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五十六

译诸葛亮 东坡《斜谷五丈原》诗说：“向南望斜谷口，三座山像犬牙般交错。向西看五丈原，曲折盘绕如长蛇。想到诸葛公，率领万骑从汉中、巴地出发。官吏士卒寂静如水，只听见马鞭萧萧作响。您的才干相比曹丕，哪里只是超过十倍？回望三辅之间，气势如风卷沙尘。一旦长星坠落，竟使蜀地妇女为之披麻戴孝。山中僧人哪里知道这些，只在一室烟霞中终老。往事随着云烟消散，故山仍然斜依渭水。客人来这里只能徒然凭吊古迹，清泪伴着悲笳落下。” 殷濳之题咏筹笔驿的诗说：“江东夸耀割据，邺下夺取孤儿的帝业。称霸的谋略不是为了匡扶汉室，雄伟的图谋又想辅佐谁？上奏书辞别后主，手持宝剑率领全军出发。再次沿褒斜道进军，高高举起匡复正统的旗帜。想要使包举天下的计划实现，就必须做到举措没有遗漏。在深沉思考、谋划筹策之际，挥笔决定胜负的时刻。圆觚应当分割筹划，前筹好比手中的操持。山川秀美，激发出杰出的气概；河流奔涌，融入精妙的思绪。谋划成功仿佛已经在弓箭射程之内，时运过去，事情最终还是失败。天命困厄，上天正已厌弃；人一死去，国家自然也随之衰亡。艰难之中推举旧有的帝姓，开创事业以拯救最初的根基。总是感叹曾经经过的地方，哪里只是探寻作为教训的资料？如果归入新的历数，又有谁再顾念衰败危亡？报答先帝的恩德并彰明正道，长久留给有识之士知晓。” 杜牧之和诗说：“三吴分裂，婺女九锡之狱，孤儿霸主的事业还没有完成一半，本朝的心意究竟是谁？永安宫接受遗诏，筹笔驿深沉思考；在地上划分天下，乾坤就在其中，润笔谋划便知胜负的艰难。共同筹划创业，计算成败得失；在寂静中经过千般思虑，清楚明白地把一切融为一体。河流环绕，助长智慧和谋略；山势高耸，帮助扶持事业。慷慨地提出匡救时局的谋略，从容地询问讨伐敌军之事。褒中秋日响起鼓角，渭水曲折处晚间飘扬旌旗。依仗义理便可使敌人无可匹敌，发起进攻本来就有充分理由。若不是上天夺走了他的生命，哪里会担忧力量不能支撑？子夜时星辰刚刚坠落，鸿毛般轻微的变故便使鼎器移动。驿亭世代更替，白日之下的往事长久流传。那位在哪里亲自耕作的人，还在题写哀悼困病的诗。”},{ 王荆公的诗说：“汉朝的太阳落向西南，中原上有一颗昏黄的星。群盗窥伺着昏暗的时局，纷纷各自飞扬。武侯正处在这个时候，像龙一样隐伏，独自收敛锋芒。他掉转头来吟诵《梁父吟》，不屑于同众人争夺光彩。偶然遇到可以跟从的人，便裹着幅巾从南阳起身。在巴、汉之间艰难跋涉，多次凭借弱小兵力攻打强敌。光辉灿烂如同长庚星，孤独地升起照耀一方。他的声势将要使六龙腾起，向东远出扶桑。可惜在中途沉沦，使怨恨他的人也为之悲伤。小子继承我留下的策略，尚且能够驱使强梁之徒。” 东坡《八阵碛》诗说：“平坦的沙滩多么茫茫，仿佛能看见石头垒成的阵列。纵横排列在江面上，年年被沙和水侵蚀。孔明已经死去很久了，谁还能辨认它的行列？神奇的兵法不是靠学习就能得到，自古以来也没有留下秘诀。至人的心已经领悟，后世却只是妄加议论。自从汉道衰微，战乱四起，奸雄都崭露头角。英雄彼此不肯屈服，灾祸长久相连。驱使百姓作战，城市中没有炊烟，战场上江水都被鲜血染红。万人把生命看作一次赌博，杀人如同用水浇灭积雪。不作长远打算，草率行事，常常没有章法。孔明最后出兵，意在扫除群贼。道路崎岖，事务受到节制，长期忍耐而迟迟不能决断。志向虽大，最终反而成为迂阔，岁月转眼流逝。六军纷乱，尚未整顿完毕，英雄却突然折损。只剩下八阵图，千古以来壮美地留在夔峡。” 东坡论述八阵的形势说：“诸葛亮在鱼腹的平沙上设置八阵图，垒石排成八行，行与行相距二丈。桓温征讨谯纵时，看见它说：‘这是常山蛇势。’文臣武将都不能辨认。我曾经经过那里，从山上向下俯视，距离一百多丈，共有八行、六十四个石垒。石垒上部呈圆形，看不出哪里凸、哪里凹，就像正午太阳下伞盖的影子一样。走近看，全是漫布的卵石，无法辨认。” 老泉论述诸葛亮与魏军交战说：“知道什么是自己最爱惜的，也知道什么是不必爱惜的，就可以用兵了。所以善于用兵的将领，用自己不太爱惜的东西来保全自己最爱惜的东西。士卒不可能全都锐利，战马不可能全都优良，器械也不可能全都锋利，这是本来如此的，能够处置妥当罢了。”军队有上、中、下三等，这就是用兵有三种权变。孙膑说过：“用您的下等马对抗对方的上等马，用您的上等马对抗对方的中等马，用您的中等马对抗对方的下等马，这是用兵的道理，不是谈马的道理。下等马不能与对方的上等马抗衡，这一点我已经知道，所以我已经舍弃它了。中等马不能与我的上等马抗衡，下等马不能与我的中等马抗衡，这样我不是已经再次获胜了吗？得到的胜利多于舍弃的损失，我就按照这个办法做。对方的上等马不能胜过我的中等马，是因为下等马的辅助，难道还能单独保全吗？”所以说：“军队有上、中、下三等，这就是用兵有三种权变。三种权变，就是用一份力量取得三方面的效果。”管仲说：“攻击坚固之处，薄弱处也会变得坚固；攻击薄弱之处，坚固处也会变成薄弱之处。”唉！如果不从敌人的薄弱处进攻，那么天下到处都是强敌。汉高祖所忧虑的只是项籍。即使如此，亲自率领军队同项籍交战的，大概也没有几次。