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三

译武帝的志向 子由说：“东汉衰落时，曹公开始走上建立霸业的道路，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他的本意原是想把群雄全部扫平，然后取得汉朝。已经消灭二袁、吕布、刘表以后，他又想夺取江东，却没有成功；已经击破马超、韩遂以后，又想兼并巴蜀，却没有实现。他两次被吴、蜀挫败，而曹公也老了。于是董昭提出接受九锡的建议，曹公突然听从了它，桓公、文公那样的事业到这里就完全结束了。然而当时曹公在河朔，汉朝都城在许昌，即使让他主持诸夏盟会，也没有废掉旧君。往上说可以成为周文王，往下说也不失为桓公、文公。曹公不能忍耐，甘心接受王莽式的九锡之事，这就是荀文若感到遗憾的原因。”到了司马仲达父子，他们的形势大概与曹公不同。拥兵驻扎在天子身边，本来就已经不合臣道；后来杀王凌、害诸葛诞，更不是人臣所应有的行为。又降服刘禅，制服了曹氏所不能制服的人，并不是贪图他的土地、从人民那里获利，而是志在九锡罢了。即使想再做桓公、文公那样的人，还能够做到吗？宋武帝诛灭桓氏以后，收复残余的晋地并扶植晋室；又攻克谯纵，擒获慕容超，驱逐卢循，擒获姚泓，建立了四项大功，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抗他。然而他的志向不在桓公、文公那样的事业，而在九锡，这也已经很卑下了。” 当宋武帝攻克长安时，中原震动恐惧。元魏虽然是姚氏的姻亲，却不敢救援；羌氏虽然是关中的唇齿相依之国，也不敢争夺。这正是他的智力和力量有余、足以有所作为的时机。假如他能够凭借军势，占据秦、陇的险要，利用吴、越的富饶，经营谋取中原，形成曹公在河朔的形势，那么五霸那样的功业就可以期待。只是看他怎样使用这个时机罢了。然而他的军队还没有进入秦地，就派傅亮南下奔赴建业，发动关于九锡的议论；刘穆之死后，南方再也没有可以托付的人。即使已经进入秦地，也没有留守秦地的意图，把方圆千里的土地交给一个幼儿，便率军离去。赫连勃勃乘机进攻，宋军将士死亡过半，狼狈返回，险些不能逃脱。凭宋武帝的明智，不是不知道诸将不足以守住秦地，只是他的志向另有所在，无暇顾及其他了。可悲啊！为了眼前的利益，抛弃百世的功业；拥有曹公削平天下的事业，却低头顺从司马父子那种抢夺窃取的卑劣行为，这是君子所应当长久遗憾的。孔子说：‘才智足以取得它，仁德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也一定会失去；才智足以取得它，仁德又能守住它，但不能以庄重的态度治理百姓，百姓就不会敬重；才智足以取得它，仁德又能守住它，也以庄重的态度治理百姓，但发动百姓却不合礼义，仍然不能算尽善尽美。’ 古代治理国家，必须具备这四方面，然后才能成就大功。像宋武帝用兵，天下无敌，可以说是有才智了。至于他抛弃秦地返回，以求获得九锡这种过分的虚名，难道还可以说是有仁德吗？只是因为他的仁德和才智不完备，所以他的功业只能达到这种程度。因此我说：‘他的志向另有所在，所以无暇顾及其他。’ 何去非论说：天下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没有穷尽，而我能够有所应对，没有一件不合乎事理，关键在于善于顺应时机。何况争夺天下的利益，处在两军交战之际，如果不能抓住时机来决断，事情也就随之过去了。时机这种东西，不可以等待，也不能靠技巧求得；它突然相遇，迅速而细微，等到它离去时，快得连一眨眼的工夫也容不下。时机刚刚出现就贸然行动，是轻率妄为；错过时机之后才行动，是应对失当。古代有智慧的人面对时机，从不轻率出动，也从不失去应对，因此能够把天下的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权力不旁落，控制天下无穷的变化而智慧不困屈。时机有等待百年也不出现的，有一天之内多次出现的。