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二

译藩镇 范祖禹评论仆固懐恩，担心史朝义平定后自己失宠，便上奏请求让投降的将领薛嵩、田承嗣等人分别统领河北，说：“仆固懐恩既已平定河北，却没有斩草除根，又留下贼党的势力来邀取后来的功劳，这也是因为任用蕃人为统帅的缘故。唐朝失去河北，实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假使郭子仪、李光弼担任将领，他们难道肯给国家留下祸患吗？” 孙之翰评论仆固懐恩留下投降的贼将分别统领河北说：“懐恩留下投降的贼将，分别统领河北，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援助，这固然是不忠的罪过；但是观察他的情势，他是有所畏惧才这样做的。肃宗宠信宦官，成为将帅的祸患。郭子仪讨伐平定大乱，收复两京，功勋大、德望厚，天下人都仰望他；他不与鱼朝恩相合，受到鱼朝恩的谗毁离间，于是被罢去兵权。李光弼作战时为剿灭贼军竭尽全力，屡次建立奇功，才略、谋略、忠诚和勇武都在诸将之上，也被鱼朝恩阻挠，以致遭受败绩。懐恩先前跟随郭子仪，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后来侍奉李光弼，又畏惧他的严厉，不肯依附他，于是便与鱼朝恩合谋，破坏李光弼的功业，又施行了同样的计策。凭郭子仪、李光弼的功劳，尚且不能保住他们的权位和任职，何况其他将帅呢？再看代宗即位之初，程元振一类人在宫中掌权，比鱼朝恩更加厉害。来瑱担任将相的职位，只因一次没有听从程元振的请托，就无罪被杀。这就是懐恩不肯竭尽忠诚的原因。如果说懐恩只是担心贼军平定后失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畏惧，那么他的父子奋力作战不到一年，平定了强大的贼军，一家之中因王事而死的有四十多人，这难道是想要养贼吗？他为什么已经平定大盗，却还保存其余党？是因为有所畏惧才这样做的。” 君主任用将帅，使他们竭尽忠诚，自有一套恒常的原则：驾驭的方法、赏罚的法典，本来都不能错失时机；还要能够不让受宠幸的人离间君主对将帅的恩德、阻挠将帅的谋略，使将帅在朝廷内部没有畏惧，在外部没有阻挠，天下有事时便承担重大责任而没有其他忧虑，天下无事时便承受多次恩宠而不觉得恩宠会衰减。能够完全做到这些，竭尽忠诚的人就会很多。肃宗、代宗过分厚待宦官，对待将帅却不够周全，导致懐恩产生二心，为自身谋划，施展奸诈计策，河北也因此不再属于天子。范祖禹评论懐恩背叛皇上，说他自己惭愧于不如别人受到信任，以致功臣遭受颠沛。代宗厚待懐恩的母亲，又担心李光弼与懐恩产生嫌隙，也对懐恩母亲厚加礼遇。他说：‘《左传》说：禹、汤责备自己，他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兴盛。’代宗责备自己已经很严厉，宽待别人也很宽厚，可是他的诚意却不能感动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赏罚没有章法，善恶不能分明，上下之间的情意不能相通，谗言和巧诈得以在其中流行。因此，有功的人不能自保，无罪的人害怕被诛杀。以恩惠施加于人，人却不亲近；以信任示人，人反而更加怀疑。纲纪败坏混乱，恩德和威严都不能树立，这正是唐代君主姑息养奸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又评论代宗把公主嫁给田承嗣的儿子，说：“齐景公流着眼泪把女儿嫁给吴国，以为既然不能命令对方，又不能接受对方的命令，这就是断绝关系。” 齐国和吴国都是诸侯国，后世尚且还以这件事为羞耻。