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日抄卷四十一
黄氏日抄卷四十一
<子部,儒家类,黄氏日抄》>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四十二宋黄震撰读本朝诸儒书【十】
横浦日新
横浦日新者，故礼部侍郎张公九成之语，门人郎晔所录。
儒行》云：“其过失可防辨而不可面数也。”横浦曰：“不然，过失正儒者所愿闻，安有不可以面数哉？人方求过，闻过则喜，子路所以喜者，是中其悔过之几；大禹所以拜者，是中其好善之几。”
名髙则祸深防之道曰晦
杨▯山告廖刚尚书以舜蹠一章，刚即入见▯山。▯山曰：「子其详之，恐子误以利作善尔。」
欧公之文粹如金玉，东坡之文浩如江河。
用眀于内，见已之过；用眀于外，见人之过。此智愚所以分。
陈圗南谓种放他日必白衣作谏议，然名者造物所深忌，天地间无全名，子其戒哉！愚谓圗南能知人，预忧放之败名节而预戒之耳，此当归其责于放，不可诿其数于造物也。
一念之善，则天神地示，祥风和气，皆在于此；一念之恶，则妖星疠鬼，防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独。又曰：君子为善，期于无愧而已，非可责报于天也。茍有一毫觊望之心，则所存已不正矣，虽善犹利也。又曰：观大节，必于细事；观立朝，必于平日。平日趋利避害，他日必欺君卖国矣；平日负约失期，他日必附下防上矣。凡皆横浦精语，近世好事者刋鬻为屏铭【右皆有益防】
首章曰：「不怨天者，能容天也。」愚所未晓。又曰：「所倚在理，则为和。」恐亦不必用「倚」字。子思言：「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似无以上之矣。
觧师冕见云：「孔子以堂堂之躯待一瞽者，尚详委如此，圣人气象可知。」愚谓此，岂所以论圣人哉？
谓韩文公上宰相书略不知耻。愚谓韩文公平生大节，何可当也？岂无耻求进之人哉？孟子固尝言：“孔子三月无君则吊矣。”后世徉退为髙，终败名节者，则可责耳。而责文公真情求自见于当世者乎？
谓孔子却莱人，戮侏儒，比之大禹、周公，盛矣哉？愚恐孔子之盛，不在此。
谓孟子歴论飬浩宜当时谓迂阔愚恐见谓迂阔者以其言王道非谓言飬浩也
谓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为仲虺戒汤以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乱；侮人者，必自亡。愚谓此添外字，而改经文，恐非仲虺寛释成汤有慙德之本防。
谓与小人处，初甚苦之，久则安之。安之而熟，则吾为君子矣。愚意，此横浦动心忍性自得之騐也。然不可以训，使他人与小人处，又安之而熟，恐亦化而为小人，不自知矣。
载尹彦眀从伊川闻见日新，谢显道谓之曰：「公既有所闻，如服乌头，无以制之，则药发而患生矣。」愚谓：「恐多闻非毒药之比。」
载陈列吊，蔡君谟匍匐而入，怪僻如此。愚谓此非怪僻，乃不晓经义耳。匍匐乃闻邻人之防，仓忙即往之意，岂以身伏地而行，故为赤子匍匐之状哉？
谓《家语》载父子交讼，孔子不加刑，乃同狴而囚之。三月之后，父求止讼而释之。谓圣人感移人心之妙，愚恐孔子之感人心不如此，而《家语》未可尽信也。
谓夫子「吾无隠乎尔」之一言，夫子平日机用尽于此，而决恐亦未然，不知「机用」何等语？
谓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云众人过量则乱，惟圣人不拘于量，多寡皆不及乱。是以爵行无筭，为圣人欤？
谓恵廸吉为恵即吉，非顺道之外复有吉。又谓张思叔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为方寸内之乱，愚恐皆是于本意上求加一等。
谓读《论语》，如对孔门圣贤；读《孟子》，如对孟子；读杜诗、蘓文，则又凝神静虑，如见文二公。愚谓，如果师古人，孔、孟、杜、蘓恐不若是其班，而于杜、蘓尤加重焉。不知何说？且凝神如见，不过佛氏之心，西方佛之説，纵能恍惚如见于学，亦未见益处。
谓人有此心，识之者少，私智消亡，此心见矣。此心见，则入孔子絶四之境矣。近世杨慈湖之说，盖出于此。愚恐此释氏识心荡空之说，借孔子絶四之说以文之。絶四者，门人
译黄氏日抄卷四十一
<子部,儒家类,黄氏日抄>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四十二 宋 黄震 撰 读本朝诸儒书【十】
横浦日新
《横浦日新》一书，是已故礼部侍郎张公九成（张九成）的言论，由其门人郎晔记录而成。
《儒行》篇说：“对于儒者的过失，可以预先防范和辨别，但不可以当面列举指责。”横浦先生却说：“不是这样，过失正是儒者所希望听到的，怎么会有不可以当面列举指责的呢？人正在寻求过错，听到过错就会高兴，子路之所以高兴，是因为这契合了他悔过的契机；大禹之所以拜谢，是因为这契合了他喜好善言的契机。”
名声高则祸患深，防范的方法叫做“晦”（隐藏不露）。
杨时（杨龟山）用《孟子》中舜与跖的那一章来告诫廖刚尚书，廖刚随即入见杨时。杨时说：“你要详细体察，恐怕你误把求利当作行善了。”
欧阳修的文章精粹如同金玉，苏轼的文章浩荡如同江河。
将明智用于内心，能看见自己的过错；将明智用于外界，能看见别人的过错。这就是智者和愚者分别的原因。
陈图南（陈抟）说种放将来必定会穿着白衣担任谏议大夫，然而名声是造物主深深忌讳的，天地间没有完美的名声，你要警惕啊！我认为陈图南能识人，预先担忧种放败坏名节而预先告诫他罢了，这应当归咎于种放自己，不可以推诿给造物主的定数。
一个善念，那么天神地祇、祥风和气，都蕴含其中；一个恶念，那么妖星厉鬼、旱灾瘟疫，都蕴含其中。因此君子在独处时谨慎。又说：君子行善，只求问心无愧罢了，不可以要求上天回报。如果有一毫希求回报的心，那么所存之心已经不正了，即使是善行也带有功利色彩了。又说：观察大的节操，一定要从细微的事情入手；观察在朝廷的作为，一定要从平时的表现入手。平时趋利避害，将来必定会欺君卖国；平时违背约定、失信误期，将来必定会依附下属、蒙蔽上级。以上都是横浦先生的精辟言论，近世好事者刊印发行作为屏风铭文【以上都有益于防范】
首章说：“不怨恨天的人，能够包容天。”我不明白。又说：“所依靠的是理，就是和。”恐怕也不必用“倚”字。子思说：“发出来都符合节度，叫做和。”似乎没有比这更高的了。
解释《师冕见》一章说：“孔子以堂堂的身躯对待一个盲人，尚且如此详细周到，圣人的气象可以知道了。”我认为这，难道是用来评论圣人的方法吗？
说韩文公（韩愈）上宰相书几乎不知羞耻。我认为韩文公一生的大节，怎么可以承受这样的指责？难道他是无耻求进的人吗？孟子固然曾说：“孔子三个月没有君主，就要举行吊唁仪式。”后世假装退隐来标榜清高，最终败坏名节的人，才可以指责。而指责韩文公真心实意想在当世展现自己呢？
说孔子拒绝莱人、诛杀侏儒，与大禹、周公相比，盛大啊！我恐怕孔子的盛大，不在于此。
说孟子历论培养浩然之气，应当当时就认为迂阔。我恐怕被说成迂阔的，是因为他讲王道，而不是因为讲培养浩然之气。
说“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是仲虺告诫商汤：兼并别人的人，必定自己变弱；攻击别人的人，必定自己变得昏昧；夺取别人的人，必定自己变得混乱；侮辱别人的人，必定自己灭亡。我认为这添加了额外的字，而改动了经文，恐怕不符合仲虺宽释成汤有惭愧之德的本来意图。
说与小人相处，起初很痛苦，久了就安于这种状态。安于这种状态而熟悉，那么我就成为君子了。我的意思，这是横浦先生动心忍性自我验证的结果。然而不可以作为训诫，如果让别人与小人相处，又安于这种状态而熟悉，恐怕也会同化成为小人，自己却不知道。
记载尹彦明从程颐（伊川）那里听闻见闻日新，谢良佐（谢显道）对他说：“你既然有所听闻，就像服用乌头，如果没有东西制约它，那么药性发作而祸患就产生了。”我认为：“恐怕多闻不能与毒药相比。”
记载陈列吊唁，蔡襄（蔡君谟）匍匐着进去，怪异偏僻到如此地步。我认为这不是怪异偏僻，而是不懂经义罢了。匍匐是听到邻居有丧事，匆忙前往的意思，难道是以身体伏地行走，故意做出婴儿爬行的样子吗？
说《家语》记载父子互相诉讼，孔子不加刑罚，而是把他们关在同一个牢房里。三个月后，父亲请求停止诉讼而释放他们。说这是圣人感化转移人心的妙处，我恐怕孔子感化人心不是这样的，而《家语》不能全部相信。
说夫子“我对你们没有隐瞒”这一句话，夫子平时的机用尽在其中，而决断恐怕也不对，不知道“机用”是什么话？
说孔子只有酒没有限量，但不超过限度。说众人过量就会混乱，只有圣人不拘泥于限量，多少都不超过限度。所以酒器传递没有计算，是圣人吗？
说“惠迪吉”是“惠”就是“吉”，不是在顺道之外另有吉。又说张载（张思叔）说：“人如果不仁，憎恨他太过分，就会作乱。”认为是方寸之内的乱，我恐怕都是在本意上多加了一层解释。
说读《论语》，如同面对孔门的圣贤；读《孟子》，如同面对孟子；读杜甫的诗、苏轼的文章，那么又凝神静虑，如同见到杜、苏两位先生。我认为，如果师法古人，孔、孟、杜、苏恐怕不会如此排列，而且对杜、苏尤其加重。不知道什么说法？况且凝神如见，不过是佛家的心法，西方佛的说法，纵然能恍惚如见，对于学问也没有见到益处。
说人有此心，认识它的人少，私智消亡，此心就显现了。此心显现，就进入孔子“绝四”的境界了。近世杨慈湖的说法，大概出于此。我恐怕这是释氏识心荡空的说法，借孔子“绝四”的说法来文饰它。“绝四”者，门人
之言，谓孔子戒慎勿为之目，非空也，非髙也。
谓顔延年赠蔡笃诗大有变风之思。嵇叔夜送秀才入军诗有古诗人之风刘公干赠从弟诗有国风余法，皆未必然，恐特一时诵咏而喜之耳。
译这种说法，认为孔子告诫人们要戒慎恐惧，不要做那些事，这并不是空泛的，也不是高远的。
认为颜延年赠送蔡笃的诗，大有《变风》的意旨；嵇康送秀才入军的诗，有古代诗人的风范；刘桢赠送从弟的诗，有《国风》的遗韵，这些说法都不一定正确，恐怕只是当时诵读吟咏时喜欢它们罢了。
谓史皆晋隋小事，谓唐髙祖取天下頼有世民，谓唐太宗纳元吉妻为唐无家法，始此凡皆不待言者，惟言元吉劝建成除秦王，乃欲自为计，欲去世民，乃所以去建成，此足以诛其心【右多可疑防】
予家旧蓄犀帯一胯，文理缜宻，中有一月影。过望则见，盖犀牛望月既久，故感其影于角。
横浦先生忧深恳切，坚苦特立，近世杰然之士也。惟交防杲老，浸滛佛学于孔门正学，未必无似是之非。学者虽尊其人，而不可不审其说。因录其说之有益后学及其可疑者，分列如右。又有所谓《传心录》者，首载杲老，以「天命之谓性」为清净法身，「率性之谓道」为圆满报身，「修道之谓教」为千百亿化身影，傍虚喝，闻者惊喜。至语《孟》等说，世亦多以其文虽说经，而喜谈乐道之晦庵，尝谓洪适刋此书于会稽，其患烈于洪水夷狄猛兽。岂非讲学之要，毫厘必察？其人既贤，则其书易行，则其害未已。故不得不甚言之以警世哉？盖上蔡言禅，每眀言禅，尚为直情径行。杲老教横浦，改头改面，借儒谈禅，而不复自认为禅，是为以伪易真，鲜不惑矣。
陆象山文集
与邵叔谊书，谓君子之道，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能行。唐、周之时，康衢击壌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尧、文王所不能强。今谓之学思问辨者，依凭空言，傅着意见，増疣益赘，助胜崇私，重其狷忿，长其负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为是，没世不复。此其为罪，浮于自暴自弃之人。
与曽宅之书，谓古之所谓小人儒者，亦不过依据末节细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浮论虚说，缪悠无根之甚，终日簸弄经语以自傅益，真所谓侮圣言。
与刘淳叟书，向时缪妄工夫，其勇徃如彼，今乃未肯遽舍缪妄之习，迁延茍免，如冦盗已在囹圄，不肯伏罪。
与胡逹材书，承示所进，深见嗜学。但逹材所进，乃害心之大者。所谓若有神眀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见。
与戴少望书：戕贼防溺之未免，则亦安得不课其进？与徐子宜书：谓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诸人自相切磋，皆自谓有益。某观之，甚不谓然。其说均为邪说，其行均为诐行，最大害事。名为讲学，实乃物欲之大者。近来讲学，大率病此。
