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三
崔慎由请立太子寻罢相
范祖禹论曰:「三代之时,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常职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壮而强勉,马老而教训焉,修身以俟死而已。天下无异道,未有众人皆死而欲一已独不死者也。执左道以乱政者杀,故无迂怪之士。凡药所以攻疾,岂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后世去圣寖逺异端竞起,由秦汉以来,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说,故人心多惑,圣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惑于方士而饵药以败者六七君,皆求长生而反夭其天年,亦可以为戒矣。而宣宗又败,以药至以储嗣为讳恶,岂不蔽甚矣哉?夫心术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将无所不至,不足以语学矣,而况可为圣贤乎?
上命王龟长等立夔王,龟长谋出王宗实,宗实入见,上已崩,乃迎立郓王,诛龟长等。
范祖禹论曰:「古者受遗托孤,必求天下之忠贤。伊、周圣人,不可及己。汉武帝总揽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霍光、金日磾而已。其可谓难也。齐威公定嗣于易牙,故其国大乱。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属诸宦者,至使宗实挟正立长以相屠灭。自文宗以后,立不以正矣。然皆出于宦者之专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惩其祸,而以委之,盖以宰相为外臣,宦者为腹心,溺于所习,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为明哉!」
李徳裕
范祖禹论曰:裴度之相宪宗,李徳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为唐贤相。大中以后,无能继之者。徳裕才优于度,而徳器不及也。度为小人所倾,无所不至,危亦极矣,而能以功名终。徳裕一失势,斥死海上,何哉?度不为党,徳裕为党故也。自今观之,牛僧孺、李宗闵之党多小人,徳裕之党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挟势以报怨,则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徳裕自为党而欲破朋党,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难矣。」又曰:「君子矜而不争,羣而不党。」徳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争,羣而党,其能免乎?
孙之翰论曰:李徳裕以杰才为武宗任用,经纶夷夏,屡成大功,复振举法令,致朝廷之治,诚贤相矣。但宣宗乆不得位,又不为武宗所礼,蓄怨固深。既怨武宗,徳裕用事大臣自不容矣。况徳裕性刚少恕,不忘雠怨,与李宗闵辈相排斥,凡十数年,略无悛意。宗闵固奸人,然尝任宰辅,已逐为逺郡刺史矣,复乗成功之时,谮以罪,流窜焉。牛僧孺虽宗闵党,然有一时名望,斥之遐裔,物议岂平焉?王涯、贾餗之祸,本仇士良诬谮,中外所知。徳裕于二人不问所隙,但以怨李训陷已,而忿及涯餗,子孙避祸于上党,已为乱兵所害。又于敕书实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后嗣,布告中外。且宗闵已逐,涯餗子孙已戮,尚谮其事,声其罪,用快忿心,则在朝之人尝有不足者,得不惧乎?不惟不足者惧,凡有势位于朝者,非大贤至公之人,鲜不畏之矣。何哉?大贤至公之人,自知才用不在徳裕下,彼虽大任,我岂不能施为哉?又或徳裕专权,不容己之施为,彼之谋国事固得宜,何必功效须出我哉?此所以无所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绹辈,才能望徳裕絶逺,又固宠保位,无至公之心。于徳裕虽无所隙,然彼出而我用矣。彼负才而好胜,若复相,则不便于已,故乗人主不容之意,尽力陷之也。无隙者尚尔,有所不足者可知也。以徳裕之杰才大功,不能忘怨,怨而及祸。后之相者,自顾才用与徳裕如何,得乗不平之心,有怨忌于人乎?