代宗的德行不足以使人柔顺归服，刑罚又不足以控制奸邪；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却把女儿许配给叛臣的儿子，只想苟且姑息，反而又招致侮辱。君主之道卑下衰败，也已经到了极点。这是公卿大臣的耻辱。孙之翰评论李宝臣被马承倩侮辱后又再次反叛说：天子派使者到方镇，是为了礼遇将帅、施恩军民、察知事机。如果不是谨慎厚重而有见识的人，怎么可以充任这种使命？何况方镇承受朝廷的姑息，养成跋扈的势力已经很久了。有一天有人奉诏立功，朝廷派使者去慰劳，尤其应当慎重选择人选。天子却只信任宦官，不加选择就派他们出使，这可以吗？河北从天宝末年起被贼军占据，到宝应年间才开始平定。不久，仆固懐恩留下投降的贼将，李宝臣、田承嗣等人分别统领各镇；他们在远方拥有强兵，任命将吏，擅自占有土地，不进贡、不朝见，彼此结交亲附，势力已经无法攻破。十多年间，朝廷只把他们眼下没有反叛当作安定，当然不能控制驾驭他们。大厯十年，田承嗣反叛，恰好李宝臣与他有嫌隙，便上表请求讨伐他。代宗于是命令出兵，李宝臣果然能够与李正已击破田承嗣的军队，擒获他的将领，押送回京师。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仇怨已经很深，功效也已经显著，这是上天赐予的机会，正好可以借此使唐朝控制河北。当时朝廷本应选派贤明、公正、勤勉的臣子，慰劳他的军队，施恩于他的士卒，以厚礼安抚他们，以正直的言辞晓谕他们；那么他们从前桀骜狡黠的心思一定会完全改变，既然今天已经取得成效，也一定会竭尽全力，乘胜消灭田承嗣，使魏博自行归附朝廷，再命令贤能的将帅守卫那里。李宝臣、李正已自认为对国家有功，各自承受了恩赏和褒奖，想不效忠顺从也不可能。如果他们再跋扈，必定有一方先行动，另派将帅讨伐他，就更容易取胜了。这难道不是上天使唐朝控制河北的便利机会吗？为什么却派宦官刘清潭去慰劳赏赐将士？他所到之处大摆宴会，不能按时出发，所以恩赏错过时机，已经挫伤了三军的士气。又派宦官马承倩去宣示对李宝臣的慰劳，马承倩尤其是个贪婪愚蠢的人，不知廉耻，也不懂得事情的宜忌。李宝臣赠给他一百匹缣，马承倩却辱骂他，把缣扔在道路中。李宝臣又惭愧又愤怒，重新与田承嗣结交；李正已看出了这一点，也不再竭尽全力。于是朝廷放任养成田承嗣的势力，最终不能控制他，几年之后河北的叛乱便形成泛滥横行之势，这都是因为没有选择合适的宦官使者造成的。这样看来，天子任用宦官，如果不是才干已经显著、行为事实已经彰明、得到朝廷内外信任的人，怎么可以任用呢？” 范祖禹说：“齐国的寺人貂在多鱼使军队陷入败局，夙沙卫杀死马匹来堵塞道路，殖绰、郭最也被擒获，这些事情都是宦官败国丧师的例子。马承倩一怒，李宝臣以及各镇便离心解体，巨大的奸猾之徒逃脱了诛杀。直到唐朝灭亡，也不能夺取魏地；宦官造成的祸害，远远超过寺人貂、夙沙卫。”

译宦官 石守道评论说：明皇因为宠爱任用高力士，终于引发安禄山之乱；天宝年间的祸患，使肃宗处境艰危，亲自冒着箭石作战，依靠先朝老臣和功勋将领才收复两京，国家命运重新兴盛。大宝皇位没有失去，于是肃宗把功劳推给李辅国，使这个宦官中的腐朽之徒，动辄玩弄权柄，导致朝廷纲纪毁坏，忠臣贤士的道路被堵塞。代宗即位成为君主，李辅国却敢于如此凌辱轻视他，倚仗权势、骄纵放肆，难道代宗没有英武之才，能够忍受这样的侮辱吗？大概是因为权力在李辅国手中，而不在代宗自己手中。唉！君主之所以面向南方治理天下，不必下堂就能使诸侯来朝，统御六服，掌握亿兆人民的生死权柄，是因为权力握在自己手中。如今权力在李辅国手里，即使代宗英武，他又能制服李辅国吗？所以只能忍耐罢了。幸亏代宗深沉有谋略，开始时对外表示宽容优待，内心却谋划着除去李辅国的权力，于是假意加封尚父，以尊贵的宠遇对待他，逐渐削夺他的权力。兵权既已失去，盗贼又进入他的住宅，把他的首领和党羽一并除掉；没有权力，他还能做什么呢？由此可知，君主最重要的是权力，本来不能把它借给别人。