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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黄氏日抄九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黄氏日抄》卷八十二宋黄震撰讲义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1376–1379 段

贯,凡皆文公平日之所深戒学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无闗躬行。窃尝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为酌水计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义也?食实者必溉其根,溉其根为食实地也,反弃其实而不食,何见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为正躬行设也,反置躬行于不问,何为也?汉唐老师宿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袭绪余,皆能言义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汉唐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当何如也?窃意儒先讲贯已精之余,正学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发眀,以反求乎孔子之大防,知性命之从来,以归宿于孝弟之实行,守之以谨,行之以信,爱众以推广乎此,亲仁以増益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国家,特举而措之尔。故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恐必如此,斯为实学,又可更求多于言语间哉?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于躬行者如此。此晦庵先生所以终身常读《论语》。某尝窃谓: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长,逰戏徴逐,往往至于忘返,与父母渐疎,终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学,知有《论语》而已,及其既长,博习讨论,往往至于忘返,遂与《论语》日疎,终身读《论语》者,古今一晦庵而已。学者常能以孔子之教为主,以《论语》之説为正,庶防不为时尚所移。盖孔子之説,万世无▯,自孟子而下之説,皆随时救▯者也。吾徒尚当谨之哉!

译朱子所阐发贯通的道理,凡是都是文公平日里深切告诫学者的,然而(世人)却因偏私徇情而不知回头。知识从耳朵进、从嘴巴出,与亲身践行毫无关联。我私下曾打比方:取水的人必定要疏通水源,疏通水源是为了取水,反而舍弃水不取,这是什么道理?吃果实的人必定要灌溉树根,灌溉树根是为了吃果实,反而丢弃果实不吃,这是什么见识?端正自身行为的人必定要精研性理,精研性理是为了端正自身行为,反而对亲身践行置之不理,这是为什么呢?汉唐时期的老师宿儒,拘泥于文字训诂,大多不精研义理;近世那些刚懂点字的孩童,承袭前人的绪余,都能谈论义理,然而能说却不能做,反而落在汉唐诸儒之下,这是不痛切反省并迅速改正的流弊,应当怎么办呢?我私下认为,儒学先辈阐发贯通已经精微之后,正是学者恭敬信服并践行的时候,由儒学先辈的阐发,来反求孔子的大纲,知晓性命的本源,以归结于孝悌的实际践行,谨慎地坚守它,诚信地实行它,关爱众人以推广它,亲近仁德以增益它,根本既已确立,其作用自然广大。将来推行到天下国家,不过是举起来放置罢了。所以说: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敬重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恐怕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实学,又何必在言语间寻求更多呢?孔子说:“君子说话要谨慎迟钝,行动要敏捷。”又说:“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以自身做不到为耻。”孔子教导人,如此恳切地重视亲身践行。这就是晦庵先生(朱熹)终身常读《论语》的原因。我曾私下说:人刚出生时,只知道有父母罢了,等到稍大一些,嬉戏追逐,往往到了忘记返回的地步,与父母渐渐疏远,终身仰慕父母的,古今只有一个大舜而已。人刚开始学习时,只知道有《论语》罢了,等到长大以后,广泛学习讨论,往往到了忘记返回的地步,于是与《论语》日渐疏远,终身读《论语》的,古今只有一个晦庵而已。学者常能以孔子的教导为主,以《论语》的学说为正,大概就不会被时尚所动摇。因为孔子的学说,万世不变,自孟子以下的学说,都是随时救弊的。我们这些人尚且应当谨慎对待啊!

