僮仆。夏言有个姻亲费完与淑相同官，倚仗夏言的势力，对淑相十分傲慢。淑相怀疑夏言借费完之手陷害自己，于是也牵连夏言。皇上下诏逮捕淑相下狱。淑相过去与霍韬交好，夏言又怀疑霍韬主使淑相，于是说霍韬游银山是大不敬。霍韬说：“臣与诸位大臣游银山，是因为免于朝见。夏言说臣大不敬，这已经是十恶重罪中应处死的条文了。” 臣请求先说夏言。内阁费宏请赐谥号文宪，触犯了庙号。况且费宏在世时多次遭言官诋毁，夏言起初并未把这些写入议论。法律规定，奏事时回避、增减重要情节而含糊请求施行的，处斩。臣也认为夏言应当按此律治罪。夏言说霍韬先前妄议、阻坏郊祀典礼，臣曾上奏揭发他的私信，使他下狱，评论说他为人像少正卯；这深深触犯了霍韬，霍韬对臣恨之入骨。臣后来两次参与议论边事，臣两次斥责他迂腐。近日按次序推举霍韬为礼部尚书，并不是霍韬的党羽。霍韬对于历朝沿革中自己认为不便的事情，总是谈论诋毁；有时说宣德、正统年间失礼，有时说杨荣、杨士奇破坏制度。这算什么呢？臣夏言曾自行排挤陷害杨一清，暗中害死桂萼，后来凡事擅自作主，却拿谥号一件事来构陷臣，真是多么昏聩妄谬啊！凡大臣的谥号，通常由礼部办理、吏部弹劾奏请；若有特别诏旨则不如此。费宏获得谥号，是皇上特别下旨。宋濂、彭时都谥文宪，也没有避开庙号。皇上慰劳夏言，降霍韬俸禄一级，并罢免淑相为民。张桂离职后，霍韬居家，不与有关部门相互称为治理上的师生。霍韬生前说：“人一出生，君主就治理他；我不在座主面前称门生，也不接受座主成为我的门生。” 考中进士后，他穿着绣衣到吏部观政，说：“有品级、有服色，这是朝廷的章法，不能因此自尊自傲。”他命令僮仆和家人不得尊称他为官人。他曾请求把犯贪赃、赃款满贯而应判死罪的官员一律作为实拟处死，以严惩贪官，恢复高皇帝旧制。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他过于严酷而且迂腐。霍韬的儿子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中，他挑出试录以及举子试卷中的错误，并弹劾收受贿赂的考官，准备上奏；被与他交好的李开先竭力劝止，否则就要成为王文、陈循一类的人了。霍韬平常对门人何世守说：“夏阁老、严尚书都没有得到善终；可是湛若水年过七十仍然参加考满，霍韬便引用乡中先辈丘浚的话讽刺他说：‘我广东的缙绅，不要让人躺着越过岭去。’‘躺着过岭’是说死后归葬。后来湛若水去世归葬时，湛若水曾引用霍韬的话写祭文悼念他。” 黄绾

译黄绾，是黄孔昭的孙子。凭黄孔昭的荫庇，嘉靖初年任南京都察院经历。因议大礼与张桂意见相合，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以病为由辞职回乡。不久被起用为光禄寺少卿，参与修撰《明伦大典》。不久升任大理卿，改任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充任经筵讲官。《大典》完成后，晋升詹事。过了很久，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转任礼部左侍郎。大同军队发生叛乱，反复不定的人挥臂呼啸。代王请求派大臣前去安抚收编他们。皇上命黄绾前往。黄绾安抚聚集流亡者，分别善恶，把所有倡乱党羽都捕获诛杀。回来奏报，符合皇上旨意。服母丧期满后，皇上就在他家中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奉命抚谕安南，还没有出发，便被罢免官职，闲居。黄绾在紫霄山中读书，历经十年寒暑而不懈怠。出山授官后，又以病为由辞职回乡。他跟随王守仁、湛若水讲习性命之学。