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十七

译诸公即位正不正 东坡说：“君位继承交接的始终过程，是《春秋》特别谨慎记载的。没有特别事情而记载年初的时令，在二月就记二月，在三月就记三月，这是通常的体例。至于国君即位的第一年，虽然也有记二月、三月的，却又特意记载正月。《隐公元年》记‘春，王正月’，三月又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是为了彰明天子的正朔，并确定诸侯即位之始。”《公羊传》说：“顺应臣民的心情，不能一天没有君主；根据始终相承的道理，一年不能有两个君主，也不能空过一年而没有君主。所以《春秋》记作‘元年春王正月’。这四件事彼此相须，缺一不可。”《定公元年》记作：“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先儒对此感到疑惑，却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试论如下：《春秋》所记十二位国君，其中能够合乎即位始终之正、完备即位礼仪的有四人：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以摄政身份即位，不能完备即位礼仪的有一人：隐公。先君没有按照正道终其君位，因而自己不能完备即位礼仪的有六人：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宣公、昭公。先君没有按照正道终其君位，而且本人又在国外的有两人：庄公、定公。在国外过了一年以后才回来的是一人：定公。” 况且，先君虽然在国外，没有按照正道终其君位，却从来没有发生过过了一年以后才回来的情况；这样，二百四十二年中从未有一天没有君主。到了定公元年，鲁国的统绪从正月至六月才重新接续。正月，是为了端正君位。鲁国的统绪正断绝而尚未续接，天子的正朔将由谁来确定呢？《公羊传》说：“正月，是为了端正即位之事。”定公没有记载正月，是因为这是在即位以后。定公、哀公时期多用隐微的言辞，而何休认为昭公出奔以后，国家应当断绝，定公不能继承先君的正统而奉行正朔。唉！昭公既已断绝，定公又得以即位，这样鲁国就没有君主了。《谷梁传》说：“昭公没有合乎正道地终其君位，所以定公没有合乎正道地开始其君位。”难道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宣公、昭公都没有记载正月吗？左丘明没有传文，杜预的注解简略而不明白，而《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又是这样，所以我仍然有话要说。鲁国失国 颍滨说：鲁国自从宣公杀死自己的世子而自行即位以后，公室就逐渐衰卑。三桓分别占有鲁国的人民，并暗中驱使他们。人民只知道有大夫，不知道有国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夺取卞邑。鲁襄公从楚国回来，不敢入国，也不敢追问此事。这大概说明鲁国君主失去国政已经很久了。到了昭公，他不甘心季氏能够收服人民，便发兵攻打季氏，终于因此失掉了国家。哀公比昭公更加孤弱，又想借越国人的力量攻打三桓，最后也死在越国。唉！放弃国家五代以后，却想在一天之内收回它，当然很难啊！从前齐国晏子曾把田氏将造成的祸患告诉齐景公，景公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晏子说：“只有礼可以制止它。按照礼，卿大夫的施惠不能涉及国家，卿大夫也不能收取国君的利益。”景公称善，却不能采用，齐国最终因此灭亡。传说哀公向宰我询问社主，宰我回答说：“夏后氏用松木，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是为了使百姓战栗。”孔子听到后说：“已经做成的事不要再解释，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再劝谏，过去的事不要追究。”我曾考察这件事，认为哀公将要除掉三桓，却不敢直说。古代在社坛处死犯人，那些把事情寄托在社坛上的话，是有意暗示要诛杀三桓的。宰我知道他的意思，所以也用隐晦的话回答。宰我说“使百姓战栗”，是用诛杀之意来暗示。孔子知道这件事不可行，便说：“这是先君所做、根基已经牢固的事情，不可以靠诛杀来齐整它。”这大概也是在暗示礼吧？不然，孔子为什么责备宰我这样深呢？