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日抄卷四十三
十年，正缘得髙力士、安禄山、陈希烈等内外賛助。
太祖即位，造薰笼，数日不至，而怒。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局，覆奏得防，复依方制造。太祖怒曰：“谁做条贯？”曰：“可问宰相普。”至对曰：“此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为陛下子孙设。后代若非礼制造奢侈之物，经诸处行遣，必有台谏理防。此条贯深意也。”上大喜曰：“此条贯极妙。”无薫笼是小事。其后法壊，自御前直下后苑作，更不经由朝廷，至今为例。
译宋太宗太平兴国十年，赵正（太宗）因得到高力士、安禄山、陈希烈等人的内外协助。
宋太祖即位后，下令制作熏笼，几天了还没送到，因而发怒。身边的人回答说：“此事已下达给尚书省，尚书省又下达给所属部门，所属部门再下达给具体负责的机构，重新上奏请求批准，然后才依照原样制作。”
太祖愤怒地说：“是谁制定了这样的规章制度？”回答说：“可以问宰相赵普。”
赵普上朝回答说：“这是历来就有的规章制度，不是为陛下您制定的，而是为陛下的子孙后代制定的。如果后代不按礼制制造奢侈物品，经过各个部门层层办理，必然会有御史台和谏官进行规劝和防范。这就是这项规定的深远用意。”
皇上非常高兴地说：“这项规定确实精妙。”没有熏笼是小事。后来法制败坏，从皇帝面前直接下达给后苑作坊，不再经过朝廷各部门，从此成了惯例。
河东折氏，灵武李氏，自五代世守両蕃，畏之。太祖故令世袭，其后移李氏为陜西两鎭遂失灵夏，至今为患。
太祖未尝文谈，盖欲激厉将士之气。太宗未平晋，已为《平晋诗赋》；未平燕山，已为《平燕山诗赋》。羣臣属和，将士歆艶。而于武事不竞，故有潘美之败。澶渊之役，渡河桥至半，髙琼曰：「此处好，唤丞相吟两首诗。」盖平日憾之，有此语。
左传·襄十二年》：“同宗于祖庙，注：始封之庙；同族于祢庙，注：父庙。然则宗逺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学，以郡主为宗姬，以县主为族姬。又，姬，周姓也。自汉初取为嫔嫱之号，已可笑；今乃以嫔嫱之号名其女，尤可笑【语上】
熈宁仞，温公谏用兵，不留藁。大畧以富人与贫人邻居为喻。此录中载其语意。
汉藩王入继，必亲信本国之臣。霍光立宣帝，正以其无党。
国初，钱王入朝，晋王、赵丞相以下皆欲留之。上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恶。”
金陵以两府防，温公不可，台谏党金陵者遂诬之【如霍光事】神宗曰：“司马某，岂有此事？”元祐遂获其用，皆神宗保养成就之力。
谓啖助作怪，以左氏非邱明，乃论语孔子所引前世人，如老彭、伯夷等类。然愚按，前世诸儒考究，多与啖助之説同。元城最考古，而非之。如此何也【左丘明姓左丘】
仁宗时，蕃商没官眞珠入禁中，张贵妃乞私买得之。一日赏牡丹，贵妃以为首饰，夸同辈。上以防掩面曰：“满头白纷纷地，更没些忌讳。”贵妃惭赧，起易之，乃大恱，命人各簮牡丹。自是宫中不戴珠，珠价大减。
公孙虽诈，以卜式输财助边，非人情；以睚眦杀人，郭解不知，甚于解知，此▯长处。
曹操遗令，至分香卖履，无不处置，无一语及禅代之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温公偶窥破，有喜色。元城谓操平生事，无不如此。夜枕圆枕，噉野葛至尺许，饮酖酒至一杯。
本朝名相惟李氏沆，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而日奏四方盗贼水旱。在汉惟魏相能，然后之为相者，则喜变祖宗法度，恶闻天下灾异。
温公创独乐园，自伤不得与众同也。洛俗春月放园，园子得茶汤钱，与主人平分。一日，园子吕直纳公钱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囬顾曰：“只端明不爱钱。”后十余日，吕直创一井亭，问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
