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八十四
卢杞
范祖禹论崔佑甫、卢杞曰:徳宗性本猜克,故小人易入。用崔佑甫则治,用卢杞则乱。佑甫辅之以寛大,固益其徳矣。杞辅之以严刻,则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当其即政之始,励精求治,犹能任贤。一为小人之所指导,而终身不复使。佑甫用于贞元之后,亦岂得行其志哉?又论杞为相,引裴延龄为学士曰:君子与小人,莫不引其类而聚于朝。人君得一贤者而相之,为相者举其类而进之。后之进者,亦举其类继之者,莫非贤也。其国未尝无人焉。则是得一贤而百姓被其徳泽者,数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岂特一时之患哉?亦举其类而进之,后之进者,亦举其类继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灾害者,亦数十年而未已焉。徳宗旣相卢杞,而杞复引延龄以自助,则其国政可知矣。卢杞相于建中之初,而延龄用于贞元之后,是始终之以小人也。故徳宗之世,贤人君子常阨穷而道不得行,由小人之彚进不已也。人君置相,可不慎哉?又论卢杞保朱泚必不反曰:人君如欲知其臣,听其言而以事验之,则忠邪贤不肖可得而见矣。姜公辅策朱泚必反,萧复言凤翔必乱,见几知变,何其明也?卢杞以百口保泚,请遣大臣宣慰,而吴溆没于贼,又误援军兴元,益危。宰相谋国乖刺如此,则其人可知也。兴元之守,实公辅与复是頼。徳宗虽以为相,不旋踵而踈斥之。杞几亡社稷,至死而犹以为贤。自古论祸难而不悟,鲜有如徳宗者也。又论帝迫众议,不得已贬杞新州司马曰:徳宗之性,与小人合,与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难,逺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则终身摈斥。卢杞、裴延龄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于危亡,不得已然后去之。君子则于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贤之与佞,正之与邪,听其所言,观其所行,亦足以知之矣。徳宗反而易之,岂恶治而欲乱哉?盖其性与小人合也。
孙之翰论杞奸邪曰:「李勉以卢杞奸邪,天下皆知,独徳宗不知,所以为奸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奸邪惑主,固有其术,其始未必能辨也。及以大罪贬窜,徳宗复念之,此由性所合尔。盖徳宗性忌,卢杞性险,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险计,此固易合也。当李怀光赴难兴元,杞惧言己之罪,故沮其朝见,致怀光怨望以叛。徳宗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辨其奸邪也。旣辨而复念之,盖当危难则不敢狥己之情,复有过失,惧臣下不尽力于平贼也。贼旣平,复归京师,又欲肆己所为,顾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将用之,岂非性有所合也?赖忠贤之徒力谏其事,杞复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则天下再乱矣。后之人君性忌者,得不戒之!」
石守道论曰:尝读唐史,见徳宗信任卢杞,知大奸有似乎忠,大佞有似乎贤,深心厚貌,外不可知,巧邪善谄,君不能察。使览袁髙之奏,谏官之踈,虽幽厉之蒙蔽,桓灵之昏暗,犹将有以发寤;而徳宗曾不少释其惑,待遇益厚。盖有以左道蒙其君也,结君之心已深也,固君之宠已坚也。至杞死,而天下为之快,徳宗思之不已者,信其大奸大佞有似乎忠贤,而能蔽君聪明,至于宗社崎危而莫之悟也,海内怨嗟而莫之觉也。任人之际,可不察与?观其行括,率税间架,算除陌敛,天下之怨,贾祸于国家;拒怀光之朝,茍一身之安,遗忧于宗社。千载之下,人犹愤惋。请观卢杞之邪,徳宗之蔽塞,可为后世之鉴矣。
译卢杞 范祖禹评论崔佑甫、卢杞说:德宗的性情本来猜忌好胜,所以小人容易进入朝廷。任用崔佑甫,政事就得到治理;任用卢杞,政事就发生混乱。崔佑甫用宽大来辅佐他,本来就更加增益了他的德性;卢杞用严苛刻薄来辅佐他,正好迎合了他的性情。这是由于他本来就猜忌好胜的缘故。德宗刚开始执政时,振作精神谋求治理,还能够任用贤能;一旦受到小人的引导,终身就再也不肯任用贤能了。崔佑甫被任用在贞元以后,又哪里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呢?又评论卢杞担任宰相、引荐裴延龄为学士说:君子和小人,都会引荐同类,使同类聚集在朝廷。君主得到一个贤能的人并任命他为宰相,宰相就会举荐同类,使他们得到升进。后来进用的人也会举荐同类,接续进用的人无不是贤能之士,这样国家从来不会没有贤人。得到一个贤人,百姓受到他的德泽,往往数十年还不会停止。任用小人,难道只是当时一时的祸患吗?他也会举荐同类使之进用,后来进用的人又会举荐同类,接续进用的无不是小人。因此任用一个不肖之人,而天下百姓受到他的灾害,也会数十年不得停止。德宗既任命卢杞为宰相,卢杞又引荐裴延龄来帮助自己,那么他的国家政事就可想而知了。卢杞在建初之初任宰相,而裴延龄在贞元以后被任用,这是始终都任用小人。所以德宗在位时,贤人君子常常困厄穷困,自己的正道不能施行,是因为小人不断成群进用。君主设置宰相,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又评论卢杞保证朱泚一定不会反叛说:君主如果想了解臣下,就应当听他的言论,再用事情来验证,那么忠奸、贤能和不肖就可以看出来。