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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黄氏日抄七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黄氏日抄卷六十八宋黄震撰读文集十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1223–1249 段

也。松竹之有筠有心,正以比君子之有礼,岂顾二之而反谓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以通连其讲者,实归宿于末章,欲称财而为礼,不杂于人欲之流放,以礼从天下而帝王之綂绪接也。呜呼!后世之取财于民,视古百十倍而用益不足,民穷到骨,朘削愈甚,此礼之不立而财愈多愈乏,使然也。公尚礼学而尤精究财赋本末,欲起而救之至切也。讲义其微意所在乎?第恐讲道天子之学,犹有本领在,而此又其节焉尔。

译罢了。松竹有竹皮和竹心,正是用来比喻君子有礼,哪里会顾念二者不同反而说它们不相像呢?然而先生之所以将讲论贯通连贯,实际上归宿于末章,想要根据财力来制定礼制,不混杂于人欲的放纵流失,以礼来顺应天下,从而使帝王的道统得以接续。唉!后世从百姓那里获取财物,比起古代百倍十倍,而用度却更加不足,百姓穷困到极点,搜刮剥削更加严重,这是礼制不建立而财物越多越匮乏,是这种情况造成的。先生崇尚礼学,尤其精研财赋的根本与枝节,想要起来拯救时弊,心情极为迫切。讲义中细微的意旨大概就在这里吧?只是恐怕讲论天子治国的道理,还有根本的大旨存在,而这又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罢了。

表啓

文平意顺,水心大手笔也。四六语如此,近世雕镂自以为工者,何如也?卷六、卷七皆古诗,如《超然》、《北斋》、《虎丘》皆水心为浙西宪司干官时作也。

  记

汉王新修学记,厯叙江汉古今材质,文有节奏可观。烟霏楼记,公守蕲时所作,冩景状物佳。

温公祠堂记。公生光州,因以为名。王闻诗守光,改祠之,而水心为记。谓公犹常人尔,充实积乆,为宋元臣。此最善言公者。

乐清三贤祠,王▯龄与钱尧卿、贾如规也。

醉乐亭记。永嘉俗尚西山之游,吏因逻酒▯利数倍。宣城孙公为郡,始纵民自饮,作新亭以休遨者,名醉乐。记未及古今政教,尤佳。

石洞书院记》东阳郭钦止得石洞,作室储书,礼名士,以教乡里之秀者。

千佛阁记,因人情施舎,而及治道之中。

白石经藏记》记少年游厯,可观。末以其成先志而记之,亦得体。

▯山祠堂记。杨氏子孙卖宅,太守余景瞻赎还之,又修补其漏阙,因以祠▯山。记文优缓而理趣髙。

平阳县代纳坊塲钱记。知县汪季良以所没造伪防田及废寺田,求提举孟植上之朝,求就赐县用禾利补青册钱,许之。记文载败阙坊名钱之扰,甚切。

敬亭后记谓程氏诲学者,先以敬为非,当先复礼,盖水心之学然也。愚按,干淳间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而说各不同。晦翁本《大学》致知格物,以极于治国平天下,工夫细宻;而象山斥其支离,直谓即心是道。陈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学,欲前承后续,力拄乾坤成事业,而不问纯驳。至陈傅良则又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其余亦各纷纷,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归朱,则归陆;不陆,则又二陈之归。虽精粗髙下,难一律齐,而皆能自白其説,皆足以使人易知。独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间,总言綂绪,病学者之言。

心而不及性,则似不满于陆;又以功利之说为卑,则似不满于二陈。至于朱,则忘言焉。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尝明言綂绪果为何物,令人晓然易知,如诸儒者。尝略窥其所指为綂绪者,似以礼为主。故其言曰:「学必始于复礼,礼复而敬立矣。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若然,则又似专言推行于文物制度之礼,以防民之非者也。非吾夫子所指根本于吾内心之礼,使克去巳私而复之者也。礼不先于克己,礼将何自而复?学不先于敬巳私,又何自而克己?且未知所以复礼,又何以使民俗之复礼?而公之言綂緖,又将何所从始耶?且功利之学不必问也,义理之学不容不辩也。公于义理独不满于陆而不及朱,似于朱无忤者;然朱之学正主程,而程之学专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为非,又何耶?且敬也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相传之说,非程子自为之説也。苏子瞻千古竒材,独以轻薄雠程子,终身思所以破其敬之説,尚终其身不能;而水心欲破之,宜其説之不能自白也。

上蔡祠堂记。谢显道,独一子克念,流落台州,寻亦死。克念有子偕,偕三子,无衣食,替人承符。引黄防为郡,访得之,请见,抗賔主礼,给冠带钱米,置田宅,祠显道于学。

瑞安修学记:若但竖数十屋,而宫羣数十士而饭,而曰教养尽是矣,何易也?愚谓此痛快语。

北村记,为尚书吴兴沈公作也。文有雅韵,读之如阅山水画,一竒也。王文正祠堂记,文有余韵,亦一竒也。

  叶岭书房记为蔡任作亦佳

风雩堂李伯珍筑之,豫章之囿,而水心为记。风雩,今为圣门一大议论。善形容者,往往极于髙明。水心谓舞雩,鲁之禊事,防不敢必放,用▯服闾里耳。説极平实,而文采▯然可读也。

温州修学记,以周恭叔、郑景望、薛士龙、陈君举四人,为永嘉相承之儒宗。

绍兴诸暨二荘一备修海堤,一备鹿鸣举送,嘉定七年太守赵彦倓所建,记末尤拳拳于鉴湖之未复。

郭氏种德庵记》为磊卿兄弟作也。其略曰:家非德不兴,德非种不成。虽一人之家,未尝不与天地同其长乆所以不能者,人毁之也。谦者种之,盈者毁;让者种之,争

译表启

文辞平正,意旨顺达,是陈傅良的大手笔。四六骈文能写成这样,近世那些刻意雕琢、自以为精巧的人,又怎能相比呢?第六卷、第七卷都是古诗,如《超然》、《北斋》、虎丘》等,都是陈傅良担任浙西宪司属官时所作。

记

《汉王新修学记》,历数江汉地区古今的人才与物产,文章节奏鲜明,值得观赏。《烟霏楼记》,是陈傅良任蕲州知州时所作,写景状物极佳。

《温公祠堂记》。司马光生于光州,因此以此命名。王闻诗任光州知州时,改建了祠堂,陈傅良为此作记。文中说司马光起初也和常人一样,经过长久的充实积累,才成为宋元的忠臣。这是对司马光最好的评价。

《乐清三贤祠》,指的是王〇龄与钱尧卿、贾如规三人。

《醉乐亭记》。永嘉风俗崇尚游赏西山,官吏借机查禁酒类,牟取数倍利润。宣城的孙公任郡守时,开始允许百姓自由饮酒,建造新亭供游玩的人休息,命名为醉乐亭。这篇记没有涉及古今政教,尤其出色。

《石洞书院记》。东阳人郭钦止得到石洞,建造房屋储藏书籍,礼聘名士,用来教育乡里的优秀子弟。

《千佛阁记》,从人情施舍的角度,进而谈及治国之道。

《白石经藏记》。记载少年游历的经历,值得观赏。末尾以完成先人志向而作记,也很得体。

〇山祠堂记。杨氏子孙卖掉宅第,太守余景瞻赎回并修补其漏损残缺之处,因此建祠祭祀〇山。记文舒缓从容,而理趣高深。

《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知县汪季良将没收的伪造凭证田地及废弃寺庙田地,请求提举孟植上报朝廷,请求赐予县里使用,以弥补青册钱的亏空,朝廷批准了。记文记载了败坏缺失的坊名钱带来的扰民情况,非常切中要害。

《敬亭后记》说程氏教导学者,首先认为“敬”是不对的,应当先恢复“礼”,这大概是陈傅良的学问如此。我认为,乾道、淳熙年间正是国家昌明的一代,诸儒纷纷涌现,但说法各不相同。朱熹以《大学》致知格物为本,推演至治国平天下,工夫细密;而陆九渊斥责其支离破碎,直接认为心即是道。陈亮修习帝王之学,想要承前启后,力挽乾坤成就事业,而不问纯粹驳杂。至于陈傅良则又精通史学,想要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其余各家也各说纷纭,但大体不出这四种。不归附朱熹,就归附陆九渊;不归附陆九渊,就归附两位陈氏。虽然精粗高下难以统一,但都能阐明自己的学说,都足以让人容易理解。唯独陈傅良混同于这四种之间,总论统绪,批评学者的言论。

认为心而不涉及性,似乎对陆九渊不满;又以功利之说为卑下,似乎对两位陈氏不满。至于朱熹,则置之不论。陈傅良难道是想集诸儒之大成吗?然而未曾明确说明统绪究竟为何物,让人明白易懂,像诸儒那样。我曾略窥他所指的统绪,似乎以礼为主。所以他说:“学习必定始于恢复礼,礼恢复了,敬就确立了。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如果这样,又似乎专门谈论推行于文物制度的礼,用来防范百姓的非分之想。这不是我们夫子所指的根本于内心的礼,使人克制私欲而恢复天理。礼如果不先于克己,礼将从何处恢复?学习如果不先于克制私欲,又将从何处克己?况且不知道如何恢复礼,又怎么能使民俗恢复礼?而陈傅良所说的统绪,又将从哪里开始呢?况且功利之学不必追问,义理之学不容不辩。陈傅良在义理上唯独对陆九渊不满而未及朱熹,似乎对朱熹没有违逆;然而朱熹的学问正以程颐为主,而程颐的学问专主“敬”,反而以程子关于“敬”的说法为错,这又是为什么呢?况且“敬”,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相传的说法,并非程子自创的说法。苏轼是千古奇才,唯独因轻薄仇视程子,终身思考如何破除其“敬”的说法,尚且终身未能做到;而陈傅良想要破除它,难怪他的学说不能自圆其说。

《上蔡祠堂记》。谢良佐,只有一个儿子谢克念,流落到台州,不久也死了。谢克念有儿子谢偕,谢偕有三个儿子,没有衣食,替人承当符命。黄防任郡守,访得此事,请求接见,以宾客之礼相待,供给冠带钱米,置办田宅,在学中祭祀谢良佐。

《瑞安修学记》:如果只是竖起几十间房屋,供养几十个士人吃饭,就说教养尽在其中了,这多么容易啊?我认为这是痛快淋漓的话。

《北村记》,是为尚书吴兴沈公所作。文章有雅致的韵味,读起来如同阅览山水画,是一大奇处。《王文正祠堂记》,文章有余韵,也是一大奇处。

《叶岭书房记》是为蔡任所作,也很好。

《风雩堂》是李伯珍建造的,位于豫章的园林中,陈傅良为此作记。“风雩”,如今是圣门的一大议论。善于形容的人,往往达到高明的境界。陈傅良说舞雩是鲁国的禊事,不敢断定其放达,只是用于乡里罢了。说法极其平实,而文采斐然可读。

《温州修学记》,以周恭叔、郑景望、薛士龙、君举四人为永嘉相承的儒宗。

《绍兴诸暨二庄》,一庄用于修海堤,一庄用于鹿鸣宴举送,是嘉定七年太守赵彦倓所建,记文末尾尤其恳切地关注鉴湖尚未恢复之事。

《郭氏种德庵记》是为磊卿兄弟所作。其大意说:家无德不兴,德不种不成。虽然是一人之家,未尝不与天地同其长久,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人毁坏了它。谦虚者种植它,盈满者毁坏它;谦让者种植它,争夺者

者毁;廉者种之,贪者毁;退者种之,进者毁。种不求获,不敢毁,不敢成。圣人之徳也。

译谦让的人种植它,骄傲的人毁坏它;廉洁的人种植它,贪婪的人毁坏它;退让的人种植它,进取的人毁坏它。种植时不谋求收获,不敢毁坏,不敢成就。这是圣人的德行。

温州社稷记,以社稷神明之正,与世俗淫诬对形,文极华赡。

季子庙记。戒晋陵之俗,多讼文字,好

南安三先生祠堂记:「谓周子、二程当着令通礼。」

台州三先生祠堂记。提刑罗适,侍郎陈公辅,詹事陈良翰也。

宜兴修学记,谓荆溪《禹贡》中江,愚按《禹贡》明指岷山江为中江,公何忽有此言也?

寳婺观即八咏楼也。唐为观,太守洪迈请令名。

连州开楞伽峡记。嘉泰二年,崖坠壅水。李华疏之。小石繂运,大石镵落。上以火攻,下以堰取。余隐石平流中,创巨灵凿,贯木百钧,捣之糜碎。

  湖州胜赏楼自柳恽江南曲始

  序

石庵蔡瑞藏书,敎族人于墓侧者。

阴阳精义序。朱伯起师郑景望,与景元友,嗜地理学,著书二十篇。公谓苏子瞻居阳羡而葬嵩山,朱公元晦听蔡季通预卜藏穴,好竒者固通人,大儒常患也。余特载其师友源流。

纪年备遗》平阳朱黼作也。黼字文昭,师陈君举。

徐致中论书法:如匠造屋,木之分寸必应绳墨,故分为防画,合而为字,无妄施者。

巽岩集序》略曰:自有文字以来,名世数十,大抵以笔势纵放,凌厉驰骋为极功。风霆怒,而江河流;六骥调,而八音和。春辉秋明,而海澄岳静也。公未尝藻黻琢镂,以媚俗为意。曽防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声色臭味自怡悦也。愚谓水心此言,亦冩胷中之所自得者欤?巽岩,蜀人李焘也。着《通鉴长编》,二子壁▯,皆名世。

周会卿诗序。一干之兰,芳香出林,岂纷然桃李能限断哉?

松庐集序》杜甫送杨六判官使西蕃诗,直下无冒子,始末只一意,令翁常之作,颇似之。

归愚翁文集序》为郑伯英作。即景望弟景元者也。景元及第第四人,既任秀州判官,终其身二十余年不复仕。诸公贵人知其才,大气刚,中心畏之,故也。孔翠鸾鳯,矜其华采,顾影自耀,为世珍惜,是固然也。若夫蛟龙之兴云雨,则雷电皆至,霮防百里,岂区区然露小技衒细巧而足哉?

翁灵舒诗集序云:「起魏晋,厯齐梁,士之通塞,无不以诗;而唐尤甚。彼区区一生,穷其术而不悔者,固将以求达也。如必待达而后工,工而无益于用舍之数,则奚赖焉?」君头髪大半白,旁县田一顷,蛙鸣聒他姓,城隅之馆,水石粗足而不能居也。愚观灵舒,四灵之一也。水心所以斥骂者如此,而世以晩唐诗名者,尚遥拜之为宗师,可叹也已。

  周南仲后序讥其求异而无成

黄文叔《周礼序略》曰:「周礼晩出,而刘歆遽行,大坏矣。苏绰又坏矣,王安石又坏矣。孔子未尝言周官,孟子亦以为不可得闻。一旦骤至,如竒方大药,非黄帝神农所名,无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乱颠错,几希。」

法明寺教藏记,为僧师昶作也。终之曰:「夫浮屠以身为旅泊,而严其宫室不已;以言为赘疣,而传于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尝以问昶,昶亦不能言也。」

宗纪序谓佛学入中国,其书具在。有胡僧教以尽弃旧书不用,畔佛之学而自为学,倒佛之言而自为言,皆自以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为过于佛也。

吕子阳《老子说序》谓:“每叹六经、孔孟,举世共习,其魁俊伟特者,乃或去为佛老、荘列之説,恠神灵霍相与▯乱,甚至山栖絶俗,木食涧饮,以守其言。”异哉!愚按此两序识到理明,尤水心文之絶特者,可以成诵,故表出之。

胡尚书序:尚书名沂,余姚人,富贵有节,无侵寻之求。尝喻国体,犹半存之身。

  题跋

题画婆湏密女载,程正叔斥秦少游词语防天事,河豚虽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

  石月砚屏中涵树影

戴肖望病,诣王大受曰:“无苦,乆客心动耳。”留荐燠馆,食软腻,把酒谈笑。肖望欣然忘还【题拙斋诗后】

潘彦庶轻鄙举子学,出经入史,于众人思虑不到处下议论,空写卷子上,竟莫遇精识。

题刘潜夫《南岳诗》:「建大将旗鼓,非子孰当?何必四灵哉!」题周简之文:「云外学乃致穷之道。」

题《义役保正长法》不承

译《温州社稷记》,以社稷神明的正统,与世俗淫邪诬妄相对照,文辞极为华丽富赡。

《季子庙记》。告诫晋陵的风俗,诉讼文字繁多,喜好

《南安三先生祠堂记》:“认为周敦颐、二程应当遵循通行的礼制。”

《台州三先生祠堂记》。提刑罗适,侍郎陈公辅,詹事良翰也。

《宜兴修学记》,说荆溪是《禹贡》中的中江,我按《禹贡》明确指岷山江为中江,您为何忽然有此言论呢?

