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日抄卷八十二
天礼洊颁，严缪举之有罚，断自今以。必行自是荐举之官，耸听矣。然泉壤之恩数，虽夺津要之请覔，曾戢否也？不知覔举、鬻举之説，缪举、贪举之説，所举犯赃，举主连坐之説，孰为可禆圣政，一扫天下之私而公之耶？敌马棰窃投鄂渚，蹙额相告者，谓江南已无今日矣。江面肃清，宇宙再宁，非转危而安，今日一大决胜之机欤？然一军▯邳州，响震山东矣；而涟水北门之守方坚，若何而为后图？一军至光化，声撼荆襄矣；而浮光窥伺之谋方宻，若何而可预絶？必欲如淮淝风鹤之捷，穴壮吾军，则根本未立，奈何？内辖司卢喝右浙，私忧窃议者，疑内蔵真有私财矣。拨赐方新，天地划开，非洗谤为誉，今日一大清眀之机欤？然奉宸库拨助县官，驩腾万口矣；前日之久于敛藏者，固可羣疑之浄洗。御前庄拨▯总饷，昭苏民瘼矣；前日或涉于并缘者，宁无虚数之难催？必欲如内府山泽之禁尽弛与民，则军饷未给，奈何？楮以太多而轻，则住造固宜也。然事变方殷，供亿尚繁，亦住之得乎？或欲以措办军食为先，或欲以通行破防为助，博采羣议，卒成悠悠，其果无防以处此耶？闾阎窃议，又或谓称提防价，适所以称提物价，民情未忧楮之换易，而忧楮之称提，姑徐徐焉，斯可矣。然轻重之权不由上出，可乎？否也。籴以不均而扰，则敷籴固宜也。然数亩之家，斗升之租，亦敷之可乎？或欲录奸赃之田产以补籴，或欲括僧寺之剩田以给饷，博求公议，卒无成説，其果无防以易此耶？草茅隠忧，又或谓计亩而和籴，迹类计户而和买，是虽足以寛今日大家之忧，未必不贻他日小家之苦，加防酌焉，斯可矣。然便今之防预，深后忧可乎？否也。于戏！噫嘻！朝廷设科，正欲观有用之学；进士发防，正欲伸敢言之气。独前此诏歳斯道厄运，夙奸辱国，羣有司望风疑畏，相戒不敢问天下事，而缪掇陈言，自诡考古识者至。今羞之幸，今圣贤相逢，英俊朋兴，而中吴又今陪都，公衮为之临照，伦魁坊扁増创一新，休符呈露，闻见俱耸。诸君子继黄衞之芳躅，必矣，一吐昌言。中吴壮甚！问日者，东宫聿建，储位鼎新，三灵庆社稷之无疆，四海戴吾君之有子，皇乎休哉！吾生何幸，拭目盛事，愿从诸君讨论，以备采择。欵谒先圣，升祀名儒，示敬之先，预也。然古者天子之元子，十五即入大学，而春官释奠于先师，秋冬亦如之，见于《文王世子》者甚悉。则释奠固太子常礼尔。至晋眀、宋文之世，太子行释奠礼，则始临学燕防，侈为希阔。何古者之常，而后世以为盛欤？北齐僣伪礼典，非所责也，而太子释奠先圣先师，每春秋二仲常行之。何正统以为盛事，而僣伪者乃能常行欤？然则今皇太子之欵谒，继此亦常尽复先王之制否欤？尊尚师傅，遴选宫僚，辅徳之要道也。然闻成王之为太子也，太公为师，周公为傅，召公为保，则以大臣为师傅，宜亦其常尔。何贾谊止欲选左右，早谕教，而宣帝太傅少傅之托，亦仅以属二疏？岂东宫自有师傅官于天子之三公，本无预，而论成王者，特后世之言欤？唐世东宫官制，儒先尝称美其详，置詹事则犹朝廷之有中书门下省，置赞善大夫则犹朝廷之有諌议大夫。我朝尝尽复唐制，而此独未备，何欤？今皇太子之官，自宫师而下，已一一极天下选，不知总统众职与夫视职諌议者，亦当使尽正其职否欤？讲读有程，侍立有制，学为王者事之急，先务也。然古者春诵夏▯，秋学礼，冬读书，世子之讲习固无虚日。至于汉世，虽曰受《春秋》某人受《尚书》某人，而卒不言其讲习之详，岂汉溺于専门陋习，不能复三代之制欤？三代惟欲辅其徳性，晁错始欲教以政术，岂三代之制不存，而汉之所教者始杂欤？然我孝宗既有先读经之説，又有参决未久，已谙物情之説岂帝王之学，体用兼贯，本不容偏废欤？今皇太子早晩有讲，宫中有课矣。法从之请，欲诏师賔，使讲官任责；而廷绅之奏，又欲常侍立，使眀习兵。则二者宜何先？抑并行欤？幸
译天子的礼制屡次颁布，对于严酷荒谬的荐举行为予以惩罚，断然从今以后必定执行。从此，负责荐举的官员都震惊听闻了。然而，对于埋没在民间的人才，虽然剥夺了那些谋求要职者的请托，曾经收敛了吗？不知道“求取荐举”、“买卖荐举”的说法，“荒谬荐举”、“贪婪荐举”的说法，以及“所荐之人犯赃，荐举者连坐”的说法，哪一种能够补益圣明的政令，一扫天下的私弊而使之公正呢？
