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四十四

译李陵。乐天说：“忠、孝、智、勇这四种品德，是做臣子、做儿子的最大财富。所以古代的君子，一生都奉行它们。如果其中有一样丧失了，就不能算是人臣、人子了。”汉朝的李陵以功名位列上将，出兵讨伐匈奴。我私下认为，他没有为国事战死，算不上忠；活着投降匈奴，算不上勇；抛弃先前的功劳，算不上智；招致后来灾祸，算不上孝。这四项没有一项做到了，最终还使自己的宗族灭亡，真可悲啊！我读《史记》《汉书》，发现其中都没有明确讥刺他，私下对此非常困惑。司马迁虽然因为李陵获罪，难道就可以不加讥刺吗？班孟坚也跟着不加讥刺，难道也可以吗？按照《礼》所说：“谋划别人的军队，军队失败就应当为此而死。”所以战败而死，是他应当死的地方。《春秋》之所以赞美狼瞫，是因为他能够死在自己应当死的地方；而李陵却死在了不该死的地方，难道不应当受到讥刺吗？看他当初率领步兵深入匈奴境内，能够以少击多，以疲劳之师击败安逸之敌，连续交战，连续取胜，功劳还有谁比得上呢？等到兵力耗尽、体力衰竭，冲锋受挫、战事失败，不能奋战至死，最终选择活着投降。唉！使君命坠落、国威受挫，不能说是忠；屈身于敌国，束手成为俘虏，不能说是勇；丧失先前的战功，使家声在后来坠落，不能说是智；自己的罪责得以逃脱，灾祸转移给母亲，不能说是孝。可是他竟然拿范蠡、曹沬来作比较，又是多么荒谬啊！况且会稽之耻，并不是范蠡的罪过；鲁国的羞辱，曹沬一定能够报复。所以这两个人没有战死。李陵如果只是苟且保全自己的微贱生命，受制于强大的敌人，即使有一点微小的心意，又有什么用呢？吴国、齐国，是越国、鲁国的敌国；匈奴，是汉朝的外臣。让大汉的将领被单于擒获，这无异于助长仇敌的威势，使国家蒙受极大耻辱！何况那两个人即使没有战死，也没有李陵活着投降的名声；那两个人假如活着投降，也不会有像李陵这样牵连亲属的灾祸。衡量事情的根本和末节，两件事并不相同，而李陵却私下仰慕他们，这是严重丧失臣子之义。看李陵答复子卿的信，想来他只是担心汉朝不了解自己，却没有反省自己从始至终的行为吧？为什么呢？与其想要剖心自明、割颈来表明志向，哪里比得上献出节操和生命，取得君主的信任呢？与其痛惜母亲、哀悼妻子，责怪君主、怨恨国家，哪里比得上忘却自身、守节而死，以此为亲人解除祸患呢？有人说：“武帝不能明察，只听信流言，仓促地加以重罚，难道不是辜负了李陵的功德吗？”回答说：“假使李陵不苟且求生，能够接着以死殉国，那么他的战功一定会惠及后代，刑罚也不会加到亲属身上。” 战功足以冠绝当时，壮烈的节操足以流传后世。忠、孝、智、勇四者都确立了，即使死去也不会朽灭，又有什么流言能够伤害他呢？”唉！我听说古人说过：“人都有一死，但有的死比泰山还重，有的死比鸿毛还轻。如果义比死更重，就应当把死看得像泰山一样；如果义比死更重要，就应当把生命看得像鸿毛一样。所以不合乎义，君子不会轻易牺牲生命；死得合乎正道，君子不会吝惜自己的死亡。可惜啊，李陵没有死去，失去了君子之道。因此陇西的士大夫把李氏视为羞愧，难道不是这样吗？” 秦少游说：“吃草的野兽，不必追赶就容易进入草泽；生活在水中的虫，不必追赶就容易进入水中。只在小处有所变化，却不失去大的常道。能够这样，就可以用兵了。为什么呢？用兵的方法，有所谓常道，也有所谓变化。敌军人数达到十就包围它，达到五就进攻它，不能敌对就逃走，这些是用兵所谓的常道。以少数兵力击败多数兵力，是用兵所谓的变化。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虽然能够以少击众，却从来没有忽视十人包围、五人进攻的原则。