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二

译孙武。老泉说：能够不断探求而没有穷尽的，是天下的奇才。天下的士人中，同他谈论用兵却说“我不能”的，有几个人？从言论方面考察而没有穷尽的，有几个人？言论没有穷尽了，再从实际运用方面考察而没有穷尽的，又有几个人？唉！至于实际运用而没有穷尽的，我还没有见过。孙武的《十三篇》，兵家都推举它为老师。然而依我看来，他谈论用兵，真是雄奇吗？如今他的书论述奇谋权变和隐秘机宜，出入神鬼之境，自古以来以兵法著书的人，很少有能赶得上他的。由此推测他的为人，一定会说他有应付敌人而无穷尽的才能，却不知道孙武实际用兵并不能保证每战必胜，这同书中所说的相差太远了。吴王阖庐攻入郢都时，孙武担任将军。等到秦、楚交战而使吴军败退，越王又攻入吴国，外患内乱一齐爆发，吴王奔走自救还来不及，孙武却完全没有一条计谋来平息这些祸乱。如果按照孙武书中的道理来责备他的过失，大致有三点。《九地》说：“威势施加于敌人，敌人的各家就不能联合起来。”孙武却使秦国听从申包胥的话，出兵救楚，丝毫没有顾忌吴国，这是威势极其不足，他的第一项过失。《作战》说：“军队长期暴露在外，就会使兵器变钝、锐气受挫；力量屈竭、财货耗尽，诸侯就会乘其疲弊而起兵。” 况且孙武在九年冬出兵攻楚，到十年秋才回来，可以说是长期在外作战了。越人难道会不乘这个机会攻入吴国吗？这是他的第二项过失。他又说：“杀伤敌人，是靠激发士卒的愤怒。”如今孙武却放任伍子胥、伯嚭鞭打平王的尸体，以满足个人的私愤，从而激怒敌人；这正是司马成子期因此必定死于对吴国的仇恨的原因。勾践没有毁坏吴王的旧坟，吴国便臣服；田单用欺诈手段挖掘燕国将领的坟墓，齐人便奋起作战；他们的智谋都远胜于孙武。孙武不能明白这一点，这是他的第三项过失。然而，当初吴军能够攻入郢都，是由于伍子胥、伯嚭、唐国、蔡国对楚国的愤怒，又乘楚平王不仁，因此孙武的功劳其实也很少。孙武自己写成的书，尚且不能亲自运用，因而遭到败北，何况那些小心翼翼地承袭他的旧有智谋、只会谈论余论的人，怎么能够统率军队呢？况且吴起和孙武是同一类人物，都著书谈论用兵，世人称为“孙吴”。然而吴起谈论用兵，轻视法制，草率简略而没有统属纲纪，不如孙武的书文字简约而意思完备，天下谈论用兵的学说都归结在其中。可是吴起开始在鲁国用兵，击破齐军；后来进入魏国，又能制服秦军；进入楚国后，楚国重新称霸。孙武的作为却反而如此，这说明他的书不足以完全相信，确实如此。如今对外抵御一个奴隶，对内治理一个妾妇，即使是卑贱的男子也能做到，难道一定要有人教他吗？等到统率三军众多的士卒，关闭营垒来自我防守，甚至还可能发生骚乱，那么这就是三军士卒使人困惑了。因此，善于用兵的将领，看待三军众多的士卒，就像看待一个奴隶、一个妾妇一样，不认为有什么增加的难度，所以他的心中总觉得力量有余。一个人的心志，面对三军众多的士卒，而心中仍然宽广有余地，这就是韩信之所以能够越多越能办成事情的原因。因此，用兵难道有什么特殊的法术吗？只要能够不把士卒看得过于众多、难以驾驭罢了。樊川为《孙子》作序并作注说：自古以来以兵法著书、能够流传后世并用来教导后生的，总共有十几家，篇幅将近数万字。其中孙武所著的十三篇，自孙武死后已经一千年。统率军队的人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考察他们的事迹，都同孙武所著的书一一相符，好像用印章圈定、照模子雕刻一样，没有一点差错。孙武所论述的，大体是用仁义来施行机变权谋。孙武所著的书，原有十几万字。曹魏武帝删削其中繁多剩余的文字，摘取精要切实的内容，共成十三篇，编成一卷。曹魏武帝亲自作序，于是为它作注说：“我读过的兵书战策很多，孙武的书最为深奥。然而我所作的注释，十句中还解释不了一句。这部书大概不是我不能全部作注吧。”