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一

译牛僧孺　李德裕 子由评论说：唐朝自宪宗以来，士大夫结党依附牛氏、李氏，判断好恶不以义为根本，而是随着人的喜怒来决定，即使是一时的公卿将相，也没有杰出而能独立自持的人。牛党起于僧孺，李党起于德裕；二人虽然是党人的首领，但实际上都是当时的伟人。大概僧孺以德行器量高著称，德裕则胜在才气，德行和才干本来就不同，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兼备。如果这两个人各自发挥所长而不结党，那么他们就是唐朝末年的贤相。僧孺任文宗的宰相时，幽州的杨志诚驱逐了他的将领李载义，文宗召他来询问计策。僧孺说：‘这件事不足以成为朝廷的忧虑。范阳自安史之乱以后，便不再同国家的祸福相联系。先前刘总献纳土地，朝廷耗费将近百万，最终却连一斗粟、一尺布也没能得到来充实天府，不久又失去了它。如今杨志诚仍然倾向于刘总。只要把节度使的名义交给他，让他抵御奚、契丹，他自身的力量尚且不足以违逆朝廷，朝廷也可以因势治理。’文宗说：‘我起初没有想到这一点，您的话是对的。’于是派使者前去慰劳安抚杨志诚。到了武宗时期，陈行泰杀死史元忠，张绛又杀死陈行泰来求取帅职。德裕认为，河朔任命主帅的问题，错在行动过于仓促，使奸臣得逞；他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提拔任用了张仲武，而张绛自己也败亡了。僧孺以没有事情发生为安定，德裕则以制服敌人、取得胜利为成功，这确实是二人的不同之处；比较起来，僧孺更为高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吐蕃将领悉怛谋率维州归降。维州是西南的要地。当时唐朝正同吐蕃和亲，僧孺不同意，说：‘吐蕃土地绵延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会损害它的强盛。如今议定和好，却自己违背它；中国抵御戎狄，守信用最为重要，应变只能放在其次。他们如果前来责问我们失信，赞普在牧马的蔚茹川，向东袭击汧、陇，不到三天就能到达咸阳；即使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益处呢？’文宗听从了他，让德裕把投降者送回去；吐蕃将悉怛谋一族诛杀，德裕对此深以为恨。议论此事的人也不认为僧孺完全正确，但吐蕃从此不再成为边患，几乎持续到唐朝灭亡，因此僧孺的话并不是出于私心。文宗当时正在任用李训、郑注，想求取奇功，一天在延英殿对宰相说：‘你们也有意求得太平吗？用什么办法可以达到呢？’僧孺说：‘臣身居宰相之职，不能使天下安定，但天下也没有达到太平的迹象。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中原，百姓安居而经营自己的产业，民间没有强横之家，君上没有被蒙蔽，臣下没有怨恨诽谤，虽然还没有达到全盛时期，也足以称为治理得当了。若还要进一步追求太平，就不是臣所能做到的了。’ 退朝后，他对各位宰相说：‘皇上这样责成我们，我还能长久处在这个职位上吗？’这件事结束后不久，李训发动甘露之变，国家几乎因此灭亡。文宗起初想任用李训为谏官，德裕坚决争辩，说李训是小人，罪恶已经显露，绝对不能任用。德裕也因此被罢免。二人的志趣虽然不同，等到面对李训、郑注之事时，他们所坚守的原则却好像出自同一个人，因此可知二人都是伟人。然而德裕接替僧孺任淮南节度使时，控告僧孺侵吞府库钱四千万缗，后来核实并不是事实。德裕在朱崖时，写作《穷愁志》，评论《周秦行纪》，说僧孺有僭越叛逆的意图，表现出悻悻然的小丈夫心态，年老了也没有改变。起初僧孺被贬南迁到循州，年老时得以返回，两个儿子蔚、藂后来都成为著名卿相。德裕死在朱崖，子孙没有声名。后世深深悲悯他的困穷，难道是他的德行不足而才干有余，原本就是上天不肯给予他成就吗？