姜公辅预料朱泚一定反叛,萧复说凤翔一定会发生动乱,他们见到事变的征兆就知道变化,是多么明察啊!卢杞以百人之口保证朱泚不会反叛,请求派大臣去宣慰,结果吴溆陷没于贼军;又错误地调援军前往兴元,使局势更加危险。宰相谋划国家的事情竟乖谬到这种程度,那么这个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兴元的守卫,实际上依赖姜公辅和萧复。德宗虽然曾任用他们为宰相,却很快就疏远、斥退了他们。卢杞几乎使国家社稷灭亡,直到死去,德宗还认为他贤能。自古以来评论祸难却不觉悟,很少有像德宗这样的。又评论皇帝迫于众议,不得已把卢杞贬为新州司马说:德宗的性情与小人相合,与君子不同,所以去除小人很困难,疏远君子却很容易。忠正之士只要有一句话违背他的心意,就终身受到排斥;卢杞、裴延龄一类人,直到死去,德宗还念念不忘。只有迫于国家危亡,不得已之后才把他们除去。君子则是在不能除去小人的时候反而把他们放逐。贤与奸、正与邪,只要听他的言论、观察他的行为,也足以了解了。德宗却反而把这种情况看反了,难道是厌恶治理而想要混乱吗?大概是因为他的性情与小人相合。孙之翰评论卢杞奸邪说:“李勉认为卢杞奸邪,天下人都知道,唯独德宗不知道。说这是因为卢杞奸邪,李勉只是知道其中一个原因,还不知道第二个原因。卢杞以奸邪迷惑君主,当然有他自己的手段,但刚开始时未必能够辨别出来。等到卢杞因大罪被贬谪流放,德宗却又思念他,这是因为他的性情相合罢了。德宗性情猜忌,卢杞性情险诈,臣下迎合君主所忌讳的意思,实行他的险恶计谋,这本来就容易相合。李怀光前往兴元赴难时,卢杞害怕李怀光说出自己的罪过,所以阻止他入朝觐见,导致李怀光怨恨不满而叛乱。德宗察觉了这件事,已经驱逐卢杞了。察觉这件事,就是辨明他的奸邪。既然已经辨明,却又思念他,大概是当危难之时不敢顺从自己的感情,又担心臣下不肯竭尽力量平定贼乱。贼乱平定,德宗返回京城,又想放纵自己去做想做的事,但看朝廷大臣,没有谁像卢杞那样能够迎合他的心意,所以又思念他。思念他就必然会重新任用他,这难道不是因为性情有所契合吗?幸亏忠臣贤士竭力劝谏这件事,卢杞又早早死去;否则卢杞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一旦再次任用,天下就会再次混乱。后世性情猜忌的君主,难道能不以此为戒吗?” 石守道评论说:我曾读《唐史》,看到德宗信任卢杞,才知道大奸之人有时像忠臣,大奸佞之人有时像贤者;他内心深沉、外表厚重,外人无法看出,巧诈邪曲而善于谄媚,君主却不能察觉。假使德宗读到袁高的奏章,看到谏官的疏文,即使是幽王、厉王那样受蒙蔽的君主,桓帝、灵帝那样昏暗的君主,也还会有所醒悟;可是德宗竟然一点也没有解除自己的疑惑,反而更加厚待卢杞。大概是卢杞用邪道蒙蔽君主,已经深深结住了君主的心,牢牢巩固了君主的宠爱。到卢杞死时,天下人都为此感到快意;德宗却不断思念他,这是因为他相信大奸大佞之人有如忠臣贤者,能够蒙蔽君主的聪明,以至于宗庙社稷危急而没有人觉悟,天下怨恨叹息而没有人察觉。任用人的时候,难道可以不加考察吗?看看卢杞推行括户、税间架、算除陌等措施,搜刮赋税,招致天下怨恨,为国家酿成祸患;他阻止李怀光入朝,只求自身安逸,却把忧患遗留给宗庙社稷。千年以后,人们仍然为此愤恨叹息。请看卢杞的邪恶和德宗的闭塞,可以作为后世的鉴戒了。
陆贽
范祖禹论贽上书论将兵并关中形势财利曰:「贤者之知国,如良医之知疾,察其形色,视其脉理,而识死生之变,不待其颠仆而后以为病也。陆贽论用兵之乱,如蓍龟之先见,何其智哉?夫岂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观其事而知之也。非独如贽之贤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觉也。天下之患,在于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听,则末如之何也,必乱而已矣。」又论贽上疏劝帝从谏,帝谓其失在推诚曰:「徳宗播迁,几于亡国,不能反求诸己,而以为失在推诚。既过而不改,又谏而不从,乃疑臣下之扬其恶而掠其美,因不复以听纳为事,甚矣其无人君之德也。陆贽之言曲尽其情者,其听从曾无一二,愚故剟其大畧,以见徳宗之性与其行事,以为戒哉。」又论上与贽谋事,人谓内相,上行止必与之俱曰:「徳宗于危乱之中,斯须不可无贽,及其用裴延龄之谮,则弃之如脱屣然,于所厚如此,宜其无所不薄也。诗曰:『将恐将惧,惟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其徳宗之谓矣。」又论贽上疏谏上疑山北来者为窥觇,欲拘之曰:「徳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乱而不自知其非。陆贽欲正其心术,故必原其祸之所起而极论之,使之惩既往之失,防未然之悔也。诗曰:『犹之未逺,是用大谏。』陆贽有焉。」又论贽谏帝下诏访裹头内人曰:「徳宗不能虚已以纳谏,虽勉从陆贽之言,不降诏而遣使,是闭其门而由戸出也,人君茍不能强于为善,谏之为益也少哉。」又论贽谏帝不可对赵憬论政事曰:「凡此皆徳宗心术之蔽也。故萧复谏之于前,陆贽论之于后,而终不改,盖自以为得驭下之术,而不知失为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又论裴延龄、赵憬谮陆贽罢相曰:「人君欲闻外事,岂不有贤者可任以为耳目乎?徳宗知延龄诞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奸臣之立于朝,非独狡佞足以惑其君心,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龄之亲宠,陆贽之废黜,赵憬实为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憬其为诛首欤?