等待百年仍没有可以利用的时机，我从不因此迟疑而强求抢先发动；居处一天而时机多次出现，我也从不因此厌倦而怠于必然的应对。唉！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才可以和他共同成就治理天下的大业。从前越王勾践在会稽受辱而困守，等到返回越国，便使身体劳苦、焦虑思虑，抚慰安辑百姓，寻求报复吴国的办法。大约七年后，百姓请求向吴国奋战，他的臣僚大夫种、范蠡等人制止了他们，认为还没有看到可以利用的时机来发动进攻。” 于是越王收敛形迹、隐藏踪迹来等待吴国的漏洞，一共十八年。一天，吴王倾尽全国兵力北上参加黄池之会，越王便一举击败吴国，再次进攻而灭掉了它。西晋自永嘉之乱以来，群雄四起，分割中原；元帝逃身南渡，收取小小的江左来延续宗庙祭祀，而群雄彼此攻杀，突然兴起又突然灭亡。过了一百年，直到苻坚把他们几乎全都兼并消灭，才倾尽全国兵力大举谋取江南，结果遭到淝水之战百万大军的惨败。苻坚还没有来得及返回国都，慕容氏灭亡燕国的后裔便纷纷乘机而起；慕容垂收取陕东，冲击扰乱关右；苻丕困守邺城，向我方请求粮食援助。不久，慕容垂因幽、冀之地的百姓饥饿死亡殆尽，党众溃散叛离，退守中山；苻坚、苻冲相互对峙，双方形势都已疲惫。正在这时，可以说是千年才出现一次的时机。晋人如果能够乘燕、秦两国相互困弊之后，凭借淝水战胜敌人的声势，选拔军队、选择将领，部署两路军：一路向北收取邺城，以此举兵恢复燕、代；一路向西奔赴咸阳，平定关陇，占据旧都的坚固形势，恢复坠失的宗庙，镇抚士民，消灭残余的寇贼，那么宋武帝的功业一朝之间就可以恢复，巨大的耻辱也可以洗雪。晋人却面对时机而不知道发动，只是出兵运输粮食来安慰对方的请求，后来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军队反而遭到覆灭，这是谢安因为气势怯弱而错失时机。” 宋武帝凭借英武卓异的资质，奋臂而起，在旧楚之地平定鲁轨，在荆、豫平定刘毅，在三齐灭掉南燕，在庸、蜀攻克谯纵，在交、广消灭卢循，向西擒获姚泓并灭亡后秦，大概每一战都没有遗漏良策，天下人都畏惧而归服了。北方的寇敌，只剩下关东的拓跋氏和陇北的赫连氏。宋武帝刚进入关中时，魏人虽然强大，也不敢向南进兵，只能向西回顾，商议如何防备他的后方；而秦地百姓非常高兴，认为百年来的愤恨和耻辱一朝之间被除去，彼此流泪挽留他。因为把他看作汉室后裔，便以长安十陵、咸阳宫室来触动他的心情，使宋武帝趁着三秦百姓喜悦归附的形势，留下来安抚百姓、整治军队、搜求骑兵，疏通江淮的漕运，运送巴蜀的粮食，调动荆、豫的军队，征发青、齐的甲士，与赵、魏在中原交战，那么天下的形势就可以不费很大力气而统一。然而他的座席还没有坐暖，便把方圆千里的秦地交给乳臭未干的幼儿，率军仓促返回，再也不加顾虑，严重违背了秦地百姓的愿望。大概他一抬脚离去，赫连氏便紧随其后收取关中，就像从怀中取物一样容易；这是宋武帝因为志向卑下而错失时机。考察宋武帝的内心，并不是认为秦、雍之地应当抛弃，也不是认为赵、魏值得畏惧。然而他急忙离去而不加顾虑，大概是因为他历经艰难、经过百战，凡是建立宋朝基业的根本，都在江左。”

译从前南燕之战时，卢循乘虚而入，南下进攻，几乎失掉建邺；如今宋武帝之所以迅速返回，是害怕别人议论他的后方，重演卢循进攻的事情，这就是他轻易放弃关中而不顾的原因。再说，他起初不过是渔夫、樵夫一类平民中的微末人物，辗转艰苦作战，经营江左，前后共三十年；如今西征，只是想取得灭晋的资本，而他的志向和思虑所在，也不过是取代晋朝罢了，没有闲暇替万世的王业作打算。假使司马氏最终没有再看到中州平定，而各部族终于成为无人讨伐的仇敌，都是因为两次失去了天下的大好时机。唉！要成就大事的人，最忌讳志向卑下而错失时机，宋武帝两样都犯了。谢灵运、谢惠连、谢玄晖 白居易读谢灵运的诗说：“我听说通达之士懂得天道，穷困和显达都顺应冥冥中的命数；显达了就到朝廷任职，穷困了就离开朝廷归隐江湖。谢公才华宏大而不被世俗所遇合，壮志郁结而不能施展，必须找个地方发泄。于是把这种郁结发泄为山水诗，诗中有飘逸的韵致和谐奇的趣味；大的景象能笼罩天海，细小的景物连草木也不遗漏。