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七十

译房玄龄 杜如晦、吕温赞颂房玄龄说：梁公早有远见，像龙一样卧伏着等待明主；长长的彗星流光，扫过天空，带来新的局面。义军如雷霆般兴起，梁公跃然而出，辅佐明主；手持策杖行走千里，前来叩开帝王宫门。温厚美好的梁公，确实美善，确实聪明，确实光明，确实通达。他以义为羽翼、以忠为辅佐，如鸾鸟，如鸿雁。大风震动大地，他穿着儒服却神态从容；安静地运筹于胸中，调节张弛，折服冲突，辅佐太宗左右。扫除艰难，廓清蒙昧，成就高祖的功业；功业告成，武功完成，辅佐开创太平。我虽然忘却劳苦，时代也没有什么争端。搜罗遗贤，推举群英。美玉不隐藏光辉，兰花不沉没香气。高飞的鸿雁出于幽冥，振翅的白鹭立于朝廷。人才济济，太宗因此安宁。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朝廷的衮职仍有补益。像仲山甫经营四方，方叔、召虎主持大国的枢要。您一到任便把事务交给您，闲居而辅佐朝政；您谦抑沉默地自处，也没有人敢欺侮我。高尚的节操善始善终。唉！梁公杜如晦赞说：庄严美好的叶公，姿态奇伟，精气纯粹；蕴含天地元和之气，成为大国的栋梁。乘应时势，发挥才干，使唐王室大为开创。于是与故人相携【年轻时与房梁公一同怀有建立巨大功业的志向】，直登太阶；又使阴阳交替运行，日月辅助光明，四海赞助养育万物，万物都敬重王道。如玉如金，德声深厚悠长；千秋万代，永远称颂房玄龄、杜如晦，如同称颂周代的申甫。孙之翰评论房玄龄、杜如晦的宰相功业说：“有人问：房玄龄、杜如晦任宰相时，他们谋划施行的事情看不出有什么显赫功绩，可世人却非常推重他们，为什么呢？回答说：宰相的功绩不一定显赫，关键要看当时的政事治理得怎样。房玄龄、杜如晦从在秦王府遇到太宗开始，就详细谋划天下大事；太宗即位后，便命他们担任宰相，给予他们专一的任用，不同于其他宰相，于是他们能够尽心辅佐治理，使时代达到太平。拿具体事情来说明，他们的功劳就可以看见了。宰相的职责，没有什么比端正官职、任用贤才更优先的。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才，宰相总揽大要，各项事务就会兴办，天下也就得到治理了。贞观元年，房玄龄任宰相时确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员；官员既少，人才就可以选择；人才可以选择，官职就不会滥设；官职不滥设，职事自然就能办好。况且两位公任用士人时，使他们各尽其才，这就是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君主兴起治理的关键途径。至于台阁的规模、典章制度和礼乐文物，也都是他们制定的；又防止奸邪，抑制权贵宠臣，各自都有明确的法度，大体就是这样。这不只是当时治理的成效，本来就足以垂范后世。其他军国机要事务，虽然没有留下具体谋议，但每次筹划事情，太宗都听从他们。以太宗的英明睿智，却专门任用这两位宰相，并听从他们的谋划，他们的贤能也就可以由此看清了。” 也就是说，贞观时期政事治理的成效，二位宰相的功劳是可以看见的。有人说：“贞观四年天下大治，太宗只称赞魏公的力量，却没有提到房玄龄、杜如晦，为什么呢？”回答说：“贞观初年，太宗求得治理的心情很迫切，魏公专门谈论王道，封伦却发表横加阻挠的言论。太宗不受奸邪之言迷惑，努力实行王道。等到天下得到治理，他赞赏贤人的议论能够阐明治道，所以称赞魏公的功劳；他憎恨小人的言论，不能使他们感到惭愧悔改，所以遗憾封伦看不到自己的言论被证实，自然没有提到房玄龄、杜如晦。然而，魏公是议论政事的大臣，房玄龄、杜如晦是辅佐宰相；魏公论述治国的纲领，房玄龄、杜如晦只是帮助太宗施行罢了。后世只知贤重房玄龄、杜如晦而看不到他们功劳的原因，只要详细观察太宗专任他们的用意，以及贞观时期政事的关键，就可以明白了。”