权德舆曰:尝读贾谊书,观其经制人文,铺陈帝业,术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后时,遇亦深矣。然竟不能达四聪,而尽其善,排羣议而试厥谋,道之难行,亦已乆矣。东阳、绛、灌,何代无之?嘻!一熏一莸,善恶不能同其器,方凿圆枘,良工无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乱世多,大雅衰而正声寝。汉道未融,既失之于贾傅,吾唐不幸,复摈弃于陆公。公之秉笔内署也,搉古扬今,雄文藻思,敷之为文诰,伸之为典谟,俾■〈犭票〉狡向风,懦夫增气,则有《制诰集》一十卷。览公之作,则知公之为文也,润色之余,论思献纳,军国利害,巨细必陈,则有《奏草》七卷。览公之奏,则知公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贤与能,举直措枉,将斡璇衡而掲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阶,敷其道也,与伊说争衡,考其文也,与典谟接轸,则有《中书奏议》七卷。览公之奏议,则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时、命也。仲尼有才而无位,其道不行。贾生有时而无命,终于一恸。唯公才不谓不长,位不谓不髙逢时而不尽其道,非命欤?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说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时遇主,克致清平,陆君亦获幸时君,而不能与房、魏争列,盖道未至也。应之曰:道虽自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农稷不能善稼;奔车覆辙,丘轲亦废。规行若使四君与公易时而相,则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贞观、开元者,盖时不幸也,岂公不幸哉?以为其道未至,不亦诬乎?
译陆贽 范祖禹评论陆贽上书论述用兵和关中的形势、财利说:“贤人了解国家,就像良医了解疾病,观察形色,诊视脉理,能够知道死生的变化,不必等到病人跌倒之后才认为有病。陆贽论述用兵所造成的混乱,像蓍草和龟甲预先显示征兆一样,真是多么聪明啊!难道是像盲人和史官那样凭空了解天道吗?也是观察事情本身而知道的。不只是像陆贽这样的贤者能够知道,我想天下普通百姓中也一定有知道的人,只是君主没有察觉罢了。天下的祸患,在于没有人敢说,而君主不能知道;说了却不听,那就没有办法了,必然只有混乱而已。”又评论陆贽上疏劝皇帝听从劝谏,皇帝却说自己的过失在于推心置腹说:“德宗流离播迁,几乎亡国,却不能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反而认为过失在于推心置腹。已经有过错却不改正,别人进谏又不听从,竟怀疑臣下只是在宣扬他的恶处、掩盖他的美处,于是不再把听取采纳意见当作要务,这是多么没有君主的德性啊!陆贽的话把其中的情形说得详尽透彻,他听从的竟没有一两条,所以我摘取其中的大略,来显示德宗的性情和他的行事,以此作为警戒。”又评论皇帝与陆贽谋划政事,人们称陆贽为“内相”,皇帝的行动止息一定都和他在一起说:“德宗处于危乱之中,片刻也不能没有陆贽;等到他听信裴延龄的谗言,却把陆贽抛弃得像脱掉鞋子一样。对自己厚待的人尚且如此,难怪他对其他人没有不轻薄的了。《诗经》说:‘将要恐惧的时候,只有我和你相互依靠;将要安乐的时候,你反而把我抛弃。’说的就是德宗啊。”又评论陆贽上疏劝谏皇帝不要怀疑从山北来的人是来窥探的,想把他们拘捕说:“德宗喜欢察察为明却并不明智,所以导致动乱,自己却不知道错在哪里。陆贽想纠正他的心术,所以一定要追溯祸患发生的根源,极力加以论说,使他惩戒过去的过失,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后悔。《诗经》说:‘过错还没有走远,因此大加劝谏。’陆贽就是这样做的。”又评论陆贽劝谏皇帝下诏查访包头巾的内人说:“德宗不能虚心接受劝谏,虽然勉强听从陆贽的话,却不下诏而派遣使者,这就像关上正门,却从旁门出去一样。君主如果不能努力行善,劝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太少了。”又评论陆贽劝谏皇帝不能当面和赵憬讨论政事说:“这些全都是德宗心术上的蒙蔽。所以萧复在前面劝谏,陆贽在后面论说,他却始终不改,大概自以为掌握了驾驭臣下的办法,却不知道失去了作为君主的原则,因此越来越疑忌,也越来越昏暗。”又评论裴延龄、赵憬进谗诬陷陆贽,使他罢去宰相说:“君主想要听闻外面的事情,难道没有贤能的人可以任用,让他作为自己的耳目吗?德宗明知裴延龄荒诞妄诞,却仍然相信 他,这是自己堵塞耳目罢了,他的迷惑也太深了。奸臣立于朝廷,并不只是靠狡诈谄佞就足以迷惑君主的心,必定还有不忠的大臣依附他、为他增势培植,所以不能把他除去。裴延龄受到亲近宠信,陆贽被废黜,实在是赵憬在其中帮助促成的。赵憬的罪过很大,假如一定要按照《春秋》的法则治罪,赵憬大概会成为首先被诛杀的人吧?权德舆说:我曾读贾谊的文章,看到他规划制度、治理人事,铺陈帝王功业,治国方略也算极为完备了。皇帝在宣室召见他,只恨相见得太晚,所受到的礼遇也很深厚。然而最终不能使皇帝广泛听取意见,不能排除群臣的议论而试行他的谋略,他的道理难以施行,也已经很久了。东阳侯、绛侯、灌婴这样的人,哪个朝代没有呢?唉!一件有益的事和一件有害的事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皿中,方榫插不进圆孔,优秀的工匠也无法施展巧思。所以太平之世少而乱世多,《大雅》衰微,正声也沉寂了。汉家的治道尚未融洽,已经在贾谊这位太傅身上失去了;我大唐不幸,又把陆公排斥抛弃了。陆公在中书内署执笔时,考察古今、褒扬当代,文辞雄健,文思富赡,铺陈开来成为诏令文告,伸展开来成为典章谋议,使凶悍狡猾的人受到感化,怯懦的人增加勇气,于是有《制诰集》十卷。