当时各位公卿都把他看作台阁前辈。他对于国家典章掌故，明白熟悉而且通晓练达；处理吏治和翰林事务，也很有才干敏捷。只是倾向于狡猾地趋利避害，不能专守一节。他起初与张桂同上奏疏，已经看出全朝廷都不满，便自行引退。事情平定后才出任，极力依附张桂，铲除张桂所憎恶和猜忌的人。他曾上书用隐晦的话倾陷杨一清和夏言，后来又依附夏言而反对张孚敬。黄宗明 黄宗明，字诚甫，鄞县人，正德甲戌年进士。宸濠叛乱时，宗明任南京武选司员外郎，提出江防三条策略。武宗南巡时，他上疏进谏。武宗到南京，命百官穿戎服朝见，宗明约集言官当面奏谏。后来兵部尚书乔宇也不奉诏，当时舆论称赞他们。宗明以病告归，后来升为工部员外郎，也没有起任。后来补任南京刑部郎中，出任江西知府，设计擒获宁王宸濠的余党，以符合张孚敬议大礼的主张，因此被铨曹排斥，转任福建盐运使。大礼议论实行后，升光禄卿、兵部右侍郎。编修杨名因论事触犯圣旨，宗明上疏救援，被贬为福建参政。不久召回，任礼部右侍郎。庄肃皇后去世，朝廷议论是否处死有关礼官，宗明极力争辩，转任左侍郎，死于任上。宗明关于大礼的议论，是把朝廷礼制比作武职制度，说太祖制定公侯伯世袭制度，有的由弟弟继承哥哥，有的由叔叔继承侄子，都称弟、称侄，不称子。大礼议定后，许多大臣获罪被驱逐。宗明奉诏陈述政事，又说太祖高皇帝曾说：‘英雄做事，哪里会有深仇？当时委屈自己而采用众人策略、拼死效力的人，都是从前彼此挺角争斗的对手。’ 太祖只是没有仇视那些曾经彼此挺角争斗的人，所以才能坐享成功，拥有天下。陛下统治臣子，具有君主的尊严和父亲般的亲爱；今天诛责斥退，明天又提拔任用，雨露和雷霆，哪一样不是皇上的恩典？谁敢怀恨藏忠而不尽心效力呢？因此宗明虽然与张桂因议礼而起用，人们却认为他没有与张桂勾结的迹象；一时共事的人互相驱策，气势上更加形成彼此牵连、相互率领的风气。席书　熊浃 席书、熊浃，另见。○夏言

译夏言，字公谨，贵溪人。他的父亲□考中进士，任临清州知州。夏言机警聪敏，能写文章，尤其擅长公文奏札。自从参加公车考试时起，就已经声名显赫，有俊秀之才的名声。考中进士，授任行人，提升为兵科给事中，历任都给事中。他多次直言论事，人们争相传诵，也多次得到皇上称许。最后因请求勘察潞州盗贼，皇上更加认为他有才；他又上疏论事，又得到皇上称许。皇上派夏言勘察皇亲的庄田，夏言请求将其罢免，归还为官府公桑地，以便皇后举行亲蚕礼。皇上正在恢复古礼、重新制定旧典，只是还没有顾及亲蚕之事。夏言又迎合皇上的心意，已经请求分设四郊祭祀，更加符合皇上的意旨。张孚敬在皇上面前阻止，未能成功。皇上说：‘我的意思本来就是这样。’霍韬挺身出来争辩，皇上于是把霍韬下狱。夏言仗恃有天子支持，便与张桂、霍韬相抗。皇上敕谕夏言说：‘你任官以来，提出了许多建议，为国为民，很有规劝和补益。耕田、养蚕两件事，朕已经把它们详细告知祖考。成王是周代的贤君，周公还诚恳地反复进言，要他不要贪图安逸。朕是什么人呢？这实在是你的忠心。赐给你四品服色。你应当更加振作心志，尽到职责。政事可不可行，天下治理或混乱，只要有一件见闻，就直率陈述，长期增益先前的功绩，不要辜负朕的期望。’ 因此郊祀工程兴建营造，全都交给夏言负责。夏言也精心办事，凡是栏杆、楯板、砖石的用料，以及坚固厚重、高大宽广的规制，尺寸都安排得有条理。天子更加认为夏言有才，任命他为吏科都给事中。廷臣推荐夏言可以任佥都御史。天子说：‘夏言的才能不止于此。’过了一会儿，任命他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仍兼任都给事中。不久特意升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学士。