否则，拥有万乘的尊贵身份，也不过等同于平民。应当警戒啊！又说：代宗受到李辅国的凌辱轻视，几乎到了不能被视为君臣的地步，大概是因为李辅国当时掌握兵权，权力在他手中，代宗无法制约他。” 幸亏后来夺去了他的权力，李辅国不敢再骄横悖逆；代宗却又把兵权交给程元振，那么导致吐蕃进犯宫阙、皇帝车驾逃窜，也就不奇怪了。况且自安禄山反叛以后，藩镇大臣逐渐有不顺从的情况，如果不以长远的策略加以驾驭，不实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就无法使他们服从。来瑱当时是贤能的将帅，对国家有功；裴冕是本朝的老臣，建立功绩，没有丝毫罪过和细小过失。程元振却罗织他们的罪案，使他们都被杀或被流放。赏赐有功之人，表彰有德之人，是怕人们不知道应当勉励什么；如今贤臣和有功的将帅无罪被杀，天下人不能不离心，诸侯不能不解体。吐蕃进犯宫阙，各道军队不能赶到，这是谁的过错呢？是由于程元振一怒。唉！程元振一怒，竟使天子仓皇失措，京师陷落覆亡，实在可叹。这是应当深切引以为戒的事情。” 杨绾 范祖禹评论杨绾上疏，指出进士、明经科取士的弊病，请求实行举孝廉，说：“自三代以后，选取士人的方法不以乡里和学校为根本，到了唐代，这种弊病达到极点。只有杨绾关于贡举的建议，最接近古制而且可以实行，却终于被庸人阻挠废止。何况先王用来达到治理效果的办法，想要推行并施用于天下，不也是很难吗？”他又评论杨绾担任宰相时，郭子仪减少歌舞，黎干减少随从，崔寛拆除宅第，说：“上位者感化下位者，就像风吹草倒一样。杨绾凭借清正的名声和俭朴的德行担任宰相，天下人便这样跟从他。何况君主能够端正自己，作为天下人的表率，难道还有不遵从的人吗？所以先王一定先端正自己的内心，修养自身，然后天下自然得到治理。孟子说：‘君主仁爱，没有谁不仁爱；君主正义，没有谁不正义；君主端正，没有谁不端正。君主一旦端正，国家就安定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元载 范祖禹评论元载忌恨李泌，皇帝只好把李泌藏在江西，说：代宗作为拥有万乘的君主，竟不能庇护一个臣子，只能把他藏到遥远的藩镇。既然已经任用元载为宰相，后来知道他不可用，也不过罢免他罢了。为什么却想要纵容养成他的罪恶，再将他诛杀呢？况且元载当时正在任职，却又与李泌秘密约定要罢免元载。这样一来，做臣子的谁还敢自保？这都不是君主应有的做法。天下之所以多乱，原因就在这里。” 孙之翰评论代宗厌恶元载，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说：“天子选择宰相，忧虑的是不能了解这个人的情况，所以有时任用的人不贤，有时贤能的人又不能得到任用。代宗对于元载，知道他不贤；对于李栖筠，知道他贤能。既然知道元载不贤却长期任用，知道李栖筠贤能却不重用，这是为什么呢？大厯六年，代宗察觉元载奸诈贪婪，所以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使他制约元载。从此以后数年，李栖筠虽然竭尽公正忠诚之节，元载的奸诈贪婪却日益严重，最终还是不能制约他。大概是因为宰相总揽天下事务，御史大夫主管风纪法度，权力本来就不能相比。何况元载在宫内结交受宠幸的臣子，在外面培植奸党，使李栖筠这个副宰相孤立无援，尚且担心不能胜任一个风宪官职，实在难以制约元载。代宗既然知道谁贤、谁不贤，为什么不罢免元载而任命李栖筠为宰相？为什么竟让李栖筠忧愤而死呢？一定是因为元载有朝廷内外的援助，不容易罢免；那么，既然朝廷内外的党羽知道能够迷惑君主，才出面帮助元载，代宗既然知道元载奸诈贪婪，已经不再受这些党羽迷惑，又怎么会反而成为他们的助力呢？假设不能成为他们的助力，那么代宗还有什么畏惧而不罢免元载呢？到了大厯十二年，揭发元载的罪行并将他诛杀；既然已经杀了元载，想要连他的党羽一并诛杀，又有什么困难呢？