他又评论贬黜陈师合说：“君主任用大臣，不可以不专一，也不可以专一过度。如果深知这个人的才德，就可以把国事交给他；若不专任他，凭什么要求他取得成功？因为任用专一，责任就重；责任重，人就一定会竭尽才力。如果还没有真正了解这个人就专任他，假如没有成功，就会导致事情失败；又可能有人私自专擅威权、施行恩惠，形成难以控制的祸患。这两种情况，都在于君主审慎判断，不能有一次失误；一旦失误，事机就难以挽回了。太宗可以说是很懂得审慎任用人才的方法：他知道房乔、杜如晦贤能，便把国事交给他们；房玄龄、杜如晦正在尽心办事时，已经显现出功效。陈师合凭平庸的见识，想改变太宗的主意，杜如晦上奏这件事，意图似乎并不宽广，然而他担心小臣的间接议论逐渐损害政事，所以才公开说出此事，太宗没有被迷惑。陈师合既有这样的言论，房乔、杜如晦承受如此的信任，怎么敢不竭尽自己的才力呢？这就是成就太平之治的原因。然而，有太宗的明察和房玄龄、杜如晦的贤能，才可以专任他们而不容许旁人的议论。君主如果还没有真正了解一个人，就应当审慎决定是否把事务交给他，不能把这一做法机械地当作固定法则。

译魏郑公 吕温《郑公赞》说：堂堂的魏公，崇尚节操，胸怀大志；高峻挺拔，凭自身努力直上云天。遇到风云际会的时代，获得成就霸王事业的器量。一旦效忠，便至死不改。安抚我之后又使我居后，各自尽其志向。时而沉潜，时而应变，龙争已经平息。皇帝建立最高准则，使他补正衮职。他的准绳端直，直言不讳而又稳重严正；以危切的言论和端正的神色，保全太宗的德行。纠正错误、补救过失，使日月不被遮蔽。贬黜汉代霸道与杂乱的做法，推行周王之道。有人或许有所非议，但他秉持德行而不屈挠；他曾事奉李密、隐太子【并曾与封德彝在朝廷上争论】。礼制兴盛，乐制崇高，德行与道义相合而丰厚；保全并协调太和，使光明显著而和融。从贞观四年起，恢复三代的风气。言语一出，教化便成就，这功劳真是神奇啊！伊尹亲自辅佐商王，尚且有愧于成汤。魏公凭借自己的志向，匡正整饬圣明的唐朝；作为唐宗的重臣，使唐朝福祚无穷，永远成为万邦的法式。张唐英评论郑公所说的守成之难：“自古以来，桀、纣、幽、厉、成、哀、桓、灵、晋怀愍、隋炀帝，全都是守成的君主，却都把天下这个大器丢失了。这大概是因为承接了丰足安泰的局面后，府库充实而无处使用，便想着穷尽土木工程的奇巧；战争平息而无处施展，便想着扩大边疆。志气已经骄纵，就喜欢谄媚奉承的话；嗜欲已经迷乱，就厌恶忠直的劝谏。身处琼殿的华丽之中，却不知道下面有人拆毁房屋来缴纳官府所需；享用太官署的珍馐美味，却不知道下面有人靠吃糟糠来填饱肚子；有嫔妃侍御的艳丽，却不知道下面有鳏夫寡妇无处申诉、无法活命；有郑、卫之乐娱悦耳朵，却不知道下面有令人悲伤的哀怨。天下已经反叛，朝堂上却还没有听见；宫墙内部已经发生祸乱，宫禁之中却还没有醒悟。由此推论，确实可以相信魏公所说的守成很难。” 曾子固说：“我考察太宗，常常能够屈己从谏，听从群臣的意见；魏公等人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感激得到知遇，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进谏争辩的。他们的忠诚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也确实是因为遇到了知人善任的君主。由此可见，唐朝之所以得到治理，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主，而前代君主之所以比不上他的根源，全都在这里。能够知道其中有这些情况，是因为他们的奏书还保存着。等到看到郑公因为把谏诤之事交给史官记录而触怒太宗，太宗减薄对他的恩遇礼数，失去了始终如一的道义时，我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息惋惜，遗憾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也更加明白郑公的贤能。