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日抄卷八十七　　　宋　黄震　撰

译自有无穷的清雅。然而如果一旦有了玩赏事物的念头，那么清香翠绿的树荫，风雪霜月的景色，恰好足以成为留恋光景、使人懈怠幼稚的玩物。像这样所谓的清雅，百姓能依靠什么呢？如今防臯父恰好借他的职责来谈论，因此请允许我阐明职责中所谓“清”的含义。唐尧虞舜任命官员，正直罢了，只有清雅是根本。这难道是萧条孤寂地保持自身洁净，如同寄托外物抒发情怀的意思吗？修养自身、治理百姓，一定有应当知晓其源头所在的地方。伯夷的清高风范，汉人的清廉节操，这都是因为遭遇不同，他们的进用或退隐，完全为了保全个人的清雅，未能与当世共同崇尚，所以自然有所不同。然而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世道变迁日益衰落，这种心意竟然没有人能继承。到了东晋南朝崇尚清谈成为风气，恰好意外地借助外物，放纵旷达而不检点，超出了礼法的范围。士人错误地互相标榜，以此作为清雅。古人治理自身的道理则不同，得到了应有的涵养，所以常说神气如风雷，风雷显现形态，这是上天以一理来使清雅长久。清明存于自身，志气如同神明，这是古人能够恒常保持清雅的原因。士人从最低级官员以上，都分担着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责任，一定要真正获得上天清雅的本源，以不辜负上天之所以赋予职责的原因。我期望我的做法，也只是遵循天命所应当做的，推广并应用于世间。拥有纯粹的一种德行而不停止，使自身的志气不澄澈而能清雅地施于人，也只是举起这个原则并加以施行。善恶自然分明，没有什么能扰乱，清雅就可以实现了。人们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说政治清雅在于此，辩驳大概无法探究其源头的所在。只有人的心不被人的欲望所牵累沉溺，从而可以保存天理的正道，那么我的作用虽然向上辅佐天子，使世间清静安宁，可与太古相比美。关键在于在上位者要广施德意，在下位者要传达疾苦。凡是能够辅佐治理教化的，必定没有一丝一毫的堵塞滞碍之虑。否则，我方正整头巾长啸吟咏的时候，未必不是百姓愁苦无处申诉的日子。郡守又怎么能辅佐治理呢？景臯认为我的话正确并感到高兴。我又劝勉他说：“是的，希望你更加自我勉励。”幸好把它写在厅堂上，用来警示通守。史君景臯，是鄞县人。咸淳四年戊辰十月十五日，黄震记。

译广德军沧河浮桥记

天地定位，水确实是它的脉络；河流沼泽阻隔，人们又为之贯通。五湖的出口，襟带长江的万安渡口，支流入海的宜都渡口，原本都望着汪洋而不敢前往的地方，也都无不心向往之，砍伐木材，凌空架桥以便通行，这已经很奇特了。至于山川回环郁结，波涛汹涌澎湃，令人敬畏！不能徒步涉过深渊，也不能凭借竹筏渡河。必须谋求长久之计，然后才能实施，于是船只鳞次栉比，木板栏杆钩连相接，东西两岸用铁索贯穿，用铁牛牵引，横跨水面连接陆地，任凭人们往来，如同走在平坦的大路上，这种制度难道不更加奇特吗？然而石桥建成后，一次劳苦可以长久依赖，但年代久了难免轻微损坏，不能不修缮。这是什么原因呢？船虽然完备，但雨水时常汇集，狂风从两面吹来；竹子虽然坚韧，铁器虽然坚固，但鱼龙百怪厌恶它们阻碍自己，常伺机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有杜武库那样的智慧，也不能使桥梁长久；即使有张燕公那样的大手笔，也无法让蒲津桥的传说长存。那么浮桥难道可以一天忘记修缮吗？桐川郡向北越过十里有个渡口叫沧河，南面接纳天目山、宣州、歙州等处的水流，冲溃奔涌，然后蜿蜒流入大海，风浪常常猛烈，连猿猴都受惊，所以这个渡口最为险要。郡中有祠山，每年十二月，江浙、荆淮一带的百姓奔走祈求福佑的，数千里间跋涉不辞辛劳，与其他渡口的行人相比，这里最为众多。因此沧河是这个郡的要津，苦于舟船阻隔。往年郡里因此商议建造石桥以通便利，计算始终的费用为钱二万缗。再次建造时水势争流，又没有成功，最终没有定议。如今陈令君应元当时还是进士，拿出全部家产将浮桥修缮一新，命名为登津，费用以缗计算共十六万，建造大船十艘，铁索四百尺，两岸石堤的弯曲处，以及余波泥泞的地方，又各接续松堤三百尺。这样之后，樵夫贩妇，童稚老叟，过去冒着灵鳌巨鲸的危险行走，现在如同走在席子上，前歌后和，无不欣喜地说：“这是陈君的恩赐啊！”从今以后，在洪涛巨浪中倾覆叫号的，安然不再听闻；在溪山间因高险深广而惆怅含悲的，坦然释怀了。江浙、荆淮数十万民众都获得恩惠，当时有怀有远虑的人带着忧虑的神色说：“谁来维持这个并继承其后呢？”陈君又打开府库，获得天荒田一百六十四亩有余，由山天寺僧人管理此事，每年收取收益以备营修，又建屋给佛教徒，叫思济院，仍然安置那些曾经做船工的人，说：“水手每天查看船只，如果栈桥应当修缮，就委托他们。”陈君正高兴，忽然有持节而来的人，忍心夺取他的利益，离去后又干扰他的布置规划。过去的浮桥，于是日渐损坏。到了这一年，郡中父老拦住陈公诉说情况，深切叹息不止。我说：“这必定还有说法。”躲避寇贼的人，必定在元戎的车驾前，排除祸患后才前进。广德是文学之郡，唯独没有我们孔夫子的学宫。陈公慷慨答应，没有难色，于是又向郡太守请求。陈公的志向，在于崇尚教化救济大众，又告知郡博士谢君梦祥。谢君也赞美他的美德，于是选择吉日，聚集材料命令役夫，斧声丁丁，损坏的又焕然一新，比旧时更好。靠近桥南堤岸有个土山高耸，正好作为学宫。谢君又作颂刻在其中，以便检视。陈君于是大喜，嘱托我详细记录。我说：“记载是用来告诫后来的，如今我们孔夫子的教化与天无极，浮桥依附它而修缮，也将与孔夫子的教化无极，何必用记载呢？”虽然如此，天下事创立固然难，守住更难，必定没有一天不修缮，然后守住的不废弛，必定以今天的政令为基础，然后每天可以修缮。难道只是浮桥这一件事如此吗？大概不能视为泛泛之谈。将来正当一起献出我所蕴藏的并扩充它，难道对世道没有补益吗？于是拜手书写，凡是可以在这里垂范的，敢谓后来的记载者不再书写。咸淳五年己巳冬十一月至日，宣教郎添差通判广德军兼管内勸农诸军事慈溪黄震记。

广德军重建藏书阁记

书究竟从哪里开始的呢？那大概是造化自然的文采，有不能不成为文采的吗？自从两仪既分，一气交错，在天形成形象，那么日月星辰就在天上显现文采；在地形成形体，那么山川草木就在地面显现文采。这还只是文采彰著于人的部分，凡是有血气的，都能飞扬晶粲于拱手揖让之间，不能全部叙述。所以林林总总，充塞于天地之间，哪一样不是造化自然的文采呢？百姓的生息，只有圣人独自得其全，谁能够参与这个呢？所以他日常必定以文采为言，行动而言之，独自创造其妙，用来教化世人，这就是文采的文采。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远，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所以昭布森列，而人居于其中，以明理，以修身，以能成全君臣父子的天性，以能成为夷狄禽兽的主宰，使天地因此定位，万物因此养育，日月星辰因此没有变蚀，山川草木因此没有灾害毁坏，而造化因此运行于无穷，无一不会萃昭著于圣人的经典，以开示天下后世的人。都是我们孔夫子的《易》《春秋》《诗》《书》以及礼、雅、素之言，