我查阅《魏志》，看见曹魏武帝自己撰写了十多万字的兵书，诸将出征讨伐，都按照这部新书行事。听从命令的就获胜，违背教令的就失败。我想，曹魏武帝大概是在新书中纵情发挥自己的学说，另自成一家事业，不愿意跟在孙武后面把他的书全部解释清楚。否则，曹魏武帝难道会做不到吗？如今这部新书已经亡佚，无法再知道了。因此我取来孙武的书，把他的注释全部补备。曹魏武帝原有的注释，也全部保存下来，分为上、中、下三卷。后世有人读我解释的孙武之书，因而学习它，这就像盘中的弹丸在盘中滚动一样，弹丸横斜、圆转、直行，取决于当时的情势，不能全部预先知道。但有一点必定可以知道，那就是知道弹丸不可能滚出盘外。在朝廷上议定谋略，作战的形势已经形成，然后才把任务交给将领。汉高祖说：“指示踪迹的是人，捕获兔子的是狗。”这正是这个道理。那些担任宰相的人如果说：“用兵不是我的事情，我不应该知道。”君子会说：“那就不要处在这个职位上才对。” 六一说：世上流传的《孙武十三篇》，大多采用曹公、杜牧、陈皥的注释，号称“三家《孙子》”。我近来参与编撰《四库书目》，所见到的《孙子》注本尤其多，达到二十多家。孙武的书本于用兵，兵法并不只有一种，而以无穷尽为奇，所以注说它的人多，也就很自然了。每个人运用智慧都有长处和短处，谋划施行各不相同，因此有的人会把自己的说法拘泥于偏见；但没有超出所谓“三家”的范围。三家的注释中，陈皥最晚，他的说法常常攻击杜牧的短处，杜牧也对此感慨不平。陈皥最喜欢谈论兵法，想要亲自试验却没有机会；他的学问能够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极其广博而详细。然而前代谈到善于用兵的人，都推称曹公。曹公曾经同董卓、吕布以及袁氏诸人较量力量而战胜他们，后来便同吴、蜀分割汉室天下而称王。传说魏国诸将出兵千里，曹公常常坐在后方谋划胜败，授予他们已经计算好的方案；诸将采用这些方案，十次中不会有两次失败，有违背的军队就往往败退。因此魏国一代用兵，全部按照新书行事；他精通兵法，就是这样。杜牧说曹公给《孙子》作注尤其简略，大概是借着自己从中得到的心得另写一书；这说明曹公完全掌握了孙武的兵法。然而孙武曾经拿自己的书去求见吴王阖闾，阖闾采用了他的办法，向西击破楚国，向北使齐、晋臣服，因而在诸侯中称霸。

译假如孙武亲自运用自己的书，最多只能达到强国称霸；等到曹公运用它，却也始终不能消灭吴、蜀，这难道是孙武的兵法只到这里就完了吗？还是因为运用它的人没有把它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呢？后世学习兵法的人，只看到他的书，又各自受自己的见解牵制，所以注释的人虽然很多，却很少有真正恰当的。唯独我的朋友圣俞不是这样。他常评论孙武的书说：“这是战国时期诸侯相互倾轧的学说，三代王者的军队以及司马所掌的九伐之法，孙武都比不上。”但他也喜爱孙武文章简略而意蕴深厚，认为其中行军用兵、判断敌情、制胜取胜，也都有法则；他的言论很有条理，只是注释者把它搅乱了，有时失去原意。于是圣俞自己作注，把拘泥于偏见的地方都剔除掉，结合自己的意思加以阐发；这样以后，孙武的学说才没有被搅乱而清楚明白。我知道这部书应当同“三家”一起流传，而后世采用其中学说的，唯独会更多地取自我的圣俞。圣俞为人谨慎质朴，温和恭敬、仁厚宽厚，且衣冠整肃、进退有度，显然是一个儒者。后世看待他的书，如果认为它不像出自儒者，这同太史公怀疑张子房是壮士，又有什么不同呢？东坡说：“古代谈论用兵的人，没有超过孙武的。把利害相互权衡，把奇兵与正兵相互转化，关于作战、防守、进攻、围城的方法，大概已经数以百计。即使还想增加一些，也不知道该怎样增加了。然而他的短处在于智慧有余，却不知道应当怎样运用智慧，这难道不是他的重大缺陷吗？用兵没有固定的形势，却要预先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胜利没有固定的地方，却要多方创造取胜的条件。