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七十六

译姚崇、宋璟 范祖禹评论姚崇上奏请求按次序晋升官吏，皇帝抬头看着屋顶，不回头，说：“君主在求取贤才时劳心，在任用人才后就安逸。古代要先反复询问、广泛听取意见，得到众人同意后才任用。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就应当任用而不要怀疑他，这样才可以要求他取得成功。”明皇既然任命姚崇为宰相，又这样放手任用他，他能够实现开元之治，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范祖禹又评论姚崇回答皇帝“刺史、县令不可能全部挑选”这件事说：“姚崇的辩说虽然能够驳倒议论者的话，但也并不正确。天子选择一位宰相并任用他；宰相选择十位使者并任用他们；十位使者再选择刺史、县令而任置他们。贤能的人就推举，不贤的人就罢黜，那么君主不劳心而天下就能治理好了。所以有一位宰相，就会有十位使者；有十位使者，就会有刺史、县令。哪里还用担心得不到合适的人呢？任用宰相，是天子的职责；选用使者，是宰相的职责；考察官吏，是使者的责任。郡县如此广大，守令如此众多，怎么能一个个亲自挑选呢？如果宰相选得合适，就只需把选择高级官吏的事交给他罢了。官吏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是宰相没有才能，罢免他就是了。姚崇不谈这些，却说刺史、县令不可能全部挑选，难道是宰相应有的气度吗？” 司马温公评论薛谦元献上鼎铭、姚崇上表祝贺说：“日食没有应验，是太史的过错。可是君臣却互相祝贺，这是欺骗上天。搜集偶然出现的文字，把它当作上天降下的符命，是小臣的谄媚；宰相却借此把它坐实，是侮辱自己的君主。对上欺骗上天，对下侮辱君主。凭明皇的明察、姚崇的贤能，尚且不能免于这种情况，难道不可惜吗！” 范祖禹评论派遣薛讷攻打契丹说：“姚崇等人究竟认为君主讨伐契丹是对的，还是认为应当制止这件事是错的？既然认为不可以争辩，就应当委婉劝谏使它停止。”明皇既不听劝谏，反而更加坚持，于是任命薛讷为宰相并让他统率军队，姚崇等人便不敢再说了。这就等于君主可以用威势胁迫群臣，来把自己的错误坚持下去。那么君主有重大过错时，将用什么来制止他呢？臣下进谏而君主不听，就应当离开职位；如果不能强力进谏，却眼看着君主的错误行为发展到天下人都怨恨他的臣子，才说：‘不是我不进谏，是君主不能采用我的意见。’开始时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做法来保全自身，最后又把诽谤引到君主身上，这是最大的不忠。使君主骄纵臣下，使他轻率地动用武力，天下承受不完这种弊害，这是姚崇的罪过啊。” 孙之翰评论任命姚崇为宰相说：“天子任用辅臣，如果不了解他的才能、相信他的忠诚，推心置腹地对待他，凭什么要求他取得成功？辅臣承受天子的知遇，如果平素没有谋略，不能通晓时务，不能竭尽忠节去实行，又凭什么配得上受到重用？”明皇任命姚崇为宰相，在对待臣下方面可说是得到了正确的方法。当初，明皇认为姚崇可以担任宰相，准备召见他时，张说等人交相进谗言，却一点也不能动摇皇帝，于是把大权交给了姚崇。姚崇也承受了皇帝信任任用的心意，竭力挽救时弊，坚决实行而不迟疑，使数十年纷乱的政事在十天之内改变，纲纪法度显著振作起来。如果不是君臣相待的诚信达到极深极周详的程度，怎么能做到这样？然而，做姚崇容易，做明皇却困难。中宗复位以后，承受武后暴政留下的局面，又被韦庶人控制，任用奸诈贪婪之人，罢黜忠良，官职任用没有秩序，纲纪大乱；即使太平公主暴横，仍不能改掉这些弊病，朝廷内外的人心都极其迫切地希望得到治理。