临汝书堂癸酉歳旦讲义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谨按:圣门之指示,要领在此一章;异端之窃证空谈,亦在此一章。故学者读此章,最不可不审。夫万事莫不有理,学者当贯通之以理。故夫子谓之一以贯然必先以学问之功,而后能至于贯通之地。故曾子释之以忠与恕。盖理固无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贯通者,己私间之也。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忠恕既尽,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贯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贯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尝以告子贡曰:「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此谓多学,正所以求为贯通,不可止于务多而已也。顔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约以礼,则一以贯矣。然非出于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学而详説之,将以反説约也。」反説约,则一以贯矣。然皆自博学详説中来也。圣贤之学,首尾该贯,昭然甚眀,初未尝单出而为一贯之説。奈何异端之学既兴,荡空之説肆行。尽《论语》二十篇,无一可借为荡空之证者。始节畧忠恕之説,单摘一贯之语,矫诬圣言,自证已説,以为天下之理自成一贯,初无事于他求。是不从事于博文,而径欲约礼;也不从事于博学详説,而径欲反説约也。已非圣贤教人本防矣。甚至挑剔新説,谓不必言贯,此道不必贯而本一。呜呼!此有物混成之説也,而可以乱圣言哉!愚尝攷其故,其端盖自春秋战国来矣。夫道即理也,粲然于天地间者皆理也。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无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无有不由于路。谓理为道者,正以人所常行,欲人之晓然易见,而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髙深之道也。唐虞三代之隆,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见者亦皆此道。士之已达者,以此道见之设施;士之未达者,以此道见之讲眀。大之为三纲五常,细之为万事万物,无非此道,而何有异説?周室既衰,学校既废,上无与主张,下无与讲习,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于当世者,外此道而为功名,则为管晏之功利;则为苏张之从衡;则为申韩之法术。不得志于当世者,外此道而为横议,则为老聃之清虚;则为庄列之寓言;则为驺衍之诬诞。凡皆道之不眀故也。然得志于当世者,其祸虽烈,而祸犹止于一时;不得志于当世者,其説虽髙,而祸乃及于万世。凡今之削髪缁衣,喝佛骂祖者,自以为深于禅学,而不知皆战国之士不得志于当世者,戏剧之余谈也。凡今之流于髙虚,求异一世者,自以为善谈圣经,而不知此即禅学,亦战国之士不得志于当世者,展转之流毒也。天生夫子,不于他时,而独于春秋之世,正使于众説淆乱之际,立大中至正之极,眀日用常行之道,为天下万世之师。《论语》二十篇,拳拳训告,惟以学问躬行,惟以孝弟忠信。独于曾子之▯毅,而告以一以贯之之説;又独于子贡之敏悟,而启以一以贯之之机。以一而贯之,是于功深力到之余,更求提纲挈领之要。夫子教人意,盖出此后。世学者于曾子、子贡平日之功,尚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尽畧《论语》二十篇,而独取一以贯之之章,又于此章节畧忠恕之语,而径为一贯之説。且贯者,串物之名也;而绳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贯也,然后得以绳而贯之;必有积学之功,讲眀之素也,然后得以理而贯之。故曰「一以贯之」,以云者,用此以贯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贯」,并与以之一辞而去之,是自成一贯,他无讲求,已大不可,况可并去「贯」字,单出言「一」?《论语》本文何尝如此,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愚所谓读《论语》此章,最不可不审者,以此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懋眀之。

余姚县学讲义【徳祐元年乙亥囘司绍兴】

余姚县学震之所旧逰学舍,诸长上皆震之所尝承教。今兹承乏乡部,误蒙诸长上聮璧之翰。谓文公朱先生亦尝持此常平之节,此邑

译临汝书堂癸酉年元旦讲义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道有一个根本原则贯穿其中。”曾子说:“是的。”孔子出去后,其他学生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道,不过是忠和恕罢了。”

