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二十四

译孔子的道 程浩说：“天地，我知道它最为广大，因为没有什么不在它覆盖承载之中；日月，我知道它最为光明，因为没有什么不受它照耀临视；江海，我知道它最为宏大，因为没有什么不在它容纳之内。用寸管来测量广阔，用尺圭来测量日影，用一片苇叶来渡过大水。广大不能逃脱数度，光明不能偏私其本质，宏大不能消除险阻。伟大啊，夫子！他生在天地之后，却知道天地的开始；他死在天地之前，却知道天地的终结。他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但光辉所照及的地方更加遥远；他不是江，也不是海，但恩泽所浸润的范围更加广大。三代的礼乐，我知道它们的损益；历代君王的法度，我知道它们的兴衰。君臣因职位而定，父子因亲情而立，家国因富足而兴，鬼神因祭享而安。道还不能说明它所具有的实体，佛教还不能证明无生之理；把一切贯通起来的，正是我的先师夫子。夫子是圣人。作为帝王而成为圣人的叫尧，作为王者而成为圣人的叫禹，作为老师而成为圣人的叫夫子。尧的德行有时会停息，禹的功业有时会穷尽，夫子的道却历久而更加芬芳，流传越远而更加光明。采用它的就昌盛，舍弃它的就灭亡。从前它在周代受到否塞，如今在唐代得到通泰，不是这样又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有人穿着衮衣、垂着旒而成为王者吗！” 李观《谒夫子庙文》说：伟大啊，夫子的道与德！它与天地周遍运行，与日月同样光明；既圣且神，光辉灿烂地见于典诰。只有王者得到它，才能侍奉神灵、役使百姓；庶人得到它，才能不失去生死之道；诸侯得到它，才能侍奉天子；卿大夫得到它，才能保全禄位，使怨恨和灾祸不降临自身。四时得到它，便能有序运行；天下得到它，便能达到大同。这样看来，天地、神灵、人事的一切，都清楚地体现于夫子的道与德之中，真是达到极致了！那么我这个小子为什么私下叹息呢？这种叹息，难道只是为了来求学吗？难道只是为了祈求神灵吗？我说：我不敢这样。礼乐充分体现于光明之中，这是夫子善于阐明道理的地方，可以说是为了求学；鬼神隐现于幽冥之中，这是夫子神明的灵验，可以说是为了敬奉。谁敢舍弃道而来求学，亵渎敬意而来乞求灵验呢？于是我拜了两拜起身，徘徊观望：文采布置足以作为征验，塑像设置没有喧扰。我的庙中陈设俎豆，我的王者服饰冠冕。夫子得到这些，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七十位弟子，有的成为公，有的成为侯；表面上如同君臣，内心实际上共同讲论学问。我们这些勤勉的小子，希望能够找到入道之门。夫子是圣人，是上天赐予的元精。他还没有出生时，仿佛超然神游，与阴阳二气一同存在；他出生以后，正逢三代末期，飘泊沉沦。弦歌的声音，击拊乐器却不能和谐；仁义的图籍，卷起来而无人陈列。等到他辅佐鲁国而面露喜色，离开宋国时却说：“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圣人的困厄，竟然会有这样的吗？唉！假如夫子出生在尧的时代，尧一定会把舜排在夫子之后；假如夫子先于舜出生在舜的时代，舜就一定会把夫子排在前面而把禹排在后面。圣人遇到合适的时代便施行教化，由此可以知道。假如舜、禹出生在夫子所处的年代，也不过是在田野中守守本分罢了，哪里会有夫子的教化流传无穷，像今天这样广大无边呢？夫子活着时确实只是陪臣，死后才得到王爵，这是因为他有圣人的德行。纣活着时确实是殷的君主，死后却被称为独夫，这是因为他有叛逆的德行。爵位和谥号取决于德行，德行有圣有逆；圣与逆在人而不在尊卑。唉！夫子是圣人中的极致吧？凤凰没有到来，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时代；秦人焚烧书籍，是因为文教衰微；唐帝封夫子为王，是因为德行兴盛。