君主使用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不过是极其公正、正直的道理罢了。极其公正、正直的道理，不是抹去别人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取得细小的名声来偏爱自己的君主；这正是不可取的地方。还有更不可取的：如果认为谏诤之事应当掩盖，就是把谏诤看成不值得称美的事，那么后世谁还会再进谏呢？何况前代君主有采纳谏言的美德，后世却看不到这些事，这不只是丧失当时的公正，也会使后世君主以为前代没有谏诤之事，从而助长他们的懈怠和猜忌。太宗晚年，群臣既已知道他的这个意思，便不再进言，渐渐不知道天下的得失，直到辽东战败，才开始遗憾郑公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却不知道这种悔恨的萌芽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呢？伊尹、周公劝谏君主时言辞恳切，事情也十分紧迫；这些内容保存于典籍中，从未被掩盖。直到今天，人们仍称太甲、成王为贤君，称伊尹、周公为良相，正是因为从那些书中可以看见这些事情。假如当时把这些文字删去，成全一时的小小谦让，那么后世依据什么来进谏？又凭什么知道他们是贤君和良相呢？桀、纣、幽、厉、始皇灭亡时，他们臣下的谏词没有流传下来，并不是史书遗漏了，而是天下人不敢说话造成的。谏诤没有流传，正是这几位君主的恶行因此在后世更加显著的原因。有人说：“《春秋》的笔法，为尊者、亲者、贤者隐讳，和这里不是相反吗？”《春秋》所隐讳的是恶行。采纳谏诤，难道是恶行吗？既然如此，那么烧毁奏稿的做法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回答说：烧毁奏稿的是谁呢？不是伊尹、周公这样做的，而是近世那些只求小小声誉的人这样做的；他们的做法也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如果把烧毁奏稿说成是掩盖君主的过错，并让后世流传这种说法，那么后世就看不到奏稿内容的是非，只会认定过错总在君主，美名总归于自己，这难道能叫爱护君主吗？孔光删去奏稿中的言论，他究竟是在匡正邪曲，还无法知道；至于他烧毁奏稿而使后世受到迷惑，怎么知道不是为自己谋划的奸诈计策呢？” 有人说：“当面面对君主进言，出来时却说些不实之辞，这与上面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这不是圣人曾经说过的话。如今即使确实有这样的道理，也只能说是在君臣讨论事情时，不愿让当时的人泄露自己的言论罢了，难道是要杜绝它流传给万世吗？”唉！既然以诚信对待自己，又侍奉君主，难道反而会欺骗君主吗？能够流传万世的，正是郑公。由此更加知道他的贤能。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白乐天评论魏公劝太宗实行仁义说：“有人说：君臣之间的关系极其重大，可以逐渐相合，不可以迅速相合。天下的教化极其重大，可以逐渐推行，不可以迅速推行。贤人的事业极其重大，实行时可以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易》认为事情恐怕并不是这样。时代的变化和事情的适宜，之间容不得片刻停息。走在前面就会过头，落在后面就会赶不上。所以时机没有到，圣贤不会出来求取；时机已经到，圣贤也不会退让。因为抓住时机，效果不只是事半功倍；错过时机，效果不只是事倍功半。唉！