宝婺观就是八咏楼。唐代为观,太守洪迈请求赐名。

《连州开楞伽峡记》。嘉泰二年,山崖崩塌堵塞水流。李华疏通它。小石用绳索牵引运走,大石用凿子削落。上面用火攻,下面用堰坝取石。我隐藏在平流中的石头下,开创巨灵开山之法,贯穿百钧重的木头,捣击它使其糜烂粉碎。

湖州胜赏楼自柳恽《江南曲》始

序

石庵蔡瑞藏书,在墓侧教导族人。

《阴阳精义序》。朱伯起师从郑景望,与景元是朋友,嗜好地理学,著书二十篇。您说苏子瞻居住在阳羡而葬在嵩山,朱公元晦听从蔡季通预先占卜葬穴,喜好奇异的人本来就是通达之人,大儒常常担忧的。我特别记载他的师友源流。

《纪年备遗》是平阳朱黼所作。黼字文昭,师从陈君举。

徐致中论书法:如同工匠建造房屋,木材的分寸必须符合绳墨,所以分开为笔画,合起来成为字,没有随意施用的。

《巽岩集序》略说:自有文字以来,闻名于世者数十人,大体以笔势纵放,凌厉驰骋为最高功夫。风雷怒吼,而江河流淌;六匹骏马调教,而八音和谐。春光秋明,而海澄岳静。您不曾藻饰雕琢,以取媚世俗为意。曾参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想要清静,又不是以声色臭味自我愉悦。我认为水心此言,也是抒发胸中自得之处吧?巽岩,是蜀人李焘。著《通鉴长编》,两个儿子李壁,都闻名于世。

《周会卿诗序》。一株兰花,芳香超出树林,岂是纷乱的桃李所能限制的呢?

《松庐集序》杜甫《送杨六判官使西蕃》诗,直接下来没有冒头,始终只一个意思,令翁常之作,颇似之。

《归愚翁文集序》是为郑伯英所作。就是景望的弟弟景元。景元考中第四名,既担任秀州判官,终身二十余年不再做官。各位公卿贵人知道他的才能,大气刚正,内心敬畏他,所以如此。孔雀鸾凤,矜持其华丽色彩,顾影自耀,被世人珍惜,这是当然的。至于蛟龙的兴起云雨,则雷电都至,云雾弥漫百里,岂是区区显露小技炫耀细巧就满足的呢?

翁灵舒诗集序说:“从魏晋开始,历经齐梁,士人的通达阻塞,无不以诗为凭;而唐代尤其严重。那些区区一生,穷究其术而不后悔的人,本来是为了求取通达。如果一定要等到通达而后工巧,工巧而无益于用舍的命运,那又依赖什么呢?”君头发大半白了,旁边县有一顷田地,蛙鸣吵得其他姓氏不安,城角的馆舍,水石粗陋不足以居住。我看灵舒,是四灵之一。水心斥骂他如此,而世人以晚唐诗闻名者,尚且远远拜他为宗师,可叹啊。

周南仲后序讥讽他求异而无成

黄文叔《周礼序略》说:“《周礼》晚出,而刘歆遽行,大坏了。苏绰又坏了,王安石又坏了。孔子未曾言说周官,孟子也认为不可得闻。一旦骤至,如同奇方大药,非黄帝神农所命名,无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胡乱咀嚼吞食,不混乱颠倒,几乎很少。”

《法明寺教藏记》,是为僧人师昶所作。结尾说:“佛徒以身为旅泊,而严饰宫室不止;以言为赘疣,而传于文字越多。固然是我不理解的,曾以此问师昶,师昶也不能回答。”

《宗纪序》说佛学进入中国,其书具在。有胡僧教导尽弃旧书不用,背离佛学而自为学,颠倒佛言而自为言,都自以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为过于佛。

吕子阳《老子说序》说:“每叹六经、孔孟,举世共习,那些魁俊伟特者,却去为佛老、庄列之说,怪异神灵霍相与混乱,甚至山栖绝俗,木食涧饮,以守其言。”奇怪啊!我按这两序识到理明,尤为水心文之绝特者,可以成诵,故表出之。

《胡尚书序》:尚书名沂,余姚人,富贵有节,无不切之求。曾喻国体,犹半存之身。

题跋

题画婆须密女载,程正叔斥责秦少游词语亵渎天事,河豚虽毒而人能吃它,毒又甚矣。

石月砚屏中涵树影

戴肖望生病,去见王大受说:“无苦,久客心动耳。”留荐暖馆,食软腻,把酒谈笑。肖望欣然而忘归【题拙斋诗后】

潘彦庶轻鄙举子学,出经入史于众人思虑不到处下议论,空写卷上,竟莫遇精识。

题刘潜夫《南岳诗》:“建大将旗鼓,非子孰当?何必四灵!”题周简之文:“云外学乃致穷之道。”

题《义役保正长法》不承

引帖,催二税。今州县以例相驱,士民同苦。至预醵钱给费,名曰义役。然则有司失义甚矣。

译引用帖文,催征两税。如今州县依照惯例互相逼迫,士人和百姓同样受苦。甚至预先凑集钱财来供给费用,名义上叫做“义役”。既然如此,那么主管官员丧失道义可就太严重了。

祭父

涧底之松,山上之苗,言崇髙者易慿也【祭韩子师尚书】

  髴髣【祭王才叔倒压韵】

  墓志铭

徐谊待制提举浙西言:“水不可疏,谓旧田沟浍当濬,围田下脚无辄开,已开未填当▯合。行是三说,农不病矣。”似于今不合,其责赵丞相。为忠则忠,为奸则奸,非言也。然荐蔡必胜终定防。

蔡必胜武举第一人,不见曾觌。光宗疾,与赵丞相定议,用韩▯胄。白太皇立宁考,时赵彦逾戒郭杲饬宿衞

陈传良墓志,以水心为之,宜有大可观。如昌黎志、子厚,然而寂寞反寻常者,不及,可叹也。

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著作讳夙,字賔之,莆人。试馆职,言荐举之弊,此执政大臣为惠而不为政致之也。陈执中、章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亲。今将告执政大臣曰:「子为子厚乎?子为执中乎?」则艴然怒矣。至其行事,则有为子厚、执中所不为者矣。上封事,论觌、大渊尤切。知衢州,郡人祠之。徙温州,祷雨,全家淡食八十余日。以疾还莆,率乡人救荒,愬莆之剰米斛于朝,尽蠲之。弟正字讳朔,字复之。绍兴庚辰省试第一,调温州户曹,计口受禄,以其余救饥疫,饲弃儿。召对,奏曰:「陛下何不延纳愤激敢言之士,而听讦直难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败得失。知福清县,听讼,使两词自诣市食,挂钱于门。然尝諌止雍公所主恢复议,虽晦翁辨之不从,将自有所见欤?尝行秦溪,有道殣者,乆驻棺瘗,乃去过劔津,见覆舟者号呼,解郑夫人髻金救之。二公皆乐朋友。死日,家无留赀。著作子弥正,正字子起、晦、起,世皆登科。弥正至侍郎,子克荘,今为法从,号后村,以文显。愚观《水心志》、陈君举墓寂寥慊然,今二刘官不为显,文无行于世者,而所载言行晔然耀人。盖所志诸公贵人皆无此及者,故节録特备。

寳谟刘公頴,字公实,衢人,特立有治行,以寿终。

曽侍郎渐,建昌南城人。辨其非侂胄党,正以其为侂胄党讳之故耳。如曰侂胄死,素抑者多用赵彦逾,亦在中公争之不容,可槩见也。頴茂、頴秀,其子云。

薛待制弼,政和进士。宣靖间,间关共难。南渡后,守闽楚,平贼百七十部。然本岳飞参谋,而为秦桧用。永嘉人。

黄尚书度字文叔越人。注《诗》《书》《周礼》,着《史编年》,考天文,理井田,兵法。病养兵,欲屯田,阴复府衞。吴挺死,请合兴利,合东西川。论韩侂胄御笔事。制置江淮,降盐城贼。尝言绍兴至今三罢兵,所増之赋,皆当斥以还民。

陈谦,永嘉人,为京西运判时,襄阳师李奕,后帅皇甫斌,皆密受侂胄意,扰边起事。公谓:“复雠大义,乃倚羣盗剽夺之,岂得以败亡为戯乎?”遂以公緫领湖广,斌师遂大出,初败支河池,再败方城。郭倬至宿,李爽至寿,皆溃。金州秦世辅未及行而溃。葢开禧所谓用兵如此。公在襄阳陂北城,贮水三百尺。既至鄂,米悉运赴襄。又念安州亦兵冲,募守三关,言虽不用,亦完二城。

祭酒李祥,无锡人。赵丞相免公争曰:「顷夀皇崩,两宫隔絶,留正弃印亡,汝愚不畏族诛,决策社稷臣也。」

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同甫,婺州以解头荐,着《中兴五论》,不报。后十年,在太学上书,至再,复不报。又十年,亲至金陵视形势,复上书,终不报。在廷皆怒,以为狂。乡人为燕会,同坐者归,暴死,疑有毒,入大理狱。民吕兴、何廿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复入大理狱,少卿郑汝谐直之。未几,策进士第一,未至官,病一夕卒。道甫,名自中,平阳人。登第,仕不顕,多竒节,同甫称之。水心曰:“鲍叔、管仲友也,鲍卑而管贵,美在叔也。王猛、薛强友也,王显而薛晦,过在强也。”同甫得以死后余力,引而齐之,使道甫亦得而传,是以并志。

赵彦橚,无锡人。祷雨,请罢催,止合衣税。朝士无不造侂胄门。公叹曰:「诸人今枉此,是易后直之甚难。」知汀州,捕叶八子。知平江,置嘉定县。凿锦

译祭父

涧底的松树,山上的幼苗,说的是崇高的人容易被人依赖【祭韩子师尚书】

仿佛【祭王才叔倒压韵】

墓志铭

徐谊待制提举浙西说:“水不能疏浚,说旧田沟渠应当疏浚,围田下脚没有辄开,已开未填应当闭合。实行这三说,农民就不困苦了。”似乎与现在不合,其责任在赵丞相。为忠则忠,为奸则奸,不是言语的问题。然而推荐蔡必胜最终确定防务。

蔡必胜武举第一人,不见曾觌。光宗病,与赵丞相定议,用韩侂胄。白太皇立宁考,当时赵彦逾戒郭杲饬宿卫

陈传良墓志,由水心撰写,应当有大可观之处。如昌黎志、子厚,然而寂寞反而寻常者,不及,可叹也。

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著作讳夙字宾之,莆田人。试馆职,言荐举之弊,这是执政大臣为惠而不为政导致的。陈执中、章子厚,人们知道他们是小人,然而能不以官私其亲。现在将告诉执政大臣说:“你是子厚吗?你是执中吗?”则勃然怒矣。至于他们的行事,则有子厚、执中所不为者矣。上封事论觌、大渊尤切。知衢州郡人祠之。徙温州祷雨全家淡食八十余日。以疾还莆率乡人救荒诉莆之剩米斛于朝尽蠲之。弟正字讳朔字复之。绍兴庚辰省试第一调温州户曹计口受禄以其余救饥疫饲弃儿。召对奏曰:“陛下何不延纳愤激敢言之士而听讦直难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败得失。知福清县听讼使两词自诣市食挂钱于门。然尝谏止雍公所主恢复议虽晦翁辨之不从将自有所见欤?尝行秦溪有道殣者久驻棺瘗乃去过剑津见覆舟者号呼解郑夫人髻金救之。二公皆乐于朋友。死日家无留资。著作子弥正正字子起、晦、起世皆登科。弥正至侍郎子克庄今为法从号后村以文显。愚观《水心志》陈君举墓寂寥慊然今二刘官不为显文无行于世者而所载言行晔然耀人。盖所志诸贵人皆无此及者故节录特备。

宝谟刘公颖字公实衢州人特立有治行以寿终。

曾侍郎渐建昌南城人。辨其非侂胄党派正以其为侂胄党派讳之故耳。如说侂胄死素抑者多用赵彦逾亦在中公争之不容可概见也。颖茂、颖秀其子云。

薛待制弼政和进士。宣靖间间关共难。南渡后守闽楚平贼百七十部。然而本岳飞参谋而为秦桧用。永嘉人。

黄尚书度字文叔越人。注《诗经》《尚书》《周礼》著《史编年》考天文理井田兵法。病养兵欲屯田阴复府卫。吴挺死请合兴利合东西川。论韩侂胄御笔之事。制置江淮降盐城贼。尝言绍兴至今三罢兵所增之赋皆当斥以还民。

陈谦永嘉人为京西运判时襄阳师李奕后帅皇甫斌皆密受侂胄意扰边起事。公谓:“复仇大义乃倚群盗剽夺之岂得以败亡为戏乎?”遂以公总领湖广斌师遂大出初败支河池再败方城。郭倬至宿李爽至寿皆溃。金州秦世辅未及行而溃盖开禧所谓用兵如此。公在襄阳陂北城建水三百尺。既至鄂米悉运赴襄。又念安州亦兵冲突募守三关言虽不用亦完二城。

祭酒李祥无锡人。赵丞相免公争曰:“顷寿皇崩两宫隔绝留正弃印亡汝愚不畏族诛决策社稷臣也。”

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同甫婺州以解头荐著《中兴五论》不报。后十年在太学上书至再复不报。又十年亲至金陵视形势复上书终不报。在廷皆怒以为狂。乡人为燕会同坐者归暴死疑有毒入大理狱。民吕兴、何廿四殴吕天子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复入大理少卿郑汝谐直之。未几策进士第一未至官病一夕卒。道甫名自中平阳人。登第仕不显多奇节同甫称之。水心曰:“鲍叔管仲友也鲍卑而管贵美在叔也。王猛薛强友也王显而薛晦过在强也。”同甫得以死后余力引而齐之使道甫亦得而传是以并志。

赵彦橚无锡人。祷雨请罢催止合衣税。朝士无不造侂胄之门。公叹曰:“诸人今枉此是易后直之甚难。”知汀州捕叶八子。知平江置嘉定县。凿锦

帆泾,为总领籍军额之亡减钱百万缗。

译帆泾,作为总领所,因籍没军额而损失的钱款达百万缗。

王柟,木叔,永嘉人。知绩溪,修陂塘;知江阴,开渠五百余里。坏瘟神像,不见苏师旦。止邓友龙北伐。侂胄死,▯流不絶。公谓非朝廷福【江阴渠无百里】

蔡行之凝重,竟日或不通一语。陈龙川与辨抵,日接夜若悬江河。同甫谢不能,乃已。虽防以文显,无浮巧轻艶之作。官至兵部尚书,四子籥节防范。

赵师▯吴人,有吏材,十余年中四知临安府。志中多载其与侂胄异,然愚闻之长老言,最佞侂胄者也。

施师防,信州人。事孝宗,知枢宻院六年而退。所陈多寛防之事。尝言:治盗当委牧守,但责巡尉,何以禁暴?

枢密汪勃,徽州人。绍兴二年登第,十三年和亲,择不与赵、张同好恶者佐佑执政,勃遂为监察御史,其贤不肖可知也。乃云为桧所忌,欲葢而彰矣。然桧于一时同恶,既借官爵啖之,以尽其力,位逼则斥去,如奴▯。勃之见忌,亦非公曲笔,葢纪实而是非自见者也。汪纲、汪统皆孙纲,始求志于公云。

刘弥正,刘夙子也。防率诸弟勤苦缉故业,贫不能得膏火。邻妪夜绩者,光射公牖,輙擕书就之。后皆中第。其在朝,丞相陈自强恶其不附已,开禧敌入寇,遂用公提淮盐,葢以陷之危地。自兵起,盐商不行,公尽通盐利,就为运判。后为浙漕,敌使自淮至浙,凡送迎之事,皆公裁定为成式。其为浙漕也,不与内臣相见。官至吏部侍郎,子克荘。

周淳,中瑞安人,及第,尝改官为宰为帅,机辄乞祠,至老死。初买废山,凿平为宅,大竹长松囘合蔽亏,缉岚绀池焕霍,房户常终歳闭户,花香鸟鸣,畅然怡适,不问外事。

詹体仁,浦江人。师晦翁,笃厚君子也。为浮梁尉,不受资。当入朝定髙宗諡,提举浙西,开漕渠,浚练湖,置斗门。总领湖广,放诸州积欠百余万。筑武昌万金堤,除静江阁税钱万四千,除杂税朱胶八千。或疑公空有司之藏为百姓地,而财常源源暴暴如泉涌山聚。自赵丞相去,士多失职,赖公收擢。初尝后其舅张氏,既复为詹经营两家,如一日。

状元姚頴,官终平江倅,年三十四。

丘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费,几尽产。母臧氏,既寡,力贫教子。

池州贵池县叶氏,三世二百余人,四十余室,不别盘案而饭,百年。

毉痊王大受,饶州人,住乌镇,死因葬湖州。○内袐腹胀痛,以半硫圆碾生姜调乳香下之,立愈。

  东阳郭氏墓志载其富盛自立

徐定字徳操,泉州晋江人。其父少孤,随母归吕氏,因以为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父且死,以告公,愤泣与二弟来行在,皆擢进士第,复姓徐氏。至朝散大夫,知潮州,有治行云。

载陈傅良妻张,令人甚贤,不信方术,不崇释老,不畏巫鬼。

鲍防,清卿,病足,水心,志其循行园林,住磐石上,数花须,嗅松叶,出指水心,状清卿为猴者也。

余姚孙椿年,字永叔之宏之父也。

永嘉林正仲,名頥叔,为罗源主簿。旧俗,死丧者焚尸糜其骨,众薫合和,凌风飘飏,命曰升天,以尤细为孝。正仲雕文禁止,治塜甓藏之,始变其俗。

王闻诗,▯龄之子也。闻诗之子防,王闻礼,亦▯龄之子,仕至运使,而闻诗至提刑。

  徐道晖志专评诗

  邵叔豹墓志载岱山事

郑耕老,莆人也。兵火后,更营四明学。

钱之望,晋陵人。少以策賛虞雍公,捷▯洲、符离之役。谒张忠献,既第,守楚四年。▯三年前后,反复为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万弩手、山水寨为进战退守之要。大奚山盗起,知广州,灭之。移庐州,皆有政绩。

省元钱易,直乐清人。十歳工文,稍长知古学。云蒸川流,笔态横生。

刘起晦,字建翁,正字,名朔之子也。能继其父而官,亦止正字。子希醇,希深。

知处州蒋行简,治郡以爱惜知县为本,数为上言民困,具载志中,可观也。

侍郎陈景思,故相康伯之孙,信州人。奏言:“欲裕民力,当寛州县伪学禁。”严独与晦翁往来,不废。

吴兴李浃,故参政孙不见。苏师旦与开禧异议,有识士也。

临海周子及名泊,除大学

译王柟,字木叔,永嘉人。任绩溪县令时,修缮陂塘;任江阴县令时,开凿渠道五百多里。他毁坏了瘟神的神像,不肯拜见苏师旦。他阻止邓友龙北伐。韩侂胄死后,〇流不绝。王柟说这不是朝廷的福气【江阴的渠道没有百里长】。

蔡行之性格凝重,整天有时也不说一句话。陈龙川与他辩论,日夜交锋如同江河悬流。陈同甫自认辩不过,这才作罢。虽然蔡行之以文章显名,却没有浮华巧饰、轻佻艳丽的作品。他官至兵部尚书,四个儿子分别是蔡籥、蔡节、蔡防、蔡范。

赵师〇是吴地人,有吏治才能,十多年间四次担任临安府知府。《志》中多记载他与韩侂胄意见不同,但我听长辈说,他是最谄媚韩侂胄的人。

施师防,信州人。侍奉孝宗,任枢密院事六年后退职。他陈述的多是宽缓的政策。他曾说:治理盗贼应当委任地方长官,只责成巡尉,怎么能够禁止暴乱呢?