这就是所谓只在小处变化而不失去大的常道。唉！李陵之所以失败，大概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一点吧？”兵法说：“弱小的敌人如果固守，大的敌人就会把它擒获。”汉武帝时期，匈奴承接冒顿之后，号称强盛，能控弦作战的士卒有百万，几乎可以同中原抗衡。卫青等人每次出塞，骑兵至少不少于三万，多时达到十万骑，并且还有各路将领相互接应，然后才能建立功劳。李陵率领步兵五千，出居延，行军三十天到达浚稽山，与单于的七八万骑兵交战，交锋一百多回合，怎么可能不失败呢？只是李陵曾经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匈奴境内二千多里，经过居延以北，没有遇到敌人便返回；又曾经率领轻骑兵从炖煌出发到盐水，迎接贰师，从未陷入困绝境地。他却认为以少击众可以成为常道，不知道幸运之事不可能一再出现。从前秦始皇问李信说：“我想夺取荆地，将军估计用多少人足够？”李信说：“不过二十万人。”秦始皇又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派李信进攻荆地，后来军队失败，又想派王翦去。王翦说：“大王如果一定不得不使用我，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听从了他，终于平定荆地。王翦难道不知道以少击众的好处吗？只是认为变化之道不可依靠，大的常道不可丧失。所以田单曾怀疑赵奢用兵人数太多，而赵奢认为：“吴干的剑，用肉来试它，可以砍断牛马；用食物来试它，可以切断盘、匜；把它薄薄地靠在柱子上敲击，就会折成三段；把它放在石头上敲击，就会碎成百片。”唉！从王翦的事、赵奢的话来看，李陵的失败，难道不是他自己招来的么？豪杰之士，不担心没有才能，只担心不能培养自己的气势罢了。不能培养气势，那么即使有奇异的才能，也正好足以杀害自己。当李陵被召到武台见武帝时，天子想让他担任贰师将军的辎重部队将领，李陵心里以此为耻，不敢说出来，于是请求率领一队人马，以分散单于的兵力。凭李陵的奇才，假使当时稍微多加慎重，卫青、霍去病的功业，难道很难继承吗？可是他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轻率地使用自己的锋芒，以至于兵败后投降匈奴，败坏家族声誉，这只是因为不能培养自己的气势罢了。有人说：“李陵率领孤军深入敌境，他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李靖率领三千骑兵，踏着鲜血进攻北庭，终于夺取定襄，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唐朝进攻突厥时，六总管的军队共十万人，都交给李靖节制，所到之处总能取胜。北方的形势已经十分窘迫，颉利的各个部落首领都率领所属部众前来投奔，这就像受伤的鸟可以用空弦吓落，何况是三千精锐骑兵呢？这和李陵的事情不同。”