昔髙辛氏迁阏伯于商丘，主辰，今为应天府，实我宋受命之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今为太原府，实河东刘氏▯地。参商不相能，物莫能两大，故国初但谓河东并州，不加府号。本朝初收河东，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参水神所忌，故尅之时。宋兴已十九年，盛则后服，衰则先防。靖康元年丙午嵗重九日，太原防其属，本朝才一百四十九年。丙午为天水，故火最大，忌九为阳数之极，故太原以重九日防。又渊圣为第九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汉书》所谓阳九之厄，百六之防。
卜世卜年，盖王孙满当楚问鼎，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故《史记》云：“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
元城初求教温公曰：「诚思之三日，问从何而入？」曰：「不妄语。」又《韩瓘谭录》载此事云：「力行七年而后成，自此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又瓘乞言元城曰：「惟在力行。」古人云：「説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説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为贵。
汉四家诗各有长短
酷吏传，班氏不入杜、张，盖张汤之后，至后汉犹盛，故班氏以张纯之故不入酷吏传，而并贷杜周，此子产立公孙泄之义。
汉武用兵，胜负皆以实闻，不为左右欺防。
子产相郑，晋悼已薨，楚亦衰。子产又能得晋楚大夫之心，许其更相朝。晋、楚亦値其时也。
缯，慈陵切，与▯相近，而不同音【语中】
汉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郡国，秩六百石。而县令万户以上，秩反千石至六百石。然刺史权极重，按察六条，一谓强宗豪右，五条皆谓二千石不法。秩卑则其人
译河东的折氏、灵武的李氏，自从五代以来世代镇守两蕃，两蕃畏惧他们。宋太祖因此让他们世袭其职，后来将李氏调任为陕西两镇的长官，于是失去了灵夏之地，至今成为祸患。
宋太祖不曾谈论文事，大概是想要激励将士的士气。宋太宗尚未平定晋地时，已经作了《平晋诗赋》；尚未平定燕山时，已经作了《平燕山诗赋》。群臣附和唱和，将士们羡慕艳羡。然而对于武事并不擅长，所以有了潘美的败绩。澶渊之战，渡河桥渡到一半时，高琼说：“这里好，叫丞相吟两首诗。”大概是平日对他有怨恨，才说出这样的话。
《左传·襄公十二年》：“同宗于祖庙，注解说：始封之君的庙；同族于祢庙，注解说：父亲的庙。那么宗远而族近。”政和年间，大臣不学无术，将郡主称为宗姬，将县主称为族姬。又，姬是周朝的姓氏。自从汉初取来作为嫔妃的称号，已经可笑；现在竟然用嫔妃的称号来命名他们的女儿，尤其可笑【语上】
熙宁年间，司马光谏阻用兵，不留草稿。大致以富人和穷人邻居为例。这记录中载有其语意。
汉朝藩王入继大统，必定亲信本国的大臣。霍光拥立宣帝，正是因为他没有党羽。
建国初期，吴越王钱俶入朝，晋王、赵普丞相以下都想扣留他。皇上说：“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恶。”
金陵由两府防守，司马光认为不可，台谏中结党支持金陵的人于是诬陷他【如霍光之事】神宗说：“司马光，难道有这种事吗？”元祐年间于是得以任用，都是神宗保养成就的力量。
说啖助作怪，认为《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而是《论语》中孔子所引的前世人，如老彭、伯夷之类。然而我按察，前世诸儒考究，多与啖助的说法相同。元城最考究古事，却非议他。这是为什么呢【左丘明姓左丘】
仁宗时，蕃商没收的珍珠进入禁中，张贵妃乞求私买得到。一天赏牡丹，贵妃把它当作首饰，向同辈夸耀。皇上用袖子掩面说：“满头白纷纷地，更没些忌讳。”贵妃惭愧，起身更换，皇上于是大喜，命人各簪牡丹。从此宫中不戴珍珠，珍珠价格大减。
公孙虽诈，认为卜式输财助边，不合人情；认为睚眦杀人，郭解不知道，比郭解知道更甚，这是他的长处。
曹操遗令，到分香卖履，无不处置，没有一句话涉及禅代之事。这是实在将天下遗留给子孙，而自身享受汉臣的名声。司马光偶然窥破，有喜色。元城说曹操平生事，无不如此。夜枕圆枕，吃野葛至尺许，饮毒酒至一杯。