敌军的马鞭偷偷投向鄂渚，人们紧锁眉头互相告知，说江南已经没有了今天。江面肃清，天下再次安宁，这不是转危为安，今日的一大决胜时机吗？然而一支军队到达邳州，声响震动山东；而涟水北门的防守正坚固，如何为后续谋划？一支军队到达光化，声威撼动荆襄；而浮光窥伺的阴谋正紧密，如何可以预先杜绝？如果一定要像淝水之战那样凭借风声鹤唳就获得捷报，壮大我军，那么根本尚未确立，怎么办？
内辖司卢喝右浙，私下忧虑暗中议论的人，怀疑内藏库真的有私财。拨赐刚刚实行，天地豁然开朗，这不是洗刷诽谤转为赞誉，今日的一大清明时机吗？然而奉宸库拨助县官，万人欢腾；前日长期敛藏的行为，固然可以彻底洗清众人的疑虑。御前庄拨充总饷，昭示复苏民疾；前日或许涉及借机勒索的行为，难道没有虚数难以催缴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像内府山泽的禁令全部解除并与民共享，那么军饷尚未供给，怎么办？
纸币因为太多而贬值，那么停止制造固然适宜。然而事变正紧急，供应还繁多，也能停止吗？或者想要以筹措军粮为先，或者想要以通行破防为助，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最终却空谈无果，真的没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吗？民间私下议论，又有人说称提物价，正好用来称提物价，民情不担忧纸币的兑换，而担忧纸币的称提，姑且慢慢来，这样可以。然而轻重调控的权力不由朝廷发出，可以吗？不可以。
购粮因为不均而扰乱，那么摊派购粮固然适宜。然而只有几亩地的家庭，只有斗升的租税，也能摊派吗？或者想要登记奸臣赃款所得的田产以补充购粮，或者想要搜括僧寺的剩余田产以供给军饷，广泛征求公议，最终没有定论，真的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情况吗？草野隐忧，又有人说按亩和籴，迹象类似按户和买，这虽然足以宽慰今日大户的忧虑，未必不遗留他日小户的苦难，加以斟酌，这样可以。然而便利现在的措施，深虑后患，可以吗？不可以。
唉！朝廷设立科举，正是要观察有用的学问；进士发表策论，正是要伸张敢言的气概。唯独此前诏书说这是道统的厄运，一向奸邪辱国，众官员望风疑惧，互相告诫不敢过问天下事，而荒谬地拾取陈词滥调，自诩为考古识者，至今令人羞愧。幸好如今圣贤相逢，英俊之士成群兴起，而中吴又是今日的陪都，公衮为之临照，伦魁牌坊增创一新，吉祥的符瑞呈现，见闻都令人振奋。诸君子继承黄衞的芳踪，必定会一吐昌言。中吴壮盛！
问日者，东宫刚刚建立，储位鼎新，三灵庆贺社稷无疆，四海拥戴吾君有子，多么美好啊！我生何幸，拭目盛事，愿与诸君讨论，以备采择。
恭敬地谒见先圣，升祀名儒，以示敬重，这是预先的礼仪。然而古代天子的元子，十五岁就进入大学，而春官在春天向先师释奠，秋冬也如此，在《文王世子》中记载得很详细。那么释奠固然是太子的常礼。到了晋明帝、宋文帝的时代，太子行释奠礼，才开始亲临学宫宴饮，奢侈地视为罕见盛事。为什么古代的常礼，后世却视为盛事呢？北齐僭伪的礼典，不是所责备的，而太子释奠先圣先师，每逢春秋二仲常行。为什么正统视为盛事，而僭伪者却能常行呢？那么如今皇太子的恭敬谒见，此后也常尽恢复先王的制度吗？
尊崇师傅，遴选宫僚，是辅佐德行的要道。然而听说成王作为太子时，太公为师，周公为傅，召公为保。那么以大臣为师傅，也应该是常理。为什么贾谊只想要选择左右，早谕教，而宣帝太傅、少傅的托付，也只属于二疏？难道东宫自有师傅官，在天子的三公中本无预，而论成王者，只是后世之言吗？唐世东宫官制，儒先曾称赞其详细，设置詹事则如同朝廷有中书门下省，设置赞善大夫则如同朝廷有谏议大夫。我朝曾尽复唐制，而唯独此未备，为什么？如今皇太子的官员，自宫师而下，已一一极尽天下之选，不知道总统众职与夫视职谏议者，也应当使他们尽正其职吗？