阅读陆公的作品,就知道陆公怎样作文;在文辞润色之外,凡是论议思考、进献意见,军国利害,无论大小都一定陈述,于是有《奏草》七卷。阅读陆公的奏章,就知道陆公怎样做臣子。他处在宰相职位时,推举贤能,选拔有才干的人,举荐正直者,安置邪曲者,准备转动北斗以调节政衡、揭开日月的光明,清除凶恶之气,使天下安定;施行他的治道,可以和伊尹、傅说争高下;考察他的文章,可以和《典》《谟》相接,于是有《中书奏议》七卷。阅读您的奏议,就知道您侍奉君主的情形了。古人认为,士人的际遇,关键有四项:才、位、时、命。仲尼有才而没有职位,所以他的道不能推行;贾生有时运却没有命运,最终只落得悲痛大哭。只有您,不能说才干不高,地位不能说不显,适逢时势却没有完全施展自己的道,这难道不是命运吗?裴氏的儿子,哪里能使您怀才不遇呢?有人又认为,房玄龄、魏征、姚崇、宋璟适逢时运而遇到知人善任的君主,能够造就清明太平;陆君也得到当时君主的宠幸,却不能与房、魏并列,大概是因为他的道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回答说:道虽然取决于我自身,能否发扬却在人。蝗虫飞满天空,后稷也不能把庄稼种好;奔驰的车翻倒在车辙中,孔丘、墨翟也同样无能为力。假如让这四位和您交换时代而互相辅佐,那么谁优谁劣,就未可知了。至于辅佐君主不能达到贞观、开元的程度,大概是时势不幸,哪里是您的不幸呢?如果认为是因为您的道还没有达到,这不是诬蔑吗?
李泌
范祖禹论帝使李泌分主职事,泌对宰相之职不可分。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可知也。周之冡宰,实总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职以听焉。诏王废置者,宰也。是以治出于一,政有所统,相得其职,君得其道,恭己无为而治,盖以此也。后世多疑于人,宰相之职分而不一,君以为权在于己,臣亦以为政在于君,国之治乱,民之休戚,无所任责,故贤者不得行其所学,不肖者得以茍容于其间,由官不正,任不专也。其有功烈见于世,称为贤相者,必其得君之专,任职之乆,言行计从,出于一人者也。古者名与实称,而后事成功立焉。后世不能正名,而其实必合于古,然后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统天下,始可以言治矣。”又论上欲废太子,泌諌止之曰:“李泌善处父子兄弟之间,故能以其直诚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谓忠矣。谄谀之人助君之决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预’,陷君于恶,率由此言。泌以为天子以四海为家,则莫非家事,以君之子为己任,其知相之职业哉?”又论泌言君相造命曰:“《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自君臣而言之,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此穷理也。理穷则性尽,性尽则至于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夫顺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极矣,而后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岩墙之下,立岩墙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为也。顺其道而死者,天之所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乱,有以取之乎?无以取之乎?若无以取之,则不穷兵,不暴敛,不相卢杞而致乱,乃可谓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岂异于纣乎?夫为人君不知相之奸邪,不省己之阙失,而归之术者之言以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修也。李泌之论,不亦正乎?”
司马温公论元友直运钱帛二十五万,泌悉输之大盈库。上犹有宣索,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贫不学俭。”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徳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虽徳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萧复
范祖禹论上以复轻已使宣慰淮南,陆贽言复去就,帝竟不复辨。曰:“德宗恶正直而保奸邪,故亲卢杞,疎萧复。嫌隙既开,无事而疑。陆贽之言,盖欲救其心术而执疑,耻过不欲辨明,寜蓄诸心,晻昧不决而已。此谗贼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葘,乐其所以亡者,其徳宗之谓矣。”又论复谓李勉、卢翰在相位,不可不与共议政事,遂罢相。曰:“萧复欲黜陈少游,赏韦皋,此朝廷之公议也。德宗茍以为然,在于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于李勉、卢翰而独与从一为宻耶?且既以为相,而不待之以诚,则踈逺之臣,其可信者几希矣。夫如是,忠臣贤者,岂得尽其心乎?”
姜公辅
范祖禹论公辅以谏厚塟唐安公主罢相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贤,盖欲闻其忠言嘉谋,以交修其所不逮也。《书》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徳。’而后宰相与谏诤之臣分其所职,人君得失,相不豫焉,必责之諌臣。此谄谀之人持禄保位之计,非贤者之职业也。姜公辅一谏徳宗,而徳宗以为非所宜论,卒废黜之。不明之君,岂知所任相哉!”