恭敬地考察:圣门指示的要领,全在这一章;异端窃取证据进行空谈,也全在这一章。所以学者读这一章,最不可不审慎。万事没有不蕴含道理的,学者应当用道理去贯通它们。所以孔子说用一个根本原则去贯通,但必须先通过做学问的功夫,然后才能到达贯通的境界。所以曾子用忠和恕来解释。因为道理固然无处不在,而人之所以不能贯通,是被私欲阻隔了。竭尽自己的心力叫做忠,推己及人叫做恕。忠恕都做到了,私欲就被克制了,道理所在之处,就能贯通。所以忠恕,是能够用一个根本原则去贯通的东西。孔子有一天又曾告诉子贡说:“你以为我是因为多学而记住的吗?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原则去贯通的。”这里说多学,正是为了追求贯通,不可以仅仅停留在追求广博上。颜回领悟了这个意思,所以说:“用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来约束我的行为。”用礼来约束,就能用一个根本原则去贯通了。但这并非出于广博学问之外。孟子领悟了这个意思,所以说:“广泛地学习并详细地解说,是为了最终回归到简约的道理上。”回归到简约,就能用一个根本原则去贯通了。但这些都是从广泛学习和详细解说中来的。圣贤的学问,从头到尾贯通一致,非常明显,起初并没有单独提出一个“一贯”的说法。奈何异端的学问兴起,空泛的说法肆意流行。整部《论语》二十篇,没有一处可以借用来作为空泛之说的证据。他们开始删减忠恕的说法,单独摘取“一贯”的话,歪曲诬蔑圣人的言语,用来证明自己的学说,认为天下的道理自然形成一个整体,起初不需要在其他地方寻求。这是不从事于广博学问,却直接想要约束于礼;也不从事于广泛学习和详细解说,却直接想要回归简约。这已经不是圣人教人的本意了。甚至挑剔出新说法,说不必说“贯”,这个道不必贯通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唉!这是“有物混成”的说法,却可以用来扰乱圣人的言语吗!我曾经考察其原因,其源头大概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道就是理,在天地间清晰显现的都是理。不把它叫做理,而把它叫做道,道是大路的名称。人没有不遵循道理的,也就像人没有不遵循道路一样。把理称为道,正是因为它是人常行的,希望人们清楚明白容易看见,而不是超出于人事之外,另有某种高深的道。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上面所实行的都是这个道,下面所看见的也都是这个道。士人中已经显达的,用这个道体现在施政上;士人中尚未显达的,用这个道体现在讲习阐明上。大的方面是三纲五常,小的方面是万事万物,无非是这个道,哪里会有不同的说法?周王室衰微后,学校废除,上面没有人主张,下面没有人讲习,士人开始分裂而四处流散。在当世得志的人,背离这个道去追求功名,就成了管仲、晏婴那样的功利主义;就成了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就成了申不害、韩非那样的法术家。在当世不得志的人,背离这个道去发表偏激的议论,就成了老子那样的清虚无为;就成了庄子、列子那样的寓言;就成了邹衍那样的荒诞不经。这都是因为道不明朗的缘故。然而,在当世得志的人,他们的祸害虽然猛烈,但祸害还只限于一时;在当世不得志的人,他们的学说虽然高深,但祸害却波及万世。凡是现在那些剃发穿黑衣、喝佛骂祖的人,自以为深通禅学,却不知道这都是战国时期不得志的士人戏谑之余的谈资。凡是现在那些流于高深虚浮、追求与众不同的人,自以为善于谈论圣经,却不知道这就是禅学,也是战国时期不得志的士人辗转相传的流毒。上天降生孔子,不在其他时候,偏偏在春秋时代,正是为了让在众说纷纭混乱之际,树立中正至极的标准,阐明日常实用的道理,成为天下万世的老师。《论语》二十篇,恳切地训诫告诫,只强调做学问和亲身实践,只强调孝悌忠信。唯独对曾子的刚毅,告诉他用一个根本原则去贯通的说法;又唯独对子贡的聪敏领悟,启发他用一个根本原则去贯通的契机。用一个根本原则去贯通,是在功夫深厚、力量到达之余,再寻求提纲挈领的要领。孔子教人的意图,大概就出于此。世间的学者对于曾子、子贡平日的功夫,尚且未必每天用力,反而想要完全忽略《论语》二十篇,而只取用一个根本原则去贯通的章节,又在这一章中删减忠恕的话,而直接谈论一贯的说法。况且“贯”是串连物品的名称;而绳子,是用来串连物品的。必须有可以串连的物品,然后才能用绳子去串连;必须有积累学问的功夫,讲习阐明的基础,然后才能用道理去贯通。所以说“用一个根本原则去贯通”,“以”字,是用此去贯通的意思。现在直接说“一贯”,连“以”这个词都去掉了,是自成一个整体,其他无需讲求,已经大大不可,何况可以连“贯”字都去掉,单独说“一”?《论语》原文何曾这样说过,而天下又哪有这种道理呢!我所谓读《论语》这一章,最不可不审慎,就是这个缘故。希望我的学生深深反省并努力阐明它。