孔子说：“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十代之中很少有不失掉国家的；礼乐征伐由大夫发出，五代之中很少有不失掉国家的；陪臣掌握国家权命，三代之中很少有不失败的。”从隐公到昭公被季氏驱逐，共十代；从宣公到定公受阳虎控制，共五代。阳虎没有超过一代就失败了，从此三桓逐渐衰微消亡，不再显现。鲁国公室虽然衰微却没有断绝，于是和战国时代相始终。大概臣下僭越君主，以不义手段取得民众，最终必定因力量反噬而自取灭亡。君主虽然失去民众，但实际上并没有罪过。时间久了，民众将会同情他，这种形势本来就是必然的吧。鲁国采用郊祭 东坡说：先儒的议论，有人说鲁国举行郊祭是僭越，《春秋》对此加以讥刺，这不对。鲁国举行郊祭确实是僭越，但《春秋》所讥刺的是当时具体的罪过。把天子的礼乐赐给鲁国的是成王，接受天子礼乐的是伯禽。《春秋》讥刺鲁国郊祭，上则会讥刺成王，次则会讥刺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春秋》，孔子便没有对象可以加以讥刺。没有对象可以讥刺却不加讥刺，正是《春秋》用来取信天下的原因。鲁国僭用天子的郊祭，罪恶如此明显，孔子却认为没有对象可以讥刺而不讥刺；那么《春秋》真正所讥刺的，当然是天下人都能据以理解并相信的具体过失。《春秋》记载郊祭，大致有两类：记“卜郊不从，乃免牲”，是讥刺把卜郊当作通常祭祀，却不是讥刺郊祭本身；记“鼷鼠食郊牛之口，伤，改卜牛”，是讥刺饲养祭牲不谨慎，却不是讥刺郊祭本身；记四月、五月、九月举行郊祭，是讥刺郊祭时令不合，却不是讥刺郊祭本身。不是卜郊不合，不是饲养祭牲不谨慎，不是郊祭时令不合，就不记载；不记载，也就不讥刺。“禘于太庙”，是为了记载迎娶夫人之事；“有事于太庙”，是为了记载仲遂去世之事。《春秋》记载郊祭，也不过如此，所以说“并不是讥刺郊祭本身”。郊祭是先王的大典，而孔子在周代已经无法亲眼见到它，所以借鲁国所保存的天子礼乐来记载郊祭的变异罢了。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举行郊祭，《公羊传》说：“‘用’，是说本来不应该举行却举行了。九月不是适宜举行郊祭的月份。”《谷梁传》说：“夏季的开始，还可以承接春季；用秋季的末尾承接春季的开始，大概就不可以了。”况且从来没有到九月才举行郊祭的。这里说“用”，是要彰明其时令不合到了极点。杜预认为“用郊”只是沿用史官的文字，另有解释说“用，然后郊”，这些说法都不可取。

译鲁国还举行三望祭 东坡说：从前解释《春秋》中“犹”字含义的人，都说“犹”是本来可以停止而没有停止。我认为不是这样。《春秋》记“犹”有两种情况：一是“已经这样了却还这样”，这是加重语气的说法。公子遂到齐国迎送陈国女子出嫁，走到黄地却返回；辛巳，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于垂地；壬午，仍然举行绎祭，就是这种情况。二是“没有这样却还这样”，这是表示庆幸的说法。“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不郊，犹三望”，就是这种情况。孔子痛惜周道衰落、礼乐典章败坏，却没有人来挽救。所以他小心地搜集保存那些散失的遗迹，因为完整的制度已经不可能再见，只能看到一两端，也就可以了。因此，“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是怜悯它没有告朔，又庆幸它还到太庙朝拜；“不郊，犹三望”，是痛惜它没有举行郊祭，又庆幸它还举行三望祭。《春秋》记载“三望”，是因为没有举行郊祭才记载。有时卜郊不合，便免除祭牲，仍然举行三望；有时郊牛的嘴受伤，改卜别的牛，牛又死了，于是不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三望。但《谷梁传》认为，“乃”是说事情在人力之外而不得不然；“犹”是说本来可以停止却仍然举行。郊祭是先王的大典，而孔子在周代无法亲眼见到，所以借鲁国所实行的郊祭礼来尽量说明它罢了。因此，“不郊，犹三望”这些记载，都是孔子用来保存周代遗留大典的。若说三望本来可以停止，那么周代遗留的大典就断绝了。有人说：鲁国郊祭是僭越，孔子为什么还要保存它？回答说：鲁国郊祭确实是僭越，但孔子不讥刺郊祭本身。孔子所讥刺的是当时具体的罪过。把天子礼乐赐给鲁国的是成王，接受天子礼乐的是伯禽。孔子如果讥刺鲁国郊祭，上则会讥刺成王，次则会讥刺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经文，孔子又讥刺谁呢？