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二十

译子产 昌黎《子产不毁乡校颂》说：“我思念古人，就是郑国的子产。他用礼治理国家。当郑国人还不知道他的教化时，便到乡里的学校游憩。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对他说：‘毁掉乡校，议论就会停止。’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忧的？这可以用来成就美好的政绩。’难道只是多嘴多舌吗？众人各自表达自己的志向，其中也有善意。我们施政若有不善，就应当躲避；如果是善政，难道不应当继承吗？我由此看到，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压制；下情被堵塞，上情便会闭塞，国家就要倾覆了。乡校既然没有被毁，郑国于是得到治理。”周朝兴盛时，尊养老人并向他们请教；到了周朝衰败时，则让议论者监察成败的迹象，这道理明白而值得观察。这正是子产执政的方式，只是他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所以教化只施行于一个国家。假如真能遵循这条道路，辅佐天下的君主，四方通达交流，教化施及无边无际。唉！四海之内所以治理不好，是因为有君主而没有贤臣，谁能继承这种事业呢？‘我思念古人。’颍滨说：子产治理郑国，不把礼法当作可以随意借给人的东西，令人敬畏，不敢侵犯他。子产将死时，告诫子太叔说：‘我死以后，你一定会执政。只有有德的人才能用宽厚使人服从，其次没有比严猛更好的办法了。火势猛烈，人们远远看见就害怕，因此很少有人被烧死；水势微弱，人们轻视玩弄它，因此死的人很多。’所以宽厚的治理很难实行。子太叔执政后，不忍心采用严猛的办法，郑国盗贼增多，后来才后悔。” 由此看来，子产难道只是宽厚仁惠的人吗？然而孔子称子产为惠人，又认为他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之人，儒者正是根据这些话来解释他的。所以孟子说，子产用自己的车马在溱水、洧水渡人，认为这是仁惠，却不知道如何治理政事；更有人说：“子产就像众人的母亲，只能养活他们，却不能教导他们。”这些说法都不是子产的真实情况。大概只是仁惠而爱护百姓，却没有礼法来辅导，就会有行不通的地方。至于子产，则是用礼法来施行仁惠，孔子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东坡说：“子产治理郑国时，划定田界沟洫，设立诽谤政事的制度，铸造刑书。他临死时，又教太叔采用严猛的办法。他施用法律严厉，处理政事严格，虽然有一些直接有利于百姓的措施，却没有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因此浑罕、叔向都讥刺他。而孔子认为他是惠人，不认为他是仁人，大概是把他看轻了。”孟子说：“子产用自己的车马在溱水、洧水渡人，这是仁惠，却不知道如何治理政事。”这大概是因为受孔子的话影响而产生的错误。子产治理政事，整顿百姓的赋役，修缮城郭道路，并按时修理桥梁，这些就已经足够了，难道只是用自己的车马去渡人吗？《礼》说：“子产是众人的母亲，只能养活他们，却不能教导他们。”这又是因袭孟子的话而产生的错误。国家的兴亡 颍滨说：郑国历代诸公，在桓公、武公以后，都推举庄公为贤君。然而庄公为人喜欢玩弄权术，任用机巧，桓公、武公的遗风从此衰落了。叔段作乱时，众大夫都想尽早处置他。庄公的明察足以制服叔段，却放纵不问，等到他的恶行形成之后，才对他施加大刑。这不是对弟弟不忍心，而是忍心到了极点。孔子深入探究他的内心，所以《春秋》记载说“郑伯克段于鄢”，而左丘明称之为“郑志”，说的就是这个。