枢密使汪勃,徽州人。绍兴二年考中进士,十三年议和,选择不与赵鼎、张浚好恶相同的人辅佐执政,汪勃于是担任监察御史,他的贤与不贤由此可知。于是有人说他被秦桧所忌恨,想要掩盖反而更加明显。然而秦桧对于当时同流合污的人,既然用官爵利诱他们,让他们尽力效劳,地位逼近就斥退他们,如同奴仆〇。汪勃被忌恨,也不是公的曲笔,大概是记录事实,是非自然显现。汪纲、汪统都是汪纲的孙子,起初向公请求撰写墓志。

刘弥正,是刘夙的儿子。〇率领众兄弟勤勉刻苦地继承旧业,贫穷到买不起灯油。邻居老妇夜间纺线,灯光射到公的窗户,他就带着书去借着光读。后来都考中了进士。他在朝中时,丞相陈自强厌恶他不依附自己,开禧年间敌人入侵,于是任用公提举淮盐,大概是想把他置于危险之地。自从战事兴起,盐商不再通行,公尽数疏通盐利,就地担任转运判官。后来担任浙漕,敌使从淮河到浙江,凡是送迎的事务,都由公裁定成为定式。他担任浙漕时,不与宦官相见。官至吏部侍郎,儿子叫刘克庄。

周淳,中瑞安人,考中进士,曾经改官担任县令、统帅,遇到机要事务就请求祠禄,直到老死。起初购买废弃的山,凿平作为住宅,大竹长松环绕遮蔽,岚气氤氲,池水清澈,房屋门户常年关闭,花香鸟鸣,舒畅怡适,不过问外事。

詹体仁,浦江人。师从朱熹,是笃厚君子。担任浮梁县尉时,不接受馈赠。应当入朝确定高宗谥号时,他提举浙西,开凿漕渠,疏浚练湖,设置斗门。总领湖广财赋时,免除各州积欠的一百多万。修筑武昌万金堤,免除静江阁税钱一万四千,免除杂税朱胶八千。有人怀疑公掏空官府仓库来惠及百姓,而财物却常常源源不断,如泉涌山聚。自从赵丞相离去,士人多失去职位,依靠公收罗提拔。起初他后来娶了舅父张氏的女儿,后来又为詹家经营两家,如同一家。

状元姚頴,官终平江府通判,享年三十四岁。

丘文定的父亲丘仁,不忍心计较费用,几乎耗尽家产。母亲臧氏,守寡后,在贫困中尽力教导儿子。

池州贵池县叶氏,三代二百多人,四十多户,不分盘案一起吃饭,持续百年。

医生王大受,饶州人,住在乌镇,死后葬在湖州。〇内秘腹胀痛,用半硫丸碾碎生姜调乳香送服,立刻痊愈。

东阳郭氏墓志记载其家族自立而富盛。

徐定,字徳操,泉州晋江人。他父亲早年丧父,跟随母亲改嫁吕氏,因此改姓吕。五十年间,公不知道自己是徐氏的儿子。父亲临死前,告诉了他真相,他愤然哭泣,与两个弟弟来到行在,都考中进士,恢复徐姓。官至朝散大夫,担任潮州知州,有治理的政绩流传。

记载陈傅良的妻子张氏,为人非常贤惠,不信方术,不崇尚佛教道教,不畏巫鬼。

鲍防,字清卿,患有足疾,叶适(水心)为他作志,记载他巡行园林,坐在磐石上,数花须,嗅松叶,伸出手指指向水心,形容清卿像猴子一样。

余姚孙椿年,字永叔,是孙宏的父亲。

永嘉林正仲,名頥叔,担任罗源县主簿。旧俗,死者焚烧尸体,磨碎骨头,众人熏香混合,随风飘扬,称为升天,以骨灰越细为孝顺。林正仲发文禁止,治理坟墓用砖瓦收藏骨灰,才开始改变这种习俗。

王闻诗,〇龄的儿子。闻诗的儿子〇,王闻礼,也是〇龄的儿子,官至转运使,而闻诗官至提刑。

徐道晖志专评诗。

邵叔豹墓志记载岱山之事。

郑耕老,莆田人。兵火之后,重新营建四明学宫。

钱之望,晋陵人。年轻时以策略赞赏虞雍公,在〇洲、符离之战中获胜。拜见张忠献,考中进士后,守卫楚地四年。〇三年前后,反复向上陈述,大致认为屯田、民兵、万弩手、山水寨是进战退守的关键。大奚山盗贼兴起,他担任广州知州,平定了盗贼。调任庐州,都有政绩。

省元钱易,直乐清人。十岁擅长写文章,稍长后通晓古学。云蒸川流,笔势横生。

刘起晦,字建翁,官至正字,是刘朔的儿子。能继承父亲的官职,也只做到正字。儿子刘希醇、刘希深。

知处州蒋行简,治理郡县以爱惜县令为根本,多次向上陈述百姓困苦,详细记载在志中,值得一看。

侍郎陈景思,是故相康伯的孙子,信州人。上奏说:“想要宽裕民力,应当放宽州县对伪学的禁令。”严独与朱熹往来,不停止。

吴兴李浃,故参政孙不见。苏师丹与开禧年间持不同意见,是有见识的士人。

临海周子及,名泊,被任命为大学

正,一见上,即尽言天下事。有王抃,起吏胥,预密议,宰相、御史相与依慿。上以泊之言,而去之。

译郑正,第一次拜见皇上,就毫无保留地陈述天下大事。有个叫王抃的人,出身于吏胥,却参与机密议论,宰相和御史都相互倚仗他。皇上因为郑正的话,罢免了王抃。

处州陈葵,字叔向。魏益之教以尽弃所怀,独立于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师道归。益之反陋朱吕之学,水心辨以一造而尽获荘佛氏之妄也。语简而精,然犹委曲其文曰:「昔孔子称愤啓悱发,举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于能保四海。往往牵借而所指,亦近于今世之所谓悟者。愚谓待其愤而后啓之,待其悱而后▯之,举一返三,使以类推,此孔子欲学者自尽其力,而不徒师之恃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于能保四海,此修身以至平天下,尧舜三代已试之效,具在皆实理也,非悟也。」

黄防字子耕,鲁直之从孙,其先自金华徙分宁。子耕师晦翁,治台州,多政绩,水心载之甚详。然子耕亦尝宰华亭县,今制锦堂所创也,政绩亦不少,今阙不载,而独言其知卢阳县,当考。

  刘子怡居乡救三大荒

庞蕴夫妇破家从禅,至卖漉篱自给,男女不婚嫁,争相为死。水心载其事于鲍防妻刘夫人之志,况防夫妇也。愚谓此皆全家病风耳。

周南仲对策言:今所谓道学朋党,正皇极所用之人也。召试馆职,言今庙堂无能,尽出胥吏、苍头、卢儿干政,接踵浆酒粱肉,澜飜其家,根本大坏矣。南仲从水心苦学之士也。子深源,乙丑进士。

胡崇礼名樽,余姚人,尚书名沂之子,拱之弟,衞衍其二子也。志云:先世故书“缇囊珍箧,重封之屏”,凡遗字笼玩,往复或移日,葢讥之也。又云:初朱元晦、吕伯恭以道学敎闽浙士,有陆子静后出,号称径要简捷,诸生或立语已感动悟入,以故越人为其学尤众。两并笠夜续灯,聚崇礼之家,皆澄坐内观,葢讥之尤深也。然亦工矣。

虞夫人父事北辰,求九天女,而生诗书,若素习教其子莫子纯,及第第一人。愚甲辰客于越,施氏闻老石先生之言曰:「莫魁既第,母叹曰:『朶花既开,只看花无浇者矣。』」石故莫之同经友也。观此,则母之贤为益信。

徐文渊名玑,与徐照、翁卷、赵师秀四人共趣唐诗。平阳林善补及弟葬其母陈氏,盐亭山为光孝寺,冒争逾二年,乃克葬。水心志云:呜呼!有是哉!夫赀不足以买山,而葬于官荒之山,此誉士之穷,王政所必矜也。遁耕织之劳,而欲擅山海之富,此异端之横,王法所必黜也。铭曰:徂徕躬耕,葬百丧,使皆如此,讼何当?蔂梩而揜,孰在亡夫人之归?天与冈愚按:水心此笔,气直语壮,愧死当时符移纷纷之有司矣。

  杨愿以秦桧用尝参政葬越

郑景元,名伯英,景望弟也。擢髙第,以祠禄终。水心谓志士。

陈表民常警戒其子曰:「荐送由州县,比乡举里选,犹近也。今縻歳月,捐父母,弃室家,以争优校,可乎?得丧命也。若谨无然。」其子遵行之,必乡贡,不太学。三子增埴止善,皆登进士第。

孟猷良甫,孟导达甫,皆从水心。良甫生继华,达甫生继勤、继勲、继勇。隆祐侄曾孙,今居吴。

  唐氏王棐生母

史渐,进翁八行诏之孙,父木再荐渐入学。五子登第:弥忠、弥恕、弥愈、弥巩、弥忞。也嵩之兄弟,其孙宣缯,其甥。

  长潭王公志梦龙侍郎父也

陈少南名鹏飞,永嘉人,有诗书传。尝教秦熺以贬死,崇国赵公不息行状载善政最多。汝谈、汝譡其孙张李樗状载光州可移治处名沙窝,亦多载淮事。水心能力排老荘,正矣,乃并讥程伊川,则异论也。能力主恢复,正矣,乃反斥张魏公,则大言也。能力诋本朝兵财靡弊天下而至于弱,正矣,乃欲割两淮、江南、荆湖弃诸人以免养兵,独以两浙为守,又欲抑三等户代兵,兹又靡弊削弱之尤者也。水心之见称于世者,独其铭志序防,笔力横肆尔。近世自号得水心文法者,乃以阴寓讥骂为能。愚观水心文,虽间讥骂,实皆显白。如曰「旁县田一顷,蛙鸣聒他姓」,此显斥翁灵舒废家业而工晩唐诗,直以为世戒,非阴寓也。如曰「蛛丝委架,诗书愠;鹭羽空陂,菡萏愁」,此明言陈益谦不读书而冒儒衣冠,不得已为作诗,非阴寓也。如曰「丁村未尝有此,其村民不学而崛起未可知,惟数花须,

译处州人陈葵,字叔向。魏了翁教导他彻底抛弃心中的杂念,独立于万物初始的状态,他忽然大悟,于是以师道归附。魏了翁反而认为朱熹、吕祖谦的学问浅陋,叶适辩驳说,那种认为通过一次顿悟就能完全获得庄子、佛教虚妄之说的观点是错误的。叶适的话简练而精辟,但他还是委婉地写道:“从前孔子称赞‘启发愤懑、开导困惑’,举出一件事而能返回三件事;孟子也说扩充四种善端,以至于能保全天下。他们常常牵强借用这些说法,所指的也接近于今世所谓的‘悟’。我认为,等到学生愤懑时才启发他,等到他困惑时才开导他,举一返三,让他通过类推来学习,这是孔子希望学习者自己尽力,而不只是依赖老师,这并不是‘悟’。扩充四种善端,以至于能保全天下,这是修身以至于平定天下,尧、舜、三代已经验证过的成效,都具备实在的道理,并不是‘悟’。”

黄防字子耕,是黄庭坚的曾孙,他的祖先从金华迁到分宁。子耕以朱熹为师,治理台州,有很多政绩,叶适记载得很详细。然而子耕也曾担任华亭县令,现在的制锦堂就是那时创建的,政绩也不少,现在缺失没有记载,而只说他担任卢阳县令,应当考证。

刘子怡在乡间救济了三次大饥荒。

庞蕴夫妇倾家荡产追随禅宗,甚至卖漉篱自给自足,男女不婚嫁,争相求死。叶适在鲍防妻子刘夫人的墓志铭中记载了这件事,何况鲍防夫妇也是如此。我认为这都是全家得了疯病。

周南仲在对策中说:现在所谓的道学朋党,正是《皇极经世》所任用的人。被召试馆职时,他说现在朝廷无能,完全由胥吏、苍头、卢儿干预政事,接连不断地饮酒吃肉,挥霍家产,根本大坏。南仲是向叶适刻苦学习的人。他的儿子周深源,是乙丑科进士。

胡崇礼名樽,是余姚人,尚书胡沂的儿子,胡拱之的弟弟,胡衞衍的两个儿子。墓志铭说:祖先本来书写“缇囊珍箧,重封之屏”(形容珍视书籍),凡是遗留的字画玩物,往返或许需要移日,大概是讥讽这一点。又说:起初朱熹、吕祖谦以道学教导闽浙士人,后来有陆九渊出现,号称路径简要快捷,许多学生有时刚立论就感动悟入,因此越地人信奉他的学说特别多。两人并戴斗笠,夜里续灯,聚集在崇礼家中,都静坐内观,大概讥讽这一点尤其深。然而这也很有功夫。

虞夫人把父亲当作北辰星侍奉,祈求九天女,而生下诗书,如果素来教导她的儿子莫子纯,考中第一名。我甲辰年在越地做客,施氏听到老石先生的话说:“莫魁既已考中,母亲叹息说:‘花朵已经开了,只看花没有浇水的人了。’”石先生本来是莫子纯的同经友。看这个,那么母亲的贤德更加可信。

徐文渊名玑,与徐照、翁卷赵师秀四人共同追求唐诗。平阳人林善补及弟弟埋葬母亲陈氏,盐亭山为光孝寺,冒着争夺超过两年,才得以安葬。叶适墓志铭说:唉!有这样的吗?财力不足以买山,而葬在官荒的山上,这是誉士的穷困,王政所必然怜悯的。逃避耕织的劳苦,而想要独占山海的财富,这是异端的横行,王法所必然黜退的。铭文说:徂徕亲自耕种,安葬百丧,如果都像这样,诉讼何时能结束?用草席覆盖,谁在亡夫人归去的地方?天给予山冈。我认为:叶适这篇文字,气直语壮,让当时符移纷纷的有司羞愧而死。

杨愿因为秦桧的任用曾经参政,葬在越地。

郑景元,名伯英,是郑景望的弟弟。考中高科,以祠禄官终老。叶适称他为志士。

陈表民常常警戒他的儿子说:“推荐送考由州县负责,比起乡举里选,还接近一些。现在耗费岁月,抛弃父母,舍弃室家,去争夺优校,可以吗?得失是命定的。如果谨慎不要这样。”他的儿子遵行他的教导,一定参加乡贡,不去太学。三个儿子陈增、陈埴、陈止善,都考中进士。