与傅子渊书：来书集义之说，已似有少▯惑。集义乃积善耳，近来腐儒所谓集义者，乃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也。又书云：建昌问学者虽多，亦多缪妄。尝谓一等无知庸人，难于镌凿，此等固不足道。
与传圣谟书，大扺学者且当论志，不必遽论所到。近来学者多有谬见虚说，凡所传习，只成惑乱。
与包详道书：一溺于流俗，再▯于怪说，狼狈可怜之状，遂至于此。狂妄迷惑之人，多则其相与推激而至于风波荆棘之地者，必众。今但能退而论于智愚清浊之间，是惑庶几乎觧道术之是非邪正，徐而论之，未晚也。
与包敏道书：「谓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强进焉，徒取折伤困吝而已。」
与林叔虎书：「谓胡季随乃五峰之防子，师事张南轩，又学于晦翁之门，学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世固有徒党传习，日不暇给，又其书汗牛充栋，而迷惑浸溺，沉痼纒绵，有甚于甘心为小人者，岂不重可怜哉！」
与陈君举书：世习靡敝，固无可言。以学自命者，又复封于私见，蔽于私说，却鍼拒砭，厚自党与，假先训形似以自附益。
与胡无相书：恵书忧悯俗学，伤悼邪见，深中时病。与董元锡书：今流俗不学之人，方凭其私意，自以为善，此则是俗人，不得谓之士，不得谓之儒。平日所惜于元锡者，为其气质偶不得其重厚者，故不能自拔于市井之习。元锡诚欲求知已，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
与邵叔谊书：后世学者之病，多好事无益之言，以重其缪妄之意。兹得来示，方知窒塞如初，类皆虚见空言，徒増缪妄。某得元晦书，其蔽殊未觧，然其辞气窘束，或恐可疗也。
与赵然道书：「当今之世，所谓讲学者，遂为空言，以滋伪习。」
与赵咏道书：「兄谓诸公伤于著书，彼惟不自知其学不至，道不自以为蔽，
译说史书都记载晋隋的琐事，说唐高祖取得天下全靠李世民，说唐太宗纳元吉之妻为唐无家法，这些起初都是不必多说的。只说元吉劝建成除掉秦王，是为了自己打算，想除去李世民，从而也能除去建成，这足以诛灭他的用心【右边多有可疑之处】。
我家旧藏有一条犀角腰带，纹理细密，中间有一轮月影。超过一定距离就能看见，大概是犀牛望月时间长久，所以感应了月影在角上。
横浦先生忧思深沉恳切，坚苦卓绝，是近世杰出的人士。只是他结交杲老，在孔门正学中浸染佛学，未必没有似是而非的地方。学者虽然尊崇他这个人，却不能不审慎考察他的学说。因此记录他学说中对后学有益以及可疑的部分，分别列在右边。又有所谓《传心录》，首先记载杲老，把“天命之谓性”当作清净法身，“率性之谓道”当作圆满报身，“修道之谓教”当作千百亿化身影，旁边虚声喝问，听的人惊喜。至于谈到《孟子》等书的学说，世人也多认为他虽然用经文说话，却喜欢谈论晦涩的道。朱熹曾说洪适在会稽刊刻此书，其祸害比洪水、夷狄、猛兽还要猛烈。难道讲学的关键，不是毫厘必察吗？那个人既然贤能，那么他的书就容易流传，那么他的祸害就不会停止。所以不得不严厉地说明来警示世人啊！因为上蔡讲禅，常常明白地说禅，还算直率行事。杲老教导横浦，改头换面，借儒家谈论禅学，却不再自认为是禅，这是以伪易真，很少有不迷惑人的。
陆象山文集
给邵叔谊的信，说君子之道，愚笨不肖的夫妇也能知晓和践行。唐尧、周文王的时候，康衢击壤的百姓，中林设网的猎人，也不是帝尧、文王所能强迫的。现在所谓学习、思考、询问、辨析的人，依凭空泛的言论，附着个人的意见，增加累赘，助长私欲，加重偏狭忿怒，滋长自负恃强，蒙蔽至理，抵触至言，自以为是，至死也不悔改。这种罪过，超过自暴自弃的人。
给曾宅之的信，说古代所谓的小人儒，也不过是依据末节细行来约束自己，不像现在的人那样浮夸虚妄，荒谬无根，整天玩弄经语来粉饰自己，真是所谓侮辱圣人之言。
给刘淳叟的信，说从前荒谬虚妄的功夫，那样勇往直前，现在却还不肯立刻舍弃荒谬虚妄的习气，拖延苟且逃避，就像强盗已经在牢狱中，不肯认罪。
给胡达材的信，说承蒙展示所进献的见解，深切看到嗜学的态度。但达材所进献的，是害心最大的。所谓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这是妄见。
给戴少望的信：戕贼沉溺的毛病未能避免，那么怎么能不督促他进步呢？给徐子宜的信：说端卿、蕃叟、成之、淳叟等人互相切磋，都自认为有益。我看来，非常不以为然。他们的学说都是邪说，他们的行为都是偏颇的行为，是最大的害事。名义上是讲学，实际上是物欲最大的表现。近来讲学，大多弊病在此。
给傅子渊的信：来信关于集义的说法，似乎已有少许疑惑。集义就是积累善行罢了，近来腐儒所谓的集义，是邪说欺骗百姓，充塞仁义的。另一封信说：建昌问学的人虽然多，也多荒谬虚妄。曾说一类无知庸人，难以雕琢，这些人固然不值一提。
给传圣谟的信，大抵学者应当先论志向，不必立刻论达到的境界。近来学者多有谬见虚说，凡是所传习的，只造成迷惑混乱。
给包详道的信：一沉溺于流俗，再迷惑于怪说，狼狈可怜的样子，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狂妄迷惑的人，多了他们互相推激而到达风波荆棘之地的，一定众多。现在只要能退一步在智愚清浊之间讨论，这迷惑或许能解开，道术的是非邪正，慢慢讨论，也不晚。
给包敏道的信：“说我力量所不能及，却强行进取，只是徒然招致折伤困顿罢了。”
给林叔虎的信：“说胡季随是五峰的门人，师事张南轩，又在晦翁门下学习，学习不得其法，大困而不知反省。世上固有徒党传习，日不暇给，而且他们的书汗牛充栋，却迷惑沉溺，沉痼缠绵，有甚于甘心做小人的，岂不重可怜吗！”
给陈君举的信：世风习气败坏，本来无可说。以学问自命的人，又封闭于私见，蔽塞于私说，拒绝针砭，厚待党羽，假借先贤训诫的形似来粉饰自己。
给胡无相的信：惠书忧虑怜悯俗学，伤痛哀悼邪见，深切击中时弊。给董元锡的信：现在流俗不学的人，正凭借私意，自以为善，这是俗人，不能称为士，不能称为儒。平日所惋惜于元锡的，是因为他的气质偶然不够厚重，所以不能自拔于市井习气。元锡如果真的想求知己，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呢？
给邵叔谊的信：后世学者的弊病，多喜欢说无益的话，以加重其荒谬虚妄的意思。这才得到来信，才知道堵塞如初，都是虚见空言，徒增荒谬虚妄。我得到元晦的信，他的蔽塞尚未解除，但他的言辞语气窘迫拘束，或许可以治疗。
给赵然道的信：“当今之世，所谓讲学的人，竟然变成空言，以滋生伪习。”
给赵咏道的信：“兄说诸公伤害于著书，他们只是不自知学问不到，道不自以为蔽，
与倪九成书，谓其俗见胶固，习俗深重，虽闻正言，未肯顿舍。譬如小児懒读书，多说懒方，未肯便入书院耳。
与张季恱书，承谕新工苐，流俗凡鄙之习，缪妄之说，正可哀怜伤悼。
与郭邦逸书，垂示晦翁问答，良所未谕。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惧乎其所不闻。学者必已闻道，然后知其不可湏臾离；知其不可湏臾离，然后能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元晦好理会文义，是故二字也。不曽理防得，皆是胷襟不明，撰得如此意见。
与郑溥之书：元晦讲学之差，蔽而不觧，甚可念也。与严泰伯书：平日议论，平日行业，皆同儿戱，不足复置，胸臆。
与胥必先书，徃徃干没于文义间，为蛆虫识见，以自喜而已。
与侄孙濬书，学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识能度越千有五百年间名世之士，则诗书易春秋论孟中庸大学之篇，正为陆沉。
与陶賛仲书：今之言穷理者，皆凡庸之人，妄以异端邪说更相欺诳。古人所谓异端者，不专指佛老。近世言穷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其言辟佛老者，亦是妄说。今时即无穷理之人。
与孙季和书：学不至道，而日以规规小智，穿凿傅会，如蛆蠧，如蟊贼，以自饱，适由君子观之，正可怜悼耳。石应之迷于异端，至今茅塞。季和尚未能及，应之言论行事，皆不能满人意，谓之茅塞，不为过也。茍以其私偷誉来世，固不难也，但非先哲所望于后学，其所赏不足以当所惜之万一耳。
与傅克明书：「去世俗之习，如弃秽恶；如避冦雠。」
与致政兄书：「以铢称寸量之法绳古圣贤，则皆有不可胜诛之罪，况今人乎？」
右皆象山排夲朝道学之言也。愚按孔子指凡非所当习者为异端，孟子独指杨墨为异端。自唐韩昌黎至本朝濓溪伊洛及干淳诸儒，皆指佛老为异端。象山则力辨异端，不专指佛老，而自孟子殁后，以至当世千五百余年间，凡讲学者皆为异端。且谓心本自虚，理本自眀，凡言讲学穷理皆是异端邪说，未知然否？然讲学本孔子之事，而穷理又大易之言也。谨录如右，以俟眀者，请焉。
科举之法，唐杨绾欲变之，而不克变。大冬之与大夏，寒暑之相去逺矣，其运未尝顿异。毫末之与合抱，小大之相去逺矣，而其生未始顿进。病法之未善，而遽然曰「必变」，几何而不败？廼事哉！
读书本不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末，必有其本。若本末倒置，则所为文者，亦可知矣。
谓吕伯恭：俨然在忧服之中，而户外之履亦满，何惮而不憣然改之乎？于此而改之，其所以感发诸生，亦不细矣。
读得文字熟，虽少，亦胜卤莾而多者。
大扺读书诂训既通之后，但平心读之，不必强加揣摩，则无非浸灌培益、鞭防磨励之功。或有未通晓防姑缺之，无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则自然日光月明。向来未晓者，将亦有涣然冰释者矣。
圣哲之言，布在方册，何所不偹？传注之家，汗牛充栋。譬之药笼方书，搜求储蓄，殆无遗类。良医所用，不必竒异，惟足以愈疾而已。
奏当之成，虽臯陶聼之，亦以为死有余罪。○狱中闪隔吏卒，必隂泄其事。
书生贵防，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不知一日施行，片纸之出，兆姓防害。
字经三写乌焉成马
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动早则及夏浅，动晩则入夏深。泉与雨泽，亦相表里。故动早，旱徴；动晚，稔徴。今先启蛰而动，则不及夏矣。
金谿陶户，大率皆农隙时为之。农业利薄，其来久矣。当其隙时，借已业以相补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补其不足，助其不给，而又征其自补助之业，是奚可哉？
容心字不经见，独《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字亦不经见，其原出于《荘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又昌黎与李翊论文有曰：“平心而察之。”无“心”字亦不经见。人非木石，安得无心？心于五官最尊最大，心当论邪正，不可无也。
人家之兴替，在义理，不在富贵。假令贵为公相，富等崇恺，而人无义理，正为家
译给倪九成的信中说，他世俗的见解固执僵化，习气深重，即使听到正确的言论，也不肯立刻舍弃。就像小孩子懒惰不肯读书，只说各种懒惰的借口，不肯马上进入书院一样。
给张季恱的信中说，承蒙告知新居的情况，那些流俗凡鄙的习气、荒谬虚妄的说法，正令人哀怜伤悼。
给郭邦逸的信中说，您垂示朱熹问答的内容，我实在没有理解。道这种东西，是不能片刻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要戒慎，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要恐惧。求学的人必定要先听到道，然后才知道它不可片刻离开；知道它不可片刻离开，然后才能在没人看见时戒慎，在没人听见时恐惧。朱熹喜欢探究文字意义，所以用了“是故”这两个字。他没有体悟到这一点，都是胸襟不明，才写出这样的意见。
给郑溥之的信中说：朱熹讲学的偏差，蒙蔽而不通晓，实在令人惋惜。给严泰伯的信中说：平日的议论、平日的品行，都像儿戏一样，不值得再放在心里。
给胥必先的信中说，往往在文字意义间钻营取巧，以虫蚁般的见识来自我欢喜罢了。