所以说“犹三望”，正是孔子用来保存周代遗留大典的。举行雩祭以忧虑旱灾 东坡说：“雩祭，只是先王用来保存爱护百姓之心的礼仪。上天回应人君，是根据他的德行，而不是根据他的言辞。人君修养自己的德行，使内心无愧，又何必祈祷呢？即便如此，遇到一年之中的旱灾，圣人也不忍心安坐旁观百姓无所求告，所以替百姓举行雩祭。雩祭，只是先王用来保存爱护百姓之心的礼仪。”作传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却提出纷纷扰扰的议论，也很可笑。《谷梁传》说：“记载某月举行雩祭，是合乎正道的；秋季举行大雩，不合正道；冬季举行大雩，也不合正道。”记载某月雩祭为什么合乎正道？因为这时人的力量已经用尽，如果这个月还不下雨，就来不及了。雩祭一定要等到人的力量用尽才举行，为什么？因为雩祭是为旱灾祈求降雨。古人重视祈求，认为祈求并不等于谦让。唉！作为百姓的父母，怎能安坐着看百姓危急，却说“恩泽还没有用尽，人的力量还没有竭尽”，来实行这种小小的谦让呢？我认为凡是记载“雩”的地方，都是记旱灾：旱了一月，所以记月份；旱了一个时令，所以记时令。《春秋》记载雩祭的体例，只记时令和月份而不记日期，是认为旱灾不在某一天。只有昭公末年，八月上辛日举行大雩，季辛日又举行雩祭，而昭公所举行的雩祭并不是为旱灾而举行的。” 《公羊传》说：“又举行雩祭，这不是雩祭，而是聚集众人来驱逐季氏。”这样一来，旱灾雩祭的体例也可以看出来了。传文的体例说：“凡是灾异延续到日期的，就加记日期；延续到月份的，就加记月份；延续到时令的，就加记时令。” 又举行雩祭，是为了记载旱灾；记载旱灾，是为了记载灾异。所以我举出这件事作为体例。刘蕡说：“《春秋》记载鲁僖公一年之中三次不下雨，是因为这位人君有忧恤百姓的心意。鲁文公在两年之中只记载一次不下雨，是因为这位人君没有怜悯百姓的心意。所以僖公竭尽精诚，旱灾没有损害万物；文公没有怜悯救济之心，灾变便造成了灾害。” 大夫不得擅自决定事情 东坡说：“《春秋》记载‘遂’，表面上是同一种情况，其中却有善恶之分。君子只需考察它当时的实际情况。利害产生于一时，却要在千里之外作出决定。在当时情势下如果不擅自决定，君子认为这是拘泥；上不能有利于国家，下不能有利于百姓，还不如先回去复命，然后再请示。在当时情势下如果擅自决定，君子认为这是专断。专断固然应当贬责，但拘泥也应当受到讥刺。所以说：‘《春秋》记载遂，表面上相同，其中却有善恶之分。’君子只需考察它当时的实际情况。公子结把陈国女子送嫁到鄄地，便接着与齐侯、宋公结盟。《公羊传》说：‘送嫁之事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擅自完成了后续之事，所以记载。大夫不能擅自决定事情，这里为什么说“遂”？’大夫出使到国境之外，如果有可以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的事情，便可以专断处理。公子遂出使周国，接着又出使晋国。《公羊传》也说：‘大夫不能擅自决定事情，这里为什么说“遂”？’这是因为国君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同样记载“遂”，善恶却相差如此之远，难道可以不考察事情的实际情况吗？《春秋》是后世用来学习做臣子之道的准则。若说擅自决定都不应讥刺，我恐怕后世做臣子的会流于专断；若说擅自决定全都应讥刺，我又恐怕后世做臣子的会拘泥固执。” 所以说：‘只需考察它当时的实际情况。’西汉的法令中有擅自改变诏令的罪名，而当时的名臣都引用这个道理作为依据。像汲黯打开仓库赈济饥民，陈汤发兵诛杀郅支，这类事情可以专断处理；否则就会获罪于《春秋》。《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十八 桓公 管仲没有为桓公而死【东坡】管仲辅佐桓公【颍滨、东坡】管仲不能尊奉周王【元结】管仲回答关于危害称霸的问题【李德裕】管仲关于四维的论述【柳州】管仲治理军队【东坡、颍滨】管仲夺取伯氏的骈邑【东坡】管仲没有后代【东坡】管仲与子路【颍滨】桓公任用管仲、易牙、竖刁、开方【李翱、东坡】景公 晏子【颍滨】齐国司寇的回答【程晏】梁丘据【柳州】司马穰苴【东坡、颍滨】管仲没有为桓公而死 东坡说：“管仲如果算仁，那么召忽就是不仁吗？”回答说：“不是。衡量自己的力量而行动，估量自己的德行而处置。管仲没有去死，是仁；召忽为此而死，也是仁。伍尚回去死在父亲身边，是孝；伍员逃走，也是孝。只是时势有大小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