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日抄卷四

译钦字

东作

《说文》解释说：“春季月份，一年的农事刚刚开始兴起，这是应当着手做起的事情。”然而，如果将“南讹”、“西成”、“朔易”与之类比，似乎有疑问。这是因为“平秩”主要是从人事的角度而言，而“东作”则是从时节到来、气候相应、万物兴起的角度而言，“作”字就像泥土肥沃、隆起的样子。

译期三百六旬有六日

三百六十日，是一年的常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天体运行速度快，通常一天绕一周而过一度；太阳运行速度慢，不到一度。积累三百六十五天有余，才与天体相会。对比三百六十日，多出五天有余，这叫做气盈。月亮运行尤其慢，一天通常比天体慢十三度有余。运行一个月，才与太阳相会。十二次相会得到完整的三百四十八天有余，对比三百六十日，缺少四天有余，这叫做朔虚。合并气盈和朔虚而产生闰月。蔡氏的解释极其精当。

舜典

人心惟危一章

这一章就是尧曾经传授给舜的话，舜重申并传授给禹，而且更加详细罢了。尧传授给舜说：“真诚地把握中正之道。”如今舜在“真诚地把握中正之道”上面加上“危微精一”的话，大概是为了让他审慎选择而能够把握中正之道。这是训导的话，都主要依据尧的“执中”这一句话而阐发。尧传授给舜说：“四海百姓困苦穷乏，天赐的禄位就会永远终结。”如今舜在“天禄永终”上面加上“无稽之言勿听”直到“敬修其可愿”，又是为了防范警示他，使他不至于陷入困苦穷乏而永远终结。这是告诫的话，都主要依据帝尧“永终”这几句话而阐发。执中的训导，是正面论述；永终的告诫，是反面论述。正反相互依存，章法严密贯通。大概是舜把起初从尧那里得到的训诫，以及平日在尧的训诫上用力而自得的东西，全部传授给禹，让他知道如何把握中正之道而不至于永远终结。哪里是为了谈论心而设立的呢？近世喜欢谈论心学，舍弃全章的本意而单独论述人心和道心，甚至只摘取“道心”二字而直接说心就是道，大概受禅学影响而不知道自己离尧舜禹传授天下的本意已经很远了。蔡九峰撰写《书传》，曾经叙述朱文公的话说：“古代的圣人要把天下交给别人，没有不连同治理天下的方法一起传授的。”可以说深得这一章的本意。九峰虽然也以此来阐明帝王的心，但心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他的说法本来就是合乎正理的。后来把这部《书传》进献给朝廷的人，于是用“三圣传心”作为说法，世上的学者就把这十六个字指为传心的关键，而禅学者借此作为依据。我认为：心不需要传授，流行于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没有不同的，是理。理具备于我们心中而验证于事物，心是用来统摄这个理并辨别是非的，人的贤良与否，事情的得失，天下的治乱，都在这里判定。这就是圣人之所以在危微精一之间仔细考察，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没有一件事不合乎理，而没有过分或不及的偏颇。禅学源于庄子和列子，滑稽戏谑，肆无忌惮的话，害怕理显露出来，他们丑恶荒谬，凡是圣贤经传中谈论理的话，都认为是害自己的工具。所以把理当作障碍，而单独指出他们的心说：“不立文字，单传心印。”这大概是不想谈论理，为此找借口，推给不可究诘罢了。圣贤的学问，由一心而达到天下国家的用处，无非是至理的流行，明白透彻人人所共同经历，跨越千年超越宇宙，有不期而然相同的，何来传授之说？纵然以舜传授给禹，有人心、道心的说法，可以说传心。如果尧传授给舜，只说执中，不曾提到心。又怎么能用传心来说呢？俗说浸染，即使是贤者有时也不能不沿袭使用那些话，所以僭越地写下我的见解如此。