难道不是故意让元载的罪恶积累多年，等到罪恶达到极点才除掉他吗？” 却完全没有想到，任由他的罪恶积累数年之间，已经扰乱国事，给百姓造成了很多祸害。大概代宗是个优柔寡断的君主，虽然能够察觉元载作恶的迹象，却不能及早决断，于是使奸臣给国家造成巨大危害，使贤能之人忧愤而死，实在可惜！” 范祖禹说：“代宗既然知道元载的罪恶，想罢免他的宰相职位，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谁敢不服从？况且元载之所以能够违抗命令、专擅政权，是依仗君主来增加自己的威势。君主除去他，他就失去了所依仗的东西，还能做什么坏事呢？可是代宗却任由他建立党羽来帮助自己，便利他担任宰相，把朝廷看得如同敌国一般，君主的威势不是更加卑弱了吗？” 石守道评论说：宰相的职责，对上要调和阴阳，对下要安抚黎民；在内要使百姓和谐，在外要镇守安抚四方夷狄；国家的爵禄、赏赐、刑罚都由他经手，天下的政事、教化和命令也由此发出。他在轩阶之下，论述道德而辅佐君主一人；在朝廷之上，执掌造化万物的权柄而管理万物。这样的职责难道轻微吗？国家的治乱、天下的安危，通常都必然与他有关，因此本来不能轻易改变任用的人选。唐虞时代的皋、夔、稷、契，商汤的伊尹、伊陟，高宗的傅说，周代的太颠、闳夭、周公、召公、太公，汉代的萧何、张良、陈平、周勃，唐太宗的房玄龄、杜如晦，明皇的姚崇、宋璟，宪宗的裴度，都是任用得人，所以直到今天，人们仍以唐虞的隆盛为法，推崇商汤、周朝的治理，称颂汉、唐的强盛。如果舍弃这些原则而任用宰相，必然导致倾覆危亡。因此后世宰相任非其人，覆亡接连发生。唉！担任宰相，必须具备宰相的才能；如果不求得合适的人，只因为年长、资历久，或者性情柔弱容易控制，或者奸佞邪曲、靠谄媚求进，或者结交依托外戚，或者依附宦官，便让他处在众人瞻仰的位置，担任论道的职务。奸邪之人便树立权势、作威作福，卖官鬻爵、破坏法令来扰乱天下；软弱之人便承受违逆、顺从旨意，因循沉默而不发言，以此巩固自己的恩宠。” 大则危及国家，小则毁坏纲纪。宰相的职责，怎么可以轻易授予他人呢？元载奸巧邪曲、卑劣谄媚、庸俗鄙陋，结交依附宦官李辅国，于是得以担任宰相。因此奸邪之徒结党依附，成为他的爪牙；忠臣贤士被排斥，不能得到进用；纲纪毁坏，政令松弛；贪婪卑鄙之徒充斥朝廷，贿赂公然流行，天下怨恨叹息，朝廷危急。幸亏代宗聪明，及早察觉他的奸恶，能够施行诛杀；否则，几乎没有不亡国的可能。宰相的职责，难道可以忽视吗？应当警戒，应当警戒。” 李光弼 张唐英说：李光弼平定安史之乱，对国家社稷有大功，古代名将没有谁能超过他；然而他不是纯粹的忠臣。怎么知道呢？广德初年，吐蕃进犯京师，诏令发兵赴难，李光弼与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不和，拖延不去，这就是不忠。十月，代宗到陕州避敌，实际上倚重李光弼作为外援，于是任命他为东都留守，以观察他是去是留。李光弼以长期等待诏令而诏令没有到为辞，便回到徐州，想要取得江淮的租赋来供给自己，这是怀有二心。他的母亲住在河中，诏令多次慰问，又命郭子仪用车载他的母亲回京，并任命他的弟弟李光进为渭北节度使，代替李光弼。最终因为鱼朝恩、程元振的缘故，他不入朝而死在徐州，这是大不孝。况且吐蕃进犯京师，天子出居在外；在这个时候，如果把天下的忧患放在心上，不考虑自身的祸患，奔赴皇帝所在之处，扫清国家的危难，然后秘密上疏皇帝，请求诛杀那两个奸臣，并不困难。如果估量那两个奸臣不能立即铲除，那么功成以后退回私宅奉养老母；何况代宗宽厚仁慈，一定会明察是非，未必就会遭遇意外灾祸。怎么会疑虑不决，不以忠节保全自己，坐视国家危难，仍然拒绝朝廷命令，终于只为自求安全作打算呢？忠嗣说：假如英明的君主责备他，难道会因为失去一名金吾、羽林军将领，就不能回去担任宿卫吗？