本朝名相只有李沆，人上奏利害，一切不施行，而每日奏报四方盗贼水旱。在汉朝只有魏相能，后来的宰相，则喜欢变更祖宗法度，厌恶听闻天下灾异。
司马光创建独乐园，自伤不能与众人同乐。洛阳风俗春月放园，园子得到茶汤钱，与主人平分。一天，园子吕直缴纳公钱十千，司马光让他拿走，再三想留下，司马光发怒，于是拿走，回头看说：“只端明不爱钱。”后十余日，吕直创建一井亭，问之，乃是用前日不受十千的钱。
昔高辛氏迁阏伯于商丘，主辰星，今为应天府，实我宋受命之地。迁移实沈于大夏，主参星，今为太原府，实河东刘氏之地。参商不相能，物莫能两大，所以国初只称河东并州，不加府号。本朝初收复河东，在戊寅年重午日，乃是火土旺日，参水神所忌，所以克之时。宋兴已十九年，盛则后服，哀则先防。靖康元年丙午岁重九日，太原防其属，本朝才一百四十一年。丙午为天水，所以火最大，忌九为阳数之极，所以太原以重九日防。又渊圣为第九世而在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汉书》所谓的阳九之厄，百六之防。
卜世卜年，大概是王孙满当楚问鼎时，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绝他，所以《史记》说：“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
元城初求教于司马光说：“诚思之三日，问从何而入？”说：“不妄语。”又《韩瓘谭录》载此事说：“力行七年而后成，自此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务坦然。”又韩瓘乞言于元城说：“惟在力行。”古人说：“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所以以行为贵。
汉四家诗各有长短
酷吏传，班氏不入杜周、张汤，大概张汤之后，至后汉犹盛，所以班氏以张纯之故不入酷吏传，并宽贷杜周，这是子产立公孙泄之义。
汉武帝用兵，胜负皆以实闻，不被左右欺骗防备。
子产相郑，晋悼公已薨，楚亦衰。子产又能得到晋楚大夫之心，允许他们更相朝见。晋、楚也值其时也。
缯，慈陵切，与〇相近，而音不同【语中】
汉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季分行郡国，秩六百石。而县令万户以上的，秩反而千石至六百石。然而刺史权极重，按察六条，一条谓强宗豪右，五条皆谓二千石不法。官秩卑则其人
激昂，权重则能行志。至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隳矣。唐制，诸道帅司兼观察之权，故藩鎭擅权，无人纠举。本朝官制多循唐旧，独前宰执、侍从为帅，监司得纠之，故不敢为非。
译意气激昂，权重就能实现志向。到了成帝绥和元年，改称为牧，秩级为二千石，其制度就废弛了。唐代的制度，各道帅司兼有观察之权，所以藩镇擅权，没有人纠举。本朝官制大多遵循唐代旧制，唯独前宰执、侍从担任帅职，监司得以纠举他们，所以他们不敢做坏事。
原乃天子之邑，不欲属晋。文公伐原，乃不美之事，而左氏反称之。盖宗周镐京，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为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为方百里者三十六。合二都言之，是为邦畿千里。至幽王时，宗周灭，方八百里者失之。平王东迁，仅六百里尔。襄王以河内赐文侯，又为诸侯所侵，故其地至小矣。
熈宁殿试改用防谓比诗赋有用不知士人计较得失岂敢极言时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謟也况登科之初未见人材及后仕宦则材智声名君子小人贵贱分矣不必须殿试防以别人材人主燕闲时于其等辈广访备问然后博记而审察之天下无遗材矣
鲁襄三年，晋祈奚请老，而举解狐、祈午。襄二十一年，叔向见囚，曰：「救我者必祈大夫。」于是祈奚老矣，闻之，见宣子而免之。不若史记《晋世家》止载举解狐、祈午，左氏载请老，非也。愚按：襄二十一年既曰「于是祈奚老矣」，则是请老在前，恐无可疑。