译这确实是能够长久推行的道理。圣人的德行真是伟大啊！他们的行为可以作为天下的法则，他们的言论可以作为天下的正道，这难道又是造化所寄托用来启迪后世蒙昧民众的吗？上天借他们来谆谆教诲、当面训导的吗？然而造化自然的文采，赋予万物，却又杂乱混杂。上天不只有日月星辰的文采，有日食月食和星陨，就是文采的变异；大地不只有山川草木的文采，有荒芜杂乱，就是文采的反面；人不只有六经的文采，有异端邪说、稗官野史、淫靡之声和柔媚之曲，就是文采的祸害，正好用来迷惑扰乱百姓，使他们不能知道我的本性原本与天地没有不同。唉！如果没有圣人再次降生，谁能唤醒这些人呢？上天开启我宋朝，五星汇聚奎宿，历代圣君相继继承，推崇这种文化，多年征召儒生，校勘秘阁藏书，而朝廷藏书也已经很勤谨了。又下令白鹿洞等四所书院藏书，天圣元年，皇宫和国都无不设有学校，又聚集国子监的书籍以及绍兴二十一年设置官员分管六经和子史，命令全面疏通义理，于是天下郡县学校无不竭尽全力通晓其义理。圣人的教化广泛普及，书籍固然家家收藏人人诵读，却仍然急切地随之在官府藏书，这是为什么呢？藏在官府的，是圣人以外的书，而私人收藏的是非圣人的书。出自圣人的书，是造化的极致文采，是天地用来确立人的准则，用来建立圣朝，用来向天下颁布教化的。非圣人的言论，书籍是纷乱邪恶的气息，是天地因此不得安宁，三纲五常因此败坏，圣朝向天下昭示不要学习这些。那么藏书的关系究竟如何，而负责教育州县官员应当怎样向人展示呢？广德军旧有藏书阁，在庆元戊午年重建。陈公〇初到任修理政事时，曾谋划准备材料，命令工匠整治。只是考虑到书籍也散失了，天台谢君夷甫与陈公志同道合，在庆元己未年秋季来担任郡博士【缺】

译全部撤去书阁中的旧书并加以更新，始于次年正月癸夘日，完成于当年三月癸巳日。屋梁比旧时高出五尺，屋檐比旧时宽出四寻【缺字】。

高耸如同天然形成，光辉灿烂如同日月星辰。上层供奉儒家经典，下层排列诸子百家与史书，旁边放置朱文公及古今著名儒者的注解著述，那些能够践行儒家经典的人，通过类比和补充来增益内容，道德性命之学无所遗漏，可以说是盛大啊！您的举措，都不是平庸寻常可以比拟的，又岂止是在阁中藏书而已呢？口中诵读心中思考，深耕细作于经书训诫，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心意，亲身实践履行，毫发不违背，那么这些书应当藏之于身，等待时机推行道义，使社会达到太平，那么这些书应当散开并藏于天下，实现文明之治，然后才无愧于藏书的宗旨。否则藏书而不知道阅读，是愚昧；阅读而不知道运用，是癖好；官府不收藏而私下阅读，是邪僻。造化自然的文采，蕴含圣人造化的道理，违背了这些，圣朝命令藏书的意义就孤立了，能不畏惧吗？能不勉励吗？况且这种志向不能强行拔苗助长，而您对士人的勤勉，也不仅仅在书阁这件事上如此。纵观那些修缮一新的建筑，有讲堂，有沂水咏唱的亭子，有浩观阁，以及门廊、厢房、斋室、学序、围墙，都修缮一新。厨房宿舍则扩大并更新，引来南山的水并设置三道门，加高水中的堤坝并种植柳树，向东引水并架设几十尺的桥以通往梯云门，向西引路并开辟一千五百尺的大路以通向明伦坊。凡是作为游览藏书场所的设施，都完备了。天光与人境，相互映照，耳濡目染，洒脱脱俗，士人在这里观看藏书，以舒缓正大之心，体悟历代圣王崇尚文教颁布教化之心。圣人虽然遥远，天地虽然广大，造化虽然不可测度，文化不就在这里吗？咸淳五年三月丙午初一，详细记载。

广德军重建录事参军官署记

政事可以通过迹象来推断，不就是官舍吗？官舍修缮，政事的修明就可以知道了。广德军的政务繁杂，起初我来桐川担任副职，首先接到公文询问军院狱事，看到狱中的刑具，凡是清扫洗涤的工具，都洁净。退下来回头看他的听事厅，也更新了。我心里觉得奇怪，慢慢考察他的政事：有关职务的人没有牵连，牵连的人一定是不得已，而且都自称没有冤屈。唉！这就是他能够更新的原因。世上哪有政事张扬而房屋压抑的情况呢？过了明年，录事参军李君世弼，不久嘱托我记录年月，我说：“岂止是年月？您的政事正直本身就足以记录。况且您的职责还不止于此。”郡中设有录事参军，用来纲纪一郡，事情无论巨细，都能参与；事情有是非，都能争辩。好比天朝，大概是御史执法的类比。先前三十年，已故大丞相董公槐曾经担任您的官职，厘清一郡的经界，使豪民缩颈，所怨恨的内逆有证据确凿的众多，公独自向朝廷辩白，正直的名声一旦传遍天下。录事参军果真应当如此吗？如果一定要械系在我面前的人，这就为他们寻求正直，那么从我这里得到正直的人也少了。职掌如旧，芳踪尚新，兴起并实行它，特别在于人，敢为您勉励，也为后来者勉励。至于在咸淳四年八月建鼓，落成于当年九月，增高加宽比旧时都三尺，费用都已支出。只有太守吴公洸，通守史君舜卿曾经有帮助，并更换东边宏毅的匾额叫平轩。大概自淳祐初年，楮君坦之曾经修缮，以至于今天，这些都是细节。咸淳五年三月，详细记载。

先贤祠记

大禹没有祠堂，洛水成为祠堂；召伯没有祠堂，甘棠成为祠堂；叔子没有祠堂，岘山成为祠堂。祠堂果真是庙宇形象吗？人心感慕所在的地方，就是祠堂所在的地方。然而好恶必须符合天下的公论，而议论应当确定于百年之久。吴人怜悯他的忠诚而为他建祠，君子认为在建不当施而施恩市恩；绘制画像列祠的，先儒也曾檄文去除。虽然有祠堂，只是他的祠堂吗？广德作为郡，将近三百年，名宦流芳的人接踵而至，而市巷僧庐中所祭祀的，反而不是四方士大夫所认识的。咸淳三年，现任户部侍郎检正常公懋担任太守，开始选择那些功德显赫在民心，名节辉煌在史册，参照天下而符合要旨确定于百年的人，自范文正公以下得到十人：如龙图孙公觉，崇禧朱公寿昌，谏院钱公公辅，司谏孙公谔，侍制陈公次升，敏节常公安民，架部洪公兴祖，丞相董公槐，兵部公植，各自以其治行刻在后面，并系以赞语，用来代替肖像，合而祭祀。郡西横山的东山，真公德秀曾经以部使者身份驻扎在此地，赈济体恤恳切，百姓到现在还思念他，也引入十人之列祭祀。堂宇深沉，门庑整齐，山明水冽，松竹如云。先贤的清风遗韵，仿佛将要汲取而见到。岂止是揭榜妥灵，永远慰藉邦人的思念？崇尚德行尊重贤人，足以显示对后来者的劝勉。庭院的阴影也知道日月的运行，岩石的花朵也占据天地的春天。一斗大的地方得到贤人这么多，尚且如此。我们国家所以涵养成就，用来敷布四方休戚的，又怎么样呢？常公嘱托我写记，我不敢最终推辞，而私下附上欣喜庆幸之意如此。公节敏曾孙遗爱方新功名鼎盛，