退一步说，难道会因为失去一名黔中上佐吗？又有一次，鱼朝恩派人挖掘郭子仪父亲的坟墓，郭子仪入朝，朝廷内外都十分忧虑。郭子仪于是入内进言：“臣长期在军中，不能禁止士兵毁坏别人的坟墓，这都是臣不忠不孝造成的。”朝廷这才安定。以仆固怀恩、郭子仪来观察李光弼，那么李光弼的见解就浅薄了。过去贯泽之会，齐桓公有忧虑天下的心意，没有召请却自行前来的诸侯有好几个；葵丘之会时，他骄傲自矜，背叛他的诸侯有九国。可惜李光弼没有忧虑天下的心意。后来他的部下都不服从约束，这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如果代宗猜忌他并使他受到屈辱，我恐怕李光弼就不是唐朝的臣子了。宽厚仁慈的君主尚且能使他不萌生跋扈的节操，这是李光弼的幸运。常衮 司马温公评论常衮请求停止赐给御膳，并且想辞去堂厨供给，说：“君子以自己的俸禄和待遇超过贡献为可耻，常衮辞去俸禄，其中还存有廉耻之心。和那些固守职位、贪图俸禄的人相比，不是还要好得多吗？《诗经》说：‘那些君子啊，不白白享用饭食。’像常衮这样的人，也还不可以过分讥刺他。”

译总论代宗的政事 子由评论说：我曾经评论代宗，说他是唐朝平庸的君主。但他承接安史之乱造成的破坏和混乱之后，百事刚刚开始建立，事情往往临时处置，人心震动，容易发生变故；这不是一般才能的人所能安定的。代宗承受了这样的局面，又曾一度被吐蕃惊吓，逃奔到陕州，然而国家终于安定，没有在他的身世时期陷入危亡，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考察代宗的行事，有两点类似英明君主。如果确实沿着这条道路充分施行，那么自身安定、国家平定，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为什么呢？他能够容纳有大功的臣子，即使他们背离自己也不猜疑，对外又没有姑息纵容的表现。仆固怀恩、李光弼二人的功劳显著，仆固怀恩依恃恩宠冒犯君上，从敌军将领到以下各级，谁能忍受他呢？可是代宗不与他计较，宽容包纳，最终等待他自己灭亡。难道不是因为这样想：同他较量力量，他是骄横的军队；同他较量道理，他是叛逆的臣子。他凭借气势而凶暴悖逆，大概等到他衰弱时才可以图谋。这就是已经把仆固怀恩看透了。李光弼身兼将领和宰相，功劳无人能比；而在幸陕之役中，他坚坐不动，不作回应。这里如果不是想要保持两面观望，就是高卧旁观事变。而代宗对他的恩遇始终不衰，难道不是因为这样想：如果因李光弼而伤害他，天下将会怎样议论我？他不来救援我的危急，我不追问便罢了；一旦追问，就一定要讨伐他。他并不是束手等死的人，那么我又派谁去抵抗他呢？代宗这样对待这两位大臣，天下不说他是姑息，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德宗对待李怀光时，姑息的痕迹就多得无法掩饰了。有人合乎他的心意，他就任用；众人愤怒而不赞同，他就一定要杀掉。无论任用还是诛杀，没有人能够从中加以阻止。起初任用元载，完全交给他处理而听任其意；元载罪恶极重，诛杀他毫不犹豫。宠信鱼朝恩，几乎危及郭子仪。但鱼朝恩横暴起来，德宗就杀了他；程元振的宠信本来很稳固，柳伉一句话就使他被驱逐，易如反掌，最终被弃置不用。元载案件中，审问的问题都从宫中传出，这说明平日元载虽然在外擅权，代宗在宫中没有不知道的。除掉三大奸臣，像杀犬羊一样，朝廷内外没有受到惊扰，上下都心悦诚服。由此看来，昏庸而懦弱的君主是做不到这些的。这两件事，是英明君主也难以做到的，而代宗却做到了；这就是他能够保全国家、安定自身的原因。《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三 德宗一 减少进献的贡品，停止乐工供役，下诏不许上报祥瑞，放出宫女等，朝廷内外都很高兴。淄青军士说：“明主出现了，我们这些人还会反叛吗？” 