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黄氏日抄卷五十一宋黄震撰读杂史【一】
合。当从史记。
史记》止载仲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少康立。古史载羿既放太康，羿又为寒浞所夺。浞灭帝相，相后逃归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长，诱杀浞二子，而后中兴。愚按二史详略不同，岂史迁之世未有寒浞灭夏之説耶？抑未备耶？古史可以补遗。
译应当采用《史记》的说法。
《史记》只记载了仲康去世，儿子帝相即位。帝相去世，儿子少康即位。《古史》记载后羿放逐太康后，又被寒浞夺取了权力。寒浞杀死了帝相，帝相的妻子逃回有仍国，生下了少康。少康长大后，诱杀了寒浞的两个儿子，从而实现了中兴。我认为这两部史书在详略上有所不同，难道司马迁的时代还没有寒浞灭亡夏朝的传说吗？还是记载不够完备呢？《古史》可以用来补充遗漏。
殷本纪史记称契封商，古史作封殷。按初封本商也，古史不必改为殷。史记载伊尹以负鼎説汤，古史去之；史记不载祷雨事，古史増之。皆当从古史。武丁学于▯盘，既乃遯于荒野。史记不载，而古史载之。旧説遯于荒野者为甘盘，而古史指为武丁，曰：“欲以习知民事与无逸。”书及近世朱文公书説合，此其于义为精。西伯隂修徳，古史止云修徳，足明圣人之心。斩纣之事，古史不载，其亦为贤者讳耶？
周本纪史记载尧命弃为农师，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古史改云尧举以为后稷，封之于邰，佐禹治水。愚按：禹言暨稷播奏，乃治水后种谷，未闻佐禹治水之事。封邰亦在播奏艰食有功之后，非封邰而后播奏，未详古史何见而改，然于经不合。史记载公刘复修后稷之业，自漆沮度渭，取材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古史改云用兵征伐，斥大▯土，然犹处于复穴，无宫室之美。愚按：《诗》咏公刘迁▯有曰「弓矢斯张，乃迁▯」，时卫仪有曰「其军三单，乃迁▯后生聚」，公刘初无征伐之事。又陶复陶宂乃太王事，非公刘事。公刘既卒，子孙中微，故诗人形容太王复兴之初艰难如此，安有公刘迁▯止基，乃理国家方兴，而身处复穴之间者？未详古史何见而改，然于经不合。苏子谓《史记》踈略而作《古史》，而乃如此，何也？战国防载齐求九鼎之説，谓顔率称周伐殷得九鼎，凡一鼎九万人挽，九九八十一万人，齐王乃止。此游士饰虗之言，殆类小説。《史记》不载而《古史》増入，又何取乎？
秦本纪》古史于史记载昭襄十一年六国攻秦之事，即其未书之年衰为据，改为齐、韩、魏三国攻秦。虽世逺难知其详，然即《史记》攻《史记》，史迁若在，亦自无辞。又其賛论谓战国茍能自修而不争，如商、周先君，庶可服之。且以魏文侯、齐君王后为证，是可垂训，兼足辅孟子仁义之説。
秦始皇纪》史记载始皇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古史作「正月旦生于邯郸，因名政」，语简而意益明，特未知増「旦」之一字何所据？岂因其名而意之欤？其余多袭《史记》之旧，无以议为。惟太史公賛论全载贾生之语，宏肆骏逸，而苏子去之，乃特为李斯雪不师古，始使秦孤立之讥。谓秦已削平诸侯，虽建子弟，君民不亲，如措舟沧海之上，大风一作，漂卷而去。愚谓秦刼天下而帝之，自无可乆之理耳。向使不至于甚失天下心，则安有天子为民置君而民不亲者？乃谓已削诸侯，难建子弟耶？且其谓秦若能与民休息，可与三代并隆，此又史迁责子婴之遗论。汉明帝尝辟其不然者也。秦之得天下何如，而可以三代望之哉？
吴太伯世家》史记载太伯、仲雍，知太王欲立王季，乃奔荆蛮，文身断髪，示不可用，以避季。古史据《左传》谓太伯端委而治，至仲雍而后文身断髪。愚按古史之驳，《史记》多以《左传》为据，然去古既逺，安知《左传》者必为是，而史记者必为非耶？若据《论衡》之言，则曰：太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吴来药，断髪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聼，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髪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以为宗庙社稷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载颇详，且与吾夫子「三以天下让」之説合，恐必有自来。况太伯兄弟逺入吴，若不容不从俗，则太伯即断髪文身矣。若我可以易俗，则太伯既尝端委以治，仲雍亦将端委以继之，不应于国家既立，君臣既定之后，复入断髪文身，自同于民庶也。大率古史之作，实祖《索隐》，《索隐》不敢轻议史迁，而特以异同者随事防其下，俟来者择使。苏子亦如之，则尽善矣。
夫差二十一年，史记惟继上文句践伐吴之语，书曰「遂围吴」。古史则増「公子庆忌骤諌于王曰：不改必亡，遂适楚。闻越将代吴，请归平越，遂归。欲除不忠者，以説于越。吴人杀之。」按公子庆忌者，王僚之子。《吴越春秋》载阖闾二年已刺杀之，今方于夫差二十一年称越人杀
译《殷本纪》《史记》记载契被封于商，而《古史》记载为封于殷。按：当初封地本是商，《古史》不必改为殷。《史记》记载伊尹背着鼎去游说汤，而《古史》删去了这一条；《史记》没有记载汤向天求雨的事，而《古史》增加了这一条。这两处都应当以《古史》为准。武丁向甘盘学习，后来便隐遁到荒野中。《史记》没有记载，而《古史》记载了。旧说认为隐遁到荒野中的人是甘盘，而《古史》指出是武丁，说：“想要借此熟悉民间疾苦，体会《无逸》的道理。”这与《尚书》以及近世朱文公的《书说》相合，这在义理上更为精当。西伯暗中修养德行，《古史》只说修养德行，足以表明圣人的心意。关于斩杀纣王的事，《古史》没有记载，这大概也是为了贤者避讳吧？
《周本纪》《史记》记载尧任命弃为农师，舜封弃于邰地，号称后稷。《古史》改为尧举荐他担任后稷，封他在邰地，辅佐禹治理洪水。我认为：禹说“与稷一起播种谷物”，那是治水之后种植粮食，没听说过稷辅佐禹治水的事。封于邰地也是在播种谷物、艰难地解决粮食问题有功之后，而不是先封于邰地才去播种谷物，不知《古史》凭什么依据而修改，但这与经典不符。《史记》记载公刘重新修习后稷的事业，从漆水、沮水渡过渭水，出行的人有资财，居住的人有积蓄。《古史》改为用兵征伐，开拓疆土，然而仍然居住在土穴中，没有宫室的华美。我认为：《诗经》咏叹公刘迁都岐山时说“张弓搭箭，于是迁往岐山”，当时卫仪说“军队三次轮换，于是迁往岐山后休养生息”，公刘起初并没有征伐之事。又，陶复陶穴（挖土穴居住）是太王的事，不是公刘的事。公刘死后，子孙势力衰微，所以诗人形容太王复兴之初如此艰难，哪有公刘迁都岐山只是奠基，国家治理正兴盛，而他却身处土穴之中的道理？不知《古史》凭什么依据而修改，但这与经典不符合。苏洵认为《史记》疏略而作《古史》，却竟然如此，为什么呢？《战国策》记载齐国谋求九鼎的说法，说颜率声称周朝讨伐殷商得到九鼎，每一个鼎需要九万人拉，九九八十一万人，齐王于是作罢。这是游士粉饰虚妄的话，大概类似于小说。《史记》没有记载而《古史》增入，又有什么可取的呢？
《秦本纪》《古史》对于《史记》记载昭襄王十一年六国攻秦的事，就依据其未记载的年份衰败为据，改为齐、韩、魏三国攻秦。虽然年代久远难以知道详情，然而即使拿《史记》来攻讦《史记》，司马迁若在，也自然无言以对。又，他的赞论说战国时期如果能自我修养而不争斗，像商、周的先君那样，或许可以使人信服。并且以魏文侯、齐君王后为例证，这可以垂范训诫，兼足以辅助孟子的仁义学说。
《秦始皇纪》《史记》记载始皇正月生于邯郸，等到出生，取名为政。《古史》作“正月旦生于邯郸，因此取名政”，语言简练而意思更加明确，只是不知增加“旦”这一字有什么依据？难道是因为他的名字而推测的吗？其余大多沿袭《史记》的旧说，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只有太史公的赞论全部记载了贾谊的话，宏大豪放、骏逸超群，而苏洵删去了它，于是特别为李斯洗刷不效法古道的罪名，开始使秦国孤立无援的讥讽。说秦国已经削平诸侯，虽然分封子弟，但君民不亲近，就像把船放在沧海之上，大风一起，就会漂卷而去。我认为秦国胁迫天下而称帝，自然没有长久存在的道理。假使不至于严重失去天下人心，哪有天子为民设立君主而民众不亲近的道理？竟然说已经削平诸侯，难以分封子弟吗？况且他说秦国如果能与民休息，可以与夏商周三代并盛，这又是司马迁责备子婴的遗留论调。汉明帝曾经驳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秦国得到天下的情况是怎样的，却可以期望它像三代那样兴盛呢？