随何攻取九江，韩信攻取魏，接着攻取代、赵，随后又攻取齐，然后汉高帝才起兵攻取项籍。汉高帝不急于直接处理自己的忧患所在，却在那些不足以忧虑的地方徘徊，大概正是因此使项氏陷于孤立。秦所忧虑的是六国，蜀最偏远，却最先被攻取；楚最强大，却最后被攻取。这说明秦真正忧虑的并不是蜀。诸葛孔明一出兵，军队便同魏交战，他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子西论述亮在建兴五年出兵屯驻汉中说：这一年是丁未年，魏为太和元年，吴为黄武六年。魏明帝即位已经超过一年，君臣之间没有隔阂。在这以前，吴人进攻夏口，包围石阳，没有取胜。这一年四境都没有战事。起初，孔明劝先主保有荆州、益州，向西同各族和好，向南安抚夷越，对外结交孙权，对内整顿政务；天下一旦发生变故，就派上将军向宛、洛进军，而主上亲自从秦川出兵，那么霸业就可以成就，汉室就可以复兴了。孔明起初的谋划是这样，到这时天下难道发生了变故吗？为什么却突然采取这样的行动？又论述他从祁山出兵、马谡战败、亮退回汉中说：汉朝全盛时，凡太阳月亮照耀之处，所有普通百姓都是汉朝的赤子。后来德行浅薄，不能保有百姓，于是长江以东全部投向吴，渭水以北割让给魏；这不是百姓抛弃汉，而是汉抛弃百姓。亮从祁山出兵，三郡望风响应，但亮不能守住它们，那么就是亮辜负了百姓，而不是百姓辜负了亮。在这个时候，本来应当集合所获得的军队，深切自责并向他们道歉，然后遣散他们，使岐、陇的百姓全都明白我们的心意，这样以后再出兵，就不必担心他们不来响应。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问题仍在他们，也仍在我们。

译可是亮攻取四县的一千多家百姓，把他们迁到汉中，既不足以伤害敌人，却使无辜百姓流离转徙，离开宗族，抛弃坟墓，这难道是三郡响应的本意吗？这虽然是边郡常有的做法，但对于孔明来说，却不应当如此。这就是我为此感到惋惜的原因。又论述亮替后主抄写《申韩》《管子》《六韬》说：学者责怪孔明没有用经术辅导年少的君主，却使用《六韬》《管子》《申韩》的书。我认为不是这样。君主无论是拨乱还是守成，首先都应当以权谋策略为先。后主宽厚仁义，胸襟气量有余，但权谋智略正是他的短处。当时有见识的人都把这看作忧患。《六韬》讲述用兵的权谋奇计，《管子》强调轻重并谨慎权衡，申不害考核名与实，韩非引据法度来考察实际事务，把这些施用于后主，正好击中了他的病根。药物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在于对症才是妙药。价值万金的良药如果与疾病不相适合，又有什么补益呢？东坡为《三国名臣赞》作跋说：“西汉的士人多有智谋，却轻视名分和道义；东汉重视风操节义，却短于权谋策略。能够兼有二者的，是三国的名臣。至于孔明，则高大如三代帝王的辅佐之臣，不能轻易用一个时代的标准来评论他。”又评论说：“用仁义取得天下、用仁义守住天下的，是周；用诈术和武力取得天下、也用诈术和武力守住天下的，是秦。用秦取得天下的办法来取得天下，却用周守天下的办法来守天下的，是汉。把仁义、诈术和武力混合使用来取得天下，这正是孔明失败的原因。”曹操趁衰乱、危急之时施展奸谋，终于得逞；孔明以此为耻，想要在天下伸张大义。当时曹公威震四海，东面占据许、兖，南面收取荆、豫，孔明用来战胜他的依靠，只有自己微小但坚定的忠信，以及凭此教化天下的心意。天下那些清正有节、慷慨赴义的人，本来并不是真心服从曹氏，只是被威势胁迫而勉强臣服。听到孔明的风操，千里之外有人响应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即使没有立足之地，天下也本来会为他所用。况且，连做一件不义之事来取得天下都不肯做，然后天下的忠臣义士才会乐于为他效死。” 刘表去世时，先主在荆州，孔明想袭击并杀死刘表的遗孤，先主不忍这样做。后来刘璋以友好态度迎接先主，先主到了蜀地没有几个月，就扼住他的咽喉，拍击他的背部，夺取了他的国家；这同曹操相比，又有多少不同呢？曹操和刘备不能相敌，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论兵力，不如曹操多；论土地，不如曹操广；论作战，也不如曹操擅长，却能凭借一点忠信战胜他。孔明迁徙刘璋之后，既已失去天下义士的期望，却又整治军队、振作军旅，建立仁义之师，向东长驱进军，想让天下响应，大概已经很困难了。曹操死后，儿子曹丕继位。当时本来可以用谋略攻破曹氏。为什么呢？曹操临终召见曹丕，把曹植托付给他，未尝不曾拿袁谭、袁尚相互争斗之事告诫他。但曹丕和曹植最终竟相互残害到这种地步；他们父子兄弟尚且成为仇敌，又怎么能够取得天下英雄的心呢？这是一个可以离间的形势，只要拿出几十万金，使他们的大臣和骨肉在内部自相残杀，然后发兵讨伐他们，这就是汉高祖灭亡项籍所用的办法。孔明既不能保全自己的信义来使天下人心服，又不能施展智谋来斩断曹氏的手足，难怪他屡战屡退了。” 