孟猷字良甫,孟导字达甫,都跟随叶适学习。良甫生下继华,达甫生下继勤、继勲、继勇。他们是隆祐的侄曾孙,现在住在吴地。

唐氏王棐的生母。

史渐,是史进翁八行诏的孙子,父亲史木再次推荐史渐入学。五个儿子考中:弥忠、弥恕、弥愈、弥巩、忞。他们是也嵩的兄弟,他们的孙子宣缯,是他们的甥。

长潭王公志梦龙侍郎的父亲。

陈少南名鹏飞,是永嘉人,有诗书传。曾经教导秦熺,因被贬而死,崇国公赵公不息的行状记载善政最多。汝谈、汝譡是他的孙子,张李樗的状载光州可以迁移治所到沙窝,也记载了很多淮地的事。叶适能够极力排斥老庄,这是正确的,却一并讥讽程颐,这是异论。能够极力主张恢复,这是正确的,却反而斥责张浚,这是大言。能够极力诋毁本朝兵财靡弊天下以至于弱,这是正确的,却想要割让两淮、江南、荆湖抛弃给他人以免养兵,只以两浙为守,又想要抑制三等户代替士兵,这又是靡弊削弱之尤者。叶适被世人称道的,只有他的铭志序跋,笔力横肆罢了。近世自号得到叶适文法的人,竟然以暗中寓含讥骂为能事。我认为叶适的文章,虽然偶尔讥骂,实际上都是显白的。如说“旁县田一顷,蛙鸣聒他姓”,这是显斥翁灵舒废家业而工晚唐诗,直以为世戒,不是暗中寓含。如说“蛛丝委架,诗书愠;鹭羽空�陂,菡萏愁”,这是明言陈益谦不读书而冒儒衣冠,不得不为他作诗,不是暗中寓含。如说“丁村未尝有此,其村民不学而崛起未可知”,

嗅松叶」,世传状鲍清卿为猴精,此为讥讽,然他日志其妻刘氏,直举厐蕴夫妇弃家学佛至卖漉篱,此其偏好自有取轻者。终篇述其治行甚褒,瑕瑜不相揜也。借曰水心时一以文为戯,可尽以例其余耶?学之者不于其横肆而独于其戯者耶?呜呼!水心之传世者仅此,而学之者又辱之,且关学者心术,故为之辩。

译“嗅松叶”,世人传说描述鲍清卿是猴精,这是讥讽之语。然而其他记载提到他的妻子刘氏,直接列举庞蕴夫妇抛弃家庭学佛,甚至卖掉了滤水的竹篱,这说明他的偏好自有其轻视世俗的原因。文章结尾叙述他的治理政绩,给予很高的褒扬,优点和缺点并不互相掩盖。假如说叶水心当时偶尔以写文章为游戏,难道可以全部以此类推其余的作品吗?学习他的人不针对他纵横肆意的风格,却只针对他游戏笔墨的部分吗?唉!叶水心流传于世的作品只有这些,而学习他的人又侮辱了他,这关系到求学者的内心操守,所以为他辩白。

水心外集

  序▯

大意谓制科许极言天下事,而治道本不如是之易,言后进之士耳剽目习,运竒于异説之余,求夸于陈言之外,足以败天下之定势,而何以为守?宜特发其大意,而无至于尽言。

  君德二篇

谓人君以道服天下,非以名位临天下。而世之言君道者,或以令,或以权,或以法,其君之德固削矣。而以智巧从事,是未得服天下之道,徒恃名位以临之。其有大度不疑,以深结其民臣之心者,亦不过留名位之术。惟古之圣人,真见其当然,而事事以实行之,此则人君实德而服天下之道也。愚按:前之一説,正不得攻,而三者亦有天下者所不得而废。后之言,真见者,其君果何从而能见其真?所谓真者,果何指?夫亦开阖驰骋,以极文字之变态,是岂果君德之的论耶?

  治势三篇

谓人主当以身为天下之势,而后世之势在外戚,在权臣,在宦官,或匹夫、士卒,其势无所不在。若西晋倾覆,特起于公卿子弟、里巷书生,防谈聚话,沉湎淫佚而已。我祖宗之为天下,其要在使无女宠,无宦官,无外戚,无权臣,无奸臣,随其萌蘖,寻即除治。所以致靖康之变者,五患有其四焉耳,非前日所忧之西北二冦。葢天下之势在内而不在外也。今天下之势,因治乆忘战,而女真自恣,天子方御征伐,又十余年,天下始习兵革,散战而天子已厌武。绍兴之末,青、郓、亳、宋之间,豪杰响应,或号三十万,而天下终以不振,习安难变,乃其势然。今天下之士,惟嗜利、桀行者,乃或叩阍言边,而明见利害之人,则皆深念根本。然则天下之势,固不可使之尽变也。愚按此论平实,而意若阴不满于陈同甫诸人。

  国本三篇

国本者,祖宗所以立国之意也。我朝大意有二:曰隆礼以御其臣,恤刑以爱其民也。真宗、仁宗以来,大臣将去,为之迁官加赐。神宗尝欲汰其臣,而不忍,始益宫观廪粟。章子厚尝欲兴刘挚之狱,而哲宗不从。蔡京又欲杀天下士,而徽宗不听。绍兴初,误听宰相诛諌官二人,寻下诏谢天下,故奸臣不得借杀士以为资。今世之用刑,比汉、唐为轻。今世之民,自得罪者无几,而坐茶盐▯酤、田役、税赋者,十六七。比三代则为重,然三代肉刑残壊,至于终身,亦已甚矣。后世制刑,虽三代不能及,此二事天下安之久矣。不顾而变,安危必自此始。愚按:此深识我朝立国之意者也。我朝立国以仁,尽去秦汉后不道之事,而此二事为着。

  民事三篇

谓今授田之制亡,而犹嵗以具文勤农,何也?有民必使之辟地,今吴越民多而地不足,相搏取为衣食。荆楚古繁实,孙刘所资以争天下,更唐五代不复振,今荒墟无聚落,分吴越以实荆楚,当今急务也。儒者欲复井田,既时异不可行,而俗吏抑兼并之説,则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富人者,小民所赖,不可豫置疾恶破坏之也。随时立制,使无甚富甚贫,其庶乎?愚按此谙练之説也,特未知所以立制者何如,而可无甚富甚贫耳。或者董仲舒限田之説乎?

  财计三篇

谓理财与聚敛异,今言理财者,聚敛而已,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自古圣贤无不理财,必也如父共子之财,而权天下之有余不足可也。奈何君子不理,而诿之小人哉?自楮币行,而钱隐物穹,设法以消天下之利,莫甚于此。官兵吏之冗食者多,而不知退,考其原,如富人用侈,而卖田畴鬻寳器以充之,不竭尽不止。愚按此天下之名言,而冗费则不止官兵吏三者而已也。所谓泉府,必周公法,恐又信《周礼》太过。

  官法三篇

谓汉宣帝号责实而徒课细碎,为失实。今治不过若汉宣帝,且举以羣臣百僚为不足用,而上自用也。谓冗官,始魏晋,自文武分,而昔之侍衞用文者,今武士宦官专之;自官吏分,而昔之所辟曹掾,今吏胥专之。此选举甚狭,而官猥多也。谓患其冗者,抑之以法,此当甄别,使贤者能者堪之。奈何操利天下之权,而反以抑也?愚按三説皆考订之言,但力辨古人非事简,

译水心外集

序〇

大意是说,制科允许极言天下之事,但治理之道本来不像这样容易,所说的不过是后辈士人耳闻目见、习以为常,在奇异学说之余运用奇巧,在陈腐言论之外追求夸饰,这足以败坏天下的既定形势,怎么能作为守成的准则呢?应当特别阐明其大意,而不必把话说尽。

君德二篇

说君主以道义使天下信服,而不是以名位凌驾于天下。而世上谈论君主之道的人,有的依靠命令,有的依靠权术,有的依靠法律,君主的德行本来就被削弱了。而以智巧行事,这是没有得到使天下信服之道,只是凭借名位来凌驾于人。那些有大度而不猜疑,从而深深结拢臣民之心的人,也不过是保留名位的手段。只有古代的圣人,真正认识到事情本来应当如此,并且事事切实实行,这才是君主具备真实德行而使天下信服之道。我按:前一种说法,确实无法驳斥,而那三种手段也是拥有天下的人所不能废弃的。后面的说法,所谓“真见”,君主究竟从哪里能看到这种真实?所谓“真”,究竟指什么?大概也是开合驰骋,以穷尽文字的变幻,这难道真是关于君德的定论吗?

治势三篇

说君主应当以自身作为天下的形势,而后世的形势在外戚,在权臣,在宦官,或者在平民、士卒,形势无所不在。像西晋的倾覆,只是兴起于公卿子弟、里巷书生,清谈聚议,沉湎淫逸罢了。我祖宗治理天下,关键在于使没有女宠,没有宦官,没有外戚,没有权臣,没有奸臣,随着它们的萌芽,随即铲除治理。所以导致靖康之变的,五种祸患占了四种罢了,并不是从前所担忧的西北两个敌寇。大概天下的形势在内而不在外。现在天下的形势,因为治理长久而忘记战备,女真肆意妄为,天子正亲自指挥征伐,又过了十多年,天下才开始习惯战争,分散作战而天子已经厌倦武事。绍兴末年,青州、郓州、亳州、宋州之间,豪杰响应,号称三十万,而天下终究不能振作,习惯安逸难以改变,是形势使然。现在天下的士人,只有贪图利益、桀骜不驯的人,才敢叩宫门谈论边防,而明察利害关系的人,则都深切考虑根本。那么天下的形势,本来就不可以让它完全改变。我按:这个论述平实,而意思似乎暗中不满于陈同甫等人。

国本三篇

国本,是祖宗立国的意图。我朝大意有两点:一是尊崇礼制以驾驭臣下,二是慎用刑罚以爱护百姓。真宗、仁宗以来,大臣将要离职,为他们升官加赐。神宗曾经想要裁汰臣下,但不忍心,开始增加宫观的俸禄粮食。章子厚曾经想要兴起刘挚的案件,而哲宗不听从。蔡京又想要杀害天下的士人,而徽宗不听从。绍兴初年,误听宰相诛杀两名谏官,随即下诏向天下谢罪,所以奸臣不能借杀害士人来作为资本。现在世上的刑罚,比汉、唐要轻。现在世上的百姓,自己获罪的很少,而因茶盐专卖、田役、税赋获罪的,占十分之六七。比起三代来说则重,然而三代的肉刑残害身体,以至于终身,也已经太过分了。后世制定刑罚,虽然三代不能相比,这两件事天下安定很久了。不顾惜而改变,安危必定从此开始。我按:这是深刻了解我朝立国意图的人。我朝立国以仁,完全去除秦汉以后不道义的事情,而这两件事最为显著。

民事三篇

说现在授田的制度已经消亡,却仍然每年以虚文勤劝农耕,为什么呢?有百姓必定要让他们开垦土地,现在吴越百姓多而土地不足,互相争夺以获取衣食。荆楚古代人口繁盛,孙权和刘备凭借它争夺天下,经过唐五代不再振兴,现在荒废的废墟没有聚落,划分吴越的人口来充实荆楚,是当今的急务。儒者想要恢复井田制,既然时势不同不可行,而俗吏抑制兼并的说法,则君主既然不能自己供养百姓,小民中的富人,是小民所依赖的,不可以预先设置厌恶破坏他们。随时制定制度,使没有特别富有和特别贫穷的人,大概就可以了?我按:这是熟悉实务的说法,只是不知道制定制度的方法如何,才能没有特别富有和特别贫穷的人。或者是董仲舒限制田产的说法吗?

财计三篇

说理财与聚敛不同,现在谈论理财的人,只是聚敛罢了,所以君子避开理财的名声,而小人掌握理财的权力。自古圣贤无不理财,必定像父亲管理儿子的财产,而权衡天下的有余和不足才可以。为什么君子不理财,而推给小人呢?自从纸币发行,而铜钱隐藏、物价空虚,设法消减天下的利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官兵吏中冗滥吃俸禄的人多,而不知道裁减,考察其根源,像富人奢侈,而卖田地、卖宝物来充塞,不耗尽不止。我按:这是天下的名言,而冗费则不止官兵吏三者罢了。所谓泉府,必定是周公的法度,恐怕又是过于相信《周礼》了。

官法三篇

说汉宣帝号称责求实效而只是考核细碎之事,是失去实效。现在治理不过像汉宣帝,而且举荐群臣百官认为不足以任用,而君主自己任用。说冗官,始于魏晋,自从文武分开,而从前侍卫用文官的,现在武士宦官专断;自从官吏分开,而从前所征辟的曹掾,现在吏胥专断。这是选举范围很窄,而官员猥杂众多。说担心他们冗滥,用法律抑制他们,这应当甄别,使贤能的人能够胜任。为什么掌握治理天下的权力,反而用抑制呢?我按:三种说法都是考订之言,只是极力辩驳古人不是事务简单,

而力言古人之事为多,亦似信《周礼》太过。窃意古人不过教民自为生养,若尽如《周礼》期防,恐奔走无虚日,民不聊生尔。

译然而极力称道古人的事迹居多,也似乎过于相信《周礼》了。我私下认为,古人不过是教导百姓自我谋生、养育自身,如果完全按照《周礼》那样严密的规划与防范,恐怕百姓将终日奔波不得闲暇,从而无法生存了。

士学二篇

谓孔孟守三代之説,于春秋战国之世,迂濶之名自此始。今必得真迂濶者而用之,其庶乎?古者养士而后取,今不养而取之,当因今之学以取士,而务养其心。愚按,此干淳间议论也。然不知养其心者当何如耶?若近年以来,士习实坏于学。县有学,则无耻者分其粮,公厨终歳无炊烟;郡有学,则强侠者多取市井子之资,聚食其中,以庇门户。七箸声歇,輙云散无踪。国有学,则争图分数,乞免解免省者千岐万辙,上亦屈法从之。甚至受金叩阍,助权势去异已者,士习之坏,反皆学校之为。鬭之于胜负之场,而诱之于利禄之区,曰可以养其心,有是理否乎?果欲养其心,必也因今之学而用古之道。州县学尽除职俸,太学尽除校分,无胜负之争,无利禄之诱,而后士得自有其宂而自养之。水心虽干淳之论,而其时学法已行,不明言其非,疑有遗论。且天下何尝无贤士之自养者?何世无有?学校科举之较程文,如博奕,偶胜于士之贤否,何预?要在谨简于入仕之后,幸而得贤者能者,则必用之;不幸而得愚不肖者,虽自学校科举中来,必终斥之。用舎不于学校,不于科举,而于其人,庶几士习稍知趋向。若夫转移变化,又自在本原之地。若曰因今之学以取士,而欲养其心,愚未之能信。

  兵权二篇

谓兵必用诈,自孙武始。武事阖闾,尝入楚,暴师不返。尝言越不足畏,卒败欈李。武之术无救,人国家今其气焰兴起,若将与圣贤并称。而右科武学,又使之读诵其书,是徒以不仁之心相授。况今淮以北皆吾之民,方当流涕以对之,尚安用武之术?数十年来,天下士好竒言,而言兵者尤竒,皆中一时之欲,而不顾天下之利害。必也实言乎?不多杀,邦本不揺,无暴征横敛,而将得人,则兵可用。愚谓言兵若此,斯儒者矣。视老泉辈,平生师孙子之学,霄壤矣。

  外论四篇

谓中国之待夷狄有义有名有权,契丹更六圣,百二十年无败盟,而约女真共灭其国,在前日为失义,女真吾仇也,今日请和,尤为无名,视其所以来而权之,必有先胜之形,变困重难举而使轻利易为,此在朝廷大政、纪纲、宪度之际,而乃略淮以守江,守江以安闽浙,此其去中原也逺矣,其言慷慨激发,读之使人痛愤,愚谓果守江,果安闽浙,机至事成,中原亦非逺,正恐江自为守而人未尝守江,闽浙百需所仰,又未必其能安,而人自安于闽浙耳。

  总义一篇

论圣经之题辞也,谓古之治足以为经,圣人载之以诏后世。至于今而经始,明世之君子可即其故而深思矣。

  易

谓易非道,所以用道,圣人以道易天下,后世听其自易,而世始乱。文王、孔子于是作易。易之书备,而易之道始穷。曲学小数,出入鬼神,而无以为用于天下,莫若反其本而求之象爻。愚按此论未之前闻也。以愚所闻,则正以理无定形,亦无终穷,故以变易之谓道,而谓易非道何耶?变易者,正道之用,而反谓所以用道何耶?事万变而不齐,而理无不在,故此道谓之易,初非先天而开物,逆料治乱之变而立之防,亦非世有已乱,事有已失,出而移风易俗之类,以救其弊,而谓圣人以道易天下何耶?易者,道之形于事,事物物顺之则吉,逆之则悔吝。防吉者,治之事;悔吝防者,乱之事。后世不知易也,故乱日多耳。乃谓听其自易,而世始乱何耶?文王、孔子之作易,正欲使人人知道,如是则吉,如是则悔吝。防传之万世,而道之用无穷也。顾谓易之书备,而道始穷何耶?易备天人之道,微之而为阴阳变化,显之而为日用常行,理本无所不包,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而象爻者正以占其变也。谓出入鬼神为无用,必反而求之象爻,又何耶?此固愚未之前闻,必水心自有所见者,虽然未谕也。