姚崇有才智，本来就能看出时事的弊病，知道改变它的方法；一旦主持国政，政策顺应人心，实行起来并不困难。明皇住在藩邸时，已经对时弊严重感到愤慨，即位之初又锐意求治，任用姚崇本来是适宜的。但张说有辅佐拥立的旧功，是皇帝亲近信任的人，正处在皇帝身边，和姚崇不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姚崇虽然才能超过张说，却恰好处在疏远的位置。明皇不信任亲近之人而信任疏远之人，不任用张说而任用姚崇，这正是困难之处。唉！君主知道疏远的臣子贤能而可以任用，便把大权交给他，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使他尽心于时政，成就开元时期的太平事业。后世君主观察他任用贤能的办法，难道不应当把它作为法则吗？子由评论说：“《唐史》的史臣称姚崇善于应变，以成就天下的事务；称宋璟善于遵守成法，以维持天下的正道。这话固然说中了二人的长处。然而，应变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正道，然后才可以。孟子说：‘人们所厌恶的智，是因为它喜欢穿凿。’如果有智慧的人像禹治水那样行事，就没有什么可厌恶的了。禹治水，是顺着水势去做本来就应做的事。如果有智慧的人也只做本来应做的事，那么这种智慧也就高明了。”唐明皇是豪杰俊秀的君主，而姚崇又以豪杰俊秀之才侍奉他；当君臣相遇相合时，天下的事情迎刃而解，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费力的。即便如此，用水去调和水，后来终究会有不能饮用的东西。开元四年，天下发生严重蝗灾，百姓祭祀并向蝗虫下拜，眼看着蝗虫吃庄稼却不敢捕捉。姚崇上奏派遣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捕杀蝗虫，群臣大多不赞成，皇帝也对此怀疑，但姚崇更加坚决地推行，蝗灾也因此平息了。” 捕蝗虽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方法，但遇到灾害而畏惧，修养德行来回应上天的变异，是古代的道理。姚崇却把这一点置之不论，专门只谈捕蝗。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令人怀疑了。后来，姚崇亲近的官吏赵诲因受贿而死，姚崇害怕了，于是交还政权。当时皇帝准备巡幸东都，而太庙的屋顶坍塌了。宰相宋璟、苏颋都说：“三年之丧还没有结束，不能巡幸。房屋毁坏倒塌，是上天的警告，请求停止东巡，修养德行以回应上天极严厉的谴责。”皇帝把这件事问姚崇，姚崇说：“这是苻坚的旧殿，山上的朽土崩塌，木材蛀坏折断，按道理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只是房屋毁坏恰好与出行相遇，并不是因为出行才毁坏。如今关中歉收，粮饷运输劳苦困弊，出巡东都，是为了百姓，并不是为了自己。各部门已经戒备，供给和准备也已经齐备，请皇上立即车驾向东，同时把神主迁到太极殿，另建新庙，这才是最大的孝。”皇帝采纳了他的话，姚崇因此再次担任宰相。开元末年，皇帝在东都，想要返回长安。裴耀卿等人都说：“农民的田地和菜圃还没有收拾完，必须等到冬天才能返回。”只有李林甫说：“两都本来就只是东西两座宫殿，车驾往来，何必等待时节？即使妨碍农事，也只要免除所经过地区的租赋就可以了。”皇帝非常高兴，立即驾车向西返回。