薛邕、张涉因贪赃获罪，宦官和武将借此为口实诋毁文臣，皇帝的心里开始产生疑虑。皇帝不把政事委任给臣下，陆贽进言说明任用人才的方法。皇上不信任宰相，只信任裴延龄、韦渠牟、韦执谊、李实等人。蒋乂劝谏张茂宗起复任职并娶公主，皇帝没有听从。赋税征收。陆贽劝谏皇帝远隔千里遥控军机。关中发生饥荒，士兵和百姓都瘦弱而面色黧黑。责问御史段平仲。东宫。宦官。藩镇。李希烈。朱滔。朱泚。吐蕃。减少进献的贡品，停止乐工供役，下诏不许上报祥瑞，放出宫女等，朝廷内外都很高兴。淄青军士说：“明主出现了，我们这些人还会反叛吗！” 范祖禹说：“德宗即位初年，希望实现太平，知道天下人厌恶代宗的政事，便清除其中的烦琐污秽，疏通其中的壅滞。四海之内听到风声都震动惊惧，以为这是世间少有的君主。不到几年却造成大乱，为什么呢？是因为洞察事理不明，任用的人又不合适，只求迅速成功，依靠自己的独断智慧，而不以人情为根本。”孟子说：“锐意进取的人，退步也快。”这说的不就是德宗吗？薛邕、张涉因贪赃获罪，宦官和武将借此为口实诋毁文臣，皇帝的心里开始产生疑虑。范祖禹说：“德宗这样不明智，哪里足以有所作为呢？两个臣子因贪赃败露，便怀疑天下的士人都贪婪，这是多么深地相信小人、浅薄地对待君子啊！舜不因为朝廷中有四凶，就不提拔皋陶、契、稷、禹；周不因为王室有管叔、蔡叔，就不封赏懿亲。因为一个人的过失，就不从众人中选取人才，这是因噎废食。自己不明智，不能求取贤才，最终却把宦官托付为心腹，于是怀疑朝廷官员都不可依靠，自己还不知道这种蒙蔽。” 皇帝不把政事委任给臣下，陆贽进言说明任用人才的方法。范祖禹说：“从前仲弓做季氏的家宰，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先让各级主管官吏尽职，赦免小过，举荐贤能人才。’治理政事如果不先让主管官吏尽职，就是君主代替臣下履行职责；不赦免小过，臣下就没有一个完整无过的人；不举荐贤才，小人就会得到进用。缺少这三点，做季氏的家宰尚且不行，何况治理天下呢？自尧舜以来，没有不凭借这三点而得到治理的，这大概是君主治理人的常道。德宗反其道而行，也足以成为后世的警戒啊！” 皇上不信任宰相，只信任裴延龄、韦渠牟、韦执谊、李实等人。范祖禹说：德宗喜欢别人顺从自己，厌恶别人违背自己，所以守正之士难以进用，能言善辩之士容易得到亲近。贞元年间，虽然忠臣、奸邪、贤者、佞臣混杂在朝廷中，但君子常常困厄穷困，小人却常常得志。韦渠牟之流在皇帝身边，王叔文的党羽掌管东宫事务，唐朝的小人因此增多。唐朝没有立即灭亡，并不是因为不幸。又评论宰相不敢在私宅接见宾客，说：“《易经》说‘巽而耳目聪明’，这是说君主培养贤才的道理。《诗经》说‘周爰咨询’，这是说臣下侍奉君主的职责。德宗禁制宰相，使他们不能接触外界；那些宰相也堵塞自己的耳目，以求保全自身、保住职位。国家的治乱、百姓的安乐与忧苦，他们仿佛都听不见、看不见。自古以来，从没有使大臣耳聋眼瞎而能够治理国家的。既然怀疑他，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了，就不要怀疑。设置宰相，应当在任用以前选择好，而不应在任用以后怀疑他。从来没有能够把天下托付给一个人，却不能保证他不欺骗君主的。然而君主多喜欢别人顺从自己，在没有任用时轻易相信他，任用以后又过度防备他，因此上下互相蒙蔽，政事越来越混乱。” 蒋乂劝谏张茂宗起复任职并娶公主，皇帝没有听从。范祖禹说：“朝廷是礼义产生的地方。却因为丧事、婚事而废弃先王的法度，让四方看什么呢？德宗即位初年，举动都遵循礼制，到了后来却变成这样，是因为内心没有主见。民间小巷中鄙陋邪僻的礼俗，本来是法令所应禁止的，竟然拿它来作比方，如果只是想拒绝劝谏，不也是糊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