译何去非说：“善于任用将领的君主，不会把自己的将领交给敌人；善于做将领的人，不会把自己交给敌人。君主把自己的将领交给敌人，而将领不推辞，这是被君主控制了将领；将领把自己交给敌人，而君主不加禁止，这是听任将领自行其是。所以听任将领的君主没有决断，控制将领的君主使将领没有权力，这两种过失是相等的。”汉武帝召见李陵，想让他担任贰师将军的辎重部队将领，但李陵不愿意隶属于别人。他自认为所率领的都是荆楚的勇士、奇才、剑客，希望能够亲自率领一队人马，以步兵五千人渡过单于的境地，却不想使用骑兵。所谓骑兵，是匈奴强兵的长处；在广阔的泽地和平原上，奔驰突击、纵横践踏，出没于千里之外，这不是中原步兵所能抵挡的。凭借匈奴强大的兵力和众多骑兵，处在安逸从容的状态，等待敌人到来；而我们却想让几千名士卒穿甲背粮，徒步深入敌境，筹划疲劳、指挥疲惫的军队，主动奔赴敌人，这就是李陵轻率地把自己交给敌人。汉武帝不加禁止，反而非常赞赏他的壮举，听任他出征。上面没有统帅，旁边也没有援军，使他耗尽数十天的力量，跋涉数千里土地，同敌人交战，却希望他取得成功。李陵确实勇敢，虽然他战败的经过足以昭示天下，但最终因为兵力寡少，不能抵挡敌人，自己成为投降的俘虏，使国家蒙受耻辱、家族声名败坏，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就是汉武帝把李陵交给敌人的结果。” 所以说：“这两种过失是相等的。”兵法说：“弱小的敌人如果固守，大的敌人就会把它擒获。”李陵带着五千名士卒，孤军独自出战，面对单于十万人的军队，转战万里，怎么能不被敌人擒获呢？因此古代善于作战的人，不靠侥幸取胜，而是取得有常规可循的功业；谋划确定能够取胜后才出战，所以胜利不能靠侥幸取得；估量能够建立功劳后才行动，所以功业可以按常规期待。秦国将要攻取荆地时，询问将领李信：“估计多少兵力才够？”李信说：“二十万人就够了。”又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非常赞赏李信而轻视王翦，于是带领二十万人，任用李信出征，军队遭受惨重损失后返回。秦王大为恐惧，亲自驾车去请王翦，王翦说：“如果一定要用我，只是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说：“谨遵命令。”王翦于是率领这支军队，最终攻破荆地并灭亡了它。冒顿单于侮辱吕后，汉朝君臣在朝廷上商议要斩杀他的使者，于是准备发兵攻打匈奴。樊哙请求说：“希望给我十万人，我可以在匈奴境内横行。”季布说：“樊哙该杀。从前高祖带着三十万人被困在平城，樊哙怎么能想凭十万人在匈奴境内横行呢？” 吕后这才醒悟，于是停止了这项议论。假使王翦顺从秦王，把自己作为将领交给敌人而不推辞；吕后听信樊哙，任由他把自己交给敌人而不加禁止，那么两位将领所造成的祸患，哪能后悔得过来呢！李广、李陵，都是山西的杰出将领。他们勇武有才，善于作战，能够使士卒为自己拼死效力；然而他们轻率暴躁、轻视敌人，可以让别人统属，却难以独自统领军队。各代君主如果能够依据他们的才能任用他们，使他们振奋气节，如雷霆般出击、像猛禽般搏击，那么前面就没有坚不可摧的敌人，功业也可以期待。汉武帝却都违背了二人的特点来任用他们，二人最终都跌倒失败、不能成事，自己受辱、名声败坏，难道不可惜吗？大将军卫青大举进攻匈奴时，任命李广为前将军。卫青改令李广从东路出发，这条路稍微迂远，又缺少水草。李广向皇帝请求说：“我的部队担任前将军，您却命令我从东路出发。我从束发成年以来就同匈奴作战，如今好不容易有一次可以正面迎战单于，我希望处在前军，先同单于决死。”但卫青暗中接受了皇帝的旨意，因为李广命运多舛，不让他同单于交战，担心不能满足他的愿望。李广于是从东路出发，最终因为错过约定日期而自杀。凭李广的才能和勇气，如果能够跟随大将军率领全军出征，他的胜利气势已经加倍；又能够获得担任前军、迎战单于的机会，那么他的志向得到施展，本来应该有所作为，不再像平日那样遭遇不顺。为什么偏偏排斥、摧折他，使他绕道从别处出兵，最终郁郁而死，天下人都深深为他悲哀。