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黄氏日抄》卷八十五宋黄震撰书

译大概是我未能妥善禀告的过错。如今阅读讲义，才知道您家学问的精微切实到了这种程度。我最近在临川，曾在晦翁书院撰写了一篇关于义理的议论，辩驳慈湖先生关于“一贯”的学说，恭敬地呈上供您审阅。郡中的监狱即将清空，防止灾祸发生是何等的幸运，恳请您知晓此事。

译回复陈总领

昨日拜呈的书信中，冒昧谈及学问之事，承蒙赐教，感激不尽。濂、洛两派的学说，起初也并非固守一种定论；象山、慈湖的学说，也未尝不是由此而来。只是从上蔡先生那里分出了支派，上蔡先生认为王荆公超越流俗的学说极好，但如果用来讲学，作为补充却不够细致。象山先生因此说，一千五百年间的学者尽是流俗之人。然而象山先生读书讲学，有时甚至通宵不眠，这也并非不与常人相同。上蔡先生说，佛家讲本性如太阳，念头如云彩，去除念头见到本性，就像拨开云彩见到太阳。慈湖先生因此说人心本自光明，不可有意，于是将《论语》中的“毋意”改为“无意”作为证据，又斥责《大学》中关于“诚意”的说法为非圣之书。然而有心就必然有意，心是活物，意是心的发动之处。慈湖先生天冷时未尝不想穿衣，饥饿时未尝不想吃饭，做读书人时未尝不想推敲破题，出任官职时未尝不想量处理政事。慈湖先生此心此意，也未尝不与常人相同。自古以来，只有孔子是大中至正的极致，依据事实平实论述，参验于愚夫愚妇，也没有不合的。自从孟子出现，便是树立议论，但他树立议论的用心，无非是想教导人行善罢了。就像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这六个字，参验于圣人，考察于大众，求之于往古，验证于当今，没有人不是这样，没有地方不合。这是平实的话语。孟子说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人性固然本善，但不能人人都善；人固然可以成为尧舜，却未曾见有能成为尧舜的人。这是树立议论来诱人向善，而不再是孔子那种平实的风格了。从此各种议论纷纷兴起，都不能超出孔子这六个字的范围。即使伊、洛学派说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也不过是为孟子解释性善之说。人生下来就有性，已经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已经包含在其中。所谓天地之性，既然不是未出生以前虚空中另外可以言说的性，那么也不脱离“性相近”的说法。从此以后，各位儒者翻出新说，一方便就归之为宗师。孔夫子的《论语》反而成了堂前太公说的古老言语，没有人再顾惜它了。如果各自以各自的老师为师，而不以孔子为师，流弊哪有穷尽呢。袁防斋出来谈论道理，稍能放平，两边参合。现在的学者有的固守家学，反而更加勇猛，更想进行背城借一的决战，不知道军帐外四面都已经唱起楚歌了。现在承蒙来信指教，才知道先太师的议论不曾如此偏颇。豁然开朗，因此冒昧提及略示高明，一定能宽恕我的狂妄冒昧。史传前两卷，是杜立斋、唐伯玉等到行在印信到达后，才得以拜纳。恳请台鉴。