译因此，为前代文人增添光彩的事业尚未完成。还期待后来的人继续书写。咸淳五年六月五日记录。

译万山楼记

喜爱山水就一定要住在山里吗？晴日里的山岚和温暖的翠绿，坐卧之间常常相对。然而层层叠叠的山峦，与天相接没有边际的，有时因为被近处的景物遮挡反而看不见。喜爱山水就不住在山里吗？远处的山峰像一寸碧玉，极目远眺如画一般。然而岩石上的花、山涧里的草，随着时节一起芬芳的，有时因为距离遥远而难以接近。那么这两者应该怎样才可以兼得呢？桐川的赵君平叔，住在郡城西二十里的琴山。山势曲折像盘谷，走一步有一种形态，转一个弯有一处奇景。赵君发挥他的匠心，辅助成就天然的巧思，蜿蜒曲折做成小径，参差错落建成亭子。崖石经过雕琢而泉水流淌清澈，松竹茂盛而烟云浓郁。奇花异草随着山势高低起伏，清香和翠绿的树荫随地铺满。住在山中的乐趣，赵君已经饱受了，却还认为不够满足。又在青翠的山腰上建造了一座百尺高的危楼，栏杆刚一建成，山外的群山便都映入眼帘：有的像飞龙，有的像蹲虎，有的像连绵的城墙，有的像断裂的峭壁，有的独立像天柱，平坦的像几案，低洼的像马鞍，整齐展开的像屏风，像千军万马拿着兵器伏拜，像翠绿的波浪碧绿的波涛排空层层兴起，嶙峋高峻，宛转相连，没有一样不成为这座楼的拥有物。如今殿院章公为它题写了匾额叫“万山楼”。这样之后，起居习惯，在山中周览纵观，既在山中近处得到了真正的趣味，在远处又不失宏大的意象。喜爱山水到了这个地步，才开始兼得其全。那么赵君为什么如此不停地喜爱它呢？山在天地间，是物体中最庞大的，草木生长在这里，禽兽繁殖在这里，宝藏兴起在这里。古人说山出云风，在天地之间通气，而国家因此成就。仁者喜爱山，这本来不是局限于狭隘观赏的娱乐，而蒙昧于造化仁爱的人所能体认和兴起的。赵君在庚子年年初，协助贤能的太守开仓赈济饥民。此后郡中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赵君一定谨慎协助。恩惠信义普及乡里，声名震动士大夫阶层。而赵君的儿子也在年轻时就考取了高科，这在他身上几乎可以说是种下了仁德而收获了果实。那么登上这座楼，满眼都是树林山谷，生机勃勃，云从山中出来，又从而降下雨泽，难道不应该想到仁德增加而更加深厚吗？一定要这样，然后万山与我的心才合而为一。咸淳五年五月日，四明山的黄震记。

山阴县重建主簿衙署记

越州是浙江以东最大的郡，山阴是越州附属的最近县城，主簿是最卑微的官职。郡大则事务繁杂，县城近则事务优先，等到官职卑微则事务就委托在这里。况且现在的越州，就是汉代的南阳吗？事务的繁杂可想而知了。习庵先生的弟弟的儿子陈君若余是我的外甥，担任这个县的主簿，起初颇难胜任，我也颇担心他柔弱不能胜任。只有他的哥哥现在担任淮西户部总饷的公说可以，这个弟弟足以行善。过了超过一年，士人百姓果然安定下来。第二年，长官果然互相推荐他。又过了一年，来信请我为官舍的建成作记，他的说法尤其值得诵读品味。他说主簿租房子住，已经四十年了。咸淳二年春天，蜀人迦君应起开始寻找旧地基，营造一堂两间内室，前面种植树木作为门，后面连接厨房厕所。长期荒芜污秽的区域，气象正日益开阔。不幸都来不及落成，迦君因为丁忧离职。若余以微小的力量突然承接，凛然担心即将完成容易毁坏。前人的志向不能完成，而县大夫的恩赐落空了。他刻苦工作，停止领取俸禄，分毫用来修缮门扇窗户和涂抹墙壁。这点心意，不过是为了遮挡风雨以庇护朝夕，保护栋梁以传给将来罢了，哪里还敢梦想增加装饰呢？县里的士人刘鹏飞看到若余的房子渐渐建成，而百姓不知道有劳役，似乎有察觉他这点心意的人。准备木材砍凿石头，不久用车运来，像世俗施舍给佛教徒那样为自己做事，而闻风相助的人接踵而至。若余于是用这些材料铺砌中堂以避免泥泞积水，更新吏舍以严肃文书，建立神祠以安抚神灵保佑，而来帮助的人还没有停止。又用这些材料建造虚堂在衙署的东边，取明道先生担任上元主簿时存心爱物的话语，题匾叫“存心”，以朝夕在其中景仰。丹漆一新，花竹交相辉映，早晨的阳光和傍晚的雨后初晴，相互发挥。若余虽然不聪明，看着仍然欣然有所契合。如果不是越州的人情风俗淳厚，谁能和他一起完成这个？惭愧若余的本领不足以导致别人这样。我读了惊讶且高兴地说：“那么谁说郡大邑近的卑微官职不可为呢？谁说南阳帝乡不可问呢？又谁说世道下降风俗浇薄人心不可以朝夕感化呢？”然而我每次看世上向百姓征收需求，公文像火一样紧急，鞭打纷乱尘土飞扬，有时还没有回应。陈君为什么能独自不求而得呢？难道天下的事果然在于人而已吗？难道人心不可以强迫其回应，只有不求所以得吗？难道豪举大言之士，未必有实际，而柔弱不胜衣的人，本来自有月计之有余吗？这就是我起初认为他柔弱的，正是他足以行善的资本。户部公说他足以行善，大概是他有家庭讲习的素养，而陈君命名堂为存心，或许这是他得到人心的根本。恭敬地诵读“存心”的意义，以相互启发可以吗？关于心的说法有两种：古人所说的存心，是专心于应当使用的地方；后世所说的存心，是收敛心于空寂的境界。造化流行，没有一息不运转，人得到它作为心，心就是造化，也不容许一息

译不运转。心难道是空寂无用的东西吗？心的德性是仁，仁的施予表现为爱，用它来亲近亲人，亲人便和睦；用它来仁爱百姓，百姓便感化；用它来爱护万物，万物便繁育，感应没有不应验的，事理本来就是这样。像您从越地人士那里得到的，也是明显效验的萌芽了。世上却有游手好闲、白吃干饭的人，枯坐收敛念头，也说是存心，却对外忽略了那些用来亲近亲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道理，这是已经丧失了心的良善，本来不值得责备。奈何士大夫长期沉溺于见闻之中，被空虚的文字所诱惑，也将抛弃世事，独自寻求他们所谓的心，等到他们的内心与行为像冰炭一样不相容，物与我像参商二星一样不相见，做事没有回应，刑罚更加繁密。所谓老子的弊端流变为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一个人身上已经兼备了这样的情形，还责怪别人不回应自己，难道合适吗？两种说法相互冲突，细微之处只有一发之差。近世慈湖先生杨元公教导学者，专门指出心的精神就是圣，有人对此也存有疑惑。然而这话在传承中，说是我们夫子用来教导子思的，让他推究数理，周全地考察，那么所谓的“精神”，正是心的作用，与世上把心置于无用之地的人，正好相反。与程子所说的“存心爱物”，正好相符合。所以慈湖担任郡守时，教化兴起推行，习庵在慈湖门下学习，爱人利物的政令，至今还在人们耳中眼中。考察他的行事，就可以推知他所说的心了。而您今天知道如何存心，从而得到越地人士的心，难道没有来源吗？所以一并圈点出来，希望您更加勉励，以昌盛您的家学，让后来的人都知道以心感应心，那么越地的人士，难道只是在回报施予您的人时是这样吗？您又难道只是从越地人士那里得到这样吗？咸淳五年己巳年五月日记。