译崔慎由请求册立太子,不久便被罢免宰相之职。范祖禹评论说:“夏、商、周三代时,从天子到平民,都有固定的职务,靠自己的劳动取得衣食;都有固定的行为准则,勤勉地生活。壮年时努力自强,年老后便教诲后人,修养自身以等待死亡而已。天下没有不同的道路,从来没有众人都要死、而想让自己一人独自不死的道理。以旁门左道扰乱政事的人要被杀掉,所以没有迂腐怪诞之士。各种药物都是用来攻治疾病的,哪里有服药却不会死亡的呢?”后世离圣人时代越来越远,异端竞相兴起。自秦、汉以来,才有了神仙服食药物可以不死的说法,所以人心多受迷惑,圣人之道不能彰明,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君主尤其乐于相信这种说法。以唐朝的情况考察,从太宗到武宗,被方士迷惑、服药而败亡的君主有六七位,他们都追求长生,反而过早结束了自然寿命,也足以作为鉴戒了。宣宗又因服药而败坏政事,甚至把储嗣之事视为忌讳和厌恶,难道不是蒙蔽得太厉害了吗?人的心术不可不谨慎,一旦受到某种迷惑,就会无所不至,连谈论学问都不够资格,更何况能够成为圣贤吗?” 皇上命王龟长等人拥立夔王,王龟长谋划调出王宗实;王宗实入宫觐见时,皇上已经驾崩,于是迎立郓王,并诛杀王龟长等人。范祖禹评论说:“古代接受遗命、托付孤儿的人,一定要选择天下忠诚贤能的人。伊尹、周公这样的圣人,是后人无法企及的。汉武帝总揽天下英才,到晚年时,所得到的也只有霍光、金日磾罢了。可见这件事确实很难。齐桓公把继承人之事交给易牙决定,所以他的国家大乱。宣宗不能及早册立太子,却把继承大统的事情越次托付给宦官,以至于王宗实借助嫡长有序的名义拥立年长者,彼此互相残杀。自文宗以后,皇位继承就没有按照正统次序了。然而这些事情都是宦官擅自作主,并不是君主让他们这样做的。宣宗不吸取前面的祸患,反而把这件事交给宦官,大概是因为把宰相看作外臣,把宦官看作心腹,沉溺于一贯的习惯之中,却不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对。这样哪里谈得上明察呢!” 李德裕 范祖禹评论说:裴度辅佐宪宗,李德裕辅佐武宗,都建立了功业,是唐朝贤能的宰相。大中以后,再没有能够继承他们的人。李德裕的才干优于裴度,但德行器量却不如他。裴度受到小人的倾陷,小人对他无所不用其极,危险也到了极点,但他能够以功名终其一生。李德裕一旦失势,就被贬斥,死在海上,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裴度不结党,而李德裕结党。现在看来,牛僧孺、李宗闵的党羽多是小人,李德裕的党羽多是君子。然而因私情损害公义,依仗权势报复怨恨,他们却是一样的。只有奉天命的官吏才可以讨伐燕国,李德裕自己结党,却想打破朋党,这就像用燕国去讨伐燕国一样。孔子说:‘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不施行,这就很难做到了。’又说:‘君子庄重自持而不争斗,与众人相处而不结党。’李德裕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一定要实行,既自矜又争斗,既聚众又结党,他难道能够免祸吗?” 孙之翰评论说:李德裕凭借杰出的才干受到武宗任用,治理夷狄与华夏,多次建立大功,又重新振兴并推行法令,使朝廷得到治理,确实是贤能的宰相。但是宣宗长期不能取得帝位,又不受武宗礼遇,积蓄的怨恨本来就很深。既然怨恨武宗,自然不能容忍李德裕这个当权大臣。何况李德裕性情刚强而缺少宽恕,不能忘记仇怨,同李宗闵等人互相排斥,前后十多年,几乎没有悔改之意。李宗闵固然是奸人,但曾经担任宰辅,已经被逐出朝廷而任远郡刺史,李德裕却又在取得成功之时,借罪名诬陷他,使他遭到流放。牛僧孺虽然是李宗闵一党,但一时很有声望,把他斥逐到遥远的边地,舆论怎么会平服呢?王涯、贾餗遭祸,本来是仇士良诬陷,这一点朝廷内外都知道。李德裕不问自己同二人有什么嫌隙,只因怨恨李训陷害自己,便把愤怒牵连到王涯、贾餗身上;他们的子孙为避祸逃到上党,却已经被乱兵杀害。李德裕还在诏书中坐实王涯、贾餗的罪名,说已经杀戮了他们的后代,向朝廷内外公布。况且李宗闵已经被逐,王涯、贾餗的子孙也已经被杀,他还要诬陷这件事,宣扬他们的罪行,以满足自己的愤怒之心,那么朝廷中的人曾经有稍有不足之处的,难道能不害怕吗?