新唐书好简畧，事多欝而不明。其进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其病正在此。仄以为工何哉？
汉所传六经与今不同，如今《尚书》云“无教逸欲有邦”，王嘉奏封事云“亡敖佚欲有国”，恐“敖”字转冩作“教”字。
萧望之傅元帝八九年，当深知元帝为人。及帝即位，乃欲逐恭显，为其譛下狱。帝至不省其为下狱，不知八九年间辅之者何事。
太宗尝飞白题翰林学士院曰「玉堂之庐」，此四字出《李寻传》。玉堂者，殿名也。而待诏者有直庐在其侧，李寻时待诏黄门，故曰「久污玉堂之庐」。至英庙嗣位，乃撤去。及元丰中有学士上言，乞摘去二字，使榜院门以为光宠，诏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逊甚矣。师古曰：「玉堂在未央宫。」又翼奉言：「文帝恭俭，未央宫无髙门、武台、麒麟、凤凰、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承明耳。」则玉堂殿乃武帝所造。
萧何治未央宫，髙帝都长安之心方定，何之意深矣。后生未可遽立议论以褒贬古今，盖见闻未广，渉世浅也。孔子年六十三嵗，乃始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
文言未必皆孔子之作。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而襄三年，穆姜言元体之长也。至正固足以干事，时孔子未生。又左氏以解随卦，《周易》以解乾卦。
东坡下御史狱，张安道上书，遣子恕救之。恕愚懦，不敢投。后东坡见之，吐舌色动。盖安道书云：“其实天下之竒材也，岂不激人主之怒？”元城曰：“但当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
富郑公使敌，说以用兵，则国家受其害，人臣享其利。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东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苏笑以为然。盖取严安谏用兵曰：“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防也。”前辈读书，必见于用。郑公之言，其源出此。
秦用颛帝厯十月为嵗首，遇闰即谓之后九月，盖取左氏归余于终之意。汉初因而不改。秦二世二年，后九月应建酉；汉二年，后九月建已；五年九月建寅。髙后八年闰月己酉，代王即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帝见髙庙，己酉辛亥相去三月，是闰月，亦后九月也。愚按：徐广注「建酉」「建已」止合，云闰八月四月，不当言酉言已，盖闰月无建，斗指两辰之间。
魏征卒，停昬仆碑，其家衰矣。郑公之德，何頼于碑？而停叔玉婚，乃天以佑魏氏也。房元龄之子尚主，始败其家法，终灭其族。郑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华，华生商，商生明，明生冯，冯生謩。其家再振。
杨绾为相，才一百八日，故名望如此。
绛县老人云：「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亥字二画在上，其下六画如筭子三个六数也。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画往亥时身仄，则当如移冩其左竪二画乃二万也，其右六画乃三个筭子六数，则六千六百六旬也。季末也，今今日也，已得四百
译原邑是天子的封地，不愿归属晋国。文公攻打原邑，本是不光彩的事，但《左传》反而称赞它。大概因为宗周镐京，方圆八百里，八八六十四，即六十四个方百里之地。雒邑成周，方圆六百里，六六三十六，即三十六个方百里之地。两都合计，便是千里邦畿。到了幽王时，宗周灭亡，那八百里之地便失去了。平王东迁，仅剩六百里。襄王将河内赐给文侯，又被诸侯侵夺，所以其地变得极小。
熙宁年间殿试改用策论，认为比诗赋有用，却不知士人计较得失，岂敢直言时政而自取贬黜？这等于初入仕途就教他们谄媚。况且登科之初，尚未显露人才，等到后来做官，才智声名、君子小人、贵贱才分明，不必靠殿试策论来辨别人才。君主在闲暇时，对这些同辈广泛访查备问，然后博记并审慎考察，天下便无遗漏的人才了。