给侄孙濬的信中说，学者不能知晓大道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志向坚定，见识能够超越一千五百年来名世之士，那么《诗》《书》《易》《春秋》《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这些篇章，就正如同沉没在陆地一样被埋没。
给陶賛仲的信中说：现在谈论穷究事理的人，都是平庸之人，妄用异端邪说互相欺骗。古人所说的异端，并不专指佛教和道教。近代谈论穷究事理的人，也达不到佛教和道教的水平。那些声称辟斥佛教和道教的人，也是妄说。现在世上根本没有穷究事理的人。
给孙季和的信中说：求学不能达到大道，却每天只耍弄小聪明，穿凿附会，像蛆虫蛀虫、像害虫一样，以此自饱，在君子看来，正令人可怜可叹。石应之沉迷于异端，至今心智闭塞。季和还比不上他，应之的言论行事，都不能让人满意，说他心智闭塞，也不算过分。如果凭借私心偷取后世的赞誉，固然不难，但这不是先哲对后学的期望，他所获得的赞赏，不足以抵偿所损失的万分之一。
给傅克明的信中说：“抛弃世俗的习气，就像抛弃污秽恶臭；就像躲避寇仇。”
给致政兄的信中说：“如果用衡量轻重长短的标准来绳墨古代圣贤，那么他们都有不可胜数的罪过，何况今人呢？”
以上都是陆九渊排斥本朝道学的言论。我认为，孔子指斥凡是不应当学习的为异端，孟子专指杨朱、墨翟为异端。从唐代韩愈到本朝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乾道淳熙年间的各位儒者，都指斥佛教和道教为异端。陆九渊则极力辩驳异端，不专指佛教和道教，而是认为自孟子死后，直到当今一千五百多年间，凡是讲学的人都是异端。并且说心本来空虚，理本来明白，凡是谈论讲学穷理的都是异端邪说，不知道这样对不对？然而讲学本是孔子的事情，而穷理又是《周易》的大义。恭敬地记录如上，以等待明白的人，请教他们。
科举的制度，唐代杨绾想要改变它，却没有成功。大冬与大夏，寒暑相差很远，但它们的运行从未突然改变。毫末与合抱之木，大小相差很远，但它们的生长从未突然跃进。认为制度不完善，就急忙说“必须改变”，怎能不失败呢？这难道是应当做的事吗！
读书本来不是为了写文章，写文章是末节。有末节，必定有根本。如果本末倒置，那么所写的文章，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吕祖谦说：明明处在守丧期间，而门外的鞋子却满满当当，为什么不怕而立刻改正呢？在这里改正，对于感发诸生的作用，也不小啊。
文字读得熟，即使读得少，也胜过马虎潦草而读得多的人。
大致读书在训诂通晓之后，只要平心静气地读，不必强行揣摩，那么没有不是浸润培养、鞭策磨砺的功效。如果有未通晓的地方，暂且空缺，没有害处。并且用那些明白清晰的，每天加以涵泳，那么自然就会像日月一样光明。向来未晓的，也将会有涣然冰释的时候。
圣哲的言论，遍布在书籍中，有什么不齐全的呢？传注的著作，汗牛充栋。好比药笼方书，搜求储蓄，几乎没有遗漏。良医所用的，不必奇异，只足以治愈疾病罢了。
奏章写成，即使皋陶审理，也认为死有余罪。○狱中闪隔的吏卒，必定暗中泄露这件事。
书生贵在谨慎，不熟悉民事，轻易献计，不知道一旦施行，一张纸的发出，就会给百姓带来祸害。
字经过三次抄写，乌焉成马。
泉水的旺盛，一个甲子就停止了。发动早则到夏季浅，发动晚则入夏季深。泉水与雨泽，也相互表里。所以发动早，是旱灾的征兆；发动晚，是丰收的征兆。现在先启蛰而发动，就达不到夏季了。
金谿的陶户，大抵都是在农闲时从事。农业利益微薄，由来已久。在农闲时，借已有的行业来互相补助的，大概不止这一种。地方长官不能补充他们的不足，资助他们的匮乏，反而征收他们自补助的行业，这怎么可以呢？
“容心”这个词不常见，只有《列子》有“吾何容心哉”的话。“平心”这个词也不常见，其源头出于《庄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另外韩愈与李翊论文有说：“平心而察之。”没有“心”字也不常见。人不是木头石头，怎么能没有心？心在五官中最尊贵最大，心应当论邪正，不可没有。
人家的兴衰，在于义理，不在于富贵。假使贵为公相，富比崇恺，而人没有义理，正为家
替；若箪食瓢饮，肘见缨絶，而人有义理，正为家兴。吾人为身谋，为子孙谋，为亲戚谋，皆当如此，然后为忠。
译至于那些一箪食、一瓢饮，衣袖肘部露出，衣带断裂，但人却坚守义理，这正是家族兴旺的根本。我们为自己谋划，为子孙谋划，为亲戚谋划，都应当像这样，然后才算是尽忠。
祚德庙始末。初，元丰中，皇嗣未育，吴处厚请祠程婴、公孙杵臼，得其冡于绛州太平县赵村，立祚徳庙。徽庙又封韩厥为义成侯。绍兴十三年，建庙于棘寺基。二十二年，徙青莲寺侧。
宇宙内事，是已分内事；分内事，是宇宙内事。
科举取士，久矣。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使汨没于此而不能自防，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隠，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自勉焉。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此白鹿讲义】
隂阳即太极也。五行即隂阳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土爰稼穑即工也。以其民命所系，别自为六府。总之则五行也。
右皆象山心平气定时所言，未尝不与诸儒同也。
与舒西羙书，今嵗都下与朋友讲切，自谓尤更直截，如前日。
与路彦彬书，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眀也。
与董元锡书：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
与朱子渊书：「舞雩咏归，不敢多逊。」
与张德清书，同来象山顶头，共谈大道。
与刘淳叟书，麟之侄近颇精进，论事尽有根据。
与蔡公辨书：「吾儿符之造语，亦劲健，亦是。稍闻老夫平日语，故能然耳。」
与饶夀翁书：蕃侄闲雅沉静，深造自得，材力优赡，诚难其軰。而其涵泳储蓄，不肯轻发，理道精眀。
与丰宅之书。槱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赋资醇雅，又博通经史，而射御、笔札皆絶出等夷。
与侄孙濬书，胸襟顿别，辞理眀畅，甚为喜慰。
右皆象山自诵其学，谓于千五百年异端邪说中超然独防孔孟之传者也。象山兄弟六人，其长总家政，其次掌药寮，又其次修职。君恩科出，官已称盛徳，而象山与梭山、复斋称三先生，皆称学者宗师。而子弟之秀出深造，又复如前所云。然则千五百年皆防异端，无一人知道，而象山一门一时圣贤层见同出，乃如此其盛，岂不异哉？
轮对劄子
一言事君，当用情，以魏征为证，凡三百余字，而未及身之所以用情者，将开其端欤？二引汉武帝言，任大而守重，凡二百余字，亦未及时事，将有待欤？三言知人之难，不言尧舜，而以管仲、韩信、陆逊、诸葛孔眀见知为证，亦三百余字，将待君之知而后言欤？四言事有当立至者，有当驯至者，亦三百余字，而终不言其事。五言人主不言细事，始言陛下之志，岂非好详之过？至此方切近君身而言，亦言其好详不过一语云尔。右象山为删定官时奏对如此。自此又在朝五六年，再距对班才数日，忽除将作监丞，为王给事所缴，而不及对矣。未知其所欲对者何事也。惟其与李成之书云：「乡来面对，粗陈梗槩，欲俟再望清光，轮写忠蕴，然而不遂，则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愚意即其言而推其意，若获再对，必有可观，当不止如前云云而止。象山之门人传琴山与陈习庵书云：「朱晦庵得象山奏篇，极其赏音，而其终则有曰：『但向上一路，未曽拨着。』象山复书云：『某自以为所学所蕴，竭尽于此，而尊兄乃有『向上一路，不曽拨着』之疑，何耶？』文公却别无说。」愚按晦庵、象山集中皆无此书，而琴山言之，要非虚语。但平心而观，未见所谓竭尽之说，而象山自言亦云「粗陈梗槩」，又与竭尽之说不同，当谂知者。
记
王荆公祠堂记。此记滔滔二千言，其文凡十数转换，如蛟龙不可捕逐。其始叹唐虞三代之道不存，而老氏成其私，是贬老子矣。俄乃収之曰：「子房之师实维黄石，曹参避堂以舎。盖公髙恵収其成绩，波及文景者，二公之余也。岂方贬老子，倐又尊之欤？」即复舎之不言，而翻言孔孟后陵夷千百载，裕陵忽得公许之，似过矣。即转而讥
译关于祚德庙的始末。起初，在元丰年间，皇室没有子嗣，吴处厚请求祭祀程婴、公孙杵臼，在绛州太平县赵村找到了他们的坟墓，建立了祚德庙。徽宗皇帝又封韩厥为义成侯。绍兴十三年在棘寺旧址建庙。二十二年，迁到青莲寺旁边。
宇宙间的事，就是自己分内的事；自己分内的事，就是宇宙间的事。
科举选拔士人，已经很久了。这并不是用来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我防范，那么整天从事于此的人，虽然说的是圣贤的书，但就其志向所趋向的而言，却有与圣贤背道而驰的了。推而广之，就只计较官职的高低、俸禄的厚薄，怎么能全心全意致力于国家大事和民间疾苦，以不辜负任用他的人呢？如果能深思，这身子不可让它归于小人的行列，对于利欲的习气，深深地为之痛心疾首，专心致志于道义而自我勉励。由此进入考场，文章必定都阐述平日的学问、胸中的蕴藏，而不违背圣人。由此做官，必定都各司其职、勤于事务，心里想着国家、想着百姓，而不为自己打算，这能不称为君子吗【这是白鹿洞书院的讲义】
阴阳就是太极。五行就是阴阳。水、火、金、木、土、谷称为六府。土对应稼穑也就是工。因为关系到百姓的生命，所以单独列为六府。总之就是五行。
以上都是陆九渊（象山）心平气和时所讲的话，未曾不与各位儒者相同。
给舒西美的信，今年在京城与朋友切磋研讨，自认为更加直截了当，如同从前一样。
给路彦彬的信，私下不自量力，我浅薄的学问，自认为孟子之后，到此才第一次明确。
给董元锡的信：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呢？
给朱子渊的信：“在舞雩台咏唱而归，不敢多有逊色。”
给张德清的信，一同来到象山顶上，共同谈论大道。
给刘淳叟的信，麟的侄子近来颇为精进，议论事情全有根据。
给蔡公辨的信：“我的儿子符的造语，也刚劲有力，也是对的。稍微听到老夫平日的话，所以能这样罢了。”
给饶寿翁的信：蕃侄子闲雅沉静，深造自得，才力优厚充裕，确实难乎其类。而他涵泳积蓄，不肯轻易发表，道理精明确切。
给丰宅之的信。槱之，是梭山兄的儿子。天赋资质醇正典雅，又博通经史，而射箭、驾车、书法都超出常人。
给侄孙濬的信，胸襟截然不同，言辞道理明白流畅，非常欢喜欣慰。
以上都是陆九渊自述他的学问，说在千五百年的异端邪说中超然独自承继孔孟的道统。陆九渊兄弟六人，老大主持家政，老二掌管药寮，老三修职。君恩科出身，官位已经显赫，而陆九渊与梭山、复斋称为三先生，都称为学者的宗师。而子弟中优秀出众、深造自得的，又如同前面所说。那么千五百年都陷于异端，没有一人知道大道，而陆九渊一门一时圣贤层见叠出，竟然如此兴盛，难道不奇怪吗？
轮对札子
第一点说事奉君主，应当用情，以魏征为证，共三百多字，而没有提到自身之所以用情的原因，将要开启端绪吗？第二点引用汉武帝的话，责任重大而操守厚重，共二百多字，也没有及时事，将有等待吗？第三点说知人之难，不提及尧舜，而以管仲、韩信、陆逊、诸葛亮被知遇为证，也三百多字，将要等待君主知遇而后言吗？第四点说事有应当立即到达的，有应当逐渐到达的，也三百多字，而始终不提及具体事情。第五点说君主不谈论细事，开始说陛下的志向，难道不是喜好详察的过错？至此才切近君主自身而言，也说其喜好详察不过一句话罢了。以上陆九渊担任删定官时奏对如此。从此又在朝五六年，再次距离对班才几天，忽然被任命为将作监丞，被王给事弹劾，而没有来得及对答了。不知道他想对答的是什么事情。只有他与李成之的信说：“先前面对圣上，粗略陈述梗概，想要等待再次瞻仰圣上光辉，轮次书写忠忱蕴藏，然而没有实现，那也是天命。王氏之子，怎么能使我不得遇呢？”我推究他的话，如果获得再次对答，必定有可观之处，应当不止如前面所说那样而已。陆九渊的门人传琴山与陈习庵的信说：“朱晦庵得到陆九渊的奏篇，极其欣赏，而其结尾有说：‘但向上一路，未曾拨着。’陆九渊回信说：‘某自以为所学所蕴，竭尽于此，而尊兄却有“向上一路，未曾拨着”的疑问，为什么呢？’文公却别无他说。”我查考晦庵、象山的集中都没有这封信，而琴山说它，大概不是虚语。但平心而论，没有看到所谓竭尽的说法，而陆九渊自己说也云“粗略陈述梗概”，又与竭尽的说法不同，应当告知明白的人。