夏言眉目疏朗，长着漂亮的胡须，声音洪亮，不说楚地方言。每次进讲，皇上越发注目于他。不到两年，升任礼部尚书。夏言只依靠皇上，不与张孚敬、方献夫、汪鋐、郭勋、霍韬等人结为一党，尤其彼此抵触。张孚敬喧闹争执，夏言与郭勋、霍韬更是水火不容。皇上很认为夏言不结党，内心偏向他；缙绅大夫也认为夏言能够抗拒并牵制张孚敬，因而内心向着夏言。夏言任尚书后，告诫本司属官，不要树立交结和援引，不要奔走于贵人门下。吏部郎王慎中因事获罪，被贬出京；仪制郎张元孝、祠祭郎李遂出城为他饯行。夏言弹劾张元孝等人抛下职务去奉迎吏部官员。皇上把他们逮捕，投入诏狱，贬出京师。顺天府尹淑相向来与霍韬交好，通判费完是夏言的姻亲，与淑相不和。淑相有个亲近的人叫祯，收受钱财替人说情，被东厂察觉并逮捕，连淑相家的僮仆也一并捕获。淑相怀疑费完受夏言指使，便上书申诉费完，并揭发夏言的私事。夏言说：‘这一定是霍韬指使的。’于是与霍韬大相争吵。经过查验审问，果然如此。皇上罢黜淑相为民，降霍韬俸禄一级。夏言仍照常处理政事。夏言任尚书时，为皇上营建九庙，制定大禘礼，所拟定的条文都符合皇上的心意。皇上想迅速尊贵他，赐给他一枚银印记，让他密封奏事。考满期还未到，因为督理南郊工程，特加太子太保；不久又进加少保，俸禄加一级。前后多次兼任太子太师，并赐给御书、绣蟒、飞鱼、麒麟服色、玉带，以及金制上尊、珍馐美味、时鲜等物，没有一个月间断。嘉靖十□年，皇子出生，夏言入宫应对，皇上从他帽子上取下花簪，连同白金、文绮等物赏赐给他，于是兼任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夏言推辞，皇上说：‘晚了，爱卿早就应当任此职。’当时李时任首辅，年纪已经老了，朴实忠诚，只是自行主持而已；一切礼仪文书之事都交给夏言，赏赐也与此相称。又过了三年，加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师；上柱国这一勋阶，加在大臣身上，是从夏言开始的。夏言倚仗宠幸而骄傲，张应接待高贵客人时，公开来拜见的人都被留在路旁站着等候，没有人敢进门。闲下来几天才能见到他；进门后只在门内作一个揖，便退下，客人受到轻视，无法忍受。官吏、隶卒也都这样扬扬自得。当时人因此说：‘不见费宏，不知道宰相有多大；不见夏言，不知道宰相有多尊贵。’只有皇上也察觉到了这些事。夏言随皇上谒陵时，行帐失火，延烧到大学士李时、武定侯郭勋的帐篷，皇上亲自交给夏言的封事也都烧毁了。夏言与三位大臣一同谢罪，皇上责问夏言：为什么不专门向皇上谢罪？恰逢皇上巡视大峪，让夏言起草留守诏令。夏言迟缓了这件事，皇上责备他说，夏言因赞成郊礼而很快升官，应当更加勤勉公正以报答恩宠，却常常怠慢不恭；命他交还先前赐给他的银印记和历年谕帖。夏言上疏认罪，并说银印上的文字出自皇上特别褒奖，诸谕帖都是皇上亲笔书写，属于谋诰一类，本应流传天下。只是臣一时遭逢际遇，实在是私家子孙百世的珍宝，希望皇上最终赐给臣，使它至死仍不朽。皇上认为夏言有意磨灭事实，又责备他，夏言惶恐地交还了。过了几天，皇上的怒气消解。此前革去他的勋阶和少师之职，让他以少保兼尚书致仕。到这时又恢复少傅兼太子少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阁，照旧任职。夏言上疏谢恩，皇上高兴，命他尽心辅佐赞助，凡事秉公持正，也消解众人的怨愤，不要辜负朕对你的简拔任用而已。夏言又上疏谢恩，说臣自处不敢落后于他人，一心想要孙立，众人便忌恨他了。皇上不高兴，又责问他。夏言的奏疏有涂抹修改，皇上又认为不恭敬，亲手在上面涂改。过了几天，皇上召夏言，说：‘太阳已经移过辰时。’