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三十六

译七国兴亡 司马光说：“合纵连横的学说，反复变化有许多说法，但大体而言，实行合纵是六国的利益。从前先王建立许多诸侯国，使诸侯朝见聘问以相互交往，用宴饮享乐来相互亲善，用会盟来相互结交，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让他们同心协力来保卫国家。假使六国能够以信义相互亲善，那么秦国即使强暴，又怎么能灭亡它们呢？三晋是齐国、楚国的屏障；齐国、楚国是三晋的根基。形势上相互资助，内外彼此依靠。因此，用三晋去攻打齐国、楚国，就是自己断绝自己的根基；用齐国、楚国去攻打三晋，就是自己撤掉自己的屏障。哪有撤掉自己的屏障来讨好盗贼，还说‘盗贼将会爱护我而不攻打我’的道理？这难道不是荒谬吗！” 苏洵说：六国灭亡，不是武器不锋利，也不是仗打得不好，弊病在于拿土地贿赂秦国。贿赂秦国而使自己的力量削弱，这是灭亡的道路。有人说：六国相继灭亡，都是因为贿赂秦国吗？回答说：没有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贿赂秦国的国家灭亡，失去了强大的援助，不能独自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秦国在用攻战夺取土地之外，小的得到城邑，大的得到城池。把秦国贿赂所得的土地同它通过战胜所得的土地相比，实际多了一百倍；诸侯丧失的土地同它们战败丧失的土地相比，实际也多了一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诸侯最大的祸患，本来就不在战争上。想到他们祖先的父辈，冒着霜露，披荆斩棘，才拥有一点土地；子孙却看得不很珍惜，全部拿来送给别人，就像丢弃草芥一样。今天割让五座城，明天割让十座城，这样以后才能得到一夜安睡。早晨起来看看四境，秦国的军队又来了。既然如此，诸侯的土地有限，暴秦的欲望没有满足，送给秦国的越多，秦国侵犯得越急。所以不用交战，强弱胜负已经判定；以至于灭亡，本来就是情理上必然如此。古人说：‘拿土地侍奉秦国，就像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不烧完，火就不会熄灭。’这话说对了。齐国人不曾贿赂秦国，最终也跟随五国迁移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它亲附秦国，却不帮助五国。五国已经灭亡，齐国也不能幸免。燕国、赵国的君主，起初有长远谋略，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按道义不向秦国行贿。因此燕国虽然是小国，却最后才灭亡，这就是坚持用兵抵抗的效果。后来太子丹把荆卿作为刺杀秦王的计策，才开始招致祸患。赵国曾经同秦国交战五次，两次失败、三次胜利。后来秦国两次攻打赵国，李牧接连击退秦军。等到李牧因为谗言被杀，邯郸就变成了秦国的郡。可惜赵国使用武力却没有坚持到底。况且燕国、赵国处在秦国变法后几乎要把诸侯灭尽的时期，可以说智谋和力量都孤立危急，战败而亡，确实是不得已。假使韩、魏、楚三国各自珍惜自己的土地，齐国人不依附秦国，荆轲不去刺杀秦王，良将李牧还在，那么胜负的趋势、存亡的道理，尚且可以同秦国较量，或许还难以轻易判断。唉！如果把贿赂秦国的土地用来封赏天下的谋臣，把侍奉秦国的心意用来礼遇天下的奇才，齐心协力向西进攻，那么我恐怕秦国人连食物都无法咽下去。可悲啊！有这样有利的形势，却被秦国长期积累的威势所胁迫，一天天削减、一月月割让，以至于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让自己被强大的积威所胁迫啊！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六国的形势比秦国弱，却还有可以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条件。假如凭借这样大的天下，却反而降低身份，重蹈六国灭亡的旧事，那么楚国、魏国、韩国就更加处在六国之下了。何去非说：“秦国取得了兼并天下的有利形势，而天下各国却没有达到必定会被兼并的地步；六国拥有抵抗秦国的形势，而秦国最终却发展到不可抵抗的程度，难道是秦国善于使六国灭亡吗？