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一百

译一旦继位的君主软弱昏庸、任意轻率，而戎人又以功劳自傲、凭恃强力，耗尽天下的财力，也不足以满足他们不断索取的欲望，于是反过来背叛他。等到他因此遭受祸患和耻辱时，简直说也说不尽。看他凭借这样的条件起兵立国，晋又怎么能延后灭亡呢？汉祖承接干戈扰乱、践踏之后，百姓没有人能够约束和治理；他起来观察天下，发现再没有英雄，于是慨然投袂而起，建立国号并响应时势。天下人没有归附的去处，也都低头听从汉的差遣。然而一旦汉祖去世，强臣和豪门大族已经不肯向年幼的君主低头了。因此他不能忍受愤怒，起兵谋求解决，侥幸希望一决胜负；周人抗命，他终于无法抵御，因而灭亡。周太祖、世宗，都是所谓一时的雄主；世宗英明杰出的资质，足以据有天下而自立。然而他的寿命不长，幼主不足以承当天命的眷顾，而真人的德业日益隆盛，已经成为天下人归附拥戴的对象，那么周的重负又怎么能不被解除呢？由此看来，从梁到周，他们的兴亡、得失以及各朝享国年数如此，哪里值得奇怪呢？全都有其必然如此的道理。我又曾进一步考察：像唐庄宗和末帝，都是凭借雄强勇武、果敢决断，转战而所向无敌，摧毁强敌，最终取得天下并称王的，并不是软弱昏庸、没有才德的人；然而明宗在邺下发动兵变，晋祖的军队在并门首先起兵。那两位君主于是低头颓丧、惊惧窘迫，像儿女一样悲哭流泪，垂着下巴拱手等待死期，再也没有平日万分之一的气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强臣和骄兵控制他们的命运，直到这种地步，他们才明白自身孤立软弱，已经无法自救。凭借功劳取得天下的君主，往往会有强臣；凭借武力取得天下的君主，往往会有骄兵。臣下并不是原本就强大，而是倚仗累积的功勋和赏赐，最终变得强大；士兵也不是原本就骄横，而是倚仗屡次作战的劳苦，最终变得骄横。因此古代平定祸乱、挽救危局的君主，不担心天下大事不能完成，却深深忧虑大臣可能强大、战士可能骄横，所以总是在事情发生以前就督察治理，使掌握和控制的权力始终在自己手中。这样，天下既已统一，国家安定强盛，即使把它交给年轻而柔弱的继承人，也不会发生变故。那些以乱世接续乱世的人却不是这样。当他们谋求天下即将统一时，每天向将领责求功劳，向士兵责求战果；责求功劳急迫，凡是用来酬赏将领的东西，从未顾虑将领可能因此强大；责求战果紧切，凡是用来抚慰士兵的待遇，也从未担心士兵可能因此骄横。于是天下大体平定后，强臣倚仗骄兵而斜眼窥伺，骄兵挟持强臣而有所企望，双方一旦共同起事逼迫君主，君主反而发现自己彷徨孤立，大事也将离去；那么即使还有平日果敢决断的气概，凭这些又能到哪里去呢？这就是唐庄宗、末帝丧失天下的原因。唉！谋求天下迅速统一，却不考虑统一之后的利害，最终也只会迅速灭亡罢了。子由评论说：唐朝末年和五代的乱局，祸乱究竟在哪里呢？天下各地的军队，都隶属于各自的将领；大的有几十万人，小的也不少于几万人。将领们抚慰、照料、养育士兵，给他们精美的食物和丰厚的衣服，与他们同甘共苦，顺从他们的好恶。更严重的，甚至把他们收养为义子，并让他们使用自己的姓氏。所以在当时，军队中的士卒各自只知道自己的将领，却不知道天子的恩惠。君主有所命令，他们不听从，而听从自己的将军；将领所做的事，即使极其奸邪不义，也没有人违抗。因此，军队一旦作乱，奸臣便能专擅命令，拥兵而无法控制；但在他们尚未作乱时，攻打哪里哪里就必然投降，守卫哪里哪里就必然坚固。优秀的将领和强悍的军队遍布天下，他们所摧毁、击败、破灭的敌人，足以使天子郁结不快的心情得到畅快，并且能够对外抵抗敌国。祸乱从暗中突然发生，原因是什么呢？是士兵安于自己的将领，并且乐意替他效命。