不只是有不足之处的人害怕,凡是在朝廷中拥有权势地位的人,若不是极其贤能、极其公正的人,很少有不畏惧他的。” 为什么呢?极其贤能而公正的人,自知自己的才干和作用并不在李德裕之下;即使李德裕受到重用,难道我就不能有所作为吗?又或者李德裕专权,不容许自己有所作为,但他谋划国事本来就合宜,为什么一定要让功效出自我手呢?这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原因。像白敏中、令狐绹这些人,才干远远比不上李德裕,却又一心固守宠幸、保住职位,没有极其公正的心。对李德裕虽然没有个人嫌隙,但他一旦出仕,我就会被任用。李德裕自负才干而好胜,如果再次担任宰相,就会对自己不利,所以趁着君主不容纳李德裕的心意,竭尽全力陷害他。没有嫌隙的人尚且如此,有所不足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凭李德裕杰出的才干和巨大的功劳,却不能忘掉怨恨,因怨恨而招致祸患。后来的宰相,应当看看自己的才干和作用同李德裕相比如何,怎么能借机怀着不平之心,对别人产生怨恨和嫉妒呢?”},{
白敏中
秦少游论曰:「白敏中因李徳裕荐,入翰林为学士。及徳裕贬,敏中为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义而已,何以私恩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愚窃以为不然。人臣能尽私恩,然后能尽公义。敏中之罪,不容诛矣。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推此言之,则背师卖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许国。何则?于所厚者薄,则所施无不薄也。昔吕布为丁原主簿,为董卓而杀原;为卓父子,又为王允而杀卓。及兵败被执,魏祖欲生之。刘先主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董太师乎?』于是杀布。汉封陈平,辞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其后诛吕氏而安刘氏者,平与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于丁、董也,其肯忠于曹氏乎?以陈平之不负魏无知也,其肯负于刘氏乎?此魏所以诛布,汉所以属平者也。然则敏中之事,葢可见矣。虽然,敏中所以负徳裕也,亦有繇焉。传曰:『盗憎主人,主人何负于盗而盗憎之乎?』葢自度其事必为主人所恶故也。白氏素与杨虞卿姻,家居易,又与李宗闵、牛僧孺厚。若敏中本无英气,虽縁徳裕以进,而不能无意于僧孺、宗闵、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为徳裕恶也,故因其势尽力以挤之耳。夫徳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寃。使敏中素与仇犹,当为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进也?然则敏中岂惟不忠于徳裕,亦不忠于唐也?愚故曰:人臣能尽私恩,然后能尽公义。敏中之罪,不容诛矣。然则公义私恩,适不两全,则如之何?以道权之而已。义重而恩轻,则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赵宣子使人以乗车干行,韩厥执而戮之,是也。恩重而义轻,则不以公废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轮,去其镞发,乗矢而后反,是也。夫公义私恩,适不两全,犹当以道权其轻重,奈何无故而废之哉?虽然逢蒙杀羿,孟子以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徳裕之荐敏中,亦不得为无罪也。
总论宣宗之政