《吴太伯世家》《史记》记载太伯、仲雍，知道太王想要立王季，于是逃奔到荆蛮之地，纹身断发，表示不可任用，以此来避让王季。《古史》依据《左传》说太伯穿着礼服治理政事，直到仲雍才纹身断发。我认为《古史》驳斥《史记》，多以《左传》为依据，然而距离古代已经久远，怎么知道《左传》一定是对的，而《史记》一定是错的呢？如果依据《论衡》的话，则说：太伯知道太王想要立王季，进入吴地来采药，断发文身，以顺应吴地的风俗。太王去世，太伯回来，王季避让主持祭祀。太伯再次谦让，王季不听，太伯第三次谦让说：“我到了吴越之地，吴越的风俗是断发文身，我是受过刑罚的人，不可以做宗庙社稷的主君。”王季这才知道不可推辞而接受了君位。这里记载颇为详细，而且与我们夫子“三次把天下让给他人”的说法相合，恐怕一定有来历。况且太伯兄弟远入吴地，如果不顺从当地风俗，那么太伯就会断发文身了。如果我能够改变风俗，那么太伯既然曾经穿着礼服治理政事，仲雍也将穿着礼服继承他，不应该在国家已经建立、君臣已经确定之后，又去断发文身，自同于普通百姓。大抵《古史》的创作，实际上祖述《史记索隐》，《索隐》不敢轻易议论司马迁，而特别把不同的说法随事标注在下面，等待后来者选择使用。苏洵也这样做，那就尽善尽美了。
夫差二十一年，《史记》只是承接上文句践伐吴的话，记载说“于是包围吴国”。《古史》则增加“公子庆忌屡次劝谏吴王说：不改变政令必定灭亡，于是前往楚国。听说越国将要取代吴国，请求回国平定越国，于是回国。想要除掉不忠的人，以取悦越国。吴国人杀了他。”按：公子庆忌是王僚的儿子。《吴越春秋》记载阖闾二年已经被刺杀，如今却在夫差二十一年称越国人杀
之，而《史记》不载，未详孰是。若夫差之死，《史记》以为自刭，《吴越春秋》以为伏劒。伏劒亦自刭也。古史改曰缢，亦未知何据。
译关于这件事，《史记》没有记载，不清楚哪种说法是正确的。至于夫差的死，《史记》认为是自刎，《吴越春秋》认为是伏剑自尽。伏剑自尽也是自刎的一种。古代史书改为说是上吊而死，也不知道依据是什么。
夫差与晋防黄池，越乘虗伐之也。史记载曰：「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古史易之曰：「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虽本《左传》，不若元文明白。此类极众。
齐太公世家史记载太公以渔钓干西伯，古史去之，而载“闻西伯善养老，往归之”，善矣。然下文即缀以“隐于渔者”，西伯因猎得之，乃与上文“往归之”説正相反，何自背驰之速耶？史记于太公归周之后，复兼述或者数説，以存疑，规模宏衍，非古史可望矣。吕伋为周虎贲，古史据经増入，为是。史记载桓公之入，先表以桓公元年，而后追叙其事；古史连叙桓公之立于公子无知见杀之下，桓公遂无元年，法殆未然，文亦不及史记。载雍林人杀无知，古史改为雍廪，此亦据左氏以改，史记实则当两存以攷异耳，余多类此。
鲁周公世家。史记首载周公辅翼武王耳。古史载其迨文王世，任以国事，邑之于周。凡周之内治，始于室家而至于国人者，属之周公。凡周之外治，所以交接四邻至于江汉之国者，属之召公。故诗有《周南》《召南》，此不惟周公之始事了然，其所以发明二南之义甚明。太史公未之及也。独其以「既获仁人」为指周召，则未必然耳。周召何俟于获也哉？史记以成王出郊为改▯周公，而古史易之，此其授经而得之者也。史记不载僖公治兵牧马，修泮宫、閟宫，而古史増之，此则信经而未之详者也。诗乃歌颂之词，岂必有其事？果有之，《春秋》书之乆矣，何俟古史？
燕召公世家。古史比《史记》颇多増修，其考订《史记》之误，苏子自注本文之下，其论燕、吴皆起于僻陋之中，而奋于诸侯之上，非如商、周先王以徳服人，故皆为祸，其说亦当。
蔡曹世家》：古史视《史记》微有损益，然皆于大谊无闗。惟《古史论》賛谓圣人虽与世同处，而其中浩然。彼其食粟衣帛，盖有不得已耳。此却异乎所闻。盖食粟衣帛，人事之常，圣人岂有异于人？苏子平生服气求真，想自视以为不得已耳，而以诬圣人乎？
陈杞世家古史据左传改史记者二处。史记以佗为蔡出，蔡为佗杀五父子，太子免而立佗。左传谓佗即五父，非蔡出，蔡出者乃跃也。佗杀太子免，自立，蔡为杀佗而立跃，是为厉公。史记载灵公死，太子午奔晋，徴舒自立为陈侯。左传灵公死，明年陈侯盟辰，是太子未尝奔晋，而徴舒未尝为君。
卫世家古史比《史记》増入卫武公年九十五犹箴儆于国之事，及卫文公大布衣、大帛冠之事，皆是也。惟増入灭邢得雨，似不足为训。讨有罪可也，灭人之国不可也。雨特偶然耳，岂以兴师杀灭之故哉？
宋世家史记先载微子数諌纣不聼，欲死之未决，谋及太师少师，而后叙太师箕子以及少师比干。又然后再合其事于微子，舒徐明尽，万世如见古史，乃裁节而緫言之。首曰：「微子，纣之庶兄也。其父师曰箕子，少师曰比干。」文意不白，几若以箕子为微子之父师，余亦文窒而意不全，其不迨史记逺矣。乃自防其説，以为史记所载，徒见三人各以其意行，而未见其所处之义，不知所行即其义之所在也。事具而义见，尚何事他求哉？惟太史公賛宋襄公▯之师为礼让，苏子辨之，谓襄公凌虐小国，至使邾人用▯子于社，虽桀纣有不为，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为文王，不亦过甚矣哉！此其剖析了然，太史公不及也。
晋世家平王命晋文侯为诸侯伯，史记不载，古史据《尚书》増入，是也。余多以《左传》之文而黜《史记》之文，则是非相半焉。如《史记》载献公私谓骊姬欲废太子立奚齐，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贱妾之故废适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佯誉太子而隂令人譛恶太子，此事正足以见骊姬之奸，而古史据《左传》以删之。又《史记》载骊姬谓太子祭齐姜，归厘于君，献公时出猎，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三日，公还欲飨之，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逺，宜试之，然
译夫差与晋国在黄池会盟，越国趁吴国空虚而攻打它。《史记》记载说：“夫差讨厌别人听到这件事，有人泄露了他的话。”吴王发怒，在帐幕下斩杀了七个人。《古史》改写成：“吴王讨厌别人听到这件事，在帐幕下自杀了七个人。”虽然依据《左传》，但不如《史记》明白清晰。这类情况极多。
《齐太公世家》中，《史记》记载太公以渔钓求见西伯，而《古史》删去了这一说法，改载“听说西伯善于养老，便前往归附”，这很好。然而下文紧接着说“隐居在渔者”，西伯因打猎而得到他，这就与上文“前往归附”的说法正相反，为何前后背离得如此迅速呢？《史记》在太公归附周朝之后，又兼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以保留疑问，格局宏大深远，不是《古史》所能企及的。吕伋担任周朝虎贲中郎将，《古史》依据经典将其增入，这是对的。《史记》记载齐桓公入主齐国，先标明桓公元年，然后追叙其事；而《古史》将桓公即位之事连缀在公子无知被杀之后，导致桓公没有元年，体例恐怕不妥，文辞也不及《史记》。记载雍林人杀死无知，《古史》改为雍廪，这也是依据《左传》而改，而《史记》实际上应当两者并存以考证异同，其余大多此类情况。
《鲁周公世家》。《史记》首先只记载周公辅佐武王罢了。而《古史》记载他在文王时期，就被委以国事，封邑于周。凡是周朝内部治理，从家庭到国民的事务，都归属于周公。凡是周朝外部治理，用来交接四邻直到江汉各国的政务，都归属于召公。所以《诗经》有《周南》《召南》，这不仅使周公的起始事迹清晰明了，而且阐发二南的意义也非常明确。太史公没有涉及这一点。唯独他将“既获仁人”指代为周公和召公，则未必如此。周公和召公哪里还需要去“获得”呢？《史记》以成王出郊作为改正周公之位的标志，而《古史》对此进行了更改，这是它从经学中得来的见解。《史记》不记载鲁僖公治兵牧马，修建泮宫、閟宫，而《古史》将其增入，这是相信经典而未能详细考证的缘故。《诗经》本是歌颂之词，难道一定有其事吗？如果真有此事，《春秋》早就记载了，何必等到《古史》呢？
《燕召公世家》。《古史》相比《史记》增修较多，其考证《史记》的错误，苏辙在本文之下自注，他论述燕、吴都兴起于偏僻简陋之地，而奋起于诸侯之上，不像商、周先王那样以德行服人，所以都招致祸患，这种说法也是恰当的。
《蔡曹世家》：《古史》相比《史记》稍有增减，但都与大义无关。唯独《古史论》的赞语说圣人虽然与世人同处，但内心浩然。他吃粮食穿丝绸，大概是不得已罢了。这却与我听到的不同。吃粮食穿丝绸，是人事的常理，圣人哪里会与常人不同呢？苏辙平生服气求真，想必自视以为不得已，却以此诬蔑圣人吗？