有人只知道逐渐使君臣之道相合，却不知道在启发君主的时机上，已经在‘逐渐’中错过了；只知道逐渐推行教化，却不知道在调和治理的时机上，已经在‘逐渐’中错过了；只知道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却不知道《易》所说的容易错过时机，那么事情就难以在逐渐推行中完成，即使弯曲八尺，也不能伸直一尺了。近来宰相之道不能推行，教化不能成功，事业不能光明，大多都是因为有意采取逐渐推进的做法。请用以前的事情来说明。我曾听说太宗回头对群臣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经过一百年才能战胜残暴、停止杀戮。如今正值大乱之后，想求得治理，难道可以仓促期待吗？’” 魏文贞说：“不是这样。乱世之后容易治理，就像饥饿的人容易接受食物一样。如果圣明睿智的人施行教化，百姓的响应就会像回声一样迅速；约一个月就可以见到成效，这并不困难；三年取得成功，还应当说是太晚了。”太宗深深采纳了他的话。当时封德彝等人一同非难说：“不可以。三代以后，人心渐渐浇薄奸诈，都是想得到治理却不能，难道有能够治理却不想治理的吗？魏征只是一个书生，不懂得时务；太宗相信他的空谈，一定会使国家混乱。”于是太宗最终听从魏征的话，竭力实行而不懈怠；三四年之间，天下大为安定，戎狄归附。太宗说：“可惜啊！不能让封德彝看到这番情形。”这就是抓住时机实行治道，不采取渐进办法的明显成效。

译范祖禹说：“太宗可以说是能够审慎地决定取舍。魏征所说的是仁义之道，想顺应天下的道理来治理；封德彝所说的是刑罚之道，想违背天下人的本性来治理。百姓没有不厌恶危险而希望安定、厌恶劳苦而希望休息的。用仁义治理，就顺应他们；用刑罚治理，就违背他们。所以治理天下，只在于顺应百姓罢了。违背百姓本性却能够治理天下的事，我从未听说过。太宗听从魏征而不听从封德彝，实行四年，终于达到太平。仁义的功效，竟然这样迅速。所以治国之道，在于君主亲自努力施行；有什么事情是太宗做不到的呢？等到成功之后，他又把美名归给臣下，这是前代帝王所不能做到的。” 孙之翰说：“帝王兴起治理，治道在于观察时势而施行。观察时势要有最彻底的明察，最彻底的明察在于最彻底的公正。极其明察，就没有不能通晓的道理；极其公正，就没有不正当的事情。通晓道理，所以能够改变天下的弊病；端正政事，所以能够建立天下的教化。弊病得到改变，教化得以建立，治理就不劳苦而能成功。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就可以取得成效；三年就会有所成就。’其中圣人的意思是可以看见的。有人说：孔子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经过一百年才能战胜残暴、停止杀戮’，又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人才能实现仁政’，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是孔子教导治理国家的人要长久实行仁政的话。治理国家的人如果不是圣明睿智之人，即使实行仁政，也未必能够通晓并应变时事，功业不能迅速完成，往往会中途停止，所以孔子教导他们要长久实行仁政，才能取得成功。如果采用圣明睿智之人的治道，一个月就可以见效。但后世治理天下的人，虽然想要兴起治道，大多没有圣明睿智的才干，不能通晓天下时弊，不能用治道来改变它们，只求迅速取得功效，来处理一时的事务，所以所作所为杂乱不纯，再也不能恢复古代的治理。考察魏公的议论，确实得到了圣人的意思。文皇能够采纳他的话，不受奸人的议论迷惑，努力改变时代的弊病，来实行王道。唉！真是明智啊！大乱之后，兴办并建立教化法度，不急于求成，却使时代达到太平，德泽流传后世。唉！真是公正啊！曾子固《唐令序》说：“《唐令》共三十篇，用常员确定职官的任用，用府卫设置军队的装备，以口分田、永业田作为授田的制度，以租庸调作为征收财物、役使百姓的制度。虽然还没有达到三代的政治，但也差不多接近先王的用意了。