范祖禹论明察强记曰:「宣宗抉擿细微以惊服其羣臣,小过必罚而大纲不举,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务而不能,与贤人共天职也。譬如亷刻之吏,谨治簿书期会,而不知为政,特一县令之才耳,岂人君之徳哉?」又论临朝庄重有节曰:「古者臣进戒于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修,所以勤于徳也。宣宗视辅相之臣,礼貌虽恭而实防之,如遇胥吏,惟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禄,惮之以威严,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贤者不能有所设施。白敏中、令狐绹之徒,崇极将相,持宠保位,或十余年,其相如此,则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又论人谓宣宗为小太宗曰:「宣宗之治,以察为明,虽聴纳规谏,而性实猜刻;虽吝惜爵赏,而人多侥幸。外则藩方数逐其帅守而不能治,内则宦者握兵柄,制国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扰,海内安靖,几十五年。继以懿僖不君,唐室坏乱,是以人思大中之政为不可及。书曰:「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徳恤祀。」若宣宗,岂不足为贤君哉?」
孙之翰论小节曰:「宣宗乆居藩邸,颇知时事故,在位十三年,尚俭徳以恤人隠谨法令以肃臣下,恩厚宗室,礼重宰辅。至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读大臣章疏,诚好徳之君也。然知为君之小节,而不知其大节。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尽礼事之,及致暴崩,为世所骇。白敏中乏济时之才,功徳无闻。令狐绹复容子纳贿,有紊时政。故懿宗朝谏臣疏绹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于今日』,当时事可知也。其河湟归顺,夷夏粗安,葢承武宗用徳裕经营天下事,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辈,于时事有何经画哉?至宠爱次子,不定长子储位,裴休奏请,则曰:『若立太子,便是闲人』,此尤见昧人君之大节也。卒致内臣争立嗣君,几至于乱。是宣宗区区为善,止于小节尔。」
上好音乐赐与动及千缗
范祖禹论曰:「国之将兴,其君未尝不俭;将亡,未尝不侈也。懿宗不徳,而曓天产,穷人力,其能乆有国乎?」
译白敏中 秦少游评论说:“白敏中因为李德裕的推荐,进入翰林院担任学士。等到李德裕被贬,白敏中做了宰相,便极力排挤他。有人说:‘臣子侍奉君主,只需尽公义罢了,为什么还要考虑私人的恩情呢?’白敏中的做法,还不值得深加责备。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臣子能够尽到私人的恩情,然后才能尽到公义。白敏中的罪过,已经不容诛杀了。孔子说:‘侍奉父母能够孝顺,所以这种忠心可以转移到侍奉君主上;侍奉兄长能够顺从,所以这种顺从可以转移到服从长上。’由此推论,那么背弃老师、出卖朋友的人,一定不能把自身托付给国家。为什么呢?对于自己厚待的人尚且薄待,那么他施加于别人的一切也没有不薄的。过去吕布做丁原的主簿,为了董卓而杀死丁原;后来做董卓父子的部属,又为了王允而杀死董卓。等到兵败被擒,魏祖想让他活下来。刘先主说:‘明公没有看见吕布侍奉丁建阳、董太师的事吗?’于是杀了吕布。汉朝封陈平时,陈平推辞说:‘如果没有魏无知,我怎么能够得到进用呢?’皇帝说:‘像你这样,可以说是不忘本了。’于是又赏赐魏无知。后来诛灭吕氏、安定刘氏的,正是陈平和周勃。像吕布这样不忠于丁原、董卓的人,难道会忠于曹氏吗?像陈平这样不辜负魏无知的人,难道会辜负刘氏吗?” 这就是魏祖诛杀吕布、汉朝重用陈平的原因。这样看来,白敏中的事情大概就可以看清了。不过,白敏中之所以辜负李德裕,也是有原因的。《左传》说:“盗贼憎恨主人,主人对盗贼有什么亏负,盗贼却要憎恨他呢?” 大概是因为盗贼自己估量,知道自己的行为必定会被主人厌恶。白氏一向与杨虞卿有姻亲关系,家居易,又与李宗闵、牛僧孺交情深厚。假如白敏中本来没有英明豪迈的气概,虽然借助李德裕而得到进用,却不可能不顾及牛僧孺、李宗闵、杨虞卿这些人。