温公评论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之事，并判定牛、李两党的是非说：议论此事的人，大多对维州应当接纳还是拒绝有所怀疑，不能判定牛、李谁是谁非。我认为，从前荀吴围攻鼓国，鼓人有人请求把城池献给荀吴，荀吴不答应，说：‘有人凭借我的城池叛变，是我非常厌恶的事。别人带着城池来投奔我，我又有什么可喜欢的呢？我不能因为想得到城池，就亲近奸邪之人，使鼓人杀掉叛变者并修治防备。’当时唐朝刚刚同吐蕃修好，却接受了吐蕃的维州。如果从利益来说，维州小而信用大；如果从祸害来说，维州之失尚缓，关中受到威胁却紧急。那么替唐朝谋划的人，应当把什么放在先呢？悉怛谋在唐朝看来是向慕归化，在吐蕃看来却免不了是叛臣。他受到诛杀，又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况且德裕所说的是利益，僧孺所说的是义理。普通人为了利益而忘记义理，尚且被人引以为耻，何况天子呢？譬如邻人有一头牛逃进了自家，有人劝他的兄长把牛送还，有人劝他的弟弟把牛夺来。劝归还的人说：‘夺来是不合义的，而且会导致争讼。’劝夺取的人说：‘他曾经夺过我们的羊，何必拘泥于义呢？牛是大牲畜，卖掉它可以使家里富裕。’由此看来，牛、李两党的谁是谁非，确实可以看清了。又评论僧孺回答太平没有迹象的说法：君主明察，臣下忠诚；上有命令，下能服从；贤能俊杰在位，冤屈邪曲之人被罢黜远逐；礼制得到修明，乐制得到兴举；刑罚清明，政事平正；奸邪消灭，盗贼伏息；战争停止，兵器收敛；诸侯顺从归附，四方夷狄心悦归服；时令调和，年成丰收；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这才是太平的迹象。在当时，宦官掌握专权，在宫内胁迫君主，却不能将其驱逐；藩镇拥兵自重，在外凌辱轻慢朝廷，却不能加以制约；士卒杀死、驱逐主帅，抗拒命令而自行立帅，却不能追究；军队年年兴起，赋税征敛日益急迫，尸骨和鲜血遍布原野，织布机在乡里几乎空置，百姓财力枯竭，而僧孺却把这种情形说成太平，不也是欺骗吗？文宗寻求治理的时候，僧孺担任承弼之职，进身则苟且偷安、迎合取容以窃居职位，退处则欺骗君主、诬罔世人以盗取名声，他的罪过还有谁更大呢？石介评论说：‘唐文宗皇帝承接父兄奢侈败坏的局面之后，登上帝位便勤勉地遵行正道，有意恢复贞观、开元时期的治理。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回答宰相说：“天下凭什么能够太平？你们有意于此吗？”宰相牛僧孺回答说：“臣等身居辅弼之职而获罪待责，没有能力使天下安康。然而臣思考，太平也没有什么迹象。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交相侵扰，百姓没有流离失所；君上没有过度暴虐，臣下没有怨恨诽谤；民间没有强横之家，公议没有受到阻塞。虽然还没有达到最完善的治理，也可以说是小康。陛下如果另求太平，就不是臣等所能做到的。”退到中书省后，他对同僚说：“我们这些人做宰相，天子这样责成我们，怎么能长久处在这个位置上呢？”十天之内三次上奏章请求退职。牛僧孺这样做，实在悖谬、不忠啊！伊尹以不能使自己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为耻，魏文公希望成为皋陶、夔那样的臣子。商汤和唐太宗，难道不是具有成为尧舜的资质和才干吗？正是因为伊尹、魏文公辅佐他们，才终于使他们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君主。我看文宗早晚勤于治理，自己又恭敬节俭，英明睿智，具有圣人的资质。僧孺如果用尧舜之道辅佐他，他一定能够成为尧舜；如果用帝王之道向他进言，他一定能够实行帝王之道。凡是臣下以道义侍奉君主，都会竭尽自己的才智来使君主达到理想，只怕君主不能实行罢了。’