余姚县学讲义【德祐元年乙亥回司绍兴】

余姚县学是朱震曾经游学的地方,各位长辈都是朱震曾经接受教诲的人。如今我承蒙担任乡部职务,误蒙各位长辈联袂赐翰。说文公朱先生也曾持守此常平之节,这个县邑

又其所尝经从之地。以震曾读文公之书,俾诵所学,其为谦徳甚至,而其为説亦切矣。然震窃谓讲书,正非文公之所以教也。文公讲学五十年,未尝为讲义,惟过玉山尝有讲义,亦不过录问答数语。虽过余姚之学,而无余姚县学讲书之事。震何人而敢僣越?况近世讲书,讲者非所问,听者非所疑,正文公畴昔之所戒耶?辞至再三,不获已,姑道区区鄙见,以谓言之不若行之耳。未知诸长上以为如何?更乞赐教为幸。

译况且那些我曾经经过的地方。因为张震曾经研读朱文公的著作,便让他诵读所学,这其中的谦德甚至到了极点,而他的说法也非常恳切。然而张震私下认为,讲解书本,正不是朱文公用来教育人的方式。朱文公讲学五十年,不曾撰写讲义,只有路过玉山时曾有过讲义,也不过是记录了几句问答。虽然路过余姚的学宫,却没有在余姚县学讲解书本的事情。张震是什么人,敢如此僭越?况且近世讲解书本,讲解的人不是听众所问的,听众也不是讲解人所疑惑的,这正是朱文公过去所告诫的呀?推辞再三,不得已,姑且陈述我浅陋的见解,认为与其说教不如实行。不知道各位长辈以为如何?再乞赐教为幸。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古者举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耻者,谓言或过其行,则古之人以为深耻也。夫子此意,正欲学者讷于言而敏于行耳。盖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时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运化。大之为三纲五常,微之为薄物细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凖则。此夫子所以叹“天何言哉”,而谓“予欲无言”,其有不得已而见于问答者,亦皆正为学者躬行而发。凡今见于《论语》二十篇者,往往不过片言而止。言之非艰,行之惟艰。圣门何尝以能言为事?自杨氏“为我”,墨氏“兼爱”,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孟子始不得已而详于言。老氏“清浄佛氏“寂灭”,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韩子始不得已而详于言。髙者论空虚,卑者溺功利,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详于言。周、程既没,学者谈虚,借周、程之説,售佛老之私。向也以异端而谈禅,世犹知禅学自为禅学;及其以儒者而谈禅,世因误认儒学自为禅学,以伪易真,是非贸乱。此而不辟,其误天下后世之躬行,将又有大于杨、墨以来之患者。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説,必使先眀义理,别白是非,然后见之躬行,可免陷入异端之▯。此其捄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説甚精。学者因其言之已眀,正其身之所行为圣为贤,何所不可?顾乃掇拾绪余,増衍浮説,徒有终身之议论,竟无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转以欺世,风俗大壊,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讲眀之初意,夫岂若是?然则今日其将何以捄此?亦在眀吾夫子之训,而深以言之轻出为耻。其形于言也,常恐行有不类,惕然愧耻,而不敢轻于言;其见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耻,而不敢不勉于行。则言日以精,行日以脩,庶防君子之归,而不至骎骎陷入虚诞欺罔之域,则可无负于文公知行并进之训矣。君子小人之分,决于言行之相顾与否?言行之相顾不相顾,又决于此心之知耻与否。吾徒其可不日加警省,而徒以多言为能哉?

