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十

译教化商朝的顽民 东坡说：“武王攻克商朝，没有杀武庚禄父，反而把他列为诸侯。周公辅佐成王时，武庚禄父叛乱，殷朝的顽民相互带头作乱，周公也没有杀他们，而是把他们迁到洛邑。武王、周公可以说已经达到最高的德行了。”有人说：“对于聚众饮酒的人，命令说‘你们不要放纵’，把他们全部拘捕，押送到周地；至于商朝那些沉湎于酒的工臣，则说‘不要杀他们，姑且只教导他们’。不是最高的德行，能够这样做吗？因此商朝的臣子和百姓心悦诚服，日渐受到教化；到了康王时代，已经三十多年了。世道变化，风俗转移，士人君子出现了。所以周王命令毕公说：‘道有升降，政令随着风俗而改变。不把善行发扬光大，百姓就没有受到劝勉的途径。’开始时迁徙那些顽民并教导他们，不是最高的德行，能够这样做吗？最后则选择其中善良的人加以任用。周朝对待商朝人，可以说没有亏负他们了。道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不过是顺应事物罢了。事物兴盛，就和它一起上升；事物污浊，就和它一起下降。政令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不过是顺应风俗罢了。风俗善良，就用宽缓的政策来养育它；风俗顽劣，就用强硬的措施来补救它。自尧、舜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一点。所以齐太公顺应风俗制定教化，三个月就治理好了；鲁伯禽改变风俗、变更礼制，五个月才安定下来。三个月与五个月，不能算作治理速度有多大差别；但后世的盛衰正由此产生。凭伯禽那样的贤能，采用周公的教导，尚且如此；如果不如伯禽的人来改变风俗，其中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 中兴 柳州说：“宣王时号称中兴，他的治道光明显赫，后来很少有人能赶得上。然而考察《诗经》，《大雅》《小雅》中选拔士卒、出外狩猎，有《车攻》《吉日》；任命官员、分封土地，有《崧高》《韩奕》《蒸民》；南征北伐，有《六月》《采芑》；平定淮夷，有《江汉》《常武》。这些诗声势铿锵，光彩耀目，使人震撼。因此从今天回望宣王及其辅佐者，仿佛神人一般。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有《雅》诗的缘故。” 向东迁都洛邑 东坡说：“太史公说：学者都称说周朝伐纣后居住在洛邑，其实不是这样。武王营建洛邑，成王让召公占卜并决定在那里居住，把九鼎安置在那里；但周朝又以镐为都，直到犬戎打败幽王，周朝才向东迁到洛邑。”苏轼说：“周朝所犯的错误，没有比向东迁都更荒谬的了。从平王到周朝灭亡，并没有出现特别无道的君主。顷王神圣英明，诸侯都服从并进献贡物，但周朝最终仍不能振兴，这就是向东迁都造成的过错。从前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成王、周公又加以扩建。周公去世后，公想把他葬在成周，但成王却把他葬在毕，这难道是有意迁都吗？如今富裕人家留给子孙的，不过是田地和住宅罢了。不幸到了败落的地步，借贷求生是可以的，但最终也不敢动田地和住宅的主意。如今平王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事业全部抛弃，这就像一败落便把田地和住宅卖掉一样。夏、商两代的王朝都延续了五六百年，它们先王的德行没有超过周朝，而后来君王的败坏也不比幽王、厉王差；然而直到桀、纣之后才灭亡。在尚未灭亡时，天下仍尊奉它们，没有像东周这样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已经灭亡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卖掉田地和住宅所产生的效果。” 盘庚迁都，是为了恢复殷朝的旧业。