记
王荆公祠堂记。这篇记洋洋洒洒两千字，其文共有十几次转换，如蛟龙不可捕捉追逐。其开始感叹唐虞三代之道不存，而老子成就其私，这是贬低老子了。不久又收回来说：“子房的老师实在是黄石，曹参避堂以容纳。盖公高惠收取其成绩，波及文景的，是二公的余荫。难道方才贬低老子，忽然又尊崇他吗？”随即又舍弃不说了，而转而说孔孟之后衰败千百年，裕陵忽然得到公的赞许，似乎过分了。随即转而讥讽
公学不足以遂其志，既▯而抑可矣。俄转而归罪于当世之排公者，方抑公之学不足矣。俄又大称公扫俗学之凡陋，道术必为孔孟，勲绩必为伊周。既称之矣，俄又言其小人投机憸狡得志，岂将博之以尽其情欤？继又援中庸「为政在人」一章，尽总而归罪于熈寕争新法之诸贤与元祐更新法之大老。且谓悼公此学之不讲而为之记，凡文字十数转换之间，无一相回顾。此其文法之出竒，真如蛟龙不可捕逐，自有载籍之所未见。此固非后学所可窥测。然荆公之行事，人人所知，岂文法之竒所能使之易位哉？熈寕无诸贤之力争，则坐视民生之荼毒而噤无容声，固非其国矣。元祐无大老之力救，则民生不复知我宋之恩，驯致板荡，民将不复戴宋中兴矣。奈何以荆公之罪而罪之？且既谓荆公学不足，又言惜此学之不讲，何相反欤？呜呼！三经字说，世固犹有存者，茍欲讲之，何难？顾天下不堪再壊耳。
译王安石之学不足以实现他的志向，既然已经失败，压制他也是可以的。不久却又转而归罪于当世排斥他的人，说压制王安石是因为他的学问不足。不久又大加称赞王安石扫除世俗学问的平庸浅陋，认为他的道术必定能比肩孔孟，功绩必定能媲美伊尹和周公。既然已经称赞他了，不久又说那些小人投机取巧、奸诈狡猾而得志，难道是要用这种褒贬来尽情发泄情感吗？接着又引用《中庸》“为政在人”一章，将所有罪责都归结于熙宁年间争辩新法的各位贤臣与元祐年间更新旧法的老臣。并且说因为哀悼王安石这种学问不被讲求而为此作记，在十几处文字转换之间，没有任何前后呼应。这种文章写法出奇，真如蛟龙般不可捕捉追踪，是自有典籍以来未曾见过的。这固然不是后学所能窥测的。然而王安石的行事，人人皆知，难道文章的奇巧就能改变他的地位吗？熙宁年间如果没有各位贤臣的极力争辩，就会坐视百姓遭受荼毒而沉默不语，那固然就不是他的国家了。元祐年间如果没有老臣的极力挽救，百姓就不再知晓我宋朝的恩德，逐渐导致国家动荡，百姓将不再拥戴宋朝的中兴。为什么要因为王安石的罪过而怪罪他们呢？况且既然说王安石的学问不足，又说可惜这种学问不被讲求，为什么如此自相矛盾呢？唉！《三经新义》的字说，世上固然还有留存，如果想要讲求它，有什么困难？只是天下百姓不能再承受一次破坏罢了。
右《荆公祠堂记》。愚初见，莫之晓，以问友朋。唐信州信州答曰：「象山记初无难看，若论其回防，何异告子之言仁义？此等议论，若不别白言之，他日为人心之害不小。」既以三代之道与半山，乃以佛老异端之学贬诸老；至以「依违取必」四字断曲直，最其甚者，谓「▯崇寕之奸，实元祐三馆之储」，几于无是非之心矣。若其执拗相类，尚可诿气禀之偏，或故为此回防之论，岂不可怪？愚得其说，读之快然，始觉此记果有未安，不可尊其人而不察其言也。再详录象山文之言，记者于下方。唐信州，字景实，有髙识，绍兴人。
与抚州守钱伯同云：「新法之行，当时诋排之人，当与荆公共分其罪。此学不眀，至今吠声者日以益众，是奚足以病荆公哉？」比得倅车书，谓执事欲以记文下诿，不觉喜溢支体。盖兹事湮欝，深愿自是一发舒之。记文尚迟旬日，当成就遣纳【钱伯同，南渡初长公主之孙】
与胡季随、王文公祠记，乃是断百余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余子未尝学问，妄肆指议，此无足多怪。司志之士，犹或不能尽察，良可慨叹。
与林叔虎《荆公祠堂记》刻并徃。此是断百余年未了底大公案。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与郭邦逸云：「宜章学王文公祠二记」并录呈，得暇精观之，亦可见统纪也。
与薛象先：荆公之学，未得其正，而材宏志笃，适足以败天下。祠堂记论之详矣。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当时诸贤，盖未有能及此者。荆公之说行，岂独荆公之罪哉？
与陶賛仲《荆公祠堂记》与元晦三书并徃，可精观熟读。此数文皆眀道之文，非止一时辨论之文也。
杂说第一篇自注云：「此篇本有感于荆公事而作，其说大略谓苖民歴尧至舜，又数十载，至禹受命徂征而始服。周自后稷积德，而商之顽民乃至三世不化，有善于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济，举世莫辨，而反以为惩，岂不甚可叹哉！」象山此说，盖叹荆公之不终其用也。不知荆公若终其用，我宋当如何。
右又象山自请为记于郡侯，又自誉其记于友朋间者也。象山自谓断百余年未了大公案，姑以断公案之事而譬之：凡断公案，直则云直，曲则云曲，一下即定可也；或直处如此，曲处如彼，亦两下明白可也。今观其记，倐以为是，倐以为非，又倐以是非而混言之，十数转换，卒无定说。如遍歴州县监司翻诉之案，迭胜迭负，前后反覆。彼州县监司，非出一人之手，所见不同，固无可怪。今此公案断于象山一人，而自为矛盾，费辞若此，象山岂曲笔者乎？荆公新法之行，天下骚然，盗贼羣起，夷狄祸结，甚至神考因防师十万临朝大恸，遂及于臣子所不忍言。向非元祐力救，人心几不再合。我宋何以中兴？此熈寕以后昭然之案款也。象山初欲使元祐分罪，卒使元祐独受其罪。至谓反覆其手以▯崇寕之奸者，实元祐三馆之储。此如纵火者放罪，而焦烂者代罸，谁其受此屈断乎？凡断公案，亦湏气平。象山此断，几于怒笔。盖自尧舜之圣为万邦之君，犹必舎已从人，稽于众庶；以孔子之圣为万世之师，犹曰三人之行，必有我师。若夫独称一已为是，而尽斥天下为非，自古未之前闻也。谓天下之言政者皆流俗，其说乃方自荆公始；谓天下之讲学者皆流俗，其说又方自象山始。负才之髙，自信之笃，疾视一世而神交荆公。方其通书钱伯同，求为祠堂记，已有吠声日众，愿一发舒之语。以此之心断此之案，虽欲平得乎【阙】
一旦其诸书力夸荆公，荆公之事，天下固已久有定论，所不待言。若其所与薛象先书，谓荆公之学未得其正，而材宏志笃，适足以败天下。以愚观之，亦恐尚有遗论也。世岂有材宏而反败天下者耶？管仲、张子房、诸葛孔眀诸人，较之圣门学，亦未得为正也。固尝以其材而拯天下矣。若其反败天下，又安得而谓之才？而荆公之为荆公，恐又不止于学之不正而已也。少年徧交韩吕以求延誉者，其心果何在？卑官
译以上是《荆公祠堂记》。我初次见到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便去询问朋友。唐信州回答说：“象山的这篇记本来不难看，但如果论及他那种回护掩饰的笔法，与告子谈论仁义有什么不同呢？这类议论，如果不加以辨明，日后对人心的危害不小。”既然将三代的正道归于王安石，却又用佛老异端之学来贬低诸位老臣；至于用“依违取必”四个字来判定是非曲直，最为过分的是，他说“崇宁年间的奸臣，实际上是元祐年间三馆储备的人才”，这几乎是没有是非之心了。如果他的固执己见还可以归咎于气质禀赋的偏颇，或者故意发表这种回护掩饰的言论，岂不是很奇怪吗？我得知唐信州的这番见解，读后感到畅快，这才发觉这篇记确实有不当之处，不能因为尊敬那个人就不考察他的言论。再次详细摘录象山文中关于这篇记的言论，写在下面。唐信州，字景实，有高深的见识，是绍兴人。
唐信州对抚州知府钱伯同说：“新法实行时，当时诋毁排斥的人，应当与王安石共同分担罪责。这种道理如果不明白，至今随声附和的人日益增多，这哪里足以成为王安石的过错呢？”后来收到钱伯同的来信，说您打算把这篇记文的责任推卸下来，我不由得喜形于色。因为这件事长期被压抑，我深愿借此机会抒发出来。记文还需拖延十天，待写成后便会送达。【钱伯同，是南渡初期长公主的孙子】
唐信州对胡季随说：“《王文公祠记》，这是裁断百年来未了结的大公案。我自认为圣人再世，也不会改变我的言论。那些没有学问的人，狂妄地随意指责议论，这不足为奇。有志之士，尚且不能完全明察，实在令人慨叹。”
唐信州对林叔虎说：“《荆公祠堂记》刻印后一并寄去。这是裁断百年来未了结的大公案。圣人再世，也不会改变我的言论了。”
唐信州对郭邦逸说：“《宜章学王文公祠二记》一并抄录呈上，您有空时仔细观看，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纲领条理。”
唐信州对薛象先说：“王安石的学问，没有得其正道，但才识宏大、志向坚定，恰好足以败坏天下。祠堂记论述得很详细。我自认为圣人再世，也不会改变我的言论。当时的诸位贤人，大概没有能比得上这一点的。王安石的主张得以施行，难道仅仅是王安石的罪过吗？”
唐信州对陶赞仲说：“《荆公祠堂记》与朱熹的三封信一并寄去，可以精读熟记。这几篇文章都是阐明大道的文章，不仅仅是当时辩论的文章。”
《杂说》第一篇自注说：“这一篇本来是有感于王安石的事而作，其大意是说苗民从尧到舜，又过了几十年，到禹受命征伐才开始臣服。周朝自后稷积累德行，而商朝的顽民直到三代都不肯教化，有比这更善、更大、更重的事，应当受到尊崇，却因为他有不好的地方，而使得他的善行不能成功，事情不能成就，举世不能分辨，反而引以为戒，岂不是很可叹吗！”象山的这个说法，大概是感叹王安石没有善终其用。不知道王安石如果善终其用，我们宋朝会怎样。
以上又是象山自己请求郡守作记，又在朋友间自我夸耀其记文的内容。象山自称裁断了百年来未了结的大公案，姑且以裁断公案的事来比喻：凡是裁断公案，直的就说是直，曲的就说是曲，一下判定即可；或者直的地方如此，曲的地方如彼，两方面都明白即可。现在看他的记文，忽然认为是，忽然认为非，又忽然将是非混为一谈，十几次转换，最终没有定论。如同遍历州县监司翻案诉讼的案件，胜败交替，前后反复。那些州县监司，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所见不同，本来无可怪。现在这个公案由象山一人裁断，却自相矛盾，费辞如此，象山难道是曲笔的人吗？王安石新法实行，天下骚动，盗贼群起，夷狄祸患结怨，甚至神宗皇帝因为防备十万军队临朝而大哭，以至于臣子不忍言说。如果不是元祐年间极力挽救，人心几乎不能再次聚合。我们宋朝凭什么中兴？这是熙宁以后昭然若揭的案件事实。象山起初想使元祐分担罪责，最终却使元祐独自承担罪责。至于说反复其手以成为崇宁年间奸臣的，实际上是元祐三馆储备的人才。这就像纵火的人被赦免，而被烧焦的人代替受罚，谁能接受这种屈辱的判决呢？凡是裁断公案，也需要心平气和。象山的这个裁断，近乎愤怒之笔。大概自尧舜这样的圣人为万邦君主，尚且必须舍弃己见而从众人，考察于大众；以孔子这样的圣人为万世师表，尚且说三人同行，必有我的老师。如果独自称自己是，而尽斥天下为非，自古未曾听说过。说天下谈论政事的人都是流俗，这种说法才从王安石开始；说天下讲学的人都是流俗，这种说法才从象山开始。自负才高，自信笃定，轻视一世而神交王安石。当他通书钱伯同，请求作祠堂记时，已有随声附和者日益增多，愿借此抒发一番的话语。以这样的心裁断这样的案件，虽然想要公平，怎么可能呢【缺】
一旦他在各信中极力夸耀王安石，王安石的事，天下本来早已有了定论，不必多言。如果他所写给薛象先的信，说王安石的学问没有得其正道，但才识宏大、志向坚定，恰好足以敗坏天下。以我看来，恐怕还有遗漏的言论。世上哪有才识宏大反而败坏天下的人呢？管仲、张良、诸葛亮等人，与圣门学问相比，也未得其正道。但他们都凭借才识拯救了天下。如果反而败坏天下，又怎么能称之为才呢？而王安石之所以成为王安石，恐怕不止于学问不正而已。年轻时广泛结交韩琦、吕公著以求延誉的人，其心究竟何在？卑官
力辞其所不必辞，既显宜辞而不复辞者，其心又何在？莘野之伊，南阳之葛，泊然与世相忘者，恐不如是其区区也。仁宗不世出之圣主也，食饵至尽之诈，一为所窥而不见用，则忍于谤讪无上。韩魏公不世出之王佐也，下寮清苦之容，一为势隔而不见省，则忍于怨詈终身。安意俟命者，恐不若是。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荐人一不行，悻然下堂便去。谋国既败，事相戒勿容上知。以道事君者，恐不如此。迹其平生，未逹则以诈伪钩致名位，既逹则以很愎刼持君父。心之不正如此，何暇复议其功利之学？程文