后世从事治理的人，大多依照自己的私见行事，所以圣贤之道废弃，而苟且简便的办法被采用。太宗能够超然远见，屈服封伦的意见而采纳郑公的建议，是因为他是从国家天下的利益出发，所以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当时于是成就了太平的功业。假如能够推类推广，完全实行其中的道理，那么唐朝的治理难道难以达到三代的盛况吗？我读这些书，赞美其中的制度，认为它有些接近古制，却惋惜它没有继续实行。因此把其中值得记载的大要在这里加以论述。”范祖禹评论郑公《陈十渐》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忧虑百姓贫困，反而担心他们的财物有余，不停地向他们索取；不体恤百姓劳苦，反而担心他们的力量有余，不停地役使他们。这两件事，是亡国的道路。君主为什么不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想一想？自己想要富足而厌恶贫穷，那么富足就是百姓所希望的；自己想要安逸而厌恶劳苦，那么安逸就是百姓所希望的。给百姓以他们所希望的，除去他们所厌恶的，却不能成就王业的，我还没有听说过。凭太宗的明察，然而养护百姓却不如他即位初年，这正是魏征认为事情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原因。” 孙之翰评论魏公的进谏说：魏公以忠诚正直闻名于世，历经数百年而声名更加显著。李翱论述修史的方法说：假如撰写魏公的传记，只记载他进谏的话，也足以证明他的正直；这是因为魏公掌握了进谏的原则，他的话足以流传后世并取得信实。考察贞观十一年魏公所上的三道奏疏，那是进谏言辞中最著名的，但不过是以戒除奢侈安逸、明确任用人才、平定刑罚赏赐、辨别忠臣奸邪以及引用前代治乱为说，并没有深入指责君主的过失，也没有涉及国家安危的大计。详细体会其中的意思，更能看出当时的高尚境界。不深入指责君主的过失，是因为君主没有大的过失；不涉及国家安危的大计，是因为君主能够亲自掌握赏罚和天下大事。君主没有大的过失，又能处理国家大事，才是真正的英明君主。只是政事上有小的失误，魏公便加以进谏，拿前代的治乱作为警戒，使事情不至于发展到严重地步，这就是他成为忠直之臣的原因。魏公侍奉英明的君主，竭力赞助政务，使太平之治已经形成；即使看见君主有小的失误，仍然勤勉不懈地进谏，以防止失误发展严重。假如侍奉的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天下还没有治理好，而君主又有大的过失，那么魏公的进谏必定会急切严厉；遇到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计，他一定会忘却自身安危而据理力争。大概辅佐宰相的原则，不做到这样就不足以称为忠臣；魏公的用心，后世的宰相应当仔细观察。他又评论郑公不回避外在嫌疑的答对说：臣下承担国家事务，最重要的是知道什么都应当去做；一旦拘泥于外在嫌疑，就不是公正尽忠的原则。比如有贤能的人才被埋没在下位，或者是自己的亲旧，或者是有权势者的亲旧，却因此为了避嫌而不举荐；又比如臣下因误犯君主的怒意，受到诬陷，马上要被处刑或流放驱逐，而这个人或者是自己的亲旧，或者是有权势者的亲旧，却因此为了避免被视为结党而不为他辨明；又比如奸邪恶劣的人将要成为国家的祸患，而这个人或者是自己所厌恶的人，或者是有权势者所厌恶的人，却因此疑虑回避而不发言。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拘泥于外在嫌疑。臣下拘泥于外在嫌疑，只是在为自身谋划，并不是在为国家谋划。贤才没有得到任用，是国家的过失；无辜的人被杀戮、驱逐，是君主的过错；奸人将要兴起，是时局的祸患。做臣下的，知道国家的过失却不陈说，看见君主的过错却不纠正，察觉时局的祸患却不挽救，只说我是在顾忌外在嫌疑，这种罪过不小，所以说这不是公正尽忠的原则。温彦博因为魏公受到别人诋毁，便说臣下必须顾忌外在嫌疑，这是不忠的话。幸亏魏公亲自陈说，太宗不久便明白了这件事；如果不是君臣彼此信任，几乎就会失去公正无私的原则。