古公迁到岐山，当时周人和狄人一样，逐水草而居，迁徙有什么困难呢？卫文公向东迁徙、渡过黄河，只是依靠齐国才得以保存。齐国迁到临淄，晋国迁到绛和新田，都是在国势强盛时，并不是因为有所畏惧。其余那些为躲避寇乱而迁都的，没有不灭亡的；即使没有立即灭亡，也没有能够重新振兴的。春秋时期，楚国发生大饥荒，群蛮背叛它，申、息两地的北门无法开启，楚人谋划迁往阪高。贾说：‘不行。我能够前往那里，敌寇也能够前往那里。’于是楚国联合秦人、巴人灭掉庸国，楚国才开始强大。苏峻作乱时，晋朝几乎灭亡，宗庙宫室全都化为灰烬。温峤想迁到豫章，三吴的豪杰想迁到会稽，大家将要听从他们，唯独王导不同意，说：‘金陵是王者的都城。王者不会因为国力丰足或贫乏而迁都。即使像卫文公那样有弘大的志向、穿大帛之冠，迁到哪里不可以呢？否则，即使是乐土也会变成废墟。况且北方寇敌正强，一旦向他们显示软弱，逃窜到蛮越之地，声望和实际利益都会丧失。’于是最终没有迁都，晋朝重新安定下来。王导真贤明，可以说是能够决定大事的人。唉！平王初年，周朝虽然不如楚国强大，难道反而不比衰微的东晋强些吗？” 假使平王有一个王导，制定不迁都的计划，收聚丰、镐遗留下来的民众，修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政令，凭借形势威临东方诸侯，那么即使齐、晋强大，也不敢怀有二心，秦国又怎么能够自行称霸呢？魏惠王害怕秦国，迁都到大梁；楚昭王害怕吴国，迁都到郢；顷襄王害怕秦国，迁都到陈；考烈王害怕秦国，迁都到寿春；这些国家都没有重新振兴，已经显露出将要灭亡的征兆。东汉末年，董卓劫持皇帝迁到长安，汉朝于是灭亡。近代李景迁到豫章，也灭亡了。所以说，周朝所犯的错误，没有比向东迁都更荒谬的了。”

译苌洪 柳州凭吊苌洪的辞文说：周朝衰弱了啊，各国各怀异志；臣子乘机处在君王身旁，王室容易变成诸侯。威势强大的势力反过来控制政权，郁结的命运变得幽暗；祸患纠缠得紧密，肝胆相照者反而成为仇敌。奸邪的权力蒙蔽并收买人心，忠诚勇敢的人因此遭到杀害。当时局势如此，反倒成为大夫的耻辱。唉，危险啊！黄河、渭水决口泛滥，我横身阻挡；嵩高山崩裂坠落，我举手排开。面对压迫和淹溺也不顾虑，以坚强刚正作为准则。知道死亡不可屈服，便彰明做人应守的极限。大夫如此光明刚烈，为什么君王却不醒悟，不识破那些进谗害人的奸贼？最终让轻薄狡诈之徒获得快意，悲痛地受制于强国。松柏被砍伐了，枝叶却仍蓊郁地生长；盗骊折断了腿，疲弱的劣马却昂首抗争。猛禽高高飞翔，原文“■〈薛上女下〉狐”字样疑误，狐狸因恐惧而不敢进食。暗中畏惧忌恨，结成群体朋党；谁能使百人受害而只让一人伸张？以少数抗衡多数，古代圣人也很难做到，何况扶助衰弱者去对抗强暴，这本来就是走向危险、背离安稳。牺牲自身并不是我的忧患，我所忧伤的是宗周不能完整。难道要以筑成坚城来夸耀功劳吗？我悲哀的是清庙将要残败。嫉恨彪子放肆荒诞，更加把皇帝的阅览视为欺骗。姑且舍弃正道而顺从世俗，又何必考察古代、推举贤人？指着白日来表达愤怒，最终仍然沉沦幽暗而不能显扬。” 原文“版上帝以飞精”字样疑误，精气飞散而触犯上帝，幽暗的天空空旷寂寥，万物断绝。想要乘云上天申诉，最终仍陷入昏暗郁结。想登山高声陈辞，反而更加浩荡飘忽。内心冻结枯竭而不能化解，身体凝结如冰而自行战栗。只图谋开端而不考虑结局，不是大夫应有的操守；踏入危厄、委身困境，本来就是衰败时代的风气。明知不可为却更加前进，发誓不苟且偷安、求取自好。陈述诚心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与坚贞之臣相比并愿同他们为友。比干属于以仁义自守的一类人，却遥远隔绝而不合群；伯夷以清白殉身而无所怨恨，谁能追随他的遗迹？如果内心的端正诚信有所亏损，即使年高德劭，又有谁会珍视他？古来本来就有一死，贤人乐于死得其所。大夫为忠诚而死，是君子所赞许的。唉，悲痛啊！恭敬地凭吊忠甫。” 把赵、韩、魏封为诸侯 温公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大的。礼中没有比名分更重要的，名分中没有比名号更重要的。什么叫礼？就是纲纪。什么叫分？