因此他的学说反复变化而不相同，纵横曲折，目的在于避开祸害而趋向利益。他把这些道理杂然列举出来，任凭使用的人自己选择。所以运用它并不难，难的是选择。选择为什么困难呢？因为在西边锐意进取，却忘了东边；只看见有利的一面，却看不见它的穷尽；得到了一种说法，却不知道还有另一种说法。这难道不是运用智慧的困难吗？智慧本来不是用来教人怎样运用智慧的；所谓教导人的，是君子急于建立功业的表现。外在的变诈扰乱了内心，而内心没有守持，那么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都想这样做。使人勇敢却不知道自量，使人贪求而不顾后果，以至陷入危难，这样的情况是有的。深山大泽中有天地孕育的宝物，无意于寻宝的人反而能得到它；在河中驾船，船的逆行与顺行、水流的曲折，只有忘却船只而专注于水势的人才能看清。因此，只有天下最廉正的人才能驾驭贪求之人，只有天下最沉静的人才能驾驭勇猛之人，只有天下最守信的人才能驾驭行诈之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受利益役使。不受利益役使，看事情就明白；看得明白，行动就果断。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先看到其中的祸害，然后才看到其中的利益；先看到失败的可能，然后才看到成功的可能。他的心情闲静而无所牵累，所以能够这样明察。否则，战事尚未交锋就先把心思放在获利上，将领临事时就会迷惑；即使有很大的利益，又怎么还能看见呢？圣人却不是这样，他让天下人处在贪求的位置，而自己处在廉正的位置，所以天下那些贪求的人都可以被他任用；他让天下人处在勇猛的位置，而自己处在沉静的位置，所以天下那些勇猛的人都可以被他役使；他让天下人处在行诈的位置，而自己处在守信的位置，所以天下那些行诈的人都可以被他驱使。天下的人想在这方面建立功业，如果自己也处在这种位置上，功业就无法成就。因此，君子处在幽暗的位置来驾驭显明，就能使显明的一切都显露出来；处在阴静的位置来驾驭阳动，就能使阳动的一切都奔赴而来。这样之后，才能运用孙子的智慧。《易》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就作出决定，守正则吉。”君子在尚未行动时，坚定得像石头一样，好像准备终身如此；等到行动时，不到一天便立即施行。所以说：“不受利益役使，看事情就明白；看得明白，行动就果断。” 如今世俗的议论却不是这样，说：“用兵就是诡诈之道。不贪求就无法取得胜利；不勇猛就无法获胜；不行诈就无法成功。廉正、沉静、守信的人，在用兵方面没有用处。”唉！如果世俗的说法流行，天下就会纷纷扰扰，像鸟兽互相搏斗、婴儿互相击打一​​样。强者受伤，弱者被毁弃，那么天下的混乱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

译伍子胥【附录溧阳义女】柳州评论伍子胥持剑而死说：“伍子胥并不是吴国的亲近宗亲。他当初结交阖闾，是因为阖闾采用了他的谋略。如今他同继承君位的国君已经不合，进言如果被采纳，谗言之人就会得势；既然国家已经没有可以挽救的希望，那么在这种时候离开它也就可以了。可是他出奔时把妻子儿女托付给别人，后来又回来以至于死，这实在不是我所能理解的。那么，伍员果真是个残酷狠心的人吗？” 卢元辅《胥山铭》说：有周行人伍子胥，陪吴之职，得死直言。吴人求忠者之尸，祷水星之舍，将瞰鸱革，遂临浙江。千五百年，庙貌不改。汉史迁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缪也。吁！善父为孝，记曰：父雠不与共戴天。谏君为忠，经曰：诸侯有诤臣，不失国。当抗于宋郑，絶楚出疆，在平为未宦臣，在奢为既壮子。