祸患在于六国的君主亲自攻打自己本来可以亲近的国家，却忘记了自己本来应当仇视的国家。秦国作为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函谷关以东的国家，却有六个。计算秦国的土地，只占六国的五分之一；比较秦国的军队，只相当于六国的十分之一。凭五分之一的土地、十分之一的军队，却总能独占强盛，控制天下的命运，是因为它占据地势便利的地方，居高临下扼住天下的咽喉，把六国的胸背踩在脚下。假使六国君主知道国家真正的祸患在秦国，彼此真诚结交，合力排斥秦国，那么秦国即使确实善于攻战，又怎么能鞭打六国，使它们一个接一个向西面朝秦国侍奉呢？何况还能一两个国家一灭再灭吗？大概六国没有考虑这一点，凡是早早入朝、晚晚退朝所谋划的，全都是彼此残杀的计策；这就是秦国得以坐收其弊，最终把六国擒获的原因。六国的形势，没有比实行合纵更有利的，也没有比实行连横更有害的。合纵成功就安全，连横形成就危险，这是必然的形势。” 旦向六国出兵，六国的军队就全部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它，那么秦国的军队便不敢轻易越过函谷关，崤山以东就安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

译有人说：韩、魏是秦国交错相接的边地。秦军进攻韩、魏时，作战范围在百里之内；进攻其余四国时，作战范围却在千里之外。韩、魏招致秦军，近在一日之间；但等待诸侯救援，却要在三个月以后。秦攻打韩、魏，取胜后撤军休整，那么其余四国前来窥伺、伺机进攻的军队还来不及知道。如今如果只是拿着空泛的盟约来役使韩、魏，秦人必将迅速进攻并把它们击溃，这就使两国很快遭受实际的灾祸，而齐、楚、燕、赵反而陷入唇亡齿寒的忧患，并不是最好的计策。唉！齐、楚、燕、赵的百姓，裹粮携戟来抗击秦军，没有一年不是如此。然而最终仍不能在一天之内解除秦国的祸患。四国如果确实能够每年各自轮换本国的一支军队，命一名偏将率领，合兵戍守韩、魏并援助它们的力量，那么这就是六国军队每天聚集在韩、魏郊外，登临关隘窥伺秦国。秦国即使有勇敢之人，虽然说是受辱而招引它出战，也必定不敢轻易出兵，只能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支撑。苏秦、张仪虽然他们的权术产生于揣摩和辩说的技巧，人人都轻视他们，但他们所提出的谋划，都足以成为诸侯利害成败的关键。苏秦始终没有得到六国完全的信任，而张仪的志向却独自在秦国得以施行，这就是六国被秦国吞并的原因。唉！使关东各国分裂成六国，难道是上天要让秦国最终得到帮助吗？假使当初关东的土地能够合为一体，在韩、魏郊外同秦人决战，那么胜负的形势还真未可知。假使齐国能够凭借自身的资力，进而兼并燕、赵；楚国能够凭借自身的资力，进而兼并韩、魏，那么鼎足而立的形势就可以形成。正因为各自成为六个国家，所以秦人得以离间它们的友好、拆散它们的交往，最终逐一把它们夷灭。可悲啊！颍滨说：我曾读《六国世家》，私下很奇怪天下的诸侯拥有五倍于秦的土地、十倍于秦的人口，却发愤向西进攻崤山以西千里的秦国，仍不能免于灭亡。我常常为此深思远虑，认为一定有可以使自己安定的办法；大概未尝不是责怪当时的士人谋划祸患太粗疏、看待利益太浅薄，而且不知道天下的形势。秦国同诸侯争夺天下的地方，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郊野；诸侯同秦国争夺天下的地方，也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原野。秦国拥有韩、魏，就像人患有腹心之疾。韩、魏堵塞秦国的要冲，遮蔽崤山以东的诸侯，所以天下最看重的，没有比韩、魏更重要的了。从前范睢被秦国任用，便收服了韩；商鞅被秦国任用，便收服了魏。昭王还没有得到韩、魏的归心，就出兵攻打齐国纲寿，范睢因此忧虑。这样看来，秦国所忌惮的对象就可以看出来了。秦国用兵攻打燕、赵，是秦国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去攻打别国都城，燕、赵在前面抵抗，韩、魏在后面乘机进攻，这是危险的道路。但秦国攻打燕、赵时，从来没有韩、魏的忧患，正是因为韩、魏已经依附秦国。