译李泌 范祖禹评论唐德宗让李泌分掌宰相职事,李泌回答说宰相的职权不可分割。范祖禹说:古代的君王,只任用一位宰相来治理天下。唐尧、虞舜时代有百揆,夏、商的官制也可以考知。周代的冢宰,实际上总领六卿,司徒以下各自分掌职务,听命于冢宰。诏令君王废置官员的,也是宰相。因此,政事出于一人而有统一的统属,宰相能够尽到职分,君主能够得到治理之道,只需恭敬自守、无为而治,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世对人多有疑心,宰相的职权被分割而不能统一;君主以为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臣下也以为政事全在君主,国家的治乱、百姓的安危便无人承担责任。所以贤能的人不能施行自己的学问,不肖的人反而能够苟且容身其中,这是因为官职设置不正、任用不能专一。有功业显现于世,被称为贤相的人,必定是得到君主专任,任职长久,所言所行、所谋所计都被采纳,政事出自一人。古代名分与实际相称,然后事情才能成功、功业才能建立。后世不能端正名分,但实际必须符合古代的原则,然后才能取得成功。如果想要考察古制来建立官制,就必须由一位宰相统领天下,这样才可以谈论治理。范祖禹又评论德宗想废掉太子,李泌进谏阻止说:李泌善于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所以能凭借正直诚恳的正言感动、启发君主,最终使父子关系恢复如初,可以说是忠诚了。那些用谄媚奉承来帮助君主作出决定的人,一定会说:‘家里的事不是外人所能干预的。’使君主陷入罪恶,往往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李泌认为,天子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那么没有什么不是家事;把君主的儿子当作自己的责任,这难道不是懂得宰相的职责吗?范祖禹又评论李泌所说君主和宰相共同造成命运的话:‘《易》说:“穷究事理、尽穷本性,以达到天命。”从君臣关系来说,君主尽到君主之道,臣下尽到臣下之道,这就是穷究事理。事理穷尽,本性就完全显现;本性完全显现,就达到天命了。孟子说:“没有什么不是命,顺从它而接受正命。”所谓顺从而接受正命,是说人的作为。人的作为已经做到极致,然后才可以谈论天命。所以懂得天命的人不会站在高墙下面;站在高墙下面而被砸死,是人自己招致的,不是上天造成的。顺着正道而死,是上天造成的,不是人自己招致的,所以称为命。至于建中年间的动乱,究竟是自己招致的,还是没有自己招致的?如果没有自己招致,那么就不应当穷兵黩武、不应当横征暴敛、不应当任用卢杞而导致祸乱,这样才可以说是命。如果是自己招致的,却说是命,难道和纣王有什么不同吗?作为君主,不知道宰相的奸邪,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把这些归结为术士的话,说成是命运,那么他的德行不能建立、政事不能修明,也是理所当然的。李泌的这些论说,难道不是正确的吗?司马温公评论元友直运送钱帛二十五万,李泌把它们全部交入大盈库。皇上仍然下令索取,说:‘王者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天下的财物都是他的。使天下的财富增加来供养天下百姓,自己也已经从中得到好处了。有人却还要另设私库收藏,这只是匹夫的鄙陋志向。’古人有句话说:‘贫穷时不学习节俭。’财物多了,奢侈的欲望就由此产生。李泌想要消除德宗的欲望,却增加他的私财;私财丰厚,欲望就会滋长。财物不能满足欲望,能不继续索求吗?这就像打开他的门,却禁止他出去一样。即使德宗有很多乖僻之处,也是因为李泌辅佐他的方式不合乎正道。萧复 范祖禹评论德宗因为认为萧复轻视自己,派他出使淮南宣慰;陆贽谈到萧复的去留,皇帝最终也没有再加以辨明。范祖禹说:‘德宗厌恶正直而维护奸邪,所以亲近卢杞,疏远萧复。嫌隙一旦形成,即使没有事情也会产生怀疑。陆贽的话,大概是想挽救他的心术和固执的疑心;他以承认过错为耻,不愿辨明,只想把疑虑藏在心中,昏暗含混、迟疑不决罢了。这正是谗言和奸邪得以乘虚而入的原因。’孟子说:‘不仁的人,难道可以同他谈论吗?把危险当作安稳,把灾祸当作利益,以自己走向灭亡为乐,说的就是德宗了。’范祖禹又评论萧复认为李勉、卢翰身居宰相之位,不能不和他们共同商议政事,因而被罢去宰相职务。说:‘萧复想罢黜陈少游、奖赏韦皋,这是朝廷的公议。德宗如果认为正确,只要说一句话,让宰相执行就是了。为什么要怀疑李勉、卢翰,却偏偏只和从一秘密商议呢?况且既然已经任命他们为宰相,却不以诚意相待,那么对于疏远的臣子,值得信任的还能有几个呢?如果这样,忠臣贤者怎么能够竭尽自己的心力呢?’ 姜公辅 范祖禹评论姜公辅因进谏反对厚葬唐安公主而被罢相,说:‘君主设置宰相,必定要寻求天下贤才,是想听取他们忠诚的言论和美善的谋略,互相弥补自己的不足。《尚书》说:“早晚进献教诲,以辅佐您的德行。”但后来宰相却和谏诤之臣分割各自的职责,君主的得失,宰相不参与,必定归责于谏臣。这是谄媚奉承、贪图俸禄保全职位的计策,不是贤者的职责。姜公辅只进谏德宗一次,德宗便认为这不是他应该议论的事,最终将他废黜。不明智的君主,哪里懂得应该任用什么样的宰相呢?’