周平王、桓王对虢国心怀二意，庄公已经作为人质，王子又夺取了麦禾，庄公却再次率领齐国朝见周王，并攻打宋国来取悦周王。这样仍然得不到周王的政令，于是军队在中原交战，庄公射中了周王的肩膀。唉！他的忌恨之心从内心发作，最终求取不到想要的结果，大概就是这样。郑国从庄公开始畏惧楚国；穆公、襄公以后，没有一年不遭受晋、楚两国的兵祸。子驷、子展执政时，不知道如何应对，只要对方前来索取，就把东西给他，郑国几乎灭亡。等到晋悼公三次率诸侯击败楚军，郑国不能与之争抗，子产便以礼接待晋、楚，使郑国自我稳固，即使晋、楚暴虐，也不能加害于它。《诗经》说：‘谁能承受炎热，却不赶快用水洗濯？’又说：‘没有比人更强的力量，四方都会受到教化。’ 吴国季札经过郑国时，对子产说：“政权将要交到你手中。你执政后，一定要谨慎地运用礼；否则郑国将要败亡。”子产采用了他的意见，郑国又恢复了安定。像季札这样，可以说是懂得处理事务的。许穆夫人《载驰》赋 郑獬说：“卫懿公夷被狄人赶走，戴公收拾他的残余部众，却又被狄人俘虏。漕地的许穆夫人，是懿公的妹妹。许国弱小，不能救援卫国；她希望其他诸侯中有为卫国忧虑、愿意出兵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况且卫国将要灭亡而又无法挽救，于是她作了《载驰》诗的第五章。诗中的话悲哀深切，伤痛往事，回转反复，竭尽倾诉胸中的怨愤，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办法了。当时诸侯瓜分天子的土地，抵御夷狄暴乱的国家相互【疑字：■〈▯氐〉】。他们环绕着卫国旁观，最终没有一个肯稍微屈伸手臂、奋起扶植卫国，使夫人的恳切请求不得不一再发出。唉！那些人难道真是男子吗？难道一点激愤之情也没有吗？如果轻率行事而失去人心，那么周王朝还能兼并哪个国家呢？恐怕连秦国也不可能了。两年以后，齐桓公才开始修筑卫国的城墙，使它恢复完整。我知道他心中已经有所触动了。即便如此，我唯独怜悯许穆夫人，一个女子却怀有忧虑国家灭亡的心；那些戴冠着冕、声称要屏障天下的人，难道还安然自得吗？唉！这也足够令人羞愧了吧！” 祝鮀的佞才 东坡说：“祝鮀主持宗庙事务，孔子说卫国有很多君子；卫灵公虽然无道而国家没有丧亡，是子鱼和几位君子的力量。左氏也记载他的贤能，他绝不是佞人。大概古代把‘佞’作为才智的称呼，所以自我谦称时说‘不佞’。宋国公子朝参与南子之乱，并不是他的本意。假如他不跟从，就一定不能免于祸患，所以孔子哀叹他的遭遇不幸，说：‘有子鱼的才智，后来才得以免祸。’子鱼的才智，史书没有详细记载。然而我观察臧武仲免除齐侯之难的做法，猜想他的才智大概就是这样吧？”

译世子蒯聩 孙明复说：所谓正名，是指传承嗣位、确立嫡长子。治理国家的原则，没有比传承嗣位更重要的；传承嗣位的原则，没有比确立嫡长子更重要。这样才能防止僭越作乱，杜绝篡夺，因此能够尊重统绪、传承世系，使其连续不断。所以子路问孔子说：“卫国君主等待您去执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认为灵公无道，不能首先确定正确的继承人来安定国家，最终使蒯聩父子争夺君位，造成卫国动乱。因此回答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理；说话不能顺理，事情就不能办成；事情不能办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适当；刑罚不适当，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说的就是这些。怎样考察这件事呢？根据《春秋》定公十四年，卫世子蒯聩出奔宋国；哀公二年，晋国赵鞅率军把卫世子蒯聩送到戚地。蒯聩出奔宋国，是因为蒯聩有杀害母亲的罪行，害怕而逃往宋国。说把卫世子蒯聩送到戚地，是因为灵公已经去世，蒯聩被辄拒绝，不能进入卫国。