夏言还没有进入内阁，皇上发怒说：‘夏言放纵安逸，怎么能够率领百官？朕顾念左右旧臣，情义深重，所以宽宥你。’又过了两年，九庙发生火灾，慈寿皇太后去世，夏言长期患病卧居家中。皇上询问皇太子为皇太后应当穿什么丧服，夏言上疏回答错误，又受到圣旨严厉责备，命令他罢职致仕，并告诫群臣不要效法。过了一个多月，又恢复了他的职务。第二年春天，夏言考满九年，恢复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勋阶和兼任官职照旧，宴饮赏赐更加优厚。皇上称赞夏言声名、德望宏伟，学问广博、才华宏大，命他更加竭尽良策，以弥补不足。然而他最终还是不像张孚敬那样受到尊礼。夏言有所论奏，条理通畅而严整，文辞充沛。但也不敢像张孚敬那样强硬直率。皇上在西苑奉事上玄，把用香叶束发巾、皮帛鞋赐给夏言。夏言说：‘人们正瞪大眼睛看着我，难道还要给他们增加谈论我的话柄吗？’

译皇上听到后发怒，命夏言出京。夏言说：‘必须有皇上的旨意。’皇上赐给夏言一匹马，让他在苑中行走。夏言乘腰舆进入慈庆、慈宁二宫，那是昭圣、章圣两位太后过去居住的宫殿。皇上想为皇太子另立一宫，郭勋请求改其中一宫作为太子宫，皇上心里不同意。夏言与皇上的心意相合。有一天，皇上突然问太子宫应当怎样营建，夏言忘了先前的说法，想到工役烦重，便又按照郭勋先前的请求回答。皇上更加愤怒。皇上营造大享殿，派内监忠负责监视；按规定应当有诏令，夏言却没有进呈诏令草稿。皇上再次发怒，责备夏言当面阿谀、背后诽谤，革职闲居。夏言长期显贵掌权，家产富厚，屋宇高大、雕梁画栋，园林池沼宽广优美；妾侍、亲近侍从和乐工都精心挑选，服饰、车乘和膳食都如同王公。起初，海内缙绅以为他还会重新起用，馈赠接连不断；后来皇上渐渐不召见他，馈赠也渐渐稀少。监司、守令有时不能全部酬答。夏言平日忧郁不乐，遇到元旦、圣寿，便上表庆贺，自称‘草土臣’；皇上只答复知道了。时间久了，皇上渐渐怜悯他，又恢复他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职务，仍令他致仕。当时，代替夏言任职的翟銮获罪离去，接替翟銮的是严嵩。严嵩最得到皇上心意，而同事大臣许赞、张璧因年老有病，有的罢职，有的调任。严嵩独自任首辅，皇上隐约听说他专权，特意再次召夏言起用，这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入朝觐见后，皇上把他的勋阶、勋爵、官职、品秩全部恢复。当时严嵩已经任少傅兼太子太师，于是也给夏言加授少师，以表示两人同样受到尊重。起初夏言与严嵩是同乡，称赞并听从□。夏言突然显贵后，严嵩反而降低身份侍奉夏言，唯恐做得不合适。夏言却只是把严嵩当作门客豢养而已，而严嵩已经暗中谋划排挤夏言，夺取他的职位。夏言罢相时，严嵩把夏言在朝中的亲信党羽全部斥退。到这时，夏言也把严嵩的人全部斥退。严嵩表面默默无言，内心怨恨很深。按旧例，阁臣每日供应酒食。会餐时，夏言自己带来很丰盛的厨馔，不吃每日供应的食物；他与严嵩面对面坐着，却也不给严嵩食物。起初海内的人都怨恨严嵩，相信他的儿子严世蕃横行放纵，庆幸夏言能够压倒严嵩并制约他。可是没有过多久，夏言便开始报复恩怨，行事更加肆意。御史陈其学因盐法之事弹劾京山侯、原都督同知王炳，夏言拟定诏旨命陈其学服罪；这些人都造作言辞请求死罪，并有所进献财物。王炳来到后长跪求解，因而这些人都与严嵩结为一党。严嵩谋划构陷夏言时，皇上身边的小宦官来拜访夏言，夏言把他们当作奴仆看待。小宦官到严嵩那里，严嵩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请他入座，并把黄金偷偷放入他的袖中。