杨炎
孙之翰论曰:杨炎为宰相,论内库之弊,使财赋一归有司,言租庸之害,定两税以便天下,才力颇称其位矣。及建议复陵阳渠,不从严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纳段秀实之计,以致兵叛。何其自欺功业也?宰相之任,固在尽其才力以当国事。茍谋议未至,安得不从人之善也?况浚渠之事,严郢引内园植稻之费以明之,利害甚显,何故不从其言也?原州之议,秀实请俟农隙兴功,是使众安而事立,又何故不纳其计也?不惟不从、不纳,且雠其人矣。盖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权,不欲天下之人一违其议,故树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议,系天下利害,必在于是尔。未至于是有违之者,安得不从也?能从于善,人称贤矣。已有贤名,则何损于才力?何害于大权乎?兹至公之道也。炎虽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业,卒至祸败。后之为相者,戒之。又论贬崖州司马,赐死曰:炎怀元载私恩,雠刘晏,害之,此固大罪。若正名诛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恶。徳宗杀炎,又非公法。始,炎诬晏言尝托附独孤妃,欲立韩王。德宗不察虚实,便以晏不利于已至遣使先杀晏,后诏以忠州叛罪之。此君与相俱以私怨心杀害勲贤,仍诬其罪,用掩己过,是上欺于天下,欺于人,中外寃惜,固不能已。炎惧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于四方,言杀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己罪。徳宗闻之,又恶杀勲贤之事在已乃怒炎有意诛之。若下诏述己听谗杀贤之过,深自咎责,雪晏之枉,优加赠典,正炎之罪,肆诸市朝,犹可戒己失道,明国常宪,使奸险者知惧,忠愤者快心。反擢用卢杞,奸恶甚于炎,乃加炎他罪杀之,又岂公法也?为君为相,逞怨如是,相欲无祸,君欲不危,难矣。
裴延龄
范祖禹论别置四库,虚张名数以惑上曰:“自古聚敛兴利之臣,非有生财之术,皆移东于西,指虚为实,徒张官吏,置簿书以罔惑人主,取功赏而已。由明皇至于徳宗,其事不谋而同。盖兴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为欺,故其所行者由一律也。”
崔善正 李锜
范祖禹论崔善正言:“锜不法,上械送锜,锜坑杀之。”曰:“徳宗本恶崔善正直言,故使李锜甘心焉。善正之死,非特以告锜也,钳天下之口,而长奸臣之威。实徳宗杀之,是朝廷杀谏者,非锜杀告者也。”
张唐英论曰:浙西布衣崔善正上封事,言李锜反。德宗械善正以赐锜,俾坑杀。噫!善正一布衣也,茹藜藿则有八珍之甘,处蓬荜则有藻梲之乐。非食国家之禄,有忧国家之心。盖以虑肉食者失于庙堂,而黎民抱骸于草莽,故越数千里至京师。一言者,言锜之叛。为徳宗计者,宜念古人之戒:欲入泽者,问牧童;欲入水者,问渔师。以其知之审也。宜先遣一诏使巡行江浙,察锜之志有无叛上之谋,察善正之言审与不审,然后以善正付法,未为晚也。何至闭聪遏明,械之以赐锜,使忠义之士死于无辜,以箝天下直臣之口哉!为锜之计者,已既有不臣之迹,致善正谏言,朝廷释然不以为信,则宜翻然悔过,纳土归朝,亦不失一节度使。彼善正者,虽发己之恶,宜寛而恕之上章于朝,请徳宗任用之,以来天下直言之士,则可谓善补过矣。徳宗旣褊急,而以善正赐之。李锜又不悔过,从而杀之。至宪宗之初,锜果叛,则善正不为狂妄,宜下诏旌赏,爵其子孙可也。而天子与公卿大夫卒不议及于此,善正可谓生死无一人知者,可哀也哉!
译杨炎 孙之翰评论说:杨炎担任宰相时,论说内库的弊端,使财赋全部归有司掌管;又指出租庸制度的弊害,制定两税法来便利天下百姓,他的才干和力量很大程度上与宰相职位相称。等到他建议恢复开凿陵阳渠,却不听严郢的话,因而激起民怨;修筑原州城,又不采纳段秀实的计策,以致军队叛乱。他怎么这样亲手毁掉自己的功业呢?宰相的职责,本来就在于竭尽才力来承担国事。如果谋划还没有达到周全的程度,怎么能不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呢?何况疏浚陵阳渠一事,严郢拿内园种稻的费用来说明问题,利弊非常明显,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关于原州的建议,段秀实请求等农闲时再兴工,这样可以使众人安定而事情办成,又为什么不采纳他的计策呢?他不只是既不听从、也不采纳,甚至还仇视这些人。大概杨炎自恃才力,正掌握大权,不愿天下人有一人违背自己的意见,所以像这样树立威势。他完全没有想到,宰相的议论关系到天下利害,必须达到周全正确才行。在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时,有人提出异议,怎么能不听从呢?能够听从正确意见,别人就会称他为贤者。