皋陶谟

无教逸欲有邦

汉王嘉上奏封事，引用《尚书》说：“无敖逸欲有国。”刘元城怀疑敖字转写成了教字。

禹贡

海滨广斥

古说认为斥是斥卤，蔡氏的解释引用许慎说：“东方叫做斥，西方叫做卤，而说斥卤是咸地。”我认为：《管子》说斥是生长薪柴的地方，卤才是咸地，与斥不相干。如今嘉兴府濒海的人把产芦苇的地方叫做斥堑。

三江既入

三江的说法极多，程尚书全部驳斥那些说法，主张苏氏的说法，指豫章江为南江，来补足经文中江北江的数量。我认为，豫章江在经文中不曾称为江，如果真如他的说法，那么三江都在上游，与九州有什么关系呢？蔡氏驳斥他的说法，而主张庾仲初《吴都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流入海的是娄江，东南流的是东江，连同松江为三江，那地方名叫三江口。《吴越春秋》所谓范蠡乘船出三江之口就是这里。蔡氏的说法是对的。我认为，《越绝书》说：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是越国讨伐吴国的路。五湖既然就是今天的太湖，那么三江难道会在今天的松江之外吗？又《秦语》说：越王在三江之浦擒获他。《越语》记载子胥说：三江环绕，百姓无处迁移。等到越国想要释放吴国，范蠡劝谏说：与我争夺三江五湖之利的，不是吴国吗？那么三江与五湖相连，又可知了。然而我曾经泛舟松江到海口，没有看到《吴都赋注》中的娄江、东江。《吴志》记载青龙江、白蚬江，现在都堵塞了，暂且记录它们来辅助蔡氏的说法。

泾属渭汭

古注认为水内为汭，众儒都跟随这个说法。蔡氏的解释独以泾、渭、汭三者

译都是水名，而汭水流入泾水。我按：如果依照古人的说法，泾水流入渭水之中，而漆水、沮水既与沣水汇合，都是针对渭水而言的，文意都协调。如果把汭当作一条水名而流入泾水，那么说泾水属于渭水之汭，这是泾水既流入渭水之汭，又流入泾水，下文漆水、沮水跟随沣水、水相汇合，究竟是谁跟随、谁汇合呢？况且经文说“泾水属于渭水”，却又说“汭水流入泾水”，文意恐怕相反。又下文说“在渭水之汭设防”，如果是两条水就不会用“防”来表述了。恐怕“渭汭”是合称，应依从古人的说法【《职方氏》说“其川泾汭”，易氏解释说：“汭不是《禹贡》中的汭，《禹贡》所说的汭都是水内，这里是水名”】

译东面是北江。

蔡邕所说的北江，不详其故，我推测是因为汉水从北面流入大江，所以这样说罢了，并不是另有北江。

向北到南方，推广声教。

古注在“声教”处断句，各家都遵从它。我的朋友蒋荣甫说：“从前徐履去参加考试，路上口渴求水，村舍里有一位老读书人，教四五个孩童把‘朔南暨’断为一句。徐履指出他的错误，老读书人生气地说：‘难道只有北方和南方涉及声教，而东方和西方就没有关系吗？’东方和西方都有明确的界限，所以用海和流沙来指代。北方和南方地域广阔，所以用‘暨’（至、及）来表述。而下文总括说声教遍及四海罢了。如果像众家所说，应当说‘声教暨朔南’，怎么会说‘暨声教’呢？”徐履采纳了他的说法，在南省考试中夺魁。

征

只有仲康开始统治四海。

林氏认为后羿废黜太康而立仲康，而仲康刚即位时，就能命令诸侯出征，掌握六师以振作兵权，使仲康完全失去权力，那么后羿篡夺夏朝，难道要等到伊相之后才敢吗？我查考史书记载太康失国，太康去世，弟弟仲康继位。如果真是废黜太康而立其弟，难道要等到太康去世吗？近世烛湖孙季和主张薛常州士龙的说法，认为薛常州考证地理，后羿抗拒太康占据都城，太康不知下落，仲康于是到洛地自立，就是现在的拱州太康县。仲康既然在五弟之列，在洛水之滨等待，不在旧都，不是后羿所立，很明显了。这是太康失国自在河北，仲康另立自在河南。仲康去世后继任的是后羿，让他儿子浇在河南侵犯伊相，伊相迁到帝邱，后来终于被灭。伊相之后亲自逃归有仍，生下少康，夏朝于是中兴。这个说法与经文“退守于黄河，五个弟弟护送母亲跟随他”的说法相合。林氏的说法虽然避免了后羿假借王命攻击异己的嫌疑，但不如薛氏的说法辩驳有力。