鲁襄公三年，晋国祈奚请求退休，并举荐解狐、祈午。襄公二十一年，叔向被囚禁，说：“能救我的一定是祈大夫。”这时祈奚已退休，听说后，去见宣子使叔向获免。不如《史记·晋世家》只记载举荐解狐、祈午，《左传》记载请求退休，是不对的。我按：襄公二十一年既说“这时祈奚已退休”，那么请求退休在前，恐怕无可怀疑。
《新唐书》喜好简略，事情多晦涩不明。其进表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其弊病正在于此。以简略为工巧，为什么呢？
汉代所传的六经与今本不同，如今《尚书》说“无教逸欲有邦”，王嘉上封事说“亡敖佚欲有国”，恐怕“敖”字转写成了“教”字。
萧望之辅佐元帝八九年间，应当深知元帝的为人。等到皇帝即位，竟想驱逐恭、显，反被他们谗言下狱。皇帝竟不知道他是为何下狱，不知八九年间辅佐他的是何事。
太宗曾用飞白书题翰林学士院曰“玉堂之庐”，此四字出自《李寻传》。玉堂是殿名，而待诏者有直庐在其侧，李寻当时待诏黄门，所以说“久污玉堂之庐”。到英宗即位，便撤去。及元丰年间有学士上言，乞摘去二字，使榜于院门以为光宠，诏许。是以殿名名其院，太不谦逊了。颜师古说：“玉堂在未央宫。”又翼奉说：“文帝恭俭，未央宫无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玉堂、金华等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承明耳。”那么玉堂殿是武帝所造。
萧何修治未央宫，高帝都长安之心方才安定，萧何之意深矣。后生不可遽立议论以褒贬古今，盖见闻未广、涉世浅也。孔子年六十三岁，乃始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
《文言》未必皆孔子所作。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而襄公三年，穆姜言元体之长也。至“正固足以干事”，时孔子未生。又《左传》以解随卦，《周易》以解乾卦。
东坡下御史狱，张安道上书，遣其子张恕救之。张恕愚懦，不敢投递。后东坡见之，吐舌色动。原来安道书云：“其实天下之奇材也，岂不激人主之怒？”刘元城说：“但当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
富弼出使敌国，以用兵说之，则国家受其害，人臣享其利。苏洵问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东坡答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苏洵笑以为然。盖取严安谏用兵曰：“此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前辈读书，必见于用。富弼之言，其源出此。
秦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遇闰即谓之后九月，盖取《左传》归余于终之意。汉初因而不改。秦二年，后九月应建酉；汉二年，后九月为己；五年九月建寅。高后八年闰月己酉，代王即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帝见高庙，己酉辛亥相去三月，是闰月亦后九月也。我按：徐广注“建酉”“建己”止合，云闰八月四月，不当言酉、言己，盖闰月无建，斗指两辰之间。
魏征卒，停婚仆碑，其家衰矣。郑公之德何赖于碑？而停叔玉婚，乃天以祐魏氏也。房玄龄之子尚主，始败其家法，终灭族。郑公四子：叔玉、叔瑜、仲琬、叔珪。而叔瑜生华，华为商，商生明，明生冯，冯生谟。其家再振。
杨绾为相，才一百八日，故其名望如此。
绛县老人说：“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史赵说：“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士文伯说：“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亥字二画在上，其下六画如算子三个六数也。如者，往也。将亥上二画移至亥时身侧，则当如移写其左竖二画乃二万也，其右六画乃六个算子六数，则六千六百六旬。季末也，今今日也，已得四百。