韩、魏是诸侯的屏障，却让秦人能够在它们之间出入，这难道是懂得天下形势吗？把小小的韩、魏丢给强大的虎狼秦国去抵挡，它们怎么能不被击折而归入秦国呢？韩、魏被击折而归入秦国以后，秦人便能够把军队通向东方诸侯，使天下遍受秦国的祸害。韩、魏不能独自抵挡秦国，而天下诸侯要借助它们来遮蔽西方，所以不如厚待韩、亲近魏，以排斥秦国。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窥伺齐、楚、燕、赵各国，齐、楚、燕、赵也就能够在它们之间保全自己。用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援助正在抵御敌人的韩、魏，使韩、魏没有向东顾虑的忧患，替天下挺身而出抵挡秦军；把秦国交给韩、魏两个国家去应付，而让四国在内部休养，同时暗中援助韩、魏的急难。这样，就可以应付无穷的变化。那个秦国还能做什么呢？他们不知道采取这种办法，却贪图边境上尺寸之地的利益，背弃盟约、破坏约定，互相残杀，自取灭亡。秦军还没有出动，天下诸侯已经自行陷入困境，最终使秦人得以窥伺他们的空隙，夺取他们的国家，难道不可悲吗？又说：用兵有权变，权变所在的地方，国家才能取胜。因此国家无论大小，军队无论强弱，有些小国、弱兵却被天下畏惧，只是因为掌握了权变罢了。千钧重的牛，可以被三尺高的儿童制服，低着耳朵顺服下来，却还不如猕猴在山林中奋力跳掷。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权力掌握在人手中。我想进攻就进攻，不想进攻就防守。进攻时天下没有谁能够抵挡，防守时天下没有谁能够窥伺。从前秦国曾经采用过这种办法。打开关隘出兵攻打诸侯，诸侯无不愿意割让土地来求和。诸侯割地向秦国求和，秦人却从不急于获得割地的利益，仿佛不得已才答应，因此诸侯常常想求和，而秦国常常想作战。这样，权力自然就在秦国手中。而且秦国并不是比天下诸侯更强，只是秦国能够自己果断决定，诸侯却不能，所以天下形势虽然多次变化，最后都归于秦国。诸侯的利益本来就在合纵。早晨听到陈轸的主张，便联合实行合纵；晚上听到张仪的计策，便解散合纵而实行连横。秦国却不是这样：主张连横的人想实行连横，主张合纵的人想实行合纵，秦国都让他们自己选择并慎重处置。诸侯彼此观望，最终没有谁能自行果断决定，那么权力在秦国手中，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又说：苏秦想联合诸侯来抵抗秦国，这是当时的好计策。公孙衍游说齐、魏以后，苏秦的盟约不到一年就毁坏了。众人的意志不能统一，事情本来就很难成功吗？然而上天正要帮助秦国，即使人的谋划很好，也会有无法支撑的时候。韩、魏、赵、楚同秦国土地相接，即使想勉强抵抗秦国，但战事每天到来，形势已经不可为。像燕、齐背靠大海，前面有四国作为阻隔；燕国弱小，不值得多说。至于强大的齐国，如果能同四国合纵，拿出有余来补充不足，时常出兵救援它们的急难，即使秦国暴虐，又怎么能最终消灭诸侯呢？然而齐威王、齐宣王正凭借自己的力量攻伐诸侯，不与诸侯亲近；齐愍王攻取宋国、击破燕国，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空暇顾及远方。燕王喜却苟且偷安、闭关自守，侥幸秦国容许自己存在，结果同五国一起灭亡，难道不是天意吗？但我看六国灭亡时，它们的国君没有一个能够守住国家。楚考烈王死后，李园专擅国政；负刍和楚王仍争夺王位，好不容易才自行安定下来，秦军就到了。赵王迁听信谗言杀害李牧；魏景愍王采用秦国间谍的计策废黜信陵君；韩王安受韩圯制约；燕丹因私怨于秦始皇，想用刺客杀死秦始皇。即使秦国不发动侵略，他们的形势也不能长久安定，更何况秦国还乘他们衰败之际进攻呢？