坎■〈土禀〉仗节，乞师于吴，军鼓丁寜，五战至郢。先喆王建邦，启土著以话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汤用为大义，孔子立为大经。子胥修为大仇，骚人赋为大怨。咸令在上，慢恶不生。则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后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赂，二十年内，越恁又颠。太伯庙血将干，阖闾剑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则谏？焉孰谓矢毒？孰谓刀寒？虽言屡出口，而车甲巳困于齐矣。蟹稻已夺于岁矣。吴王赐给他的属镂剑，最终用在了他自己身上。荆公说：“伍子胥从死亡、逃亡和奔窜之中，以寄身为客的一人之身，最终游说吴国，挫败深不可测的楚国仇敌，洗雪耻辱、成就名声，震动天下，难道不壮烈吗？等到处于危急疑惧之际，他能够自己慷慨激昂、不顾自身，为所侍奉的君主至死完成进谏；他的志向，同那些为自己开脱、只图偷取一时利益的人不同。孔子评论古代的士大夫，如管夷吾、臧武仲这一类人，只要有志于善、对当世有所补益，就都不加以废弃。既然如此，伍子胥这样的义士，怎么可以轻视呢？” 颍滨说：“伍员因为父兄的仇怨，攻破楚国、进入郢都，鞭打平王的坟墓。世人都怜惜他的志向，称许他的才能。然而士人不幸到了这种地步，就不足以再谈功名了。伍员甚至鞭打旧君的坟墓来逞泄私愤，违背天理而伤害义理，最终又因竭尽忠诚而丧失自身。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李白说：“贞义女，是溧阳黄山里史氏的女儿。因为家居溧阳，史书没有记载她的名字。她三十岁时，不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别人；品行清正英秀、洁白无瑕，侍奉母亲极其孝顺。她的手柔软如初生的荑草，身体却不怕水寒，以击漂为自己的生业。楚平王在位时，残害忠臣，助长谗言，施行苛刻暴虐的政治；伍尚被杀，伍奢被诛，朝廷血流成河，伍氏一族被诛灭。对人的怨毒，是多么深啊！伍子胥开始向东逃奔勾吴，月夜跋涉、星下逃遁，有时七天不能生火；像飞鸟中箭一样受伤，被昭关逼迫，爬行到濑水之滨，舍弃车辆徒步前进，告急困穷。这位女子凭目光和心意把粮食传给他，用壶盛浆救全了他的性命，自己沉入水中，使身形和姓名一同消灭，真是千古卓绝。她的声名高凌浮云，以刚烈的节操激励对仇敌必报之志，在无可疑虑之处洗雪忠诚，这实在太难了！即使曹娥投身江水，事理贯通于孝道；聂姊死于刑场，大义感动于天伦；鲁姑抛弃儿子以退却三军，漂母送饭而得到千金报恩；拿这些事同她相比，那些人的行为或许还比较容易。最终使伍子胥得以施展，阖闾得以倾覆楚国，吴军在鄢、郢鞭打平王尸体，申包胥在秦国朝廷哭泣流血。一个人死了，一个人活着，各自实现了壮烈的志向，在古今传播英名，在天地间洗雪大愤。如果没有这位女子的力量，即使说伍子胥是忠孝之士，又怎能咆哮显赫，流传于后世呢？经过她溺水的地方时，我悲伤地低头徘徊，不能离去。” 侍奉吴国 东坡说：“我读《吴越世家》，看到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便向吴国求和。所有用金玉、子女作为贿赂的东西，多得无法计算。勾践回国后，吴国所要求的各种劳役没有一件不服从的；让大夫的女儿嫁给大夫，让士的女儿嫁给士，春秋两季向吴国进贡从未断绝。我私下曾经奇怪，越国作为蛮夷之国，又处在败亡之后，在救死扶伤之余，向吴国赠送财物、耗费资财又多到无法计算，竟然能够这样。然而最终却灭亡吴国，可见国家的祸患果然不在于费用。那时越国内外彼此不相扰乱，因此能够有所成就。勾践让范蠡、大夫种二人分别治理国家。