译极力推辞那些本不必推辞的，既然已经显露出应当推辞却不再推辞，他的用心究竟在哪里？隐居在莘野的伊尹，隐居在南阳的诸葛亮，淡泊宁静到与世俗相忘的境界，恐怕不像他这样狭隘浅薄。仁宗是世间罕见的圣明君主，那些靠饮食馈赠来行骗的奸诈，一旦被仁宗洞察便不被任用，于是便忍心诽谤诋毁，毫无敬畏之心。韩琦是世间罕见的辅佐君王的人才，下属清贫艰苦的状况，一旦被权势阻隔而不被察觉，于是便忍心怨恨咒骂，持续终身。安守本分、等待天命的人，恐怕不像他这样。君主或许产生疑虑，他便称病请求离职；君主责备自己，他才重新处理政务。推荐一个人如果不被采纳，便愤然走下堂去便离开。谋划国事既然失败，便互相告诫不要让皇上知道。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恐怕不像他这样。考察他的一生，未显达时就用欺诈虚伪的手段谋取名声地位，显达后就用凶狠固执的态度胁迫君主。心思不正到如此地步，哪里还有空闲去议论他的功利之学？程文
天地之性人为贵论
按此篇吕东莱识其为江西陆子静之文而特取之者也，徐子宜见其文而指示杨慈湖使之从象山为师者也。自今观之，东莱识其为子静之文甚易，而徐杨因此文宗师之，则亦意见之偶合尔。夫此论程文也，此题夫子言孝，惟当发明经防，非可骂题之体也。象山此篇不言经防，而姑借以骂天下之学者。其破题曰：「圣人所以晓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聼圣人者甚藐。」按《孝经》乃天下万世之所敬诵，未闻有不聼其言者。又「聼我藐藐藐藐者」，不聼之貌，如「巍巍」「荡荡」「申申」「夭夭」之类，两字连用方有义，一字单用不成文。而今又加为「甚藐」之辞，盖象山恃才愤世，无言不疾。除象山一人之见如此，合场决无第二卷也。论之讲肚云：「告子湍水之谓，君子所必辨。荀卿性恶之说，君子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动心，实先于孟子，而荀卿之论甚美，非有笃敬之心、有践履之实者，未易至乎此也。今拾孟子性善之遗说，与夫近世先逹之绪言，以盗名干泽者，岂可与二子同日语哉？凡皆讲肚之全文如此。夫告子、荀子之言，众所共斥，而象山独取之；伊洛诸儒之言性，众所共宗，而象山独斥之。且程文试论法不及本朝，而此言「近世先逹」，题言「天地之性人为贵」，而此说取性犹湍水取性恶，「曰湍」「曰恶」，正与「贵」之义相反。除象山一人之见如此，合场亦决无第二卷也。东莱以议论之异也而易识，徐杨以意见之同也而易合。若以三儒者主之而因以为确论，则恐夫子之经防不如此，论家之法度不如此。谓诸儒之言性者皆为盗名干泽，恐亦不如此。象山自赴省试，自谈性理，而谓平居暇日讲明性理为盗名干泽，疑亦未安。
象山之学，虽谓此心自灵，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为言议，然亦未尝不读书，未尝不讲授，未尝不援经析理，凡其所业，未尝不与诸儒同。至其于诸儒之读书、之讲授、之援经析理，则指为戕贼，为防溺，为缪妄，为欺诳，为异端邪说，甚至袭取闾阎贱妇人秽骂语，斥之为蛆蠧。得非恃才之髙，信已之笃，疾人之已甚，必欲以眀道自任而然耶？吾夫子生于春秋大乱之世，斯道之不明，亦甚矣，而循循然善诱人，未尝有忿嫉之心。甚至宰我欲行朞月之防，不过曰：“汝安则为之。”阙党童子将命，亦必明言其与先生并行，与先生并坐。为欲速成，未闻不言其所以然，徒望而斥之也。孟子生于战国，斯道之不眀尤甚。孟子之与杨墨辨，与告子、许行、墨者夷之辨，皆一一引之而尽其情，然后徐而折其非。至今去之千载之下，人人昭然如见，此斯道之所以复明，亦未尝望而斥之，不究其所言之为是为非也。我朝圣世也，亦异于春秋战国之世矣。诸儒之所讲者，理学也，亦异于春秋战国处士横议之纷纷矣。所读皆孔孟之书，所讲皆孔孟之学，前后诸儒彬彬軰出，岂无一言之几乎？道者其所趣尚虽正，而讲眀有差，则宜眀言其所差者果何说？讲眀虽是，而躬行或背，则宜眀指其所背者果何事？庶乎孔子之所以教人，孟子之所以眀道者矣。今略不一言其故，而槩以读书讲学者自。孟子既没千五百余年间，凡名世之士，皆为戕贼，为防溺，为缪妄，为欺诳，为异端邪说，则后学其将安考？此象山之言虽甚愤激，今未百年，其说已冺然无闻，而诸儒之说，家藏而人诵者，皆自若终无以易之也。此亦无以议为矣。独惜其身自讲学，而乃以当世之凡讲学者为伪习。未几，韩侂胄、何澹诸人竟就为伪学之目，以祸诸儒，一时之善类几殱焉。呜呼！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悲。夫，
陆象山语録
首章载尧命羲和，后世委之星翁厯官及厯差事。愚按此不待言。
次章云：看经书，湏看注防，及先儒觧释，不然执已见议论，恐自是愚。按此象山平心之言，与诸儒未尝不同。然象山平日以此等为防溺，而今日之言乃如此，乃知天下常理终不可逃。如释氏谓不当生产作业，而释氏未尝不着衣吃饭也。
读书固不可不晓
译《天地之性人为贵》论
查考此篇，吕东莱认定它是江西陆子静（陆九渊）的文章，因而特意选取。徐子宜见到这篇文章，便指示杨慈湖去拜象山为师。从现在来看，东莱认出这是子静的文章很容易，而徐、杨因此文而尊奉他为宗师，不过是意见偶然契合罢了。
这篇是科举考试的策论文章，这个题目是孔子论孝，只应当阐发经书的义理，不可以采用骂题的体裁。象山这篇策论不谈经书义理，而是借题发挥来骂天下的学者。他的破题写道：“圣人用来晓谕天下的道理非常详尽，天下人用来听从圣人的态度非常轻慢。”查考《孝经》乃是天下万世所敬重诵读的经典，没听说过有不听从它言论的人。又说“听我藐藐藐藐者”，“藐藐”是不听从的样子，像“巍巍”、“荡荡”、“申申”、“夭夭”这类词，两个字连用才有意义，一个字单独使用不成文。现在又加上“甚藐”这样的言辞，大概是象山倚仗才华、愤世嫉俗，没有一句话不是激烈的。除了象山一人的见解如此，整个考场决不会有第二卷这样写。
策论的讲说部分说：“告子湍水的说法，君子必须辨明；荀卿性恶的学说，君子非常痛恨。”然而告子不动心的观点，实际上早于孟子，而荀卿的论述非常精妙，没有笃诚恭敬的心、没有切实践行的功夫的人，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现在拾取孟子性善说的残余言论，以及近代先达的绪论，用来窃取名声、谋求恩泽的人，怎么可以和这两个人相提并论呢？凡是讲说部分的全文都是这样。
告子、荀子的言论，众人共同排斥，而象山独自采纳；伊洛诸儒论性的言论，众人共同尊崇，而象山独自排斥。况且科举策论的法规不涉及本朝，而这里说“近代先达”；题目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而这里选取性如湍水、性恶的说法，“曰湍”、“曰恶”，正好与“贵”的意义相反。除了象山一人的见解如此，整个考场也决不会有第二卷这样写。东莱因为议论不同而容易识别，徐、杨因为意见相同而容易契合。如果以这三位儒者为主张，并因此认为这是确切的论断，恐怕孔子的经书义理不是这样，策论家的法度也不是这样。说诸儒论性的人都是窃取名声、谋求恩泽，恐怕也不是这样。象山自己参加省试，自己谈论性理，却说平日闲暇时讲明性理是窃取名声、谋求恩泽，怀疑这也未必妥当。
象山的学问，虽然认为此心自然灵明，此理自然明白，不必向外寻求，空谈议论，然而他也不是不读书，不是不讲授，不是不援引经典分析义理，凡是他所从事的学业，没有不与诸儒相同的。至于他对诸儒的读书、讲授、援引经典分析义理，则指责为残害、为沉溺、为谬误、为欺骗、为异端邪说，甚至采用民间卑贱妇女的污秽骂语，斥责为虫豸。难道不是倚仗才华高超，深信自己笃定，对人疾恨太过，一定要以阐明大道自任而这样吗？
我们的孔子生于春秋大乱的时代，大道不明，也很严重了，但他循序渐进善于诱导人，从来没有忿恨嫉妒的心。甚至宰我想实行三个月的丧礼，孔子不过说：“你心安就去做吧。”阙党的童子传话，孔子也必定明确说出他与先生并行，与先生并坐。对于想要速成的人，没听说过不说明原因的，只是远远看着就斥责他。孟子生于战国，大道不明尤其严重。孟子与杨朱、墨子辩论，与告子、许行、墨者夷之辩论，都一一引导他们并穷尽他们的情况，然后慢慢驳斥他们的错误。到现在距离他们一千多年后，人人清楚明白如同亲眼所见，这就是大道之所以重新显明的原因，也没有远远看着就斥责，不探究他们所说的对错。
我们宋朝是圣明的时代，也不同于春秋战国的时代了。诸儒所讲说的，是理学，也不同于春秋战国处士横议的纷纷扰扰。所读的都是孔孟的书，所讲的都是孔孟的学问，前后诸儒彬彬辈出，难道没有一句话几乎正确的吗？对于道，他们所追求崇尚的虽然正确，但讲明有偏差，就应当明确说出他们偏差的地方究竟是什么说法？讲明虽然正确，但亲身践行或许违背，就应当明确指出他们违背的地方究竟是什么事情？这才符合孔子教导人、孟子阐明大道的做法。现在稍微不说明原因，就一概把读书讲学的人自以为是。孟子去世一千五百多年间，凡是在世有名望的人，都说是残害、为沉溺、为谬误、为欺诳、为异端邪说，那么后学将依据什么来考察？象山的言论虽然非常愤激，现在不到一百年，他的学说已经泯灭无闻，而诸儒的学说，家家收藏人人诵读的，都依然如故终究无法改变。这也没有可议论的了。只是可惜他自身讲学，却把当世凡是讲学的人当作虚伪的习气。不久，韩侂胄、何澹等人竟然就以此作为伪学的名目，来祸害诸儒，一时的善类几乎被灭绝。唉！家必定自己毁坏，然后别人才毁坏它，可悲啊。
《陆象山语录》
首章记载尧命令羲和，后世委任给星翁、历官以及历差事务。我认为这不必多说。
次章说：看经书，必须看注疏，以及先儒的解释，不然固执己见议论，恐怕自己就是愚蠢。查考这是象山平心静气的话，与诸儒没有不同。然而象山平日把这些当作沉溺，而今天的话却这样，才知道天下常理终究不可逃避。就像佛教说不应当生产作业，而佛教徒没有不穿衣吃饭的。
读书固然不可不明白
学者不长进，只是好已胜。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愚。按此说善矣。圣如孔子，亦未尝敢以为是。然象山虽贤，乃谓千五百年间讲学者皆异端邪说，到吾方一清。此则孔子所不敢也。
编《论语》者亦有病。愚按，此语未易轻发。惟象山自儿童时，已恶见《论语》第二章，此不可晓。
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眀今日若不大叚光明，更干当甚事？按象山平日说，谓伊洛之说不然。若据此说，特伊洛之说未精耳。二说亦不同。象山自谓得不传之学，是伊洛未尝得也。今谓伊洛得不传之学，是此学未尝不传也。二说之本防亦不同，岂记者误欤？
福如何锡得？只是此理充塞宇宙。愚按：防民于极，即是锡之以福。此理自是充塞宇宙，但不必以此破锡福之义。桀纣之世，此理何尝不充塞？而民之罹于咎者何耶？
湏是信得及，方可愚。按古人此语，谓信道笃，谓信命得及，皆是不为贫贱患难所变。若自以为是，不为人言所反，却恐不可。荆公之误，正在此。
有所忿懥，则不足以服人。愚按：此论甚正。然则又可忿懥而求以服人乎？
湏是下及物工夫，则随大随小有济。愚按：此语足觇象山讲眀皆有用之学。但古之学者为已，用之则行，及物自在其中。眀道言：士自一命以上，存心爱物，此言出仕事也【右周清叟廉夫所录】
朱季绎云：近日异端邪说，如禅家之学，人皆以为不可无。象山云：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这闲言语。曹立之因读书用心成疾，亦是有许多闲言语。某与之涤荡，病亦随减。迨不闻人言语，又复昬蔽。适有告之以某乃释氏之学，渠平生恶释老如仇雠，于是尽叛某之说，却凑合得朱元晦说话。后不相见，以至于死。然则曹立之若终聼象山之说，尚可活也。
今之攻异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防检，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愚不知吾儒何者在他下面？岂以其即心是佛？其说甚径欤？此等任其说髙，既无此理，非吾儒所病也。
某平日未尝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读语录精义者。某读书只是看古注，圣人之言自眀，白愚按亦自有当讲眀者。如眀白者却不必衍文，熟读自见。象山此言不可不察。
一人力抵当流俗不去，必也豪杰之士。因举晦翁语云：“豪杰而不圣人者有之，未有圣人而不豪杰者也。”先生云：“是愚恐豪杰非斥众人为流俗之谓也。”
问作文法：「云读汉史，韩、栁欧、蘓尹师鲁、李淇水文，不误后生。」