《陈杞世家》中，《古史》依据《左传》改动《史记》有两处。《史记》认为佗是蔡所生，蔡杀死了佗的五个儿子，太子免而立佗。《左传》说佗就是五父，不是蔡所生，蔡所生的是跃。佗杀死了太子免，自立为君，蔡杀死了佗而立跃，这就是厉公。《史记》记载灵公死后，太子午逃奔晋国，徵舒自立为陈侯。《左传》记载灵公死后，第二年陈侯在辰地会盟，说明太子未曾逃奔晋国，而徵舒未曾成为国君。
《卫世家》中，《古史》相比《史记》增入了卫武公年九十五岁仍能在国内劝诫之事，以及卫文公穿粗布衣、戴粗帛冠之事，这些都是对的。唯独增入灭邢得雨之事，似乎不足以作为教训。讨伐有罪之人是可以的，但灭人国家是不可以的。下雨只是偶然现象，难道是因为兴师杀灭的缘故吗？
《宋世家》中，《史记》先记载微子多次劝谏纣王不听，想死又未决，与太师、少师商议，然后叙述太师箕子以及少师比干。然后再将此事合于微子，舒缓详尽，万世如见。而《古史》却删节并总括而言。开头说：“微子，是纣王的庶兄。他的父师叫箕子，少师叫比干。”文意不明，几乎让人误以为箕子是微子的父师，其余也是文辞窒碍而意思不全，远不及《史记》。于是苏辙自己辩解，认为《史记》所载，只看到三人各自按其心意行事，而未见到其所处的道义，不知道所行之处即是道义所在。事情具备而道义显现，尚何须另求他处呢？唯独太史公赞颂宋襄公的军队为礼让，苏辙辩驳说，襄公欺凌虐待小国，以至于让邾人用童子祭祀社神，即使是桀纣也不这样做，却想用“不攻击未成列的军队，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来谋求成为文王，不也太过分了吗！这种剖析清晰明了，太史公不及他。
《晋世家》中，平王任命晋文侯为诸侯伯，《史记》不记载，《古史》依据《尚书》增入，这是对的。其余多依据《左传》的文字而贬黜《史记》的文字，这样是非各占一半。如《史记》记载献公私下对骊姬说想废太子立奚齐，骊姬哭泣说：“太子被立，诸侯都已知道，而且多次率领军队，百姓依附他，怎么能因为贱妾的缘故废嫡立庶？您一定要这样做，妾就自杀。”骊姬表面称赞太子而暗中派人诽谤太子，此事正足以显示骊姬的奸诈，而《古史》依据《左传》将其删去。又《史记》记载骊姬让太子祭祀齐姜，将祭肉献给国君，献公当时外出打猎，骊姬让人在胙肉中下毒，过了三天，国君回来想享用，骊姬从旁阻止说：“胙肉来源遥远，应该先试一试，然而
后及祭地，地坟等语方有理脉。”今古史直曰：“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文虽省而失事情矣。晋悼公之立，《史记》载誓众之语极有理，而文古史所易亦浅薄少味，他多类此。惟太史公论晋之衰由御下失道，而推其原于忘介子推，似未得晋事之要领。古史论晋文公靖以待其自集，悼公二合诸侯，未尝一与楚战，子孙长乆终必頼之，其説殆过史迁。夫晋以诸侯伯天下，则晋之卿以私门强公室，其势则然而介推特从亡中一碌碌者，禄未及而忿然自絶，狷僻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据《左氏传》注谓推为文公微臣，此亦何至伤晋文大体而遽谓晋之御臣失道始此耶？然以文论，则史迁之賛山峭水防不可尚也矣。
译后来等到祭祀土地神时，‘地坟’等话语才显得合乎情理。”《今古史》直接说：“介子推到了，被毒死并献祭，晋文公祭祀土地神，土地隆起。”文字虽然简省，却失去了事情的真相。晋悼公的即位，《史记》记载誓师众人的话语极有道理，而《今古史》所改写的却浅薄乏味，其他多处也类似这样。只有司马迁评论晋国的衰败是因为驾驭臣下失道，并追溯其根源在于忘记了介子推，这似乎没有抓住晋国史事的要领。《今古史》评论晋文公安定地等待诸侯自行聚集，晋悼公两次会合诸侯，未曾一次与楚国交战，子孙长久终究要依赖这些，其说法大概超过了司马迁。晋国凭借诸侯盟主的身份称霸天下，那么晋国的卿大夫凭借私家势力削弱公室，这是形势使然；而介子推只是从亡途中一个平庸的人，爵禄还没有得到就愤然自我隔绝，如此狭隘偏执的人，也可以知道了。根据《左传》注解说介子推是晋文公的卑微臣子，这哪里至于损害晋文公的大体，就遽然说晋国驾驭臣下失道从此开始呢？然而从文章的角度来看，司马迁的赞语如山势陡峭、水流险阻，是不可超越的了。
楚世家》古史比《史记》多用《左传》《国语》増入。如《史记》以楚之先为重黎，古史谓重黎为二人。重少昊之后为南正司天以属神，黎髙阳之后为火正司地以属民。楚之先实黎而非重。至帝喾之世，始以黎兼重。是《史记》称重黎，本无害。古史辨释之则明矣。古史以《左传》为据，改楚文王十三年为十五年，堵敖五年为三年。二书不同，固未详其孰是。《史记》载简王八年，周以韩赵魏为诸侯。古史据世家年表而改入灵王之五年。《史记》载懐王二十年合齐，古史据年表而改入二十二年。此《史记》一书而自为抵牾。合从攷异之例。若《史记》以懐王十一年六国攻秦为苏秦，而古史删之，则此时苏秦已为齐人所杀也。《史记》以考烈王六年为遣景阳救赵，而古史改称春申君，则春申、平原传与年表皆言春申也。此可改之而无疑。
郑世家郑桓公友者，周宣王庶弟。宣王立二十二年，而友封郑。封三十三年，百姓爱之。而幽王以为司徒，周民説之。为司徒一歳，幽王以褒氏故，诸侯畔之。而桓公谋于太史伯，始言于王，迁民雒东。史记之所载如此。古史皆节略之，止曰：“宣王二十三年封郑，幽王八年为周司徒。”几于没桓公之贤矣。又郑人欲立灵公弟去疾，去疾让曰：“必以贤，则去疾不肖；必以顺，则公子坚长。坚者，灵公庶弟，去疾之兄也。”于是乃立子坚，是为襄公。史记之所载如此。古史亦节略之，止曰：“诸大夫欲立公子去疾，去疾辞曰：‘公子坚长。’乃立坚长【此长字衍】为襄公。”又几于没公子去疾之贤矣。其他类此甚众，不可枚举。大抵史记、古史二书，单防古史，自成一家。参看史记，即古史，如草茅自用之士，立乎风流蕴借贵公子之侧矣。太史公何可当也？苏子轻以踈略目之哉。
古史賛曰：「郑桓、武之后惟庄公为贤然叔叚之乱明足以制之，释而不问俟其恶成，加以大戮。此非不忍，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书曰：「克叚于鄢。」而丘明谓之「郑志愚」。按：庄公叛周，射王中肩，何贤之有？封叚乃迫于母命，叚之罪未形，庄公不敢轻动盖亦母子之间有难处者，固非不忍，亦岂可言忍之至？书克叚」者，「克」者胜之名，兄弟之恶自见孔子书其实非探其心，而为春秋》传者，又非丘明之左氏也。近世吕东莱祖此説为博议盖东莱最年少时所作，亦未暇平心而深考。
越世家。句践其先，禹之苗裔，少康封于防稽，以奉禹祀。古史改“以奉禹祀”之语为“谓之越子”，殊非本防。岂以奉祀非支庶事耶？记句践射伤阖闾于欈李，史记止数句而语洁意明。古史虽増多，不迨逺甚。句践平吴，诛太宰嚭，史记吴越两世家所载同。古史据左传而尽删之，是亦主一而废一。史记賛句践、范蠡，臣主之盛，而古史反以立国东南为不可有为。至下取六朝蔡谟之説，夫事变无常，成败在人，乌可以六朝为监，而槩谓东南不可立国？且以逺证事哉！
赵世家》造父御穆王，见西王母。史记载，而古史删之。按此《列子》寓言也，删之为是。程婴、杵臼脱赵孤，史记载，而古史删之。按屠岸贾何人，敢搜及公宫之姬？殆俗传也，删之亦是。简子梦游帝所未寤，而扁鹊能预知。史记载于《世家》，而古史止存其载《扁鹊传》者。按此妄诞无理，殆好事者为之。古史姑以备伎术之异闻，亦庶几乎是。史记载，张孟谈为张孟同，此避父史谈之名也。古史改之曰谈，皆是。
魏世家。史记以毕为周同姓。古史据左氏，以为文王之子。又据尚书増入毕公相康王及保厘成周，足补史记之缺。古史谓魏文侯可比汉文帝，却恐不同。
韩世家史记载聂政刺侠累在烈王三年，韩严弑哀侯，又后二十六年，本是两事不同时也。古史据战国防严遂使聂政刺侠累，并中哀侯一语而尽反之，且自谓严遂是时去韩已乆，而今书严遂弑哀侯者，亦春秋书赵盾弑君之义。愚按聂政刺侠累于相府，非刺于君所也，何縁并中哀侯？弑哀侯者韩严也，何以知即诱使聂政之
译《楚世家》的古史比《史记》更多地采用了《左传》和《国语》的内容并加以增补。例如，《史记》认为楚国的祖先为重黎，而古史则认为重和黎是两个人。重是少昊的后代，担任南正，掌管天文以统御神灵；黎是高阳的后代，担任火正，掌管大地以统御百姓。楚国的祖先实际上是黎而不是重。到了帝喾的时代，才开始由黎兼任重的职务。因此，《史记》称“重黎”，本来并无妨害。古史辨析解释后，道理就明白了。古史以《左传》为依据，将楚文王十三年改为十五年，将堵敖五年改为三年。两书不同，固然无法详细考证哪一个是正确的。《史记》记载简王八年，周王室册封韩、赵、魏为诸侯。古史根据世家年表将其改入灵王五年。《史记》记载怀王二十年与齐国合纵，古史根据年表将其改入二十二年。这是《史记》一书内部自相矛盾之处，符合合纵考异的体例。如果《史记》认为怀王十一年六国攻秦是苏秦所为，而古史删去这一说法，是因为此时苏秦已被齐人所杀。《史记》认为考烈王六年派遣景阳救赵，而古史改称为春申君，这是因为春申君、平原君的传记以及年表都说是春申君。这些是可以修改且毫无疑问的。