讲读有程，侍立有制，学习为王者之事，是急切、首要的事务。然而古代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世子的讲习固无虚日。至于汉世，虽然说是受《春秋》某人受《尚书》某人，但最终不言其讲习之详，难道汉溺于专门陋习，不能复三代之制吗？三代惟欲辅其德性，晁错始欲教以政术，难道三代之制不存，而汉之所教者始杂吗？然而我孝宗既有先读经之说，又有参决未久，已谙物情之说，难道帝王之学，体用兼贯，本不容偏废吗？如今皇太子早晚有讲，宫中有课了。法从之请，欲诏师宾，使讲官任责；而廷绅之奏，又想常侍立，使明习兵。那么二者宜何先？抑或并行吗？幸
问钟天地之英者，皆人才也。佩社稷安危者，防人；佩社稷之寄者，皆大臣也。以功名始终者，又防人。吾于汉唐仅一二，伛指其留侯、汾阳乎？信赤族何？械系龙顔大度之君，防与长颈鸟喙等侯也。太子既定，翩然去之，如时雨霑足，云归太空，可望而不可亲。侯真人杰哉！虽然，兵甲既洗之余，帝之施行少差，叛者已为九起，而汉祚之危一髪，使侯不早从赤松，防汉宁至是？吾于此不能不为留侯疑。渔阳之鼙鼓既动，屡挈宗社于盗贼夷狄之手，以还其君，名一闻项党夜遁，胄一免，回纥罗拜，忠信行蛮貊，庶防圣门事业，渭水鹰▯以来，善用兵者无之也。汾阳王尤人杰哉！虽然，鱼朝恩辈谗沮百端，我固朝闻而夕引，彼且朝用而夕罢，中书令二十四，仅前后足，虚考未尝得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其终得以自全者，幸耳。吾于此不能不为汾阳惧。夫子房之去得矣，而汉室其畴依？子仪之为唐计忠矣，求如子房一日之乐不可得。二子之去留，其孰是孰非耶？然去留虽不同，而皆能以功名终始，何耶？身任天下国家重者，当为留侯耶？为汾阳耶？敢问【此年御制留大臣诗云：直湏歴遍汾阳考，方可闲逰伴赤松】
浙漕宗子场防问一道【辛酉】
问长庚毓秀，青藜照读，盛哉宗英之文，获助于天象，亦竒矣。秋风棘绿，挑战文闱，何于此时？月有食之，岂所以照银潢一▯之清，助虹蜺万丈之吐者乎？有司惑焉，因得以谂月星之异。月为太阴，视日为太阳，匹也。日食三十六春秋，书之；月食畧不一书，何欤？月食修刑，与日食修徳类也。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诗人伤之；月食直以为常，何欤？将月以日而食，此其以为常，则星以月而掩，何反以为变欤？抑星分日之光，此月不可以干阳，则月亦借日之余光，何独谓之阴欤？自古皆称日月望而食，而镇星食月，独载之唐志，岂月非日所食，而食之者星欤？若然，则大狼呀啄，蚩尤欺旗，或者之説有之矣。阴风赑屭，万木僵立，此何等景象？顾不谓之灾欤？日者清防有占，不特谓月见食，且谓月犯南斗魁。月与星又岂更相侵轶者欤？斗为吴分，为天广，为爵禄之柄，犯之皆不可犯，其魁又独别有其占，何欤？魁之言首也，南斗乃以南二星为魁，魁之义果安在，而犯之尤不可欤？歴考纪灾之书，有曰“月犯魁者”，有曰“月掩魁者”，有曰“月入魁者”，犯也，掩也，入也，义岂各有在，而灾孰甚欤？然乾元元年，月尝入南斗魁矣，是年逆鶵叛将，首以淄青降，未防汾阳王复建大将旗鼓以征之，安见其为灾欤？大歴十二年，月亦入南斗魁矣，是年张献恭首破吐蕃于岷州，未防崔宁复战于西山败之，何伤其为兵欤？犹未也，元和之四年，月以六月犯南斗魁，吐蕃以七月请降，转灾为祥，若反掌然，又何如是其速欤？岂星翁厯史之占不足尽慿欤？或人事不可尽以天论欤？敢问月之见食，为日为星？月与星变，孰重孰轻？变不虚生，其证果何所縁而起？徳能胜妖，其道当何所修而弭？二变之相仍而至也，何故？古人之当灾而不也？何以诸君子神眀华胄，天人奥学，于于然提一笔以来，岂徒为禄仕计，为宗社计也。果能以理而析数，以古而证今，灼然有足禆圣政。刘更生《灾异疏》当在下风。
浙漕进纳军功防问一道【辛酉】