况且蒯聩有杀母之罪，害怕而逃往宋国，灵公本来应当立即废黜他，另选应当继立的人，以确定嗣子的地位。灵公不能先确定嗣子的地位，所以后来让公子郢得以拥立辄，因而造成卫国动乱。蒯聩是灵公的儿子，辄是蒯聩的儿子。辄已经即位，蒯聩就没有办法即位了；蒯聩没有办法即位，就必然返回来争夺国家；既然回来争夺国家，辄就必然拒绝他。辄拒绝蒯聩，就是抛弃父亲而拥立儿子，教导儿子拒绝父亲。唉！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是国家最大的常法。辄却抛弃父亲而拥立儿子，教导儿子拒绝父亲，结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这就是禽兽的行为，人伦道理灭绝了。因此蒯聩出奔宋国、被送到戚地，《春秋》都端正地以世子的名义记载，是厌恶灵公而不赞同辄。厌恶灵公，是厌恶他不能端正嗣位以安定国家；不赞同辄，是不赞同他作为儿子却拒绝父亲。有人说：“像蒯聩这样的人，难道唯独没有罪恶吗？”回答说：“蒯聩有杀母之罪，本应断绝继承资格；他返回来争夺国家，就是篡夺国家。所以经文记载‘纳’，‘纳’是篡夺的措辞。谁说蒯聩唯独没有罪恶呢？”既然如此，蒯聩篡夺国家、辄拒绝父亲，都是灵公造成的。说都是灵公造成的，是因为灵公活着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死后又不能端正自己的继承人。所以《春秋》从三个方面加以讥刺，这正是圣人端正君臣关系、阐明父子关系、挽救昏乱、厚待人伦的深远旨意。可是世上的解释者认为，正各种事物的名分，实在相差太远了；又说：《春秋》既然端正地称蒯聩为世子，而左氏、公羊氏、榖梁氏为它作传，却没有一句话解释经文称他为世子的意义。传是用来解释经的，作传却不解释，那还要传做什么？只有江熈在《榖梁传注》中说：齐景公废黜世子，世子返回国家，经文记作“篡”；如果灵公废黜蒯聩、拥立辄，那么蒯聩就不应再称作从前的世子。称蒯聩为世子，就说明灵公没有明确命令立辄。这是自相矛盾的比喻；这样看来，遵从祖父命令的说法，传似乎错了。经文说“纳卫世子”，又说“郑世子忽复归于郑”；称为世子，是为了表明名分正确。既然名分正确，那么拒绝他的人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我认为，传对蒯聩称世子的意义既然解释错了，江熈的解释也不正确。况且蒯聩有杀母之罪，本应断绝继承资格；既然应当断绝，就不能做嗣子，所以经文称“纳卫世子”，“纳”是篡夺的措辞。这就是说，蒯聩返回时也记作篡夺，并不只是齐国世子返回时才记作篡夺。然而蒯聩仍称为从前的世子，是孔子端正他的名分后这样记载，并不是因为灵公没有明确命令立辄才这样记载。江熈怎么能说，称蒯聩为世子，就清楚表明灵公没有命令立辄呢？况且郑忽被称为世子，与蒯聩的情况不同。考察郑忽出奔时，他并不是因为获罪而被驱逐；大概是庄公已经去世，郑忽本应继位，却因宋国人拘捕祭仲、拥立突篡位而失去国家。何况突篡夺忽的君位，是兄弟关系；辄拒绝蒯聩，则是父子关系。因此郑忽出奔时，经文说“郑忽出奔卫”，删去世子的称号，是讥刺他不能制服弟弟突而丧失国家。等到他返回时，经文说“郑世子忽复归于郑”，称世子，是赞许他能够在郑国恢复正统。蒯聩却不是这样。蒯聩出奔时，经文说“卫世子蒯聩出奔宋”；等到他返回时，则说“晋赵鞅率军把卫世子蒯聩送到戚地”。无论出奔还是被送回，都称他为世子，是表明蒯聩作为嫡长子，名分正确、应当继位，辄不得拒绝他。由此说来，江熈怎么能引用郑世子忽来解释蒯聩称世子的意义呢？由此可知，世上的解释者不能辨明传承嗣位、确立嫡长子的原则，是因为三传在前面已经失误，后来的解释者又受到它们的迷惑。颍滨说：卫国有两次大乱，都是从父子、夫妇关系中发生的。