译竭尽自己的道义，耗尽自己的才智来引导君主；即使君主不能实行，也仍然整日勤勉，早晚努力，在左右辅佐帮助，希望最终能够实行。僧孺什么时候曾把尧舜之道告诉他的君主呢？文宗什么时候有听到了道理却不能实行的事情呢？而僧孺却不忠啊！况且，君主可以成为开元时期那样的君主，就应当用开元时期的政治启发他；君主既然能够实行开元时期的政治，就应当用贞观时期的政治启发他；君主既然能够实行贞观时期的政治，就应当用三王时期的政治启发他；君主既然能够实行三王时期的政治，就应当用五帝时期的道启发他；君主既然能够实行五帝时期的道，就应当用三皇时期的道启发他。然后使君主卓然超越伏羲、轩辕，使百姓充沛安乐地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域，这难道不是盛治吗？仅仅把太和年间的情形直接称作太平，实在可叹！唐朝自开宝以后，藩镇大臣强悍而不顺服，宦官骄纵恣肆、擅自掌权。文宗承接穆宗、昭愍之后，经历长庆、宝历时期的祸乱，天下奢侈败坏，人伦纲常遭到毁弃，国家各项事务荒废，众多政务不能整治。当时宦官王守澄掌权，奸邪小人得以进用；幽州军队作乱，正在驱逐主帅；成都失守，又被蛮族攻陷；而且奸党成群结伙地行动，申锡遭到诬陷，兴元发生兵乱，李绛被害；疾病接连发生，百姓遭受天灾，水灾旱灾相继而来，年年多有歉收。僧孺却说‘四方夷狄没有交相侵扰，百姓没有流离失所，君上没有过度暴虐，臣下没有怨恨诽谤，民间没有强横之家，公义没有受到阻塞’，不也是当面欺骗他的君主吗？’ 他又怨恨君主把成效责成于自己，动辄在十天之内三次上奏章请求退职，他的悖谬也太严重了。做臣下的礼法，本来就是这样吗？唉！后来郑注干预政事，李训扰乱国家，邪恶的谋划得以实行，狂妄狡诈之人一同进用，使太和时期的治理不能达到贞观、开元时期的太平，过错就在僧孺。可惜文宗有这样的君主，却没有这样的臣子，实在可悲啊！温公评论杨志诚驱逐李载义，文宗听从僧孺的谋划，因而任命杨志诚为节度使，说：‘从前圣人顺应天理，体察人情，知道百姓不能相互治理，所以设置帅长来纠正他们；知道群臣不能相互役使，所以建立诸侯来制约他们；知道各国不能相互臣服，所以设立天子来统领他们。天子对于天下各国，能够褒奖善者而贬黜恶者，抑制强者而扶助弱者，安抚归服者而惩罚叛逆者，禁止暴虐而诛讨作乱者，然后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四海之内没有不遵从的。《诗经》说：‘勤勉不息的君王啊，统理四方的纲纪。’李载义是藩屏之臣，是对国家有功的大臣，没有罪过却被杨志诚驱逐，这是天子应当治理的事情。如果一点责罚也不给杨志诚，反而把李载义的土地和爵位授给他，那么将帅的废置和生杀都出自士卒之手，天子即使在上面，又有什么作用呢？国家设置方镇，难道只是为了取得它们的财赋吗？像僧孺所说的那样，只不过是姑息偷安的办法，哪里是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道理呢？’

译李训、郑注【附王涯、贾餗、舒元舆】淮海李训评论说：“天下没有容易办的事，不是合适的人去办，就难如登天；天下也没有难办的事，得到合适的人去办，就容易得像翻手一样。难易没有固定的形势，也没有恒常的形态，关键只在于是否用对了人。”从前汉朝有诸侯势力强大的忧患，连绵的城池有几十座，土地方圆千里；他们擅自授予爵位，赦免死罪，乘坐黄屋车，刺客公然横行。景帝采用鼌错的谋略，开始商议削弱、平定诸侯；法令还没有来得及施行，七国就联合起兵了，这件事多么难啊！到了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谋略，下令诸侯可以推恩，把封地分给自己的子弟。诏令下达的当天，人人都得到了自己所希望的东西；法令没有更加强硬，疆场也没有改变，而尾大不掉的祸患却消失了，这件事又多么容易啊！由此说来，就知道天下的事情，关键只在于用人。我读《唐史》读到甘露之变，未尝不替文宗叹息。为什么呢？想要除掉累世以来的奸臣，却倚仗一个小小的李训，难道不是太疏忽了吗？宦官造成的祸患已经很深了。自从德宗因北军之变而警惕，把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分别交给宦官掌管，从此权柄落入他人之手，再也无法收回。