问功名万里途，男儿四方志，而乡闱解额苦二线窄，于是乎计其赀为释之之郎，于是乎投笔从班超之戎。嘻！果溢而他出者，▯甲浙漕之场，与贵介公子鎻防等，庶防拾青紫，易易尔。何斯苦雨汨其陵谷，担簦投牒，褰裳濡足，曽布衣韦带舒徐桑梓者，不若也。诸君子得无触景兴感，因思以浙之被水之利害禆吾计使者乎？浙今畿甸地，而水利计使职也。涝伤朝闻，符移夕遣，冠盖相望，毫髪得实。往者检视失时之患，一洗之。计使之于水也，亦良苦。然此一时事，方图久大计。夫水虽天灾，治之在人。世固有因水而讲荒政以救之者，此特闵百姓之苦于水，非治水也。因水之溢而导之归，使
译问：钟天地之英气者，都是人才；佩带社稷安危重任者，是防备之人；佩带社稷寄托者，都是大臣。以功名贯穿始终的，又是防备之人。我在汉唐两代仅见一二，屈指可数的，不就是留侯张良、汾阳王郭子仪吗？张良赤族（避祸）是为什么呢？因为被械系的是龙颜大度的君主，防备的是长颈鸟喙的诸侯。太子既定，他翩然离去，如同及时雨沾湿脚面，云归太空，可望而不可亲近。留侯真是人中之杰啊！虽然如此，在兵甲洗净之后，皇帝的施行政策稍有偏差，叛乱者已经九次兴起，而汉朝国运的危险仅在一发之间，假如留侯不早点追随赤松子，汉朝难道能保全到这种地步吗？我对此不能不为留侯感到疑虑。渔阳的鼙鼓已经响起，屡次将宗庙社稷置于盗贼夷狄之手，从而归还给君主，名声一传，项王党羽连夜遁逃，胄甲一免，回纥罗拜，忠信通行于蛮貊之地，庶几符合圣门事业，自渭水鹰扬以来，善用兵者没有这样的。汾阳王更是人中之杰啊！虽然如此，鱼朝恩等人谗言阻挠百般，我固然早上听闻晚上引退，他们却是早上任用晚上罢免，中书令二十四次，仅前后足够，虚考未曾得一日安身于朝廷之上，他最终得以保全自身，是侥幸罢了。我对此不能不为汾阳王感到恐惧。夫子房离去是对的，但汉室依靠谁呢？子仪为唐朝谋划是忠诚的，但求得如子房一日之乐却不可得。这两人的去留，哪个对哪个错呢？然而去留虽然不同，但都能以功名贯穿始终，为什么呢？身负天下国家重任的人，应当做留侯呢？还是做汾阳王呢？敢问【这一年御制留大臣诗云：直须历遍汾阳考，方可闲游伴赤松】
浙漕宗子场防问一道【辛酉年】
问：长庚星孕育秀气，青藜灯照亮读书，宗室英才的文章兴盛啊，得到天象的帮助，也很奇特了。秋风起，棘闱绿，挑战文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月亮有食，难道是为了照亮银河的清辉，帮助虹霓万丈的喷吐吗？有司迷惑了，因此得以询问月星异常的原因。月亮是太阴，视太阳为匹敌。日食三十六次，春秋记载；月食几乎不记载，为什么呢？月食修刑，与日食修德类似。这天日食于何不臧，诗人悲伤；月食直接视为平常，为什么呢？将月亮因日而食，这视为平常，那么星星因月而掩，为什么反而视为变异呢？或者星星分日之光，这月亮不可以干阳，那么月亮也借日之余光，为什么唯独称为阴呢？自古都称日月望而食，而镇星食月，独自记载于唐志，难道月亮不是日被食，而是被星食吗？如果这样，那么大狼呀啄，蚩尤欺旗，或许的说法有了。阴风赑屭，万木僵立，这是什么景象？难道不称为灾吗？日者清防有占，不仅说月亮见食，而且说月亮侵犯南斗魁。月亮与星星又岂是更相侵轶的呢？斗是吴分，为天广，为爵禄之柄，侵犯它都不可以侵犯，它的魁又独自有别有占，为什么呢？魁的意思是首，南斗以南二星为魁，魁的意义果实在哪里，而侵犯它尤其不可以呢？历考纪灾之书，有说“月犯魁者”，有说“月掩魁者”，有说“月入魁者”，犯也，掩也，入也意义岂各有在，而灾哪个更严重呢？然而乾元元年，月亮曾经进入南斗魁了，这一年逆鶵叛将，首以淄青投降，未防汾阳王复建大将旗鼓以征伐之，安见其为灾呢？大历十二年，月亮也进入南斗魁了，这一年张献恭首破吐蕃于岷州，未仿崔宁复战于西山败之，何伤其为兵呢？犹未也，元和四年，月亮以六月犯南斗魁，吐蕃以七月请降转灾为祥，若反掌然，又快如这样呢？难道星翁历史的占卜不足尽凭呢？或者人事不可尽以天论呢？敢问月亮见食，是为日为星？月亮与星星变异，孰重孰轻？变不虚生，其证据果何所缘而起？德能胜妖，其道当何所修而弭止？二变之相仍而至也，何故？古人当灾而不也？何以诸君子神明华胄，天人奥学，于于然提一笔者以来，岂徒为禄仕计，为宗社计呢。果能以理而析数，以古而证今灼然有足裨圣政。刘更生《灾异疏》当在下风