宣公、灵公一意专门制造祸乱，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伋、子寿兄弟争相替死，而庄公、出公父子相互攻伐二十多年，还不以此为耻，贤与不肖的差别竟达到这种地步吗？不过伋、子寿勇于行义，可惜没有像吴太伯那样，而是步了申生的后尘，使父亲的过错更加严重；这样可以说是廉洁，却还不能说是仁。过去孔子的弟子季路、高柴都侍奉出公。孔子从陈国返回卫国，子路问道：‘卫国君主等待您去执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理；说话不能顺理，事情就不能办成；事情不能办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适当；刑罚不适当，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所以君子所确定的名分，必定可以说得通；所说的话，必定可以实行；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只是不苟且而已。唉！卫国的名分在这里可以说是不正了。灵公废黜自己的儿子而立孙子为君，出公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却把祖父当作父亲来祭祀，人伦之道断绝了。孔子在这时想要把名分纠正过来，有什么不能做的呢？灵公死后，卫人拥立公子郢；郢不能即位，于是卫人又拥立辄。”}],

译假使辄懂得礼义，就一定会辞让；辞让而不能如愿，就一定会逃走。辄逃走而郢即位，那么名分就正了，即使因此拒绝蒯聩也可以。虽然如此，孔子主持政事，难道会废掉辄而拥立郢吗？他大概也只是要教辄避让君位而接纳蒯聩罢了。蒯聩得罪了父亲，活着时父亲不抚养他，死后也不为他服丧。《春秋》记载说：“晋国的士鞅率军把卫国世子蒯聩送入戚地。”蒯聩并不是世子，却称他为世子，是因为他得以立于世子之位，成全他成为世子。假如辄避让君位而接纳他的父亲，那么世子就成为君主，名分难道还不正吗？名分正了，卫国就安定了。季路 颍滨说：“冉有、季路都以擅长政事著称于孔子门下。冉有才能有余而志向不足，他对季氏曲意顺从，不能有所建树。至于季路，忠诚刚烈却见识昏暗，他侍奉卫出公，即使父子争夺国君之位，也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当他在台上攻打庄公时，假使庄公幸而放弃孔悝，季路和孔悝都能脱身，那还可以说得过去。庄公正是以孔悝为人质来夺取卫国，可见他明明不会释放孔悝。孔悝不出来，最终攻打并战胜了庄公，那么这就是臣下弑杀君主。季路即使活着，又将容身于何处呢？唉！他向孔子学习，而考虑祸害竟然还不如召获，真可悲啊！” 《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二十一 成王 令尹子文【老泉】子玉用兵【东坡】康王 屈建不荐芰【东坡】昭王 子西【颍滨】惠王 叶公【颍滨】泰伯 让国【东坡、颍滨】季札让国【萧定、独孤及、颍滨、东坡】令尹子文 老泉说：“楚人推崇令尹子文的操行，说：‘三次任命他为令尹，他都不高兴；三次罢免他的令尹职位，他都不生气。他担任令尹时，楚国人替他高兴；他离开令尹职位时，楚国人替他愤怒。’他并没有求取令尹之位，令尹之位却自然来到他身上。令尹子文难道只是厌恶富贵吗？他知道富贵不能靠求取得到，便安然接受自然得到的东西，因此喜怒都不能影响他的内心，而众人却为此喧嚷不平。唉！这难道也不足以看出他把自身看得宏大、把外物看得微小吗？他被人抛弃时，坦然自若，却不知道被抛弃是可悲的；被人取用时，纷纷扰扰，却不知道被取用是可乐的。别人自以为是在抛弃我、取用我，而我之所以成为我的根本始终如一，这难道还不足以使人高视天下、暗自发笑吗？” 子玉用兵 东坡说：“蒍贾评论子玉，说兵车超过三百乘就一定会失败；而郄克自称不如先代大夫，请求八百乘兵车。