《郑世家》中，郑桓公名友，是周宣王的庶弟。宣王在位二十二年，封友于郑。封国三十三年，百姓爱戴他。幽王任命他为司徒，周人喜悦。担任司徒一年后，幽王因褒姒的缘故，诸侯背叛了他。于是桓公向太史伯谋划，开始向周王进言，将百姓迁徙到洛水以东。《史记》所载如此。古史都将其删节省略，只说：“宣王二十三年封郑，幽王八年任周司徒。”几乎掩盖了桓公的贤德。又如郑国人想立灵公的弟弟去疾，去疾推辞说：“如果一定要选贤能，那么我不贤；如果一定要选顺位，那么公子坚年长。”于是便立了子坚，这就是襄公。《史记》所载如此。古史也将其删节省略，只说：“众大夫想立公子去疾，去疾推辞说：‘公子坚年长。’于是立了年长的坚为襄公。”又几乎掩盖了公子去疾的贤德。其他类似的情况很多，无法一一列举。大体上，《史记》和古史这两本书，单独看古史，自成一家。参照《史记》来看，古史就像草野中自用的士人，站在风流蕴藉的贵公子旁边。太史公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苏轼轻易地以疏略来评价它，是不恰当的。
古史赞语说：“郑桓公、武公之后，只有庄公贤能。然而对于叔段的叛乱，庄公明明足以制止，却放任不管，等到其恶行形成，才加以大戮。这不是不忍心，而是极度的忍心。”孔子深刻探究其内心，在《春秋》中记载说：“克段于鄢。”而左丘明称之为“郑志愚”。按：庄公背叛周王室，射中周王肩膀，有什么贤能可言？封给叔段是因为迫于母亲武姜的命令，叔段的罪行尚未显露，庄公不敢轻举妄动，大概也是母子之间有难处，既不是不忍心，又怎么能说是极度的忍心呢？书写“克段”，“克”是战胜的意思，兄弟间的恶行自然显现，孔子是记载事实，并非探究其内心，而为《春秋》作传的，也不是左丘明的《左传》。近代吕祖谦祖述此说，写成《博议》，大概这是吕祖谦年轻时所作，也没有闲暇平心静气地深入考证。
《越世家》中，句践的祖先，是禹的后代，少康封于会稽，以奉祀禹。古史将“以奉祀禹”这句话改为“称为越子”，完全不符合本意。难道奉祀不是支庶子孙的事吗？记载句践在檇李射伤阖闾，《史记》只有几句话，但语言简洁意思明确。古史虽然增多了内容，却远远不及。句践平定吴国，诛杀太宰嚭，《史记》吴、越两世家所载相同。古史依据《左传》将其全部删去，这也是专主一家而废弃另一家。《史记》赞颂句践、范蠡，称颂君臣的盛况，而古史反而认为在东南立国是不可有所作为的。甚至采纳六朝蔡谟的说法，世事变化无常，成败在于人为，怎么可以拿六朝作为借鉴，而一概认为东南不可立国？况且是用遥远的例子来证明事情呢！
《赵世家》中，造父为穆王驾车，见到西王母。《史记》记载，而古史删去。按：这是《列子》中的寓言，删去是对的。程婴、杵臼救赵氏孤儿，《史记》记载，而古史删去。按：屠岸贾是什么人，敢搜查公宫中的姬妾？大概是世俗传说，删去也是对的。简子梦见游历帝所，尚未醒来，而扁鹊能预先知道。《史记》记载于《世家》，而古史只保留其记载于《扁鹊传》的部分。按：这荒诞无理，大概是好事者所为。古史姑且用来备录技艺方面的奇闻，也差不多是这样。《史记》记载，张孟谈为张孟同，这是避父亲史谈的名讳。古史改称为谈，都是对的。
《魏世家》中，《史记》认为毕是周的同姓。古史依据《左传》，认为是文王的儿子。又依据《尚书》增入毕公辅佐康王以及保卫治理成周的内容，足以弥补《史记》的缺失。古史说魏文侯可以比作汉文帝，恐怕并不相同。
《韩世家》中，《史记》记载聂政刺杀侠累在烈王三年，韩严弑杀哀侯，又过了二十六年，本是两件事不同时发生。古史依据《战国策》中严遂派聂政刺杀侠累，并中哀侯的一句话而完全相反，并且自称严遂此时离开韩国已久，现在书写严遂弑杀哀侯，也是《春秋》书写赵盾弑君的道理。我认为聂政在相府刺杀侠累，不是在君主所在处刺杀，怎么会同时击中哀侯？弑杀哀侯的是韩严，怎么知道就是诱使聂政的
严遂？史记载事之书，而战国策乃游士之夸辞，类多架虗，非载事书也，何所攷而可主彼以废此？且史记正义纪年亦载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立韩若山，大事记谓韩山坚即韩严，是权臣弑一而立一，非刺其相而及其君也。苏子去之千载之下，輙书曰「严遂弑哀侯及相韩傀」，亦太果矣，又自谓用春秋书赵盾之法，果合乎否耶？然史记韩世家载烈侯三年聂政杀侠累，而刺客传乃载严仲子事，哀侯与侠累有隙，使聂政刺之，亦自抵牾。此则东莱大事记尝攷之，以刺客传为误。
译《史记》是记载史实的书籍，而《战国策》不过是游说之士的夸张言辞，大多虚构不实，并非记载史实的书籍，凭什么依据它来废弃《史记》呢？况且《史记正义》和《竹书纪年》都记载韩山坚杀害其君哀侯而立韩若山，《东莱大事记》说韩山坚就是韩严，这是权臣杀害一位君主而拥立另一位，并非刺杀其相国而牵连到君主。苏洵生活在千年之后，却径直写道“严遂弑杀哀侯及相国韩傀”，也太武断了，他又自称采用《春秋》记载赵盾的笔法，这真的合乎规范吗？然而《史记·韩世家》记载烈侯三年聂政刺杀侠累，而《刺客列传》却记载严仲子的事，哀侯与侠累有仇怨，派聂政去刺杀他，这也自相矛盾。这一点《东莱大事记》曾经考证过，认为《刺客列传》记载有误。
太史公賛谓韩以存赵而兴固未必然。苏子又以为后稷济饥之报尤觉辽邈。大抵有徳则兴否则亡。岂可専指一事以求合报应之説哉
齐世家太史公纪载之法非苏子所可改，既明矣。田氏，齐之贼也，而又每事輙为之辨。如《史记》书田乞树党于诸侯，则为删去之，而为之辨曰：「非树党。」《史记》书陈成子弑简公，惧诸侯诛巳，尽归之侵地，则亦删去之，而为之辨曰：「本非成子自完之计。」《史记》书成子通賔客，出入生子七十余人，则又删去之，而为之辨曰：「成子必不为此失行。」呜呼！何其党贼至此耶？
伯夷传》太史公载伯夷“采薇首阳”之歌，为之反覆嗟伤，遗音余韵，拱挹莫尽。君子谓此，太史公托以自伤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辞切。然非伯夷怨，是用希之心也。故后世髙其文而非其防。今苏子易之，录其让国、叩马二事，谓夫子言其不怨，以让国言，言其不辱，以去周言。虽夫子发言之意未必尽然，而防义则过史迁矣。
管晏传》《管仲传》先叙管鲍之交，语精意婉，读之令人三叹。苏子全祖史迁而不敢易，是矣。然史迁本祖列子之文，而节其后语，若参以列子全文，则史迁所述尚有未尽者，苏子虽并増入之可也。《史记》叙仲之行事，归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盖指仲以权术成伯业，而苏子易之，谓其来之以礼，服之以义，不以力胜，几于过其实。惟其辟管仲之书，为战国诸子之所増益，多申韩之言，非管子之正，足为管子辨诬，真公论也。《晏子传》増入晏子处崔杼之变，知陈氏之奸，諌烦刑，諌诛祝史，与言梁邱据同而非和，数事亦足补遗。
柳下恵曹子臧、吴季札、范文子、叔向、子产诸传，于《史记》无之，皆苏子据《左氏传》増立，始末备具，不以年隔，殆《左氏》类书之要者，可观也。惟其于季札賛有曰：“所以养心者至矣，虽禄之天下，将有所不受。”愚谓此异端之所谓养心，非吾儒之所谓养心。于子产賛有曰：“孟子言子产恵而不知为政，非子产之实。”愚谓此世俗之所以谓政，非吾儒之所以论政。
孔子传。太史公作《孔子世家》，以次三代诸侯之列，若曰：“古昔圣王之后，以位显者如彼，以徳显者如此，故本所自来而表异之也。”孔子虽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氏为可知。苏子乃降之为列传，以居叔向、子产之后，则异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于孔子，自少至老，歴叙其出处之详，必各记之，曰：“时孔子年若干歳。”至其卒也，则又叙其▯地，叙其弟子之哀痛，叙其鲁人之从冡而聚居，叙其世世相传之祠祭，叙髙皇帝过鲁之祠，以至诸侯卿大夫先谒然后从政。若曰：“夫子生而闗世道之盛衰，没而为万世之典刑。”故其反覆恻怛若此。孔子虽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子为可知。苏子乃略之，止断以欲居夷、浮海，非其诚言，亦异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賛谓髙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夫子庙堂，低囬留之不能去。天下君王至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惟夫子常无穷，可谓至圣矣。若曰：“自开辟以来，惟孔子一人。”故其尊慕称诵如此。孔子虽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子为可知。苏子乃反之，独以其求用于世而不已，为孔子之所独，又异乎太史公之心矣。呜呼！夫子天地也，若之何形容？夫子日月也，若之何绘画？若叙其出处以传后世，则太史公为庶几。独其信齐东野人之语，谓夫子由野合而生，为可鄙耳。苏子不能本《家语》顔氏择婿之事以易之，而徒纷纷乱其不可易者。盖苏子虽假夫子之説以发身，而实则老子之学，故其失若此。