回复赣州曾通判

一节冗杂，很久疏于教诲，忽然承蒙台翰，喜悦安慰之情倍增。垂教关于回司之事，已在四月十三日，此处文书满两考之后，作为公事申报并呈递庙堂札子恳请，正如来信所言，只是恐怕事由朝廷，不是我们这类人就能必定办到的。赃钱不可全部免除的说法，仰见深谋远虑。但司存自有各郡一些小的名目钱，比如治家量入为出，得过且过。士人穷困时才显现节义，即使是窘迫，又怎能轻易打扰他人？周穆王赎刑之事，是取其金而释放其罪，现在却是入其罪而又取其金，事理不同。况且古代所谓的罚，是因为其情不当罪，才让他赎罪。《吕刑》是衰世所行的，已非古人之义。现在所行的，又不是《吕刑》之义。《吕刑》毁坏国典而取其金，现在官府中贪婪暴虐的人，既申明国法以行其威，又取其金以自肥。我们宁可过于宽厚，不可过于苛刻。况且朝廷为了百姓而设立州县，为了监察州县而设立监司。现在监司先自己不法以打扰州县，又凭什么禁止州县不法而打扰百姓呢？查核本司历来病根，只在一个“利”字上。祖宗立法，事各有司存。本籍因为借“赃钱”二字为名，全部从而揽取，这是以利开始。祖宗之法，三年一赦，赦前的事不再追究。唯独本司因为夹带“赃钱”二字，应当停止催缴，却顽固忍耐不舍，这是以利结束。作为监司的人，始终为了利，那么监司之下的人，其害可知了。尊执丈以上庠名流，一番横经讲学之余，便翱翔于华贯，以至于风月平分。州县的苦楚尚未必能上达视听，何况民间呢？本司官吏沉溺于利，一旦扫除，尽失其职，谣言容易兴起，而崇听之人也迷惑了。先儒有言，刚强则伸于万物之上，欲望则屈于万物之下。又有言，上天如果保佑宋朝，必定没有此事。我只知道拯救百姓罢了，司存如果穷困，无暇计较。恳请台察。

回复太和余知县

我在吴门做同官时，独自承蒙知心，越山辱书，又怀念旧情，通籍金闺，屈就花县，有幸又在大江之西重逢。从浙江来到江西，又是乡人相依，不止千里。似人之喜者满望，经过慰问我的契阔，可人眉宇，仅见于十部从事之间。喜悦安慰之余，不胜余蕴。垂谕行囊不便，随即取便道向西，这是真情，也是吾辈气味之所同。我一介晚末，误叨司臬，凡是本司此前打扰州县的，都已废除。大概朝廷

译设置官职本来是为了百姓，如今监司扰乱州县，州县扰乱百姓，官吏的奸邪之气像血脉一样贯通并流通于上下之间，而监司和州县的官员都成了他们唆使、毒害百姓的工具。因此，我这点小心思，之所以要截留分毫，正是为了恭敬地与您共同协作救济。您在刚上任掌管印信之初，试着拿我之前发出的公文来看看，若能给予扶持，我将不胜感激。如果说这是公事庇护，那么我的赃款已全部释放，专用匣子已全部清除，不属于本司的杂事，一并停止，起初就没有什么可庇护的事情。启奏文书过于讲究礼节，本不该防范，我向来不讲究这些，何况是平生的交情呢？归还玉璧请别怪罪，恳请台端明察。

译回复信丰邓知县

近来自从交谈之后，忽然已经过了三个月。自从担任按察使以来，一直事务繁杂。最近在公文往来中得见您的施政举措，感到欣慰。现在您亲自沾染了政务，确实认识到勤勉笃实。只是来信中的赞誉过于溢美，我不敢承受。我愚钝，没有做官长的气派，常常认为只有减少事务就是方便百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近世以来，监司骚扰州县，州县骚扰百姓，反而把多事当作勤勉，百姓往往与我的浅见相反。起初我担任县尉，每件事都坚持申报，不随意施行，曾经使境内安静了三年。现在侥幸自己成为监司，怎敢随意骚扰州县呢？只是担心一路的同僚，未必都能体谅我的意思。如果让县官能够坚持办事，那么我就可以放心了。毕竟现在世事艰难，尤其不是从前可比。减少事务安抚百姓，来挽救根本，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事了。如果能像您一样同心协力共同谋划，我在信纸上拳拳恳切地表达心意。