至于李陵，又听任他把自己交给敌人，抛弃给匈奴，只侥幸期待或许能够取胜；等到他战败的消息传来，汉武帝只是伸长脖子、侧耳等待他战死敌国罢了，并没有别的悔恨和惋惜。唉！汉武帝对李氏父子，不能说没有亏负。大概任用李广，失在不够周密；任用李陵，失在过于轻率；他们任用失当的原因是一样的。贾复是中兴时期的名将。世祖认为他勇壮而轻视敌人、敢于深入，所以不让他单独远征，常常亲自跟随他，因此贾复最终以功勋和名声终其一生。大概勇壮而轻敌的人，可以由君主亲自跟随，却是单独远征时将领们深深忌惮的。考察贾复做将领的情形，与李陵、李广没有不同；而世祖不让他单独远征，常常亲自跟随他，这是明白了解贾复，并且掌握了驾驭他的办法。所以最终收到了他的功效，也保全了他的身体；否则贾复也会死在敌人手中。唉！像世祖这样善于任用人才的君主，实在太少了！”},{

译李广 温公说：“《易》说：‘军队出征要以军纪为准则，否则无论治理得好坏都将凶险。’统率众人却不使用法令，没有不凶险的。李广带兵时，让每个人都自行其便；凭李广的才干，这样做或许可以，但不能把它作为常法。为什么呢？因为接任他的人很难这样做。何况在同一时期和他并列为将领呢？小人的性情，喜欢安逸放纵，却不明白近在眼前的祸患。他们既然认为程不识的军纪烦扰，而喜欢跟随李广，就会反过来怨恨上司而不服从。这样看来，简易宽松的害处，不只是李广的军队无法在仓促之际制止敌人而已。所以说：‘军事最终要靠严明，做将领的也只能严明。’那么，效法程不识，即使没有功劳，至少还不会失败；效法李广，很少有不覆灭的。” 何去非说：“先王的政治，不是寻求顺从个人的私情，而是寻求符合天下的正义。正义的建立，在国家中表现为法制，在军队中表现为纪律。治理国家而放松法制的会灭亡，整治军队而废弃纪律的会失败。法制并不是人情所喜欢的东西，但我一定要驱使人们去遵守它，这是为了使万民整齐一致。纪律并不是士卒内心所喜欢的东西，但我一定要督促他们遵守，这是为了使三军严整。” 从前李广做将军时，他的才干和气概超群绝伦，汉朝的边将没有能超过他的。自从汉军开始进攻匈奴，李广没有一次不承担作战任务。他在郡中统率军队四十多年，以将军身份出塞，年年相继。大小战斗七十多次。凭汉武帝对有功者的优厚赏赐，从卫青、霍去病出征以来，斩杀敌人而取得侯爵封赏的有数十、上百人。李广部下的官吏和士卒被封侯的也有好几批，然而李广每次都遭到失败、挫折或获罪，没有尺寸之功可以取得封爵，最终因为违反军纪而自杀，以承担幕府的责任。当时和后世的士人，没有不共同惋惜他的才干、深深哀叹他遭遇不佳的。我私下曾经探究，凭李广的才能却最终落到这个地步，是由于他治理军队不使用纪律。这就是他的功勋、功烈和爵赏都没有得到，后来又以死亡收场的原因。士卒有因将领的恩德而愿意为他战死的，也有因将领的命令而愿意为他战死的。只知道感念恩德而不知道服从命令，常常会导致骄纵；只知道服从命令而不知道感念恩德，常常会导致怨恨。善于带兵的将领，要使士卒既有为我战死的恩德，又有为我战死的命令，这样就可以百战百胜。虽然如此，为恩德而死属于私情，为命令而死属于职责。士卒如果还没有尽到私情，却已经能够尽到职责，就可以作战；如果还没有尽到职责，却已经只想尽私情，就还不能作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这是因为私情在士卒一方，而职责在将领一方；在士卒一方的事情难以依靠，在将领一方的事情可以确定。军队的编制、队列、驻营、停驻和宿营，以及昼夜的警戒严防、符籍的管理和约束，都属于所谓军队的纪律。