已经有了贤明的名声,对才力有什么损害?对大权又有什么妨碍呢?这才是最公正的道理。杨炎虽有才干,但内心不公,所以不能成就功业,最终招致祸败。后来担任宰相的人,都应当以此为戒。孙之翰又评论杨炎被贬为崖州司马并赐死说:杨炎怀念元载对自己的私恩,仇视刘晏并加以害死,这当然是大罪。如果端正罪名后依法诛杀他,是适当的。然而杨炎害死刘晏,本来出于私人仇恶;德宗杀杨炎,又不是依照公正的法律。当初,杨炎诬称刘晏曾经依附独孤妃,想拥立韩王。德宗不查明虚实,便因为刘晏对自己不利,派使者先杀死刘晏,后来又下诏以他在忠州谋反的罪名定罪。这是君主和宰相都因私人怨恨而杀害功臣贤者,还捏造他的罪名,用来掩盖自己的过错;这是欺骗天下和世人,朝廷内外的人冤屈痛惜,当然不能罢休。杨炎害怕众人的议论太多,便上奏派自己的亲信使者到四方去,说杀害刘晏本来是出于君主的愤怒,以此为自己开脱罪责。德宗听说后,又厌恶杀害功臣贤者的事情被归在自己身上,于是恼怒杨炎,有意将他诛杀。如果德宗下诏说明自己听信谗言、杀害贤者的过错,深深自责,昭雪刘晏的冤屈,优厚地加以赠谥和礼典,端正杨炎的罪名,把他陈尸于市朝,这样还可以警戒自己已经背离正道的过失,彰明国家的常法,使奸险之人知道畏惧,使忠诚愤激的人感到痛快。可是他反而提拔任用罪恶比杨炎更深的卢杞,于是把其他罪名加在杨炎身上将他杀死,这难道又是公正的法律吗?君主和宰相这样任意发泄怨恨,宰相想不遭祸、君主想不陷入危险,就困难了。裴延龄 范祖禹评论裴延龄另设四库,虚夸地增加名目和数目来迷惑皇上,说:‘自古以来聚敛财物、兴办利源的臣子,并没有真正创造财富的办法,都是把东边的东西移到西边,把虚假的说成真实,只是增加官吏、设置簿册来欺骗迷惑君主,以取得功劳和赏赐罢了。从明皇到德宗,他们的做法不约而同。大概兴办利源必然任用小人,而小人没有不欺骗的,所以他们的行为全都一样。’ 崔善正、李锜 范祖禹评论崔善正说:‘李锜不守法,皇上把李锜锁械押送给他,李锜便把崔善正活埋了。’又说:‘德宗本来厌恶崔善正的直言,所以让李锜来满足自己的心意。崔善正之死,不只是因为他告发李锜,更是为了钳制天下人的言论,助长奸臣的威势。实际上是德宗杀了他,是朝廷杀害进谏的人,而不是李锜杀了告发者。’ 张唐英评论说:浙西布衣崔善正上密封奏章,说李锜谋反。德宗把崔善正用刑具锁送给李锜,让李锜把他活埋。唉!崔善正只是一个布衣百姓,吃粗劣的藜藿也觉得有八珍的甘美,住在简陋的蓬屋中也自得其乐。他没有享受国家的俸禄,却怀有忧虑国家的心。大概是担心身居高位、享受禄位的人在朝廷上失职,而百姓在民间暴露尸骨,所以跋涉数千里来到京师。他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告发李锜谋反。替德宗谋划的人,应当想到古人的告诫:想进入沼泽,要问牧童;想渡水,要问渔夫,因为他们对情况了解得最清楚。应该先派一名诏使巡行江浙,查察李锜是否有背叛皇上的谋划,查明崔善正的话是否确实,然后再把崔善正交付司法,也还不算晚。何至于闭塞耳目、阻绝明察,把他锁械押送给李锜,使忠义之士无辜死亡,以此钳制天下直臣的言论呢?替李锜谋划的人应当说,他既然已经有不臣的迹象,导致崔善正进谏,朝廷却释然不把它当作可信之事,那么就应当立即悔过,献出土地归顺朝廷,这样也不失为一个节度使。至于崔善正,虽然揭发了自己的罪恶,也应该宽容赦免他;应当向朝廷上章,请求德宗任用他,以招来天下直言之士,这才可以说是善于补救过错。’ 德宗既然性情褊急,却把崔善正交给李锜。李锜又不悔过,反而将他杀死。到宪宗初年,李锜果然谋反,那么就说明崔善正并非狂妄之人,应该下诏表彰奖赏他,授予他的子孙爵位,也没有不可。然而天子和公卿大夫最终都没有议论到这件事,崔善正可以说生前死后都没有一个人真正知晓他的功劳,实在可悲啊!
李晟
东坡李西平画赞曰:「以吾观西平王,提孤军,自比方赴行在,走怀光,斩朱泚如反掌。及其后帅凤翔与陇右,瞰河隍,兵益振,谋旣臧,终不能取。寻常堕贼计,困平凉,卒罢兵。仆三将,谁之咎?在庙堂!斩马剑,诛延赏,为菹醢,不足偿。览遗像,涕泗滂。」
范祖禹论以张延赏罢晟兵柄,晟谓与吐蕃盟事可忧,曰:「人君于其所不当疑而疑之,则于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复唐室之大功,又再败吐蕃,社稷是赖,而徳宗猜忌,使勲贤忧惧,不保朝夕。至于谗邪之诡计,吐蕃之甘言,则推诚而信之不疑。一旦罢晟兵柄,中外莫不解体。行张延赏之私意,中尚结赞之阴谋。忠贤至计,确不可入,而奸臣敌国得以欺卖,由其心术颠倒,见善不明,故也。延赏以私憾败国殄民,刑孰大焉?徳宗曽不致诘,使之得保首领,死牖下,幸矣。