宪宗时的叛贼历经三代仍不能讨平，天下人为此愤怒。当时裴度、李德裕这些元老名臣都还在。假使文宗有识别人材的明见，任用裴度、李德裕二人，让他们谋划此事，那么即使面对刀锯之刑的卑微之人，难道还难以制服吗？为什么呢？凭李训轻率浮躁、缺少谋略，尚且能够杀死王守澄这一点，就可以确定裴度和李德裕无疑能够制服仇士良一类人。只是文宗不用这两位大臣，却把事情交给李训和郑注，所以事情失败、谋划泄露，祸害牵连忠良，他们在宫阙前血流遍地，只能无尽地含恨而死罢了。这不是事情本身难办，而是因为不懂得识人。有人说：“郑注任凤翔节度使时，想借宦官护送王守澄灵柩的机会，率领镇兵杀掉他们。李训忌惮他的功劳，于是提前五天发动事变，这样郑注就不会被李训猜忌，或许事情能够成功吧？”我说：不是这样。正因为李训的事情失败，唐朝的祸患落在仇士良身上；假使郑注的功劳成功，唐朝的祸患就会落在郑注身上。为什么呢？袁绍、董卓、崔胤、朱温的事情，曾经不也成功过吗？但它们造成的祸患怎么样呢？由此可见，事情失败会遭祸，成功也会遭祸，问题只在于任用了小人。李德裕曾说：“要举行大事，不依靠北军就无法成功。”这就是所谓天下的一般形势。他又说：“烧光树林来打猎，第二年就没有野兽；排干池泽来捕鱼，第二年就没有鱼。”既然经历了李训的猖狂妄为，天下的一般形势也就无法利用了。我认为，李德裕如果在会昌年间尚且能够有所作为，那么就可以断定，他在太和年间一定也能够有所作为。李德裕评论李训是奇才，说：“开成初年，我镇守淮甸，恰逢朝廷中的优秀人物、持符节到东南任职的人接连而来。我与他们宴饮交谈，他们都说：‘圣上对丞相郑覃、李固以及谏官李石说：李训禀有五常之性，受到人伦教化，在这些方面不如你们；但说到天下奇才，你们都不如他。’三位丞相默默地退下了。我说：‘李训十分狂妄而愚蠢，甚至不如徒隶，怎么能说他是奇才呢？’自古以来，天下都有一定的形势，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从前陈平担忧吕氏宗族势力，却想不出办法，曾经闲居深思。陆贾从门边进来，他没有察觉。陆贾揣知他的心事，说：‘将相和睦，国家就安定了。’于是替他谋划，陈平才醒悟过来；因此拿黄金为绛侯祝寿，使将相重新交好，终于击败了吕产、吕禄。近世五王诛杀二张时，汉阳王召见大将军李多祚，对他说：‘将军的爵位和服饰如此尊贵，是谁给你的？’李多祚说：‘大帝给的。’又问：‘将军的资财产业如此富足奢侈，是谁给你的？’回答说：‘大帝给的。’又问：‘将军的子弟享有荣华俸禄，是谁给你的？’回答说：‘大帝给的。’ 汉阳王于是对他说：‘这都是大帝的恩惠吗？’李多祚悲伤得流下眼泪。汉阳王又说：‘如今大帝的儿子深居鹤禁之中，处境危险，就像系在衣带上的旒玉一样，将军难道没有意愿吗？’李多祚于是受到感动，接受了使命，与汉阳王共同制定谋略。元载谋划对付鱼朝恩时，任命崔昭为京兆尹，让崔昭每天到苑中去，用丰盛的酒食供鱼朝恩享用，并借此同北门大将军王驾鹤等人结交，共同筹划秘密计谋，鱼朝恩最终失败。举行大事，不依靠北军就无法成功，这就是所谓天下的一般形势。李训因为王守澄而得到宠幸，虽然职务在宫禁近臣之列，却早晚都在禁军中活动，出入没有阻碍。当时他凭借王守澄的势力，同天子亲密得如鱼得水，北军诸将盼望得到他的顾盼，就和亲眼见到天子一样。如果用皇帝的中旨晓谕他们，许诺爵位和赏赐，那么诸将就会跟随他，势头会像风吹草倒一样。李训舍弃这一办法不用，却想依靠神策军、御史台中巡察捕盗的官吏，以及守门、执扫帚之类的人，去抵挡精锐铠甲和锋利兵器，这也就像用秋霜中的蓬草去抵挡烈火一样。幸亏宦官中有人察觉了这场变故，事情还没有发展成大乱。假使李训的计谋全部实行，他所杀的不过是侍从几百人罢了；他的党徒还有几千人，再同北军合力为他们报仇，那么天下就会大乱。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前窦武起兵时，带领五校士几千人驻扎在都亭下面。