臣扈

蒋荣甫说他的伯父尚书曾经听前辈说，扈是启的同姓诸侯国，看见尧舜都禅让给贤人，而启却继承禹位，扈不服从，在甘地大战，从此直到夏朝四百年都不臣服于夏，直到商汤讨伐夏朝，扈才来臣服于商，所以作《臣扈》之书。商汤放逐桀于南巢，巢国不义的结局，商朝六百年不来朝拜，直到周武王讨伐商朝，巢伯才来朝拜于周，所以作《旅巢命》之书。这就是他的说法。他曾经在经筵向先皇帝理宗奏报。

仲虺之诰

只有惭愧的德行，说：“我担心后世把我当作话柄。”

商汤不得已而讨伐夏朝，自己感到惭愧。这颗心像青天白日一样，这就是惭愧的德行。这难道是实际的德行吗？

继承禹的旧业

古注说：“继承禹的功业，统辖他原来的臣服之地。”大概是指辅佐完成五服的臣服，以继承拥有天下而言。蔡邕解释为继承禹旧时所服行的，恐怕也是寄托义理罢了。本文未必如此，应当遵从古注。

商汤接受天命，使他的军队显赫；选拔贤人依附权势，确实有很多追随者。

吴氏认为“用爽厥师，简贤附势”意思不连贯，怀疑有脱漏错误。我查考：上文说天命商汤讨伐夏朝，下文说与夏桀同恶的人不乐意。如果只依据这两句，似乎不连贯；如果结合上下文，未曾不连贯，有什么脱漏错误呢？

小大恐惧，无不畏惧于无辜

我查考：商汤誓言说“现在你们会说‘夏的罪过怎么样’”，这是商汤的众人安于商汤的德行，认为桀的暴虐无如我何。这里说“小大恐惧，无不畏惧于无辜”，这是桀的众人都痛恨商汤，而商汤的众人都震恐。两种意思正相反。大概《汤誓》是誓众的言辞，当时必定众人言论还有不同的，所以商汤这样晓谕他们。仲虺是宽释商汤惭愧德行的言辞，认为夏商已经势不两立，讨伐夏朝不是商汤能自主的。意义各有所在，不应当因文字而损害辞意。

盘庚

你凭什么生在上位

古注，认为“上”是人，“上”大概指在位而言。各家遵从它。蔡邕解释，认为“上”是天，我恐怕“生在天”三个字文意不安。如果从百姓的角度来说，认为“上”指耿邑，还可以。如果说：你现在不迁都，将要毁坏，怎么能生育于其上呢？

说命下

我小子从前在甘盘那里学习，后来就逃隐于荒野，居住在河边，从河边到亳，直到最后没有显达。

古注认为高宗自己说既学习而中途废业，逃居田野河洲，他的父亲让他居住在民间，了解民事的缘故。苏氏开始认为甘盘逃隐于荒野，而各家多遵从它。蔡氏认为《无逸》说高宗从前在外劳作，于是与小人在一起。《国语》也说武丁进入河地，从河地到亳，与此都相合。如果以“台小子”的语气脉络推究，苏氏的说法不对。这个论断精妙，世上还有不喜欢他说法的人，认为“暨厥终罔显”不是用来形容高宗的。我查考蔡邕说高宗历数废学的原因，而感叹他的学习终于没有显明，他的说法也本于古注，起初不是蔡氏自己的说法。而且自己说学习没有显明，而下文“寻求傅说，只有教导我的志向”，文义极顺，无可怀疑。如果认为是甘盘逃去而没有显达，那么上文既说“居住在河地”，又说“从河地到亳”，踪迹历历分明，怎么能说没有显达呢？而且苏氏虽然以逃隐荒野为甘盘，而小苏氏作《古史》，也以逃隐荒野为高宗。