回复楼新恩

近来令兄临江府判官发送至尊翰，欣喜感激如同面对面。只是讲义，当时推辞不过，在吏务尘杂中勉强应付，没想到转呈给您阅览。来信辞藻过于褒奖，虽然是贤者诱导进益的意思，但我怎敢承受？至于絜斋说我用“一道”贯穿，后学未能明白。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句话先把“道”字提在上面，作为一句的主语，那么下面说“一以贯之者”，是指道而言，贯穿这个道。现在如果把“道”字移到“一”字之下，那么用这一道想要贯穿什么？这话既然出自府第的传闻，希望赐教。恐怕孔子的话不可轻易改动。大抵乡曲固然很希望有先达，也很难有先达。因为孔子平日只是平实说理，如果有先达特立于乡曲，必有新奇的说法，自立门户，学者才纷纷响应。因此前辈出一番议论，改孔夫子，于是变成堂前放世老说古老话。名义上虽然尊崇他，实际上却违背他。检点起来全不相似。天下到处都有这种弊病，那个人越贤明，他的说法越流行，因为那个人而相信他的说法，先入为主，从小熟悉，人们苦于不自觉罢了。近来曾回复衡州教令侄子的信，僭越地说：“我们乡里有三种弊病，只知道权利罢了，这是显然的弊病。近来已经逐渐改变了。作文必求奇特，这是一种弊病；说理必求高深，这是一种弊病；都是隐然的弊病。”难道也有自我醒悟的人吗？只有宣献的门下没有这种弊病，所以敢私下以此请求。况且像慈湖的实行劲节，我难道不朝夕师尊他吗？如果人必有心心动处便是意。孔子所以教人正心诚意，这是天下万世学士大夫所共同的。慈湖独说心不必正，意不可有，因而驳斥《大学》为非圣之书，一时学者同声附和，更不回头看孔夫子的面。最是在面前去愚弄这位老先生，出门便反而夸耀此道于老先生，不学他做人的好处，却学他说话的偏颇之处，自说一边话，不知道天下以为非。至于误缴慈湖佛顶心经赞，请求朝廷官其后嗣，反而被都曹一庸妄者所辱，令人愤懑。凡此等也可作为自我醒悟的契机了。僭越勿罪，伏乞台照。

回复制参黄通判【蜀人名有大】

垂谕考亭对于介甫，爱而不知其恶；对于东坡，憎而不知其善。迹象确实有之，然而特别激于汪玉山一时往复的书信。然而考亭平日也未尝不骂介甫，未尝不敬东坡。虽然《论语集注》也取东坡之说，又不特叹服其文章而已。玉山极口称赞东坡，考亭方才辩驳；玉山再护东坡，那么考亭遂一向发东坡短处，于是有“宁可是介甫”之说。介甫因此得考亭救起数语。考庭有性气，这一时有激之言，非平日议论之正也。介甫也可谓侥幸甚矣，然而其苗脉也从为伊川护法中来。甚至介甫作诗骂昌黎،而考亭亦以其诗为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为门庭，此等偏处亦不自觉，那么后学可不深自警也哉。

还戴县丞【景魏】《中庸》《大学》要义书。

昨日承蒙谦访侍教半日，无非闻所未闻。《大学》《中庸》要义，曾偷忙伏读，仰见家学渊源之深远，平生用工之切至，为之降叹不已。前日尊谕，苟有所见，则以相告，此正圣贤与人为善之盛心，不耻下问之至意。退回惟庸陋不学，何足与闻？然而既伏而读之矣，不敢不据所见以求教。大抵二书发明先儒未及处极多，真是功在后学。知仁勇三节，经文本自分晓，文公独以三近者勇为次，正未晓。何谓执事与之条列剖析，却一一与经文正合。君子诚之为贵，诚之正是用工处。前辈止以“之”字作助语，执事改其说，而以孟子思诚为证。至于如既禀之如字，亲新之通用，索引之作，素本因古字之从宜，这虽从字学中来，也皆足为前辈之拾遗。其他大义不暇遍举，只以蒲芦为蜾蠃，虽本《尔雅》，然而蜾蠃虫类，恐于地道繁树不相应。以周公追王二祖为改葬，虽