谓伯敏被异端壊了，异端非佛老之谓，异乎此理？如季绎之徒，便是异端。孔门惟顔曽传道，他未有闻。盖顔曽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曽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愚按古无传道之说，孔子之学惟曽子▯毅足以任道，子思孟子皆然。至今所讲眀者，皆其说也。子夏子张未见其有传于今也。韩文公辟佛老，故言中国之所以治者，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次第相承，具有自来，故以传言，以辟佛氏之说。自夷狄晩入中国，于中国之治并无相干，皆平空杜撰。故他日又曰：「果孰为而孰传之耶？」韩文公之言传道者，意盖如此。不幸释氏以衣鉢为传，其说浸滛，遂使吾儒亦谓若有一物亲相授受者谓之传道，此积习之误。圣门初无是事。今日所讲，正曽子子思孟子之学，其于子张子夏初何预耶？
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觧字，更不求血脉。且情性心材，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愚按：天下读书，未有不求血脉之人，而象山读书，亦未尝不觧字。如云：看经书，湏着看注防及先儒觧释，斯言何为耶【右李伯敏敏求所录】
杨敬仲不可说他有禅，只是尚有气习未尽。
平生所说未尝有一说
大人不做却要做小儿态可惜
某不识一个字，亦湏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上是天，下是地，人在中间，湏是做个人，方不枉。
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防。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
初，教董元息，自立不得，闲说话，渐渐好，后被
译求学的人之所以不能长进，只是喜欢自我夸耀。说出一句话，做出一件事，便说全是对的。按照这种说法，似乎是好的。圣像孔子，也不敢自以为是。然而陆九渊虽然贤能，却说一千五百年间讲学的人都是异端邪说，到了我这才澄清。这是孔子所不敢做的。
编纂《论语》的人也有毛病。我认为，这种话不容易轻易说出口。只有陆九渊从儿童时起，就已经厌恶看到《论语》的第二章，这让人无法理解。
程颢、程颐等先生得到了千年不传的学问，只是初创阶段尚未光明。今天如果不大大发扬光大，还能做什么呢？我认为陆九渊平时说，认为程颢、程颐的说法不对。如果根据这种说法，只是程颢、程颐的学说不够精微罢了。两种说法也不同。陆九渊自称得到了不传的学问，是说程颢、程颐不曾得到。现在说程颢、程颐得到了不传的学问，是说这学问不曾不传。两种说法的根本立场也不同，难道是记录的人弄错了吗？
福如何赐予？只是这道理充满宇宙。我认为：防止百姓陷入极端，就是赐给他们福。这道理自然是充满宇宙，但不必用这个来破除“赐福”的含义。夏桀、商纣的时代，这道理何尝不充满？而百姓遭受灾祸又是为什么呢？
必须能够相信，才可以做到。我认为古人这句话，是说信道坚定，是说信命能够相信，都是不被贫贱患难所改变。如果自以为是，不被别人的言论所反驳，却恐怕不行。王安石（荆公）的错误，正在于此。
有所愤怒，就不能够使人信服。我认为：这个论断很正确。然而，又可以愤怒而求使人信服吗？
必须做及物（推己及人、经世致用）的功夫，那么无论大小都有益处。我认为：这句话足以看出陆九渊讲明的都是有用之学。但古代的学者是为了修养自己，有用则实行，及物自然在其中。程颢说：士人从一命以上，存心爱护万物，这是出于仕途的话【右边是周清叟廉夫所记录】
朱季绎说：近日的异端邪说，如禅家的学问，人们都认为不可没有。陆九渊说：现在危害道的，却是这些闲言语。曹立之因为读书用心过度而生病，也是有很多闲言语。我与他涤荡清除，病也随之减轻。等到不听人言语，又再次昏蔽。恰好有人告诉他我的学问是释氏之学，他平生厌恶佛老如仇敌，于是完全背叛了我的学说，却凑合着朱熹（朱元晦）的话。后来不再相见，直到死去。那么曹立之如果始终听从陆九渊的学说，还可以活命。
现在攻击异端的人，只是用名称来攻击。起初不知道自家已经被他防范检束，在他下面如何能让他信服？我不知道我们儒者哪方面在他下面？难道是因为他即心是佛？他的说法很直接吗？这种任凭他说得高，既然没有这个理，不是我们儒者所担忧的。
我平时不曾被流俗攻击，攻击我的却是读语录精义的人。我读书只是看古注，圣人的话自然明白，我认为也有应当讲明的地方。如明白的却不必衍文，熟读自然可见。陆九渊这话不可不考察。
一个人力抵流俗不去，一定是豪杰之士。因此举出朱熹的话说：“豪杰而不圣人的人有，没有圣人而不豪杰的。”先生说：“是。我恐怕豪杰不是斥责众人为流俗的意思。”
问作文的方法：“说读汉史，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尹师鲁、李翱的文章，不误导后生。”
说伯敏被异端破坏了，异端不是佛老的意思，异乎这个理？如季绎之徒，就是异端。孔门只有颜回、曾子传道，其他人没有听说。因为颜回、曾子从里面出来，其他人从外面进入。现在所传的，是子夏、子张之徒从外面进入的学问。曾子所传的到孟子，不再传了。我认为古代没有传道的说法，孔子的学问只有曾子足以承担道，子思、孟子都是这样。到现在所讲明的，都是他们的学说。子夏、子张没有看到他们传到现在。韩文公辟佛老，所以说中国之所以治理的，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依次相承，具有自来，所以用传来说，以辟佛氏之说。自夷狄晚入中国，于中国之治并无相干，都是凭空杜撰。所以他日后又说：“究竟是谁做的，谁传的呢？”韩文公说传道的，意思大概如此。不幸释氏以衣钵为传，其说法浸淫，遂使我们也认为若有一物亲相授受者谓之传道，这是积习的错误。圣门初无是事。今日所讲的，正是曾子、子思、孟子的学问，对于子张、子夏初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的学者读书，只是解释字义，更不求血脉。且情性心材，只是一种事物，言语偶然不同罢了。我认为：天下读书，没有不求血脉的人，而陆九渊读书，也未尝不解释字义。如说：看经书，必须看注疏及先儒解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右边是李伯敏敏求所记录】
杨敬仲不可说他有禅，只是尚有气习未净。
平生所说未尝有一说
大人不做却要做小儿态可惜
我不识一个字，也必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上是天，下是地，人在中间，必须做个人，方不枉。
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
起初，教董元息，自立不得，闲说话，渐渐好转，后被
我不说，一杨敬仲说，一尝与敬仲说箴他。
大人凝然不动不如此小家相
尝误觧了书：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说大凡人之心，惟防是精，防才粗便不精。防谓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恶；天亦有善有恶。岂可以善皆归之天，恶皆归之人？此说出于《乐记》，此说不是圣人之言。
某平生有一节过人，他人要防，某不防；他人要做，某不做。愚观以上所记，皆自信甚笃，独立不惧之言，可以作人懦气。然以圣人自处，则未知果如何。陆象山之言学，陈同甫之言治，皆欲等天立地，做一个人。他非所恤，亦可谓豪也已。
某从来勤理防，长兄毎四更一防起时，只见某在看书，或检或防，常说与子侄以为勤愚。按象山常以读书为防溺，而其勤读书乃如此【右包扬显道所录】
尝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右詹阜民《子南录】
谓伊川解《艮》其背说得鹘突，《艮》其背，不获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见其人；无物。
论语》中多有无头柄底说话，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类，不知所守所及者何事？如“学而时习之”，不知时习者何事？学茍知所本，六经皆我注脚。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
居象山多告学者云：「汝耳自聦目自眀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可与适道，云云是说阶级。夫何逺之有？是扫上面阶级【右传子云季鲁所录】
一夕步月，叹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未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包敏道曰：“势既如此，莫若各自著书，以待天下后世之自择。”忽正色厉声曰：“敏道，敏道，恁地没长进，乃作这般见觧！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愚谓若于天地间无闗损益，又何必叹？又何必厉声！”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据某所见，当以荘子去故与智觧之。其言性者，大抵据陈迹言之【右惟出殿博所录】象山读书修已本，未尝不与人同。而其语录谓《论语》多有无头柄说话，谓编《论语》者亦有病。谓《论语》第一章「学而时习」，不知「时习」者何事。谓第二章言孝弟为支离。又谓六经皆我注脚。谓「天理人欲」之言不是至论。谓异端不是佛老，而今之讲学者皆是异端。其至家书与侄孙濬云：「非其志，其见度越千有五百余年名世之士，则《诗》《书》《易》《春秋》《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之篇，正为陆沉与致政兄云：『以铢秤寸量之法绳古圣贤，皆有不可胜诛之罪。』盖其为学，谓此心自灵，此理自眀耳。自聦目自眀，自能孝，自能弟，但収拾精神自为主，不则上是天下是地中间，还我堂堂做人，更不必他求。一有他求，皆为防溺。故于自昔圣贤经书所载，自然皆见其非。其势则然，非待有心于诋斥也。然犹一则曰孔子，二则曰孔子，譬之江东孙氏，名虽戴汉，自立宗庙社稷矣。
陆复斋文集
书
与张敬夫谓：声气、容色、应对、进退，乃致知力行之原。不若是，而从事于笺注训诂之间，言语议论之末，无乃与古之讲学者异欤？
答傅子渊：近来学者多自私欲速之病，又惑于释氏「一超直入」之谈，徃徃弃日用而论心，遗伦理而语道。适见圣谟与舎弟书，又有「即身是道，不假拟度」之说，此又将堕于无底之壑矣。
与沈叔晦有终日谈虚空语性命，而不知践履之实，欣然自以为有得，而卒归于无所用，此惑于异端者也。
与李德逺：古之君子，徃徃多出于覊艰困厄愁忧之中，而其学益进。某独日以汨没，触事接物，习情客气，时起于其间。
与汪徳占。某日与兄弟讲习，徃徃及于不传之防，天下所未尝讲者。
与章彦、节、荀卿、▯雄、韩愈，皆不世出。至言性则戾，近世巨儒性理之论，犹或不安。某乃稽百氏异同之论，出入于释老，反复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潜思而独究之，焕然有眀焉。穷
译我不说，杨敬仲说，曾与杨敬仲谈论过箴言。
大人凝然不动，不像这样小家子气。
曾经误解了书上的话：“人心”就是人欲，“道心”就是天理。并非说人心只是人欲，而是说大凡人的心，只有精微的才是精，粗疏的便不精。所谓人欲，天理并非专属于人，天也有善有恶；天也有善有恶。怎么可以把善都归于天，恶都归于人呢？这种说法出自《乐记》，这种说法不是圣人的言论。
我平生有一项超过别人的地方，别人要防备，我不防备；别人要做，我不做。愚以为以上所记载的，都是自信非常坚定、独立不惧的言论，可以振奋人的懦弱之气。然而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则不知道究竟如何。陆象山论学问，陈同甫论治道，都想顶天立地，做一个真正的人。他们不顾及别人的看法，也可以说是豪放的了。
我向来勤于治理事务，长兄每次四更起床时，只看见我在看书，或检查或治理，常对子侄们说我是勤勉的。按陆象山常把读书视为沉溺，而他勤勉读书却到了这种地步【右边是包扬显道所录】
曾经问先生的学问，也有所师承吗？回答说：因为读《孟子》而自得【右边是詹阜民《子南录》】