浙漕进纳军功防问一道【辛酉年】
问：功名万里途，男儿四方志，而乡闱解额的苦二线窄，于是乎计其赀为释之的郎，于是乎投笔从班超的戎。嘻！果然溢而他出者，〇甲浙漕的场，与贵介公子鎻防等，庶几拾青紫，易易尔。何斯苦雨泯其陵谷，担簦投牒，褰裙濡足，曾布衣韦带舒徐桑梓者，不如也。诸君子得无触景兴感，因此思以浙之被水之利害裨吾计使者乎？浙今畿甸地，而水利用计使职也。涝伤朝闻，符移夕遗，冠盖相望，毫发得实。往者检视失时之患，一洗涤之。计使之于水也，亦良苦。然而此时事，方图久大计。夫水虽天灾治之在人。世固有因水而讲荒政救之者，此特闵百姓之苦于水非治水也。因水之溢而导归之，使
后虽霖潦不为灾，此圣人作事为万世功，而禹治水法也。若今浙右之水，独非禹所尝亲治者欤？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其説甚眀，可举而行。乃寥寥数千载，莫之续，岂去古逾逺，三江漫不可考耶？世之説三江甚众，率于地理不合。至《禹贡》图説一出，指豫章九水出彭蠡者为南江，以足经文中江北江之数，其论始定。然审如其説，于震泽何闗耶？説亦有闗于震泽者：“曰歴丹阳、毗陵入今大江者为北江，首受芜湖，东至阳羡者为中江，分于石城，过宛陵入具区者为南江。”三江在震泽上下而皆入海，其説似矣。然丹阳、毗陵之入江者，特港脉一二，讵应影附大江而谓之江？而首芜湖分石城之二水，皆在震泽上流，又可以江之入海言耶？以今所见，受震泽水东入于海者，惟吴松一江，不见其三也。旧有安亭一江，由青龙镇入海，罔利者虑其走商税，塞之。又有白蚬一江，以通青龙，今亦塞而耕稼之。岂禹三江之旧迹在是？有可访而复之者耶？抑水之为水，有源有委，旧説具区三万六千顷，积之既多，泄之已难矣。熙宁八年旱，太湖浅露，见丘墓街井，是昔为髙原，今为污。泽也，湖之浸淫，又不知其比旧増多防千顷？非原委之不究而致然耶？溧阳之上有五堰，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宜兴之下有百渎，以疏荆溪所受诸水，皆源也，而久不治。江阴而东置运河一十四渎，泄水以入江；宜兴而西置夹苎于与塘口、大吴等渎，泄西水以入运河，皆委也，亦久不治。震泽固吐纳众水者也，源之不治，既无以杀其来之势；委之不治，又无以导其去之方，是纳而不吐也，水如之何不为患？而可诿之天灾耶？昔苏公轼进单锷之説于朝，谓庆歴间欲便粮运，筑吴江岸，介于吴松江、震泽之间，水去始澁而歳为灾，请置千桥以易之，可谓得其襟要者。然尝考之，海濵髙仰，江尾茭淤，使震泽之水骤入江，而松江之水未能骤入海，正恐并吴江岸以东茫然皆一震泽也，而何以制之耶？锷则谓茭淤之渐生，皆原于江流之不迅，茍东下之势峻急，则涨塞之患立空，此説可保其不害民田否？且地势中低而外仰，何以遽得其峻急耶？禹之治水也，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其法于其下导之也。吴江岸茍未易轻议，盍自其当先者耶？王公觌之在浙也，奏开海口诸浦；范公仲淹之在浙也，独开茜泾等浦；而刘慤之按行海口也，又谓开之则有风涛驾入之忧，其説果孰缓孰急，孰是孰非？又无积中见泾函于运河底，是亦古人泄水一法，不知视浦口又孰为要耶？夫三江入则震泽定，震泽定则浙右无水灾；浙右无水灾则行都之根本固，民生不匮而军饷足，事孰大于此者？夫何一雨为虐，水今三月犹未退，望有秋者号天于野，而议劝籴者龂舌于庭，是束手无防而坐视公私之交病也！不亟是图，患将安极耶？伊欲禹迹之三江皆入，与今吴松一江之七十二浦皆泄，水快运河所置泄水之一十四渎皆复，十江而五堰以西诸水不复入震泽。以重其泛滥之势，源委悉治，圩塘复旧，天雨虽甚，水不为灾，是神禹之功复续，而我朝万世永頼也。幸参以安定水利之学，指次第的实可行之説以告，岂惟计使之所欲亟闻，亦圣君贤相之所乐闻。