译姚崇提出东巡的计策，李林甫提出西返的意见，他们的用意是相同的。谁说姚崇独自贤能呢？听从姚崇的意见，使君主上不畏惧上天的警告，中不敬重宗庙，下不顾念百姓的言论。这三件事都是忠臣所忌讳的，而姚崇却处之不疑，为什么呢？后来姚崇、宋璟都去世了，玄宗更加轻视群臣；正当任用张九龄时，却废黜太子瑛；任用牛仙客时，就听从李林甫；正宠爱杨国忠、放纵安禄山时，又任用辅璆琳；专门把迎合自己当作快乐，这似乎都是姚崇有所启发造成的。我认为，开元之治虽然出自姚崇，天宝之乱也是姚崇自己招致的，这正是臣下最应当警戒的事情。” 范祖禹评论宋璟不奖赏郝灵荃，以此防止穷兵黩武说：“宋璟可以说是贤相了。他从事情的开始就知道它的结局，阻止一时的胜利而忧虑最终的失败，认识到君主喜好武力会给天下带来深重祸患。后来明皇终于因为穷兵黩武而导致大乱，他的见识多么明察啊！真可以称为贤相了。”又评论宋璟不和杨思勉交谈说：“从前申枨把欲望不能满足称作刚强，宋璟之所以能够刚强，大概只是因为他没有欲望吧？明皇因此看重他，可以说是能够识别贤才了。” 皮日休说：“我曾经仰慕宋广平担任宰相时的为人：姿态贞正，性情刚劲，神态坚毅，我怀疑他有铁一般的肠子和石头一般的心，不懂得写出婉转妩媚的文章；可是他却有《梅花赋》，文辞清新流便而又丰富艳丽，得到南朝徐、庾的文体风格，和他的为人很不相像。后来苏相公味道得到这篇文章并称赞它，宋广平的名声才因此振作起来。唉！以宋广平的才华，如果没有写成这篇赋，苏公又哪里有空闲了解他这个人呢？难道是宋广平困顿穷厄、遭受挫折，才勉强写成这篇文章的吗？” 卢怀慎 司马温公评论卢怀慎：他每件事都推让并推崇姚崇，当时人称他为“伴食宰相”。他说：“从前鲍叔牙对于管仲，子皮对于子产，都是职位在他们之上，却能知道他们贤能而甘居其下，把国政交给他们，孔子称赞了这种做法。曹参自认为比不上萧何，完全遵循萧何的法令，不作变更，汉朝的事业因此成就。那些不贤之人当权时，做他们同僚的人爱惜自身、保全禄位，顺从他们而不顾国家安危，这确实是罪人。贤能而有智慧的人当权时，做他们同僚的人却用愚昧迷惑来扰乱他们的治理，用专断固执来分割他们的权力，用嫉妒来毁坏他们的功劳，用刚愎暴戾来窃取他们的名声，这同样是罪人。姚崇是唐朝的贤相，卢怀慎和他同心协力，以成就明皇的太平政治，他有什么罪呢？”《秦誓》说：‘如果有一位忠诚专一的臣子，虽然只有一种才能，却心胸宽广，仿佛能够容纳一切；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才能一样；别人有美德和圣明之处，他内心喜爱，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这样的人能够容纳贤才，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对国家也是很有益处的啊！’说的就是卢怀慎了。” 孙之翰评论卢怀慎推荐宋璟、卢从愿，并且说皇上享有国运已经很久，应当担心小人乘机进用，这两位君子应当记住这一点。他说：太宗曾经赐给魏公亲笔诏书，谈到晋朝何曾不忠的罪过，大概是说何曾窥见晋武帝奢侈放纵的意图，不能直切进谏，只是在退朝后说些背后的议论。看卢怀慎和宋璟等人所说的话，很像何曾的用意，但卢怀慎与何曾言语相同而用意不同。何曾因为奢侈而受到当时人的讥刺，看见君主的过错却默默不进谏，这正是为了保住职位；他又和子孙私下谈论，是想在后世取得名声。卢怀慎清廉节俭而有操守，性情又公正，并不是贪恋俸禄、固守宠幸的人。当时他的君主正勤于政事，还没有明显的大过错，但他凭借高明的见识看到了过错的萌芽，却没有直切进谏，这一点也可以责备。然而他能够和宋璟等人深入谈论，并且极力推荐他们，就是让他们在以后进行谏诤匡正。这样看来，卢怀慎和何曾说法相同而用意不同。大臣平素有德行声望，没有保住职位、贪恋俸禄的迹象，如果看见君主细微的过错却没有说出来，但能够推荐贤人，使贤人日后进谏匡正，还可以掩盖他的过失。