这究竟是认为兵少可以取胜，还是认为将领多才贤能呢？如同淮阴侯所说的‘越多越能办事’，使用众多兵力也并不容易。古人因为兵多而失败的，不可胜数，像王寻、苻坚、哥舒翰这样的人，多得很。子玉刚愎而无礼，给他的兵少一些，或许能使他戒惧而不至于失败吗？” 屈建不荐芰 东坡说：“屈到喜欢吃菱角，患病时召来宗族中的老人，嘱咐他们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到了大祥之祭，宗族老人将要进献菱角，屈建命令把它撤掉。君子说：‘不违背父亲的意愿，同时又合乎道义。’唐代柳宗元非难他说：‘屈建按照礼的末节，怎么忍心断绝父亲临死前的遗言？况且礼制规定斋戒三日，要追思死者所喜欢的东西、所嗜好的东西。子木撤掉菱角，怎么能说合乎道义？柳子见识浅陋，实在太过分了。’子木是楚国卿大夫中的贤者，难道不知道做儿子的道理是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吗？何况是将死之人的郑重嘱咐，难道能忍心抛弃不用吗？这其中一定有极其不忍心的事情，压倒了个人的感情。生死关头，是圣人最为严肃对待的事情；死于正寝，而不死在妇人手中，直到临终结好冠带、伸展手足这些细节，也不敢不努力做到。对于生死的变化，也看得极其重大。父子平日所说的话，可以用亲情掩盖道义；到了生死这一最严肃的关头，难道能容许以私情损害公义吗？曾子病重时，称说君子所看重的平正之道有三件事：孟僖子临死，让他的儿子向仲尼学习礼；管仲病重，劝桓公除掉三名小人。这几位君子的言论，有的以国家社稷为重，有的致力于道德，有的教训子孙，虽然所趋向的事情不同，但都笃守大义，不偏私于自身。” 像这样，如今显赫的楚国，若敖氏的贤名为诸侯所闻，屈到身为正卿，死后不忧虑百姓，却只忧虑口腹之欲，这种浅陋也太严重了。假使子木这样做，国人传诵它，太史记载它，天下后世不知道屈到的贤德，只听闻他的浅陋，子木难道忍心这样做吗？所以说：‘这其中一定有极其不忍心的事情，压倒了他的感情。’然而，礼所说的‘追思他所喜欢的、追思他所嗜好的’，说的是儿子追念父亲的方式。曾皙喜欢吃羊枣，曾子不忍心吃；父亲去世后不能读父亲的书，母亲去世后不能拿母亲用过的器物，这些都是做儿子的自然感情，难道要等父母的遗命吗？如今进献菱角这件事，如果是子木自己的意思，就可以；如果是依据他父亲的命令，就成为浅陋之举了。难道可以因为饮食的缘故，使父亲蒙受最大的浅陋吗？曾子卧病不起，曾元对更换竹席感到为难，曾子说：‘君子以德行爱人，小人以姑息迁就爱人。’如果认为柳宗元的话是对的，那么曾元就是孝子，而童子在病势危急时按照礼的末节更换竹席，反倒成了极其不仁。中行偃临死时，脸色已不能接受含殓，范宣子洗手后抚摸着他说：‘侍奉吴国，难道敢不像侍奉君主那样吗？’ 他仍然看着栾怀子说：‘我的君主也许最终没有后嗣；我侍奉齐国的心，有如黄河一样长久。’说完才闭上眼睛。唉！范宣子知道侍奉吴国是忠于君主，却不知道以报效齐国来成全栾怀子。他忧虑国事的美德，作为忠诚确实更加伟大。古人把偏爱和厌恶比作美味的疾病和药石，说：‘药石尚且能使我活命，疾病中美味的那一种，毒性反而更多。’由此看来，柳宗元对屈到的偏爱，正是美味的疾病；子木违背父亲的命令，难道反而是药石吗？” 子西 颍滨说：“有人问起子西，孔子说：‘就是他吗，就是他吗！’郑国的公孙夏，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大概是因为问的不是这个人。楚国令尹子西辅佐昭王，楚国因此复兴，而孔子却非难他，为什么呢？昭王想任用孔子，子西知道孔子贤能，却怀疑任用他会不利于楚国，使圣人的功业不能在世上显现，所以深深憎恶他。世上不了解孔子的人很多，孔子从未因此憎恨他们；他所憎恨的，是那些了解我却又怀疑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