高宗肜日

天已经降下天命，端正他的德行

高宗举行肜祭，而有野鸡鸣叫的异象，祖己于是训诫说，天对于百姓，降下寿命长久或不长久，只看他的义理如何

译上天既然信任他的命令，赏罚没有差错，而百姓还以为上天拿我没办法，这是百姓的愚昧。君王侍奉上天，正是这样罢了，丰厚的祭祀有什么益处？这是《肜日》一篇的大旨，而古注已经把握住了。蔡氏怀疑高宗的祭祀，如同汉武帝在五畤祭祀祈求年成、请求天命的事情，认为“孚命”是天用灾异来谴责告诫他；认为“言民”是不敢直接指责高宗而借百姓的话来说，恐怕都是主观臆测罢了。这本书明确说“常规祭祀不要对亲庙过于丰厚”，蔡氏也明确说“昵是亲庙”，怎么会有像汉武帝五畤祭祀那样的情况呢？近世忽视汉唐的古注，却想要自己生发义理，所以有时思考过度就会这样。

译微子

我旧云刻子

王充《论衡》记载为：“我旧云，孩子谓识纣恶于孩子之时。”

观政于商

古代注疏与各家学者都认为这是观察商朝政治的善恶，有人认为这是观察军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蔡氏以《商书》中“万夫之长”可以观察政治为依据，认为通过诸侯的归附或背离来观察商朝政治的得失，恐怕还不如古代注疏那样直接明了。

商罪贯盈

“贯”是串起物品的名称，即现在钱串子的“贯”。“贯盈”指积累到了满溢的程度。古代注疏说“罪恶的串绳已满”，这是正确的。蔡氏将“贯”解释为“通”，恐怕“贯通”与“贯满”各自有不同的含义。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古代注疏说：“百姓有过错，在于我教化没有到位。”蔡氏说：“过，是责备的意思。百姓责备我不正，这是商朝的罪过。”这种说法虽然对于讨伐商朝来说很顺理成章，但“在”字没有着落。从语意脉络来看，应当遵循古代注疏的大意，不过是自任天下责任以讨伐商朝，意思也不相违背。

王乃大廵六师

蔡氏说：“天子有六军，当时武王尚未具备六军，在《牧誓》中叙述三位卿士，可见这里说的‘六师’，是史官的措辞。”我认为：《牧誓》所叙述的三位卿士，是指友邦冢君之下的三位卿士，怎么能作为证据呢？如果武王只有三军，史官怎么能增饰为六师？而周王出征时率领六师，诗人又是指什么而言呢？我私下认为，历数有归属，天人相应，武王既然可以讨伐纣王，为什么唯独不可以有六师呢？然而年代久远无法考证，暂且依照经文来诵读。

洪范

王省惟岁【止】月之从星一章。

有人说，这四、五纪的文字错简在八庶征之后。因为九畴都有演辞，唯独四、五纪没有。从“王省惟岁”以下，正是叙述四、五纪的说法，而与庶征无关。将这段文字移到那里，文义才顺畅。

二曰富

五福不说贵而说富，大概是因为三代的制度，尊贵的人开始富有，说富有就知道他尊贵，这就是所谓用俸禄来驾驭财富。贫富贵贱，分离为四，起于后世，不能制约爵位俸禄的缺失。游氏《礼记解》说：