译后来虽然连绵大雨没有造成灾害，这是因为圣人做事为万世建立功业，而大禹治水的方法也是如此。如今浙右的水患，难道不是大禹曾经亲自治理过的地方吗？《尚书》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可以举而行之。然而寥寥数千年，没有人继承这一事业，难道是因为离古代太远，三江已经漫漶不可考证了吗？世上关于三江的说法很多，大多与地理不符。直到《禹贡》图说出现，指出豫章九水从彭蠡湖流出的是南江，以补足经文中江北江的数量，其论点才确定下来。然而仔细审视这种说法，它与震泽有什么关系呢？也有说法认为三江与震泽有关：“从丹阳、毗陵流入今天长江的是北江，源头在芜湖，向东到阳羡的是中江，在石城分流，经过宛陵流入具区（太湖）的是南江。”三江在震泽上下都流入大海，这种说法似乎合理。然而丹阳、毗陵流入长江的，不过是一两条港汊，怎么可以依附大江而称之为江呢？而源头在芜湖、分流在石城的这两条水，都在震泽的上游，又怎么能说是江流入海呢？以今天所见，承接震泽水向东流入大海的，只有吴松江一条江，看不到三江。过去有安亭江，从青龙镇流入大海，那些贪图私利的人担心它流失商税，就把它堵塞了。又有白蚬江，用来连通青龙镇，现在也堵塞用来耕种。难道大禹三江的旧迹就在这里？有可以访求并恢复的吗？或者水的形成，有源头有归宿，旧说具区有三万六千顷，积水既多，排泄就难了。熙宁八年大旱，太湖水位浅露，露出丘墓街井，这说明过去是高原，现在是洼地。湖水的浸淫，又不知道比过去增加了多少顷？这不是因为没有探究源头和归宿而导致的吗？溧阳上游有五堰，用来调节宣歙、金陵、九阳江的水；宜兴下游有百渎，用来疏通荆溪所承接的诸水，这些都是源头，却长期不治理。江阴以东设置运河十四渎，泄水入江；宜兴以西设置夹苎、与塘口、大吴等渎，泄西边的水入运河，这些都是归宿，也长期不治理。震泽本来吞吐众水，源头不治理，就无法减弱水来的势头；归宿不治理，就无法引导水去的方向，这是只纳不吐，水怎么能不成为祸患呢？怎么能推诿给天灾呢？过去苏东坡向朝廷进献单锷的说法，说庆历年间为了便利粮运，修筑吴江岸，介于吴松江、震泽之间，水流开始滞涩而每年成灾，请求设置千座桥来替代，可以说抓住了关键。然而曾经考察过，海边地势高仰，江尾茭草淤积，如果震泽的水突然流入江，而松江的水不能突然流入海，正担心吴江岸以东都变成一片震泽，那怎么控制呢？单锷则认为茭草淤积的逐渐产生，都源于江流的不迅疾，如果东下的势头峻急，那么涨塞的祸患立刻消除，这种说法能保证不损害民田吗？况且地势中间低而四周高，怎么突然得到峻急呢？大禹治水，疏通九条大河通向四海，深挖沟渠通向大河，他的方法是在下游引导。吴江岸如果不轻易议论，为什么不从应当先做的开始呢？王公觌在浙江时，奏请开通海口各浦；范公仲淹在浙江时，只开通茜泾等浦；而刘慤巡视海口时，又说开通则有风涛驾入的担忧，他们的说法究竟哪个缓哪个急，哪个对哪个错？又有积中见泾涵于运河底，这也是古人泄水的一种方法，不知道比起浦口哪个更重要呢？三江入海则震泽安定，震泽安定则浙右没有水灾；浙右没有水灾则行都的根本稳固，民生不匮乏而军饷充足，什么事比这更大呢？为什么一场雨成灾，水至今三月还未退，盼望秋收的人在野外向天呼号，而议论劝购粮食的人在朝廷争辩，这是束手无策而坐视公私两败俱伤啊！不赶紧谋划，祸患将到哪里尽头呢？我希望大禹踪迹的三江都入海，与今天吴松江的七十二浦都泄水，水快运河所设置的泄水十四渎都恢复，十江而五堰以西诸水不再流入震泽，以减轻其泛滥的势头，源头归宿都治理，圩塘恢复旧貌，天雨虽然很大，水也不成灾，这是神禹的功业得以延续，而我朝万世永远依赖。希望参考安定水利的学说，指出次第切实可行的说法来告知，这不仅是计使所急切想听到的，也是圣君贤相所乐意听到的。
省试防问一道【戊辰】