译苏秦 陆龟蒙假托寒泉子回答秦惠王说：“寒泉子【秦国的处士】拜见秦惠王，说：‘有一位客人从赵国来，拿合纵、连横的事情游说大王，是谁呢？’惠王说：‘是东周人苏秦。’寒泉子说：‘他上书十次，大王都不听，有这回事吗？’惠王说：‘是的。’寒泉子说：‘他的主张是怎样的？是称王，还是称霸？是要让您放弃霸业而登上王道吗？’惠王说：‘是的。’寒泉子说：‘那么为什么他多次上书，您却疏远而不采用呢？’惠王说：‘醯鸡不能混同于雷霆，婴儿不能抵抗乌获，是因为声势和力量相差悬殊。苏秦确实善于辩说，怎么能凭三寸之舌谋划崤山以东诸侯，使他们面向西方朝拜秦国呢？我不是不知道不损失一领铠甲、不折断一支箭的好处，只是这仍然像徒然捕风罢了。诸侯不能统一，并不是一天造成的。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开始好像胶一样黏合，最后却像冰一样消融，难道只是连在一起的鸡不能一同登上栖架而已吗？我宁愿堵住耳朵，也按道义不能听这种话。’寒泉子说：‘不是这样。齐、荆、三晋的人长期苦于战争。方城出产的金属，十九份用来制造兵器，一份用来制造鏄、铫等农具；董泽的蒲草，十九份用来制造盾牌，一份用来编箕、桊等器具。’ 父子兄弟的鲜血，前后飞溅在野草上。齐国人的魂魄化为燕地的瘴气，赵国人的尸骨化入魏国的土地；那凄惨悲痛的声音，传入钟磬等金石乐器，发自琴瑟笙箫等弦匏乐器，听到的人忧伤凄楚，禁不住流泪。有一天，如果有人对他们说：‘早晨同秦国实行连横，晚上就能安安稳稳地睡觉。’秦国也厌倦战争，即使只是鼓动唇舌，也还不能吞并诸侯。秦国休养而变强，我们也勇敢振作起来。即使有能言善辩的人，又怎么能反复游说呢？大王如果不采用这个办法，秦国只要下令让一名武士砍断他的脖子，不让车轮把他的尸体碾过函谷关下的土地，使东方诸侯听到他的话，合纵解散、连横失败，转向东方而背对秦国。大王出外就会丧失气势，回朝就会包藏羞耻。等到形势危急时，您拿土地来奉献给仇敌，难道唯独不想到秦仲创业的艰难吗？春秋祭祀时，您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宗庙？’惠王最终没有采用。寒泉子在偏僻的赵地耕作；就在这时，秦国封苏季子为武安君，六国果然接受他的教导，秦国关闭关隘十五年。颍滨说：秦国强而诸侯弱，游说之士中主张连横的人容易建立功业，主张合纵的人却难以施展力量。然而合纵成功则对诸侯有利、使秦国受害，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而诸侯成为俘虏。总而言之，二者都出于权术诡诈，而合纵是否更好呢？苏秦本来游说秦国实行连横，意见不合后受到燕、赵激励，便甘愿承担这件难做的事情。过了一年，在洹水之上歃血结盟，难道不能说他有能力吗？然而口中的鲜血还没有干，犀首一出面，齐、赵便背弃盟约，合纵的约定全都破裂了。大概诸侯各怀异心，就像相连的鸡不能同时栖息，形势本来就是这样。可是太史公认为盟约文书送入秦国后，秦人因此关闭函谷关十五年，这只是游说之士的浮夸言论，太史公相信它，实在过头了。四公子 潘存实在《四公子赞》中说：‘四位公子处在齐、楚、赵、魏强盛的时候，门下有三千食客，听说的人谁不羡慕他们？有人尚未显达，谁不会说：“一旦富贵，必然会如此”呢？唉！自从四位公子去世以来，千年之间，难道没有比四位公子地位高的人吗？难道没有比四位公子富有的人吗？然而这些人又是谁呢？等到富贵之后便说：“那四个人只不过是沽名钓誉罢了，三千人又有什么用呢？”可悲啊！普通人的尊贵是为了自己，四位公子的尊贵却是为了别人。人人都知道富贵可以达到，而富贵之心同贫贱之心不相违背这一点，愚昧的我还没有见过谁能达到。’赞曰：‘四个人以自身作为栋梁，万二千人作为他们的耳目；四个人作为大梁，万二千人作为椽桷。有危难可以平定，有将死者可以使其生还，难道这只是凭借威势吗？其实是凭借义理抗争。唉！有些人治家，财物不肯与人共有，内心不肯承认他人，妻子不和丈夫相处，父亲不慈爱儿子，何况对待万二千名士人呢？美好啊！只可惜我的眼睛没有亲眼见到这一切。’ 刘敞说：‘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都被称为贤明的君子，善于养士，门下都有三千人。然而孟尝君因谗言被废黜，只有冯生跟随一辆车进入秦国，才使孟尝君在齐国重新受到尊重。平原君背弃了千里之外的约定，赵国同楚国约定合纵，若没有毛遂，几乎不能确定下来。信陵君最贤能，得到侯嬴后才能成功。士人又何必在意数量多呢？但是如果不大量养士，也就会失去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不只是百人、十人中的豪杰，而只是三千人中的三个人。凭借他们降低身份仰慕义理、不遗弃贫贱之人的品行，一生中真正得到他们任用的，只是三千人中的三个人罢了。何况那些不善于养士、使士人无所归依的人呢？他们没有陷入困顿羞辱，就已经算幸运了，哪里还敢希望有什么功名呢！’