译**《居易俟命之奥记》**

士人中有那些在夜间翻阅经书、挑灯苦读，自我感到安适，把富贵看作偶然得来的东西的人；也有那些戴着征帽、满身尘土，奔走效劳毫不畏惧，认为功名在万里之外的人。这就好比寻求玉石的人要登山，采集珍珠的人要入海，所追求的方向各不相同，没听说过能同时得到的。江西人宋达甫，年轻气盛，正带着他那狂傲的志向游历天下。有一天他在金陵与我相遇，于是嘱托我为他的居所写一篇记，命名为“居易俟命之奥”。这就像是结驷高车的子贡，却自称是住在陋巷的颜回。这是他的真情呢？还是他的虚名呢？还是他厌倦了游历而后悔，想要采取佩戴韦弦以自我矫正的意义呢？我已经再三推辞，没能推掉，就阐述其中的义理来告诉他：“‘易’，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规行为，安于我自身而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命’，指的是得失穷通，由上天决定而不可必然预料的。自古以来的士大夫子弟，我的职责是研读诗书，我的职业是耕种桑麻，我的供养来自于此；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什么呢？所以，安于日常常规，是君子做的事；等待命运，不是君子的本心。自从有人产生了侥幸的念头，子思才不得不提出‘俟命’的说法来规范它。‘俟’的意思，好像是说听任其自然发展罢了。难道安于日常常规，是为了等待那个命运吗？子思的学问传给了孟子，观察他们的发挥，大概可以互相印证。比如孟子说‘得到它是有命的’，说‘君子不把它当作命’，说‘安于道则根基深厚而合乎德，不是为了求取俸禄’。那么君子只知道安于日常常规罢了，命运又何必去等待呢？况且安于日常常规并等待命运，又是君子完成德行的事。被任用就实行，不被任用就藏起来，在我自身的是充沛有余的，在上天的是随着遭遇而变化的。我们这些小人物学问没有讲透，所谓‘如果有人了解你，那你打算怎么做呢？’正当安于日常常规的时候，正害怕没有东西来符合上天的命令。即使真的有命运，还应当审慎对待。如果不通过正道而得到它，宁可辞谢富贵而安于贫贱，又不可以一概说是等待命运罢了。我正为此感到警惕，达甫你认为这样对吗？咸淳己巳年九月五日，慈溪人黄震记。”

**《临安府昌化县重建平籴仓记》**

国家皇帝南迁，控制着浙江右侧肥沃的土地，稻谷粮食的富饶居天下之首，足以丰厚地养育我们的百姓，作为日后恢复中原的基础。历代圣君相继传承，增加恩惠救济防备，如同家人父子一般，看到百姓饥渴就给他们饮食，恩惠情意常常先于四方。昌化正是行都的属县，却远远地处徽、严两地的万山之间，还独自苦于米价暴涨，这不是地方长官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然而士大夫谁不知道推广圣天子的德意，却还是这样，不是因为其他县力量薄弱、人口凋敝，虽然想要预先购粮并在适当时候拿出以抑制米价，却做不到；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运输通道经由浙江，担心粮食泄露到外地，按例有禁令，虽然请求购粮也不允许；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规划刚刚完成，离职后就被胥吏等人侵吞，虽然想要长久保持也做不到。淳祐壬子年，黎宣昭担任县令，曾经节省县里的开支，积蓄纸币五万，计划禀告上级长官，在县城西门建造仓库，命名为“平籴”，全县百姓都感到欣慰依赖。黎君离职后，仓库不幸遭遇火灾，官吏趁机打碎了记载的石碑，抹去了痕迹，购粮的本钱没有一文留存。唉！力量薄弱的人积蓄却充裕了，购粮被遏制的人请求却通行了，实行不久，阻碍就到了，三年就更换官员，果然无法胜任。世代长居的官吏，那么住在山里、从山谷汲水、以草木为食的人，什么时候能跟都城的人相比呢？一定有把百姓的饥饿看作自己的责任，深切地为此做长远打算的人，才可以做到这样。过了十四年，卫植来了，每天为百姓的粮食问题皱眉，说：“我的百姓难道不是京畿内的赤子吗？前任县令难道没有把圣朝恩惠京畿根本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吗？”查访果然得到了黎君的记录副本，就依据它追究侵吞的官吏，又痛下决心节省县里还可以节省的开支来附加进去，比黎君多了半数，请求上级长官购粮不被允许，就转而到邻县购粮，陆路运输并背负，谋划十分之一的积蓄，认为太重，建立仓库储存，春天和夏天在集市和乡间，按户计算出售的价格和使用，虽然平民百姓因此感激，卫君还认为不够，说：“到邻县购粮，哪里比得上直接在浙江右侧购粮价格便宜呢？”百姓虽然为此欢喜，卫君却为此担忧，说：“看黎君的情况，又谁知道我今天做的事一定能长久呢？”戊辰年九月，任期届满前往京城，于是当面禀告现在的上级长官侍郎潜说友说：“我不敢因为自己离职就忘记百姓。”潜公被他的话感动，慷慨答应，按照卫君的请求通购粮食。继任者正打算借此施行无穷的好处。第二年冬天，卫君和我同在桐川做同僚，还嘱托我记下这件事。确实啊，卫君把百姓的饥饿看作自己的责任，深切地为百姓做长远打算，真是无穷无尽啊。我想三代没有平籴的法令。不是不平籴，而是井田制下每家私有一百亩土地，百姓本来就不需要购粮，购粮又何必去平抑呢？井田制逐渐破坏，百姓免不了购粮，平籴从管夷吾开始。然而这是为了强国计，未必是为了仁民计。为了仁民计而平籴的，是我朝。用平籴来仁民，希望恢复承平旧貌的，是我朝南渡之后。昌化离天子很近，却像盛夏的靡草一样脆弱。到了黎君才能平抑米价，到了卫君才能长久地保持平抑。如果地方长官人人都像卫君那样用心，我们国家的基础一天天加厚。圣朝恩惠天下的政策，没有堵塞不通的。恢复中原的日子不远了，难道会长久偏安东南吗？卫君是吴门人，大参文节公的侄子，有家学渊源，熟悉典章刑律，所以他的措施关乎大体如此。咸淳五年十一月初一，奉议郎添差通判广德军兼管内勸农营田事黄震记。”