  书

谓书为帝王之常心,周穆王、秦穆公既悔过而复得其常心,此亦一说。然周穆王、秦穆公恐于尧、舜不若是班,而常心亦非所以论圣人也。常心者,不以饥寒而变

译士学二篇

认为孔孟坚守三代的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迂阔的名声从此开始。现在一定要找到真正迂阔的人来任用,大概可以吧?古代是培养士人然后选拔,现在不培养就选拔,应当根据现在的教育来选拔士人,并致力于培养他们的心性。我按:这是乾道、淳熙年间的议论。然而不知道培养心性应当怎么做呢?如果近年以来,士人的风气实在败坏于学校。县里有学校,那么无耻的人瓜分其粮食,公共厨房整年没有炊烟;郡里有学校,那么强横侠义的人多夺取市井子弟的资财,聚集在其中吃饭,以庇护门户。筷子放下声音停歇,随即像云散一样没有踪迹。国家有学校,那么争着谋求分数,乞求免除解试、免除省试的人千头万绪,上级也屈从法律顺从他们。甚至接受金钱叩击宫门,帮助权势去除异己的人,士人风气的败坏,反而都是学校造成的。在胜负的场合争斗,在利禄的区域引诱,说这样可以培养心性,有这样的道理吗?果真想要培养心性,必定要根据现在的教育而采用古代的方法。州县学校全部废除职俸,太学全部废除校分,没有胜负的争斗,没有利禄的引诱,然后士人得以拥有自己的空闲而自我培养。陈傅良虽然是乾道、淳熙的议论,但那时学法已经实行,不明确说出它的不对,怀疑有遗漏的议论。况且天下何尝没有自我培养的贤士呢?哪个时代没有呢?学校科举比较程文,如同博弈,偶然胜败与士人的贤能与否,有什么关系呢?关键在于谨慎简略于入仕之后,幸运得到贤能的人,就一定任用;不幸得到愚昧不肖的人,虽然来自学校科举,必定最终斥退。任用与否不在学校,不在科举,而在其人,大概士人风气稍微知道趋向。至于转移变化,又自然在于根本的地方。如果说根据现在的教育来选拔士人,而想要培养心性,我不相信。

兵权二篇

认为用兵必定使用欺诈,从孙武开始。孙武辅佐阖闾,曾经进入楚国,军队暴露在外不返回。曾经说越国不值得畏惧,最终在槜李战败。孙武的术数无法挽救,人的国家现在气焰兴起,如果将与圣贤并称。而推崇武学,又让他们诵读他的书,这是白白用不仁的心相互传授。况且现在淮河以北都是我们的百姓,正应当流着泪面对他们,还哪里用得着孙武的术数呢?几十年来,天下士人喜欢奇特的言论,而谈论军事的人尤其奇特,都迎合一时的欲望,而不顾天下的利害。一定要说实在的话吗?不多杀戮,国家的根本不动摇,没有暴虐的征伐和横征暴敛,而将领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军队就可以使用。我认为谈论军事像这样,就是儒者。看待苏洵等人,平生师从孙子的学问,相差天壤了。

外论四篇

认为中国对待夷狄有义、有名、有权,契丹历经六位圣君,一百二十年没有违背盟约,而约定女真共同灭掉它的国家,在前一天是失义,女真是我们的仇敌,今天请求讲和,尤其是不名正言顺,看它来的原因而权衡它,必定有先胜的形势,改变困顿沉重难以举动的情况而使其轻利容易作为,这在朝廷大政、纪纲、宪度的时候,却放弃淮河来守卫长江,守卫长江来安定闽浙,这距离中原远啊,他的言论慷慨激发,读起来使人痛愤,我认为果真守卫长江,果真安定闽浙,时机到来事情成功,中原也不远,正担心长江自己成为守卫而人未曾守卫长江,闽浙百种需求所依赖,又未必能够安定,而是人自己安于闽浙罢了。

总义一篇

论述圣经的题辞,认为古代的治理足以成为经典,圣人记载它来告诫后世。到现在经典才开始,明世的君子可以就这个缘故而深思了。

易

认为《易经》不是道,是用来运用道的,圣人用道来改变天下,后世听任它自然变化,而世道才开始混乱。文王、孔子于是创作《易经》。《易经》的书完备,而《易经》的道才开始穷尽。曲解的学问和小术,出入于鬼神之间,而没有用来治理天下,不如返回根本而寻求象爻。我按:这个议论以前没有听说过。以我所听到的,正是以理没有固定的形态,也没有最终的穷尽,所以用变易来称为道,而说《易经》不是道为什么呢?变易者,正是道的运用,而反而说用来运用道为什么呢?事情万变而不齐,而理无不在,所以这个道称为易,起初不是先天而开物,逆料治乱的变故而设立防备,也不是世道已经混乱,事情已经失误,出来移风易俗之类,来补救它的弊端,而说圣人用道来改变天下为什么呢?易者,是道在事情上的体现,事物顺从它就吉利,违背它就悔恨吝惜。防止吉利的,是治理的事情;防止悔恨吝惜的,是混乱的事情。后世不知道易,所以混乱一天天增多。却说听任它自然变化,而世道才开始混乱为什么呢?文王、孔子创作《易经》,正想要使人人知道道,像这样就吉利,像这样就悔恨吝惜。流传给万世,而道的运用无穷尽。却说《易经》的书完备,而道才开始穷尽为什么呢?《易经》具备天人的道,细微的是阴阳变化,显明的是日用常行,理本来无所不包,所以说“《易经》有圣人的道四个方面”。以卜筮者崇尚其占断,而象爻者正是用来占断其变化的。说出入鬼神为无用,必定反而寻求象爻,又为什么呢?这确实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必定陈傅良自有所见,虽然不明白。

书

认为《尚书》是帝王的常心,周穆王、秦穆公既然悔过而又得到其常心,这也是一个说法。然而周穆王、秦穆王恐怕与尧、舜不是一样的,而常心也不是用来论述圣人的。常心者,不因饥寒而改变

之名也。

  诗

谓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圣人养天下以中,▯人心以和。葢诗之道,至周而后备。虽其怨刺犹深,原愤▯而不忍。愚按此,亦言诗者之常谈。特水心长于文,其形容有过人者。

译这就是它的名称。

《诗经》

所谓周代人的记载最为详尽的,没有比《诗经》更好的了。圣人用中正之道来养育天下,用和谐之气来安抚人心。大概《诗经》的宗旨,到了周代才完备。虽然其中的怨恨讽刺依然深刻,但原本愤懑却又不忍心(直接发泄)。我按察,这也是谈论《诗经》的人的常谈。只是叶适(水心)擅长文章,他的形容描绘有超过常人的地方。

春秋

谓治人之道,人能自正于心者,虽圣人不能加也。行之事矣,折而从仁义礼乐者,则治之也。佚,是其次也。闻人之是己非己为喜惧,因其喜惧而治之,是又其次。不以是非为喜惧,而必待赏罚,圣人之治人,至是止矣。《春秋》之作,又所以治夫仁义礼乐、是非赏罚之所不能治者也。然其用之之法有三:原其情,察其势,使人心厌然我服,然后断之。理,舜能事瞽瞍,而天下不能为子;箕子能事纣,而天下不能为臣;汤事葛,文王事昆夷,而天下不能为国。是何耶?是未之思,是之谓理。故《春秋》者,道之极而圣人之终事也。愚按:世谓《春秋》为赏罚之书,而赏罚必断之理,此不过两言己足。然人人能言之,今其模冩次第多为曲折,则水心之文法然尔。

  周礼

谓周礼之书,一用而反至于乱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国,又有圣贤为之臣,乆于官而不去,其为地狭,为民寡,治之者众,行之以诚,故米盐靡宻,无不尽。今也包夷貊之外以为域,事虽毫发,一自上出,法严令具,不得揺手,无圣贤为之臣,不乆于其官,而又有茍简诈伪之心,乃欲靡密无不尽,以求合周礼,此人情不安而至于乱也。愚按周之建官,偹于尚书,周官一篇,各率其属,听之六卿,而为君之要在六卿得人而止,其详则自孟子时巳不得闻矣。必如今周礼所载,六乡六遂之地,能几何而可养官司胥徒二三万,东西胥防,朝夕读法,民且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书出于王莽,用于王安石,皆乱天下,恐不可以其名列于经而尽信其书,必古书也,亦不过周官一篇注疏耳。大训何在,而名经耶?虽然归之世变不同,而谓周礼不可行于后世,此则善为周礼解嘲葢未有过水心者也。

  管子

谓王政之坏,始于管仲,而成于鞅。斯若桑▯羊之于汉,又管仲、商鞅所不忍为。至唐之衰,取民无所不尽,又有▯羊所不屑为。坏之也,非一人之力;则复之也,必非一人之功。圣人不千歳而一起,圣人不继世而皆遇。故夫陋俗之与论王政,终不合矣。其言哀痛切至,呜呼悲夫!

  老子

谓老耼厌圣人之仁义礼乐,而欲一切返太朴之初,不知圣人之为此仁义礼乐者,正以消伏天下之机巧诈伪也。今欲尽废是,与天下以机相示,微相使也。耼自变于俗,而谓圣人变之乎?愚谓圣人不过行其所当然,老子乃欲去其所当然者耳。此则昌黎原道之説尽之:无为则天下决不能自治,势必出于惨刻以胜其不治者。此则太史公老子之传尽之。若谓耼自变于俗,则耼且有辞。

  孔子家语

谓《家语》、《左传》、《礼记》皆近圣人之世,而所载皆不能知其言。后世若荀卿、司马迁、扬雄,亦皆不足以知圣贤之言。今世之知言者,谈性命,而圣贤之实犹未着。愚谓此借《家语》以排世之谈性命者,谓均之不知圣言尔,然岂其伦耶?且不明斥性命之説为不知圣言者,果何在?岂亦如论治,特发其大意而不尽言,必待佐天子得行其道,然后自以己之説而易天下耶?虽然,濂洛性命之説大明于天下有日矣,水心思以易之也,难哉!

  荘子

谓荘周知圣人最深而玩圣人最甚,不得志于当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愤之切,异于屈原者鲜矣。然而人道之伦,颠错而不叙;事物之情,遗落而不理。以养生送死、饥食渴饮之大节,而付之傥荡不覊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盖未巳也。愚谓此论理义之精到,文辞之警切,前无古人,后无作者。自古明天下之正道,无出于晦翁《大学中庸章句序》;斥天下之非道,无出于韩文公《原道》。今有此论,又足为《原道》之配。但谓其知圣人及以屈原为比,未然尔。

  扬雄太▯

谓▯以准易而不得圣人之意者三:易以明天下而雄名▯,一也;卦以八数而▯之八十一首,杂取文字之余,二也;易更三圣,▯以一人之思,备羣圣人之力,三也。

  左氏春秋

谓左氏去孔子既逺,而能録古者典刑十数,以扶翼《春秋》。

  战国策

谓

译春秋

所谓治理百姓的方法,人若能端正自己的内心,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超越。在行事上,折中顺从仁义礼乐的人,就可以治理了。放纵散漫,这是次一等的。听到别人肯定或否定自己就感到欢喜或恐惧,利用这种欢喜恐惧来治理他们,这又是次一等的。不以是非为欢喜恐惧,而必须依靠赏罚,圣人治理百姓,到此为止了。《春秋》的写作,又是用来治理那些仁义礼乐、是非赏罚所不能治理的人的。然而它使用的方法有三:推究其本情,考察其形势,使人心悦诚服,然后加以裁断。道理,舜能侍奉盲人父亲瞽瞍,而天下人不能做儿子;箕子能侍奉商纣王,而天下人不能做臣子;商汤侍奉葛伯,周文王侍奉昆夷,而天下人不能治理国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没有深入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道理。所以《春秋》是道的极致,也是圣人事业的终结。我按:世人说《春秋》是赏罚之书,而赏罚必须依据道理来裁断,这不过两句话就足够了。然而人人都能说得出,现在它的描摹次序多有曲折,这是叶水心的文章笔法罢了。

周礼

说《周礼》这本书,一旦施行反而导致混乱,是因为古代天子治理的范围,只限于一个国家,又有圣贤担任臣子,长期任职而不离任,他们管辖的地域狭小,百姓稀少,治理的人众多,以诚心推行,所以细微琐碎之事,没有不详尽的。如今将蛮夷之地都包罗在内作为疆域,事情即使细微如毫发,也一律由上级发出,法令严厉完备,不得稍有动摇,没有圣贤担任臣子,不长期任职,又有苟且简略、欺诈虚伪之心,却想要详尽无遗,以求符合《周礼》,这是人情不安从而导致混乱。我按:周朝设立官职,在《尚书》中完备,《周官》一篇,各自率领其属官,听命于六卿,而为君的关键在于六卿得人而止,其细节从孟子时代就已经听不到了。必定像如今《周礼》所载,六乡六遂之地,能有多少人口可以供养二三万官吏胥徒,东西互相防范,早晚诵读法令,百姓尚且奔走不暇,又能如何施展手脚?这本书出于王莽,用于王安石,都扰乱天下,恐怕不能因为它名列经典就完全相信这本书,它必定是古书,也不过是《周官》一篇的注疏罢了。大训在哪里,而称它为经呢?虽然如此,归结为时代变迁不同,而说《周礼》不能施行于后世,这倒是善于为《周礼》辩解,大概没有超过叶水心的了。

管子

说王政的败坏,始于管仲,而成于商鞅。这就像桑弘羊之于汉朝,又是管仲、商鞅所不忍为的。到了唐朝衰败,搜刮百姓无所不尽,又有桑弘羊所不屑为的。败坏它,不是一个人的力量;那么恢复它,必定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圣人不是千年才出现一次,圣人不是代代相继都能遇到。所以庸俗之人与谈论王政,终究不能契合。他的言辞哀痛深切,唉,可悲啊!

老子

说老子厌恶圣人的仁义礼乐,而想要一切返回太朴的初始,不知道圣人制定这些仁义礼乐,正是为了消伏天下的机巧诈伪。现在想要全部废除这些,与天下人展示机巧,互相驱使。老子自己随俗变化,却说圣人随俗变化吗?我认为圣人不过是行其所当然,老子却想要去掉其所当然。这正如韩愈《原道》所说:无为则天下决不能自治,势必出于残酷刻薄以战胜其不治。这正如太史公《老子传》所说。如果说老子自己随俗变化,那么老子自有辩解。

孔子家语

说《家语》、《左传》、《礼记》,都接近圣人的时代,而所载都不能知道圣人的言语。后世如荀卿、司马迁、扬雄,也都不足以知道圣贤的言语。当今世上知道言语的人,谈论性命,而圣贤的实质尚未彰显。我认为这是借《家语》来排斥世上谈论性命的人,说同样不知道圣人的言语,然而难道是一类人吗?而且不明确斥责谈论性命的说法为不知道圣人的言语,究竟在哪里?难道也像谈论治理,只发出大意而不尽言,必定等待辅佐天子得以施行其道,然后以自己的学说改变天下吗?虽然如此,濂洛性命之说在天下大明已有日子了,叶水心想要改变它,难啊!

庄子

说庄子知道圣人最深而玩弄圣人最甚,不得志于当世,而放纵心意狂言,其怨愤之深切,不同于屈原的很少。然而人伦之道,颠倒错乱而不有序;事物之情,遗漏而不整理。以养生送死、饥食渴饮的大节,而托付给放荡不羁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传祸患大概没有止息。我认为这论理义的精到,文辞的警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古阐明天下的正道,没有出于朱熹《大学中庸章句序》;斥责天下的非道,没有出于韩愈《原道》。现在有这个论断,又足以作为《原道》的配匹。但说他知道圣人以及以屈原相比,未必正确。

扬雄太玄

说《太玄》以准《易》而不得圣人之意的有三:《易》以明天下而雄名《太玄》,一也;卦以八数而《太玄》之八十一首,杂取文字之余,二也;《易》更三圣,《太玄》以一人之思,备群圣人之力,三也。

左氏春秋

说左氏距离孔子已经久远,而能记录古代典刑十数,以扶翼《春秋》。

战国策

说

成周论士用于天子,周襄取士之法坏,士犹各自贵于其国,侯国取士之法亦废,士去为家臣,独公哲、衮季、项未尝仕于大夫。未几,兼并祸兴,故家亡失,士始恣睢四出,奋口舌以要其君,固流靡使然也。始皇、李斯迁怒而擒灭之,岂为天下之道哉?

译成周时期,士人由天子任用;周襄王时取士的制度败坏,士人仍然各自在其国家中保持尊贵;诸侯国取士的制度也废弃了,士人离开国家成为大夫的家臣,只有公哲、衮季、项未曾在大夫门下做官。不久,兼并的祸乱兴起,旧有的家族消亡失散,士人开始放纵地四处奔走,凭借口才来要挟他们的君主,这本来就是风气败坏导致的。秦始皇、李斯迁怒于士人而捕杀消灭他们,这难道是治理天下的正道吗?

史记

谓孔子时,上世图籍具在,多放弃而不録。史迁不能知其意,纷然记之,以夸竒,使后世溺于见闻,荡于未流。又戕民害政之术,尽出其中。而战国、秦、楚事,皆天下人资取为不肖者。于是异端之学复肆,与圣人之道相乱矣。

  三国志

谓《春秋》三国之世,号为多才,非世道之幸也,尚忍言之!愚谓人才,用而后见;世方多事,而后人才出,其势则然。汉、唐之兴,何尝无人才?有英雄之君以主之,天下赖以定于一,不见其纷纷之迹耳。以罪人才,可耶?

  五代史

谓唐非天亡而自亡,盗贼不肖,皆足得国。人主所当惕然自惧,愚谓五代朝荣暮瘁,亦自取灭亡耳。然扫除乱畧,以开圣世太平之基,亦周世宗。

  总述

谓唐虞三代上之治为皇极,下之教为大学,行之天下为中庸。汉以来无能明之者。今世之学始于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由外无不合,故心不劳而道自存。今之为道者,务出内以治外,常患不合,故具列其义,天下得详焉。其论甚异,意其真有可得而详者。及详皇极、大学、中庸三论,则与今世所读《洪范》、《大学》、《中庸》三书本防,不见其有一语类者。玩索再三,如适异国,见蛮夷君臣问答,议论曲折次第,非无可闻之声,终无可晓之说。呜呼噫嘻!何为而至是耶?夫水心一水心也,其论兵、财、民俗明白贯彻,笔端有口,一何竒也!其论皇极、大学、中庸,但见其班班有字,而玩索莫晓,一何甚也?岂世自有能详之者耶?抑姑俟千百歳后,又出一水心而后能详水心之説耶?不然,水心所论皇极、大学、中庸,恐别自有其书,非世所通读之三书也耶?