即使是百夫长的统率，也不能一天随意废弃，更不能放松申明和严格执行约束。因此，用来防守就整齐而不侵犯法令，用来作战就严肃而服从命令。如今李广治理军队，只希望人人都得到安逸和利益；至于编制、驻营、宿营、警戒严防和管理约束，一概放松简略，以便于士卒的私利，专门施加恩惠。所谓军队的纪律，他从来没有实行。所以当时人称赞他宽松缓和、不苛刻，士卒都爱戴和乐于跟随他，而程不识却说：‘士卒虽然安逸快乐，愿意为他死战，但敌人最终侵犯他们时，就没有办法制止。’这就是只有恩惠而没有命令，功业难以保证。士卒确实乐于为他战死，但他们不受纪律约束，也正是招致失败的原因。所以说：‘厚待士卒却不能发号施令，就像骄纵的孩子一样，不能任用。’从前司马穰苴突然从平民行列中被提拔出来，统率齐军。他向庄贾申明一次军令，三军士卒没有不奋勇争先、赶赴战场的，于是一举摧毁燕、晋两国的军队。彭越从群盗中起兵，最初只有百人的聚众；他所率领的，都是平日地位相等的同伴。” 一旦发布号令，他斩杀了迟到的人，众人都不敢抬头仰视，最终凭这支军队起兵而成为侯王，后来又辅佐高祖平定天下。这两个人，难道是得到了所谓平日经常抚慰训练的军队吗？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治理军队的纪律，能够使三军士卒一定为军令拼死作战。李广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却听信荒谬之人的言论，并且深深责怪自己杀死投降的士卒，以为这招来了祸患。大概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

译霍去病 何去非说：“上天所给予、不是勉强就能得到而且极为高明的，是才干；天性所赋予、不是学习就能获得而且极为明达的，是智慧。天下没有可以勉强造就的才干、可以靠学习获得的智慧，因此凡是才智远远超过常人的人，都是上天特别赐予的。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神妙的；天下的才能，没有比作战更巧妙的。正因为它神妙，所以温和恭敬、诚信厚重、德行盛大的君子有时不能了解；正因为它巧妙，所以凶暴邪恶、欺诈诡谲、不受约束的小人却常常能够独自通晓。由此看来，凡是才智高明而能自行领会用兵妙处的人，都是上天资助的。”从前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时，匈奴世代相传的宿将交战于边塞之下，而卫青出身卑微的奴隶，霍去病从骄纵的少年中奋起，转战万里，所向无不取胜，声威功业震动天下，即使古代的名将也没有能够超过他们的。这两个人的才能，难道是出于平日的学习吗？也是上天所资助的。因此汉武帝想用孙武、吴起的兵书来教霍去病，霍去病却说：“只要考虑谋略怎样就行了，不必达到学习古代兵法的程度。”这话确实可信，兵法是不可以完全靠法则传授的！古人没有说出这个道理，而霍去病却把它说了出来，由此足以知道他通晓用兵。并不是说用兵可以没有法则，人也可以不学习。”}], 大概说来，用兵未尝不是出于兵法，但兵法也未尝能够穷尽用兵之道。正因为用兵必定要出于兵法，所以人不能不学习；然而兵法中能够传授的，只是粗略的部分。正因为兵法不能穷尽用兵之道，所以人又不能专门拘守兵法。大概兵法中无法传授的，才是精妙之处。兵法有固定的论说，但战争没有固定的形势；一天之内、一阵之间，进退离合、取舍变化无穷，只要移动一下脚步、眨一下眼睛，战阵形势就会改变。拘守一部固定的书来应对无穷的敌人，胜负的结果就会相反。