所以，敌人有可以离间的形势却不去离间，商汤、周武王这样做就是大义；不是商汤、周武王这样做，就是错失时机。这是仁人君子最大的忧患。吕温认为，孔明处在桓帝、灵帝之后，不能强迫百姓思念汉室，应该让人把这些话传告天下百姓，并且说：“曹氏使你们得利，我就侍奉它；曹氏使你们受害，我就诛伐它。”但他不知道蜀是否真的比魏有重大的过错。如果没有大过错，而又绝不可能侍奉魏，那么天下人怎么肯因为空话而受到震动呢？唉！这是书生的议论，可以说，却不能实行。少游评论说：“晁错说：‘五帝神圣，他们的臣子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三王的君主和臣子都贤明；五霸则比不上他们的臣子，且君主愚昧。’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把一杯水倒在厅堂上，放置杯子的地方就会粘住。鹪明的翅膀拔掉后再附着，鸤鸠就会感到负累。所以，有帝王之道的君主，就有帝王之道的臣子；有王者之道的君主，就有王者之道的臣子；有霸者之道的君主，就有霸者之道的臣子。诸葛亮虽然是天下奇才，也不过是霸者的臣子罢了。为什么呢？如果亮是帝王的辅佐，他肯为蜀先主屈身吗？王通认为，假使亮没有死，礼乐或许会兴起吧？这更是不对。我认为，即使亮没有死，也根本不足以取得天下，何况兴起礼乐呢？为什么呢？亮所侍奉的是蜀先主，而他自比的是管仲、乐毅。先主虽号称人杰，但取得天下比不上曹孟德，保守一方也不如孙仲谋。他之所以得到蜀地，只是因为刘璋昏暗软弱罢了。即使先主还活着，而司马仲达、陆伯言等人也都安然无恙，尚且不足以攻取魏，何况亮死后还能取得天下吗？管仲辅佐齐国，使诸侯九次会盟，一举匡正天下，但不能先治理好自己再治理别人，所以孔子认为他器量狭小。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联合五国合纵，攻破拥有万辆兵车的齐国；然而长期相持，不能攻下莒和即墨，直到离间计得以施行，才丢掉燕国而投奔赵国。管仲、乐毅即使在天下得志，尚且不能兴起礼乐；亮即使不死，难道能够兴起礼乐吗？古代的君子，出仕很难，退处却容易。伊尹在有莘之野耕作时，就已经说：‘假如让这个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让这些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大概是说，如果求用自己却不采用自己的道理，那么他就会不出仕罢了。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要使周朝的礼乐在东方复兴吗？’大概是说，如果任用了自己却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那么自己就会不留下罢了。因此，有所不出仕，一旦出仕就可以取得天下；有所不留，一旦留下就可以兴起礼乐。当初先主在草庐中访问亮时，谈到的只是取得荆州、益州二州罢了。至于说天下一旦发生变故，就有一支军队从秦川出兵，难道就是所谓‘等到黄河水清，人寿又有多少’吗？关侯死后，先主大举伐吴，亮竟不能强力劝谏。等到军队战败，才叹息说：‘法孝直如果还在，就能制止主上向东进兵；即使向东进兵，也一定不会遭遇危险。’这不就是所谓‘老虎和犀牛从柙中逃出，龟甲和美玉在匣中毁坏，这是谁的过错呢’吗？”

译由此看来，亮不足以取得天下、兴起礼乐，也就很清楚了。然而亮与先主一番话便志同道合，于是能够称霸并占有荆、益，形成鼎足对峙的形势。等到接受托孤，便把自己的义气全部用在先主身上，国家内部没有非议。亮死的那天，即使是被迁徙、废黜的人，也为他流下眼泪；有人愿意为他死，即使是古代过去的社稷之臣，又有什么能超过他们呢？陈寿说他是管仲、萧何一类的人，大概接近事实了。然而陈寿认为，应变和将略不是他的长处，这难道是真的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亮征讨孟获，七次释放、七次擒获孟获，孟获说这是上天的威严，南方人便不再反叛。亮死在渭水之滨，司马仲达巡视他的营垒和驻军之处，说他是天下的奇才。他所创作的八阵图，后世谈论兵法的人一定要考察它。那么亮应变和将略的才能，不必说也可以知道了。唉！难道是陈寿因为父亲被髡刑一事而怀有怨恨吗？还是他亲眼所见本来就是这样呢？何去非评论说：“有人说，刘备争夺天下时，不凭借中州而向西进入巴蜀，这就是占据了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最终因此不能振兴吗？”回答说：“确实有这种原因。刘备不只是放弃中原而奔向巴蜀，也是因为争夺中原无法得到，之后才放弃那里向西进入巴蜀。刘备向西，是由于智谋穷尽、力量疲惫，大概到了晚年才迫于形势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当群雄一同兴起时，刘备已经在中原同他们周旋了。起初得到徐州，却被吕布夺去；中途得到豫州，又被曹公夺去；晚些时候得到荆州，又被孙权夺去。