小宦官因此争相亲近严嵩。皇上有时派小宦官夜里窥看夏言和严嵩值宿的情形：夏言年老疲倦，沉醉后就睡下；严嵩却特意点灯，批阅青词。皇上把撰写青词的事务交给夏言，夏言往往交给门客办理，门客才力虽多，却把所作之文写得草率。后来又进呈夏言所作的青词，夏言连先前进呈过的草稿都忘了。皇上有时把夏言的青词扔到一边，左右近臣也没有人答复。夏言听说后越发精心专注，严嵩也更加用心，皇上便更加喜爱严嵩。又过了一年多，河套之事发生。陕西三边总督都御史曾铣，是个有功名的士人。此前曾以御史巡按辽东，平定辽阳兵变，当时舆论称赞他的才干。曾铣自负才能，认为天下没有难办的事。到这时，他请求驱逐虏寇，收复河套。夏言估计皇上一向赞成这一任用，便秘密上疏称赞曾铣忠诚果断，主张采纳他的意见。皇上也认为可以，但又认为我方本来就敌不过虏寇。奏疏交给兵部后，兵部很久不敢决定答复。皇上产生怀疑，秘密询问严嵩。严嵩乘机说不可行，皇上又问夏言，夏言也不敢支持。于是皇上下令群臣议论。当时严嵩已经揣知皇上的心意，便公开说不可行，又说臣充任辅政官不过是凑数；如此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自己不能预先匡正。与他同官的臣子平日对其他政事效劳很多，还可以不斥退；唯独臣没有丝毫补益，应当公开斥退臣。皇上于是更加疑惑，夏言、夏言惧怕不能幸免，上疏说：臣愚昧地认为，匈奴不过是汉朝的一个大县罢了，何况如今国家全盛，正值皇上中兴之时，略微显示威武，把他们驱逐出河套，也许可以使边疆长久安定。所以臣不顾固陋，冒昧拟定曾铣的奏疏。陛下好生的大德、驾驭远方的宏大谋略，不是臣愚浅的见识所能窥见万一的。但臣与严嵩多次讨论这件事，从来没有不同意见。如今却先点出臣的名字具奏，仿佛是自我弹劾，专门把责任推给臣。幸而军队尚未出动，圣谕已经先行公布；否则臣真不知道死在哪里了。皇上责备夏言强迫君主、胁迫众人，欺诈地声称皇上的意旨一定会实行。严嵩又上疏说：臣虽然与夏言共同掌管机务，不过是充数而已；不但这件大事，连平常政务也一向不知道。夏言想把皇上的意旨显露于外，又向曾铣表示皇上亲厚他。夏言拟定诏旨准许曾铣出兵，臣只是用手在臣属的名字上署名罢了，廷臣都认为皇上的意思一定要实行，没有人不恐惧。臣又错误地猜想皇上另有谕旨告诉夏言。昨天承蒙皇上把兵部会奏交下来，夏言独自留了三天，后来才从袖中拿出密奏，让臣看了一遍，随即写入奏疏，连一句话也没有与臣商量。夏言每次票拟都忌讳臣插手，常常在值所直到半夜才办完。臣愚昧鄙陋，不敢列入夏言的班次，请求赐臣罢黜。夏言十分恐惧，上疏说：臣的职位和言行确有错误；先前严嵩自称与臣一同受卷、知机务，发誓共同报效，臣不知道他的内心已经与臣不同。臣每次入值，都再三邀请严嵩，大多不肯来；即使来了，也含糊不表态，却反而说臣不让他知道，臣所展示给严嵩的事情就是这些。奏疏还没有写成，臣本想与严嵩商量，严嵩既不表示可否，反而故意把责任推给臣。中臣可能遭遇祸患，臣死不足惜，但国家体统怎么办？皇上发怒，削夺夏言的官职，让他以尚书致仕；但本来没有打算杀他。夏言离开后，宫中流传流言，说夏言心怀怨望。先前不奉戴香叶巾，是为了朝廷，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身家。皇上更加愤怒。恰逢此前咸宁侯翟銮以总兵官镇守甘肃，贪婪放纵已久。曾铣向翟銮索取兵马用于防秋，翟銮不答应，曾铣便上奏参劾翟銮，逐条列举他的违法情状，皇上有旨将翟銮逮捕，投入诏狱。到这时，翟銮上书为自己申辩，严嵩便顺着翟銮的意思，代翟銮起草奏表，说曾铣收受夏言贿赂，内外勾结作奸，让他的儿子曾淳先后带着数万金，托称是夏言的妻父苏纲送给夏言，用来妄议开边；前后掩盖败绩，错误地企图获得大福。