孔子弟子传。苏子辨宰我无从叛之事，辨子贡无乱齐之事，皆有功圣门。至其賛子夏则曰：「异哉！今世之教者，闻道不明，而急于夸世，非性命道徳不出于口，教者未必知，而学者未必信，务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伪由是而起。」此则隂诋程氏之学，而后来伪学之禁，殆本此
译太史公在赞语中说韩国因保存赵国而兴盛，这本来就不一定如此。苏子又认为这是后稷救济饥荒的报应，更是觉得遥远牵强。大体上有德行就会兴盛，否则就会灭亡。怎么可以专门指着一件事来求符合报应的说法呢？
《齐世家》太史公记载史实的方法，不是苏子所能更改的，这一点已经明确了。田氏是齐国的贼臣，而苏子却每每为他辩白。比如《史记》记载田乞在诸侯中结党，苏子就删去这段，并辩解说：“这不是结党。”《史记》记载陈成子弑杀简公，害怕诸侯讨伐自己，于是尽数归还侵占的土地，苏子也删去这段，并辩解说：“这本来就不是成子保全自己的计策。”《史记》记载成子招纳宾客，出入时生下七十多个儿子，苏子又删去这段，并辩解说：“成子必定不会做出这种失德的行为。”唉！他偏袒贼臣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伯夷传》太史公记载伯夷“采薇首阳”的歌谣，反复为之嗟叹感伤，余音韵味，令人敬仰不尽。君子认为，这是太史公借以自伤怀才不遇，所以情感真挚而言辞恳切。然而这并非伯夷的怨恨，而是他希求仁道的心意。所以后世推崇他的文章而非议他的行为。如今苏子改变了这一点，只选取他让国、叩马两件事，说孔子称赞他不怨恨，是因为他让国；称赞他不辱没，是因为他离开周朝。虽然孔子发言的本意未必完全如此，但苏子的立意则超过了史迁。
《管晏传》《管仲传》首先叙述管鲍之交，语言精妙，情意婉转，读来令人再三感叹。苏子完全沿袭史迁而不敢更改，这是对的。然而史迁本是根据《列子》的文章，删节了后面的话，如果参看《列子》全文，那么史迁所述还有未尽之处，苏子即使一并增补进去也是可以的。《史记》叙述管仲的事迹，归结为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大概是说管仲凭借权术成就霸业，而苏子却加以更改，说他是用礼来招致，用义来使人心服，不靠武力取胜，这几乎过于夸大事实。只有他驳斥《管子》一书，认为是战国诸子所增补，多含申不害、韩非的法家言论，并非《管子》的正统，足以替管子辩诬，这才是真正的公论。《晏子传》增补了晏子应对崔杼之变、识破陈氏奸谋、劝谏废除烦苛刑法、劝谏诛杀祝史，以及与梁邱据同而不和等几件事，也足以补遗。
柳下惠、曹子臧、吴季札、范文子、叔向子产等人的传记，在《史记》中没有，都是苏子根据《左氏传》增补设立的，始末完备，不因年代相隔而遗漏，大概是《左氏传》类书籍中的要点，值得一看。只是他在季札的赞语中说：“修养心性的功夫达到了极致，即使给他天下的俸禄，也会有所不接受。”我认为这是异端所说的养心，不是我们儒家所说的养心。在子产的赞语中说：“孟子说子产仁爱却不懂政治，这不是子产的真实情况。”我认为这是世俗所说的政治，不是我们儒家所论的政治。
《孔子传》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将其排在三代诸侯之后，好像是说：“古代圣王之后，以地位显赫的像那样，以德行显赫的像这样，所以追溯其本源而加以表彰区别。”孔子虽然不靠这个而尊贵，但太史公知道尊崇孔氏是可以知道的。苏子却将他降为列传，排在叔向、子产之后，这就不同于太史公的心意了。太史公对于孔子，从少到老，详细叙述其出处的细节，必定各有所记，说：“当时孔子多少岁。”到他去世时，又叙述其墓地，叙述其弟子的哀痛，叙述鲁国人跟随葬地而聚居，叙述世世代代相传的祠祭，叙述高皇帝路过鲁国时的祠祭，以至于诸侯卿大夫先谒见孔子然后处理政事。好像是说：“夫子在世时关乎世道的盛衰，死后成为万世的典范。”所以他如此反复地侧隐悲怛。孔子虽然不靠这个而尊贵，但太史公尊崇孔子是可以知道的。苏子却略去这些，只断言他想居夷、浮海，并非他的真心话，这也不同于太史公的心意了。太史公的赞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然不能达到，但心向往之。”我读孔子的书，想象他的为人，到鲁国观看夫子庙堂，徘徊留恋不能离去。天下的君王乃至贤人很多，当时荣耀，死后就完了，只有夫子常无穷尽，可称为至圣了。好像是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孔子一人。”所以他如此尊崇仰慕称颂。孔子虽然不靠这个而尊贵，但太史公尊孔是可以知道的。苏子却反过来，唯独认为他求用于世而不停止，是孔子所独有的，又不同于太史公的心意了。唉！夫子如同天地，怎么形容？夫子如同日月，怎么描绘？如果叙述其出处以传给后世，那么太史公算是差不多了。只是他相信齐东野人的话，说夫子是由野合而生，这是可鄙的。苏子不能根据《家语》中颜氏择婿的事来更改它，却徒然纷纷扰扰地扰乱那些不可更改的东西。大概苏子虽然假借夫子的学说来显身扬名，但实质上是老子的学问，所以他的过失如此。
《孔子弟子传》苏子辩白宰我没有从叛之事，辩白子贡没有扰乱齐国之事，都对圣门有功。至于他赞子夏时说：“奇怪啊！当今世上的教育者，听闻道理不明，却急于夸耀于世，不性命道德不离口，教育者未必知道，而学习者未必相信，务求大言以互相欺骗，天下的虚伪由此而起。”这其实是暗中诋毁程氏的学问，后来伪学的禁令，大概就源于此。
也。若夫传首举孔子四科之説，而断之曰：「其贤者凡十人而已。」此语亦未然。其传有若也，常斥太史公载「有若貎类孔子而弟子师事之」説，至采商瞿四十而生五子之説，以为此卜祝之事，而鄙儒以论孔子，其説正矣。及其传梁鳣也，正载夫子言：「商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其事乃太史公之所未尝载者，何其自相矛盾耶？
译罢了。至于那些传记列举孔子四科的说法，并断言说：“其中贤能的人总共只有十人罢了。”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他在《有若传》中，常常斥责太史公记载“有若相貌像孔子，弟子们像对待老师一样侍奉他”的说法，甚至采纳商瞿四十岁才生下五个儿子的说法，认为这是占卜祭祀之类的事，而浅陋的儒生却用这些来谈论孔子，他的这种批评是正确的。然而到了《梁鳣传》中，却又正面记载孔子的话：“商瞿过了四十岁应当会有五个儿子。”这件事正是太史公未曾记载的，这怎么如此自相矛盾呢？
老子申韩传。太史公作老庄传，辞简意足，曲尽老庄之本防，而又即以申韩附之。若曰：清浄无为，其势必不足以治；及其不治，其势必不得不以法防之。而老子之无为，常欲自利，其藏于心者，已有隂术；庄子之寓言，破壊寻常，其矢于口者，已无忌惮。以隂术之心，行肆无忌惮之説，而处不得不以法防之势，惨刻不道，尚复何疑？此申韩之出于老庄，而惟太史公能穷极源委而言之。呜呼，可谓卓识已！苏子于其传多所増损，已不知太史公之本防；而又于老子之賛曰：「孔子之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老子之自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三代之后，释氏与孔老并行，其所以异者，体道愈逺，而立于世之表；其説又老氏之眇也。呜呼，异哉！是何言欤？于列子之賛曰：「今观穆王与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无极无尽。」此固后世仙佛之常言，理之当然，而汉之儒者未闻焉耳。呜呼，异哉！是何言欤？班孟坚讥太史公先黄老而后六经，愚谓太史公本未有此失也。苏子古史则不惟有此失，而又甚焉。
孟子荀卿传》太史公略叙孟子游説不遇，退而著书，即开説当时余子之纷纷，然后结以荀卿之尊孔氏，明王道，及其名传独以孟荀而余子不及焉。其布置之髙，防意之深，文辞之防，卓乎不可尚矣。苏子取而焚之，已不知其用心之所在。至其论賛，独以仁义为可化强暴，又于孟子之言仁义独取“不嗜杀人”一语，殆所谓窥豹一斑者耶？若其谓孟子学于子思，得其説而渐失之，反称誉田骈、慎到之徒，而又谓其为佛家所谓钝根声闻者，且谓曰：“骈之徒既死，而后荀卿得为祭酒，何哉？”苏子之立言也。