译张唐英说：“温彦博曾上奏说魏公不顾外在嫌疑，于是魏公遭到诽谤议论。皇帝命人告知魏公，从今以后必须顾忌外在嫌疑。魏公于是上奏说：‘君臣之间志趣相合、情意相投，义理上如同一体，怎么可以不顾公正原则，只顾外在嫌疑呢？如果君臣上下都遵循这条道路，国家的灭亡，就很难预知了。’皇上惊惧地改变了脸色，后悔这件事。唉！魏公的这道奏疏，实在是万世君临天下者的借鉴。我曾考察前代治国之道的驳杂，以及弊端源头逐渐滋长的情况，并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的贤臣、经世济民的君主，慷慨果断、挺身为国，以治理安定天下百姓。然而由于君臣的意志不能相通，上下之间的感情有所隔阂，常常是主持办事的人被说成专擅权力，激切敢于进谏的人被说成喜欢揭人隐私。所以在朝廷议论事务时，有可以说的话却不说，是为了避开嫌疑；有可以实行的事却不实行，是为了远离诽谤议论，以至于许多事情因循拖延而不改革，政务有的偏颇弊病也不能举正。起初因为不迁移小小的裂缝，最终烧毁百寻高的房屋；开始因为不堵住蚂蚁洞穴，最终竟使千里长堤溃决。魏晋以来，这样的事情何其纷纷之多啊！郑公深刻懂得安危、治乱变化的关键，极力陈述切中事理的意见，太宗于是改变脸色并为之悔悟，真是改过而不吝惜，并且听到进谏就一定采纳的英明君主。” 温彦博竟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反而想让魏公顾忌外在嫌疑；由此便可以知道他是贤能还是不贤能了。” 范祖禹评论魏公论说君主明暗道：“太宗的询问、魏公的回答，实在好啊，可以说抓住了要领。圣人把天下人当作自己的耳目，所以聪明；平庸的君主把身边亲近熟悉的人当作耳目，所以昏暗蒙蔽。明与暗的区别，只在于所听取的是远处还是近处、范围大还是范围小罢了。”他又评论郑公关于眺望昭陵、献陵的答对说：“魏征可以说是能够用义理来端正君主。即使在仓促之间也不忘把君主引向善道，是担心他对孝道有所轻视而对亲爱之情过分看重。孟子说：‘只有大夫能够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像魏征就接近这种境界了。’”他又评论郑公回答太宗“天下尚未安定时，选人专门取其才能；天下已经平定后，选取才能和品行兼备的人”说：“太宗认为国家治乱取决于各级官员，想要提拔君子、斥退小人，这是王者的言论。但魏公所说的才能和品行，不也有不同吗？才能有君子的才能，也有小人的才能。古人所说的才能，是君子的才能；后世所说的才能，是小人的才能。高阳氏有八个儿子，天下人认为他们有才，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有才，是因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高辛氏有八个儿子，天下人认为他们有才，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有才，是因为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周公制定礼制、制作礼乐，孔子认为这就是才能。这样看来，古人所说的才能，是连同德行一起来说的；后世所说的才能，是用巧辩来驾驭别人，用诡诈来用兵，偏僻邪曲、险恶不正，追逐利益、迎合事务，因此天下多有动乱，正是由于任用了这类人。《易经·师卦》上六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象传》说：‘小人不可任用，一定会使国家混乱。’《未济卦》说：‘高宗征伐鬼方，三年才攻克它，小人不可任用。’