他自己估量,知道这些事情必定会被李德裕憎恶,所以就借着形势,竭力排挤李德裕罢了。李德裕是忠臣,因为没有罪过而被斥退,天下人都知道他是蒙受冤屈。假使白敏中平素只是与他有仇,也尚且应当为了国家救援他,何况白敏中还是借助李德裕才得到进用的呢?如此说来,白敏中哪里只是不忠于李德裕,也是不忠于唐朝啊!所以我说:臣子能够尽到私人的恩情,然后才能尽到公义。白敏中的罪过,已经不容诛杀了。那么,如果公义和私恩恰好不能两全,应当怎么办呢?只不过用道理来权衡它们罢了。公义重要而恩情较轻,就不能因私恩损害公义。像河曲之战时,赵宣子派人乘坐兵车妨碍军队行进,韩厥把他抓住并杀掉,就是这种情况。恩情重要而公义较轻,就不能因公义而废弃私恩。像庾公之斯追赶子濯孺子时,抽出箭来敲击车轮,除去箭头而只用没有箭头的箭射去,然后才回去,就是这种情况。公义和私恩恰好不能两全时,尚且应当依据道理权衡轻重,怎么能无缘无故地废弃其中一方呢?不过,逢蒙杀死后羿,孟子认为这件事后羿也有罪过。按照这个道理说,李德裕推荐白敏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罪过。总论唐宣宗的政治 范祖禹评论宣宗明察而记忆力强说:“宣宗挑剔细微末节,以此使群臣惊惧服从;小过必定处罚,却不能把握大纲,想凭一个人的才智周遍处理天下事务,结果做不到,也没有和贤人共同承担上天赋予的职责。譬如苛刻的官吏,只谨慎办理簿书和期限会计,却不知道怎样治理政事,不过是一个县令的才干罢了,哪里是人君的德行呢?”他又评论宣宗临朝时庄重而有节制说:“古时候,臣下进谏劝戒君主,君主再告诫臣下,上下彼此修养德行,因此勤勉于修德。宣宗对待辅佐宰相的大臣,礼貌虽然恭敬,实际上却防范他们,好像对待胥吏一样,只怕他们欺骗自己。用利禄束缚他们,用威严使他们畏惧,所以任用的多是流俗之人,而贤能的人不能有所施展。白敏中、令狐绹这类人,地位达到将相的极点,依恃恩宠保住职位,有的长达十多年。他的宰相任用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宣宗的功业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又评论人们称宣宗为“小太宗”说:“宣宗的治理,把明察当作明智;虽然能够听取和采纳规谏,但本性实际上猜忌刻薄;虽然吝惜爵位和赏赐,但人们却多有侥幸求取。对外,藩镇屡次驱逐自己的帅守,却不能得到治理;对内,宦官掌握兵权,可以任意控制国家政令。然而百官奉行法令,政治没有受到扰乱,天下安定,差不多十五年。” 后来懿宗、僖宗都不能做贤明的君主,唐朝因此衰败混乱,所以人们都认为大中年间的政治是无法企及的。《尚书》说:“从成汤到帝乙,没有谁不明德并且谨慎忧恤祭祀。” 像宣宗这样,难道还不足以称为贤君吗?” 孙之翰评论宣宗只重小节说:“宣宗长期居住在藩王府邸,很了解时势和世故。因此,他在位十三年,崇尚俭朴的德行,以体恤百姓的隐忧;谨慎执行法令,以整肃臣下;厚待宗室,礼遇宰辅。他甚至微服出行来考察科举取士的得失,焚香阅读大臣的奏疏,确实是一个喜好修德的君主。然而,他只知道做君主的小节,却不知道做君主的大节。懿安太后是他的嫡母,他不能完全按照礼制侍奉她;等到太后突然暴亡,世人都感到震惊。白敏中缺乏匡济时局的才能,功德没有可称道之处。令狐绹又容许儿子收受贿赂,使时政受到扰乱。所以懿宗朝的谏臣列举令狐绹的罪过说:‘大中年间的威权和福赏,又想在今天施行。’当时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知道了。河湟归顺,夷夏大体安定,大概是承接武宗任用李德裕经营天下所造成的局面,当时威势和号令已经很强盛了。否则,宣宗任用白敏中这一类人,对时事有什么谋划呢?宣宗又宠爱次子,不确定长子为太子;裴休上奏请求确定储位,宣宗却说:‘如果立了太子,我就成了闲人。’这尤其可以看出他不明白人君的大节。最终导致内臣争相拥立继承人,几乎造成祸乱。这说明宣宗勉强所做的那些善事,只限于小节罢了。” 皇帝喜好音乐,赏赐动辄达到千缗。范祖禹评论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它的君主没有不节俭的;国家将要灭亡时,它的君主没有不奢侈的。懿宗没有德行,却挥霍上天所生的财物,耗尽百姓的力量,他怎么能够长久保有国家呢?”