宦官假传诏令，让张奂率领五营士兵同窦武军队对阵，于是向窦武军中大声喊道：‘窦武和你们都是禁军，应当值宿保卫宫省，为什么要跟随反叛者呢？’从早晨到辰时，士兵就大批投降了。”由此可知，自前代以来，禁军只畏惧、服从宦官，宰相怎么能让他们舍命效死呢？唉！烧光树林来打猎，第二年就没有野兽；排干池泽来捕鱼，第二年就没有鱼。既然经历了李训的猖狂妄为，天下的一般形势也就不能再利用了。温公评论李训、郑注谋划诛杀宦官却没有成功，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都因此被腰斩，他们的亲属不论亲疏全部处死。他说：评论者都说王涯、贾餗有文学声望，却不知道他们并不知晓李训、郑注的谋划，横遭灭族之祸，因此为他们的冤屈愤怒叹息。唯独我认为不是这样。国家倾危却不扶持，要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王涯、贾餗身居高位，享受优厚俸禄；李训、郑注这些小人，极尽巧诈险恶之能事，竭力谋取将相之位，王涯、贾餗却同他们并列而不以为耻；国家危急，却不以为忧，只求苟且迎合、容身自保，日复一日，还自以为这是保全自身的好计策，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假使人人都这样做而不遭祸，那么奸臣谁不愿意这样做呢？一旦意外祸患发生，足以摧折形体、玷污名节，这大概是上天对他们的诛罚，仇士良哪里能够灭他们的族呢？

译郑覃 孙之翰评论郑覃所说的开成政事：“郑覃谈论开成时期的政事，说开成元年、二年办得好，三年、四年就逐渐不好，这颇为符合事实。杨嗣复不顾事情的道理，只说郑覃是在讥刺自己，邀取君主之意而请求退职，心中不能容忍郑覃，甚至说出这会牵累圣德的话，这是奸人的计谋。开成初年，郑覃和李石同任宰相，辅佐文宗实现治道，进言勤恳切实，文宗振作精神的意愿也很能听取采纳。比如在宫中制定赦书，使奸吏不能违背恩典；对于天下官员在紫宸殿同宰臣及各司官员讨论政事，也都让他们各尽职责。任用郭承嘏为给事中，发挥封还诏书、驳正政令的作用，不让他出任外职；湖南进献多余钱财，便命令收存起来，以备水旱灾害；徐州税收过急、危害百姓，全部命令革除；王彦威进献度支余钱，求取恩宠，供给边军的衣物赏赐却不能按时发放，于是贬黜他，授任卫尉；又采纳李石刚直的意见，压制内臣仇士良的威势，不让他扰乱朝廷权力。这些就是元年、二年的政事。到了三年，仇士良派盗贼刺杀李石，文宗罢免李石的政务，让他出镇；朝廷过去对待将相的礼制，全都废止不用，使仇士良的势力更加增长。中书门下每次奏报政事，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动不动就形成愤怒争执，完全没有至公无私、同心协力的风气。又上奏要求改变旧制度，不许仆射、尚书等官员讨论朝廷政事。文宗听信后宫的话，商议废黜皇太子；虽然宰臣和宪官等人进谏，使太子得以不被废黜，但太子不久还是在少阳院去世。仇士良利用军中诬告谋反的事情，枉杀五十多人。这就是三年、四年的政事。这样看来，郑覃的话难道不是符合事实吗？杨嗣复只恨郑覃阻挠自己，又援引李宗闵的意思，于是借郑覃的话题，指为过失，竭力排斥他。郑覃和杨嗣复同任宰相，何况郑覃位居四辅之首；既然他说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郑覃也等于亲自指出了自己的过失，杨嗣复却不能深入思考、充分讨论，同心谋划国政，寻找过失并加以改正，只图快意泄愤，把郑覃的话当作罪过。至于说这不只是臣下的罪过，恐怕还会牵累圣德，正是用谗言激怒君主的意思罢了。等到罢免郑覃等人，独自掌管国政，又有什么作为呢？不到一年就遭遇祸败，大概是自己招来的。杜元颕。孙之翰评论说：杜元颕侍奉宪宗，任翰林学士。穆宗即位后，他由司勋员外郎升任中书舍人，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宰相。当时人们议论词臣升迁任用的迅速，没有人能同他相比。他本应竭尽所学，尽忠守节，辅佐当时的政治。