就是君臣关系。什么叫名？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名号。天下四海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却都受一个人的制约，即使有非凡的力量、超世的智慧，也没有不奔走服从的，难道不是因为权力以此作为纲纪吗？因此，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率领诸侯，诸侯统辖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人和庶民；尊贵者统临卑贱者，卑贱者承奉尊贵者。上级役使下级，就像腹心驱使手足、根本控制枝叶；下级侍奉上级，就像手足护卫心腹、枝叶荫护根本。这样以后，上下才能互相保全，国家才能得到治理而安定。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大的。文王编排《易经》，把乾、坤列为首卦。孔子为它作《彖传》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卑下和高贵分别陈列，贵贱的地位就确定了。’这是说君臣的地位，就像天地一样不可改变。《春秋》压抑诸侯、尊崇周王室，即使王室之人地位微小，也排在诸侯之上；由此可见，圣人在君臣关系上，从来没有不殷切重视的。除非出现桀、纣那样的暴君，汤、武那样的仁君，人民归附仁君、天命归于他，否则君臣名分就只能守节而死。” 因此，如果让微子取代纣王，成汤就可以配享上天；如果让季札成为吴君，太伯就可以世代享受祭祀。然而这两个人宁可使国家灭亡，也不肯这样做，实在是因为礼的大节不能扰乱。所以说，礼没有比名分更大的。礼用来辨别贵贱、排列亲疏、裁定万物、制约各种事务；没有名号就无法彰显，没有器物就无法体现。用名号来命名，用器物来区别，这样上下关系才显然有序；这是礼的根本原则。名号和器物一旦丧失，礼怎么能独自存在呢？从前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辞去封邑而请求得到繁缨。孔子认为，与其给他更多封邑，不如不给；因为器物和名号不能随便授予别人，这是君主掌管的事情。政权一旦丧失，国家也会随之丧失。卫君等待孔子来治理政事，孔子想先纠正名分。名分不正，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繁缨是小物件，孔子却爱惜它；正名是细小的行为，孔子却把它放在首位。实在是因为名号和器物一旦混乱，上下之间就没有凭借来相互确认身份了。事情没有不是从细微处产生、在显著处形成的；圣人的思虑深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并加以治理；众人的见识短浅，所以一定要等到问题显著后才去补救。治理细微之处，用力少而功效大；等到问题显著再补救，即使竭尽力量也来不及了。” 《易经》说：‘踩到初生的霜，坚硬的冰就要到来了。’《尚书》说：‘一日二日，万种事务。’说的就是这类道理。所以说，名号没有比名分更大的。唉！幽王、厉王丧失德行，周朝的治道日益衰败，纲纪涣散；下级凌驾上级，诸侯取代天子专擅征伐，大夫擅自掌握政权，礼的基本纲常已经丧失十分之七八。然而文王、武王的祭祀唯独还能绵延相继，大概是因为周朝的子孙还能够守住自己的名分。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晋文公对王室有大功，向襄王请求获得隧葬的礼制，襄王不答应，说：‘这是天子的礼制。没有取代有德之君的功德，却有两个天子，也是叔父您所厌恶的。不然，叔父既然有土地可以使用隧葬，又何必来请求呢？’晋文公于是害怕，不敢违抗。因此，以周朝的土地说，它还不如曹、滕大；以周朝的人民说，它还不如邾、莒多。然而经过数百年，仍然作为天下的宗主，即使晋、楚、齐、蔡强大，也不敢侵犯它，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名分还存在。