刘备将要兴复刘氏的大业，他的志向没有一天忘记中州。然而最终没有办法暂时立足，只能放弃中原向西进入巴蜀，是因为曹操、孙权的军队从两面逼迫他。”“刘备失去豫州后南下依附刘表，才在流离困顿、处境艰难〔原文此处有疑误字〕之时得到孔明；孔明于是开始引导他取得荆州、益州，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难道孔明认为中州不足以作为兴起的根基，却认为小小的荆、益一隅就足以有所作为吗？也是因为魏控制中原，吴独占江东，天下尚未被吴、魏占有的，只剩荆、益罢了。只是刘备取得这些地方后就没有归处了。因此，先打败曹公而收取荆州，接着驱逐刘璋而取得益州，正是孔明的谋略。” “即使如此，孔明对于这两个州，懂得如何取得它们，却不懂得如何使用它们；后来终于丢掉荆州，又使蜀地百姓疲于征役，功业因此不能成就，确实是有原因的。”“荆州的土地处在吴、蜀之间，是两国必然争夺的地方。从形势来说，吴国争夺荆州，距离近而顺利；蜀国争夺荆州，距离远而艰难。蜀不能占有荆州，就像魏不能占有汉中一样。因此，先主早晨得到益州，孙权晚上就来索取荆州。孙权索取荆州，并不是因为刘备得到蜀地就可以不理会荆州，也是因为蜀从远处争夺荆州，不如吴国可以完整地占有它。所以孙权直接索取荆州，是表示自己有能力把它收取。”“大概刘备一旦不听从，孙权已经夺取了他的三郡。刘备无力争夺，只好把荆州一分为二交给他；但荆州已经分裂而不完整，又有孙权在后面窥伺，若把它用来镇守安抚就还安稳，一旦发动军队就会危险。亮没有察觉这一点，却倚仗关侯的勇猛，让他率领全部军队向北侵犯魏的襄阳，所以孙权起兵从后面追击，袭杀关侯并完全夺取了他的荆州。这就是孔明不懂得如何使用荆州。”“此后刘备所有的土地就只剩岷、益罢了。即使如此，那里地处偏远而且险固，魏人不敢轻易派兵进攻，于是鼎足而立的形势便形成了。” 假使刘备不向西进，而只是在中州徘徊，那么也不知道该怎样安身立足了。刘备死后，把全国托付给孔明。孔明有建立功业的志向，却没有取得成功的器量；有团结众人的仁心，却没有使用众人的智谋。因此他曾多次调动军队，急于建立功业。功业每每不能成功，军队却已经疲惫不堪。这就是孔明不懂得如何使用蜀国。蜀国地势险峻偏远而且坚固，不是谋取天下者必然争夺的地方，但也从来没有不忌惮它的行动，因为它可以窥察天下的变化，出兵乘机而动。即便如此，蜀与魏之间大小强弱的形势，大体是清楚的。曹公虽然已经死去，魏国却没有发生变故，又有司马仲达控制魏军。孔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趁刘备死后深自收敛、示弱，使魏国因满足懈怠而轻视蜀国；本应整顿军队、储备粮食，等待魏国一旦发生变故，凭借河、渭上游，携带粮食、卷起铠甲，起兵乘机进攻，那样就没有不能实现的志愿。可是他却凭借刚建立不久而且弱小的蜀国，倡导仁义之师，强使天下人思念汉室，天天率军向北推进，想要吞并魏国、复兴刘氏，所以常常从千里之外运输粮食，只求一日决战；不是战败退回，就是因饥饿撤退。这就是他急于建功，却丧失了等待时机所需的器量。善于用兵的人，攻击敌人必然救援的地方，打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从而取得胜利，这些都出于奇谋。孔明连年出兵，魏人每次都从容不迫地不予应战，使蜀军日渐疲惫，最终只能空手归去。而且以我方弱小去面对强大敌人，从来没有采取能够取胜的奇谋。蜀军每次出兵，魏延常请求率领一万士兵从另一条道路进军，作为奇兵；亮每次都拒绝，魏延对此深感愤懑惋惜。孔明出兵六次，大概曾经有一次使用过奇谋：声称要从斜谷出兵，却突然进攻祁山，出乎魏人的意料；一天之内就使三郡投降，关辅地区大为震动，最终却因为军纪失常而自行损失了军队。奇谋在用兵中不可废弃，就是这样；而孔明却不致力于此。这是他锐意调动军队，却没有智慧来使用军队。唉！不是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军队，却厌恶出奇制胜，最终因而使自己的军队遭受失败，这种做法难道可以屡屡采用吗？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孔明不是贤者。总的说来，他的机智谋略没有多种变化，拿来对付司马仲达，毕竟不是对手。范蠡对勾践说：‘关于兵甲之事，文种不如我范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我不如文种。’范蠡知道自己的长处，也不勉强去做自己的短处，因此能够成事。孔明对于蜀国，承担的是大夫文种那样的职责。” 如今把文种、范蠡两人的职责，让一个人同时承担，这就是他不能把两方面都办成的原因。