说伊川解释《艮》卦的“艮其背”说得含糊不清，“艮其背”，就是得不到自身；无我，行走在庭院中，看不见人；无物。
《论语》中有很多没有头绪的话，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这类，不知道所守所及的是什么事情？如“学而时习之”，不知道时习的是什么事情？学习如果知道根本，六经都是我的注脚。
天理人欲的说法，也不是最精当的言论。如果天是理，人是欲，那么就是天与人不同了。
陆象山常告诫学者说：“你耳朵自然听得见，眼睛自然看得见，侍奉父亲自然能孝，侍奉兄长自然能悌，本来没有欠缺，不必向外寻求，在于自立罢了。”
“可与适道”等等，是说等级次第。有什么遥远的呢？这是扫除上面的等级次第【右边是传子云季鲁所录】
一天晚上步月，感叹朱熹像泰山高岳一样，可惜学问没有见到道，枉费精神，于是自己搁置起来。”包敏道说：“形势既然这样，不如各自著书，以待天下后世的人自己选择。”忽然脸色严肃声音严厉地说：“敏道，敏道，你这样没有长进，竟作这样的见解！且说天地间有个朱熹、陆子静，就能增加些什么；没有了他们，就能减少些什么。愚以为如果对天地间没有增减，又何必感叹？又何必厉声！”
天下谈论本性的人，只是根据旧有的情况罢了。据我所见，应当用庄子的“去故”与“智”来解释它。那些谈论本性的人，大体上都是根据陈旧的痕迹来说的【右边是惟出殿博所录】陆象山读书修养自身，本来不曾与人不同。而他的语录说《论语》多有无头绪的话，说编《论语》的人也有毛病。说《论语》第一章“学而时习”，不知道“时习”的是什么事情。说第二章讲孝悌是支离破碎。又说六经都是我的注脚。说“天理人欲”的说法不是最精当的言论。说异端不是佛老，而现在的讲学的人都是异端。他在家书中对侄孙陆濬说：“如果不是他的志向，他的见识超越千五百年的名士，那么《诗》《书》《易》《春秋》《论》《孟》《中庸》《大学》这些篇章，正是为了陆沉与致政兄说：‘用铢秤寸量的方法来衡量古圣贤，都有不可胜数的罪过。’大概他的学问，认为此心自然灵明，此理自然明白。耳朵自然听得见，眼睛自然看得见，自然能孝，自然能悌，只要收拾精神自主，不这样就是天下是地中间，还我堂堂做人，更不必向外寻求。一有向外寻求，都是沉溺。所以对于自古圣贤经书所载，自然都看见它们的不对。形势就是这样，不是有意去诋斥。然而还一再地说孔子，再一再地说孔子，譬如江东孙氏，名义上虽然尊奉汉朝，已经自立宗庙社稷了。
陆复斋文集
书
与张敬夫说：声气、容色、应对、进退，是致知力行的本源。不这样，而从事于笺注训诂之间，言语辩论的末节，恐怕与古之讲学的人不同吧？
答傅子渊：近来学者多有自私欲速的毛病，又迷惑于释氏“一超直入”的谈论，往往抛弃日常用事而谈论心性，遗弃伦理而谈论道。适见圣谟与我弟弟的信，又有“即身是道，不假拟度”的说法，这又将堕入无底的深渊了。
与沈叔晦说：终日谈论虚空语性命，而不知道践履的实在，欣然自以为有得，而最终归于无所用，这是迷惑于异端的人。
与李德远说：古之君子，往往多出于羁旅艰难困厄愁忧之中，而他的学问更加精进。我独自每天沉沦，接触事物，习染情欲客气，时常兴起于其间。
与汪德占说：我每天与兄弟讲习，往往涉及到不传的秘密，天下未曾讲过的。
与章彦、节、荀卿、〇、雄、韩愈，都是不世出的人才。至于谈论本性则乖戾，近世大儒性理的议论，尚且不安。我于是考察百家异同的议论，出入于释老，反复于孔子、子思、孟子的言论，潜思而独自探究，豁然明白了。穷
天地，亘万世，无易乎此也。然世无是学，难以谕人。又《书》云：「离形色而言性，离视聼言动而言仁，非知性者也。」
译天地之道，贯穿万世，没有比这更恒常不变的。然而世间没有这样的学问，就很难向人说明。又《尚书》说：“脱离具体的形貌色彩来谈论本性，脱离视听言动来谈论仁德，这不是真正懂得本性的人。”
与赵景眀朱元晦《论语集觧》已脱藁，此言必传于世。若《诗集传》《中庸》《大学》章句，则殊有未安，恐终不能传逺矣。
答王汉臣身体心騐使吾身心与圣贤之言相应择其最切已者勤而行之。
与王顺伯治人必先治已，自治莫大治气。气之不平，其病不一，而忿懥之害为尤大。○又云：“窃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苟不用于今，则成就人才，传之学者。”又云：“释氏之门，亦有散律禅之异，禅门一宗，亦有五家宗派。何况儒释二教，安得强比而同之乎？”又云：“释氏大抵以理为障，与吾儒之学天地悬絶。”
与王申伯人生之迷，千种万类，不可名状，而大要皆是利欲。李赤入厠，天下之乐，于是乎在，而不知其死于粪秽也。”
与陈徳甫：「湏磊磊落落作大丈夫，净扫平生纰缪意见。」与柴必胜：「贫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则尊；防无不安者，吾心防有不可安，则过自此起矣。天命固不可损益，但自失其本心耳。」
与舒元賔【璘】放过少许，便是自弃。
与刘淳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讲习。习到临利害、得失无忧惧心，平时胸中泰然无计较心，则真知命矣。
与汪漕言租赋利害甚详，内买绢一项，谓吏亷则民之输帛易，而帛亦不至甚恶；吏贪而受常例，则虽甚踈恶者，亦不得而不受。如是有浮巧之民，能为甚薄之帛，而加之药；如甚厚者，揽子厚取其直于民，而薄其价买之以输于公。拣子不敢言，受领官不敢退。若必使民户自输，而书人户与拣子之名于帛端，而毋得使揽子者输焉，则公私两利，而其弊革矣。
与金谿宰言：团结御防，湏覈何人？因用何兵可战？如何分布营寨？如何置备粮食？聼谁统辖？如何防防把截？若泛牒前往，界前为害，未易悉数。
防问
射，所以观德也。然后羿善射，为乱臣；逢防善射，亦杀师；飬由基善射，而夺国；李广善射，而数竒；崔浩不能弯弓，杜预射不穿札，而皆有成功。何耶？
铜壶为漏，浮箭为刻，天池以注之，平水以平之，受水以纳之，而壶之制尽矣。匏以载之，莲以出之，华表以正之，而箭之体定矣。日有十二辰，而八十四维间焉；嵗有十二月，而二十四气分焉。以土圭测日景，以磁针辨方位，而二十四位于是乎正矣。日行有南北，昼夜有长短，而二十有一箭于是乎立矣。宜无地之殊也，而岳台以南，凡三徙之，而箭之不用者六；岳台以北，凡三徙之，而箭之増者亦六。何也？于维之间，于辰或以属为前，或以属为后，或分之而两属焉。磁针之辨方位，或以为指午，或以为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为丙午之间。
立政致意于常伯、常任、凖人，求于周官，漫不知何职？▯▯如携仆、缀衣、牧尹，亦缺焉。
论
道者，古今之正权。权者，道之用也。权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又焉有不正者哉？
复斋陆氏，名九龄，字子夀，盖名九渊，字子静，号象山之兄也。其学大抵与象山相上下。象山之学，务以自已之精神为主宰；复斋之学，就于天赋之形色为躬行，皆以讲不传之学为已任，皆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掀动一时，聼者多靡，所不同者，象山多怒骂，复斋觉和平尔。象山之详已防于其文集语录之下矣。复斋之文尤多精语，亦足警后学，而自誉其所得，则在性学，至谓穷天地，亘万古，无以易，而世无其学，难以语人，视孔子之言性，澹然一语而止者，几张皇矣。夫既不语，世莫得闻，他日谓外形色言天性，外视聼言动言仁，皆非知性者，复斋所眀性学，倘在于是乎？然形色固天性也，而生色睟然见于面，盎于背，亦必有其所以然者矣。视聼言动之以礼，固所以为仁也，而勿视勿聼勿言勿动，亦必有主宰乎其中矣。复斋之言，视孔孟似颇直截也。东莱志其墓，勇于求道，有不由阶序者，殆确论云。初，复斋自太学登第，尝分教兴国军，才九阅月，弟子贠才十五人，有才志而不获少见于世。寳庆二年，同沈焕，字叔晦，加赠典，
译与赵景明、朱元晦的《论语集解》已经定稿，这番言论必定会在世间流传。至于《诗集传》以及《中庸》《大学》的章句，则特别有不安妥之处，恐怕终究不能流传久远。
回复王汉臣：通过身体的实践来验证，使我的身心与圣贤的言论相契合，选择那些最切近自身的道理勤奋地实行。
与王顺伯说：治理他人必须先治理自己，治理自己没有比治理心气更重要的了。心气不平，产生的弊病不一，而愤怒的危害尤其大。○又说：“我私下不自量力，如果上天想要平治天下，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如果现在不被任用，那么就培养人才，传授给学者。”又说：“佛教内部，也有散律和禅宗的区别，禅宗这一派，也有五家宗派。何况儒、释两教，怎么能强行比较并等同看待呢？”又说：“佛教大体上将理视为障碍，与我们儒家的学问天地悬殊。”
与王申伯说：人生的迷惑，千种万类，无法用言语形容，但大体上都是利欲。李赤进入厕所，天下的快乐，就在这里，却不知道他死于粪秽之中。”
与陈德甫说：“必须磊落大方地做大丈夫，彻底扫除平生的错误见解。”与柴必胜说：“贫穷，是士人的常态，我的朋友能安于贫穷，就是尊贵；防止没有不安的时候，我的心如果有所不安，过错就从这里产生了。天命固然不可增减，只是自己失去了本心罢了。”
与舒元宾（璘）说：稍微放纵一点，就是自我放弃。
与刘淳叟说：不了解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这个意思不可不先加以研习。研习到面临利害、得失时没有忧惧之心，平时胸中泰然没有计较之心，这才是真正了解天命了。
与汪漕谈论租赋的利弊非常详细，其中关于买绢这一项，说官吏廉洁，百姓缴纳绢帛就容易，而且绢帛也不会太劣质；官吏贪婪而收受常例钱，那么即使非常稀疏劣质的绢帛，也不得不接受。像这样有狡猾的百姓，能织出非常薄的绢帛，并加上药物处理；如果绢帛非常厚，揽子（中间人）就从百姓那里厚取价钱，然后压低价格买来缴纳给官府。拣子（检验员）不敢说话，受领官不敢退回。如果一定让百姓自家缴纳，并在绢帛末端写上户名和拣子的名字，而不让揽子代缴，那么公私双方都有利，而且弊端就革除了。
与金溪县令说：组织乡兵防御，必须核查什么人？因为使用什么兵器可以作战？如何分布营寨？如何储备粮食？听从谁统辖？如何防守把截？如果泛泛地发文前往，边界前的危害，难以全部列举。
提问
射箭，是用来观察德行的。然而后羿善于射箭，却成为乱臣；逢蒙善于射箭，也杀了老师；养由基善于射箭，却夺取了国家；李广善于射箭，却屡次遭遇奇祸；崔浩不能拉弓，杜预射箭穿不透铠甲，却都有成功。为什么呢？
铜壶作为漏刻，浮箭作为刻度，天池用来注水，平水用来保持水平，受水用来容纳水，这样壶的形制就完备了。用匏瓜承载它，用莲花导出水，用华表校正它，这样箭的体制就确定了。一天有十二时辰，而八十四维间隔其中；一年有十二个月，而二十四节气划分其中。用土圭测量日影，用磁针辨别方位，这样二十四方位就正确了。太阳运行有南北，昼夜有长短，这样二十一支箭就确立了。按理不应该有地域的区别，但是岳台以南，总共迁徙了三次，而箭不用了六支；岳台以北，总共迁徙了三次，而箭增加的也有六支。为什么呢？在维度之间，在时辰上有的归属前面，有的归属后面，或者分开而两属。磁针辨别方位，有的认为指向午位，有的认为指向午位的三分、丙位的七分，有的认为指向丙午之间。
《立政》篇将旨意传达给常伯、常任、准人，在《周官》中寻求，却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职务？〇〇像携仆、缀衣、牧尹，也缺失了。
论述
道，是古今的正权。权，是道的运用。权所在的地方，就是道所在的地方。又怎么会有不正当的呢？
复斋陆氏，名九龄，字子寿，大概是名九渊，字子静，号象山的哥哥。他的学问大体上与象山不相上下。象山的学问，务必以自己的精神为主宰；复斋的学问，就在天赋的形色上躬行实践，都以讲授不传的学问为己任，都认为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轰动一时，听的人大多顺从，所不同的是，象山多怒骂，复斋显得平和罢了。象山的详细情况已经附在他的文集语录之下了。复斋的文章尤其多有精妙的语句，也足以警示后学，而自我夸耀他的所得，则在性学，甚至说穷尽天地，贯穿万古，没有可以改变的，而世间没有这种学问，难以对人说，看待孔子谈性，淡淡地一句话就停止，多么夸张啊。既然不对人说，世间没有人能听到，后来他说外在形色谈论天性，外在视听言动谈论仁，都不是了解性的人，复斋所阐明的性学，难道就在这里吗？然而形色固然就是天性，而生色润泽地显现在脸上，充盈在背上，也必定有它所以然的原因。视听言动合乎礼，固然就是仁，而不看不听不言不动，也必定有主宰在其中。复斋的话，看待孔孟似乎颇为直截了当。东莱为他写墓志，勇于求道，有不按阶梯次序的，大概是确切的议论。起初，复斋从太学考中进士，曾经分教兴国军，才九个月，弟子才十五人，有才能志向而不能稍见于世。宝庆二年，同沈焕，字叔晦，加封典，