范蠡说：‘在四境之外，大夫种不如我，请让我主管。凡是四境之外应付吴国的事情，大夫种不了解。在四境之内，我不如大夫种，请让大夫种主管。凡是四境之内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足的事情，我不了解。’二人各自专心发挥所长，各自竭尽力量，所以不费力便灭亡了吴国。他们向吴国赠送财物，数额很厚重却有节制，因此财物不会匮乏；他们接受吴国劳役，虽然十分劳苦却有一定期限，因此国家的根本不会动摇。这样以后，勾践才能安心舒展自己的志向，而吴国已经牢牢掌握在他的股掌之间了。”

译种蠡 昌黎说：“范蠡离开越国后到了齐国，于是写信给文种，也劝他离去，以逃避勾践长颈之相所预示的灾难；结果却使文种假称有病不上朝，最终接受了赐剑而死的诏令。可悲啊！替别人谋划却不能忠于对方，范蠡几乎接近这种人了。君主存在，臣子就与之共存；君主灭亡，臣子就与之共亡，这是符合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原则，自然显明，人人都应该知道。勾践凭借鸟栖般的处境奋发，依靠老鼠逃窜般的喘息求生，最终竟能焚烧姑苏，俘虏夫差，正在淮水、泗水一带纵横行动，接受东方诸侯的朝见。范蠡、文种二人是有功劳的。既然有这样的功劳，就应当收敛雷霆般的威势，隐藏风云般的谋略，截断三江，叱咤开通四方，高举霸王的器业，大大弘扬夏禹的功烈，使天下徘徊观望的人都知道越国有人才。为什么反而还没有回到越国，就背弃君主离去了？自己这样做，又把这种做法转告给别人，臣下的节操难道应当如此吗？况且臣下对君主的道理，在于保全大义、弘扬盛美功烈；到了生死关头，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何况君主如同上天，上天可以逃避吗？假如因为君主有长颈的相貌，难以同他共享欢乐，那么吴国灭亡以后、越国复兴之日，泛舟五湖、驾着轻舟游览的人，难道只有范蠡吗？平静地谈论这件事，就知道范蠡有匡正君主的智慧，却没有侍奉君主的义节，这是很清楚的。” 他之所以写信给文种，也是因为要躲避勾践的剑。勾践有什么过错呢？我所说的替别人谋划却不能忠于对方，正在这里。”}], 东坡说：“越国灭掉吴国以后，范蠡认为勾践这个人脖子长、嘴像鸟，能够同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他共享安乐。于是他便和同伴们乘船入海，并写信送给大夫文种说：‘飞鸟都打尽了，良弓就该收藏起来；狡兔死了，猎狗就要被烹杀。您可以离去了。’”苏轼说：“范蠡只知道观察他的君主罢了。依我看范蠡，范蠡也是鸟嘴。喜好财货，是天下所轻视的士人。凭范蠡的贤能，难道会是聚敛财货的人吗？为什么竟然到海滨耕作，父子共同劳作来经营千金的家产，财货多次散尽又重新积聚，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才能有余而道义不足，所以功成名就、退隐自身之后，内心却始终不能自我放下吗？假使勾践有宽大的气度，能够始终任用范蠡，范蠡也不会以清静无为的方式在越国终老。因此我说，范蠡也是鸟嘴。”鲁仲连使秦军退却以后，平原君想封给鲁仲连千金作为寿礼。鲁仲连笑着说：“天下士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替人排除困难、解决纷争，却不取任何报酬。如果有所取受，那就是商贾之士了。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离去，终身不再相见，逃到海上隐居，说：“与其接受富贵而向别人屈服，不如处于贫贱之中而轻视世俗、任意施展自己的志向。” 假使范蠡的离去像鲁仲连那样，那么距离圣人的境界就不远了。唉！自春秋以来，关于用人、舍弃、出仕和退处，还没有像范蠡这样周全的。