译止庵记

译咸淳庚午年秋天，我在绍兴府担任监试官，初次结识了校文官、天台人舒汉章，他是一位明达爽朗、喜好修身的士人。他嘱托我写一篇《止庵记》，说他将早晚借助这篇记文来观照反省。我再三推辞，未能获准，便告诉他：“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这是老子所说的‘止’，是退守保全自身的言论。”《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明光明的德行，在于使民众革新，在于达到至善的境界，这是孔子门徒所说的‘止’，是兼善天下的意义。汉章正以孔子门徒的学问来修养自身，难道会采纳老子的观点吗？不过是共同讲明至善所在罢了。《大学》从“做人君要止于仁”，到“与朋友交往要止于信”，虽然所列举的‘止’的项目有五项要点，不过是举出大的方面来概括其余，实际上无论是细微的事物，还是短暂的举动，无非是天理的流行，也就无非是至善所在，都不容许不寻求应当停止的地方。虽然如此，人必须有所不停止，然后才能得到所应当停止的地方。一旦自我停止，那么志向念头就会颓废懒惰，功夫无法持续，人的因素一混杂，天的因素就已经扰乱，还有什么‘止’可言呢？所以孔子说：“我只看见他前进，没看见他停止。”汉章试着深入思考并切实体会，应当有不容许自我停止的地方，不要仅仅说个“止”字就罢了。

绍兴府添差通判防龙山堂记

越地自从秦望山开始，拥有千岩万壑的秀丽景色，奔流疾驰无法遏制，每当平卧就会达到极致而融合凝结。城墙上的女墙绵延万里，中间高高耸立好像踞守世间，因为它的形状相似，命名为卧龙山。龙的头部距离水面，水的外面又升起一个小圆峰，名叫火珠，绣衣使者便驻节于此。龙的尾部矫健地伸出水面，上林山麓特别秀丽，西园台池的胜景便聚集于此。龙的右侧，向南是府衙，而其左侧则是通判的听事，也向南对着它，并且因为稍微远一些而回望，反而能完全看到全貌。早晨的雾气傍晚的云霭，出没变化万千，观看的人转动目光怀疑它在飞动。等到风起云涌，急雨随之而来，那么变化奋迅，气势几乎逼近轩窗。所以古人又在胜处建造厅堂，并题匾为“龙山”。咸淳六年夏五月，我调任此地，与余侯在此举杯洗爵。当时余侯刚刚修缮一新，风景更加优美，然而厅堂的匾额余侯已经取用了别驾宜英儒的诗句，改称为“宜英”了。我询问缘故，余侯慷慨地说：“你难道没听说五乳峰下的卧龙石吗？晦翁先生为诸葛亮画像并记述说：‘后来的人还有以此识别我的意思。’知道晦翁之所以为诸葛亮画像，就知道我之所以命名宜英。你只为我写篇记述。”这个意思，难道没有后来的人识别我吗？我觉得他的话奇特，于是写这篇记述以等待后人。通判余侯名垓，字元畅，是三衢人，丞相忠肃公的曾孙。我是慈溪人黄震，字东发。

绍兴府万柳塘记

钱塘江波涛的壮观，闻名天下。它从东面海门分流进入长山、龛山两崖之间的部分，实际上趋向越地的新林。那地方低洼且弯曲，长风巨浪，日夜冲击其下。岂止是居民惊恐，动不动就与天吴海若争夺疆界？越地是东南的大都会，作为京畿内的辅佐藩屏，如今又是帝乡。往来行都的人，纷纷都由此路出发。它所关系到的，又岂是偏远的州县，利害只限于一方所能比拟的呢？咸淳六年庚午年秋天，海潮溢入浙东，新林受灾最为严重，岸基荡然无存。太守刘公详细将情况上报朝廷，朝廷急忙派遣官吏规划，商议改筑新塘。计算费用需要石料，应当花费缗钱三百万，人工费用占十分之一。刘公因为力量不足以获取石料，请求使用土料，但旧地已成一个大沟壑，潮汛忽起忽落，土堤刚立起就被冲走。刘公亲自巡视，向神灵祈祷说：“这是朝廷所挂念的，希望有所相助。”不久，沙土果然迅速上涨，才开始得以立足。数万棵巨大的松树，像梳子一样作为外层防护，官吏百姓欢呼雀跃，运土的畚箕和挖掘的锸子如云兴起。经过四个月工程完成，它的高度超过一丈，宽度六丈，长度一千九十丈，横亘满眼，屹立好像天然形成。刘公率领僚属在塘上行走，斟酒互相祝贺说：“如果不是朝廷的恩赐，达不到这个地步。而川后神显灵，他的忠义也不可忘记。”命令建立祠堂，并且种植一万株柳树，大字题匾为“万柳塘”，希望年久根盘绕塘岸使其更加坚固。随后考虑到不可忘记，每日修缮，又向朝廷请求，将新林寨的士兵隶属于西兴都巡检使负责。大概刘公虽然力量不足以获取石料，但塘的坚固程度几乎不亚于石料。然而听说自古以来帝王建立都城确定城邑，没有不凭借长江大河的优势的。而自古以来水势冲击横溢侵扰，反而多见于盛世帝王兴起之时。这难道有其他原因吗？水的东西不定，本是它的常性。世道太平日久，那么岸边都聚集人口，所以水一到就容易成为祸患。比如黄河决口，没听说在其他时候，而唯独听说在商、周、西汉以及我朝的盛世，这就是证据。我朝自从驻跸钱塘，距离水更近，楼台百万，多是过去海变桑田的地方。凡是负责堤防的，大概无不竭尽全力。越地距离行都咫尺之遥，实在共同面临这江涛汹涌的危险。水性不是向西就是向东，利害每每相关，又应当如何修筑堤防呢？前年庚子年，潮水侵蚀钱塘，搬运石料后才奏效全功。今年在庚午年，正好三十年，这是天道的一次小变化。今天向东侵蚀新林，就是前日向西侵蚀钱塘。虽然依赖余福的广被，鱼龙百怪已经平息，但想要为长久安定打算，尚且只有后来的人凭借刘公

译以实现他的志向，延续前代官员的功业，搬运石料如同在钱塘江一样。这位官员名叫良贵，是东嘉人，当时以太府卿的身份兼任华文阁直学士，出任地方长官主持这项工程；负责监督工程的参议官是金华人巩公，名叫桂。在辛未年二月十日记录。

译长兴县主学防题名记

县里设立学校，对于教化养育来说是最为迫切的。因为士人正当年少成长之时，乡里见闻尚未混杂，父亲教导儿子，兄长带领弟弟，必定先让他们携带书籍前往县学。在这个时候，及早端正并奠定他们的根基，这就像水刚流出时澄清其源头，树木初生时培固其根本，关系到日后的成就，难道只是小事吗？我朝深刻洞察其中的道理，所以凡是县邑无不设立学校。士大夫也深切体察其中的道理，所以凡是在县邑任职的，没有不振作职守于学校的。比如程明道任扶沟县令，朱晦翁任同安县官，他们的美德善教，至今听者仍感振奋兴起。难道认为今人就会不如他们吗？可是风俗世事日渐变化，文书期限日渐繁杂，于是有的人视学校为虚文，或者也因世俗尘务而无暇顾及？我先皇善于通达变通，开始诏令天下各县学各设官员主持，与州郡设置教授等官相同。圣虑深远，为人才着想的办法，可以说周全了。然而刚初创时，官员多租屋居住，市井杂乱，师道不严，或许还担心县官奉行诏令不够及时。长兴号称京畿内最大的县邑，也一再更换官员，没有固定的居所。咸淳六年，嘉兴人陈壧来到此地，才开始在丛桂堂增修作为官署，规模宏大宽敞，观感耳目一新。前来考察德行、询问学业的士人，没有不为之肃然起敬、心生敬畏的。这正与师道有关，而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便利安逸。于是在石壁上刻字，开始让到任的官员刊刻列名，因此三山人叶龙从请求我记下这番道理，使后来者都能无愧于自己的职守。我听说司马光记谏院题名，说某人忠，某人邪，读者为之凛然。如今县学官员题名，忠邪固然不易看清，只说某人善于教养，某人不善于教养，也是害怕观看者的指摘罢了。然而谏官虽然尊贵，风采只限于一时；县学官员虽然卑微，教养却垂之久远，这尤其不可不深究其用心。所谓教，不是指考核测试，而是引导启发使他们专一于善；所谓养，不是指饮食供养，而是涵养使他们最终成才。不教其大义而教其小利，不养其大体而养其小节，其弊端的发生非一日之故，而士风习俗间有难以言说的弊病。如今幸而圣朝深究本源，创设官职以推行教化，使弦歌之声盈耳，处处都是像武城那样的教化之邑。何况长兴距离行在咫尺，山水秀丽挺拔，士人多聪颖杰出，考取高科、身居显职的人接连不断，如果不是学校的力量，又是谁的力量呢？这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教养的实效而寻求其他吗？陈君是忠肃公的五世孙，斥退奸佞以尊崇正道，罢黜新经而推崇理学，刚正笃实，必定有家传素质的修养，师道确立则善人多。希望陈君努力，后来者将在这里取法。咸淳七年二月十五日，奉议郎新差知抚州军州事黄震动笔记录。