如果大臣的德行声望还没有显著，看到君主的过错却不说，又不能极力推荐贤人使其进谏匡正，这才是真正贪恋俸禄、固守宠幸的人；即使窃取一时的富贵，千秋万代有识之士看待他，也一定会把他视为罪人。” 张说 范祖禹评论张说招募壮士来代替轮值宿卫说：“唐朝的制度，是各卫府有征兵的便利，却没有养兵的弊害。土地没有实行井田制，而士兵仍然藏在百姓之中。这是后世最接近古制而又便利国家的制度。开元时期，这项制度逐渐败坏。不是制度本身不好，大概是人把它弄坏了。张说没有探究制度败坏的原因，却轻率地改变它。兵农一旦分离，后来终于不能恢复古制，这是张说造成的。三代的制度出自圣人，到它流传末流时，也未尝没有弊病。挽救它的人，只须举出其中偏弊的地方来补救罢了。如果把整个制度一并废除，凭个人意图制定一套凡事苟且简略的制度，那么先王的法度还能保存多少呢？天下的事务，常常忧虑议论政事的大臣喜欢改动旧章，这就是祸乱多发的原因。” 源乾曜 范祖禹评论源乾曜、张说把皇上的生日定为千秋节，说：“太宗不因生日举行宴乐，因为那是父母辛劳生养自己的日子。源乾曜等人却把君主的生日定为节日，又把社祭迁移到这一天来举行。节日，是阴阳之气运行到一定阶段的时令标志，不可以任意创设。社祭，是国家最大的祭祀，不能迁移。明皇享有国运已经很久，骄纵之心逐渐产生，源乾曜、张说不能用义理纠正君主，反而常常充当谄媚的首倡者来迎合他。后世还把张说等人称为名臣，不也奇怪吗？”

译张九龄 唐子西《张曲江画像赞序》说：我南迁到曲江时，当地的老人对我说，唐开元年间，平卢帅张守珪派遣偏将安禄山到京师奏报事务，张文献公见到他后大为震惊，秘密请求诛除他，皇帝没有听从。不久，张守珪入朝，安禄山带兵袭击契丹，大败，损失数以万计，张文献公请求按军法诛杀他，皇帝又没有听从。二十年后，安禄山起兵叛乱，张文献公去世大概已经十六年了。明皇在蜀地时，才开始后悔没有采用张文献公的意见，于是派使者越过岭南前去吊祭。用旧史来验证，确实如此。我曾说，明皇一日杀死三个庶人，像割竹子芦苇、剖瓜瓠一样，丝毫不加顾惜；可是诛杀一个安禄山却像拔牙一样困难，这是什么道理呢？当时唐朝的国运将要衰败，亲疏厚薄的次序完全颠倒，逐渐衰败直到天宝末年，人伦和天理都断绝败坏。所以张垍是他的女婿，却首先叛乱；永王是他的儿子，又接着叛乱；太子起兵到灵武后，也又叛乱。即使没有安禄山，唐朝的国运也未必不会衰败，但唐朝国运的衰败，是从安禄山开始的。明皇曾感叹张文献公死后再也听不到忠言；即使张文献公还活着，我知道他的意见也不会再被采用了。张文献公一生论说政事很多，而偏偏这番话没有被采用，尤其令人痛恨。” 我想要访问他的故居，凭吊他的坟墓，认识他的子孙，以求得他的遗风和余烈；当时正值迁徙任职，形势上没有空闲，只得到他的遗像，流着眼泪为他赞叹说：“魏武帝说司马氏不可亲近，而魏文帝却坦然相待，毫不怀疑。齐王司马攸说刘渊不可收养，而晋武帝却坚定地宠信他，没有改变。没有比父子更亲近的关系，没有比兄弟更深厚的爱；一旦有所蒙蔽，亲情和爱意就没有什么能够夺去它，何况关系疏远的人呢？既然如此，张公的意见没有被采用，本来就是应该的。唉！在事情发生以前进言，人们不会相信；事情已经发生后再后悔，又来不及了。前代的败亡，没有不是由于这个原因的，这样的事哪里说得完呢？这样的悲痛哪里承受得了呢！”这就是我看见张公画像时，愤懑叹息的原因。”}], 吕温《张荆州画赞序》说：中书令始兴文献公，是有唐一代刚正忠亮的大臣。开元二十二年，玄宗年事已高，认为太平局面可以自然形成，对天下事务颇为轻忽，考核渐渐懈怠，推举接纳也日益宽泛。君子和小人仿佛肩并肩地站在朝廷中，直言之声于是沉寂，邪气开始占上风，中兴的事业衰败了。