译《战国策》曾子固作序说：刘向为这部书作叙，说周朝前期重视教化、修明法度，所以国家大治；到了后来，诈谋被采用，仁义的道路被堵塞，所以天下大乱。这个说法已经很美了，却一概认为这部书所记载的是战国游说之士揣度当时君主能够实行的事情，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样说，可以称为被流俗迷惑而不能坚定相信自己。孔子、孟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周朝初年已经数百年，周朝原有的法度已经消亡，原有的风俗也早已熄灭。二人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认为先王之道不可改变，难道是要强迫天下君主去做后世已经不能做到的事情吗？他们也是要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所遭遇的变化，制定适合当世的法度，使它不失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治理国家天下的方式，变化固然不同，法度固然各异，但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本意、先后次序和根本末节，从来没有不同。孔子、孟子的主张就是如此。大概法度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能不一致。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因此二人坚持这一点，难道是喜欢提出异论吗？只是能够不苟且罢了。可以说他们没有被流俗迷惑，而能坚定相信自己。战国的游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道是值得信守的，却以游说容易迎合为乐；他们用心留意的，只是苟且谋求一时的办法而已。所以他们谈论欺诈的便利，却避讳欺诈的失败；谈论战争的好处，却掩盖战争的祸患。他们相互带头这样做，没有谁不是看到了利益却不能抵偿其危害，得到了好处却不能抵偿其损失。最终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一类人因此丧失性命；诸侯以及秦国任用他们，也因此亡国。他们成为天下的大祸，已经很明显了，但世俗之人仍没有醒悟。只有先王之道，根据时势、适应变化而制定不同法度，考察起来没有瑕疵，实行起来没有弊害，所以古代圣贤从来没有因为这一点而以彼易此。有人说：邪说危害正道，应当放逐并断绝它，那么这部书不予销毁可以吗？回答说：君子禁止邪说，本来就应当先把它的主张向天下说明，让当时的人都知道它不可遵从，然后加以禁止；这样也可以使后世的人都知道它不可实行，然后引以为戒，那么道理就明白了。难道一定要销毁它的书籍吗？把它公布出来并加以辨明，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孟子》一书中，有人宣扬神农之言，有人宣扬墨子之言，孟子都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并加以驳斥。至于这部书的写作，上接《春秋》，下至楚汉兴起，记载二百四十五年间的事迹，本来就不能废弃。申不害、商鞅、韩非 颍滨说：商鞅用法治理秦国，申不害用术治理韩国。把法令明确地写在官府，刑罚一定施加于民众，这就是法。根据职任授予官职，按照名分考核实际，掌握生杀大权，考察群臣的才能，这就是术。法是臣下所应遵循的准则，术是君主所掌握的手段。到韩非的学说，兼取申不害、商鞅的主张，同时使用法和术。法所禁止的事情，即使有圣人和智者也不能做；术所操持的权力，即使父子之间也不能互相信任。假使君主掌握法术的自然规律，便不再有所作为，这就是申不害、韩非所说的老子之道，实际上却不是老子之道。他们只是各自推行自己的学说罢了。这样看来，韩国、秦国的政治在一时之间能够实行，但它们的祸害会在长久以后显现。假使韩非不是不幸而被当世任用，他造成的祸害将有说不尽的。太史公悲叹韩非知道游说的艰难，最终却因游说而死，所以把他的《说难》载入篇中。然而古代君子遵循道理发表言论，言论的利害不放在心上，因此话一说出便一定符合道理，总而言之内心没有愧疚。难道还要先制定一套法令，再谋求它一定被采纳吗？