绍兴府重修圆通寺记

古时候对百姓有功的人就祭祀他，而后世佛教的祠庙遍布天下。古时候水旱灾害向山川祈祷，后世则舍弃山川而向佛教祠庙祈祷。云从山中升起，龙在深渊飞翔，收敛散开迅速变化，生机蓬勃，这是百谷赖以生长、万民赖以养育的原因。这是造化最明显的表现，也是人人共同目睹的，所以说“鬼神是造化的痕迹”。向它们祈祷，是适宜的。至于佛教自称出于造化之外，它对造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说“下雨”、“放晴”，这果真是它的职责吗？不是吗？我对这个疑惑很久了。等到来到绍兴府，看见圆通寺祭祀观音，号称祈祷降雨灵验，回应就像回声一样迅速，于是曾经思考并得到了其中的道理。大概听说四明大海中有座山叫补陀，世人称为观音的居所，凡是焚香前往、航海寻求的人，大抵都能看到紫竹旃檀，看到净瓶岩石，看到真珠璎珞，往往与世间祠庙中供奉的塑像巧妙相合。这是大海为百川的宗主，观音为大海神异的宗主，适宜下雨吗？翻动溟渤之水降下土地，适宜出太阳吗？卷起浮云回归太虚，灵异变化回应祈祷，理势本来如此。谁说降雨不是山川的事，而鬼神不是造化的痕迹呢？谁说佛教有观音是出于造化之外呢？又谁说观音对百姓没有功劳而值得祭祀呢？太师判宗福王嘉许这种情况，为百姓向朝廷请求，得到度僧牒十道，再次重修圆通寺，委托有德行的僧人如闻师主持。于是寺中的讲堂，以及斋舍、廊庑、库厨，直到莲亭、柳堤，一一增添新貌，光耀夺目，恍若补陀山神显现的境界，移置人间。从此以后，越地的百姓，遇到水旱灾害必定祈祷，他们的心更加有所依托。这都是圣天子加惠帝乡的恩赐，以及太师判宗福王申请的力量，难道能不记载吗？至于寺庙创建于吴越王钱氏，扩大于郡太守清献赵公，各位贵人依次修缮，则各有古记石碑存在。咸淳七年二月吉日，奉议郎添差通判处绍兴军府事新差知抚州军州事黄震动笔记录。

抚州崇仁县黄洲桥记

水包裹环绕天地之间，流动运转，没有一刻停息。凭借它并成就它，则在于人。茫茫无际连接天际，有时乘船渡过，浩浩荡荡奔赴深谷，有时架桥跨越，随其适宜而各自制定用途，利用其利而不遭受其害。这是人能够与天地并立而称为三才的原因啊！抚州的西南，万山高耸险峻，水像从天落下，滚滚向东流去，余下的百里水流穿过崇仁南北两市之间。每当风雨昏暗，洪流突然上涨，往往咫尺

译临川图画记

衡山秀丽的山势疏朗地延伸进入湖南、江西几十个郡县，凡是山气融结而停驻耸立的地方，往往成为州治所在地。那再次从麻源勃发郁积百里，有时隆起有时低伏，然后缓缓盘踞在临川之上的，就是抚州。独立于万物之上，俯瞰街市，看见山林土丘层层突起，烟雾弥漫昏暗，太阳横陈在几案席子之下的，就是抚州的州衙。栏杆倚靠在空中，一眼望去没有边际，看见浓绿的树木堆积成堆，越远越奇特，即使是图画也有不如这里的，这就是州衙登览的亭子。亭子不知道始建于何时，也不知道它最初叫什么名字。嘉定三年，林岊再次修建，自认为从秘省出任地方官，因此命名为瀛洲。气势恢宏，比起过去更加优越。然而，将秘省的美称施加于偏远的州郡，恐怕不太妥当，而瀛洲又是《列子》中的寓言罢了，哪里有所谓的瀛洲呢？咸淳七年秋天，我已经将它修缮一新，客人请求改名为“临川图画”，大概与景物相称。我认为，从衡山疏朗延展而形成抚州，从抚州环绕拥簇而形成州衙，从州衙选择最佳位置而建造此亭。大概东南扶舆清淑之气，到这里独自积聚深厚而发扬宏大，造化融合滋润，生机洋溢，这正是居住千里之地的人应当体认而兴起的。命名为“瀛洲”固然不妥当，命名为“图画”又怎么足以穷尽呢？姑且改用它来描绘大概的样子罢了。这一年辛未十月初一，承议郎权发遣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节制军马黄震作记。

抚州重建鼓角楼记

鼓声雄壮，角声悲凉。悲凉则令人感慨，雄壮则令人激烈。用来严肃邦侯的号令，激发三军的忠勇。所以凡是郡治，一定在丽谯上尊崇鼓角。抚州唯独不在丽谯，而在左边的高丘上另建一座楼。有人说：过去危侯治理州郡，住宅防备水侵害鼓角，所以迁移到这里。有人说：高丘下面有奇石，过去有人挖掘洞穴，气息如涌出，名叫羊角山，羊属阳。鼓角声也属阳，所以设置在这里。以我看来，其他州郡只有丽谯最高，这个州郡则只有这个高丘最高。凭借高处申张警戒，声音发自天半，确实没有比这里更适宜的了。难道一定要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吗？然而因为它在左边，虽然郡将没有登上高台，车辙践踏楼台即将倒塌。咸淳七年冬天，我开始更新它的陈旧简陋，疏通并设置栏杆，山川城市尽在一眼之中。登览的人高兴欢呼说：这是一州的胜景，过去埋没现在显现，对于威严崇高一定有帮助。我却想到根本还有在别处的。严肃号令，激发忠勇，靠的是鼓角。寄托在鼓角中的，是政事。政事公平赋税合理，军民都富足，士兵吃饱马匹奔腾，欢声洋溢，那么鼓角欢快响亮，都是政事的体现。否则只是依靠鼓角来显示雄强，有这样的道理吗？幸好现在朝廷清明，根本所在，士大夫正应当急切努力。至于万籁俱寂的时候，夜气刚清之初，听到灵鼍的咚咚声，听到梅引的呜呜声，澄清我政事的根本所从出的，又在于这颗心啊！承议郎权发遣抚州军州事节制军马黄震作记。