译以下文关于葬祭的论述为证，然而两位先祖下葬已久，恐怕改葬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如果说下葬时用的是诸侯的礼仪，那么改葬时就用天子的礼仪，如果棺木外部的随葬品还可以更改，那么棺内贴身穿戴的冠冕，难道也可以脱下来更换，比如将七章纹饰改为九章纹饰之类吗？贴身之物不可更改，那么更改外部物品，哪个更重哪个更轻呢？况且下文明确说道，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下葬时按士的礼仪，祭祀时按大夫的礼仪，那么葬礼应当遵循生前的旧制，祭祀才使用当下的新制。两位先祖生前是诸侯，下葬时按诸侯的礼仪已经合乎礼制，周公祭祀时用天子的礼仪就足够了，实在没有必要改葬。然而这仅仅是其中的小节罢了。仔细审视《要义》一书的主旨，全以常道为主，并且说在大道隐没之后，不得不以常道作为教化，这种根本所在，却不是后学所敢妄加置评的。《要义》一书既已刊行，未必没有提出诘难的人，大概是因为担心“常道”的说法本源于孔安国，“大道既隐”的说法也出自汉儒。我们儒家讲究精粗一致，下学而上达，世道有先后之分，但道理没有古今之别。如今一旦这样划定界限，喜好议论的人未必不会怀疑这是暗中移向了老子的学说，从而反而缩小了《中庸》和《大学》的境界。仰仗您的贤明，所以敢谈及这些。防范后患的策略如此，尚希望您以独到的见解，更加不倦地给予教诲，使后来者没有理由产生怀疑。

译给叶丞相【咸淳丁卯年】

恭敬地审知您勉力遵从朝廷的紧急征召，入朝担任副相以辅佐皇帝，不久将宣布任命，满朝官员都举起笏板祝贺，我推测祝贺的信函，何止装满箱子？但我那微薄的忠爱之心，却有所寄托。天下的事情，如果权力不归于一统就无法做成，或者事情到了绝境，即使掌握了权力也不容易做成。当今朝廷对待先生的方式，虽然不是我所能知晓的，但天下的事情不容易做成，即使是朝廷也未必完全了解。然而先生今日的事势已经不容许不做，万一有无法自主的情况，希望先生推心置腹以感动众人，务必成就国家大事；如果实在不得已，就光明正大地勇敢离去，这样或许进不使四海的期望落空，退不留下百世的讥讽。希望先生考虑这一点。