唐庄宗、周世宗 温公评论说：“有人问：五代的帝王中，唐庄宗、周世宗都被称为英明威武的君主，谁更贤明？”我回答说：“天子之所以能够统治万国，在于讨伐不服从者，安抚弱小者，施行自己的号令，统一法度，敦厚而彰明信义，以兼爱天下百姓。庄宗消灭梁以后，海内震动，湖南马氏派儿子希范入朝进贡。庄宗说：‘近来听说马氏的基业最终被高郁夺取，如今有这样的儿子，高郁难道还能得到它吗？’高郁，是马氏的良臣。希范的哥哥希声听到庄宗这句话，最终假传父亲的命令把高郁杀了。这是市井商贾才会做的事，难道是帝王应有的气度吗？大概庄宗只是善于作战，所以能够以弱小的晋战胜强大的梁。得到天下以后，不到几年，内外都背叛他，使他无处容身，实在是因为他只知道用兵的技巧，却不知道治理天下的道理。世宗用诚信的号令驾驭群臣，以正义责备各国；王环因为不投降而受到奖赏，刘仁瞻因为坚守而受到褒奖，严续因为竭尽忠诚而得以保全；蜀国的士兵因为反复无常而被诛杀，冯道因为失去臣节而被弃置，张美因为接受私人的恩惠而被疏远。江南尚未服从时，世宗亲自冒着箭石进攻，以期一定取胜；既已服从，便像爱儿子一样爱护他们，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并替他们作长远打算。他的宏大规划和宽厚气度，哪里能和庄宗相提并论呢？”《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广大平坦。”又说：“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感念他的德行。”周世宗接近这种境界了。五代没有完整的臣节 六一评论说：唉！孟子说“《春秋》中没有合乎义理的战争”，我认为五代没有臣节完备的人。说没有，并不是说一个人也没有，大概只是这样的人太少罢了。我找到以死守节的士人三人；他们出仕没有超过两个朝代的，各自按照所属国家归类，撰写《梁唐晋汉周臣传》。其余出仕不止一个朝代、不能按国家归类的，撰写《杂传》。被列入《杂传》，确实是君子所感到羞耻的；但列为一代之臣的人，也未必都值得尊贵。读者应当仔细考察他们的善恶。

译冯道 温公评论说：天地安排了上下尊卑的位置，圣人效法天地，制定礼制、建立法度。家庭内部有夫妇，社会外部有君臣。妇人顺从丈夫，终身不改；臣子侍奉君主，至死不事二君。这是人道中最大的伦理纲常。如果有人废弃它，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范质称赞冯道说：他品德厚重，通晓古事，才华宏大，器量伟岸。虽然朝代不断变迁，人们没有一句非议，他像大山一样屹立不动，不能被撼动。我认为：贞正的女子不事二夫，忠贞的臣子不事二君。作为女子如果不贞正，即使容貌美丽、纺织技艺高超，也不足以称贤；作为臣子如果不忠，即使才智丰富、政绩优良，也不值得尊贵。为什么呢？因为根本的大节已经亏损了。冯道担任宰相，历经五个朝代、侍奉八个姓氏的君主，把这一切看得像旅舍看待过客一样；早晨还是仇敌，晚上便成为君臣，变换面孔、改变言辞，竟然没有一点惭愧。大节如此，即使有些小的善行，又哪里值得称道呢？有人认为，自从唐室灭亡，群雄竭力争夺，帝王兴废，长的十多年，短的三四年。即使有忠臣智士，又能怎么办呢？在那时，丧失臣节的并不只有冯道一人，难道能唯独责备冯道吗？我认为：忠臣忧虑国家如同忧虑自己的家，遇到危难便献出生命；君主有过错，就强力进谏、竭力争辩；国家败亡，就竭尽臣节而死。有才智的人，国家有道便出来做官，国家无道便隐退；有的隐迹山林，有的在低微的官位上优游自处。如今冯道受到尊崇宠信，位居三师之首；论权力和职责，又居诸位宰相之首。国家存在时，他模棱两可，拱手沉默，窃居职位、白吃俸禄；国家灭亡时，他谋求保全自己、苟且免祸，出迎拜谒，劝人进奉君位。