皇上把曾铣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和法司审理，没有人敢替他解脱。皇上最终判曾铣死罪。曾铣在途中追捕夏言，夏言在车中听到曾铣所获罪名，惊得从车上跌下来，说‘完了’，又上书申明自己，说翟銮的奏表出自严嵩。皇上发怒，不予理会。这年冬天，夏言在市中斩首，他的妻子和子女流放二千里。宫中的流言，有人说是严嵩散布的，有人说严嵩秘密上奏，援引汉朝诛杀翟方进的旧事，于是皇上心意决定。翟銮从此厚重贿赂严嵩，两人深深结交。穆宗初年恢复夏言的官职，追赠谥号文愍，赐予祭祀和安葬。夏言的妻子苏夫人，是继妻，也有才貌。夏言宠爱她又畏惧她，因此她的父亲苏纲与父亲苏通勾结关说，谋取奸利。夏言有个妾怀孕七个月，苏氏嫉妒她，把她嫁给民间人家，生下一个儿子。夏言死后，苏氏召他到自己家中安置；这个孩子相貌很像夏言，而且还取得了官职。后来因病去世。

译郎说：“嘉靖中期以后，任宰相的有夏贵溪、严分宜两人。贵溪起初任给事中，显赫地显露才干，发誓不在权贵之间奔走。到了分宜，也谦逊有礼地有所输送，难道不都是君子吗？却不能保全自身，一同遭遇祸患。夏言把皇上的宠爱当成自己的私有物，性情高峻而渐渐流于不逊；严嵩卑下而最终沦为不忠。皇上发怒、众人愤恨，都是由此而来。” 《名山藏》卷之七十三 ●《名山藏》卷之□□□ 晋江何乔远撰 《臣林记》（嘉靖臣三） ◆《臣林记》（嘉靖臣三） 林俊 孙交 彭泽 乔宇 席书 胡世宁 李承勋 吴廷举 何孟春 林俊　　孙交　　彭泽　　乔宇 ○林俊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是唐代林蕴的后代。岳正任太守时，林俊还是童子，便被岳正赏识。成化十四年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升任署员外郎。僧人继晓凭借秘术得到宠幸，皇上从内帑拨出数十万，为他在西华门修建永昌寺。而太监梁芳主持此事。当时言路长期闭塞，台谏官噤声，没有人敢说话。林俊上疏说：‘臣听说修炼养生之说，怪诞而没有凭证；佛氏的教法，虚幻妄诞，没有可取之处。所以这种事在尧、舜、禹、汤的时代从未出现，它的荒诞言论却常常见于唐、宋儒者先贤的论说中。臣谨按，僧继晓本是一个卑劣的小人，多方钻营攀附，错误地蒙受特殊宠爱。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对他咬牙切齿、唾骂不已，他却敢于肆意妄为、毫无顾忌，迷惑扰乱圣明。大肆动用内库修建佛寺，把财物填入无益之处，使陛下走上唐宪宗、梁武帝的旧路。居住者迁移毁坏，劳作者不得休息；这对于圣上的寿命未必有益，对于国家国运未必能延长。却使百姓生活不安，边境不得安宁。太监梁芳倾覆阴狠，排斥忠良、进用奸佞，欺骗蒙蔽皇上像赵高，奢侈像石崇。几年来以进贡、买办为名，盗取祖宗百余年积存的府库，几乎耗尽；家产堆积如山，尚且不止。各处风波骚扰超过往日，汪直推荐进用继晓，暗中谋求建寺，对外却说是阶下之臣想要这样做。’ 天下如同人的身体，贤才是元气，财物是骨肉，小人是疾病。梁芳耗损元气，削弱骨肉，又引入疾病，使身体更加危险。臣认为如果不杀继晓，天下的祸患就无法估量。即使把梁芳碎尸万段，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如今从大臣到百官，没有不想吃这三个奸人的肉，却最终不敢说话，只是爱惜官位、害怕死亡罢了。臣并不是异于常人的人，私下想到牛耕田、狗守门，微小的走兽尚且凭劳作取得食物。