文献公于是把百姓的安危当作自身责任，把社稷当作自己的责任，提出危急而直率的言论，从不回避；坚守大节，任何力量也不能夺取。小事一定进谏，大事一定诤谏，攀着宫门的门槛，登历天子的阶梯，冒犯雷霆般的威严，不得到采纳就不停止。日月几乎被遮蔽，却反而更加明亮。即使是戴着虎头帽的人，也不敢凶狠地正视他。群贤都倚赖他，天下人都仰望着等待他的作为，他的声望真足以使千载之后的人敬畏了。没想到上天将要开启幽州、蓟州的祸乱，使奸臣乘机加速招致兵戎，欺诈得逞，谗言取胜。圣明的君主也不能保全他，剥夺了文献公的衮服，把他贬置到侯服之地。他本人虽然远离朝廷，进谏却更加急切；道路虽然已经堵塞，忠诚反而更加坚定。他忧虑而不怨恨，最终老死在南国。唉！功业显现于时势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有两种：处于否塞时就会通达，处于泰盛时反而会困穷。开元初年，天子刚刚走出艰难局面，长期痛恨政治荒废，乐于同群臣一起振作精神、治理天下，于是出现了由否极而转变的局面。姚崇、宋璟安坐朝中而乘势而起，成为当时的重要人物，一举一动都切中皇上的急务。天子的光辉照耀自身，仿佛宇宙都掌握在手中，形势如同船和桨彼此配合，面对洪流而鼓动疾风，一个早晨行进千里，也不足为怪。开元末年，天子厌倦勤于政事而安于安逸，高高在上地俯视清明之境，恩泽浩大，满心得意，于是出现了由泰极而转变的局面。荆州公起身扶持时局，却成为当时的祸害，一举一动都违背皇上的意愿。他每天都同谗佞党羽在交错的兵器之间抗争，形势如同微弱的阳光同阴气交战，冲破浓密的云层吐出红色光气，忽然闪耀一下又熄灭了，这又有什么困难呢？令人痛惜的是，他遇到这样的时代，侍奉这样的圣主，走过这样的道路，掌握这样的权柄，却有些事可以做，有些事不可以做；有些事能成功，有些事不能成功。何况那些出身草野、地位低微、光彩沉没的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赞曰：唐代有这样的栋梁之臣，可惜他已经远去了。世人流传他的遗像，用来启发后来的学者。他的德行容貌宏大奇异，天生骨相高峻挺拔。波涛澄清于东海，太阳照耀着泰山。众人共同瞻仰，崇敬之情高盛；由此产生敬意，也产生忠诚。他的容貌与精神相会，凛然之间仿佛生出风气。他胸中蕴含着触犯龙鳞的神色，形貌虽不在当时亲自面对皇帝，然而是非曲直仿佛都在胸中。鲲鱼初次脱离鳞甲，激荡海水而变化；羊角旋风中途衰颓，擦着天而下降。没有喜悦，也没有恼怒，画中的他也是如此。唉！作为臣子，应当以此警戒自己，早晚不懈。孙之翰评论张九龄请求斩杀安禄山说：“君主一旦产生猜忌之心，贤能的人就不能成就事业了。军国大事，至大至多，一个人的心志本来就不可能全部处理完，必须借助贤能之人的谋划议论。贤能之人的谋议，大多出自众人的见解；如果不是英明睿智、求治理政的君主，往往不能体察他们的用心，有时因为违逆自己的意愿而厌恶他们，有时因为他们另立异议而憎恨他们。奸邪而迎合旨意的臣子，搜集似是而非的事情，跟着进谗诋毁，于是君主便猜忌他们了。既然猜忌了他们，不仅谋议难以契合，还想发泄一时的怒气，从各方面阻挠他们；即使道理清楚明白，也不采纳。贤能的人被君主如此猜忌，还想建立功业，能办得到吗？”张九龄凭借高才和正直的道义，处在辅佐宰相的职位上，正遇到明皇厌倦政事、厌听正直言论，又正倚重奸臣李林甫，谋议本来就不可能相合。他所奏报的安禄山谋反情状，是先见之明和独断判断的议论，不是一般人能够明白的。他认为将校战败，应当实行军法，这有什么难以明白的道理？何况安禄山一向没有贤能的声名，也没有什么大功，只因勇猛锐利、可以任用；如今作战失败，那么他的勇锐也不过如此，不知凭什么功德可以赎罪？这就是明皇因为张九龄的议论坚定正直、屡屡违逆自己，又听信奸邪之人的谗言离间，并且心怀猜忌，所以本来就不听从他的意见，反而加以阻挠。