五曰恶六曰弱

古代注疏说恶是丑陋，弱是羸弱。蔡氏将恶解释为刚的过错，弱解释为柔的过错，恐怕应当遵循古代注疏。

金縢

我之弗辟

古代注疏说辟是法。蔡氏依据郑康成的读音，将辟读为避，说管叔散布流言，周公避居东都，等到成王迎接周公西归，管叔、蔡叔恐惧而反叛，成王才命令周公出师东征，以此来表明周公的心意，很好。但是年代久远，恐怕难以确凿言之。《尚书》说：“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没有看到归来后再出师东征的次第。如果居东只是躲避流言，那么“罪人斯得”也不应当紧接着“居东二年”之下。郑氏在《七月》诗序“周公遭变”也注说：“管蔡流言，辟居东都。”《正义》说：“周公避居东都。”史传中没有这件事。我认为：管蔡散布流言的时候，还没有东都，不知道郑氏根据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依照古代注疏将辟解释为法辟的辟，那么《蔡仲之命》说：“乃致辟管叔于商”，正与这里的“辟”字相同。

康诰

周公初基【止】乃洪大诰治

各家都认为这是成王命令康叔，因为篇首有周公的话。然而成王称叔为小子，封称他的祖父文王为文考，并且称他的父亲为寡兄，都不通顺。现在蔡氏认为篇首是《洛诰》的错简，“王若曰”以下是武王命令康叔，文意才相合，没有大见识达不到这一点。又说《梓材》不是命令康叔的书，大概是错简，这也是对的。因为只有篇首“王曰封”几句话是命令康叔，“今王惟曰”到“子子孙孙永保民”都是臣子告诉君主的言辞，非常明显。

酒诰

尔大克羞耉惟君

古代说法是养老君之事，蔡氏说惟君未详，且应当遵循古代说法《召诰》。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徳

古代注疏说：“敬是所不可不敬的德。”蔡氏说：“所是处所的意思，如同‘所其无逸’的所。”王能以敬为处所，那么无处不居敬了。古代说法作一句读，“所”作虚字解释；蔡氏说法作两句读，“所”作实字解释。然而古代注疏不费力。

洛诰

朕复子明辟

古代说法是成王年幼，周公代为君辟，到这里归还给成王。蔡氏以《康诰》篇首“周公告作新大邑于东国洛”一章作为《洛诰》的篇首，而将这一章作为周公派遣使者告诉成王，复是复命的意思。复明辟，是称成王的言辞。成王未曾有一天不居君位，何须等待归还？王莽居摄，暗中转移汉室政权，都是儒者误言“复辟”，由此引发的。我认为这种说法不仅考证正文文义，对于天下后世的名分大义也有功劳。

命公后

旧说认为《洛诰》中命公后的话是周公想要明农，而成王为周公在鲁国立后以留住周公。蔡氏说成王回到镐京而留下周公在洛邑，如果封鲁则已久，在周公东征之初，已有鲁国见于《费誓》了。旧说《多士》本书序认为成周建成后，迁移顽民，蔡氏说迁移已久，这是周公治理洛邑而告谕的话。我认为成周即

译如今洛阳，就是洛邑的下都，负责治理的大臣如君陈、毕公都居住在那里。《毕命》篇中说：“现在我恭敬地命令您以周公的职务行事”，又说：“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始，君陈能够和谐地维持，只有您能够完成终局”，那么周公治理洛邑是毫无疑问的。这些都与蔡沈的说法相合，大概是因为朱熹及其师友们的考证非常精审的缘故。

译无逸

君子所其无逸

近代的儒者们都把“所”解释为“处”，把“为”解释为“说”，认为君子以不安逸为所说，道理虽然精微，但我恐怕读得太重于本文了，这似乎是立说时产生的意思。大概《无逸》这篇书最为明白，全篇没有一句话隐藏意思，用字像后世苦于作文的人那样。这话如果说君子能够不安逸，是因为预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就知道小民的依靠，所以虽然身体处于安逸之中，但这颗心始终不敢自己安逸罢了。“所”字怀疑只是虚字，平平地说过，就像“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滛于观”及时人丕则有愆，先儒多把“则”字训为法则的“则”，怀疑也都是虚字，平心读之自然看见它没有别的了。又书中“诞”字、“肆”字、“惟”字多是古语助词，现在“诞”必定训为大，“惟”必定训为思，多有不通而自为之说以形容之，只有“肆”字训为“故”字处多协。