译尚驰在《武侯庙碑铭》中说：汉代末年，天下不得不分成三国，大概是有原因的。曹氏挟持王室的威势，孙氏凭借父兄留下的基业，唯独刘氏没有一尺土地作为凭借，却在流亡奔走之中开创了国家。上天辅佐一位武侯，于是三足鼎立的形势才得以均衡。先生名亮，字孔明，身高八尺，曾亲自耕种田地，喜爱吟诵《梁甫吟》。先主任用他以后，他从北方到南方，周遍地办理政务，平定险阻和乱事，没有什么地方不去，终于使刘氏把岷山、峨眉山一带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封疆，把梁州、益州的百姓作为自己的民众。曹操不敢凭借兵力强大而贸然进攻，孙权也不敢因为疆域辽阔而轻举妄动，这都是丞相的力量所造成的。先主创立事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遗诏把国家大事全部托付给先生，并命后主侍奉先生如同侍奉父亲。至于先生身居臣子的职位，却施行君主的号令，这在名分上近于嫌疑；后主身居君位，却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臣子，这在形式上近于猜忌。否则，哪里会有周公作《鸱鸮》诗、成王开启金縢诰书这样的事呢？这虽然大小有所不同，但托付却没有不同，最终能够做到君上不产生疑心，臣下不传播流言。如果不是诚信结于人心、感通神明、施及万物，就不能达到这种境地。先生又总领军队，军法规定没有一年不出征，将要继承旧国的事业，恢复先君的遗命。他在南方擒获孟获却不杀他，志向在于安抚戎狄；在西方攻取祁山却不庆贺，志向在于吞并河洛。使用木牛流马，已经使民力得到宽解；制定阵图和兵法，敌国的军队就可以任意对付。因此，他使三关不必封闭，使两个国家丧失士气；大功尚未完成，出兵作战时便去世了。戎夷在野外为他立祠祭祀，百姓在街巷中祭祀他，这种遗留下来的恩德，哪里是有意求取就能得到的呢？唉！国家将要灭亡，根本必定先行倾覆。况且蜀地群山连绵、高峻至极，它的险要并没有因为先生去世而变得平坦；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并没有因为先生去世而减少其利益；铠甲、兵器和士卒，人数并没有因为先生去世而减少；府库中的粮食和丝帛，也没有因为先生去世而变得贫乏。等到邓艾在前面张扬声势，钟会在后面紧随其后，灭亡蜀国的三十万户人家，就像搔弄羊群一样容易。刘禅最终仍免不了在营垒门前面缚投降，自己成为降虏。这是天意吗？是人事吗？天意太遥远，我不知道。若从人事方面来说，假使武侯一直活着，他殷切地抵御一个敌国，胜过本朝百万大军向北进发、与敌争衡；司马懿也会畏惧屏息而不敢交战，这足以说明中原并非曹丕所有。概括地说，他确实是应时而出的英雄，不可以把自身托付给小国之君，来延续霸王的辅佐。因此说：才能虽然有所成就，却没有达到前代贤人的境界。假如伊尹、吕尚同时出生，殷、周两代互换处境，那么太甲就不会被放逐到桐宫，天下四方都能得到治理；诸侯也不必在孟津会盟誓师，天下就可以大定。只是上天不给他足够的寿命，谋划的事业没有完成；他生在后世，功绩便处在伊尹、吕尚之下了。然而若没有先主的知人之明，武侯或许也不能辅佐他成就王业。后世百代的贤明君主任用人才，都应当遵循这个道理。若想使国家不能振兴，使贤能和智者逃到山林草泽之中，难道能够做到吗？先生去世时，留下遗命葬在汉中定军山。祭祀制度说：‘以法施于百姓，死后仍勤勉于职事，以劳绩安定国家，就应当祭祀他。’直到今天，官府文书中仍记载为其立庙享祭，成为不可磨灭的典章。定军山中，每当有风吹草动，就仿佛显现出威严神灵的气象。若遇大旱，当地人向他祈祷，他能够兴云降雨。这就是说，无论生存还是死亡，都能给人带来福祉。生死对于古今来说本来相同；死后而能不朽，反而比生存更加尊贵。铭文说：汉室大坏，土地扫荡而无所凭依；人心各自骚动，天命还没有归属。众人角力争夺胜负，有羽翼的人才能飞起。突兀如卧龙，吟啸着等待时机。一番谈论天下大事，便被越级任命为军师。君臣如鱼得水，生死都以此相托。凭借顺应正义而收兵，施行权宜之谋而攻取土地。气势压倒整个东吴，胸中吞纳强大的魏国。国家政务得以成就，三位臣子中没有谁能与他相提并论。于是，他成为建立国家、振兴王业的栋梁。既已得到武侯，便足以【原文疑误：甈■〈危瓦〉】魏都；敌国还没有消灭，谋臣已经去世。根本一去，难道还会不降吗？荒坟四面倾颓，合抱粗的大树也都枯死了，但先生残存的精魂仍然能够禁止砍柴放牧。人生处在不同的时代，也只能在山边仰望追慕他。裴度在《武侯祠堂碑铭》中说：‘我曾经读阅旧史，详细寻求往代贤哲，有的人具备侍奉君主的操守，却没有开创国家的才干；有的人懂得立身的道理，却没有治理百姓的方法。若这四方面都具备，并且兼而实行，那么蜀国丞相诸葛公就是这样的人。先生的本系载在简册之中，盛大的名声盖过天地，不必再用其他话来说明。汉朝国运衰败时，人心争相逐利；要夺取威势、成就霸业的人，求贤唯恐来不及；胸怀才器而尚未施展的人，则要选择君主以后才行动。先生当时亲自耕种南阳，自比管仲、乐毅。我还没有跟随先主时，人们称他为卧龙。《诗经》说：‘潜藏虽然隐伏，光明却非常显著。’崔州平与徐元直在精神上相交。到了先主三顾茅庐，先生才答应为他奔走；只用一句话便确定了天下的机势。于是他辅翼刘氏，继承旧日的法统；联合东吴抗拒曹魏，占有蜀地而称汉。