君主接连兴亡，而冯道始终照样享有富贵。这是奸臣中最为突出的，怎么能和其他人相提并论呢？有人说，冯道能够在乱世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这也算贤明了。我说，君子有杀身成仁的道理，没有求生而损害仁义的道理，难道能只把保全自身、远离祸害看作贤明吗？盗跖安然病死，而子路被剁成肉酱，究竟谁贤明呢？不过，这也不只是冯道一人的过错，当时的君主也有责任。为什么呢？不贞正的女子，中等才德的人都以把她娶回家为羞；不忠的人，中等才德的君主都以任用他为臣为羞。冯道辅佐前朝，如果说他忠诚，那就是背叛君主而侍奉仇敌；如果说他有智慧，那就是使国家变成废墟。后来的君主不杀他、不弃他，反而再次任用他为宰相。他又怎么会对我忠诚，并且能被我任用呢？所以说，这不只是冯道的过错，也是当时君主的责任。子由评论说：冯道以宰相身份侍奉四个姓氏、九位君主，议论者讥讽他背叛君主而侍奉仇敌，没有士君子的操守；认为他既然大义有亏，即使有善行也不予记录。我考察他的行事，私下却为他感到悲哀。拿古人来比较，还是有可以说的地方。齐桓公杀死子纠，召忽为子纠而死，管仲没有死，反而跟随齐桓公并辅佐他。子贡认为这不仁，便问孔子。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使诸侯称霸，一次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惠。假如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成为夷狄了。难道要像普通男子、普通女子那样拘守小节，在沟渠中上吊而死，却没有人知道吗？’管仲辅佐齐桓公，孔子已经认可了他。冯道不能附会于管仲之处，只是因为没有管仲那样的功劳。晏婴和崔杼都侍奉齐庄公，崔杼杀死齐庄公而拥立景公，晏子站在崔氏门外。崔氏的人问：‘你要死吗？’他说：‘难道只有我的君主才是君主吗？我也要死。’又问：‘你要逃走吗？’他说：‘难道是我的罪过吗？我也要逃亡。’又问：‘你要回去吗？’他说：‘君主已经死了，我回到哪里去呢？以君主为民之主，难道是为了凌驾百姓，而是应当以社稷为主；臣子侍奉君主，难道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而是为了奉养社稷。因此，君主如果为社稷而死，臣子就跟着他死；君主如果为社稷而亡，臣子就跟着他亡。’ “如果只是因为他个人的死亡和逃亡，而不是为了亲近爱护的人，谁敢承担这种责任呢？况且有人拥有君主却杀害了他，我怎么能为他而死、为他而逃亡呢？那我还要回到哪里去？”门开后，晏子进去，把尸体枕在大腿上哭泣，起身跳跃三次，然后才出来，最终侍奉景公。虽然没有管仲那样的功劳，但他的从容和风义对齐国有所补益，君子因此称许他为名臣。假使冯道能够把自己比附于晏子，或许就不会太惭愧了。冯道侍奉唐明宗时，开始担任宰相，后来又历事八位君主。当朝廷废立兴亡之际，他有时在朝内，有时在朝外，虽然担任宰相，但权力并不在自己手里；祸乱变故的发生，都不是他的过错。明宗虽然出身异族，但本性宽厚，冯道用恭敬节俭来劝导他；他在位十年，百姓因此稍稍安定。契丹灭晋时，耶律德光召见冯道，问他：‘天下百姓怎样才能救得了？’冯道看出耶律德光不能接受直话，便用庄重的话开导他，说：‘现在这种时候，即使佛出世，也救不了他们，只有皇帝能够救他们。’耶律德光听了高兴，于是停止杀戮，中国的百姓因此得以幸免。周太祖带兵进犯京师时，隐帝已经死去；太祖认为汉朝大臣一定会共同推戴自己，等见到冯道时，冯道却像平日一样对待他。太祖曾经向冯道行拜礼，这一天也向冯道行拜礼，冯道接受而不推辞。