只有夫子的德行以及唐代的德行，长久而能使天下安定，古老而又不断更新，使下民得到安康，具有深远而显赫的光辉，始终没有可指责之处。我这个小子内心忧惧战栗，拜祭后便离去，并非创作，也并非著述。” 杜牧说：“上天如果不在中国降生夫子，中国将会怎样？答：就会像夷狄一样。”荀卿以夫子为宗师，李斯侍奉荀卿。有一天李斯掌宰天下，便把夫子的门徒和书籍全都诱骗来坑杀并焚毁，说：‘他们只会扰乱人，不如掌管刑名狱讼的官吏治理天下有才能。’那商鞅，能耕作，能作战，能推行自己的法令，使秦国以此为根基而强盛。他说：‘那些仁义，不过是官场上的虱子，也可以把它们放置一边。’所谓放置一边，就是说不采用它们。自从董仲舒、刘向都说司马迁是优秀史官，而司马迁却把儒家分为九类，说：‘儒家博杂而缺少纲要，辛劳却没有功效，不如道家这一流派。’自有天地以来，没有人不死；海上那些迂腐怪诞的人却特意出来说：‘黄帝炼制丹砂成为黄金服食，白天乘龙升天。如果真能得到这种药，就可以像黄帝一样。’凭燕昭王的贤明，攻破强大的齐国，几乎成为霸主；秦始皇、汉武帝凭借雄才大略，灭掉六国，开拓四夷之地，都不是平凡的君主，却全都甘愿相信这种说法，耗费天下财力，舍弃骨肉亲情也不后悔，直到死去仍未醒悟。没有什么比天地更尊贵，没有什么比宗庙社稷更严肃。梁武帝起初建立梁国时，用笋脯、面和牲肉以外的供品作为祭祀礼物，说：‘佛教的教义认为牲畜不能杀。’ 他以天子的尊贵身份，舍弃自身去做佛的奴仆，披散头发铺在地上，亲自命令他的门徒踩在自己身上。天地日月为它作主，阴阳鬼神为它作辅佐，夫子巍然屹立，统摄并辨明这一切，又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来作为佐证，于是儒家门徒不算低劣，他们的治理也不算偏僻。那四位君主和两位大臣并不是无知之人，却一旦不信，就背离它而转向别处，仍然遭到灭族。假如没有夫子出生，世间纷乱昏暗，百家争相兴起，各自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当作正确，把自己认为错误的当作错误，天下人随着当时的风气尊奉它们，谁敢非难呢？即使有人非难，又凭什么依据来发表他的言辞呢？这样一来，从杨朱、墨子、惠施、公孙龙以后，百家之徒都会有庙宇塑像而享受血食，十年改变一次法令，百年改变一次教化，横斜高下，没有止息。夷狄则遵循夷狄的风俗，一经确定便不改变。假如没有夫子出生，就可以知道中国一定会像夷狄一样。韩吏部《夫子庙碑》说：‘天下普遍祭祀的，只有社稷和夫子。社稷筑坛而不建屋，以不同朝代的人作为配享，终究不如夫子巍然端坐正中，采用王者的礼仪，以门人为配享。从天子到庶人，都亲自面向北拜夫子为师。夫子凭德，社稷凭功，二者本来就有先后次序吗！’于是引用孟子的话说：‘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像夫子这样的人。’ 自古以来称为夫子的有很多人，称说夫子德行的，没有比孟子更好的；称说夫子尊贵的，没有比韩吏部所说的更好的，等等。

译常仲孺说：水因站立而成形，气因凝聚而形成，以此定位天地；雷震因勇猛而发，乙木因奋发而生，于是万物由此产生。天地如此广大，万物如此繁多，如果没有圣人，谁来制定准绳？所以才能使万物各有规范而不过度，各有类别而不遗漏。既然如此，顺应时势设立教化，就一定要有大圣人作为首领。庖羲氏甄别人才、焕发文治，君临人民、奉天为子的神农氏，以此位居三皇之首而体现最高的道。轩辕氏推演筹策、任命官员，测度四方、顺应纲纪；颛顼继承它，位居五帝之首而效法深远的德。夏后氏安定山川、疏通河流，依据土地制定赋税；殷汤继承它，位居三王之首而彰明伟大的教化。治乱相互资助，质朴与文饰交替变化，到了周代便衰落了。