髙骈破南诏
范祖禹论南诏为患,十年至是始平,曰:「戎狄自古迭为中国患,由秦以来,未有得志于南蛮者也。葢以瘴毒险阻,不得天时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从征役,皆知必死,如往弃市,则是三者皆亡矣。秦发闾左戍五岭,而陈项起,秦遂以亡。汉初吕后欲诛赵佗,士卒不能踰岭。武帝击越,发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弃之,盖不可以中国之师涉其地也。遂灭南越,以为九郡。元帝卒罢珠崖,光武遣马援击交趾,最为有功,然三年而后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难也如是。唐太宗欲讨冯盎,而用魏征之策,卒招怀之。明皇之末,李宓败于云南,死者二十万,自是以后,南诏盛强。至于懿宗,陷安南,围成都,中国首尾疲于奔命。其后龎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冦,本于徐方之余。唐室之衰,宦者蠧其内,南诏扰其外,财竭民困,海内大乱,而因以亡矣。夫蛮夷非能亡中国也,而中国之亡,蛮夷常为之资。是以圣王不重外而轻内,不勤逺而忘迩,恐征伐不息,变生于内,而揺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髙宗贤王,鬼方小夷也,以贤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难也。唐自开元至于咸通,南鄙之师,皆由边臣贪利邀功,以启羣蛮,自我致冦,大为国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令狐绹
孙之翰论令狐绹纵龎勋至淮南不击曰:“令狐绹大臣也,当同国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则尽力救之。况帅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忧讨除,未敢为曓。部将见其必败之势,言讨之甚易,不讨必致祸乱。绹曰:‘长淮以南,他不为曓,从他过去,余非吾事也。’观其言,岂大臣忧国之意?其庸人茍且之见。寻致大乱,屠害十数郡生灵。集天下兵讨之,周岁方平。则绹之罪不容诛矣。绹为宣宗宠待,位极将相,一日致国患至,此后罪露。懿宗止命罢为太子太保,罚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势去矣。”
韦保衡路岩
孙之翰论韦保衡及岩相曰:「唐自天寳而下,巨盗继起,时有忠杰将相救世定难。加元和、会昌英主贤辅,功业甚盛,故歴年滋乆,天下大势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复将相不贤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乱濮徐,蛮寇蜀方,连年用兵,民力困弊。于时人君勤劳政事,倚任忠贤,尚可救时之患。懿宗及用韦保衡、路岩奸险之人为宰辅,纳贿树私,大紊时政。仍以一女之殁,刑杀无辜甚众,大臣忠谏逐之。遐裔保衡与岩益乗势陷人,恣行贬逐。二凶为患,中外所忧。懿宗方崇奉佛事,恭黙自安,故时事不理,国政多僻。贤才既逐,忠谏无闻,生民困弊,徳泽不及,天下大势自是去矣。」
歴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歴代名贤确论卷九十四
僖宗
上崩,杨复恭立皇弟寿王杰【范祖禹】
黄巢之乱【范祖禹】
宦官【范祖禹】
藩镇【范祖禹 孙之翰】
孟昭图【范祖禹】
常浚【范祖禹】
侯昌业【范祖禹】
郑畋【孙之翰】
昭宗 哀帝
朱全忠弑帝【孙之翰范祖禹】
朱全忠杀裴枢、朝士等于白马驿【范祖禹】
宦官【范祖禹】
崔裔【范祖禹】
张浚【范祖禹】
朱朴【范祖禹】
张道古【范祖禹】
王重荣【六一】
禅位于梁【范祖禹】
上崩杨复恭立皇弟寿王杰
范祖禹论曰:「懿宗之崩,中官废长而立幼,遂倾唐室。僖宗疾革,杨复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已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已既以援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也。」
黄巢之乱
范祖禹论王仙芝陷濮州,黄巢起,应众至十万,曰:“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曓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书》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又曰:“降监商民用义雠敛。”此桀纣之所以亡也。秦汉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阉尹,不惟赋敛割剥,复贩百物,尽夺民利,故有私盐之盗,商贾之事,皆官为之,使民无衣食之资,欲不亡,其可得乎?