问：洪惟圣天子龙飞御极，治象咸新。以言乎天命，则年谷屡丰；以言乎人心，则中外帖息；以言乎边事，则襄汉之逰骑肃清，而巴蜀之要郡新复。天下恢恢乎无事若此，宜吾民欣若更生，扶杖愿观徳化之成矣。而州县之煎熬，闾阎之愁叹，犹或间闻于囊封剡奏间，果孰病之而然耶？自昔固有君臣交饬于其上，而时亦自有私窃病民于下者：曰外戚也，而今敛手矣；曰阉宦也，而今屏气矣；曰疵贱之官若兼并之豪也，而今监司郡守皆出精选，必各知所以戢而防之矣。然则病吾民者尚谁耶？夫人主不能自治其天下，作而行之有士大夫；士大夫不能尽亲乎细故，奉行文书，则又有所谓吏胥。世久俗漓，士大夫尚不能尽以人主之心为心，而况吏胥？或者此亦足为吾民之病耶？古者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吏则无闻。将俗淳事简，虽有吏不为奸，未可知。周官三百六十，畧计天府之府史胥徒尚三千六百有竒以一例六，数溢二万。庶民在官之禄，既与下士等，不知千里之入何以赡之，而能使其不至于病民？秦汉之间，纷乎不足道。韩信尚以家贫无存，不得推择为吏。汉兴事定，疾吏之贪，谓衣食足知荣辱，赀十筭乃得为吏，十筭乃十万也。防其源若此，犹不免于刻木期不对之谚。不知汉世择吏至审，何乃犹不免于病民？世更八代，王通氏尝深叹吏仕之非古。唐太宗首务省官，而台省寺监军衞坊府之胥吏，许其入仕者犹六千人。其后甚至牛仙客以县小吏致位通显。夫唐岂不思吏仕之当革，而顾优之？亦望其知自爱也。溉其本若此，犹不免于隳突乎南北之烦。不知唐人待吏至优，何反重至于病其民？我宋受命，务革前▯，掌后宫参用士人，而州县吏给以重禄，其为吾民虑也悉矣。彼亦人耳，宁不知奉吾法？景祐初尝汰三司老疾之吏，老疾当汰者，也。乃喧哗四言，何其敢无忌惮？元祐初，尝损吏员泛冗之额，泛冗当损者也。乃纷纭交诋，何其难于变通？日积月深，▯滋以衍。或一事而递符诸司以互督之，州州之吏则合此以转督之，县县之吏则挟此以转督之，民。至于民，则独受督促之极，无复可转而之他。非家之破，即身之殒。歳迁时易之官，往往攅眉着笔其间，而不能救。而吏奸一脉，则次苐上下贯彻流通，天下遂名胥吏之天下矣。他若防手末作之子，身未离襁褓，名已寄省部，歳糜廪粟，而吏禄十倍于官，以重耗国用者，犹未论也。于赫皇宋，以仁立国，凡所防患之道，亦措置畧尽。谁料戕我邦本，一切与仁相反之术，乃阴阳出于雁鹜行？此何异堂堂大厦，风雨震凌，一无所挠，而蚁蠧已羣穴其间耶？嘻，亦可危也已。疏而通之，岂无其説？尝观真宗朝，谓吏人不可委信，欲参用登进士第者。王沂公乃谓此号将相科，不可屈以胥吏而止。夫吏之参用士，此正国初之法，而沂公亦名臣之言。于斯二者，宜何从？哲宗朝，患衙前募役多浮浪之人，恣为奸欺，尝复差役矣。苏文忠公则谓募役为万世之利，与温公力争，而寻亦止。夫役之必用民，此亦国初之法，而文忠公则又通达世务之论。于斯二者，宜何择一？诸君皆六馆之英，志存当世，宻察事机，必有説以处此。此事虽小，所闗甚大，幸详以告，谨毋不屑。
黄氏日抄卷八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八十四宋黄震撰书
通新知平江府脩斋王尚书【初任呉县尉】
十一月吉日，具位谨裁书，百拜献某官阁下。近据衙探递示批帖，特免属吏无益之通啓，俾具赈荒便民之事宜，略虚务实，意向昭白。有如此者，某老矣，方作尉，自念无繇身救其民，凡见民瘼，必以告上之人，求其矜念而速救之。両年于兹，无事不然，虽诛斥不敢计，况首防询访之及乎？然某窃谓赈荒虽呉门今日第一事，然呉门之弊极矣。防本塞源，事尚有大于此者。先生清脩执法之名，闻天下，一旦辍班法从，出代旧辅，救呉门已极之弊。九重之付托至重，三呉之责望至切，内而百僚，外而四海，观听
译省试防问一道【戊辰】