平王、桓王以来，大道的洪流荡然无存；如果不是圣人编述《易》，羲农之道就会消亡；如果不是圣人辨析《问》，轩辕之帝道就会衰微；如果不是圣人删定《书》，夏、殷的王道就会衰弱；如果不是圣人作《春秋》，周王室就会卑弱而诸侯就会僭越。所以夫子彰明三皇的世系，叙述五帝的尊位，尊崇周王，位居儒者之首而开启伟大的教化。由此可知，前代圣人的遗风将要断绝，夫子不得不出生；中古的常道教训将要兴起，夫子不得不创作。因此《礼记》说：‘即使等候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对这些道理感到疑惑。’ 拥有天下的人，遵循它的简易之道，追溯它最初的天命，就可以达到清静；遵循它的广大之道，弘扬覆盖承载之德，就可以达到和乐兴盛；遵循它的礼让，践行它的平坦宽广之道，就可以达到和平。假如有人失去常道，放任滔滔不绝的淫邪源流，德行就会日益败坏，西方霸国的功业也会兴起。上代更替于上，教化尊崇于下；过去的运势由否转变，将来的地位日益尊崇，那么从国家推广到家庭，众乐和谐而百礼成就，文采盛美、气象洋溢，与日月一同长存。他的辞说：‘明亮的五星，是玄妙文理的经纬；浩大的五行，是元气的形体。维系上天，纲纪下土；灾祸昏暗，吉祥光明。圣人居于其中，百般教化都由此成就。五星与九玄，本来纯厚质朴而不炫耀。下及尧、舜，保存于典诰之中。文王去世以后，孔子继承了它。质朴与文饰因时代不同而变化，日月交替照耀。从天地开辟开始，混沌浩荡而没有踪迹。考察六经，穷尽古往今来。没有禹的功劳，水土就会混融；没有儒家的风教，华夏与夷狄都会蒙昧。大圣人德行相同，垂示训诫、制定法则。山川遍及九州岛，礼乐施行于万国。羲农、黄帝的道，由夫子阐明；百代君王继承它，仰望并经营它。’ 李邕说：元气的化育潜藏于阴中，上帝以玄妙之道创造万物；虽然大道深远而不能完全接触，但运行自有符应。概括其大要，宣扬并考察神妙的作用，直到由人来统摄使之可以恢复，补救将要倾颓的天道秩序，它们的准则是相同的。从前蚩尤倚仗凶暴作乱，他的弟弟骄横用兵，持有巨刃，党徒相互结连，灾祸运行，于是黄帝兴起为圣人，从群龙中首先出现，推行救济下民以统治人民的事业，以勤勉谨慎和谋略来平定乱局。到了洪水横流、正遭灾害之时，山陵被包围，尧为此忧虑，百姓转眼死去成为鱼鳖，食物没有粮米，于是尧、禹相继出现，振拔深藏的忧患，疏导百川，使四方国家安康。到了殷礼残缺、周德衰微，宋公使用鄫国，楚子询问九鼎之重时，夫子卓然挺立，灿然成就文章，开辟国家正道的大门，播扬古今不变的法则。这大概就是上天不说话却成就教化，圣人有所开启便必然先行的情形吧？所以夫子的道，消长于阴阳两仪之间；夫子的德，经营于三代之中。难道只是小说而已吗？大概其中有不同寻常的传闻。能承托他的，没有比天更好的；凭借他的，没有比地更好的；施教于他的，没有比夫子更好的。而且只是沐浴在他的承托之中却不懂得他的道，还不如不要出生；承受他的凭借却不依循他的德，还不如不要运行。所以说：这是消长于阴阳两仪之间的。能使道理广大传播的，没有比文辞更好的；能使道理简约落实的，没有比礼更好的；能够实行它的，没有比夫子更好的。” 如果只汇集他的文章，却不宣扬他的功业，那还不如不传；经历他的礼制，却不阐明他的教化，那还不如不学。上代有以光明显著来为之作序的，中代有尊奉为宗师的，后代则有不加训释的。因此说，这是贯通经营三代的事业。唉！唐虞的美德，不必达到这种程度才加以赞美；这样做，是为了推崇圣君。夏桀的罪恶，不必达到这种程度才加以贬斥；这样写，是为了激励庸君。伊尹的忠诚，不必达到这种程度才加以铺陈；反复称述，是为了勉励忠贞节操。赵盾的悖逆，不必达到这种程度才加以抑制；这样记载，是为了诛责乱臣贼子。至于论说慈爱、弘扬孝道，辅佐仁德、尊崇义行，都是由此而来；于是君臣的名位次序得以确定，父子的伦理得以明白，朋友之间的交往得以兴盛，夫妇的纲常得以建立。