伍贠传。史记载伍贠事详，而古史裁之。苏子不及史迁。史记賛伍贠弃小义，雪大耻，而古史罪之。史迁不及苏子。
孙武、吴起传。苏子于《孙吴传》全祖《史迁》，惟据《左传》，无燕、晋伐齐之事，而删《穰苴传》。
范蠡大夫种传》太史公屈范蠡于《货殖传》，而功名则附之《越世家》。苏子撷之《世家》，参之《吴越春秋》，作《种蠡传》，补史迁之不及矣。
叶公传》《叶公》，《史记》无传，苏子采《左传》而増立之。叶公有存国之功，而不享存国之利，是不可以不传。
商君传》古史传《商君》皆本《史记》，惟賛文易其旧，然视《史记》费辞矣。
苏秦传》《苏秦传》亦本《史记》而賛不及其髙古。
张仪传》张仪、陈轸、公孙衍同传，文皆因《史记》，然以二史之賛参之，文章之髙下，了然矣。
樗里子▯茂传古史视史记多省文。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其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之文，其可省乎？史记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説。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説。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省其文而増入《战国防》。按史记、《战国防》两各成书，虽不混为一，亦可。若苏子此賛，特借以讥人，视史记賛之雅防，又逺矣。
穰侯传》古史视《史记》微有损益，然不必损益亦可也。《史记》賛，盖有所托，以叹君臣始终之难。《古史》賛责范睢，则正论；然甚矣，满盈之不可不戒也。
白起王翦传》古史多因《史记》，盖其纪攻战之事工矣。《史记》賛谓二人各有所短，古史賛二人持论之不妄，然其杀戮之惨，开辟以来所未有，尚忍言之，而惜其死耶？
孟尝君传》孟尝君自灭其家，自削其国。太史公谓其闾里多暴桀，盖讥之矣。而古史夸其与韩、魏伐秦为壮。
平原君传。古史不改。《史记·平原君传》賛亦推衍其説，皆是而改。同传之虞卿，以附鲁仲连，尤善区别。
公子无忌传》古史传无忌文，皆因《史记》而论断，尤精。白无忌之名，发于侯生，而全于毛薛。侯生之竒，毛薛之正，废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传》古史此传亦因《史记》而賛不
译老子与申不害、韩非传。太史公撰写老子、庄子的传记，言辞简练而意蕴充足，曲尽老子、庄子思想的本旨与防范，却又将申不害、韩非附列其后。这似乎是说：清净无为，其势必然不足以治理天下；等到无法治理时，其势必然不得不用法度来防范。而老子的无为，常常想要自利，他藏在心里的，已经有了阴险的权术；庄子的寓言，破坏寻常伦理，他脱口而出的，已经毫无顾忌。怀着阴险权术的心，推行肆无忌惮的言论，而处于不得不以法度防范的局势，残酷刻薄不近人情，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这就是申不害、韩非出自老子、庄子，而只有太史公能穷尽源流委曲并加以论述。唉，这可以说是卓越的见识啊！苏洵在他的传记中多有增删，已经不知道太史公的本旨；而且他在评价老子时说：“孔子为人圆通，所以向人展示器物，而隐晦其道；老子为自己谋划深远，所以向人展示道，而略去器物。”三代之后，佛教与孔子、老子并行，它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体悟道越来越远，而立于世俗之外；它们的学说又是老子学说的精微之处。唉，奇怪啊！这是什么话呢？他在评价列子时说：“现在看周穆王与化人游玩，如同清都紫微宫，钧天广乐，天帝所居之处；而夏革所说的四海之外，天地之外，没有极限没有尽头。”这本来是后世仙佛的常谈，理所当然，只是汉朝的儒者没有听说过罢了。唉，奇怪啊！这是什么话呢？班固讥讽太史公先黄老而后六经，我认为太史公本来没有这个过失。苏洵的《古史》不仅有了这个过失，而且更加严重。
《孟子荀卿传》太史公简略叙述孟子游说不得志，退而著书，随即开列当时其他学者的纷纷议论，最后以荀卿尊崇孔子、阐明王道作结，使得名声流传的唯独孟子、荀卿，而其他学者不及他们。这种布局的高妙，寓意的深远，文辞的简练，卓越得不可超越。苏洵取来焚毁，已经不知道太史公的用心所在。至于他的论赞，只认为仁义可以教化强暴，又在孟子的仁义言论中只选取“不嗜杀人”一句话，大概是所谓管中窥豹吧？至于他说孟子师从子思，得到其学说却逐渐丧失，反而称赞田骈、慎到等人，又说他们是佛家所说的钝根声闻，并且说：“田骈等人死后，荀卿才得以担任祭酒，为什么呢？”这是苏洵立论的方式。
《伍员传》史书记载伍员的事情详细，而《古史》删减它。苏洵不及司马迁。《史记》论赞伍员舍弃小义，洗雪大耻，而《古史》却归罪于他。司马迁不及苏洵。
《孙武、吴起传》苏洵在《孙吴传》中完全沿袭《史记》，只依据《左传》，没有燕、晋伐齐的事情，而删去了《穰苴传》。
《范蠡大夫种传》太史公将范蠡屈置于《货殖传》，而功名则附在《越世家》中。苏洵将其提取到《世家》中，参酌《吴越春秋》，作《种蠡传》，弥补了司马迁的不足。
《叶公传》《叶公》，《史记》没有传记，苏洵采录《左传》而增立传记。叶公有保全国家的功劳，却不享受保全国家的利益，这是不可以不立传的。
《商君传》《古史》传《商君》都依据《史记》，只是论赞文字改变了旧的，然而比起《史记》来更费辞藻了。
《苏秦传》《苏秦传》也依据《史记》，但论赞不及其高古。
《张仪传》张仪、陈轸、公孙衍合传，文字都因袭《史记》，然而将两部史的论赞参较，文章的高下，一目了然。
《樗里子、甘茂传》《古史》比起《史记》多省略文字。《史记》说：母亲是韩国女子。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说：母亲是韩国女子。滑稽多智，似乎母亲是滑稽的了。那么樗里子的文字，可以省略吗？《史记》说：甘茂，是下蔡人。侍奉下蔡史举，学习百家学说。《古史》说：下蔡史举，学习百家学说。似乎史举自己学习百家了。那么“侍奉”这一个字，可以省略吗？省略文字而增入《战国策》。查《史记》、《战国策》各自成书，虽然不混为一谈，也可以。如果苏洵这篇论赞，特意借以讥讽他人，比起《史记》论赞的典雅含蓄，又远不如了。
《穰侯传》《古史》比起《史记》稍有增减，然而不必增减也可以。《史记》论赞，大概有所寄托，以感叹君臣始终之难。《古史》论赞指责范睢，则是正论；然而满盈之戒不可不警惕啊。
《白起王翦传》《古史》多因袭《史记》，大概其记载攻战之事工巧了。《史记》论赞说二人各有所短，《古史》论赞说二人持论不妄，然而其杀戮之惨，开辟以来所未有，尚且忍心说吗，而可惜他们的死呢？
《孟尝君传》孟尝君自灭其家，自我削弱其国。太史公说他里巷多暴桀，大概是讥讽他了。而《古史》夸耀他与韩、魏伐秦为壮举。
《平原君传》《古史》不改。《史记·平原君传》论赞也推衍其说，都是对的而改。同传的虞卿，附在鲁仲连之后，尤其善于区别。
《公子无忌传》《古史》传无忌文字，都因袭《史记》而论断，尤其精当。白无忌的名声，发于侯生，而全于毛、薛。侯生的奇，毛、薛的正，废去一个不可。而正所保全的，多了。
《春申君传》《古史》此传也因袭《史记》而论赞不
范睢蔡泽传》古史于《范睢蔡泽传》不敢易《史记》之旧，惟于范睢忧惧事増入《战国防所载睢亡封邑、欺昭王谓不忧而为防骜，探得其情一事耳。然昭王之踈睢，本由睢杀白起而用郑安平、王稽败事，昭王忧及楚患，睢计无所出，遂为蔡泽乗间。昭王亦以语言之不慎，遽踈母舅也。史记载睢之亡入秦也，谓秦谒者王稽问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古史节之曰「魏有贤人可与俱游者乎」，去一「西」字，失其本意矣。史记载睢之所见逐也，谓昭王欲以激励应侯，应侯惧不知所出，古史节之曰「欲以激励睢惧不知所出」，省一「睢」字，无所分句矣。他多类此。太史公颇称二子覊旅遭遇，而古史罪其自为身谋于秦无益，其説过史迁。然范睢「逺交近攻」之説，虽发于间穰侯之取无竒，实于秦之兼并最为要术，未可尽谓无益于秦。若蔡泽真以口舌攘攫富贵，又岂可与范睢同日语？顾其以此而得，以此而失，则螳螂黄雀之势，啓之者范睢。
乐毅传》古史《乐毅传》多遵《史记》时节略一二字，似不必也。毅一举而下齐七十城，齐为无道，毅乗诸侯共怒之心也。毅五嵗而不能下莒、即墨二城，毅自为无道，适以坚齐人必死之心也。二史乃皆誉毅。