  黄氏日抄卷八十二

<子部,儒家类,黄氏日抄》>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八十三宋黄震撰防问

吴县拟试防问三道【辛酉科】

问诸君子:以七尺男子躯,禀天地纯刚至正之气,崭然露头角,出应圣天子眀诏,将眀目张胆进天子殿阶间,奋笔直言天下事。邑大夫举彜典,先朞月觇虹霓,欲吐之万分一,而顾使尘埃底吏立帘烛焉。虽诸君子屑就之,试贱有司,如愧何?虽然,蛙饵足以得大鱼,砥石足以发硎刄。云色映日之祥,雷声绕殿之欢,吾知断断为诸君子出,敢以天下事与诸君子言之?方今天下事可喜可贺者,最为不一,姑举其大者:防年奸赃之禁未严,而申儆自今;防年鬻举之风莫戢,而训饬自今;防年边尘之惊未定,而肃清自今;防年御庄之谤未解,而拨▯自今;防年造楮之多无以处,而住造之令昉于今;防年和籴之扰无以革,而敷籴之令创于今。此休运之一开,而元气之胥防也;此天地之交泰,而千一之遭逢也。囊封露剡,无非保泰之辞;投匦献书,莫匪中兴之颂。宜无复以议为可也。抑虞廷赓歌,不以眀良之庆而忘隳惰之忧;成周儆戒,不以无疆之休而废无疆之恤。后世以来,见一事之可忧,则哗然以为忧;见一时之可喜,则泰然以为喜。朝廷之局面一转,则人心之议论一移。见寒曰寒,见热曰热,面□之安危莫察焉。有天下者,将何頼?诸君子方欲以天下事言,岂肯令倚柱漆室者反笑人耶?知其必有成吐,不能自遏者,古有时狩以簿诸侯,今之监司即天子寄之耳目,以代亲行者也。簿书狱讼云乎哉?乃歳之初,奎书昭垂,以按劾之多寡为监司之殿最,自是诸路之刺交上矣。然虮虱之小吏虽诛,豺狼之当道曾问否也?不知遴选监司之奏,由严按劾之奏,严州县三等攷劾之奏,孰为可禆圣政?一汛天下之浊而清之耶?古有畴咨以熙帝载,今之荐举即天子托之腹心,以代亲择者也。资格文具云乎哉?乃歳之初,

译孔子说:“古代人不轻易把话说出口,是因为以自己做不到为耻。”

所谓“古代人”,是举出古人来警示今人。所谓“耻”,是说如果言语超过了行动,古人就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孔子这番话的本意,正是希望求学的人说话谨慎迟钝,而行动敏捷勤勉。因为道理有其自然的规律,本来就不需要言语。四季运行,万物生长,上天不需要言语而有自然的运化。大到三纲五常,小到细微琐事,人也不需要言语而各有自然的准则。这就是孔子感叹“天说了什么呢”,并说“我想不说话”的原因。那些不得已而在问答中显现出来的,也都是为了启发求学的人亲身实践。凡是如今在《论语》二十篇中看到的,往往不过是一两句简短的话。说话并不难,实行才难。圣人的门徒何曾以能言善辩为事?自从杨朱主张“为我”,墨子主张“兼爱”,如果不极力辩驳,那么实行的人就会偏离正道了。孟子才开始不得已而详细地论述。老子主张“清静”,佛家主张“寂灭”,如果不极力辩驳,那么实行的人就会偏离正道了韩愈才开始不得已而详细地论述。高尚的人谈论空虚,卑下的人沉溺于功利,如果不极力辩驳,那么实行的人就会偏离正道了周敦颐、程颢、程颐才开始又不得已而详细地论述。周敦颐、二程去世后,学者谈论空虚,借周、程的学说,来兜售佛、老的私意。以前用异端来谈论禅学,世人还知道禅学就是禅学;等到用儒者的身份来谈论禅学,世人就误认儒学就是禅学,以伪乱真,是非颠倒。这种错误如果不加以驳斥,那对天下后世亲身实践的误导,将比杨朱、墨子以来的祸患更大。朱文公于是极力主张知行的学说,一定要先明辨义理,分清是非,然后付诸亲身实践,才能避免陷入异端的泥潭。他挽救世道的心思非常急切,分析事理的说法非常精辟。学者因为他的话已经明白,端正自己的行为成为圣人贤人,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然而却只是拾取残余的言论,增添虚浮的说法,空有一生的议论,竟然没有一天的亲身实践,甚至借此掩饰奸邪,反而欺骗世人,风俗大大败坏,实在不忍心说。朱文公当初阐明这些的初衷,难道是这样的吗?那么今天将如何挽救这种局面呢?也在于明白我们孔子的训诫,而深深地以轻易说话为耻。那表现在言语上,常常担心行动与言语不符,警惕而惭愧羞耻,不敢轻易说话;那表现在行动上,常常担心不能符合所说的话,警惕而惭愧羞耻,不敢不勉力实行。那么言语日益精当,行为日益修养,或许能归于君子,而不致渐渐陷入虚妄欺骗的境地,这样就可以不辜负朱文公知行并进的训诫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取决于言行是否一致?言行是否一致,又取决于这颗心是否知道羞耻。我们这些人难道可以不每天加强警戒反省,而只是以多说话为能事吗?