黄氏日抄卷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八十六 宋 黄震 撰 记

修吴县尉衙纪事

吴县尉衙在开禧乙丑年重建，当时担任县尉的是察院罗公相，距离我任职已有五十五年，期间没有人修缮过一根椽子一片瓦，房屋已经倒塌了。难道以前担任县尉的人，都把这里当作临时的客舍看待吗？县尉，是古代的司寇官，到秦汉时改为现在的名称，意义在于铲除奸邪、安抚良民。世人却因为它离百姓最近，凡是逮捕囚犯都必须经过它，奸恶豪强反而借此毒害我们的百姓。像我在这个县所看到的，私家征收升斗之租，邻里间微小的争执，酒官私下接受诬告，以及其他种种纷扰，没有一件事不是依靠县尉来施加毒害的。这不仅使乡里骚动，百姓怨恨入骨，而且期限紧迫，官吏也无法安居，又哪有空闲去修缮房屋呢？开庆己未年冬天，敌军骑兵饮马于鄂渚，天子赫然震怒，斥退凶恶奸邪之人，精心选拔有才能德行的人，持节拥旗，以紧急保护京城根本，而我恰好幸运地逢此机会，于是向部使者左司孙公请求说：“搜刮私租不是县尉的职责，它的危害有十条，而且不仁之人借监收租税之名将人拘禁致死，以恐吓后来者，不知道村民只计较眼前利益，名藩大帅在市集刑杀人犯，有时斩首示众，犯法者尚且接踵而至，哪有阴谋让人死于狱中而使人不再犯法的？因此死者尸骨未寒，而受刑者的颈项接连不断。村民的骨肉亲人，大多不忍心让亲人受辱，尸检后就交给僧人，焚化成一缕青烟，而冤魂终古无法昭雪，岂不悲哀？”使者看了后心中悲伤，于是遍告一路禁止这种做法。我又向郡太守发运洪公请求说：“风俗的衰败真是严重啊，血气之人谁没有呢？小的争执本应容易化解，现在却都夸大其词，嘱托郡县官吏差遣县尉率领弓箭手逮捕所怨恨的人家，说亲自从郡县官吏到县尉吏卒，没有不获利的。县尉亲自参与是作为县尉的本分，也有为了自身利益而射取规利的，唯独乡里保正日益扰民，日益困耗国家的元气，坐视这种风气日益消耗，利在彼方则害在此方。我私下曾比喻奸民狡吏如同渔猎者，视县尉为鹰犬，以捕捉百姓如鱼兔，而山泽被焚毁枯竭了，岂不可惜？”太守读了后感慨万千，从此诉讼文书不再有亲自差遣的情况，酒官上报属于户部转运使，我官职低微路途遥远，不能陈述，期限紧迫，于是告知主管官陈公说：“百姓如果私自酿酒，自有酒库卒巡逻，凡是脱差县尉司的，都是私仇诬告以发泄私愤，实在没有私自酿酒的情况。”陈公醒悟，而且认为这不是他的职责，也免除了差遣。当时敌人已经逃遁，中原已经再次安定。大丞相程公继任镇守此地，为圣天子重新宣扬德意，百姓欣喜如同重生。以前那些纷扰的事情，全部杜绝于官府，更加无事。县尉也依赖此以免受谴责呵斥。我于是得以利用闲暇，积攒幕僚的俸禄，并向县令李君请求增加费用，共同花费五千六百缗有余。从景定辛酉年三月十八日开始动工，到五月二十八日完工。凡是厅堂、门廊、寝室，都焕然一新，恢复了昔日的盛况，可以借此观察时政，不仅仅是记录年月叙述兴修而已。起初范文正公、石曼卿都曾将韩愈的《伯夷颂》书写在厅堂的墙壁上。罗公说伯夷是圣人中的清高者，圣人是百世的老师。建造师清堂，现在不知道它的遗址在哪里，因此在厅堂的西侧改建，将旧匾额刻在碑阴并悬挂起来，希望不要忘记前人的旧迹。有兴起的人，又在西侧筑台临道，并在上面建屋，柏树森森，匾额曰平远。柏树是罗公亲手种植的。台则是前任县尉唐公璘在罗公旧基上增高改建的。唐公也相继入台察，难道有开必先如古鸂𪆟滩之类的事情吗？于是一并修缮，改匾额曰柏台，以彰显二公风宪先兆。随即请求今吏部尚书西涧叶公记录此事，很久没有闲暇写作。我将要离任，先条列其事记录，尚待记文托付后来者。刻石于景定三年壬戌年九月甲申朔，鄮山黄震谨书

重修转般仓记

景定元年春，圣天子奋张天威，再次安定华夏。过了四年到了癸亥年，于是边境烽火熄灭，已经很久了。正兢兢业业处理军国大事，凡是关乎边境的，日益搜求讲求。认为京口转般仓是两淮军饟的咽喉，赐给缗钱五十万，米以石计算有一千三百石，用来召集工匠翻新旧仓。当年十一月建鼓动工，第二年春天完工。董役官刘安辇石，请求记录工程。我说：“这哪里值得记录？何不记录其大事呢？”有人说：“仓原有八十廒，现在修缮六十一廒，已经倒塌不存在的十八廒，将一并新建，何不记录呢？”我说：“这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