即使是明亮的太阳使人觉醒，滋润的膏雨浸润万物，和煦的风清凉地吹拂，又哪里足以比拟呢！即使九皇相继承统而政治淳厚，七圣同处一时而道理相合，虽然功业广大、运行四方而道理整齐，也没有同时出现过。即使游说的大夫隐居在偏远小国，德行教化已经流传，言论充满四方后世，享受各郡的祭祀，也不必借助后人来延续。身为统治万乘之国的君长，也一定会归心于素王。像这样盛大，所以能够凌驾百官诸侯，独尊于一人之上。怎样才能成就这样的名声而受到称道呢？大概在于取舍安排，能够把它做大。昌黎先生说：“孔子是圣人，尚且说：‘自从我得到子路以后，难听的话就不再传入耳中。’其余那些辅助他、辅佐他的人，周游天下，尚且在陈国断了粮，在匡地受到恐惧，被叔孙毁谤，奔走于齐、鲁、宋、卫的郊外。他们的道虽然尊贵，他们的困窘也实在太严重了。幸赖他的弟子们彼此共同守护它，最终才在天下有所建树。假使只有孔子一个人说、一个人记载，他的道统还能保存下来吗？”自从文王去世，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共同守护这种道统，礼乐都得以保存。到了孔子，时间并不长久；从孔子到孟子，时间也不长久；从孟子到扬雄，同样不长久。然而他们仍然如此勤苦，如此困顿，然后才能有所建树。颍滨先生说：道中有不能用言语说明的部分，古代圣人称它为“一”，寄托在“中”上。舜把帝位禅让给禹时说：“人心是危险难安的，道心是隐微难明的，只有精心专一，才能真正把握其中正。”圣人想凭借道相互传承，到了“一”和“中”也就说尽了。从前孔子和各位弟子谈论，没有什么不涉及的，然而却从未谈到这个道理。大概他曾经和子贡谈过，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学得很多、记得很多的那种人吗？”子贡说：“是。”孔子说：“不是吗？”子贡说：“不是。老师是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一切。”虽然是和子贡谈论，但孔子说得很艰难，子贡接受时也没有真正相信。至于曾子就不同了，孔子说：“参啊，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一切的。”曾子说：“是。”曾子出门后，有人问曾子：“老师的道，不就是忠恕罢了吗？”大概孔子告诉曾子时没有疑虑，曾子接受时也没有迷惑，因此和子贡不同。但曾子把它说成忠恕，是知道孔子的门人还不足以听到更深的内容。孔子去世后，曾子把它传给子思。子思根据这套说法加以推广，说：“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叫作中；表现出来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

译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道路。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得到生长。”子思的学说出现以后，天下才开始知道“一”和“中”就在这里。然而子思把它传给孟子，孟子又进一步推演，形成性善的学说。性善的学说出现以后，“一”和“中”才开始分枝流变。唉！孔子之所以不把这些告诉众弟子，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柳州先生说：凡人的资质，如果不够好，就不能适应方正之道；即使资质一向很好，使用时也未必周全，便不能圆通而成就事情。孔子在乡党中，恭敬谨慎、和顺谦逊；遇到阳虎时，也一定说“诺”。但他在夹谷会见齐侯时，面对齐侯的斥责，神色凛然，内心毫不震动。