如今韩非先制定法令，然后才去游说别人，这已经是不懂游说了，更何况韩非用来游说秦国的办法，正是招致祸患的道路呢？太史公是不是因为李陵的事情不合汉武帝的心意，使他终身被废弃、受辱，所以深深悲痛他呢？东坡说：‘圣人之所以憎恶异端、竭力排斥它们，并不是因为异端有能力扰乱天下，而是因为天下的混乱正由它们产生。从前周朝衰微时，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流，轮番发表虚无淡泊的言论，宣扬他们放荡狂妄、漂浮游荡的学说，内容纷杂颠倒，最终归于虚无。遵循他们道路的人，心境空荡，不能得到适当的归宿，因此忘却富贵的快乐，把生死看得平等。这些不得志于天下、想要高出世俗而远走的人，正因此放纵心志而没有忧虑。虽然这不是圣人的道路，但他们的用心本来也没有给天下造成恶害。自老聃死后一百多年，有商鞅、韩非著书，宣称治理天下没有比刑名之术更高明的。等到秦国采用了这些主张，最终导致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令有余，秦国因此断绝祭祀，天下百姓遭受它的毒害。后世的学者知道申不害、韩非的罪过，却不知道这是老聃、庄周造成的。为什么呢？仁义之道，起源于夫妻、父子、兄弟彼此相爱的关系；礼法刑政的根源，则产生于君臣上下彼此猜忌的时候。相爱，就有所不忍；相忌，就有所不敢。只有不敢与不忍的心相结合，圣人的道路才能存在于其中。’ 如今老聃、庄周谈论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空泛得像浮萍漂在江湖上，偶然相遇罢了。这样一来，父亲就不值得爱，君主也不值得畏惧。不畏惧君主，不爱自己的父亲，那么仁就不足以使人怀抱，义就不足以使人受到劝勉，礼乐也不足以教化天下。这四样都没有用，却想把天下置于“无有”的境地。所谓“无有”，难道真足以治理天下吗？商鞅、韩非想要建立自己的学说却没有做到，只得到了一套轻视天下、把万物看作齐同的术法，所以敢于施行残酷暴虐而毫不迟疑。如今如果不忍心杀人，却不足以称为仁；而仁又不足以治理百姓，那么杀人就不足以称为不仁，不仁也不足以扰乱天下。这样一来，天下的一切都任凭我去做，刀锯斧钺，施用在什么地方不可以呢？从前孔夫子从未有一天改变自己的言论，即使是天下微小的事物，也没有不有所畏惧的。如今他们看待天下，觉得天下渺小得不值得作为，这就是他们轻易杀人的原因吗？太史迁说：“申不害拘泥于名实，韩非援引法度，切合实际，明辨是非；但他们的极端做法残酷苛刻而缺少恩德，都是从道德的意思推演出来的。”我读到这里而加以思考，事情本来就有彼此并无谋划却互相感应的情况。庄子、老子之后，造成祸害的是申不害、韩非。自三代衰微以来直到今天，凡是用来扰乱圣人之道的东西，其弊病本来已经很多了；但我还不知道它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这可怎么办呢？难道不应当设法治理它吗？

译赵括、王翦 六一说：唉！任用人才困难，实在困难！还不如听取意见困难。人的言论并不只有一种。巧言善辩、纵横驰说的，听起来令人喜爱；忠诚的言论质朴而且常常说得迟钝。这并不是听取言论本身困难，而在于听取者是明智还是昏暗。阿谀奉承的话顺合心意，容易使人喜悦；直率的话违逆耳朵，容易触怒听者。这也不是听取言论本身困难，而在于听取者是贤明还是愚昧。这些都还算不上困难。听起来似乎可以采用，采用后却往往败坏事情；听起来似乎不可以采用，但不按照他所说的做就不能成功；这才是听取言论的困难。请试举一两个例子：战国时，赵国有个将领叫赵括，善于谈论军事，自称天下没有人能抵挡他。他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久经用兵。每次和赵括谈论军事，赵奢也不能使他理屈词穷。然而赵奢始终不认为赵括有才能，叹息说：“赵国如果让赵括担任将领，一定会败坏赵国的大事。”后来赵奢死了，赵国终于任用赵括为将。他的母亲亲自去见赵王，也说赵括不能任用，赵王却不听，让赵括领兵攻打秦国。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投降秦军的有四十万人，在长平被活埋。大概当时没有像赵括这样善于谈论军事的人，也没有像赵括这样惨败的人。这就是听来似乎可以任用，任用后却往往败坏事情的例子，赵括便是这样。秦始皇想要攻打荆国，问将领李信需要多少兵力。