刑法政令通达于荒远之外，道德教化施行于境内。谁说地势险阻、深远的蜀地比不上强国？谁使脆弱疲敝的军队变成精锐之师？由此可知，地势没有固定的形态，人性也没有固定的状态，关键在于由自己去创造。就像金属在熔炉中铸造一样，所以九州的土地，魏国占有其中七份，而我们只占一份。先生从偏僻鄙陋之地开启宏大的谋略，走出本国疆界去面对强大的敌人。财用充足，却不说是搜刮百姓来供养自己；战争发动，却不说是残害人民来满足自己的意欲。’ 他平定南方时，不靠武力压制，而是取得当地人的心，使他们诚心服从；震慑中原各国时，也不敢与他们争强斗胜，只等待其生死存亡。他把刑法施加于人，即使有人因此死去也没有怨言；他的恩德施及于人，即使过了几代仍被人思念。这就是所谓精微的义理通达神妙，由真诚而显明。若这样的人还在世，他的政令继续施行，那么四海可以平定，五服之内也可以倾服。然而陈寿的评论还没有完全说尽他的才能，崔浩的说法又诘难他的成就。这些都是用权变诈术来评论节制军队的将领，用进取的方法来谈论教化成就的道路，不是很荒谬吗？唉！放弃荆州，不能最终占有三郡，这是因为他致力于增厚德化以吞并天下，而不滥用武力去争夺寻常的土地。等到从斜谷出兵，占据武功，分兵屯田，谋划长期驻守的办法；同敌军对垒，等待可以取胜的时机。军队杂居于当地百姓之中，就像进入空城。他们因而丧失士气，我方则蓄养威势。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寿，使他继承大汉的祭祀，完成先主的志愿，并不困难。况且他的权势足以倾动全国，声威震动八方，上下没有不同的意见，始终没有惭愧的神色。若不是命运承受五百年一遇的气数，德行超过天生聪明的人，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原文省略】铭文说：‘从前先主在世时，思考开拓疆土；天下扰攘而无所依凭，英雄没有辅佐。’

译‘于是得到武侯，先行平定蜀地。以道德作为城池，以礼义作为盾牌。像春天一样温暖万物，像神明一样教化人民。劳苦而不被怨恨，任用人才而有条理。使蛮夷部落柔顺服从，在渭水之滨广施敦厚之政。敌人追踪而来，畏惧威势；杂居其中的人，则感怀仁德。中原各地忧劳不安，事情深不可测，不能轻易取胜，只等待时机。’取得胜利，确实达到了极致。上天还没有悔改降祸，先生的使命没有实现。汉朝国运将要灭亡，将星从中间坠落。即使在死后，旗帜击鼓仍能使司马懿奔走。如果死去的人能够复生，就应当把天下看得很小。尚父辅佐周朝，阿衡辅佐商朝；管仲辅佐齐桓公，萧何、张良总理汉朝大业。若换一个时代出生，换一个地方治理，也都可能如此。所遭遇的时运有丰有约，也全都是这样。唉！奇谋奋发，美好的志向却过早遭到阻遏。可叹啊，严明的法令使人都受到责罚。听到这些，感到悲痛，有人哭泣，有人甚至气绝。甘棠树不要砍伐，成排的城邑却因此被夺去。由此说来，虽然道路不同，却共同遵循一条轨道，根本都在忠恕。谁不会感动喜悦呢？若不是诚实真挚，徒然说什么牢固结合。古柏森森，遗留的庙宇深沉幽静。祭祀不断，直到今天。没有人不迅速前来，好像神灵正在照临。那是蜀国的风俗，也是蜀人的心意。锦江水波清澈，玉垒山峰高峻。直到入海接天之处，人们都知道先生的德音。吕温说：上天厌弃汉朝的德运，使它的国脉断绝；众生坠入涂炭，四海像飞水一样动荡。武侯是应时而生的人，实在心怀天下最高的法则。魏国奸诈，吴国轻佻，还没有得到可以托付心腹大事的人。先生在南阳坚守隐居，等待时机而起。三次拜访虽然已经较晚，群雄大致已经安定。必定要凭借彗星般的扫荡之势，使鼎立的局面发生变化，天下消长和谋略成败都掌握在手中。龙相争于玄黄之间，再次得到云雨。于是右手举起如同天府的土地，左手提携凭武力立国的国家；依靠山势分配力量，借助水势合成威势。盘曲绵延万里，张开成为龙的形状。还想先吞并咸阳、镐京，尾部束住河洛，双翼横布中原，飞腾于天道。然后长驱直入句吴，向东进入晏海。大功尚未完成，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至诚而无妄，光明显现在日月之间；刚烈之气不散，长久成为风雷。英雄为之痛心，已经六百年了。唉！凭武侯的才能，知道自己已经受托治理国家。土地虽然狭小，国家却依靠勤俭；富足的百姓虽然不多，军队却依靠节制。强大的魏武帝已经去世，晋宣帝也不是他的敌手，但战车屡次出动，仍不能再取中原。或者是因为奇谋不够长远，所以斩将覆军，不能有盛大的举动；或者是因为粮饷不能接续，所以修筑房舍、返回耕作，反而有了成功的筹算。我曾试着思考这些，颇能探究其中的根源。人民若没有归附德政、把安抚作为归宿，就会因思念虐政而忘却恩德；他们的思念不能使其忘却，他们的忘却也不能使其重新思念。当汉朝的正道正要休止时，哀帝、平帝并没有罪过，王莽却想凭借外戚的恩宠制造符命，以威势胁迫他们，以神异之说煽动他们，想使人忘掉汉朝，最终也没有做到。等到高祖、光武遗留下来的旧德与当世相隔久远，桓帝、灵帝流下的毒害已经深入人的骨髓。武侯于是想在末世重新开创局面，振兴断绝的国统。