廉颇蔺相如传》太史公作《廉颇蔺相如传》，而附之赵奢、李牧，赵之兴亡，着焉。一时烈丈夫，英风伟槩令人千载兴起。而史笔之妙，开合变化，又足以曲尽形容，真竒事哉！古史因之，不敢易一字，亦宜矣。
田单传》古史用《史记·田单传》而増入《战国防所载田单三事，惟鲁仲连教之攻翟一事可垂训后世为将者。
屈原传。太史公先叙屈原以防见防于懐王，作离骚而发明其所以作离骚之意，复叙屈原劝懐王杀张仪不从，諌懐王毋入秦不从，而又发明其惓惓宗国，以及人君知人之难，然后叙其见放，作渔父问与懐沙赋，而终之以自投汨罗。此必有得于屈原行事次第之实，而文亦宛转有余味矣。古史谓作离骚当在懐王末年，故以其见防及劝杀张仪、諌勿入秦三事连叙，方述太史公形容作离骚之説。至其形容屈原惓惓宗国与人君知人之难者，则删之。太史公文章之妙，破碎不全矣。
虞卿传》太史公先叙虞卿谋赵事，而后及其弃赵相印赴魏齐之急，困于大梁，作《虞氏春秋》以终焉。古史反之，谓先困大梁，而后谋赵。是虞卿相赵既弃去后，穷而复归相赵，似非虞卿烈丈夫之气。且太史公嘉其谋赵之工，责其以匹夫穷交而一旦弃赵，当矣。苏子反賛其为义侠，亦各有见欤。
鲁仲连传》古史《鲁仲连传》袭用《史记》，间删其字耳。太史公谓鲁连指意虽不合大义，苏子谓战国一人而已。愚按鲁连不肯帝秦，最合大义。射聊城，则聊城人实由之而死。二史之賛可以参攷。若以其无一毫利心其间，则信乎战国之士无与并者。
吕不韦传。吕不韦，大贾也。以君之子为竒货而居之。窃宠利，既多祸败乃宜。太史公以为，此孔子之所谓闻者误矣。苏子断以嬴氏先亡，盖亦一説。而传则全用《史记》。
李斯传》《史记》责李斯不能辅君，否则且与周邵列，殆于失言。古史谓“国破家灭，非其不幸”，此为近之。赵髙虽熏腐之余，实包藏逆谋。方其杀扶苏，立胡亥，巳为身计。至殿欲壊者三，然后以归子婴耳。李斯不知其心，而与之争，见杀不亦宜乎？斯教秦杀夺余二十年，以一天下。髙之杀斯，又司造者假手耳，尚何足论云【传依《史记》旧文】
防恬传》防氏于秦世，以凶徳参防，诛死已晚矣。太史公责以人臣之常理，似非所宜施，而古史亦费辞。
扁鹊传》古史谓于《赵世家》删所记简子妖梦而归之《扁鹊传》。然《史记》于《扁鹊传》固自兼载其事，古史特去一而存一耳。
刺客传》太史公传刺客五人，称其立意较然，名垂后世。苏子非之，谓考之《春秋》，无曹沫劫盟之事，而四人者亦皆非贤于《春秋》法，皆当书盗而不名。呜呼伟哉！惜不并四人者删之耳。彼凶愚小人，狂惑轻生，何足垂世，而以传
译《范睢蔡泽传》古史对于《范睢蔡泽传》不敢轻易改动《史记》的旧文，只是在范睢忧惧一事上，增入了《战国策》所载范睢失去封邑、欺骗昭王说不担忧而防备穰侯，从而探得其实情这一件事罢了。然而昭王疏远范睢，本是由于范睢杀害白起而任用郑安平、王稽导致败事，昭王担忧楚国祸患，范睢无计可施，于是被蔡泽乘虚而入。昭王也因为言语不慎，就疏远了这位母舅。《史记》记载范睢逃亡入秦时，说秦国的谒者王稽问魏国有没有贤人可以一同西行入秦的，古史删节为“魏国有没有贤人可以一同出游的”，去掉一个“西”字，就失去了本意。《史记》记载范睢所见到的驱逐情况，说昭王想要以此激励应侯，应侯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古史删节为“想要以此激励范睢恐惧不知如何是好”，省略一个“范睢”字，就无法分句了。其他大多类似这样。太史公颇为称赞这两人羁旅漂泊却得以遭遇机遇，而古史却指责他们只为自身谋划对秦国没有益处，这种说法超过了史迁的评价。然而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虽然起因于离间穰侯并无奇处，但实际上对于秦国的兼并最为关键，不能完全说对秦国没有益处。至于蔡泽如果真的只是靠口舌攫取富贵，又怎么能和范睢同日而语呢？只是他因此得到，也因此失去，那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势，开启者正是范睢。
《乐毅传》古史《乐毅传》大多遵循《史记》只是删略了一两个字，似乎不必如此。乐毅一举攻下齐国七十座城池，是因为齐国无道，乐毅乘着诸侯共同愤怒之心。乐毅五年而不能攻下莒、即墨两座城池，是因为乐毅自己变得无道，恰好坚定了齐人必死的决心。两部史书都赞誉乐毅。
《廉颇蔺相如传》太史公撰写《廉颇蔺相如传》，并附载赵奢、李牧，赵国的兴亡，由此彰显。一时的烈丈夫，英风伟概令人千载之下兴起感奋。而史笔的妙处，开合变化，又足以曲折尽致地形容，真是奇妙啊！古史沿袭它，不敢改动一个字，也是适宜的。
《田单传》古史采用《史记·田单传》而增入《战国策》所载田单三件事，只有鲁仲连教他攻打翟一事可以垂训后世为将者。
《屈原传》太史公先叙述屈原因被谗言所害于怀王，作《离骚》而阐明他作《离骚》的用意，又叙述屈原劝怀王杀张仪不从，谏怀王不要入秦也不从，而又阐明他眷眷宗国之情，以及人君识人之难，然后叙述他被放逐，作《渔父》问与《怀沙》赋，最终以自投汨罗江结束。这必定是有所得于屈原行事的实际次第，而文章也宛转有余味。古史认为作《离骚》应当在怀王末年，所以将他被谗害以及劝杀张仪、谏勿入秦三件事连在一起叙述，才陈述太史公形容作《离骚》的说法。至于太史公形容屈原眷眷宗国与人君识人之难的部分，则删去了。太史公文章的妙处，破碎不全了。
《虞卿传》太史公先叙述虞卿为赵国谋划的事，而后写到他的弃赵相印奔赴魏齐之急，困于大梁，作《虞氏春秋季》以终结。古史反其道而行，说先困于大梁，而后为赵国谋划。这样虞卿在赵国为相既已弃去，穷困后又回归为赵国相，似乎不符合虞卿烈丈夫的气概。况且太史公嘉许他谋划赵国事务的精妙，指责他因匹夫穷困之交情而一旦抛弃赵国，是恰当的。苏子反而称赞他为义侠，也各有其见解吧。
《鲁仲连传》古史《鲁仲连传袭用《史记》，偶尔删去其字罢了。太史公说鲁仲连的指意虽然不合大义，苏子说战国一人而已。我按：鲁仲连不肯尊秦为帝，最合大义。射聊城，则是聊城人实在因此而死。两部史书的赞语可以参看。如果因为他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利心，那么信乎战国之士无与并者。
《吕不韦传》吕不韦，是大商人。以君王的儿子为奇货而囤积居奇。窃取宠幸利禄，既多祸败乃是应当的。太史公认为，这是孔子所说的闻者误矣。苏子断定以嬴氏先亡，盖亦一说。而传记则全用《史记》。
《李斯传》《史记》指责李斯不能辅佐君主，否则且与周公、召公并列，几乎失言。古史说“国破家灭，非其不幸”，这比较接近事实。赵高虽是熏腐之余，实包藏逆谋。当他杀扶苏，立胡亥时，已为自己打算。直到殿欲坏者三，然后以归子婴罢了。李斯不知其心，而与他争，被杀不也应当吗？李斯教秦杀夺余二十年，以一天下。赵高杀李斯，又是司造者假手罢了，尚何足论云【传记依《史记》旧文】
《蒙恬传》蒙氏在秦世，以凶德参预诛杀，死得已晚矣。太史公以人臣的常理指责他，似乎不适宜施加，而古史也费辞。
《扁鹊传》古史说在《赵世家》删去所记简子妖梦而归之《扁鹊传。然而《史记》在《扁鹊传》固自兼载其事，古史特地去掉一个而保存一个罢了。
《刺客传》太史公传刺客五人，称他们立意较然，名垂后世。苏子非难他们，说考之《春秋》，无曹沫劫盟之事，而这四个人也都非贤于《春秋》法，都当书盗而不名。呜呼伟哉！可惜没有把这四个人也删去罢了。那些凶愚小人，狂惑轻生，何足垂世
为？虽曰豫让志在报君，然所事智伯者何人？其执迷至死。晏子有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
译为什么呢？虽然有人说豫让的志向在于报答君主，但他所侍奉的智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却执迷不悟直到死亡。晏子说过：“君主为了国家而死，那么臣子就为他去死。”
滑稽传》太史公传滑稽者三人，皆伎工优▯耳。西门豹，古之良吏；东方朔，亦汉之名臣。禇氏例取而附之优▯之列，何哉？禇氏不足责也。苏子明言：西门豹非滑稽，而不与分置列传。然则何以改作古史为？
附抄初县【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纳粟【秦始皇初立三年蝗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私学【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言私学相与非法杀人】追刺【卫武公作抑追刺厉王】焚尸【卫出公之乱掘禇师定子之墓而焚之】韈而登席【禇师比有足疾韈而登席公怒欲断其足】立子立弟【宋世家泾口谓殷人立弟周人立子立弟者太子死则立太子之弟立子者太子死则立太子之子近世误以为立时君之子弟】臧孙谓御説有恤民之心【御説者宋桓公也尝大水对鲁之吊故云及立未尝冇恤民之事】疾日【晋师旷云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撒宴】郑突与祖同名【索隐谓郑掘突厉公名突岂有与祖同名者愚恐二名不偏讳时质或然耳】中山【中山无世家散见史记者三处赵献侯十年云中山武公初立魏文侯十七年去伐中山使子击守之乐毅传云乐羊取中山其后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防中山魏恵王二十八年又云中山君相魏一战国防又云犀首立五王齐王羞与中山并王】秀才【赵公子成諌武灵王胡服书云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才也】陉【陉者山絶之名见赵世家徐广注】刑弃灰【李斯传】