王者创立基业、传承国统，广泛寻求贤哲之人，把他们留给后代，所以能够长久维持世代。难道因为天下尚未安定，就可以专门任用小人的才能吗？有才能而没有品行的小人，没有任何时候可以任用；斥退他们还担心他们或许会被起用，怎么可以先任用而后废弃呢？难道不应当选取才能和品行兼备的人吗？魏征所学驳杂而不纯正，所以他辅导君主，最终没有达到三王那样的治世。又评论任命郑公为太子太师说：“魏公对于太宗，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出的没有不尽的，君臣之间没有人能够从中离间。当时太子和魏王正在争夺，群臣又有结党，魏征不知道这些，是不明智；知道却不说，是隐瞒实情。” 况且君主让他担任太子之师，是倚重他的正直来加强太子的地位；在外没有听说他向君主说明嫡子与庶子的区别，在内没有听说他教导太子以祸败为戒，接受君主的托付却没有任何补救；处在父子兄弟彼此猜疑、关系危急之际，只是模棱两可地应付罢了。难道是因为他病重而衰老昏聩吗？最终他死后仍受到怀疑，谗言之人得以从中离间，真是可惜啊！” 颍滨评论太宗信任并任用郑公说：“古代的君主，从中等才能的君主以上，被治国之理所折服，都能够照着去做，但内心未必真正增加了这种诚意。像汉文帝对于重视农事、唐太宗对于听从进谏，几乎可以说是真诚了。有人问，这两位君主的诚意谁更深？我说，汉文帝的言语不足而心意有余，他从未为了在外表上求得美观而粉饰，也没有在诏令上过多铺陈、在制度上刻意表现，不过是下诏反复叮咛罢了；但他亲身实行的事情却足以相信，毫不虚假。懂得农事的人一定崇尚俭朴；汉文帝本人穿粗丝衣，脚穿皮鞋，把书囊集中起来做殿帷，停止修建露台，退还快马，这些都可以看出他的心意。太宗每次见到贤臣，就要求他们进谏，并援引古今事例，出入经传之间；这虽然无害于听取过错，却有喜好声名的心思，似乎在真诚方面有所不足。心意有余的人会忘记言语，实际有余的人会忘记声名，这是必然的道理。文皇曾说：‘遗憾不能把这个老头打死。’文德皇后问：‘是谁？’皇帝说：‘魏征。’太宗如此信任任用魏征，却仍然有杀他的念头，那么平日对他的厚重敬意和深切信任，未必出于真情。而且喜欢进谏的人不会避讳君主的过错，但魏征把谏章给史官看，皇帝听说后发怒，于是有了推倒碑石、停止婚约的事情，为什么怨恨会深到这种程度呢？” 这两件事有的人或许怀疑并不可信，我认为也可能确有其事。”

译房玄龄、李靖、魏郑公 司空图《三贤赞并序》说：隋大业末年，房公、李公、魏公一同拜文中公为师。他曾对弟子说：‘玄龄有志向而缜密；靖有恩惠而果断；征正直而通达。他们如果遇到时机并施展力量，一定能够成就谋略功业。后来果然如此，应当写赞语来激励他们。’三位贤人志趣相同，早年崇尚儒家风气，以此树立公正尽忠之志。出仕后遇到太宗，从容地讽谏议论，谋划平定群雄。君主辛劳，臣下警惕，扫平荒远阻隔之地，使社稷延续百千年。张唐英评论房玄龄、魏征说：得到一百匹千里马，不如得到一个伯乐；得到一百把太阿剑，不如得到一个欧冶子。一百匹千里马有时会疲惫低劣，一百把太阿剑有时会残缺毁坏。只要伯乐、欧冶子存在，那么天下的良马、良剑，哪里还会有求不到的呢？房玄龄、魏征二位公，是文皇帝的伯乐和欧冶子。文皇在位时，天下贤士大夫，无论一才一能，全都被荐举到朝廷，也都是由于二位公在上面启发劝导、推荐引进并加以任用。所以他们能够称职，而世人谈到良相，只说房杜，却不说房魏，是什么原因呢？房乔从辅佐建立帝业起步，平定天下，辅成太平，二十多年间，各项政务都得到整顿兴举，他的功劳本来就很大。杜如晦和房乔共同掌管朝政，也多有谋划，但在贞观三年去世，因此他的功劳本来就比不上房乔。魏公得到任用后，知道什么没有不做，前后上奏议论数十万言，记载在政事中的有数百余条，政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加以论述的。贞观太平的功劳，魏公的功劳最多。