宦官
范祖禹论田令孜为中尉,上呼为阿父,委以政事,曰:“唐自明皇、肃宗以来,尊宠宦者,徳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后,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孙至于如此。夫国之兴也,未有不由亲贤;及其衰也,犹以小人取败。况祖宗所任不正,则后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与,恐开祸乱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责焉!”
译高骈攻破南诏。范祖禹评论南诏造成祸患,经过十年到这时才平定,说:“戎狄自古以来轮番成为中原的祸患,从秦朝以来,还没有谁能够在南方蛮夷那里取得成功。这大概是因为瘴气毒害和道路险阻,不能得到天时地利,所能依靠的只有人和。但是百姓参加征役,都知道自己必死,好像前往刑场一样,那么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就全都失去了。秦朝征发闾左百姓戍守五岭,于是陈胜、项梁起兵,秦朝最终因此灭亡。汉初,吕后想诛杀赵佗,士卒却不能越过山岭。汉武帝攻打南越,征发江淮地区的兵力,又借巴蜀等地的罪犯,把他们作为可以放弃的部队,大概是因为不能让中原的军队进入那里的土地。后来终于消灭南越,把它设置为九郡。汉元帝最终罢弃珠崖郡,光武帝派马援攻打交趾,最为有功,但经过三年才攻克,士卒死亡的达到十分之五六,最后只得到一个女子的首级,可见事情艰难到这种程度。唐太宗想讨伐冯盎,采用魏征的策略,最终招抚怀柔了他。唐明皇末年,李宓在云南战败,死者二十万,从此以后,南诏日益强盛。到了懿宗时,安南陷落,成都被围,中原首尾奔波应战,疲于奔命。后来庞勋之乱,起因于桂林戍卒;黄巢的寇乱,根源在徐方残留下来的祸患。唐王室的衰败,是宦官在内部蛀蚀,南诏在外部扰乱,财物耗尽、百姓困苦,天下大乱,最终因此灭亡。” 蛮夷并不能直接灭亡中原,但中原的灭亡,蛮夷常常成为促成它的助力。因此,圣明的君王不看重外部而轻视内部,不为遥远的地方操劳而忘记近处,担心征伐不停止,内部发生变乱,动摇国家的根本。《易经》说:“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高宗是贤明的君王,鬼方只是小小的夷族;以贤明的君王讨伐小夷族,三年才攻克,这是在说明用兵的艰难。唐朝从开元到咸通,南方边境的战争,都是由于边臣贪图利益、邀求功劳,因而招致各蛮族起事,是自己招来的寇患,给国家造成了大祸。并不是像高宗那样迫不得已的讨伐,却用十年才攻克,难道还算快吗!” 令狐绹 孙之翰评论令狐绹放任庞勋到达淮南却不加以攻打说:“令狐绹是大臣,应当和国家共同承担祸福。天下有祸患,只要可以挽救,就应当竭尽力量去挽救。何况他统帅淮南一道,小股盗贼进入境内,正应当担忧如何讨伐消灭,不能放任其发展。部将看出庞勋必败的形势,说讨伐他非常容易,如果不讨伐,必定会导致祸乱。令狐绹却说:‘长淮以南,只要他不制造暴乱,就任凭他过去,其他都不是我的事情。’看他说的话,哪里有大臣忧虑国家的心意?这只是庸人苟且敷衍的见识。不久就造成大乱,屠杀残害十多个郡的百姓。调集天下的军队讨伐他,经过一年才平定。那么令狐绹的罪过,已经不容诛杀了。令狐绹受到宣宗宠爱和优待,地位达到将相的极点,却在一天之内导致国家遭受祸患,此后的罪行已经暴露。懿宗只命令他罢官,改任太子太保,惩罚典制竟然如此。这样怎么能够警戒大臣奸邪庸碌、不忠的罪过呢?