至于季氏对于鲁国、田常对于齐国、白公对于楚国、智伯对于晋国，他们的势力都足以驱逐国君、自己取而代之，然而最终不敢这样做，难道是力量不足、内心不忍吗？是因为害怕触犯名号、违背名分，天下人会共同诛讨他们。” 如今晋国的大夫暴虐地蔑视自己的国君，瓜分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伐他们，反而还加以宠信、授予爵禄，使他们列于诸侯之中。这是连区区的名分也不能守住，反而一并抛弃了。先王的礼制，到这里就完全丧失了。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衰弱，三晋强盛，即使想不答应他们，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这完全不是这样。三晋虽然强大，如果不顾天下的诛讨，冒犯义理、侵凌礼制，那么就不会请示天子，而会自行建立国家。既然不请示天子而自行建立国家，就是悖逆的臣子。天下如果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君主，一定会奉行礼义去征讨他们。如今三晋请示天子，而天子答应了，这就是接受天子的命令而成为诸侯，谁还能讨伐他们呢？所以三晋列于诸侯，并不是三晋破坏了礼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唉！君臣之间的礼制既然败坏，天下便以智谋和武力互相争强称雄，终于使圣贤的后代，国家没有不灭亡断绝的；百姓也几乎被消灭殆尽，难道不可悲吗！

译周的仁德与礼制 温公说：“周平王东迁以后，国势一天天衰微；到了战国时期，又分裂成两个部分。它的土地和人民，已经不足以同强国的大夫相比，然而天下仍然尊重并奉事周王，把他当作天下的共主。周王守护着文王、武王的宗庙祭祀，使周王朝绵延不断，长久没有断绝。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根基扎得牢固，源头流得深远。过去周朝兴起时，以礼作为根本，以仁作为源头。从后稷以来，直到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他们讲求礼制已经很完备，施行仁德也很深厚。百姓耳濡目染，仁礼深入骨髓。即使后世周王室衰弱，百姓将要产生凌辱轻慢的念头，也会畏惧先王的礼制而不敢这样做；将要产生离散的想法，也会想到先王的仁德而不忍离去。这就是周朝享有国祚长久的道理。否则，凭区区几个城邑，处在七国之间，连一天都不可能保存，何况延续数百年呢？” 《小雅》兼论周朝的盛衰 东坡说：“《诗经》各部分中，只有周诗最为完备；周朝的兴盛和衰败，在《诗经》中也记载得最详细。大体说来，周道开始于闺门之内的父子关系，施行到君臣关系，并推广覆盖天下的内容，保存在《二南》中；后稷、公刘以及文王、武王创建基业的艰难，还有幽王、厉王逐渐失去正道的情况，保存在《二雅》中；成王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礼乐、文章完备的情况，保存在《颂》中。周朝越来越衰弱、削减，直到降同诸侯的情形，保存在《王黍离》中。周朝的盛衰，大概都可以在这里完备地看到了。”《小雅》说的是王政中较小的方面，同时也陈述周朝处于盛衰转折时期的情况。幽王、厉王虽然失去了正道，但文王、武王的事业还没有坠落，宣王又继而使周朝中兴。因此，虽然怨刺的诗一同兴起，却没有列入《国风》，这是因为仍然有王政存在。所以说：“《小雅》兼及周朝盛衰的转折时期。”过去议论这件事的人，都只是各自得到了一面，而没有说全。季札观看周乐，演唱《小雅》时说：“思虑而不改变志向，有怨恨却不说出来，大概是周道衰微了吧？”文中子说：“《小雅》哪里是衰微？这大概正是周朝强盛吧？”季札所说的“衰微”，大概是因为他当时亲眼见到周道衰落，却没有见到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盛况。