可是议论者不说房魏，却说房杜，难道是因为太宗即位之初，房杜执掌政权，天下百姓欣喜地看见太平初现，于是说是房杜；等到太平已经长久，天下人只是沉醉于太宗的德化，而功劳不再归于臣下，这就像厨师调制好鼎中食物却不敢自己享用的时候一样。所以世人不说房魏。然而考察他们的行事，核验实际成效，魏公的才智在杜如晦之上，而谋划与房玄龄相当，因此说房魏二公是太宗的伯乐和欧冶子。杜如晦不过是温彦博一流的人，怎么能赶得上魏征呢！”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一 太宗四 萧瑀【吕温　范祖禹　张唐英】刘洎、褚遂良【孙之翰、张唐英、东坡】王珪【李德裕】裴寂【六一】戴胄【张唐英】孔颖达【张唐英】尉迟敬德【吕温】李君羡【王元之】王君廓【张唐英】总论太平时期的政事【曾子固、子由、范祖禹】总论群臣【吕温】萧瑀 吕温《萧公瑀赞》说：隋氏不能做合格的君主，忠臣贤士都得不到任用。梧桐生长在朝阳之地，凤凰才会聚集。舍弃那座将要倾颓的厦屋，郁然成为新的栋梁。乘坐路车、穿着玄色礼服，开创国家成为有宋。武德末年，群邪在内部侵蚀。巍巍的宋公，挺立气节，大步前行。不吐露谄媚之言，不屈从恶势力；不迎合，也不离去。屹然中立，成为上天所立的一根栋梁。从容地发表言论，社稷于是安定。守持诚信、秉承忠心，光明地辅佐两位君主。抑制污浊、宣扬清正，希望待人如同对待自己。道义极其广远，我岂敢与众人争执？道义极其广大，容不下一丝尘埃。雪山高倚天空，冰谷映照人心。耿直正介，世上无比，是唐朝忠贞的臣子。范祖禹评论太宗称萧瑀是真正的社稷之臣说：“太宗因为萧瑀对自己没有二心而嘉奖他，可以说是能够识别臣子。况且天子在世，却偏私于藩王，是明君非常厌恶的事。有的人被利诱，有的人被死亡威胁却仍然顺从，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只有萧瑀坚定自守，即使遭受陨灭也不改变。太宗因此知道他面对重大节操关头不可被夺志。君主用这个标准取用人才，难道会得不到忠正之士吗？” 张唐英说：“萧瑀请求出家做僧人，这件事可以责罪他。然而他对隋朝竭尽忠诚，归附本朝后也有许多功绩，颇受委任，历任仆射、御史大夫，参与朝政；每有议论，房玄龄、杜如晦都不能驳倒他。房、杜二人虽然心里知道他说得对，却不采用他的意见，萧瑀更加怏怏不乐。此后他被罢为太子少傅，这就是排挤萧瑀而使他获得清闲罢了。况且房、杜可以说是贤相，他们在草创昏暗之时筹划经营，以开创天下的事业；竭尽忠诚、用尽思虑，以完成天下的政务。他们不以要求完备来责备别人，也不以自己的长处来阻碍事物。贞观太平的功劳，确实有他们的力量。然而对于萧瑀，仍然有所压制阻遏，难道也像美玉上的斑点、明珠上的遮蔽吗？古人说：‘事情即使浅显，也应当深思谋划；言语即使轻微，也应当慎重思考。’由此可知，不懂得听取意见就会导致不能了解意见；房、杜二人在用人方面已经做到极致，却仍然在萧瑀的问题上有所失误。难道是因为萧瑀性情偏狭急躁，每逢议论时，总是以直率的意气自我夸耀，不能从容委婉、详尽周全地评议，只求辩论广博并在诸公面前取胜吗？所以房、杜自认为掌握天下政权，羞于不能压低言论，每有意见便不容纳他的说法。然而由于二位公的才干超过常人，即使不采纳萧瑀一人的意见，也不妨碍他们成为贤相。后世执掌政权的人，如果一定想追仿房玄龄、杜如晦成就太平的功业，就不可以让顺从旨意的人荣华富贵，让违逆心意的人困顿衰败。心里知道意见正确却不采用，国家的政务大概就会有被蒙蔽而不能通达的地方。所以说：‘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却有纯白的狐裘，大概是取材于众多狐狸。’如果不能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就是哥奴一类的人，过去曾经钳制天下人的言论，只凭自己任意行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