可是若议论此事不从根本出发，治理此事不以忠诚感人，要使人思念汉朝，也同样不可能做到。假如武侯奉先主的命令，告知天下说：‘我的举动不是为了偏袒刘琮，只是要使百姓活命。曹氏对你们有利吗？有利我就侍奉他；曹氏加害你们吗？加害我就除掉他。让受暴虐的魏国逼迫而被迫服从的百姓，受到震动而真诚感动。’然后整治军备、展示兵力，以正义的声势长驱直入，那么咸阳、洛阳不足以平定。可是为什么在极其公正的时运中，却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私意？这仍然只是用武力争夺，对方并未心服；辛劳而没有收获，不也是理所当然吗？由此才知道，致力于开创济世事业的人，如果不能审察时势、确定形势，使天下大顺人心而看见事业的成功，我是不相信的。可惜他的才能有余，而见识还没有达到。【原文省略】孙樵在武侯碑阴刻文说：‘赤帝子建立的汉朝，如火一般炽盛了四百年，上天厌恶它的炎热，到了献帝时便如灰烬将尽。唯独武侯激愤奋发而不顾一切，在蜀地收集将死的灰烬，想吹气使它重新燃烧，这要付出多么艰难的力量啊！’因此国家以用武著称，然而岐山、雍州一带的土地连一尺也没有扩大，难道不是谋略还不能周密配合天意明显的缘故吗？凭武侯这样的贤能，难道会不尽力筹划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吗？大概是先主在隆中激励他，把天下托付给他；他不愿弯曲手臂安居于谷中，最终在儿女手中终老，因此便要奔走而死，以完成先主的志愿吧？这样考察武侯所做的事，大概已经接近实情了。然而凭借西南一隅，同吴、魏抗衡，统率数万士卒，进退自如，没有人能够阻挡他，这也确实是善于用兵。陈寿认为他不善于应变，难道真是在贬低武侯吗？假使武侯没有早日进入蜀地，曹氏的君臣将会忙于奔走、固守边疆而无暇他顾，钟会、邓艾哪里能够越过险峻悬崖，率兵决胜、指挥攻取呢？这样看来，井络之野确实同武侯共存亡。上天消灭武侯，这更清楚地表明它并不爱惜刘氏。至于姜维，又能有什么力量呢？从前武侯盘踞南阳，当时人们不把他同仲毅相提并论；等到他接受国家的托付，独掌刑赏大权，却从未内心惭愧，也不因畏惧他人而迟疑，他所表现出的意气、明信和卓越，实在十分突出！武侯死去大约已经五百年了，如今梁州、汉中百姓仍歌颂并讲述他的遗烈，建立庙宇祭祀他，仿佛他仍在世；他受到百姓爱戴，竟然这样长久。只是我认为，武侯的治理可以同燕国的召公、奭相比；至于他们屠灭齐国城邑、联合诸侯的功业，就在武侯之下了。李翰在《三名臣论》中把诸葛亮同管仲、乐毅相比。有人问李翰：‘从前诸葛亮在南阳抱膝而居，吟诵《梁父吟》，常常自比管仲、乐毅，州平、元直也认为确实如此。这三位名臣，才能也有优劣吗？’李翰说：‘小的不足以评论大的，眼前的不足以衡量长远的，何况要评论大贤呢？但是，执掌律管的人可以测候四时气候的细微变化，测量日影的人可以知道千里距离的尺度；由观察细微来了解显著，由虚象来考察实情，或许可以把这种比喻寄托在这里。依我揣测，管仲比不上乐毅，孔明则在二人之间。’又问：‘为什么这样说呢？’李翰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兴盛齐国而成就霸业，尊奉周王、勤勉辅佐王室，他的功劳多么盛大，仁德也达到了极点。孔明收集荆州败散残余的力量，制定联合东吴、合纵抗魏的策略，击破魏军，奉先主向西进入剑门；一经任职便使天下形成三分，辅佐拥戴后嗣，继续修治旧日功业，虽然国运短促、中途受挫，但王业几乎已经成功。乐毅一度担任燕国将领，才能足以战胜齐军，却在两座城之间遭受挫败，返回本国时又十分狼狈，军队没有能够整顿，自己最终逃亡。子却偏偏推重他，把他列在两位贤人之首，我实在不能理解，其中有什么说法吗？’

译李翰说：‘如果谈论功劳，那么这样说确实对；如果谈论才能，却不是这样。才能产生于时代，功业因时运而兴成，本来就有才能优异而功业微小的，也有时运相合而才能较差的。应当先以道德为标准，从始至终考察他，辨明邪正，观察他的取舍，然后事情才能明白。夷吾处在天下已经大乱的时候，辅佐一个有过失的君主，功业使中原诸夏得到救济，恩泽遍及百姓，确实是美好的。但他以求功为目的去事奉仇敌，专门迎合人的情欲，虽然通达，却放纵奢侈、逾越礼制，可以看出他的器量有限。所以孔子虽然称赞他的仁德，最终仍认为他的器量小，只能成为霸主的辅佐，大概不是王者的良臣。孔明从容接受三顾之礼，后来出仕并筹划谋略，必定是在事情艰难时使事业通达，在君主昏暗时使国家得到治理，在军队弱小时使强邻畏惧服从，功劳很大而本朝不疑忌他，这也是很难做到的。然而考察他的军令，追寻他的用法，必定要等中原可以收复以后，才实行厚赏、宽刑。元德曾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最终却导致败亡；这就是所谓在事情上取得成效，却还没有完全合乎道义，能够认识自己，却还没有真正审察别人。乐毅一战攻下齐国，剩下两城没有攻取，便用德行感化他们，用礼义收服他们；在攻取之际舍弃权变，在军旅之中施行王道。