孙之翰论李晟论张延赏曰:「初,徳宗用延赏相,旧史言晟与延赏不协,表论其过,故改授仆射。初观其事,似晟恃功挟怨以沮延赏;及详其本末,乃晟忠于徳宗,非恃功挟怨也。晟虽一代元勲,位任崇极,常慕魏郑公为人,思致君如贞观之治,事有当言,犯而无隐。至徳宗用延赏相,表论其过者,知延赏非宰相器也。但徳宗注意延赏,必欲大用,乃谕晟与之释憾。会刘佐、韩滉入朝,以徳宗意劝晟表荐延赏,不得已言之。此又见晟不敢恃功,固拒君意,为强臣之态也。延赏既相,为徳宗宠待,言无不从。齐映居相位,虽无显赫事业,荐贤颇称纯直。延赏与不足,逐之逺郡,怒晟不解,以谗言罢其兵权。又忌栁浑忠直,挤之罢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刘佐、李抱真辈收河陇以髙之,遂建议减官收俸钱以助军。旣罢晟兵权,抱真辈不平,遂辞边任。又减官诏下,众言不便,延赏复请量留员数以解谤议。作相数月,锐意报怨,举事轻脱如此,此固非宰相器。则晟之表论其过,岂非忠于徳宗也?但徳宗好任奸人,必使延赏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然时政乱矣。或曰:李晟言张延赏不可大用于主,诚忠矣,然将帅方成大功,领兵权,进退宰相,可乎?答曰:将帅贤如晟,名徳为天下信服如晟者,见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则为强横之臣也。」
歴代名贤确论卷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歴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五
德宗三
阳城【昌黎 栁子厚 范祖禹】
颜真卿【范祖禹,曾子固,六一,子由】
段秀实【栁子厚】
陆长源、郑通诚【乐天,张唐英】
髙愍女【李翱】
何蕃【昌黎】
陆叅【李翱】
总论德宗之政【范祖禹】
译李晟 苏轼为李西平画像所作的赞说:‘据我看西平王,率领孤军,亲自赶赴行在,击走朱泚,斩杀朱泚就像反掌一样容易。后来统率凤翔与陇右军队,窥伺河湟地区,兵力更加振作,谋划已经周密,最终却不能攻取。不久陷入贼人的计谋,被困在平凉,最后只得罢兵。三位将领相继失败,这是谁的罪过?在朝廷!斩杀马燧,诛杀张延赏,把他制成肉酱和肉醢,也不足以抵偿罪责。看着他的遗像,眼泪滂沱。’ 范祖禹评论张延赏使李晟失去兵权、李晟认为与吐蕃结盟的事情令人忧虑,说:‘君主在本来不应当怀疑的地方产生怀疑,就一定会在本来不可信任的地方加以信任,这是必然的道理。’李晟有恢复唐室的巨大功勋,又两次击败吐蕃,国家社稷依赖于他;德宗却猜忌他,使功臣贤者忧虑恐惧,朝不保夕。至于谗邪之人的诡计、吐蕃的甜言蜜语,德宗却推心置腹地信任,毫不怀疑。一旦罢免李晟的兵权,朝廷内外没有不离心的。德宗实行了张延赏的私意,也迎合了尚结赞的阴谋。忠臣贤者最好的谋略无法被采纳,奸臣和敌国得以欺骗、出卖朝廷,都是因为他的心术颠倒、看不清善恶的缘故。张延赏因为私人怨恨使国家失败、百姓受害,哪一种刑罚比他的罪更重呢?德宗竟然不加追究,使张延赏得以保全性命,老死在窗下,已经算幸运了。’ 孙之翰评论李晟论说张延赏:‘起初,德宗任用张延赏为宰相,旧史说李晟与张延赏不和,上表议论他的过错,所以李晟被改授为仆射。最初看这件事,好像是李晟自恃功劳、挟带怨恨来阻挠张延赏;等到详细考察事情的始末,才知道李晟是忠于德宗,并不是自恃功劳、挟带怨恨。李晟虽然是一代元勋,地位和职任都已达到尊崇的极点,却一向仰慕魏郑公的为人,希望使君主达到贞观之治,遇到应当进言的事,就冒犯君主而毫不隐瞒。等到德宗任用张延赏为宰相,李晟上表议论他的过失,是因为知道张延赏不是担任宰相的材料。但德宗已经注意张延赏,必定要重用他,于是劝告李晟同他消除旧怨。正逢刘佐、韩滉入朝,二人根据德宗的意思劝李晟上表推荐张延赏,李晟不得已才这样说。这又显示李晟不敢自恃功劳,不能坚决拒绝君主的意旨,不是摆出强臣的姿态。张延赏任相以后,受到德宗宠爱,所说的话没有不被采纳的。齐映身居宰相之位,虽然没有显赫的事业,但推荐贤才,很称得上纯正直率。张延赏对他不满,便把他赶到远郡;又因对李晟的怨恨没有消除,便听信谗言,罢免他的兵权。张延赏又忌恨柳浑的忠直,排挤他使他罢相。他本来嫉妒李晟对社稷的巨大功劳,想任用刘佐、李抱真一类的人收复河陇来抬高自己的声望,于是建议削减官员、收取俸禄钱来帮助军队。李晟的兵权被罢免后,李抱真等人愤愤不平,于是辞去边疆职任。’ ‘削减官员的诏令下达后,众人都说不便,张延赏又请求酌量保留一些官员名额来平息诽谤和非议。他做宰相才几个月,就锐意报复私怨,办事轻率放纵到这种地步,这当然不是担任宰相的材料。那么李晟上表议论他的过错,难道不是忠于德宗吗?只是德宗喜欢任用奸人,一定要让张延赏担任宰相;幸亏张延赏很早就死了,没能严重危害天下,但当时的政治已经混乱了。有人说:李晟对德宗说张延赏不可以得到重用,确实是忠诚;然而将帅正在建立大功,掌握兵权,却干预宰相的任免,可以吗?回答说:将帅如果贤能如李晟,名望和德行像李晟一样为天下所信服,看见天子任命的宰相不是合适的人,进言是可以的;如果不如李晟却这样进言,那就是强横的臣子。’ 《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十五 德宗三 阳城【昌黎、柳子厚、范祖禹】颜真卿【范祖禹、曾子固、六一、子由】段秀实【柳子厚】陆长源、郑通诚【乐天、张唐英】高愍女【李翱】何蕃【昌黎】陆参【李翱】总论德宗的政事【范祖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