尧舜三代之事，可为万世法者，孔子于定书备矣。东迁而后之事，可为万世戒者，乆约之而作《春秋》矣。太史公取孔子已弃而不载者，复为《史记》，殆不过博闻于义理，似无责然。太史公生长于黄老荒唐谩语中，乃能推尊孔子，黜黄帝乗龙上天之事不载，而极老庄流▯，使与申韩同传，可不谓豪杰之士哉！苏子悲其不得圣人之意，为改作《古史》，意其果有得于圣人者。及今参攷，乃不过于帝纪増入道家者説，谓黄帝以无为为宗，其书与老子书相出入耳。于老子传附以佛家者説，谓释氏视老子体道愈逺，而立于世之表耳。太史言申不害学本黄老，苏子则讳而改之曰縁饰以黄老。太史公言讳非其归本于黄老，苏子则讳而改之曰借老子为説。凡其论賛之间，又往往显斥孟子，而隂诋正学。呜呼！以是为得圣人之意，《古史》不若不作之愈也。此儒者之学，必先于致知欤？咸淳六年庚午八月二十二日，后学慈溪黄震敬书于绍兴府贡闱。
黄氏日抄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五十二宋黄震撰读杂史【二】
汲▯周书
汲▯《周书》七十篇，自《度训》至《小开觧》，凡二十三篇，皆载文王遇纣事，多类兵书，而文澁难晓。自《文儆》至《五权》，二十三篇，载文王薨，武王继之伐商事，其文问有明白者，或类周诰。自《成开觧》至《王防觧》，十三篇，载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问亦有明白者，多类周诰。自是有《祭公觧》《史记觧》《穆王警戒》之书也。职方氏继之，与今《周礼》之职方氏相类。芮良夫觧，训王暨政臣之书也。王佩觧，亦相类。自《周祝觧》至《铨法觧》，不知其所指，终之以《器服觧》，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
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君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无日矣。
诸横生尽以养从生，尽生尽以养一丈夫【横生，万物；从生，人也。一丈夫，天子。言非民所奉者，天子也。文传觧】
若农之服田，务耕而不耨；维草其宅之，既秋而不获；维禽其飨之人，而获饥。云谁哀之【大武解】
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吉礼左还，顺地以利本；武礼右还，顺天以利兵。将居中军，顺人以利阵【武顺解】
水泉深而鱼鳖归之，草木茂而禽兽归之，称贤使能，官有材而贤归之。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隂，不召而民自来，此谓归徳【大聚解】
周公正三统之义，作周月
译《滑稽传》：太史公在传记中记载了三位滑稽人物，都是技艺工匠和优伶罢了。西门豹是古代的好官吏；东方朔也是汉朝的名臣。褚先生（褚少孙）照例将他们附在优伶之列，为什么呢？褚先生不值得责备。苏子明（苏轼）说：西门豹不是滑稽人物，所以不与他分置列传。那么为什么要改作《古史》呢？
附抄初县：【秦武公十年讨伐邽、冀戎，开始设置县】
纳粟：【秦始皇刚即位第三年发生蝗灾，百姓缴纳粟米千石可拜爵一级】
私学：【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说私学互相非法杀人】
追刺：【卫武公作《抑》诗，追刺周厉王】
焚尸：【卫出公之乱，挖掘褚师定子的坟墓并焚烧尸体】
韈而登席：【褚师比有脚疾，穿着袜子登上席子，国君发怒想砍断他的脚】
立子立弟：【《宋世家》中泾口说殷人立弟弟，周人立儿子。立弟弟是指太子死后立太子的弟弟；立儿子是指太子死后立太子的儿子。近世误以为立当时国君的儿子或弟弟】
臧孙谓御説有恤民之心：【御説是宋桓公，曾经大水灾，回答鲁国的吊唁，所以说及即位以来未曾有体恤百姓的事】
疾日：【晋国师旷说辰在子卯叫做疾日，国君应撤去宴席】
郑突与祖同名：【索隐说郑掘突，厉公名叫突，哪有与祖父同名的人？我恐怕二名不偏讳，当时质朴或许如此】
中山：【中山没有世家，散见于《史记》的地方有三处。赵献侯十年说中山武公刚即位；魏文侯十七年说讨伐中山，派子击镇守；《乐毅传》说乐羊攻取中山，后来中山复国，到赵武灵王时又攻取中山；魏惠王二十八年又说中山君做魏国的相，一战国防；又说犀首立五王，齐王羞于与中山并王】
秀才：【赵公子成劝谏武灵王胡服，书中说习俗偏僻的民众容易引导，这是说吴越没有秀才】
陉：【陉是山断绝的名称，见《赵世家》徐广注】
刑弃灰：【见《李斯传》】
尧舜三代的事情，可以作为万世法则的，孔子在六经中已经完备了。东迁以后的事情，可以作为万世警戒的，孔子约简而作《春秋》了。太史公选取孔子已经舍弃而不记载的，又作《史记》，大概不过是在义理上博闻罢了，似乎没有可指责的。太史公生长在黄老荒唐漫语的环境中，却能推崇孔子，贬黜黄帝乘龙上天之事不记载，而极力贬低老庄流派，使他们与申不害、韩非同传，可不说是豪杰之士吗！苏子悲叹他不能得到圣人的意旨，于是改作《古史》，以为他果然在圣人那里有所得。等到现在参看考证，不过是于帝纪中增入道家的学说，说黄帝以无为为宗旨，他的书与老子的书相互出入罢了。在老子传中附以佛家的学说，说释氏看待老子体道更加遥远，而立于世俗之外罢了。太史公说申不害学问本于黄老，苏子则忌讳而改说为缘饰以黄老。太史公说忌讳不是其归本于黄老，苏子则忌讳而改说为依托老子为说。凡其论赞之间，又往往显斥孟子，而暗毁正学。唉！以这为得到圣人的意旨，《古史》不如不作更好。这是儒者的学问，必须先于致知吗？咸淳六年庚午八月二十二日，后学慈溪县黄震敬书于绍兴府贡闱。
黄氏日抄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五十二 宋黄震撰 读杂史【二】
汲冢周书：
汲冢《周书》七十篇，从《度训》到《小开解》，共二十三篇，都记载文王遭遇纣王的事，多类似兵书，而文辞涩滞难懂。从《文儆》到《五权》，二十三篇，记载文王去世，武王继位讨伐商纣的事，其中文辞有明白的，多类似周诰。从《成开解》到《王会解》，十三篇，记载武王去世，周公辅佐成王的事，其中也有明白的，多类似周诰。此后有《祭公解》《史记解》《穆王警戒》等书。职方氏紧随其后，与现在《周礼》中的职方氏相类似。芮良夫解，是训诫君王及政臣的书。王佩解，也相类似。从《周祝解》到《铨法解》，不知道其所指，最后以《器服解》结尾，而器服的名目大多不可句读。
水旱饥荒，其到来没有定时，不致力于积聚，怎么防备呢？夏箴说：“小人没有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饥荒，妻子儿女就不是他的了；大夫没有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饥荒，臣妾车马就不是他的了；国君没有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饥荒，百姓就不是他的了。”警戒啊！不思不行动，灾祸将至没有几天了。
所有横生的万物都用来养育从生的人，所有从生的人都用来供养一个丈夫【横生，指万物；从生，指人。一个丈夫，指天子。意思是说，不是百姓所奉养的，就是天子。见《文传解》】
如同农夫耕作田地，务求耕种而不除草；杂草占据了住宅，到了秋天却不收获；禽鸟享用人的食物，而人却遭受饥饿。谁会哀怜他呢【见《大武解》】
天道崇尚右，日月向西移动；地道崇尚左，水流向东流；人道崇尚中。耳目役使心，吉礼向左回旋，顺应地利以利于根本；武礼向右回旋，顺应天利以利于兵事。将领居中军，顺应人利以利于阵势【见《武顺解》】
水泉深而鱼鳖归附，草木茂盛而禽兽归附，称贤使能，官员有才能而贤人归附。如同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阴凉，不召唤而百姓自然前来，这叫做归德【见《大聚解》】
周公正三统之义，作《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