抚州金谿县李氏社仓记

咸淳七年，我承乏担任抚州长官，恰逢年成严重饥荒，依靠抚州的贤良士大夫相互讲求赈济借贷，因此有很多关于社仓的事情来告知我。临川县李德杰首先写信来说：“乡里有李令君捐献粮食六百石作为倡导，将要建成社仓，希望借此激励其他人。”我回复说：“社仓制度的良善令人羡慕；社仓弊端的痛苦令人担忧。我前年担任广德副职，看见社仓原本利息二分，而仓官竟然收取加倍的利息，州县辗转侵吞，而社仓有时连一石粮食的储备都没有。它的制度以十户为一甲，一户逃亡，九户赔偿补充，逃亡的人越多，赔偿的人越痛苦，时间久了为了防止他们逃亡，有时坐在仓库里计算利息而竟然不借出本金，有时临近秋天借出钱而白白收取利息，百姓不堪忍受，甚至有人自缢。大家都说这是朱文公的制度，没有人敢议论改变。我说不是改变它的制度，而是挽救它的弊端罢了。于是向朝廷请求说：‘制度出自黄帝、尧、舜，尚且应当变通；制度确立于三代盛王，尚且需要损益。哪有制度本于先儒，而不能为之挽救弊端的？如果制度本于儒先，坐视其弊端而不挽救，难道是儒先对后人的期望吗？’朝廷批准了。接着又想到临川因为官府事务繁杂，不如听从民间的便利，又向朝廷请求说：‘朱文公的社仓法主要在于减少利息以救济百姓，王荆公的青苗法也主要在于减少利息以救济百姓，而利害相反的原因，是青苗法由官府推行，社仓法由乡里主持罢了。所以孝宗皇帝颁布文公的法令于天下，命令民间愿意遵从的听任，官府不得干预。广德社仓由官府创立，所以弊端不一，请求依照本法一切归还给民间。’朝廷又批准了。我于是得以穷尽一年多的精力经理改革，用收取的利息购买田地六百亩，永远代替百姓缴纳利息，并且使常年不借贷，只有荒年才借贷而不收取利息，所有费用都取自六百亩官田的租税。事情刚刚完成，我就离任了，不知道近来怎么样，至今还念念不忘。我在广德亲身经历的就是这样。至于其他州县有社仓的，听说情况往往如此，简直说不完。等到来到抚州社仓，幸好都是乡里自己设置的，有如文公最初确立的本法，然而也有名义上是文公而人不是文公，起初是文公而后来不是文公，倚仗美名以谋取厚利的，也已经不

译少。我正为此感到惊恐畏惧，怎么敢再让官府介入社仓的事务呢！大抵百姓借贷都起因于贫困，借贷时容易偿还，时运不好时则难以偿还，借贷时虽然认为是恩惠，索取时或许就变成怨恨。如果稍微变通一下，筹集资金购买田地，丰年聚集租谷，荒年赈济分发，不仅不收取利息，甚至也不收回本金，大概这样有利而无害。以上都是我回答李君的观点，但我不敢确信这是可行的。不久，金溪李沂又拿着社仓法来，让我作记。等到查阅核实其始末，原来是一家独自筹划，而依法只收取两成的利息，不借助官府的权势，不向众人募集粮食，所以能够至今没有弊端，造福百姓甚广。今年收成歉薄，全郡都依赖它。设立社仓像这样，确实能像朱文公那样救济别人了。然而，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好的法律容易消亡，流弊难以防范。李君能像朱文公一样，更希望李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像李君一样。于是记录所答复李君的观点赠送给他。在此之前，郡中新丰饶景渊也曾就社仓的事请求我作记，他的方法收取的利息比朱文公更轻，借贷而拖欠的人除去名册而不追究偿还，事情更加简便而百姓更加安定，一并写下来赠送给他。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议郎代理抚州军州事节制军马黄震记。

译邵武军建宁县绥城驿记

咸淳七年秋天，邵武建宁县知县程侯新建的绥城驿落成，派人送信嘱托我写一篇记。我认为这本来就是天理应当如此，是仁者的作为，但若不是能够去除私心的人，是做不到的。仁者以天地万物和百姓为心，所以必然希望没有一样事物不得其所，不仅施予我们国家的人是这样，即使施予四方宾客旅人的，也没有不是这样的。比如周朝设有候人、野庐氏，都是发自一念自然的仁爱，而后世则不能一概而论。晋国用隶人修筑垣墙来款待诸侯，人们讥笑它；等到高大诸侯的馆舍，众人就归附它。这种崇尚修饰，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做的。汉朝用乘传传达命令于天下，唐朝用馆驿使输送贡赋到京城，这种督促考核，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做的，而且都是凭借国家的力量来做，虽然未必确实是仁者的作为，又何必等待士大夫克制私心之后才能做呢？我朝从朝廷到监司，再到州县，脉络相通，臂指相使，不从事驿传的督促，不等待使者的频繁往来，只是在京城设置都亭驿、班荆馆，以等待四方夷狄来朝见的人，州县则一切由他们自行设置，安然与天下相安无事。这不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做。太平日子久了，财用日益繁多，而县令受煎熬到了极点，处理政务的厅堂，休息的卧室，风雨都遮不住，十户中或许只有两三户，更何况宾客旅人呢？这又是困窘于力量不足而无暇去做。形势并非不得不做，力量又无暇去做，却仍然急切地去做，这不是仁者的作为吗？不是克制私心以成就仁德的人，能做到吗？大概程侯的事迹，就是这样。程侯考察旧驿已经不存在，怜悯到来的人没有归宿，于是新建驿舍九十间，计算县库即将空虚，核查浮盐有盈余，一点也不为自己谋利，用来建造驿舍的钱超过一万缗。这是三代设置候人、野庐氏的盛大心意，也是我朝分派官吏以仁爱百姓的心意。程侯仁爱他的百姓，由此可以类推其他方面，而他日辅佐我朝以仁爱天下，也可以预先推知了，难道仅仅是新建一座驿舍吗？所以我高兴地为他写了这篇记。至于保留县名的旧称，匾额题写“绥城”，牌坊题写“濉城”，东边第一间题写“必葺”，西边题写“欲留”，又在中间建造告新亭，左边命名为“愿丰”，右边命名为“所憩”，并且在后面建造一堂两室，命名为“见思”，宏伟华丽，飞檐翘角，远近第一。这又只是驿舍的细节罢了。程侯名梦桂，字月卿，世代居住在建安。承议郎、权抚州军州事、节制军马黄震记。

抚州新建増差教授防记

仁义礼智的本性具备在人心之中，用来开启和阐明它的，则在于教化。诗书礼乐的教具备在典籍之中，用来讲解和实行的，则在于老师。所以老师必须通晓圣经，然后才可以善化人心；必须善化人心，然后才可以转移风俗。向上成为圣明天子使世道太平的助力。自从词章之学兴起，士人未必通晓经典。我神宗因此创立经学士，仍然多用词章出身；而负责教化的人又未必都精通经典的义理。考察因此创立増教。増教，就是必然使一州各配备一位经学老师以上，延续三代圣王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初衷，这责任难道不很重吗？当时，抚州的博士专攻词章，于是増教选用经学老师，必然选拔名流担任，这件事难道不很兴盛吗？然而事情以初见为骇人，官职以后到为客位，现在将近十年没有地方居住，租屋而居，屋瓦相连，编入伍队，师道的尊严如何可以耸动视听、革新士风呢？上饶程君绍开来认为道必须依附形体而立，理必须顺应形势而行，开始慨然以创建听事为己任。前任太守缪侯赞赏他的志向，首先资助他，我继任后，听到这件事又资助他。然而因为郡县凋敝惭愧，未能尽到责任。程君于是捐出俸禄倾尽囊袋，日积月累，等到任期将满，事情才得完成。加高门闾，悬挂匾额，宏大敞亮明净，经过的人心神肃然，尚且不知道増教的由来，何况士人呢？他们必然肃然仰视，洒然感到不同。那么趁着这次作新的机会，可以不更加寻求经学的实质吗？经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阐明义理。现在从事经学的，只是科举文章罢了。有人说科举拖累人，于是到了这个地步，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自古君主不能自己治理百姓，必然寻求天下的秀异之士来共同治理；自古士人也无法自我通达于上位，必然倾诉胸中的抱负才能向上通达。所以现在用文章考试士人，就是古代用言语进献，科举难道是拖累人的工具吗？天下的事理无不在圣人的教化之中，事情必须实践，士人能行了就显著，习惯了就明察，即使是起居服食的细微之处，都足以验证天理人事的准则，何况大的科举呢？如果行了而不显著，习惯了而不明察，那么即使是仰望苍天俯瞰大地尚且不思覆载之恩，瞻望太阳顾念月亮还不知道照临之赐，又哪里会有科举呢？自从世教不明，经术道微，上位者考试我们，本以性命道德，本以古今治乱，而我们回应上位者，自以其穿凿附会，自以其浮靡虚华。今天上位者考试我们，尚能言及天理，尚能言及仁政治；他日施用于百姓的，自或流于人欲，自或流于贪婪刻薄。言行相违，穷达异趋。国家