  傅说

谓髙宗注想倾信,为以其心而通物。愚谓傅説事本无可论,而论三代事本不必若是。其文“深山之舜,莘野之伊,傅岩之説”,皆当世伟人,特未加之位耳。傅説固非泛然胥靡也。一念之切,精诚交通,梦亦其理之常,而非异也。水心之为此者,特望人君之深信其臣欤?

  崔寔

谓寔劝其君以严刑为无术,此长者之言也。

  诸葛亮

谓亮借兴汉之名以见于世,今世有昭然不可掩之名义,而非必借于外。愚谓借亮以警当世可也,谓亮为外借不可也。

  苏绰

谓商鞅以后,皆谓古治为不可复行。绰佐宇文泰,方高氏扼关而攻西人,凛不自保,乃犹用古人治国之常道,卒并齐灭梁,益无敌于天下。愚谓唐太宗之治,多宇文之遗,而水心之论,即魏征所以斥封德彛者也。

  王通

谓圣人未尝絶后世,而王通续经,独得孔子之意。以道观世,则世无适而非道。愚恐汉、晋、元、魏未必真得唐、虞、三代之道,王通续经亦未必真得孔子之意。水心若旷然大观,混精粗诚伪而不问,固无不可者。若以道观世,则道固未尝无剂量其间也。

  廷对

主説:「谓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乱;以圣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矣。」答:「前代道仁礼乐,皆雅淡,不事华藻。」答:「当时事多明,勿谓宰相失职,专限资格,助吏部行有司之事。」谓諌官不谏诤,反侵御史之事;两制侍从不讲大政,而弊精神于微文。责儒臣太备,而独当前世养兵之患,不能寛横敛而裕民力。及复雠在坚决信任其人,大抵纯净,非近世排仗语为多者比也。

  始议

其一,谓国朝不务平西北,小人因间复燕,而国之守以离,其论伟矣。愚意窃谓尚有当讲求者耳。唐虞三代所自有,惟千里若侯服,以至要荒,则听其人之自守,不过怀以德,接以礼,故事少而国易治。秦汉尽并天下,制于一人,甚至反为夷狄于夷狄,杀无辜之民,以贪非其有之地,鞭长不及马腹,而国无宁日矣。我太祖内收藩镇兵,使无诸侯彊大,如封建末流之弊;外因边酋各为守,无直邻彊敌,如秦汉守塞转粟戍兵之扰。处混一之势,而能周尽天下之虑,孰有加于我太祖者哉?大计未集,而后之谋国者,轻挑强敌,岂惟非太祖之心,亦异于古人所以御天下之道矣。必欲勤逺畧,定西北,为尽天

译史记

说孔子时代,上古的图籍尚且完备存在,大多被废弃而不加收录。司马迁不能明白其中的深意,杂乱地记载下来,以炫耀奇异,致使后世沉溺于见闻,放荡于末流。而且残害百姓、祸乱政事的权术,全都出自其中。而战国、秦、楚的史事,都被天下人作为不肖之徒效法的榜样。于是异端邪说再度猖獗,与圣人之道相互混淆了。

三国志

说《春秋》三国时代,号称人才众多,这并非世道的幸运,实在令人不忍提及!我认为人才,是在被任用之后才显现出来的;世道正值多事之秋,人才才会涌现,这是形势使然。汉、唐的兴起,何尝没有人才?因为有英雄君主作为主宰,天下赖以统一安定,所以不见其纷乱之迹罢了。因此归罪于人才,可以吗?

五代史

说唐朝并非天命灭亡而是自我灭亡,盗贼和不肖之徒,都足以夺取国家。君主应当警惕恐惧,我认为五代王朝朝荣暮衰,也是自取灭亡罢了。然而扫除战乱,为圣世太平奠定基础,也是周世宗的功劳。

总述

说唐虞三代以上的治理为皇极,以下的教化是大学,推行于天下的是中庸。汉代以来没有人能阐明它们。当今世间的学问从内心开始,这三者才逐渐明晰。然而唐虞三代由外而内无不契合,所以内心不劳累而大道自然存在。现在修道的人,致力于由内而外去治理外部,常常担心内外不合,所以详细列举其义理,让天下人得以详知。他们的论述非常奇异,想必真有值得详知之处。等到详细研读皇极、大学、中庸三论,却发现与当今世人所读的《洪范》、《大学》、《中庸》三个原本大相径庭,不见有一句话相似。反复推敲思索,如同到了异国,看见蛮夷君臣问答,议论曲折有序,并非没有可听的声音,终究没有可懂的道理。唉!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呢?叶适(水心)毕竟还是那个叶适,他论述兵事、财用、民俗,明白透彻,笔下如有口,多么奇特啊!他论述皇极、大学、中庸,只见其字字分明,而推敲思索却无法理解,多么严重啊!难道世上自有能详知的人吗?还是暂且等待千百年后,又出一个叶适才能详知叶适的学说呢?不然的话,叶适所论述的皇极、大学、中庸,恐怕另外有其书,并非世人通读的这三本书呢?

傅说

说高宗注想倾心信任,是用他的心去通达万物。我认为傅说的事本来无可议论,而议论三代的事本来不必如此。文中“深山的舜,莘野的伊尹,傅岩的傅说”,都是当世的伟人,只是尚未加给他们职位罢了。傅说本来就不是普通的刑徒。一念之切,精诚交通,做梦也是情理之中的常事,并非怪异。叶适这样做,只是希望君主深信其臣子吗?

崔寔

说崔寔劝谏他的君主以严刑为无术,这是长者的言论啊。

诸葛亮

说诸葛亮借兴复汉室的名义以显于世,当今世间有昭然不可掩盖的名义,而不必借助于外物。我认为借诸葛亮来警示当世是可以的,说诸葛亮是向外借名是不可以的。

苏绰

说商鞅以后,都认为古时的治理不可再实行。苏绰辅佐宇文泰,正值高氏扼守关隘攻打西人,凛然不能自保,却仍然使用古人治国的常道,最终兼并齐国、灭亡梁国,更加无敌于天下。我认为唐太宗的治理,多有宇文泰的遗风,而叶适的论述,就是魏征用来斥责封德彝的话。

王通

说圣人未曾断绝后世,而王通续写经典,独自得到了孔子的意旨。以道观察世间,则世间无处不是道。我担心汉、晋、元、魏未必真的得到了唐、虞、三代的道,王通续写经典也未必真的得到了孔子的意旨。叶适如果旷达地大观,混同精粗诚伪而不加追问,固然无不可。如果以道观察世间,那么道本来就有尺度在其中。

廷对

主说:“说用平庸的君主行善政,天下未乱;用圣明的君主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理了。”答:“前代的道仁礼乐,都雅正淡泊,不事华藻。”答:“当时的事多明了,不要说宰相失职,专门限制资格,协助吏部执行有司的事务。”说谏官不谏诤,反而侵夺御史的职责;两制侍从不讲大政,却耗费精神于细微的文字。责备儒臣太过完备,而独自面对前世养兵的祸患,不能宽缓横征暴敛而充裕民力。至于复仇在于坚决信任其人,大体纯净,不像近世排场仗势的话那样多。

始议

其一,说本朝不致力于平定西北,小人趁机收复燕地,而国家的守备因此离散,他的论述伟大啊。我私下认为还有应当讲求的地方。唐虞三代所固有的,只有千里内的诸侯服属,至于边远荒僻之地,则听任其自守,不过以德行怀柔,以礼节接待,所以事务少而国家容易治理。秦汉兼并天下,制度统一于一人,甚至反过来被夷狄当作夷狄,杀害无辜的百姓,以贪图非己所有的土地,鞭长莫及,而国家没有安宁之日。我太祖对内收回藩镇军队,使没有诸侯强大,像封建末流的弊端;对外依靠边地酋长各自防守,没有直接邻接强敌,像秦汉守塞转运粮食戍守军队的骚扰。处于混一之势,而能周全天下之虑,谁有超过我太祖的呢?大计未成,而后来的谋国者,轻率挑衅强敌,岂止不符合太祖的心意,也不同于古人所以御天下的道理了。一定要勤修远略,平定西北,以尽天

下之虑,谈何容易耶?其谓建炎嗣统,独失河东;二年始失河南北;绍兴元年始失京东西;三年又失五路。粘罕死,尝举数千里地以还。我兀术背盟分画,才淮以南,顔亮屠殒归义之民,处处屯聚京东西、秦鳯、熈河州县,相次而服。宰辅继旧盟,反割四要郡畀之。其言备尽南渡曲折。愚尝谓中原不失于南渡之前,因南渡而后中原失意,正谓此。然念靖康而后中原尚有可复之机者三:宗忠简肃清宫禁,结山东河北义勇,以请圣驾还京,此一机也,中原可不烦兵而复;岳鄂王収复两京,所向无前,此一机也,中原可乘胜而复;逆亮速祸,京东西等处响应思归,此一机也,中原可乗机而复。迨我孝宗已非南渡初愤痛方新机防鼎来之比,况汤思退、史浩诸人,遇中原思归者则还之金使,甘心焉。儒生尚何以空谈为哉?虽然,中原遗黎已厯祖孙三数世,惓惓吾宋者犹新。○其二,谓国朝皆人主自为之,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又自熈丰以来,世变纷更;绍兴以来,小人挟制;隆兴以来,取民已困,犹以为仁,俗衰时。迫谁与谋?长此,所以不能尽天下之虑。

译下层的忧虑,谈何容易呢?他说建炎年间继承皇位,唯独丢失了河东;第二年才开始丢失黄河南北;绍兴元年才开始丢失京东西路;第三年又丢失了五路。粘罕死后,曾经把数千里的土地归还给我们。我兀术违背盟约划分疆界,才淮河以南,完颜亮屠杀归义之民,在各地屯聚于京东西、秦凤、熙河等州县,相继臣服。宰相秉承旧盟,反而割让四个重要郡县给他们。他的话详尽地叙述了南渡以来的曲折情况。我曾说中原不是在南渡之前就丢失的,而是因为南渡之后中原才失去,正是指这个。然而想到靖康之后中原还有可以恢复的机会有三:宗泽肃清宫禁,联络山东河北的义勇,请求圣驾还京,这是第一个机会,中原可以不费兵力而恢复;岳飞收复两京,所向无敌,这是第二个机会,中原可以乘胜而恢复;完颜亮迅速招致祸患,京东西等地响应思归,这是第三个机会,中原可以乘机而恢复。等到我孝宗时,已不是南渡初期愤痛方新、良机鼎来的情况了,何况汤思退、史浩等人,遇到中原思归的人就交给金国使者,甘心如此。儒生还能以空谈做什么呢?虽然如此,中原遗民已经历祖孙几代,对宋朝的眷恋依然深切。其二,说本朝都是君主亲自处理政务,于是废弃人才而用法度,废弃官员而用吏员,所以人才衰微匮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却畏惧他人。又自熙宁、元丰以来,世道变化频繁;绍兴以来,小人挟制朝政;隆兴以来,取民已困,还自以为仁政,风俗衰败,时局紧迫,谁与谋划?长此以往,所以不能尽天下之虑。

取燕三篇

中原在望,百年未复,而首谋取燕,已几于不切事情矣。又以髙祖灭项为比,岂类也哉?高祖能灭项羽,而不能不困于白登,故夫事定之后,不可以比方争之初,而与夷狄争区区,不可以比抚定中夏之事。今必曰得燕蓟关隘而后吾国可以立,秦筑长城矣,果帝万世乎?然则读《水心取燕》三篇,不若诵「吴起在德不在险」一语。

  息虚论二篇

其一,论亲征,斥莱公为无识之甚,嘻甚矣。其二,论待时,谓越二十年之内,日夜所为皆报吴,然后可言待,则正论也。

  实谋一篇

谓四总领为户部之害,经緫制折帛钱为诸州之害,版帐月桩为诸县之害,此财以多为累也。四屯驻大军耗总领之财,厢禁土兵耗州县之财,是兵以多为累也。法度以密为累,而治道不举;纪纲以专为患,而国威不立,皆熟于治体之言也。

  财总论二篇

谓边一有警,赋敛辄増,既增后不可复减。祖宗盛时所入,比汉唐一再倍。熈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寛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熈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视宣和又再倍。此精于财用本末之言也。

  经总制钱

李宪经始熈河,始有所谓经制财用,童贯继之,亦曰经制,葢措画以足一方之用。方腊残破东南,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减役钱,除头子,卖糟酵以相补。靖康召募,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强括民财数百万。维扬驻跸,吕熈浩、叶梦得总财事,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酒税头子所取,犹止一二百万。其后户部转运使动添窠名,黄子游、柳约之徒,或以造船,或以供军,递添酒税,随刻头子。孟庾以执政为总制,耆户长、壮丁雇始行起▯二制,并出色额数十。酒有栁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亏折官本。茶有秤头、篰息、油单、靥面。商税有増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寛剰。得产有勘合,典卖有牙契。僧道有免丁,截拨有縻费。所收之多,至千七百万。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户部经用十八,出于经制。于是州县之诛求者,江湖为月桩,两浙、福建为版帐。向之士大夫犹有知其不善,今新进者矜奋,视两税为何物,而况逺及贡赋之法乎?葢王安石之法,桑▯羊、刘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故经总制钱不除,则县以版帐、月桩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郡以经总制钱无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人才日衰。昔之号为壮县、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可举手。齐民中产仅足者,今转徙为盗贼、冻饿,而生民日困。左右望而罗其细碎,而国用日乏。愚按水心之言,恳切哀痛,经总制钱诚所当除也。而钱之未易除者,兵之未省也。水心此言,为兵张本也。

  和买折帛二篇

谓和买惟军衣未可裁损,其他宫禁官吏时节支赐一切不行可也。谓既有夏税折帛,又有和买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于夏税而和买以足之,今二者均折于义何取?必钩攷其凡目,而后可有所是正也。

  茶盐

谓茶、盐、▯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

  兵总论二

谓边兵当因其地练其民,不待内地之兵食宿。衞兵当因都邑近民敎,成畨上与募士杂用,廪其半而不全养。大将屯兵悉募,教精鋭全养之。州郡守兵以州郡之人守之,不以州郡之力养之。今四者皆募,而竭国力以供其衣食,力则已困,用则不可。太祖收藩镇权,汰兵使极少,治兵使极严。正非恃兵以为固,数不满二十万。自恃兵为国之説炽,庆厯至有百万兵,尽用衰世刻剥之术,取于民以防之。及不可用,则又俛首事仇,使之自安。营伍中王安石知兵之不胜食,而犹悟籍兵之不必多,教保甲至四五十万,阴欲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天下之势愈弱。绍圣以后,保甲复治,正兵自若。大观政和中,保甲至六七十万,平民相挺化为盗贼。斡离不挟兵才万余,莫有敌者。仓卒召勤王,而冦掠遍天下矣。

  四屯驻大兵

谓秦桧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

译取燕三篇

中原近在眼前,百年未能收复,却首先谋取燕地,已经几乎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又拿高祖消灭项羽来作比,难道相似吗?高祖能消灭项羽,却不能不在白登被围困,所以事情平定之后,不可以用来比拟争夺之初;与夷狄争夺区区之地,不可以用来比拟安抚平定中原之事。现在如果一定说得到燕蓟关隘然后我国才能立足,秦朝修筑长城了,果真能称帝万世吗?那么阅读《水心取燕》三篇,不如诵读“吴起说治国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这一句话。

息虚论二篇

第一篇,论述亲征,斥责莱公为无知到了极点,唉,太严重了。第二篇,论述等待时机,说越国在二十年之内,日夜所做的都是报复吴国,然后才可以谈论等待时机,这是正确的言论。

实谋一篇

说四个总领是户部的祸害,经总制折帛钱是各州的祸害,版帐月桩是各县的祸害,这是财物以多成为累赘。四个屯驻大军消耗总领的财物,厢禁土兵消耗州县的财物,这是军队以多成为累赘。法度以严密成为累赘,而治理之道不能推行;纪纲以专断成为祸患,而国家威势不能树立,这些都是熟悉治理体制的言论。

财总论二篇

说边境一旦有警报,赋税征收就增加,既然增加了就不能再减少。祖宗盛世时的收入,比汉唐多出一两倍。熙宁元丰以后,各地的封桩钱、役钱的宽剩钱、青苗钱的利息,比治平以前多几倍。蔡京改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多出一两倍。渡过长江直到今天,比起宣和年间又多出一两倍。这是精通财政用度根本与末节的言论。