难道只是玩赏景物，也想抒发自己的心意。往往在叙写事情中，还不能忘记寄托兴味、劝诫讽谕。由此可知谢康乐作诗，并不只是在章句技巧上。” 子西在《三谢诗》后写道：“江左谢氏中，诗文见于《文选》的有六人。谢希逸没有诗，谢宣远、谢叔源虽有诗，作品却不精工。现在选取谢灵运、谢惠连、谢玄晖的诗，共六十四篇，编成《三谢诗》。这三个人的诗，到谢玄晖时，语言更加精工；然而那种疏散闲适、自得自在的趣味，也又有所减少，渐渐有了唐诗的风格。从这里可以观察世道的变化。” 谢灵运、陶渊明、庾义城 鲁直评论他们的诗说：“谢康乐、庾义城作诗，在锤炼加工上下足了功夫。然而陶彭泽的境界高墙数仞，谢、庾二人却不能窥见，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这两个人有意迎合世俗之人，顾虑别人赞美或毁谤自己的工拙；陶渊明则只是率真地寄托情怀罢了。” 谢晦、徐羡之、傅亮 子由说：晋献公杀了他的世子申生，改立奚齐，国人不服。晋国大夫里克杀死奚齐、卓子，拥立惠公。《春秋》都把这些事写作弑君。惠公入国以后，又杀里克，以弑君之罪归罪于他。《春秋》记载说：‘晋杀其大夫里克。’说‘人’杀，是说所杀者有罪；说‘国’杀，是说所杀者无罪。里克弑君，却以无罪之人的笔法记载，这就是《春秋》的微妙用意。奚齐、卓子的即位，是以淫乱破坏正义；他们虽然已经成为君主，但晋国人并不把他们当作君主。既然已经成为君主，君臣的名分就已经确定，所以里克的行为属于弑君；至于晋国人不承认他们为君，里克势必难以免罪。里克顺应国人想废黜他们的愿望而废黜，顺应国人想拥立惠公的愿望而拥立，因此里克的罪与宋国华督、齐国崔杼不同。即使上有贤明的天子，下有贤能的方伯，里克的罪也仍然可以议论。惠公凭借弑君而得以即位，却把罪责归给里克，以便向诸侯自我辩解，这在道义上是说不通的。然而惠公杀死里克，又背弃内外两方面的贿赂承诺，国人憎恶他，敌人怨恨他，于是军队败于秦国，自己死亡，儿子也被灭。至于他的谋臣吕甥、郄穪、冀芮，也都死于战争。” 这是因为背弃道理、损伤正义，不只是人们不支持他，上天也不支持他。宋武帝死后，把国家托付给徐羡之、傅亮、谢晦。少帝失德，三人商议要废掉他；他的弟弟刘义真也因为轻率妄动，不能担当国家重任，于是先废刘义真，后来又废少帝。兄弟二人都不得善终，于是迎立文帝。文帝即位后，三人担心徐羡之、傅亮掌握朝政；谢晦出镇上游，是为自己谋求安全。他们自以为废黜狂乱的少帝、以安定国家，没有把贼祸留给君父，对国家没有负罪。然而文帝在藩国时的旧人王华、孔宁子、王昙首，都是凌驾上位者、热衷进取的人；他们憎恶徐羡之、傅亮，堵塞他们的进身之路，常常以弑逆之祸激怒文帝。文帝于是决意诛杀他们。三人死后，君臣都自以为建立了旷世功业。当时孔宁子已经去世，王华和王昙首都受到越级封赏。文帝在位三十年，他的治理在江左被称为第一。然而元嘉三年才诛杀三人，这一年皇子刘劭出生。刘劭长大后发动了商臣那样的叛乱，王华、孔宁子的子孙在世上默默无闻，王昙首的儿子僧绰才能足以任事，也一同死在刘劭手里。唉！上天报应人的时间竟然如此接近。” 不然的话，晋惠公和宋文帝的灾祸发生得如同符契相合，为什么呢？谢晦将要前往荆州时，自己怀疑不能免祸，便询问蔡廓。蔡廓说：‘你接受先帝临终的托付，被任命来担当国家重任，废黜昏君、拥立明君，在道义上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你杀死了人家的两个兄长。’凭这一点来说，你面向北方称臣，却挟有震慑君主的威势，占据上游的重地，按照古事推论今事，想要使自己免于灾祸是困难的。蔡廓的话说得好啊！他没有学习《春秋》，但思想却与《春秋》相合。太史公说：‘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不懂《春秋》。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贼害却不知道；拘守常规而不知道适宜，遭逢变故而不知道权变。