天下大势的衰败,实在是理所当然了。” 韦保衡、路岩 孙之翰评论韦保衡和路岩做宰相说:“唐朝自天宝以后,大的盗乱接连兴起,当时常有忠诚杰出的将相出来挽救世局、平定祸难。加上元和、会昌年间有英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臣,功业十分盛大,所以历年更加长久,天下大势没有衰败。懿宗在位,本来就只是中等才智以下的才能,又任用不如前代的将相,天下每天都增多事端。濮州、徐州发生兵乱,蛮族侵扰蜀地和南方,连年用兵,百姓的力量困乏。此时君主如果勤勉处理政事,倚重任用忠臣贤才,还可以挽救时局的祸患。懿宗却任用韦保衡、路岩这类奸邪险诈的人为宰辅,收受贿赂、培植私党,大大扰乱时政。又因为一个女子的死亡,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大臣忠诚进谏,反而把他们驱逐。偏远地区的韦保衡和路岩更加凭借势力陷害别人,任意贬斥放逐。两个凶恶的人造成祸患,朝廷内外都感到忧虑。懿宗却正崇尚佛事,恭敬沉默、自求安逸,所以不理政事,国家政务多有偏失。贤能之才既已被驱逐,忠诚的谏言听不到,百姓困苦,皇帝的恩德不能施及,天下大势从此就衰败了。” 《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九十四 僖宗 皇帝驾崩,杨复恭拥立皇帝的弟弟寿王杰。【范祖禹】黄巢之乱【范祖禹】宦官【范祖禹】藩镇【范祖禹、孙之翰】孟昭图【范祖禹】常浚(范祖禹) 侯昌业(范祖禹) 郑畋(孙之翰) 昭宗、哀帝 朱全忠弑杀皇帝(孙之翰、范祖禹) 朱全忠在白马驿杀害裴枢和朝廷官员等人(范祖禹) 宦官(范祖禹) 崔裔(范祖禹) 张浚【范祖禹】朱朴【范祖禹】张道古【范祖禹】王重荣【六一】禅位给梁【范祖禹】皇上驾崩,杨复恭拥立皇弟寿王杰。范祖禹评论说:“懿宗驾崩时,宦官废黜年长的皇子而拥立年幼的,于是倾覆了唐王朝。僖宗病重将死,杨复恭也这样做。大体说来,宦官从君主年幼软弱中获利,想要独揽威权。若按长幼次序拥立,他们就没有功劳,所以一定要有所废立,并把这称为‘定策’。本来拥立君主是为了天下,宦官却把它当作满足一己私欲的功劳;凡是凭此拥立之功而得势的,没有不扰乱国家的。” 黄巢之乱 范祖禹评论王仙芝攻陷濮州、黄巢起兵,响应者达到十万人,说:“自古以来盗贼兴起、国家败亡,没有不是由于暴赋重税、民众失去生计的人很多造成的。”《尚书》说:‘夏王总是阻遏众人的力量,总是割取夏邑的财物。’又说:‘上天降下监视,商民因而用义来相互仇视并征敛。’这就是桀、纣灭亡的原因。秦、汉以来,没有不是如此。唐朝末世,政权掌握在宦官手中,不仅征收赋税、剥削民众,又贩卖各种货物,把民间利益全都夺走,所以才有贩卖私盐的盗贼;商人所做的事情,也都由官府来做,使百姓没有衣食所需的资财。想不亡国,怎么可能呢?” 宦官 范祖禹评论田令孜任神策军中尉,皇上称他为“阿父”,把政事交给他,说:“唐朝自明皇、肃宗以来,尊崇宠信宦官;德宗开始把禁兵交给宦官掌管,文宗以后,天子都由宦官拥立,所以到了末流,子孙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国家兴盛,没有不是由于亲近贤人的;等到国家衰败,却仍然因为任用小人而失败。何况祖宗任用的人不正,后世一定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因此,英明的君主一定谨慎选择与自己共事的人,唯恐由此开启祸乱的根源。像僖宗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