沈諡端献，陆諡文逹，遂与象山号二陆。复斋又有兄名九韶，字子羙，号梭山，坚苦力学，亦有文集小帙，言治家不问贫富，皆当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备水旱防葬不测，虽忍饥而毋变宗族乡党有吉防事，苟财不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众人而徃，后众人而归，有劳为之服之，毋毁所蓄以变定规如此，力行家不至废，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说具有条理，殆可推之治国者也。江西并子羙，又号三陆。
译沈氏谥号端献，陆氏谥号文达，于是他们与陆象山并称为“二陆”。复斋还有一位兄长名叫陆九韶，字子美，号梭山，他坚韧刻苦地致力学问，也有文集小册流传。他说治理家庭不论贫富，都应当遵循“九年熟，必有三年蓄”的原则，经常将收入留出十分之二三，用来防备水旱灾害、丧葬以及不可预测的变故，即使忍饥挨饿也不改变这一规定。宗族乡里若有吉凶之事，如果财力不足以资助，就只出力帮助，比如比别人先前往，比别人后返回，有劳役就代为承担，绝不毁坏积蓄来改变既定规矩。像这样努力践行，家业不至于败落，自身也不至于产生不合情理的追求，他的学说具有条理，几乎可以推广到治国方面。江西地区将陆子美与陆九韶、陆九渊合称为“三陆”。
象山于门人最称许傅子渊而言论风防无所攷有傅琴山者名子云字季鲁亦金谿人以屡举推恩尝为西瓯县主簿其徒贵溪叶梦得知抚州日尝刻其文于郡斋然世未有传其书者也琴山称象山赴荆门军付以讲席又尝作易诗论语觧孟子指义中庸大学觧河图洛书释义离骚经觧揲蓍说自谓其学益眀见于文字大抵昭著且欲剖判象山及朱晦翁之说其自说亦果矣尝观其文戒杨慈湖辟清心正心之说及力劝其勿著书排大学似无已甚之偏而乃谓论语成于曽子门人之手未必接闻于夫子学而时习之不知所学所时习者何事时习而恱朋来而乐不知所恱所乐者何由人不知而不愠不知所以能不愠者何说既茫然于指归之所存则是失珠玩椟讲究虽勤而真实益逺又谓近世学失其传劳心役智于道问学之间颠本末之序而终至于本末俱失若程门附防下学而上逹之说而不眀其防此其于圣贤之学入室操戈一至于此亦可谓无忌惮者矣若其斥张子房辞三万户之封为工于私而昧于理讥董仲舒正谊不谋利之言为未足以表覈孟氏之防駮龚遂使民卖劔买牛非臣力之对为窃羙名羙行以欺君媚世诋韩文公原人之作为未究三才之终始而分裂以论彼于论语尚加呵诋则凡皆所不足怪者矣其人虽博学多闻好为议论而辞繁理寡终无发眀虽呶呶数万言攻排佛学以觧外人谓其师谈禅之讥亦不过袭不耕不蚕等陈言以杂置泛滥浮辞中尔惟断其师人心道心之辨谓人心惟危道心惟防犹言槃水惟危清水惟防勿挠勿浊乃烛须眉其说颇异姑录存之以俟知者然乃烛须眉之意与允执厥中之谊又殊矣傅琴山之外学象山而名世者是为慈湖杨先生
黄氏日抄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四十三宋黄震撰读本朝诸儒书
延平李先生师弟答问
承喻涵养用力处，但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恶非僻之念自不作矣。
父母惟其疾之忧。旧説孝子不妄为，非惟疾病然后使父母忧恐。熹言父母慈爱其子，无所不至，疾病人所不免，犹恐其有之，以为忧，则余可知也。为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奉承遗体，求免于亏辱者，岂一端而已？此曾子战战兢兢，唘手足而后知免焉者也。不逺游，游必有方，不登髙，不临深，皆是此意。先生曰：所説得之。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熹谓：犬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故畜犬马者，必有以养之，但不敬尔。然则养其亲而敬有所不至，不防于以犬马视其亲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怠之谓，非特恭谨而已也。人虽至愚，孰忍以犬马视其亲者？然防微之间，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则是所以视其亲者，实无以异于犬马，而不自知也。圣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诸家之説，多不出此。先生曰：此恐当时只以能养为孝，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反诸心也。苟推测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防于犬马之养矣。孟子又有养口体、养志之説，似亦説破学者之未察处。
问子张学干禄，先生曰：「古人干禄之意，非后世之干禄也。盖胷中有所蕴，亦欲发泄而见诸事尔，此为已之学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见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则外驰矣。故夫子以多闻见而阙疑，殆告之，又使之愼其余，则反求诸已也，切矣。」
问亦足以发之义。先生曰：「顔子深潜淳粹，闻夫子之言，即黙识心融，触处洞然，自有条理。故终日言，但见其不违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则于语黙日用动容之间，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无疑也。」
问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盖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自其尽已而言，则谓之忠；及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莫非大道之全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以贯之者，未尝不一也。然则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其门人，岂有异防哉？而或者以为忠恕未足以尽一贯之道，曾子姑以违道不逺者告其门人，使知人道之端，恐未曽尽曾子之意也。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
译陆九渊对门人中最称许的是傅子渊，但他的言论风尚没有考证。有个叫傅琴山的，名子云，字季鲁，也是金谿人，因为多次科举中第而受推恩，曾担任西瓯县主簿。他的学生贵溪人叶梦得在担任抚州知州时，曾在郡斋刻印他的文章，然而世间并没有流传他的著作。琴山称陆九渊赴任荆门军时，把讲席托付给他。他又曾撰写《易诗论语解》、《孟子指义》、《中庸大学解》、《河图洛书释义》、《离骚经解》、《揲蓍说》，自称他的学问更加明白地体现在文字中，大体上昭著清晰，并且想要剖析陆九渊和朱熹的学说。他自己说的话也很果断。我曾看他的文章，告诫杨慈湖摒弃“清心”、“正心”的说法，并极力劝他不要著书排斥《大学》，似乎没有过于偏激之处。然而他却说《论语》成于曾子门人之手，未必直接听闻于孔子；“学而时习之”，不知道所学、所时习的是什么事情；“时习而悦，朋来而乐”，不知道所悦、所乐的原因是什么；“人不知而不愠”，不知道能够不愠的原因是什么。既然对宗旨所在茫然无知，那就是失去了珍珠却玩赏盒子，讲求虽然勤奋，但离真实越来越远。又说近世学问失传，在“道问学”之间劳心役智，颠倒了本末的顺序，最终导致本末俱失。如果不明白程门“下学而上达”的义理，这他对于圣贤之学，简直是入室操戈，到了这种地步，也可以说是肆无忌惮了。至于他斥责张良辞让三万户的封赏是工于私心而昧于天理，讥讽董仲舒“正谊不谋利”的话不足以体现孟子的义理，驳斥龚遂让百姓卖剑买牛并非臣子本分的回答是窃取美名美行来欺骗君主、讨好世俗，诋毁韩愈的《原人》是没有探究三才的终始而分裂开来论述。他对《论语》尚且加以呵斥诋毁，那么其他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个人虽然博学多闻，喜欢发表议论，但言辞繁多而道理稀少，终究没有阐明什么。虽然滔滔不绝数万言，攻击排击佛学，以解释外人说他老师谈禅的讥讽，也不过是袭用“不耕不蚕”等陈词滥调，混杂在泛滥浮夸的言辞中罢了。只有他断言他老师关于“人心”、“道心”的辨析，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就像说“盘水惟危，清水惟微”，不要搅动不要浑浊，就能照见须眉，他的说法颇为奇特，姑且记录保存下来，以等待明白的人。然而“照见须眉”的意思与“允执厥中”的义理又不同了。除了傅琴山之外，师从陆九渊而在世上有名的是慈湖杨先生。
黄氏日抄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四十三 宋黄震撰 读本朝诸儒书
延平李先生师弟答问
承蒙您告知涵养用力的地方，只要常存此心，不被其他事情所战胜，那么欲望、厌恶、邪僻的念头自然就不会产生了。
“父母惟其疾之忧。”旧说认为孝子不妄为，不只是在疾病时然后才让父母担忧恐惧。朱熹说：父母慈爱他们的儿子，无所不至，疾病是人所不免的，还担心他们有疾病，以此作为担忧，那么其余的就可想而知了。作为儿子的人知道这一点，而以父母的心为心，那么奉养继承父母的身体，求免于亏损侮辱，难道只是一方面而已吗？这就是曾子战战兢兢，直到手脚完好然后才知道免于灾祸的原因。不远游，出游必有方向，不登高，不临深，都是这个意思。先生说：所说的道理是对的。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朱熹说：犬马不能自己进食，依赖人而进食，所以饲养犬马的人，一定有办法养活它们，只是不恭敬罢了。那么供养父母而恭敬有所不到，岂不是近乎把父母当作犬马看待吗？敬，是尊敬而不敢疏忽怠慢的意思，不仅仅是恭谨而已。人即使再愚蠢，谁忍心把父母当作犬马看待呢？然而在防微杜渐之间，尊敬之心一旦有所不到，那么对待父母的态度，实际上与对待犬马没有区别，而自己却不知道。圣人的话，警示儿子，没有比这更切切的了。然而各家的说法，大多不出于此。先生说：这恐怕当时只把能够供养当作孝，所以孔子急切地告诫他，让他反求诸己。如果推测到这里，孝敬之心一旦不存在，就近乎犬马之养了。孟子又有养口体、养志的说法，似乎也说破了学者没有察觉的地方。
问子张学干禄，先生说：“古人求取俸禄的意思，不同于后世的求取俸禄。大概是胸中有蕴藏，也想发泄而体现在事情上罢了，这是为了自己的学问。然而求取有道，如果没有见到求取的方法，一有念头，就向外驰逐了。所以孔子用多闻多见而阙疑，大概告诫他，又让他谨慎其余，就是反求诸己，很切要。”
问“亦足以发”的意义。先生说：“颜回深沉潜默，淳厚纯粹，听到孔子的话，就默默识记，心中融会，触处洞然，自有条理。所以整天说话，只见他不违逆像愚笨的样子罢了。退下来反省他的私事，那么在言语沉默、日常应用、动容之间，都足以发明孔子的道，坦然遵循而没有疑问。”
问孔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说：“唯。”孔子出门，门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夫子的道，忠恕而已矣。”大概孔子的道，不离乎日常应用之间。从尽己来说，就叫做忠；从及物来说，就叫做恕。没有不是大道的全体，虽然变化万殊于事务的末端，但所以贯穿它的，未曾不一。那么孔子所以告诉曾子，曾子所以告诉他的门人，难道有不同的义理吗？而有的人认为忠恕不足以尽一贯之道，曾子姑且以离道不远的话告诉他的门人，让他们知道人道的开端，恐怕未曾尽曾子的意思。先生说：伊川先生有话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