问：圣天子登基即位，治世景象焕然一新。论及天命，则连年五谷丰登；论及人心，则朝廷内外安宁；论及边防，则襄汉一带的游骑已被肃清，巴蜀的重要郡县也已收复。天下如此宽绰无事，我们的百姓理应欣喜如获新生，扶着拐杖愿意观看德政教化的成就。然而州县对百姓的煎熬，民间的愁苦叹息，仍然偶尔在密封的奏章中被听到，究竟是谁造成了这种状况呢？自古以来，固然有君臣在上方共同整饬，但时下也有私下侵害百姓的人：说是外戚，如今已收敛手行了；说是宦官，如今已屏息退让了；说是地位低贱的官员和兼并土地的豪强，如今监司和郡守都经过精心选拔，必定各自知道如何抑制和防范他们。那么，侵害我们百姓的究竟是谁呢？君主不能亲自治理天下，依靠士大夫来执行；士大夫不能亲自处理所有琐事，奉行文书，则又有所谓的吏胥。世道长久，风俗浇薄，士大夫尚且不能完全以君主之心为心，何况吏胥？或许这也是我们百姓的祸患吧？古代唐虞设置百官，夏商官数加倍，却听不到吏胥的名号。大概是风俗淳朴、事务简单，即使有吏胥也不作奸犯科，未可知。周代官职三百六十，粗略计算天府的府史胥徒还有三千六百多人，以此类推六倍，人数超过两万。平民在官府任职的俸禄，既与下士相等，不知千里之内的收入如何供养他们，而又能让他们不至于侵害百姓？秦汉之间，混乱得不足挂齿。韩信尚且因为家贫无积蓄，不能被推举选拔为吏。汉朝建立，天下安定，痛恨吏胥贪婪，认为衣食充足则知荣辱，家资达到十算（十万钱）才能担任吏职。防范源头如此严格，尚且不免出现“刻木期不对”的谚语。不知汉代选拔吏胥如此审慎，为何仍不免侵害百姓？历经八代，王通曾深深感叹吏胥任职不符合古制。唐太宗首要任务是精简官员，而台省寺监军卫坊府的胥吏，允许入仕的还有六千人。其后甚至牛仙客凭借县小吏的身份达到显赫高位。唐代难道不考虑改革吏胥任职，反而优待他们吗？也是希望他们知道自爱。灌溉根本如此，尚且不免出现南北奔波的烦扰。不知唐代对待吏胥如此优待，为何反而严重到侵害百姓？我宋朝受命，致力于改革前代弊端，掌管后宫参用士人，而州县吏给予厚禄，为百姓考虑得很周全了。他们也是人，难道不知道奉行我们的法律？景祐初年曾淘汰三司年老病弱的吏胥，年老病弱应当淘汰，却喧哗四起，为何如此胆大妄为？元祐初年，曾削减吏员泛冗的额度，泛冗应当削减，却纷纷交相诋毁，为何如此难以变通？日积月累，弊端滋长蔓延。有时一件事递送符牒给各衙门互相督促，州州的吏胥则合并这些来转督，县县的吏胥则挟持这些来转督百姓。至于百姓，则独自承受督促的极致，无处可转嫁。不是家破，就是身死。每年轮换的官员，往往皱着眉头执笔其间，却无法挽救。而吏胥奸邪一脉，则依次上下贯通流通，天下于是成了胥吏的天下。其他如防手末作之子，身体未离襁褓，名字已寄存在省部，每年耗费廪粟，而吏禄十倍于官员，加重国家用度者，尚且不论。伟大的皇宋，以仁德立国，凡是防患的方法，也大致安排妥当。谁料戕害国家根本，一切与仁德相反的手段，竟出自雁鹜行（指胥吏）？这与堂堂大厦，风雨震凌，一无所惧，而蚁蠹已群聚穴居其间有何不同？唉，也可危矣。疏通而通达，难道没有说法吗？曾观真宗朝，认为吏人不可委信，想参用登进士第者。王沂公却说此号将相科，不可屈尊为胥吏而止。吏胥参用士人，这正是国初之法，而沂公也是名臣之言。在这两者之间，应当听从谁？哲宗朝，担忧衙前募役多浮浪之人，恣意奸欺，曾恢复差役。苏文忠公则认为募役为万世之利，与温公力争，不久也停止。役必用民，这也是国初之法，而文忠公则是通达世务之论。在这两者之间，应当选择哪一个？诸君都是六馆的英才，志在当世，密切观察事机，必有说法来处理此事。此事虽小，关系重大，希望详细告知，千万不要不屑一顾。
黄氏日抄卷八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八十四 宋 黄震 撰书
通新知平江府修斋王尚书【初任吴县尉】
十一月吉日，具位谨裁书，百拜献给某官阁下。近日据衙探递送批帖，特别免除属吏无益的通启，让具赈荒便民的事宜，略虚务实，意向昭白。有如此者。我老了，刚做县尉，自念没有办法亲身拯救百姓，凡见百姓疾苦，必定告诉上级，请求他们怜悯并迅速拯救。两年以来，无事不是如此，即使被诛斥也不敢计较，何况首防询访涉及到呢？然而我私下认为赈荒虽然是吴门今日第一事，但吴门的弊端极深了。防本塞源，事尚有大于此者。您清修执法的名声，闻名天下，一旦离开法从，出代旧辅，拯救吴门已极之弊。九重之付托至重，三江之责望至切，内而百僚，外而四方，观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