易取诸益，取诸暌之类，非谓当时已有此卦也。伏羲造书契，取夬之义也。今系辞，汉名大传，见司马迁传。爻谓系辞以系于一卦之下。易曰：「系辞焉以断吉防故谓之爻。吉凶生大业，盖谓有兴有废，汤武、秦汉之事是也。欧公非系辞，韩魏公与同政府甚久，无事不言，独不与言系辞【语中】
元城谭录
具茨韩瓘官二浙往来必维舟河梁侍元城谭诲录其系邪正得失者二十一条名《刘先生谭录》元城先翁与温公同年故遣元城从温公学
元城终身未尝草字，书尺未尝使人代。
元城作待制，道遇丞相吕微仲，去蓆帽凉衫，敛马于浚沟庙下。微仲问法吏，无两制避丞相之法，然终不乐。范相由元城章防而出，已而复拜，微仲遂拟元城眞定宣仁曰：「如此正人，且宜留朝廷。」
韩魏公鎭北门，朝臣令决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公问：“汝骂长官，信否？”曰：“实有。”曰：“汝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阶级。”判市曹处斩，畧不变色。潞公鎭北门，有外鎭解一卒如前者，公震怒问之，亦判处斩而掷笔。潞公气禀雄杰，而非傲物。魏公和平，畧无崖岸，遇事迎刄而解。至疑虑难处者，研墨运思，从容之间已了于胷中，便下笔。天资明敏，絶人逺甚。
元丰末，京东剧防欲取剖尅吏，吴居厚投铸冶中，居厚觉，蚤遁去。
刘道原之子羲仲，每有书译数四，不能晓。
王巩定国多识前言往行，乃服林灵素丹药，暴得疾，苦楚死。
王介甫求去，潞公谓后人如何可为？元城对曰：「相公当之去，所害兴，所利反掌间耳。」
元城曰：「陈莹中，某尝荐自代，而未尝识面。莹中多失之过，如《尊尧集》先评荆公为伊、吕圣人之耦，而后纳诸僣叛不轨之域，此学术不粹也。」
王安石荐李定，时陈襄弹之，未行，已擢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词头，辞职罢之。次直，李大临再封还之。最后付宋子容，又封还之。更奏复下，至于七八。子容与大临俱落职奉朝请，名誉赫然。此乃祖宗德泽，百余年间养成风俗，与齐太史见杀三人而执笔如初者何异？其后摄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贤不肖于此可见。
元城窜岭南，一日，使厚士类泣告以闻，朝廷遣使入郡，将不利于公，请早自裁。公从容留饭，卒不为动，而使者乃过旁郡。
元城道防录
道防录》者，珵所集，不着姓氏。珵以宣和六年春，介杨▯山书谒元城于南都，而录其説。
元城初除谏官，以母老辞，母勉使为之，乃供职。论胡宗愈二十四章，又论章子厚十九章。子厚欲杀之。春循、梅、新、髙、防、雷、化八州，歴其七。
元祐党人，只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不是。
▯山有除命，闻是蔡攸所引，不知肯来否？李光好官，员可惜为蔡攸所引，此人拨着便省，后来罢去。
若象数可废，则无易矣。若不説义理，又非通论。两者兼通，始得。
学者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勤则邪僻无自而生，才有间断，便不可谓勤。
狱贵初情，每一行若干人，即时分牢异处，亲往遍问，私置一簿，随所语记之。其后结正，无能出初语者。
致曲者，至诚之道无处不在，着一事上，便是曲。致曲以通之也。
元城刘先生初事司马温公五年，而后教之以诚。思之三日，不知所从入；而后教之以不妄语，力行七年，而后言行相应。故能不动如山，当宣和大观间，岿然独为善类宗主。至今诵其遗言，无不笃实重厚，使人鄙吝之心为消。呜呼，岂不诚大丈夫哉！独因笃信之深，而佛氏之説先入为主，至谓儒释道神其心皆一，又谓《法华经》临刑刀壊之説为説性，而证以《楞严经》云：“使众生六根销复，临刑刀如割水。”且并以其师温公诋佛为非。若自程门讲明圣人之学观之，虽温公之诋佛，犹未免于誉敌，而元城并以为未然。何哉？或者知终终之之勇，卓冠一世；而知至至之之智，尚差毫厘耶？此《中庸》之言，诚必贵于自明而诚也。虽然，先生他日亦言：“释老之道皆未免入邪”，则其本心固未尝不明也。学者宜审焉