惠鲜鳏寡

古注说：“加惠鲜于鳏寡之人”，这是“鲜”训为少，“鲜”是“鲜民”的“鲜”，应读上声，这是“鲜”与“鳏寡”三字相连，恐怕于文未顺。诸家泛言惠及鳏寡都置“鲜”字于不说。只有蔡氏说：“惠鲜者，鳏寡之人，垂首而气防，赉予赒给之，使之有生气。”这是“鲜”为鲜活的“鲜”，应读平声，这是“鲜”与“惠”二字相连，于文方顺。然而蔡说微近于巧，我按《诗》云：“鲜我方将”，“鲜”亦读上声，训为善。现在仍以“惠鲜”二字相连，不必改为“鲜活”的“鲜”，文义自协。

君奭

故殷礼陟配天

古说“升配天”，蔡说“以陟为升”，恐怕未安，“升遐”是主人而言，“升配”是主礼而言。

则商实百姓

古以商实百姓为句，说使商家百姓丰实。蔡氏以商实绝句，说国有人则实，而以百姓属之下。文王罔不秉德，通为一句，于是指百官为着姓，王人为防臣。我按：王人本言王者正人，求多闻也是。说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者，是后世之说，书中无此。说百姓为百官者，也是后世注《尧典》之说。晦庵已指出平章百姓为畿内之民，而蔡氏用它了。

顾命

顾命

诸说，顾回首也？回顾而发命，我恐怕若言回顾即为回首而顾。凡单言顾的，正是目在之耳。若顾諟明命、顾畏民碞之顾，又岂是回首者呢？成王凭玉几，命群臣，群臣在其前，成王无回顾之事。

毕命

旌别淑慝

殷人心不服周，周公征伐定之，又分治安周以慰安之，继以君陈，又三十六年而毕公继之，尚以旌别善恶为政，是殷民犹未尽服，必待生长于殷世者老死至尽而后人心定罢了。东坡于《多方》之解，谓殷汤以下七王之德深矣，其论极正。我朝兵不血以无心得天下，而一切以恩抚之，唉圣哉！艺祖待八国降王以礼，然而武王亲斩纣，使艺祖为周王，大概殷民未必若是之长久扰乱也。

君牙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一章

古说多谓民情难得，使人主思其难而图其易，务恤民情罢了。蔡氏以怨寒暑为小民自伤其身，以图其易为衣食之恐，局限于一端，而为君之大德，也不是以衣食与人。在学者详之，疑合从古说为平易。

秦誓

番番良士一章

蔡氏说：“良士谓蹇叔，勇士谓三帅，谝言谓杞子。”先儒皆谓穆公悔用孟明，详誓意，盖深悔用杞子之言。我按：于良士云“我尚有于勇夫”，云“我尚不欲于谝言”，云“我皇多有”。蔡释云“我皇暇多有之哉”。以上文二“尚”字观之，语脉专归重于谝言，则蔡氏之说精矣。大概穆公殽之师，实杞子启之也。然而殽之始祸虽在杞子，而成之实在孟明。孟明违父误君，再败秦国，焚舟之役，也终无寸功。自此秦晋连兵数十年，不只殽师之一役，其罪又重于杞子，也不当以三帅并言。蔡氏特以释誓之意，论者不可以是薄孟明之罪。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蔡氏说：“心之所好，甚于口之所言。”我意，若以上文“若已有之”之例，似不过谓“好人之彦圣，如出于我耳”，宜从古说为平。

黄氏日抄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六 宋 黄震 撰 读易

《易》是圣人之书，用来明斯道之变易，无往不在。王弼间以老庄虚无之说参入，错了。我朝理学大明，伊川程先生始作《周易传》，以明圣人之道，说《易》有圣人之道四：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变，以制器者尚象，以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