然而他在这一点上仍有不足，所以我因此屡次叹息而深感悲哀。颍滨说：天下从来不是没有有智慧的人，只是难在选择君主。田丰、陈宫，他们的智慧都足以制服曹公，可是田丰侍奉袁绍，陈宫侍奉吕布；他们的意见不被采用，结果君臣都灭亡了，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像陆逊对于孙权、高颎对于隋文帝，意见被听取，计策被采纳，使君主达到了王道、霸道的成就；可是嫉妒之心一旦产生，这两位大臣都不得善终，能不令人悲哀吗？范蠡知道勾践可以同他共患难，于是替勾践灭吴，以成就他的功业；又知道不能同他共享安乐，便抛弃勾践，泛游江湖，如同离开仇敌一样。因此君臣都免于留下恶名，这难道不能称为贤明吗？” 伍子胥、文种、范蠡 东坡说：“伍子胥、文种、范蠡都是人中的俊杰，而扬雄却是见识偏狭的人。他想凭自己微薄的学问来指责这三个人吗？他认为伍子胥三次进谏而不被听从，竟鞭打阖闾的尸体、毁坏其宗庙，是伍子胥的罪过；认为文种、范蠡没有强行劝谏勾践，反而让他困居会稽，是文种、范蠡的过错。扬雄听说古代有三次进谏不被听取就应当离去的说法，便想用它来约束天下士人，难道不是浅陋吗？三次进谏后离去，这是对与人君交往尚浅的臣子说的，像宫之奇、泄冶这样的人，才可以如此。至于伍子胥，是吴国的宗臣，是与国家共存亡的人，他离开吴国将到哪里去呢？即使进谏百次都不被听从，接着以死相争也是可以的。孔子离开鲁国时，未曾进谏一次，又何必定要三次呢？父亲受到诛杀，儿子为父报仇，这是礼。活着时斩下仇人的首级，死后鞭打尸体，是发泄极度的痛恨，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因此古代的君子都为伍子胥悲哀并宽恕他，难道只有扬雄不是人子吗？至于说伍子胥毁坏阖闾的宗庙以及群臣的罪过，并不是伍子胥的本意。勾践困守会稽，才得以任用文种、范蠡二人；如果他们先与吴国交战，强行进谏而至于死，扬雄又应当把这归罪于伍子胥了。这些都是儿童般的见识，不值得评论。我不忍心让这三个人的形象受到诬蔑，所以说这一番话。” 国家的兴亡 颍滨说：“吴国以蛮夷身份争夺盟主地位，使中原受到侵凌毁灭；齐国和晋国结下怨仇；楚国和越国相继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距离中原遥远而人民劳苦，形势不顺。越王勾践灭掉夫差以后，虽然号称取得了霸业，实际上却收敛军队、固守本国，不进行大规模征伐，并把吴国原有的土地分给楚、宋、鲁，于是保全了国家，并把国统传给后世。他亲眼看到了那些祸害，知道应当以此自我警戒吧！至于无疆，没有阖闾的见识，却有夫差的愚蠢，他使国家残破，实在是应当的。过去楚王攻克陈、宋、郑，力量足以占有它们却不占有，诸侯因此安定，楚国也就兴盛起来。楚灵王大规模修筑陈、蔡的城池，又经营不羹、中原，贪求而不停止，于是自身承受了祸患。大概东南地区的通常形势，从这些事情中就可以看到了。自东晋直到陈朝，都是在吴、越旧地建立国家，成败的情形无不如此。即使桓温、刘裕善于用兵，有时能够取得一次胜利，但人民因战争而疲敝，最终仍不能有所成就。至于殷浩、庾亮，更是不值得一提。像谢安这样贤能的人，尚且勉强北伐，因失策而死，也还是被自己的名声迷惑，未能使实际情形安定。难道不是这样吗？唉！若论筹划国家的办法，像蔡谟那样，我是有所取法的。” 《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三 列国通论 王道与霸道【温公、荆公】五霸【颍滨】齐桓公、晋文公的诡诈与正道【东坡】楚、吴、越【颍滨】齐、鲁【白乐天、颍滨】管、蔡、齐、楚、曹、宋【颍滨】春秋时期的各小国【颍滨】春秋时期没有贤臣【孙邵、范文正公】三不欺【吕温、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