因此，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不把兵法当作死守的准则，而把它作为运用的工具；他们常常依据兵法而创生新的方法，有时离开成法却能合乎兵法，顺着古人的经验寻求办法，却反过来施用于今天；向别人那里取法，再低头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变化。别人因此而死，我却因此而生；别人因此而败，我却因此而胜。看起来似乎笨拙，最终却成为巧妙；察看起来似乎愚钝，实际上恰好是智慧。运用奇谋、配合变化，既取得胜利又不把方法告诉别人，那么别人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能够取胜。这就是霍去病不求深究兵法，而只考察方略如何运用的道理。比如说，退走的军队不要阻拦，这是曹公因此败给张绣的原因；皇甫嵩却违背这一点而击破了王国。穷途末路的敌寇不要紧逼，这是赵充国因此暂缓进攻先零的原因；唐太宗却违背这一点而降服了薛仁杲。行军百里去争夺利益，会使上将受挫，这是孙膑因此杀死庞涓的原因；赵奢却违背这一点而击破了秦军。军队数量少而兵势分散，就会失败，这是黥布因此使楚军覆灭的原因。曹公运用这一点，抵御袁绍并斩杀颜良。临敌时更换将领，就会危险，这是骑劫因此使燕军丧败的原因。秦君运用这一点，让白起担任将领而击败赵括。薛公向黥布提出三条计策，知道他一定会放弃上策和中策而采用下策。贾诩向张绣献策，带领精兵追击退军，结果反而失败。用已经失败的军队去攻击取胜的士卒而取得胜利，宋武帝先料到谯纵会防备我军出其不意，然后攻击对方没有防备的地方。李光弼暂时出现在野外驻地，忽然又返回，立即使史思明的两名将领投降。以上这些事情，都不是兵法所能拘泥规定、书本所能教给人的。然而善于用兵的人能够运用这些方法，巧妙到了这种程度；这果真不在于承袭兵法残余而专门拘守它吗？赵括能够详细阅读其父赵奢的兵书，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但蔺相如说他只是会读兵书，却不知道随机应变。所以在他谈论用兵时，即使他的父亲赵奢也没有办法难倒他；然而赵奢并不认为他有才能，反而预先知道他一定会使赵军失败，因为兵书对赵括没有用处，而用兵的精妙在于自己掌握的东西，不仅不是书本所能传授的，也不是我的心智所能在战事尚未发生之前预先推演出来的。过去把用兵写成书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孙武。孙武能够教给人的东西已经很完备了；至于那些不能教给人的地方，即使孙武也无法预先说出，只能靠人自己去寻求。所以他说：“兵家的胜利，不能预先传授。”又说：“奇正的变化，无法穷尽。”又说：“人人都知道我取胜的形势，却没有人知道我用来取胜的形势。”因此，他每次取胜都不重复旧法，而是根据形势应变，变化无穷。善于学习孙武的人，应当根据这些话自己去寻求，这才叫作方略。霍去病不求深究兵法，也正是这个道理罢了。唉！拿着孙武、吴起留下的兵法，用空洞的言论来衡量人，只求符合兵书所教的内容，却不探求兵书不能教给人的地方，竟因此称这种人为善于用兵，也已经是荒谬了。