李信当时年轻而勇敢，回答说：“不过二十万人就足够了。”秦始皇非常高兴。又拿这件事问老将王翦，王翦说：“没有六十万人不行。”秦始皇不高兴，说：“将军老了，怎么这样胆怯呢！”于是认为李信可以任用，便给他二十万人，让他攻打荆国。王翦于是称病辞职，退居频阳养老。不久李信被荆人打得大败，损失七名都尉后回来。秦始皇非常惭愧，亲自驾车到频阳向王翦道歉，并强行起用他。王翦说：“如果一定要任用我，没有六十万人不行。”于是秦始皇最终给了他六十万人，王翦率军出发，终于灭掉了荆国。那种起初听起来似乎不能采用，但不按照他所说的做就不能成功的意见，王翦便是例子。而且，向别人听取计策，应当怎样做呢？如果听来似乎可以采用，按理说采用它是对的，却往往败坏事情；如果听来似乎不能采用，按理说舍弃它是对的，但一定要按照他的主张去做才能成功；这就是困难所在。我又认为，秦、赵两位君主并不只是错在不会听取意见，也在于喜欢任用新进之士，轻易抛弃老成之人，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大体说来，新进之士喜欢勇猛锐进；老成之人多半慎重持稳。所以，君主喜欢建立功名，听到勇猛锐进的言论就容易接受，听到慎重持稳的言论就难以听进去。至于赵括这件事，又有一种说法。我大略考察《史记》的记载，当时赵国正派廉颇进攻【此处原文有疑误】。秦国很害怕廉颇，却知道赵括只是空谈，容易对付，于是向赵国施行反间计，说：“秦人所害怕的，是赵括。如果赵国任用他为将，秦国就会害怕了。”赵王没有看破反间计，便任用赵括为将，代替廉颇。蔺相如极力劝谏，认为不可以，赵王不听，终于导致失败。由此说来，赵括只是空谈而没有实际本领，不能任用。他的父亲知道这一点，他的母亲也知道。赵国的许多大臣，如蔺相如等也知道。甚至外国的敌人也知道。唯独他的君主没有觉察罢了。任用人才的失误，天下人都知道他不可用，唯独君主不知道，这是最大的祸患。前代因这个原因而发生祸乱、失败、灭亡的事情，多得数不清。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 颍滨说：周王室衰微，礼义不明，小人奋力起身犯上作乱，还互相夸耀，把这种行为说成贤能，孔子对此深为厌恶。齐豹凭借卫国司寇的身份杀死卫侯的兄长絷，蔡国的公孙翻以大夫身份弑杀他的君主申，《春秋》都把他们作为盗贼记载而不称其姓名，这就是所谓求取名声却没有得到名声的人。太史公为刺客立传，列举五个人，他们都属于齐豹、公孙翻一类，却对他们赞誉不绝，失去了《春秋》的本意。只有豫让为旧君报复赵襄子，具有古代复仇的义理。至于荆轲刺秦始皇，虽然秦始皇因为强暴而失去天下，听说这件事的人都感到痛快，但说到底，这是以盗贼的手段乘君主没有防备而行刺，不能让这种做法成为长久的法则。至于曹沫的事情，我根据《左氏》考察：鲁庄公十年，曹沫开始以谋略求见庄公，庄公任用了他，在长勺打败齐国。从此以后，鲁国从未战败。到了十三年，庄公在柯地与齐侯会盟，怎么会有所谓三战三败，曹沫用匕首劫持齐桓公、索要被侵占土地的事情呢？起初公羊高采纳异说，把曹沫的事情记入《春秋》；后来战国游士多次称说曹沫，把它作为谈说的材料，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庄公抵御齐国时，曹沫询问作战的依据，认为小恩小惠、小的信用都不足以凭借，只有忠诚才可以凭此一战。曹沫大概是懂得义的人，怎么肯把自己供刺客驱使呢？《春秋》记载宋国、楚国在城下结盟，齐国、鲁国在夹谷结盟，都因为是以胁迫订立的盟约而不记载，只记作“平”以及会盟。如果曹沫确实用匕首劫持齐桓公，那难道不是胁迫订立的盟约吗？可是《春秋》记载“公会齐侯盟于柯”，由此便知道那不是胁迫订立的盟约。因此我删去曹沫，只保留其余四人，但这四人也不能算所谓贤人。荆公说：曹沫率军却使别人的城邑陷落，又劫持天下的盟主，管仲因而没有违背盟约，以此维护信誉，在当时或许可以这样做。我只是奇怪，智伯所称的国士豫让，难道就不曾考虑采用这种计策吗？豫让如果真是国士，竟不能反过来谋划三晋、挽救智伯的灭亡；仅仅为此小事而死，难道还值得相提并论吗？他大概也只是不愿违背自己的心意。聂政被严仲子以财物收买，荆轲被燕太子丹供养；这两个人在处境污秽、隐伏、困顿、贫约之时，仍自重其身，不随便希望别人知遇，也只是说自己有所等待。那些怀抱道德、等待时世的人，又该如何看待呢？优孟、西门豹、淳于髡、优旃 颍滨说：太史公选取了三个滑稽人物，褚先生一人，他们都因为以诙谐逗笑的方式对事情有所助益，所以一并记录下来。然而西门豹是古代的循吏，并不是滑稽人物；只是因为他制止河伯娶妇一事，是借俳优之事发端，手段巧妙而迅速，所以才把他记在《滑稽列传》中，实际上并不是滑稽人物。【太史公把齐威王的事置于楚庄王之前，如今已经订正；但优孟的话中却称齐、赵、韩、魏，大概是战国记事者加以粉饰的过错。】