臣吃陛下的俸禄已经七年了。臣若使这番劝说得以实行，便可以泄天地神人的愤怒，快慰祖宗之心，彰显陛下仁圣之主的名声；这就是臣平素没有劳绩而接受君主供养，今天以此报答。’奏疏送入后，皇上下令交锦衣卫狱，杖责三十，贬为姚州判官。后来府经历张黹友进言说：‘如今三边尚未安定，四方灾旱，万民愁苦，有俸禄的大臣只怕宫殿之下不能全听到民情、时事不能全被陈述罢了。如今进言反而获罪，臣也将不敢说话了。请求宽恕林俊的愚直，以表彰忠诚正直。’张黹友也被下狱，贬为师宗州知州。起初，林俊被锁在吏舍，写奏疏的吏员大为惊骇，叩头哭说：‘奏疏一送入，我们彼此都要死。公因为义气激发，或许甘愿如此，为什么要连累小吏呢？’林俊说：‘死由我自己承担，不会牵连你。’ 林俊的妻子察觉了这件事，却不敢以进谏阻止。侍讲吴希贤与林俊交情深厚，便让仆人告诉吴希贤来劝止他。林俊说：‘我的志向已经决定了，死后烦劳您替我传扬一次名声。’于是投进通政司。通政司吏员张某屏退众人阅读奏疏，读后叹息说：‘您的话非常正直，在雷霆之威下还应当再想一想。’林俊说：‘我已经想过三遍了。’这两人的直声大为震动京城，京城中有人把奏疏草稿配图印出出售。人们因此说：‘御史在刑曹，黄门从后府出来。’这是成化二十年。第二年元旦发生星变，皇上有所感悟，重新叙用林俊，恢复他南京刑部的官职。孝宗即位后，廷臣交相推荐，提升为云南按察副使。南京御史姜绾等人因守备太监蒋琮弹劾上奏，许多人被降职。林俊上章为他们论辩救援。第二年因推荐升任本司按察使。又过一年调任湖广。繁内臣因事来到辖境，按惯例应有馈送，林俊独不馈送。因此吏部多次拟定升迁，却没有得到批复。恰逢境内发生雨雪灾异，林俊上疏说：‘臣私下看见，湖广一省自弘治六年十一月以来，连续下大雨雪；从二十九日夜至十二月初四日夜，连续发生大雷电、暴风雨，冰雹和霰交相而下，阴雾使白昼昏暗，雨水结成冰，胶结缠绕，折裂震动原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鹰因饥饿而依附人，老虎因困窘而进入市场，其他禽兽都可以徒手抓取，牲畜几乎全都冻死；柴米价格暴涨，军民僵卧而死。地方发生的这种变化，实在是非常灾异；刑罚这种事情，最容易招致灾祸。臣主管刑狱而无所作为，死也不足以赎罪。然而按臣的私下想法，还怀疑另有原因。贵州借调官军、借运粮饷，军队苦于战斗，百姓疲于运输，都匀的征发，势必有不能承受之处，这正是臣心中怀疑的地方。臣又看见兴岐二王营造府第，役费太大；近来吉王府又增加营建。府第过大，容易滋生骄奢。浅近地说，初次营建艰巨，日后修缮就困难；居住者处境寂寞，疾病也容易发生。臣担心兴岐二府应当小而不应当大，吉府应当修缮而不应当重建。又应当遵循宁、襄、德三王府的旧例，房屋都使用同样的瓦，不要使用琉璃和白石雕刻的栏杆等物，并且把这些定为成法，广泛告谕亲王。这样既不失陛下在内对亲属亲爱的恩典，也不失在外爱护百姓的仁德。臣听说直隶、河南、山陕、江浙、川、贵各地都降大雪冰雹，树木上结冰。臣又有疑问：雨属阴，雪是雨中的阴气，雹也是阴气。大雪连续数月而且范围广大，又降冰雹，这是阴气过度。雷雹不应在冬天出现却出现，不应与降雪同时出现却同时出现，不应各郡同时出现却同时出现，说明阴气逼迫阳气，已经急迫而严重。火属于少阳，阴气逼迫阳气，便都是阴盛的征象，是长期严寒的惩罚。陛下应当静默思考，广泛考察，深究灾祸的根源。阳代表君主、德行、内、君子和中华；阴代表臣下、刑罚、外、小人和夷狄。这是古代的论说。’奏疏上呈后，不久林俊便以疾病请求退休，得到圣旨，暂且准许回乡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