经总制钱

李宪开始经略熙河,才有了所谓经制财用,童贯继承他,也叫经制,大概是筹划以满足一方的用度。方腊残破东南,陈亨伯以转运使兼任经制使,减少役钱,免除头子钱,卖糟酵来互相弥补。靖康年间招募军队,翁彦国以江宁知府兼任总制,强行搜刮民财数百万。扬州驻跸,吕熈浩、叶梦得总管财政事务,议定使用陈亨伯所收的经制钱,酒税头子钱所取的,还只有一二百万。后来户部转运使动不动就增添名目,黄子游、柳约之类的人,有的为了造船,有的为了供给军队,依次增添酒税,随时刻减头子钱。孟庾以执政身份担任总制,耆户长、壮丁的雇募开始实行起〇二制,并超出定额数十种。酒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的二分,原本亏折官本。茶有秤头、篰息(利息)、油单、靥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钱,有一分宽剩钱。获得田产有勘合,典卖有牙契。僧人有免丁,截拨有耗费。所征收的数额,多达一千七百万。截取给总领所之外,户部经常用度十八,出自经制钱。于是州县的诛求,江湖地区为月桩,两浙、福建为版帐。以前的士大夫还知道这不妥当,现在新进的人夸耀振奋,把两税看作什么,何况远及贡赋之法呢?大概王安石的法度,桑弘羊、刘晏都不说,蔡京的法度,又是王安石都不说的。而经总制钱,虽然吴居厚、蔡京也羞于为之。所以经总制钱不废除,那么县以版帐、月桩不损失郡的经常用度为无罪,郡以经总制钱不损失户部的经费为有能,而人才日益衰败。以前号称壮县、富州的,现在所在之处都不能有所作为。平民中产仅够维持的,现在流徙成为盗贼、冻饿,而生民日益困苦。左右观望而罗列其细碎,而国家用度日益缺乏。我按水心的话,恳切哀痛,经总制钱确实应当废除。而钱不容易废除的原因,是军队没有裁减。水心这话,是为军队裁减做铺垫。

和买折帛二篇

说和买只有军衣不可裁减,其他宫禁官吏时节支赐一切停止也可以。说既然有夏税折帛,又有和买折帛,而且本来是因为夏税有所不足而和买来补足,现在两者都折钱,在义理上取什么?必须考究其大目,然后才可以有所纠正。

茶盐

说茶、盐、〇的征收太厉害,利益太深,刑罚太重。

兵总论二

说边防军队应当根据当地训练百姓,不等待内地军队的食宿。卫兵应当根据都城附近百姓教导,成番上与募士混用,供给一半口粮而不完全供养。大将屯兵全部招募,教导精锐完全供养。州郡守兵用州郡的人守卫,不用州郡的力量供养。现在四者都招募,而竭尽国力来供给他们的衣食,力量已经困乏,用度不能维持。太祖收回藩镇权力,裁减军队使极少,训练军队使极严。正不是依靠军队来巩固,数量不满二十万。自从依靠军队为国家的说法盛行,庆历年间甚至有百万军队,尽用衰世的刻剥之术,从百姓那里取用来防备他们。等到不能用,就低头侍奉仇敌,让他们自安。营伍中王安石知道军队不胜食,而还醒悟籍兵不必多,教导保甲达到四五十万,暗中想要代替正兵。正兵不能代替,而天下的形势更加衰弱。绍圣以后,保甲再次治理,正兵依然如故。大观政和年间,保甲达到六七十万,平民相挺化为盗贼。斡离不带兵才一万多,没有能抵挡的。仓促召勤王,而寇掠遍天下了。

四屯驻大兵

说秦桧约定各军支遣的数额,分割天下的财物

命,朝臣緫领之,疲尽南方之财力,以养此四大兵,惴惴常不足。昔祖宗竭天下财以养天下兵,固前世所无;而今日竭南方以养四屯,又祖宗所无。地则北为重,财则南为多,运吾多财,取地于北则可。奈何尽耗于三十万之瘁卒,袭五六十年之积弊,以为庸将、腐阉卖鬻富贵之地乎?

译朝廷命大臣总领其事,耗尽南方的财力,来供养这四大兵营,却总是惶恐不安,感到供给不足。从前祖宗倾尽天下的财富来供养天下的军队,这本来已是前代所没有的;而如今倾尽南方的财力来供养四屯,又是祖宗时代所没有的。地域以北方为重,财富以南方为多,将我们富庶的财力运往北方,以获取北方的土地,这才是可行的。为何要将这些财力全部耗费在三十万疲惫不堪的士兵身上,沿袭五六十年积累下来的弊端,使之成为庸碌将领和腐朽宦官买卖官职、谋取富贵的手段呢?

厢禁军弓手土兵

谓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弓手为县之巡徼,土兵为乡之控扼。今州郡二税及酒税窠名,尽以上供者,朝廷既以养大兵,而州郡以其自当用度者,尽以养厢、禁、土兵,故不减宿衞屯驻兵,国力不寛,不减厢、禁、弓手、土兵,州郡力不寛。

  法度总论

谓唐虞三代国自行其政,家自专其业;秦汉晋隋唐,一郡行其一郡,一县行其一县。本朝惩创五季,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揺手举足輙有法禁。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用人以资格为利,而资格为用人之害;铨选以考任为利,而考任为铨选之害;荐举以关陞改官为利,而关陞改官为荐举之害。至于任子,则有数害:员郎即得荫补,为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荫京官,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无穷,为一害。科举亦有数害:取以艺,既薄于古今,并艺失之,为一害;古者化天下为士,使知义;今化以入官,为一害;解额一定,为一害;一预乡贡,老不成名,锡以官,为一害;以利诱天下,为学校之害;责以记诵,为制科之害;进人于应用之文,为宏词之害;保正长通天下,患之而役法为害。定为新书,以一条贯,而新书为害;禁切监司,反甚州县,而监司之法为害;府史胥徒植根固本,而胥吏为害;行经界,则经界为害;行保甲,则保甲为害;行方田,则方田为害;行青苗市易,则青苗市易为害。举事立法,无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则无非为害。贤者以为是必不可去之害,愚者则恃其有是害,小人则或求甚于所害。愿揭其条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旷然一日得行于昭昭之涂。

  资格

资格者,生于世之不治,贤否混并而无所别,故以此限之,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数人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致治,盖能先别其流品。其人有自小官,其望已足以为卿相,特欲其敭厯以实之而已。若此者,可谓得资格之利。今也无有,流品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侍从不荐士,执政不举贤,执资格以进曰:“此足以任此矣。”此所谓受资格之害也。

  铨选

吏部者,朝廷喉舌之处。尚书、侍郎者,天子贵近之臣。与之以天下士大夫甄别黜陟之柄,乃曰一切有法。葢大臣不知职任,止以堂除为大权,无怪铨选奉行文书。若堂除尽归铨部,然后大臣知职任,而铨选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书、侍郎不虚设矣。

  荐举

谓使天下之大吏得举天下之卑官,冝若为善法矣。今乃为大害。盍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积日计月无过者,循至京官?则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不汲汲焉卑身卑体以求举;而举人者亦不困于求者之多。真能举贤以报上,愚谓此今世第一当务之急也。夫人主所与共治天下者,人才耳。今顾困于三荐关陞、五荐改官之弊例?中朝士大夫弊于为人求,监司太守弊于无以应中朝之求,下之小官弊于宛转中朝以代已之求,甚至交易成市以求充。所谓三者、五者弊例之数,而人才沦胥以败矣。所与共治天下者,将谁属邪?水心积日计月循至京官之说,虽犹不免于贤愚同滞,然犹愈于今之贤者以不求而困,不肖者反以肆求而达也。呜呼悲夫!奈何亦未之能行耶?

  任子

谓员郎非甚重之官,常调至此者可勿复与。若从官宰执子弟,则以今所与员郎者与之可也。愚谓水心之议是矣,然行之一家,必自出于贤士大夫之意;行之天下,必自出于人主之意。必建议者行之,则韩、范尝朝奏而夕斥矣。乌乎行?

  科举

谓一预乡贡,锡之官。盖艺祖闵天下士有更五代困▯屋者,因为之赐。愚按《邵氏闻见録》载,富郑公以私故交段希元等耳。今谓艺祖当考。

  学校

谓大学以利诱天下,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有不及,谤议喧然。谓州县学徒以聚食,而俊秀者不愿。今冝稍重大学,择大儒相与讲习,而州县学冝考察以上闻。愚谓士风之坏极矣!王者必世而后仁,非一旦法度之所能为也。因今之俗而欲变今之法,欲讲习

译厢禁军、弓手、土兵

说的是:厢军承担杂役,禁军负责战守训练,弓手担任县里的巡逻警戒,土兵负责乡间的控制扼守。如今州郡的两税以及酒税等名目的收入,全部上缴朝廷,朝廷既然用这些来供养庞大的军队,而州郡原本应当用于自身开支的部分,却全部用来供养厢军、禁军和土兵,所以如果不削减宿卫和屯驻的军队,国家财力就无法宽裕;如果不削减厢军、禁军、弓手和土兵,州郡的财力就无法宽裕。

法度总论

说的是: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国家自行其政,家族自专其业;秦汉晋隋唐时期,一郡实行一郡的政令,一县实行一县的政令。本朝为了惩戒五代时期的混乱,细微之处更加细微,严密之处更加严密,举手投足都有法律禁令。因此,君子不可用却用了小人,官员不可任用却任用了吏员,人情事理不可信却只信奉法律。用人以资历为利,但资历却成为用人的害处;铨选以考核任用为利,但考核任用却成为铨选的害处;荐举以通过关系升迁改官为利,但关系升迁改官却成为荐举的害处。至于任子制度,则有几种害处:员郎即可获得荫补,是一种害处;太中大夫、待制以上官员荫补京官,是一种害处;一人入仕,世袭爵位无穷无尽,是一种害处。科举也有几种害处:以技艺取士,既轻视古今经典,又因技艺而失之偏颇,是一种害处;古代教化天下人为士人,使其懂得道义;如今教化人们为了做官,是一种害处;解额固定不变,是一种害处;一旦参加乡贡,到老不能成名,就赐予官职,是一种害处;以利诱天下人,是学校的害处;要求记诵,是制科的害处;让人进入应用之文的领域,是宏词科的害处;保正长通行天下,人们患苦于役法,是役法的害处;制定新法,以一条贯穿,是新法的害处;严禁监察司,反而比州县更甚,是监察司法律的害处;府史胥徒扎根固本,是胥吏的害处;推行经界法,是经界法的害处;推行保甲法,是保甲法的害处;推行方田法,是方田法的害处;推行青苗市易法,是青苗市易法的害处。举事立法,无非是为了求利;但事情和法令一旦实行,就无非是害处。贤者认为这是必不可去的害处,愚者则倚仗这些害处,小人则有时甚至追求比害处更甚的结果。希望揭示这些条目并加以治理,去除害处而追求利益,使天下豁然开朗,一日之间能在光明正大的道路上施行。

资格

资格制度,产生于世道不治、贤愚混杂而无法区分的时候,所以用这个来限制,显然不是好法。李沆等十几人因坚守资格而获得名声,当时也因此达到治理,大概是因为他们能先区分流品。有些人出身小官,声望已足以担任卿相,只是希望他们经历磨练以充实资历罢了。像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得到了资格制度的利益。如今没有这样的人,流品资历深的人按序晋升,资格到了就依次迁升,侍从不推荐士人,执政官不举荐贤才,拿着资格晋升说:“这足以担任这个职位了。”这就是所谓遭受资格制度的害处。

铨选

吏部是朝廷喉舌所在。尚书、侍郎是天子的近臣。把天下士大夫甄别升降的权力交给他们,却说一切都依法办事。大概是大臣不知职任,只把堂除当作大权,难怪铨选只是奉行文书。如果堂除全部归铨部,然后大臣才知道职任,而铨选也能稍微辅助朝廷用人。尚书、侍郎就不虚设了。

荐举

说的是让天下的大吏可以举荐天下的小官,似乎像是好法。如今却成了大害。何不增加考核,累积任期,让那些积日计月没有过错的人,按次序升到京官?那么稍微自重的人,知道有常规途径,不会急切地卑躬屈膝以求举荐;而举荐人的人也不会困于求荐者太多。真正能举荐贤才以报答上级,我认为这是当今第一要务。君主所与共治天下的人,是人才。如今却困于三荐关陞、五荐改官的弊例?中朝士大夫困于为人求荐,监司太守困于无法应对中朝的求荐,下面的小官困于辗转中朝代为求荐,甚至交易成市以求充数。所谓三者、五者弊例的数量,而人才随之败坏。所与共治天下的人,将是谁呢?叶适积日计月按次序升到京官的说法,虽然还不能避免贤愚同样停滞,但还是比现在贤者因不求而困,不肖者反而因肆意求取而通达要好。唉,可悲啊!为什么还不能实行呢?

任子

说的是员郎并非很重的官职,常调至此的人可以不再给予。如果是从官、宰执的子弟,那么把现在给予员郎的给予他们就可以了。我认为叶适的意见是对的,但在一家实行,必然出于贤士大夫的意思;在天下实行,必然出于君主的意思。如果由建议者实行,那么韩琦、范仲淹曾经早上上奏晚上就被斥责了。怎么能实行呢?

科举

说的是只要参加乡贡,就赐予官职。大概是太祖怜悯天下士人有经历五代困顿的,因此赐予。我查《邵氏闻见录》记载,富弼因为私交段希元等人。现在说太祖应当考证。

学校

说的是太学以利诱天下,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旦达不到,谤议喧然。说的是州县学徒因为聚食,而俊秀者不愿。现在应当稍微重视太学,选择大儒一起讲习,而州县学应当考察以上报。我认为士风败坏到了极点!王者必须经过一世才能仁爱,不是一朝一夕的法度所能做到的。因循现在的习俗而想改变现在的法度,想讲习

之,彼且溃而四出;欲考察之,是太学之利诱又徧诱天下州县学矣。

译如果放任他们,他们就会溃散而四处流窜;如果想要考察他们,那么太学的利诱又普遍地诱惑了天下州县学的人了。

制科

谓制举之法,反宻于科举,徒立法以困天下,泛然能记诵者,豪杰不屑也。故哲宗以为,今进士防有过此者,而制科再废,其幸而取者,往往不迨科举之俊,且其为急官爵计耳。

  宏词

谓朝廷诏告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四六对偶,铭檄賛颂,循防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竒文絶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且又有甚悖戾者,熈宁既禁士之求仕者为词赋,而反以美官诱巳仕者,使为宏词。既以为宏词,则其人已自絶于道德性命。且昔因罢词赋而置词科,今词赋经义并行,则宏词直当罢之而已。

  役法

昔者保伍其民,有保正副户长,则催科;耆长则追胥,皆有雇直。其后以起发上供,而耆户长之役尽归保正副。

  新书

谓本朝以之为经,而勑令格式随时修立。自嘉祐、熈宁、元丰、元祐、绍圣、大观、政和、绍兴,皆自为书。乾道、淳熈已再成书。不任人而任法,姑任人以行法可矣。

  吏胥

谓今世号公人,世界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天下事立成书,而付之吏,得知而官不得知。胡不使新进士及任子之应仕者更迭为之?受财鬻狱必大减,且因以习士大夫,使有材。一利也,无根固窟穴。二利也,稍去冗官争夺伺▯之风渐息。三利也。愚谓水心此义固善,更合考汉世辟掾事,其长之礼何若?必拜立左右,恐今世习骄成俗,为新进士、任子者不屑尔。

  监司

谓操制监司,非时不得巡厯,或巡厯不得过三日,吏卒批劵所受礼馈皆有禁,一失也。运司刬刷州郡财赋,提举司督责茶盐,提刑司催趣经总制钱,印给僧道免丁由子下法,不义反甚州郡,二失也。

  纪纲一

谓纪纲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细,纪纲其大。本朝细大俱失。愚闻先儒谓本朝大纲亡,万目亦不甚举。盖指三纲关天理人心者也。水心有取于秦汉之强,而不满于本朝之弱。盖他有所谓纪纲矣,岂有激之言乎?

  纪纲二

谓唐失其道,捐内地为藩镇,内外皆坚,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内外皆柔,有大不可安者。

  纪纲三

谓富弼、韩琦不能以歳月成天下事,王安石欲反之,而不知其纪纲内外之间。

  纪纲四

谓李纲议分京东、河北,用唐藩镇法措置,已陋;括马敛财,搔动天下。张浚、赵鼎泛然于事机之会。

  终论一二

请分两淮、江南、荆湖为四镇,以今驻劄兵各委之,财赋皆得自用,朝廷无复与,则经緫制镇可罢。而朝廷寛,愚谓水心欲寛朝廷者,欲寛民也。然四镇何以养兵?将不各竭其民乎?且不特此也。本朝以仁立国,柔弱之弊,大略似周,而夷狄之祸亦略似周。周东迁不复振,我南渡能复振者,封建之势分诸人,州县之权握于我耳。既南渡矣,可更尽举州县弃之四镇乎?且水心独不闻唐之藩镇乎?太祖正惩其弊,而尽收诸道兵财之权。今若复弃之四镇,四镇将各竭民力以自固,我亦将何所取以制四镇?若四镇之説行,天下事去乆矣,岂特不能寛朝廷而已哉?水心既欲分四镇以寛朝廷,又欲籍三等以上户为兵,罢厢禁军、弓手以寛州县,州县纵寛,民不愈扰乎?且两淮、江南、荆湖傥属四镇,朝廷所自有不过两浙,两浙将何以制四镇?州县又乌乎寛?