文中子所说的“盛”，是说文王、武王遗留下来的功业长久没有消失；虽然他们的子孙已经衰微，天下仍有一些人尊奉周王室。所以说：“这两个人，都只是得到了一面而没有说全。”太史公说：“《国风》描写男女情爱而不过分放荡，《小雅》有怨恨和讥刺而不至于引起祸乱。”在周朝衰微的时候，即使君子也不能没有怨恨，关键只在于不要发展到祸乱而已。文中子却把它认为是周朝始终处于全盛状态，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因此，他能够批评这两个人的说法，后来《小雅》的道理才算完备。《豳》诗列入《国风》，宣王北伐列入《小雅》东坡说：“周公所作的《豳诗》讲的是王业，却列在《国风》中；宣王北伐是大事，却记载在《小雅》中。大概《豳诗》说的是后稷、公刘成就王业时所经历的艰难。后来经过几代，到了文王、武王的时候，王业已经大为成就，他们的诗便是《二南》。《二南》的诗尚且列在《国风》中，唯独《豳》列在其中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从前季札观看周乐，认为《大雅》委婉而有正直的气质，《小雅》有思虑却不改变志向，有怨恨却不说出来。所谓委婉而有正直的气质，是宽缓而不流于放纵；所谓有思虑而不改变志向、有怨恨而不说出来，是范围较窄而不至于逼迫。由此看来，《大雅》和《小雅》之所以不同，是取决于言辞的广狭，而不是取决于事情的大小。” 颍滨说：“过去周公遭遇变故而作《豳诗》，虽然说的是王业的根本，但主要是为了表明自身没有罪过，因此称为《国风》。宣王北伐，事情虽然重大，但所作诗歌不具有《大雅》的体制，因此称为《小雅》。所以，宽缓柔和、敦厚笃实，是《大雅》的风格；慷慨激昂、刚劲直率，是《小雅》的文辞。” 文王、宣王陶冶人才 荆公说：“商朝的时候，天下曾经大乱。在位者贪婪狠毒而导致祸败，都是因为用非其人。等到文王兴起时，天下的人才又曾经很少。当时，文王能够陶冶天下的士人，使他们都具备士君子的才能，然后按照各自所具有的才能任官使用。《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哪里不培养造就人才？’说的就是这件事。等到文王的教化成就之后，即使是微贱的兔罝之人，也没有不喜好德行的，《兔罝》这首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更何况在位的官员呢？文王正因为能够这样做，所以用兵征伐就能使人服从，守成治理就能使国家安定。《诗经》说：‘奉持玉璋，仪态巍峨，俊秀之士都适宜担任这样的职事。’又说：‘周王出征远行，六军都跟随他。’这是说文王所任用的人，文臣武将都各自发挥了才能，没有一件事情被废弃。到了夷王、厉王造成的乱世，天下的人才又曾经很少。宣王兴起时，能够同他谋划天下大事的，只有仲山甫一人。所以诗人感叹说：‘德行轻得像鸿毛，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可惜没有人愿意帮助他。’这是哀叹人才太少，而山甫没有助手。宣王能够任用仲山甫，并推及同类，使天下的士人得到更新和美善，后来人才才又多起来。于是对内修治政事，对外讨伐不服从的国家，又恢复了文王、武王时期的疆土。” 所以诗人赞美他说：‘姑且说采摘芑菜吧，在那新开的田里，在这熟过一年的田里。’这是说宣王能够使天下的士人得到更新和美善，使他们具备可以任用的才能，就像农夫使田地得到整治更新，使田中长出可以采摘的芑菜一样。由此看来，人的才能没有不是由君主陶冶培养而成的。所谓陶冶培养使其成才，是什么呢？也就是教育他们、养育他们，选拔他们、任用他们，并且有一套相应的方法罢了。《历代名贤确论》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一 二帝三代通论上 帝王世系次序与年代【六一】舜、禹接受禅让【颍滨】帝王所崇尚的原则【李翱、李华、颍滨、刘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