作为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的义理，一定会蒙受首先作恶的罪名；作为臣子、儿子而不通晓《春秋》的义理，一定会陷入篡夺、弑杀的刑诛。’他们的本意都是想把事情做好，却不知道其中的义理，因此受到空泛言论的指责，也不敢为自己辩解。宋朝的君臣如果确实稍微通晓《春秋》，那么文帝一定不会遭遇晋惠公那样的祸患，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也一定不会受到里克那样的诛罚。可悲啊！”},{ 文帝诛杀了刘湛等人，彭城王义康退位，出任豫章镇守。温公说：“文帝对待义康，兄弟友爱的感情，起初并不是不深厚；最终却失去了兄弟之欢，也损害了君臣之义。考察这场祸乱的起因，正是由于刘湛贪恋权势和宠幸，永远没有满足。诗经说：‘贪婪的人败坏同类。’说的不就是这种人吗！” 文帝下诏命豫章的三妃，每年四季在青溪故宅祭祀二帝，采用家人祭祀的礼仪。温公说：“从前屈到喜欢吃菱角，屈建把它去掉，认为不能因个人欲望而干扰国家的礼制。何况身为天子的儿子，却用庶人的礼仪祭祀自己的父亲，这远远违背礼制了。卫成公想在家中祭祀祖先，宁武子尚且认为不对，何况降低祭祀祖先的礼仪，安排在私人住宅中，还让庶妇充当尸呢？” 刘凝之 苏轼说：“刘凝之被人认作是自己所穿的鞋，便把鞋给了那人。后来那人找到了自己丢失的鞋，送还给他，刘凝之却不肯再收。沈麟士也曾被邻人认作是自己所穿的鞋，麟士笑着说：‘这是你的鞋吗？’随即把鞋给了他。后来邻人找到了自己丢失的鞋，送还给麟士，麟士说：‘这不是你的鞋吗？’笑着收下了。此事虽然只是小节，但人处世应当像麟士，不应当像凝之。”

译明帝杀王彧 苏轼说：“宋明帝下诏答复王景文，大意说：‘存心躲避祸患，不如无心听任命运。千仞高的树木，尚且会被斧斤砍倒；一寸高的草，也会被践踏毁坏。晋国将领毕万，七次作战都取得胜利，却死在家中的窗下；蜀国将领费祎，从容坐谈，却死于刺客之手。所以甘愿冒险行事，未必会遭祸；任意安处，也未必能够保全福禄。’这些话接近通达之人的见解，然而明帝最终还是杀了景文，真是可悲啊！景文临死时，诏书说：‘我不认为你有罪，但我不能独自赴死，请你先死。’诏书送到时，景文正在和客人下棋，最终收起棋子放入棋盒，慢慢对客人说：‘有诏书赐我死。’酒送来后，还没有饮，门生焦度正在旁边，拿起酒摔在地上说：‘大丈夫怎么能坐着等死？州中的文武官员可以奋力一搏。’景文说：‘我知道你是真心的；如果你还顾念我，就替我考虑全家百口。’于是对客人说：‘这杯酒不必互相劝饮。’便仰头饮下。苏轼说：‘死生是人生的大事，而景文却能安然处之，难道他是贪恋权位、窃取国柄的人吗？明帝可以说是不识人的君主了。’【景文名彧】王俭自比谢安 秦少游说：“君子评论一个人，要看他一生的大节。大节已经丧失，即使有一时的美誉、一天的长处，足以向污浊的世人夸耀、向流俗炫示，君子也不取。史书称王俭曾说，江左风流宰相只有谢安，大概是在自比。依我看，王俭实际上是谢安的罪人，哪里可以相提并论呢？为什么？自晋代以来，按门阀资历任用人才，王、谢两家是最有声望的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自他们门下的有十之七八。儿子做皇帝的女婿，女儿做王妃，分布在台省并位列州郡的，多得数不清。这也像齐国的诸田、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都是与国家共同承担祸福的家族。谢安在晋朝做官，起初任桓温的司马。孝武帝时，政权出自桓温，士大夫观望不前，不知如何是好，而谢安和王坦之竭尽忠诚于王室，从没有二心。至于他多次改写袁宏的文章，使赐九锡的诏命得以搁置，可以说是以自身报效国家，称得上社稷之臣。王俭在宋朝做官，承袭封爵并被选为尚主，其身为亲近贵臣，本来就不是谢安可比的。萧公虽然有异志，但谢朏、褚彦回等人起初并没有顺从他的心意。齐朝的建立，实际上是王俭促成的。后来他还援引梁王、鲁国的旧事，使臣子头戴貂尾冠，所居之处称为殿，这和借取大势来文饰奸邪之言有什么不同？” 谢安对于晋朝的大节是那样，王俭对于宋朝的大节却是这样。