后世学习孔子的人，如果不立志达到这种境界，那么我对他们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孔子比尧、舜更贤。荆公说：孟子说：“能够使人喜爱，叫作善；自身具有这种善，叫作信；充实完备，叫作美；充实完备而且有光辉，叫作大；伟大而能感化天下，叫作圣；圣明到了不可测知，叫作神。”“圣”这个称号，是德行的极致；“神”这个名称，是道的最高境界。因此，凡古代所说的圣人，在道德方面没有一样不是达到极致的。在道德方面无所不尽，就像光明之于太阳、尊贵之于上帝，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易经》说：“大人，德行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相合，秩序与四时相合，吉凶与鬼神相合。”说的就是这种境界。由此看来，从传记以来，凡是所谓圣人，应该没有谁能超过谁，他们所知的道理也应该相同。宰我说：“依我看来，老师比尧、舜贤能得多。”可是世上的解释者一定说：“这是孔门弟子的私下言论，不是天下公认的说法。”孟子也说：“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的人。”难道这也只是弟子的私下言论，而不是天下公认的说法吗？说这种话的人，大概也没有认真思考过。所谓圣贤的言论，没有一句是苟且说出的；他们发言一定有明确的旨意。这个旨意，是学习的人不能不思考的。所谓圣人，是达到道德的精妙境界，后世再也无法增加什么的人所获得的称号。如果还有人能够在他之上有所增加，那怎么能称为圣人呢？然而孟子、宰我之所以这样说，大概也只是论述各自所处的时代罢了。从前，道由伏羲开始阐发，到尧、舜时形成；接着又在禹、汤、文王、武王那里得到发展。这几个人都处在天子的位置上，使天下的道理越来越明白、越来越完备。又有处在下位而继续传承它的人，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就是这样。伏羲虽然已经阐发了道，但它的法则还没有形成；到尧时才形成。尧虽然能够形成圣人的法则，却不如孔子完备。以圣人的盛德来说，凭一个人的智慧，足以完备天下的法则，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孔子才完备呢？大概圣人的内心并不追求主动在天下有所作为，而是等待天下的变化出现，然后顺应这种变化制定相应的法则。到了孔子的时代，天下的变化已经充分显现，所以圣人的法则也从孔子以后才完备。《易经》说：“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道之所以能够完备，难道只是孔子一个人的力量吗？大概凡是所谓圣人，没有谁不曾预先贡献力量。孟子说：“孔子汇集了圣人的大成，这就是万世共同遵循的法则。”这就是孔子比尧、舜更贤的原因。

译孔子遵从先进者。东坡先生说：“君子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没有什么比最初出仕、开始进身更重要的了。开始进身时合乎正道，后来尚且可能以不正之道接续，何况是凭不正之道开始进身的呢？”古代有人希望他所辅佐的君主成为王天下的君主，有人希望凭借自己的君主成就霸业，有人希望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这三种人的志向不同，所以他们所用的方法有浅有深，最终成就也有大有小。虽然一个人终身所作所为不能预先完全知道，但他的大节操必定会在最初进身的那一天显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志向本来已经确定。没有人以强国为目标开始进身，后来却能成就霸业；也没有人以霸业为目标开始进身，后来却能成为王者。