如果谋划议论有所失误，只要为政事竭尽心力，也还可以看出大臣报效国家的节操；怎么能完全没有一点成效，在当时毫无声名，这已经辜负国家了。后来他出镇蜀地，遇到昭愍以幼年即位，首先进献罨画打球衣五百件。此后又广泛搜求珍奇异物和供玩赏享用的器具，贡奉接连不断，用来谋求皇帝的恩宠，以至于对细小事物也搜刮聚敛，大量招致军民的怨恨。不忠诚又没有见识，竟到了这种地步。人臣已经做到将相了。如果守持正道、保全自身而得到君主宠爱，这当然是极大的荣耀；但已经处在将相地位上，又还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如果守持正道、保全自身而被君主疏远，自己既没有过错，也不算受辱，至于名位，也未必会失去。为什么偏偏遇到年幼的君主，就专门迎合奢侈欲望，以求取恩宠呢？即使恩宠果然深厚，又想用它做什么呢？比如李德裕在浙地任职时，昭愍帝凡有宣索，他都多次上奏劝止，停止当地进献；这是把百姓放在心上，而不是奉承君主的奢侈欲望。以李德裕的贤能来看，杜元颕算是什么样的人呢？大概杜元颕窥见宪宗晚年以及穆宗成年即位后，都多放纵奢侈享乐、厚待纤佞之人。两个成年君主尚且如此，昭愍帝年幼继位，更应当奢侈放纵，于是他便专门用奢靡之物奉承昭愍帝。却不知道，窥测时势而行事不正，一旦事情发展到极端而发生变化，就会招来灾祸。假使杜元颕不搜刮百姓，专门奉迎君主的欲望，他未必不能入朝位列三公，在外也不会失去镇守一方的职任，在内也不会失去尚书、仆射的职位。可是他反而出于求取宠幸的意图，专门从百姓身上搜刮剥削，以招致众人的怨恨；蛮族叛贼乘机而入，使一方遭受严重祸害。杜元颕因此获罪，被贬到偏远边地而死。后世做将相的人，应当深以为戒。刘蕡。范祖禹评论说：“上天生育这些人，如果他们具有聪明正直的资质，就一定会让他们在当时有所用处，不会让他们埋没而死。圣人顺应天理，感动人心，收揽天下贤才，把他们聚集到朝廷，使他们施展所长，成为国家的财富；这样，贤者没有不得其所的，百姓万物也没有不得其所的。唐朝却不是这样，反而压制他们、阻抑他们、废弃他们、斥退他们，使他们老死在山林岩穴之中，不能为世所用，这难道不是违背天理、违逆人心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二。武宗。杀陈王【孙之翰】。拆毁佛寺【石守道】。谏官的奏疏都署名匿名【范祖禹】。李德裕进谏，不许监使过多占用精兵，也不许依据中诏指挥军事【范祖禹】。宦官【范祖禹】。藩镇【范祖禹、温公、子由】。李德裕【范祖禹、张唐英、孙之翰、郑獬】。杜牧【裴延龄】。杀陈王。孙之翰评论说：武宗杀死陈王、安王，又想杀死李珏等人，这不只是性情偏狭刚愎的过错，也是没有想到会为后代招来祸乱。文宗继昭愍帝之后即位，晚年没有儿子，于是立陈王昭愍帝的儿子为太子，李珏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等到文宗病重将死，仇士良假传诏令拥立武宗。武宗是文宗的弟弟，按照继承次序不如陈王正当。然而既然已经即位，陈王、李珏有什么罪呢？武宗听信仇士良的诬陷，乘着自己偏狭刚愎的性情，已经杀了陈王。到这时又想杀李珏，虽然宰相等人恳切地救援此事，他最终还是把李珏驱逐了。这就意味着，大臣在天子决定立嗣的时候，不应当提出正确的意见。提出正确意见的人反而获罪，那么后世的大臣对于国家继承人就不敢再说忠言了。大臣不敢说忠言，那么天子的儿子有时年长而且十分贤明，或许还不必担忧；但如果儿子年幼，或者还没有显现贤能的名声，或者根本没有儿子，谁还敢提出正直的意见？国家继承人有时不能确定，一旦发生争夺的祸患，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这难道不是为后代招来祸乱吗？至于杨嗣复提出立安王的建议，这本来就是不正确的；但如果事情的状况明确，得到朝廷内外的信任，可以治他的罪，以此警戒后来挟带私意议论国事的人。何况事情的状况暧昧不明，又怎么可以不治罪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