黄氏日抄卷八十二

<子部,儒家类,黄氏日抄>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八十三 宋 黄震 撰 防问

吴县拟试防问三道【辛酉科】

问各位君子:凭借七尺男儿的身躯,禀受天地纯刚至正之气,崭露头角,出来响应圣明的天子诏书,将要明目张胆地进入天子的殿阶之间,奋笔直言天下大事。地方长官举荐常典,提前一个月观察虹霓,想要吐露万分之一的意见,却反而让处于尘埃底下的官吏站在帘烛之下。虽然各位君子不屑于去做,尝试担任卑贱的官吏,但感到羞愧吗?虽然如此,蛙饵足以钓到大鱼,磨刀石足以磨利刀刃。云色映日的祥瑞,雷声绕殿的欢腾,我知道这断然是为了各位君子而出现的,敢把天下大事与各位君子谈谈吗?当今天下可喜可贺的事情,非常多,姑且举出大的方面:多年奸赃的禁令不严格,而申诫从今天开始;多年卖官鬻爵的风气不能制止,而训诫从今天开始;多年边境战尘的惊扰未定,而肃清从今天开始;多年皇家田庄的诽谤未解,而拨乱从今天开始;多年制造纸币过多无法处理,而停止制造的命令从今天开始;多年和籴的骚扰无法革除,而敷籴的命令从今天开始创立。这是休运的一次开启,而元气的共同恢复;这是天地交泰,而千载难逢的遭遇。密封的奏章,无非是保持安泰的言辞;投匦献书,没有不是中兴的颂歌。适宜不再以议论为可取了。然而虞廷赓歌,不因明君良臣的庆幸而忘记懈怠的忧患;成周儆戒,不因无疆的休美而废除无疆的忧虑。后世以来,见到一件事可忧,就哗然以为忧;见到一时可喜,就泰然以为喜。朝廷的局面一转,人心议论就一移。见寒说寒,见热说热,表面的安危不能察觉。拥有天下的人,将依靠什么?各位君子正想要谈论天下大事,难道肯让倚柱漆室的人反而嘲笑人吗?知道一定有成熟的吐露,不能自我遏制。古代有时狩来统计诸侯,现在的监司就是天子寄托的耳目,代替亲自出行的人。只是簿书狱讼吗?于是岁初,奎书昭示,以按劾的多寡作为监司的考核标准,从此各路刺史的奏章都上交了。然而虮虱般的小吏虽然诛杀,豺狼般的当道者曾过问吗?不知道遴选监司的奏章,由严按劾的奏章,严州县三等考核的奏章,哪个可以辅助圣政?一洗天下的浊气而使之清澈吗?古代有畴咨来兴盛帝业,现在的荐举就是天子托付的腹心,代替亲自选择的人。只是资格文具吗?于是岁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