太祖的意图受挫，知道汉还不能取代，于是立湘阴公为汉的继承人，并派冯道到徐州迎接他。冯道说：‘这件事是真的吗？我一生从不说假话，您不要让我成为说假话的人。’太祖极力发誓证明此事，冯道还没有回来，周便在取代汉、篡夺政权之际完成了，虽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从施展他们的勇力，而冯道却凭借拜跪、谈笑把这件事化解了；如果不是高尚的德行，怎么能做到这样？可是议论者却贬斥他，竟一点也不宽容，实在太过分了！士人生活在五代，处于暴君和骄将之间，每天与虎兕般的危险人物为伍；抛弃官位离去，吃薇蕨、和麋鹿为友，是容易做到的；但这和在沟渠中上吊而死又有什么不同？不幸在朝廷做官，像冯道这样，仍然无法使自己免于这种处境，议论者实在太不宽容了！

译南唐 荆公读《江南录》说：故散骑常侍徐铉奉太宗的命令撰写《江南录》，写到李氏亡国之际，不说其君主的过错，只按照历数论述兴亡；这虽然有愧于实录，但就《春秋》的义理而言——《春秋》中臣子替君主和亲属避讳，是礼——以及箕子的说法——周武王攻克商后，询问箕子商朝灭亡的原因，箕子不忍心直说商朝的罪恶，而以适合亡国之君的方式告知——徐铉的记载算是做得对的。然而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时，必定有大恶；大恶没有比杀害忠臣更严重的。国君没有道义，即使不杀忠臣，国家虽然不会达到大治，也不至于灭亡。纣王作为君主已经极其暴虐，武王在孟津检阅军队，诸侯请求讨伐纣王，武王说：‘还不可以。’等听说纣王杀了王子比干，武王才知道商将要灭亡，于是一次出兵便取胜。季梁在随国时，随国虽然混乱，楚国人也不敢进攻；虞国因为不采纳宫之奇的意见，晋人才开始有了送璧借道的谋划。这样看来，忠臣是国家的依靠；国家存亡，他们也与之同存亡。我从小就听说，金陵的大臣潘佑因为直言进谏被杀，当时京师因此出兵讨伐南唐，数说南唐杀害忠臣的罪过。后来得到潘佑上给李氏的谏表，读到其中言辞，质朴正直，确实是忠臣的言论。我的几位叔伯中，过去有很多人做过江南的官，他们所说的金陵旧事相当详细；听到潘佑为何而死，我便相信事情确实如此。这样看来，李氏的灭亡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看徐铉的《江南录》，其中说潘佑之死主要是因为妖言妄说，与我过去听到的情况很不相同；不只是潘佑，其他被诛杀的人也都说成是因为罪过，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对此非常奇怪。若拿商纣以及随、虞两国君主的事来推论，那么李氏这个亡国君主一定有滥杀之事。我知道潘佑确实是无罪而死，这一定是徐铉把他的罪行隐瞒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我是根据人情推断出来的。大凡毁谤产生于嫉妒，嫉妒产生于不能胜过别人，这是人的常情。我听说徐铉和潘佑都是李氏的臣子，而且都以有文学才华著称，十多年间一直在朝廷上争名。当李氏处于危急之时，潘佑能够恳切进谏，徐铉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潘佑被杀，徐铉又不能竭力争辩，最终使他的君主背上杀害忠臣的名声，遭受亡国的祸患，这些都是徐铉造成的。徐铉害怕承担这种过错，又以潘佑获得的善名为耻，所以隐瞒他的忠诚，把他污蔑成有其他罪过；这是人情的常态。由潘佑的情况推看，其他被诛杀的人也就可以知道了。唉！如果果真如此，我认为徐铉不只是严重诬陷忠臣，他欺骗自己的君主，不也太过分了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