唉！贤能的人忠于国家，而君主却猜忌他；关于谋议的事情，即使道理清楚明白，君主也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样贤能的人对国家就没有亏负了。但是君主内心倚靠奸臣，对外放任大恶，流离迁徙的祸患，应该归罪于谁呢？东坡评论张九龄被罢免宰相说：“士大夫磨炼名节，神色严正地立于朝廷，不一味追求雷同来保全俸禄和职位，这不只是臣下个人的道义，也是天下国家赖以安定的根本。假如名节一旦衰败，忠诚信义不再听闻，祸乱立即随之而来，迅速得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随着声音。西汉末年，敢于直言的只有王章、朱云二人。王章死后，朱云被废黜，于是公卿们只顾守住俸禄、保全妻子儿女，像张禹、孔光这一类人罢了。所以王莽凭着斗筲般狭小、穿窬般偷窃的才智，夺取皇帝的神器就像反掌一样容易。唐朝开元末年，大臣守持正道而不回头的，只有张九龄一人。张九龄既已违逆旨意而被罢免宰相，明皇便不再听到他的过失，以致发生安禄山之乱。治乱的关键，难道可以不慎重吗！”

译周子谅 范祖禹评论在朝堂上杖责周子谅，因为他弹劾牛仙客，说：“古代杀死进谏大臣的君主，国家一定会灭亡。明皇亲自这样做，这大概是大乱的征兆吧？开元初年，进谏的人受到奖赏；到了开元末年，却把他们杀掉。这不只是在这一件事上前后不同。起初诛杀韦氏，抑制外戚，焚烧珠玉锦绣，斥责神仙之说，禁止谈论祥瑞，难道不正当吗？到了后来，却迷恋女宠，极度奢侈，追求长生，喜好禨祥。同一个人，前后竟然相反到这种程度，是由于他的内心有所沉溺的缘故。能不警戒吗！” 柳子厚说：“天宝年间，有人凭借谄媚奉承做到宰相，贤臣被放逐。周公任御史，抗言直陈以揭露这件事，最终死在宫阶之下。史官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周公死后，奸佞之人开始畏惧。公议啊！古代能够死得其所的人很多。像周公这样的死，志在匡正王国，气势震慑奸佞，行动又恰好获得了应有的结果，这大概就是死得其所的人吧？周公的德行和才干，广泛见于传闻，最终却没有得到施展，只是独自伸张了他的气节，仍然能够奋发于百代之上，成为世人的准则。假如让他生在定公、哀公之间，那么孔子就不会说‘没有见过刚强的人’；假如他出现在秦、楚之间，那么汉高祖就不会说‘哪里能得到勇猛的士卒’。可是他活着时没有遇到兴王来任用他，死后也没有遇到圣人来感叹。这确实是有志者所悲痛的。”【云云】张唐英评论说：柳宗元有一篇《御史周君碣》说：“有唐的正直之臣周某，字某，因为进谏而死，葬在某地。周公在天宝年间，有人凭借谄媚奉承做到宰相，贤臣被放逐。周公任御史，抗言直陈以揭露这件事，最终死在宫阶之下。然而文中没有说出周君的姓名，也没有说出凭借谄媚奉承做宰相的是谁，没有说贤臣被放逐的是谁。现在拿唐史来考证，周君一定是周子谅，谄媚奉承者一定是牛仙客，贤臣一定是张九龄。李林甫推荐牛仙客做宰相，张九龄说他不可以，皇上不高兴，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职位。当时周子谅任御史，对大夫李适之说：‘牛仙客没有才干，却滥居宰相之位，您怎么能坐看这件事呢？’李适之立即把这话奏报上去。皇上发怒，将周子谅定罪发配到瀼州，走到蓝田时，赐令他自尽。因为张九龄所推荐的周子谅不是合适的人，张九龄被降为荆州都督。唉！张九龄因为周子谅能够抗言指出朝廷的过失，认为他没有辜负自己的职守；而张九龄也算是能够识人的人。然而明皇喜爱奸邪佞臣，反而因为张九龄所推荐的人不合适而驱逐他。