所以我说：‘王俭实际上是谢安的罪人。’至于王俭博通经史，熟悉典章故事，擅长辞令，仪态优美，举止常常受到名流仰慕，这正是所谓一时的美誉、一天的长处，用来向污浊的世人夸耀、迎合流俗罢了。君子有什么可取的呢？谢安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声望，多年征召他都不肯赴任。后来虽然接受朝廷任用，但他始终没有改变隐居东山的志向，并且表现在言语神色之间，所以谢安的功名是出于无意求取的。王俭年轻时志在宰执，从他所作的诗中可以看出；后来生子取字为‘元成’，取的是‘世世代代做宰相’之意，可见王俭的富贵是有意追求的。无意求取和有心追求，相差很远，哪里可以相提并论呢？宋朝接受天命建立后，陶潜因为自认为祖先陶侃是晋代的宰辅，以再度屈身仕进为耻，便呈上辞职奏章归隐，亲自在浔阳郊野耕作。他所著的书，在义熙以前都题用晋朝年号，永初以后只称干支。由此看来，王俭的为人，大概就可以看清了。” 宋代晋 张谓说：“从前夏桀无道，帝辛失德，天命将要改变，人心已经离去。圣贤哲人拯救天下，天命的历数便归于他们。这就是商汤所以革除夏朝、周武王所以讨伐殷朝的原因。至于太甲起初被放逐，成王尚未成年，国势仍然艰难，时局还处在困厄忧患之中，忠臣贤士身处其中，却能保全名节。这就是伊尹所以迎回太甲、周公所以恢复成王继承权的原因。元兴年间、义熙年间，晋主平庸，好在没有桀纣那样的罪行；刘裕有远大的谋略，于是建立了伊尹、周公那样的功勋。当他驾驭英雄，铲除僭伪政权，向南摧毁强大的楚国，向北攻破强盛的燕国，像闪电一样扫平秦、雍之地，像清风一样荡平巴蜀，三方都归我所有，把天下四海视为自己的责任。如果他能够秉持郭子仪的志向，停止汉阴丈人的机心，率领何无忌、刘毅共同辅佐拥戴；指挥徐羡之、傅亮，共同实现太平，那么元帝建立建业都城，至今还享有殷、周那样的国运；刘裕后来在豫章建立的基业，至今也会成为齐、晋那样的国家。然而他近处没有效法曹操、司马懿，远处抛弃了文王、武王，灾祸只降临于两朝，福运还没有满三年。八代传承了他的后嗣，六位君主都没有活到寿终。汉氏宽厚仁慈，晋朝的基业成就了大族；刘裕残暴，他的子孙没有留下后代。上天的报应，难道有如此明显的征验吗？由此可知，掌握天命符瑞、登上帝位，凭礼义取得的政权难以断绝，凭智力和武力取得的政权却容易灭亡。” 即使成就如宋、齐那样，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何况败亡如王莽、董卓，哪里值得一提！后世之人，若时运属于衰败之时，就应致力于经世济民，周游寻访旧地，把前代的教训作为鉴戒。” 宋朝的君主 司马光说：“晋朝渡过长江以来，君主势弱、臣子势强，祸乱接连不断，到了元兴年间，桓氏篡夺帝位。高祖首先倡导大义，聚合同道，从民间起兵，奋臂一呼，凶恶的党徒便土崩瓦解，于是斩下桓玄的首级，迎奉皇帝车驾，使晋室重新建立，这功劳已经不小了。后来整治军队、誓告众人，经营四方；向东扬旗出征，广固顷刻崩溃；卷甲向南进军，卢循被消灭；偏师向西进发，谯纵授首；精锐士卒向北驱驰，姚泓反绑双手投降，于是横扫伊、洛，修缮供奉先帝的陵园，震动拓跋氏的心，振奋了华夏的气势。南方国家的强盛，从来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然而天下还没有统一，他登上帝位后，却放弃秦、雍之地，资助了敌寇，使大功未能完成，可惜啊！文帝勤于治理国家，像爱护子女一样惠及百姓，足以称为太平时代的贤君；但他不能估量自己的力量，蛮横挑衅强敌，使军队在河南全军覆没，敌军战马饮水于长江渡口。到了末路，他狐疑不决，终于导致灾祸，难道不是文治有余而武功不足吗？再加上孝武帝骄奢淫逸、明帝猜忌残忍，他还能保全首领，死在家中窗下，已经是幸运了！还会有什么后代可言呢？” 《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六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