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事业却很宏大。假如昭王没有去世，惠王没有猜疑他，那么他的功业就不可估量了。’ 夏侯太初已经详细评论过这件事。到了【原文疑误：迯燕之责亡】而逃奔赵国，赵王问他谋取燕国的策略，乐毅流着泪回答说：‘我从前侍奉燕昭王，就如同今天侍奉大王一样。’这句话可以流传千秋万岁；可以说他不以贪恋俸禄为意，也不以这种荣誉为满足，保全自身而不违背道义，同那两个人相比，不是更加优越吗？君主的恩宠不是臣下能够谋求的，天命难道是活人能够控制的吗？怎么可以根据功业的成败来判断才能的高低呢？况且时运有通达和阻塞，命运有长短，这大概是天意，哪里是人事呢？从前韩信将要攻打魏国时，问道：‘为什么不用周叔做将领呢？’听说魏国没有任用他，便非常高兴。假使魏国任用了周叔，汉军就不敢渡过黄河了。既然如此，周叔的才能也属于韩信一流，最终却埋没无闻。古代才能很大而功业不显著的人，又哪里能一一说尽呢？’ 《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五十七 孙坚、孙策、孙权。黄初二年，魏国策封孙权为吴王【子西】。保全江东【何去非】。孙权命太子孙登阅读《汉书》【子西】。诸葛恪【子由】。潘浚平定樊伷【子由】。孙亮。孙基盗用乘坐的御马，孙亮听从刁元的建议而降罪，赦免宫中众人以使孙基免罪【子西】。通论。吴氏的兴亡【温公】。三国通论。曹操、刘备【子西】。曹操、刘备、孙权【东坡】。三国灭亡的先后【李德裕】。孔融、诸葛亮的文章【东坡】。魏晋收录孔融、诸葛亮的文章【子西】。黄初二年，魏国策封孙权为吴王。子西说：‘这一年，吴、蜀两国互相攻伐，在夷陵进行大战。吴人用卑下的言辞侍奉魏国，接受魏国的封爵，是害怕魏国后来议论他们。可是《魏略》认为孙权有僭越的意图，而又顾虑自己的地位轻微，所以先卑下而后来傲慢。先卑下，是谋求得到封爵，以此形成僭越窃取的基础；后来傲慢，是希望遭到讨伐，以此激怒自己的民众。况且吴国到孙权已经是第三代了，形势足以自立，还要封爵做什么呢？接受封爵，就成为君臣关系；承担职贡，就必须履行贡赋；边关也要撤除。国家遇到紧急警报，就必须把事情报告上去，不能擅自发动军队进攻。征发军队的文书到来，就必须全副武装随军出征。本人不入朝，就要派遣侍子入朝宿卫。藩国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一旦不听命，魏王的军队就有理由前来讨伐。到那时再发兵抵抗，就是抗拒上命了，哪里还能够激怒自己的民众呢？’不久，魏国责备孙权，孙权不能忍受，最终背叛魏国，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正当吴国处于危急之时，群臣中没有鲁仲连那样的见识，提出一举解决问题的策略，只用来宽解眼前的祸患，而陈寿却把孙权同越王勾践相比并称奇。勾践侍奉吴国的事，我确实听说过；接受吴国封爵的事，却没有听说过。’ 保全江东。何去非在《孙坚论》中评论孙策、孙权说：孙策勇武强壮，才略超过他的父亲，又有周瑜、鲁肃这类人辅佐他起兵，可惜孙坚不善于为后代打基础，使孙策不能在中原奋起，与天下争雄。然而孙策一举便收取江东，取得了形成鼎足之势的资本。假如他没有早死，必将成为曹魏的大患。孙策不能在中原兴起，不是因为他的智谋和力量不够远大，大概是袁绍已经占据河北，曹公已经收取河南，只是没有空隙让他投身其中的缘故。刘备在关中、关西之间转战到头发全白，也没有得到中原一块土地来安身，而孙策却能凭一千多名疲敝的士兵渡过长江，辗转作战，不过几年便席卷江东，这一点远远超过刘备。孙权的勇敢果断和进取精神比不上他的父亲和兄长，但审察时机、洞察变化，能够守住江东，这些方面孙权是有能力的。三国的形势，虽然号称鼎足而立，但彼此的强弱高下，本来就各有所在。魏虽然不能最终吞并天下，但毕竟保持了雄强的地位；吴、蜀虽然各自能够据有本国，却不免处于弱势。孙权只是明白这一点，所以对内加强安抚，对外加强防备。其间有时出兵调动军队，用来显示武力、警戒敌人，但向北没有越过合淝，向西不过襄阳，从未大举轻率出兵，向魏国侥幸求胜；魏人进攻我们时，也常常能够加以抵御，从未使江东陷入困顿挫败。因此直到孙权在世时，江东始终安定。由此看来，孙权谋划政事，比诸葛武侯治理蜀国更加审慎。孙权命令太子孙登诵读《汉书》。子西说：“刘备教刘禅学习《汉书》，孙权也让张昭用《汉书》教授他的儿子孙登。世人认为孙权、刘备的智慧不足以了解二帝三王，所以他们留给后代的谋略不过如此。这种看法大错特错。伊尹教导太甲时，称说有夏的先王，却没有说到唐尧、虞舜；周公告诫成王时，称说商代的三位宗王，却没有说到虞舜、夏禹。难道伊尹、周公的智慧不足以了解尧、舜、禹吗？他们只是选取与当时接近、同现实事务切合的内容罢了。孙权、刘备的智慧确实不能与伊尹、周公相比，但他们教导儿子不忽视眼前而一味仰慕遥远，不崇尚虚名而轻视实际，这也正是伊尹、周公留下的教育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