伊尹在有莘郊野耕作时，内心本来就说：‘要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我的百姓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把伊尹说成是凭滋味烹调来游说商汤，是战国策士用自己的心思揣度伊尹。君子对此深以为非。管仲在囚禁中见桓公时，他所说的本来就是要使诸侯会盟，抵御戎狄。管仲估量桓公足以成就霸业，也估量自己足以做成就霸业者的辅佐，所以向上没有夸大的言辞，向下也没有卑下的议论。古代的人，像这样清楚地认识自己。商鞅拜见孝公，经过三次游说才与孝公契合。商鞅怀着欺诈之心、挟持权术来欺骗他的君主，实在太过分了。难道他不知道自己不足以使孝公成为帝王吗？只是因为他所学的是刑名法术，惨酷严厉，担心孝公不能接受，所以故意提出高远的言论来炫耀自己。既然君主不能实行这些，那么就把整个国家交给我，任我所欲地施行；否则，难道他是背负着帝王之术，却每次进见都改变说法来迎合别人吗？商鞅最终不能善终于秦国，就是因为他开始进身的方式不正。圣人却不是这样：他的志向越大，所以他的道越高；他的道越高，所以与君主契合就越困难。圣人看天下没有得到治理，就像看婴儿处在水火之中。他想找到君主来施行自己的道，可以说是非常急切了。然而他从不因为难以契合，就稍微降低自己的标准，因为他知道一旦开始降低，渐渐就一定会走向衰败而彻底毁坏。所以说：‘先学习礼乐而进身的，是野人；后来才学习礼乐而进身的，是君子。如果任用我，我就遵从先学习礼乐的先进者。’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卿、大夫看待先王的礼乐，就像方和圆、冰和炭彼此不能相容一样。孔子进身时先以礼乐相倡导，他必定不能与他们契合。这个人，从道的角度说是圣人，从当时世俗的角度说却是野人。至于那些急于求成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在尚未与君主契合时，先拿世俗所喜好的东西去迎合；既然已经契合，就接着推行先王的礼乐。他们的内心确实是这样想的，但他们开始进身的方式不正，就没有能够后来再以正道接续的。因此孔子不接受这种做法，孟子也说：“把一尺弄弯来求得一寻的伸直。”这是从利益方面说的；如果只讲利益，那么把一寻弄弯来换取一尺的伸直，只要有利，难道也可以做吗？君子要得到他的君主任用，既要衡量君主，也要衡量自己。君主能够做到而我不能做到，就不敢进身；我能够做到而君主不能做到，就不能去做。不敢进身却强行进身，是轻视、改变自己的君主；不能做却强行去做，是轻视自己的身份。这两种人都有罪。所以君子开始进身时说：‘君主如果真的任用我，我将做这件事。’君主说‘能做到’，他就安然接受任命而不推辞；君主说‘不能做到’，难道天下就只有我一个人吗？对于君主来说也是这样：将要任用这个人，就应该先提出自己想做的事，用来考察他能不能做到，并要求他完成。那些说‘姑且任用他，试试看’的人，都是错误的。后世的君子开始进身时无所不用其极，只怕不能与君主契合，说：‘我将暂且权宜行事，以求实现道。’后来道最终没有推行，就说：‘我的君主不足以让我充分施展。’开始时不端正自身，最后反而诽谤自己的君主。这种人自以为是君子，却正是孟子所说的伤害君主的人。《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五 孔子（下） 周游列国求仕【荆公、盛均、颍滨】拜见阳货，拜见南子，公山不狃、佛肸召请【颍滨、东坡、荆公】子西、晏婴毁谤孔子【温公】困厄于陈、蔡【范文正公、曾子固、王元之】祭祀孔夫子【昌黎、六一】有若相似【孔子、颍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