译是士人辜负了国家呢？还是国家辜负了士人呢？是法令败坏了人呢？还是人败坏了法令呢？程君用经学教导人，固然不脱离文字；而文字就是道理的寄托，言语就是行为的体现，困穷就是通达的预兆。程君教导人，哪里需要另求他法？只是顺着他的文字，让每个人去践行其中的实质罢了。程君刚被乡里推荐，就向先帝呈上万言书，先帝为此赞叹赏识不已。他在太学时，以品行道义著称；权奸误国时，他退隐不去应试。如今他在抚州讲学，恰逢年成饥荒，他虽不参与政事，却散财赈济百姓。程君确实是切实践行了实质。以自身行为教导的人，人们会追随他的道，我多么幸运，因此高兴地为他作这篇记。咸淳七年辛未年七月二十六日，承议郎、代理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屯田事、节制军马黄震记。

译江堂宾得斋记

盱江的江仁甫曾经请求阳山的吴君，将他的居所命名为“得斋”，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他又请求大参包公宏斋为“得斋”作铭，这也是几年前的事了。如今他已年老，还请求我写一篇记，这也足以看出他好学不知疲倦了。然而我是什么人，怎敢轻率地妄加评论呢？仁甫原本宗奉象山之学，在临汝书堂担任领袖长达二十年，又每日讲授晦翁之学。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都是世人所尊崇的，但他们的说法不同，或许有人排斥抵触，仁甫却能兼取并参酌二者，这其中的收获，我又岂敢轻易地赞同或否定一个字呢？推辞不过，只好陈述我所听到的。大概听说有所得于天道的，有所得于自身的。自身所得，正是为了保全天道所赋予的本性，难道又会有超出天道之外的东西吗？仁义礼智的本性，人人都有，得之于天，而人的贤与不肖，却人人不同，正是由于能得之于自身的人很少罢了。所以孟子说：“君子用正道深入钻研，希望他能够自得。”既然说深入钻研，又说用正道，那么他在义理之间，究竟应当如何呢？他用力之后才可以说是深入，深入之后，还认为希望他自得，而不敢必定认为他已经得意，这是因为功夫深、力量到，久了自然自得；而自以为得的人，则道理未必如此，言语也不可以这样近乎浅薄。孟子又说：“求取就能得到。”所谓求取，就是诵读诗书，尊崇师长、崇尚朋友，精心思考、努力实践，勤勉不懈，这些都是求取的意思。求取就会有时而自得，哪有不求取而可以说得到的呢？况且我又听说，孔子教导人，多从孝悌忠信入手，而没有谈及性与天道。孟子生于人欲横流的时代，才开始出来说心与性。周敦颐生于传注训诂之后，才开始出来说阴阳性命的本源，都是阐发其来源，使人归宿于实用的地方。人知道这身体的主宰是心，这心所具备的是性，这性的根本是天，造化流行，纯粹不杂。这身体虽然小，造化虽然大，但这身体实际上与造化并列，那么超然独立于万物之上，利欲不能使之昏昧，卑陋不能使之沉溺。凡是我孝悌忠信的行为，自然没有瑕疵。所以凡是孟子、周敦颐的说法，无非是随时救弊，警醒人心，以辅助孔子的教化，并非故意另立一说，而追求过高。譬如从深渊中取水，正是为了回归以济烹饪的实际用途，并非只是舀取它的清冷罢了。譬如在山中种植树木，正是为了积累以成栋梁之用，并非只是遥望它的风露罢了。当今世上的士人，把孝悌忠信置而不谈，却去想象造化阴阳的莫测，将躬行与讲说判为两途。如果这样而自以为得，大概是苏洵所说的“谁不说道不在我身上呢”？如果真的得到了吗？还是没得到呢？仁甫勤勉问学，年老而意志更加坚定，他对此有所得，必定是审慎的，所以我陈述所闻以求教，不敢说是记。

黄氏日抄卷八十七

<子部,儒家类,黄氏日抄>

钦定四库全书

黄氏日抄卷八十八 宋 黄震 撰 记

抚州重建教授廨记

抚州是古代的名郡，到了本朝尤其号称人物荟萃之地。德行功业如晏殊，文章如王安石、曾巩，儒学品行如陆九渊兄弟，一门之兴盛，其余人才彬彬辈出，多得不能屈指计算。唉！究竟是谁使之能如此呢？学校潜移默化的功效，在这里最为重大；师友渊源的根本，在这里最为深切。凡是士大夫为圣明的天子分担教化责任的，在这里不能不格外重视。咸淳七年，我承蒙恩命来守抚州，刚到任，恭敬地拜谒先圣，仰望学校的高大，仿佛看到学子们衣带相击的声音，正为此欣然欣慰。不久考察实际情况，士子能在学校领取膳食的，一年才二十七天，担任老师的人没有地方居住，甚至租住在偏僻小巷里，师生见面日渐疏远，弦歌诵读的声音因此稀少，又为此慨然深思。上天保佑斯文，无往不复。当时有吕正父侯，以名儒宿望的身份来任通守，首先核查吏卒的贪污，以保全生员的供养。士子既然能每日游历学校，老师岂能容许不每日与他们在学校讲学？急忙访求教授廨署的旧址，在学宫东北角找到，距离演道堂不过咫尺，对于日入后讲学尤为方便。大概前人处置的意图很周密了。于是郡博士郑君刚到任，就委托他改建。新廨署始于十月辛夘日建成，十二月甲寅日，几十间房屋，一旦突兀而起，教养兼备，师生得以每日亲近。郑君因此请求我作记。我说：还不行。古人所说的养，不是指饮食，在于优厚地培养以成就其才能；教，不是指文字，在于切磋琢磨以增进其德行。士子现在能每日在学校了，如果还只把饮食当作养；老师现在能每日在学校讲学了，如果还只把文字当作教，比起从前又能有多大不同呢？况且六经的训诫都在，诸儒的说法更加详细，人们都能说，而人才反而不如古人，其原因究竟在哪里？实在是因为利禄的途径已经打开，卑陋的习气已经形成，有缝隙必钻，见利必动，根本既已不正，即使学习也无益，或许反而助长其欺骗罢了。那么何不反过来追求大的方面，使小的方面不能夺取呢？天生万物，何物不是天？人最为灵秀，实在与天合一，宇宙是我的广大，日月是我的精明，风云是我的变化，飞潜动植是我的仁心，流动阴阳代谢是我的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