译《易经》取象于“益”卦、“暌”卦之类，并不是说当时已经有了这些卦名。伏羲创制文字契刻，是取用“夬”卦的含义。现在的《系辞》，汉代称为《大传》，见司马迁的传记。爻，是指系辞附系在一卦之下。《易》说：“系上辞语以判断吉凶，所以称为爻。”吉凶产生于大业，大概是指有兴起有衰废，商汤、周武王、秦、汉的事情就是如此。欧阳修否定《系辞》，韩魏公与他同在政府任职很久，没有事情不谈论，唯独不与他谈论《系辞》。
《元城谭录》
具茨人韩瓘在两浙做官，往来必定在河梁停船，侍奉元城先生谭诲，记录他关于邪正得失的言论二十一条，命名为《刘先生谭录》。元城先生的先父与司马温公是同榜进士，所以派遣元城跟随温公学习。
元城先生终身不曾起草文字，书信也不曾让人代笔。
元城先生担任待制时，在路上遇到丞相吕微仲，他脱下蓑帽凉衫，在浚沟庙下勒马回避。微仲询问法吏，没有两制官员回避丞相的法规，然而他始终不乐意。范丞相因为元城先生的弹章而获罪被罢免，不久又复职，微仲于是拟任元城先生为真定宣抚使，宣仁太后说：“像这样的正人，应当留在朝廷。”
韩魏公镇守北门，朝廷命令他裁决守把兵士不服从的案件。韩公问：“你辱骂长官，是真的吗？”回答说：“确实有。”韩公说：“你是禁军，既然被派在那里，就有等级尊卑。”判市曹处以斩刑，那人略无变色。潞公镇守北门，有外镇解送一名卒子像前面那样，公震怒询问他，也判处斩刑并掷笔。潞公气禀雄杰，但并不傲视他人。魏公性情平和，略无棱角，遇事迎刃而解。至于疑虑难处之事，研墨运思，从容之间已在胸中有了定夺，便下笔判决。天资明敏，远超常人。
元丰末年，京东地区严酷的刑罚想要搜刮苛刻的官吏，吴居厚被投入铸冶炉中，居厚察觉后，早早逃走了。
刘道原的儿子刘羲仲，每有书信翻译几次，也不能明白。
王巩字定国，多识前言往行，却服用林灵素的丹药，突然得病，痛苦而死。
王介甫请求离职，潞公说后人怎么可以担任？元城回答说：“相公应当离去，所害兴起，所利在反掌之间罢了。”
元城先生说：“陈莹中，我曾经推荐他代替自己，但未曾见过面。莹中多有失误，如《尊尧集》先评价荆公为伊尹、吕尚那样的圣人伴侣，而后又将他纳入僭越叛乱不轨的领域，这是学术不纯粹。”
王安石推荐李定，当时陈襄弹劾他，尚未执行，李定已被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任命文书，辞职罢免他。宋次直，李大临再次封还。最后交给宋子容，又封还。重新奏请再次下达，多达七八次。子容与大临都被罢免职务奉朝请，名誉赫然。这是祖宗的德泽，百余年间养成的风俗，与齐太史见杀三人而执笔如常有什么不同？后来摄官修起居注，章衡推行，贤与不肖于此可见。
元城先生被贬岭南，一天，使者厚待士人哭泣告知朝廷，朝廷派遣使者进入郡县，将对先生不利，请先生早自裁。先生从容留下吃饭，最终不为所动，而使者于是经过旁郡。
《元城道防录》
《道防录》是珵所收集，不著姓氏。珵在宣和六年春，通过杨〇山的书信拜谒元城先生于南都，而记录他的言论。
元城先生初任谏官，因母亲年老推辞，母亲勉励他去做，才供职。论胡宗愈二十四章，又论章惇十九章。章惇想杀他。春循、梅、新、高、防、雷、化八州，历经其中七州。
元祐党人，只有七十八人，后来附益的人，不是。
〇山有除命，听说这是蔡攸所引荐，不知肯来否？李光好官，可惜被蔡攸所引荐，此人拨动便省悟，后来罢去。
如果象数可以废弃，就没有《易经》了。如果不谈义理，又不是通论。两者兼通，才行。
学者所坚守的，要道只有一个“勤”字。勤则邪僻无从产生，稍有间断，便不可称为勤。
狱案贵在初情，每一行若干人，立即分牢异处，亲自前往遍问，私置一簿，随所语记录。其后结正，无人能超出初语。
致曲者，至诚之道无处不在，着一事上，就是曲。致曲以通之也。
元城刘先生初事司马温公五年，然后教之以诚。思之三日，不知所从入；然后教之以不妄语，力行七年，然后言行相应。故能不动如山，当宣和大观年间，岿然独为善类宗主。至今诵读其遗言，无不笃实重厚，使人鄙吝之心得以消除。呜呼，岂不诚大丈夫哉！唯独因笃信之深，而佛氏之说先入为主，至谓儒释道神其心皆同，又说《法华经》临刑刀坏之说为说性，而证以《楞严经》云：“使众生的六根销复，临刑刀如割水。”并且连同其师温公诋毁佛教为非。若从程门讲明圣人之学的观点来看，即使温公诋毁佛教，也难免于赞誉敌人，而元城并以为未然。为什么呢？或许知道终终之勇，卓冠一世；而知道至至之智，尚差毫厘耶？这是《中庸》的话，诚必贵于自明而诚。虽然，先生他日也说：“释老之道皆未免入邪”，那么他的本心固未尝不明。学者宜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