这样一来，后世的大臣推荐台谏官，就应当依附逢迎、取悦容色，像秋蝉一样默不作声，像浮萍一样随波漂荡，这样就没有祸患了。这样怎么能成为朝廷的耳目呢？种植树木而希望它茂盛，就一定要按时灌溉；灌溉后它刚要旺盛生长，反而自己砍伐它，这就是它必然衰败的道理。明皇厌恶周子谅，难道正是自己求取衰败吗？向西巡幸所造成的祸患，是自己招来的啊。” 郑獬说：“唐朝是谁使它陷入混乱的？回答说：是李林甫。又问：那是说李林甫处在祸乱形成之后吗？然而杀周子谅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周子谅因进言而死。张九龄认为他的议论正直，也被弃置了。由此，开元年间治与乱的分界就出现了。当时李林甫虽然做了宰相，但朝廷中还有正直之人阻挡着他，他还只是闭口窥伺，不能施展爪牙。等到正直之人死去并被弃置，他才勃然发怒。正直之臣闭口失声、沉默离去，群邪争相登上仕途而公然进用，还有谁值得顾忌呢？唉！禹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我看舜并不应该如此。’等到说出这话时，舜并没有诛杀他，那么这话就足以向众人表明某种道理了。所以朱云被放逐，张禹便得到进用；张禹进用后，王氏专擅权势，这同汉朝的祸乱走的是同一条路。因此我说：杀周子谅这件事，难道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陆象先 张唐英评论说：陆象先任益州长史时，司马韦枹真进谏，认为应当施行刑罚，陆象先说：‘按道理可以这样做，何必一定要用严刑来树立威势呢？’后来调任河中尹，录事说某个小吏应当杖责，陆象先说：‘这个人的情状与我们相差不远，若一定要施行杖刑，就应当从你开始。’他又说：‘天下本来没有什么事情，庸碌之人扰乱它，才开始变得烦乱罢了。只要使祸乱的源头安静下来，还担心什么不能简约治理呢？’唉，可以说是仁慈宽恕的长者了。拿他同古人相比，大概是宓子贱这一类人吧？两汉以后，循吏大概没有能超过他的。后世身居上位的人，用仁爱来抚育百姓，世人反而说他们柔弱怯懦；用教化来训导风俗，世人反而说他们迂腐空疏。甚至有人残害百姓，唯恐手段不够酷烈，反而得到有才干的声誉；扰乱百姓，唯恐事情不够烦杂，反而得到善于治理复杂局面的名声。因此近年以来，那些急于升迁、奔走竞争的人，只顾压榨百姓来使自己进身，所以天下百姓每天都陷入罗网般的痛苦之中。人们听不到仁义礼乐的教导，眼睛也看不见宽和惠慈的教化，却说治理的方法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以至于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兄长不像兄长，弟弟不像弟弟，接连作凶、承袭邪恶，挤满牢狱；受刑、诛杀、屠戮，每年以千万计，这些全都是在上位者烦扰百姓所导致的。唉！怎样才能使国家从密县选拔卓茂，在桐乡显用朱邑，又寻求像陆象先这样的百十个人，把他们分派到四方的郡县，用德行引导百姓，用礼义整齐百姓，使他们知耻而归正，不烦扰、不搅乱，达到极其简约、极其容易的境界，完全成就循吏的治理，从而使我们这些人安乐和顺呢？凭区区曹参，尚且能够遵守盖公的一句话，以清静无为来安定风俗；而公卿大夫治理百姓，却不把陆象先的心思当作自己的心思，难道真是穿着衣冠的强盗吗？”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十七 玄宗三 宇文融、王鉷【儿子：由，孙子：之翰，范祖禹】李林甫【范祖禹、孙之翰、张唐英】杨国忠【范祖禹】高力士【范祖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