译扁鹊 颍滨说：我在《赵世家》中删去了赵简子的梦，排除了扁鹊的说法，认为治理国家不可以谈论怪异之事。到了《扁鹊列传》，却把他的说法全部记载下来，说：“世间有时确实有这样的事，不值得奇怪。孔子作《春秋》，并不是不知道人事以外的事情；对于左氏所记载的鬼神变化怪异之事，只要是世人共同传说的，就毫无疑问地记录下来。世间有通达的人，应当能够辨明这一点。”【扁鹊见过赵简子、齐威王，其中还夹有虢公的事情。虢公之事在《春秋》初期，赵简子在《春秋》末期，齐威王又在其后。有人或许怀疑这种说法荒诞，但战国时期，薛国已经灭亡很久了，孟尝君仍称薛公，怎么知道当时就没有所谓虢公呢？】《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三十七 庄子 庄子之道【荆公、鲁直、颍滨】杨墨 杨墨之道【昌黎、黄垍、荆公、郑獬】孟子 孟子之道【皮日休、昌黎、鲁直、颍滨】孟子养浩然之气【颍滨】用安逸的办法役使百姓，用使百姓生存的办法杀戮百姓【东坡】排斥杨朱、墨子【昌黎】孟子说不喜欢杀人【颍滨】孟子将要入朝见王【温公】孟子对蚳鼃说【温公】荀子 荀卿的道术【荆公】荀卿的学说【六一】荀卿的过失【东坡、荆公】诸子的通论 孟子、扬雄、荀子【昌黎】孟子、扬雄、荀子论人性【樊川、昌黎、东坡、颍滨、皇甫湜、荆公】庄子之道 荆公说：世人评论庄子，各不相同。学习儒学的人说：“庄子的书专门诋毁孔子，以便使他的邪说得到信奉；一定要焚烧他的书，废除他的门徒，然后才可以。”这种说法的是非曲直本来不值得讨论。学习儒学的人这样说，而喜欢庄子之道的人则说：“庄子的德行是不让万物扰乱自己的思虑，因此能够信守自己的道。庄子并不是不知道仁义，只是认为仁义低小，不值得用来修身；并不是不知道礼乐，只是认为礼乐浅薄，不足以教化天下。所以老子说：道失去以后才有德，德失去以后才有仁，仁失去以后才有义，义失去以后才有礼。由此可知，庄子并不是不通晓仁义礼乐的意义，而是认为仁义礼乐只是道的末流，所以才轻视它们罢了。”儒者的说法是好的，但从未探求庄子的本意；喜欢庄子言论的人，固然知道阅读庄子的书，却也从未探求庄子的本意。从前先王的恩泽到了庄子时代已经枯竭，天下的风俗大兴欺诈，质朴之风一并离散。即使世上的学士大夫，也没有懂得以自身为贵、以外物为贱的道理的人。于是他们抛弃礼义的传统，在利害之间争夺抢掠；趋逐利益而不以为耻，丧失生命也不以为怨，逐渐浸染、陷溺，终于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庄子为此感到忧虑，思考用自己的学说纠正天下的弊病，使人们归于正道。他用心过度，认为仁义礼乐都不足以纠正这些弊病，所以把是非看作相同，把彼我看作平等，把利害合而为一，只以使内心满足为所得。这就是他用来纠正天下弊病的办法。既然已经用这种学说纠正弊病，又担心后世竟把自己的说法当成实理，而看不见天地的纯全和古人的大体，于是在篇末又为此伤心，以便自我解说。所以他的篇章说：“《诗》用来表达心志，《书》用来记述政事，《礼》用来说明行为，《乐》用来表达和谐，《易》用来说明阴阳，《春秋》用来说明名分。”由此看来，庄子难道不知道圣人吗？他又说：“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却不能彼此相通；如同百家和各种技艺各有所长，有时各有所用。用这些来说明圣人之道，圣人之道的完整在于彼方，不在于此方。”可是他又把自己的书列在宋钘、慎到、墨翟、老聃之流中，都认为是只通晓一端而不完备、不周遍的人，大概是想说明自己的言论是有所针对而作，并不是大道的全体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庄子难道不是有意针对天下的弊病，而保存圣人之道吗？伯夷的清廉、柳下惠的和顺，都有矫正天下弊病的作用。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