  终论三四

谓阿骨打初豪,其部中不堪契丹主延禧之烦扰,囚执而叛。延禧政乱,不交锋而得国。阿骨打死,吴乞买不能主令,而斡离不、黏罕分之。其后兀术来江南,空千里无当之者,未尝与之战败。则黏罕、兀木何能独过古之夷狄,而遂取中原哉?且彼所欲得河北、河东,且山东、河南之地,先以与张邦昌,后以与刘豫,后又以归我。我不能守,彼方据之。彼其生长极北,一朝起于不顾死命之中。杨朴者,因敎以称帝;郭药师又导以犯阙。黏罕、兀木本无其志也。自绍兴十一年之后,不惟我之所欲在和,其女真亦以和为利。其事在一大战而胜之耳。愚观水

译制科

所谓制举之法,比科举更为苛细,只是设立法规来困顿天下读书人,那些泛泛能背诵记忆的人,豪杰之士是不屑于做的。所以哲宗认为,如今进士中恐怕有超过制科的人,于是制科再次被废除,那些侥幸被录取的人,往往赶不上科举中的俊才,况且他们只是为了急切地谋求官职爵位罢了。

宏词

所谓朝廷诏告典册的文章,应当使其简练直白、宏大开阔,铺陈阐发义理,以教化晓谕天下。《尚书》中的典、谟、训、诰等篇章,就是这样的。骈文对偶,铭文、檄文、赞颂之文,沿袭汉末的弊端,一直到宋齐时期,这确实是两汉刀笔吏所能做的,而不应是士人所作的,但当今世人却称之为奇文绝技,用这种标准来选拔天下士人,并让他们在朝廷任职,这是为什么呢?况且还有更加悖逆常理的,熙宁年间既然禁止求取仕途的人写词赋,却反而用好官职引诱已经做官的人,让他们撰写宏词。既然设立了宏词科,那么这些人就已经自我隔绝于道德性命之学了。况且以前因为废除词赋而设立了词科,现在词赋和经义并行,那么宏词科直接应当废除罢了。

役法

从前编组百姓,设有保正、副保正和户长,负责催缴赋税;耆长负责追捕逃犯,都有雇佣的费用。后来因为征发上供物资,耆长和户长的差役全部归并给了保正和副保正。

新书

所谓本朝以之为经典,而敕令、格式随时修订确立。从嘉祐、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大观、绍兴,都各自编成书册。乾道、淳熙年间已经再次编成书册。不依靠人而依靠法,暂且依靠人来执行法律就可以了。

吏胥

所谓当今号称公人,世间官员没有世袭封地,而吏员却有世袭封地。天下的事务立成文书,交给吏员处理,吏员知道内情而官员却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新科进士以及荫补子弟中应任官职的人轮流担任吏职呢?收受钱财、买卖诉讼必定大大减少,况且借此可以历练士大夫,使他们具备才干。这是第一个好处;没有根深蒂固的盘根错节。这是第二个好处;稍微去除冗官争夺、伺机钻营的风气逐渐平息。这是第三个好处。我认为水心(叶适)的这个观点固然好,更应当考察汉代辟除掾属的事情,那种尊长之礼是怎样的?必定是拜立左右,恐怕当今世风骄横已成习俗,新科进士、荫补子弟不屑于这样做罢了。

监司

所谓控制监司,非规定时间不得巡视,或者巡视不得超过三天,吏卒批验券契、接受礼赠馈赠都有禁令,这是第一个过失。转运司搜刮州郡的财赋,提举司督责茶盐事务,提刑司催缴经总制钱,印给僧道免除徭役的凭证,这些不义之举反而比州郡更严重,这是第二个过失。

纪纲一

所谓纪纲法度是一回事。法度是细微的,纪纲是重大的。本朝细微和重大都失去了。我听说先儒说本朝大纲已亡,万目也不怎么举正。大概是指三纲关乎天理人心而言的。水心对秦汉的强盛有所取法,而对本朝的衰弱不满。大概他有所谓的纪纲,难道是激愤之语吗?

纪纲二

所谓唐朝失去了治国之道,抛弃内地给藩镇,内外都强硬,而君主不能自安。本朝反过来犯了这种弊端,内外都柔弱,有大大不能自安的地方。

纪纲三

所谓富弼、韩琦不能在短时间内成就天下大事,王安石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却不知道纪纲在内外之间的作用。

纪纲四

所谓李纲建议划分京东、河北,用唐朝藩镇的方法处置,已经浅陋;搜括马匹、聚敛钱财,骚扰天下。张浚、赵鼎在事机关键之时泛泛而谈。

终论一二

请求将两淮、江南、荆湖分为四个镇,将现在驻扎的军队分别委托给他们,财赋都可以自行使用,朝廷不再干预,那么经总制镇就可以罢免。而朝廷宽松,我认为水心想要宽松朝廷,其实是想要宽松百姓。然而四个镇靠什么来供养军队?将领们不会各自竭尽民力吗?况且不止于此。本朝以仁德立国,柔弱的弊端,大致像周朝,而夷狄的祸患也大致像周朝。周朝东迁后不再振兴,我们南渡后能够振兴,是因为封建的势力分散在众人手中,而州县的权力掌握在我们手中。既然已经南渡了,可以再完全把州县抛弃给四个镇吗?况且水心难道没听说过唐朝的藩镇吗?太祖正是为了惩戒这种弊端,才全部收回各道的兵权财权。现在如果再次抛弃给四个镇,四个镇将各自竭尽民力来自我巩固,我们将凭什么来制约四个镇?如果四个镇的说法实行,天下大事就离弃很久了,岂止是不能宽松朝廷而已呢?水心既想划分四个镇来宽松朝廷,又想征发三等以上户人家为兵,罢免厢禁军、弓手来宽松州县,州县纵然宽松,百姓不是更加受扰吗?况且两淮、江南、荆湖如果属于四个镇,朝廷自己所有的不过两浙,两浙将凭什么来制约四个镇?州县又怎么能宽松呢?

终论三四

所谓阿骨打起初豪强,他的部众不堪契丹主延禧的烦扰,囚禁他并叛变。延禧政治混乱,不交锋就得到了国家。阿骨打死后,吴乞买不能主持命令,而斡离不、黏罕分割了权力。后来兀术来到江南,千里之内没有抵挡的人,未曾与他交战就失败了。那么黏罕、兀木怎么能独自超过古代的夷狄,从而夺取中原呢?况且他们想要得到的河北、河东,以及山东、河南的土地,先给了张邦昌,后来给了刘豫,后来又归还给我们。我们不能守住,他们才占据。他们生长在极北之地,一朝兴起于不顾死命的境地。杨朴,因为教他们称帝;郭药师又引导他们侵犯宫阙。黏罕、兀木本来没有这种志向。自从绍兴十一年之后,不仅我们想要议和,女真也以议和为利。这件事在于一次大战并战胜他们罢了。我观察水心

心议论边情甚悉,然欲一大战,必有勾践苦心实政乃可,非可以议论为也。

译心对边疆军情的议论非常详尽,然而要想取得一场大胜,必须有越王勾践那样的苦心与务实的政治举措才行,不是靠空谈议论就能做到的。

终论五

谓赵鼎泛然于事机之间,张浚任疎,尤为无统纪,又无倚仗,而秦桧之论入,且谓中原响应张浚而来,皆为不义之人,志念不靖,何哉?立论之太无忌惮。

  终论六

谓不当进而置兵者四:襄阳出宛洛,兴元出秦鳯,必入势也;合淝出亳宋,防海取齐不必进者也。当守置兵者二:建康、鄂州也。不二十万足以满之。

  终论七

虽以取秦、荆、襄,取韩、魏、淮,取梁、汴、防海,虽不当齐,可取齐,不知水心。此言果能如韩信于髙祖、孔明昭烈言之,必能行耶?亦姑言之者耶?然韩信、孔明次第而举,未尝分兵四出,且荆、襄于韩、魏,防海于齐,皆非所取,恐亦自败之道。果善用兵,自淮鼓行四逹矣。

  上殿劄子

论乗机待时,四难五不可,已见正集【淳熈十四年,孝宗之二十六年也】

  应诏条奏六事

光宗初即位时所上也。六事谓国势也,士也,民也,兵也,财也,纪纲法度也。六事未善,以防弱分裂雠耻弊壊之时,而处以中国全盛,夷狄賔服之势,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国之意也。大槩欲寛赋,省兵,振弱为强。此水心平生忧国爱君之志。其谓国家有休兵之实,过于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于武帝。此言颇切事情【亦已见正集】

  后緫

水心别集》水心论治之书也。别集后緫,又其救世之防也。极论本朝兵以多而弱,财以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尽出专制,而天下之势至挛缩而不可为。为之激烈愤痛,开阖数万言,盖能言之士莫之能尚也。然论治犹医然,论已坏之证易,而求必效之方难。水心始论厯诋本朝先正大臣,无一知治体,而要其究极,乃谓不能如秦之强。始论必欲取幽燕,守关塞,然后可以立国,而要其究极,乃欲于东南一隅更裂两淮、江南、荆湖而授之人。始论欲尽省养兵之费以寛民,而要其究极,乃欲买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以赡兵食。夫其欲取幽燕者,欲强其国如秦也;欲省养兵以寛民者,欲厚其力取幽燕也;欲买官田者,欲省以民养兵之扰也。千条万绪,宛转铺张,而卒归宿于买官田。买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宻文弊,民之不可一日与官接,犹羊之不可与虎羣也。且岂独官于民为然?衣食稍裕之家,以其田使邻之人佃之,所经由不过一二顔情稔熟之奴▯,而邻之人已不胜其田主之苛取、奴▯之奸欺矣。又稍稍积而至于富贵之家,以其田使乡之人佃之,其苛取其奸欺甚至虐不可支,有举室而逃,或捐性命以相向者矣。顾欲官买田而民佃之耶?今观水心,先以水心温州一郡为准,欲绕城三十里内买其田一半,计谷九万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养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乡官及保甲头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纳期会,下至□箕苕菷之费,无不会计曲尽。水心自谓可以永免扰民矣。然必为监官、为乡官、为吏卒、甲头者,人人水心也,世世水心其人也,则量租可无斛面,纳租可无费钱,催租可无椎剥。其或我水心而人不水心也,此一时之人水心,而后之人不水心也,则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是温州尽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入之半也。其柰何?今世纳官租之费,石不下三数贯,是既尽三十里所出,又须别营钱以资纳也。其柰何?今世吏卒催租,鸡犬为尽,徒亏官额以饱私囊,是三十里倍钱纳租之外,又将不胜其横扰,且亏官也。其柰何?且其立法之细,亦多难乆者。如监官防子,月支钱二贯,二贯果足以赡其养者乎?催租甲头,歳支谷一扛,一扛果足以偿其劳者乎?脚子三十名,无请给,无请给而有家食官作者乎?大抵人情之于剥民,如蚊蟁吮血,茍有其隙,不约胥会。所谓监官一员,必且増监门,必且増斛面,必且以机察提督江湖乞丐之靡,必且干势要挟阔书,求为司门,求为敖口,求为催租官,况于吏卒,何可预防?数之一者必且増,而十数之十者必且増而百,况其私取,何可预限?官租之赢既倍,而吏卒之扰又烦,正恐

译终论五

说赵鼎在事机之间泛泛而处,张浚任用疏略,尤其缺乏统纪,又没有倚仗,而秦桧的言论得以进用,并且说中原响应张浚而来的人,都是不义之人,心志不宁,为什么呢?是因为立论太过肆无忌惮。

终论六

说不应当进军并设置军队的有四处:从襄阳出兵到宛、洛,从兴元出兵到秦、凤,这是必然的态势;从合淝出兵到亳、宋,防备海寇、攻取齐地则不必进军。应当驻守并设置军队的有两处:建康、鄂州。不超过二十万人足以满足需要。

终论七

即使是攻取秦、荆、襄,攻取韩、魏、淮,攻取梁、汴、防海,即使不应当攻取齐地,也可以攻取齐地,却不懂得水心的用意。这话如果真的能像韩信对高祖、诸葛亮对昭烈帝那样说,必定能实行吗?还是只是姑且说说呢?然而韩信、诸葛亮是依次进举,不曾分兵四处出击,而且荆、襄对于韩、魏,防海对于齐,都不是所应当攻取的,恐怕这也是自取败亡的道路。如果真正善于用兵,自然可以从淮河起兵,四通八达。

上殿札子

论述乘机待时,四难五不可,已在正集中见过【淳熙十四年,是孝宗的二十六年】

应诏条奏六事

这是光宗刚即位时所上奏的。六事指的是国势、士人、百姓、军队、财政、纪纲法度。六事没有处理好,在防备衰弱分裂、仇耻弊坏的时候,却把它当作中国全盛、夷狄臣服的局面,不能先明确治理国家的意图。大致想要减轻赋税,裁减军队,使弱变强。这是水心平生忧国爱君的志向。他说国家有休兵的实际,超过文景之治,而天下遭受用兵的祸害,比武帝时期更严重。这话颇为切合实情【也已在正集中见过】

后总

《水心别集》是水心论述治国的书。别集的后总,又是他救世的方略。极力论述本朝军队因多而弱,财政因多而匮乏,任用法制而不任用人,一事以上,全都出于专制,而天下的局势到了挛缩而无法作为的地步。为此激烈愤痛,开合数万言,大概能言善辩之士没有能超过他的。然而论述治国如同行医,论述已经败坏的病症容易,而寻求必定有效的药方难。水心开始论述时历数诋毁本朝先正大臣,没有一个懂得治体,而探究其终极,却说不能像秦国那样强大。开始论述时必定想要攻取幽燕,守卫关塞,然后才可以立国,而探究其终极,却想要在东南一隅再分割两淮、江南、荆湖而授予他人。开始论述时想要全部节省养兵的费用以宽待百姓,而探究其终极,却想要购买官田,招募百姓租佃如同私家以供给军粮。他想要攻取幽燕,是想使国家像秦国那样强大;想要节省养兵以宽待百姓,是想积蓄力量攻取幽燕;想要购买官田,是想节省用百姓供养军队的骚扰。千条万绪,宛转铺陈,而最终归结于购买官田。购买官田果真是必定有效的药方吗?世道衰落风俗浇薄,法令严密文辞弊坏,百姓不能一天与官府接触,就像羊不能与虎群居一样。而且难道只是官府对百姓如此吗?衣食稍微宽裕的人家,把他的田地让邻居的人租种,所经过的不过是一两个面熟稔的奴仆,而邻居的人已经受不了田主的苛取、奴仆的奸欺了。又稍微积累而达到富贵的人家,把他的田地让乡里的人租种,他们的苛取奸欺甚至虐待到无法支撑的地步,有举家逃跑,或者舍弃性命来对抗的。难道想要官府买田而百姓租种吗?现在看水心,先以水心温州一郡为标准,想要绕城三十里内购买其田地的一半,计算谷物九万八千一百二十五扛,用来供养士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官吏卒掌管它的七十六人,乡官及保甲头催促它的七十人,制作米的一百二十人,出纳期会,下至扫帚等费用,没有不详细计算的。水心自认为可以永远免除骚扰百姓了。然而必定做监官、做乡官、做吏卒、甲头的人,人人都是水心,世世代代都是水心那样的人,那么量租可以没有斛面,纳租可以没有费钱,催租可以没有敲剥。如果我是水心而别人不是水心,这一时的人是水心,而后人不是水心,那么现在官府收取斛面,往往加倍于正斛,这是温州尽三十里所产出的,不足以供给租入的一半。怎么办?现在缴纳官租的费用,一石不下三数贯,这是既耗尽三十里所产出的,又必须另外筹措钱来资助缴纳。怎么办?现在吏卒催租,鸡犬不宁,徒然亏空官额以饱私囊,这是三十里加倍钱缴纳租税之外,又将受不了他们的横暴骚扰,而且亏空官额。怎么办?而且他立法的细密,也有很多难以长久的。如监官防子,每月支钱二贯,二贯果真足以供养他的家人吗?催租甲头,每年支谷一扛,一扛果真足以补偿他的劳苦吗?脚子三十名,没有请给,没有请给而有在家吃饭而在官府做事的吗?大抵人情对于剥削百姓,如同蚊虫吮血,只要有空隙,不约而同地聚集。所谓监官一员,必定会增加监门,必定会增加斛面,必定会以机察提督江湖乞丐的靡费,必定会干求势要挟持阔书,求做司门,求做敖口,求做催租官,何况吏卒,怎么可以预防?数之一者必定会增加,而十数之十者必定会增加到百,何况他们的私取,怎么可以预先限制?官租的盈余已经加倍,而吏卒的骚扰又烦多,正恐怕

佃户逃而追业主,业主逃而追亲丁,不特绕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萧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傅城,而数百千里不预闻焉,岂但思其利而不暇思其害者乎?且水心徧举本朝法度,凡其为利,无一非害,祖宗之思虑亦深于水心矣。久且不能无害,岂水心之官田独能保其无害者乎?呜呼!必水心之言用也,天下之扰乆矣。景定三年甲子春,后学黄震谨书。

译佃户逃亡便追究业主,业主逃亡便追究亲属,不仅导致绕城三十里内田地荒芜、百姓离散,四周边境也一片萧条了。叶水心却说:所推行的政令只限于城墙附近,而数百千里之外的地方并未听闻,这难道只是想到利益而顾不上考虑祸害的人吗?况且叶水心遍举本朝的法规制度,凡是那些被认为有利的,没有不是祸害的,祖宗的思虑也比叶水心深远。长久下去尚且不能没有祸害,难道唯独叶水心的官田就能保证没有祸害吗?唉!如果一定要采用叶水心的言论,天下将长久地遭受扰动了。景定三年甲子春,后学黄震恭敬地写下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