译桑弘羊 张彧在《汉史赞》中评论桑弘羊说：班固称桑弘羊出身于商贩之家，起初与人一起筑墙、喂牛，还说汉朝得到人才在这个时期最为兴盛；又把他同董仲舒、石建、汲黯、金日磾等二十多人并列评论。这恐怕不对。做君主的，应该致力于得到贤才，所以不应因为出身卑贱而拒绝他们；但要考虑的是贤人有时会身处卑贱，并不是说出身卑贱的人一定贤能。古代竟然想把伊尹背着鼎的事拿来同厨师类比，把姜太公坐在水边垂钓的事拿来向渔夫求取贤才，这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况且君主所爱好的事，必然有人替他促成。所以曹伯喜欢打猎，公孙强便出现；陈侯好色，仪行父便来到；商纣辛沉溺于淫逸酗酒，恶来革便得到进用；周厉王贪婪暴虐，荣夷公便兴起；汉武帝残酷搜刮天下，桑弘羊便被提拔。他们形成的原因已经很久了。《尚书》说：“要放弃你自己的志向，必定会求取那些不合正道的东西。” 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季孙氏实行田赋，孔子记载此事并加以责备，因为它超越了周公制定的制度。更何况那些挽起衣袖、击掌发力、专门替天下搜刮财物的人呢？所谓义，是君子可以为之死、为之生的东西，而小人达不到这种境界；所谓利，是小人奔赴践踏也要追逐的东西，而君子不忍去做。汉武帝如果一定要实行先王之道、遵守高祖的法令，那还要桑弘羊做什么？如果想夺取百姓的利益、堵塞百姓谋生的资财，那么天下登记在市籍中的小人都能做到，又何必偏偏是桑弘羊呢？善于做盗贼的人，技艺越精，罪过越重；盗取的利益越多，君主受到的损害越大。桑弘羊善于心算，专管盐铁，分析计算细到秋毫，还让官吏坐在店中经商，完全不顾君主应有的体统。府库虽然充盈了，君主施加给百姓的恩泽却枯竭了；桑弘羊一人得到幸运，天下四海却陷于穷困。按照桑弘羊的计策来说，确实取得了财货；但汉朝又怎么会亏负桑弘羊呢？卜式洁身自守，不迎合时政，知道桑弘羊的罪过，想把他烹杀来求得降雨。班孟坚亲自编修国史，把法则留给后代，为什么却要把卜式这种人同桑弘羊这样的锥刀小利之徒并列在“得人”的评论中呢？一句话说得不明智，竟会到这种地步吗？李德裕说：君主如果不让主管聚敛财货、掌管财政的臣子担任将相、辅佐调和政务的职位，那么奸邪之人就无处容身了。君主左右的贵幸之人知道自己所宠爱的人不具备宰相的才器，却把这种职位当作发迹的捷径、取得高位的重要途径，于是都由此提拔他们，以堵塞非议。担任这种职位的人，窃取天子的财物来作为行贿的资本；聚敛财货的人因此得以升迁。贵幸之人掌握奇货，趁着皇上的急需，卖给主管官署以获取成倍利润；主管财政的人因此得以进用。三司都有属官，分区负责郡国事务；贵幸之人得到这些财物贿赂，大多把职位托付给商人和贪官污吏，这很像放牧羊群却蓄养豺狼、养鱼却放任水獭，想让它们不侵害、不残暴，怎么可能呢？所以盗用货币财物的事情越来越多，伪造空账簿，国家用度日益困窘，百姓日益困苦。扬雄上书说：“汉武帝运送府库中的财物，填入庐山的深谷。”如今财物流入权贵之家，情况比这还严重。孟献子说过：“与其有聚敛财物的臣子，宁可有盗窃财物的臣子。”子舆认为以利国为目的不对，扬雄因专卖酒而发出叹息。能够担任这种职务的人，一定都掌握商贾工匠的技巧，具备优秀商人的才能；卜式熟悉分铢之类的事务，桑弘羊精于分析秋毫般细微的数字。这些是小人认为能干的本领，却是君子不忍去做的事情。卜式说：“天长久不下雨，只要把桑弘羊烹杀，天就会下雨。”哪有孔子那样击鼓声讨、将要攻打卜式这种想烹杀桑弘羊的人，反而使他降雨后又让他居于宰相之位的呢？这实在令人极为痛惜啊！公孙弘 李德裕说：“古人称赞周公吐哺握发、礼贤下士，于是天下人归心于他；只有周公这样做才可以，为什么呢？他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在天下人面前没有嫌疑，所以只有周公可以这样做。他禀有上等圣人的资质，邪僻之人不能侵入，因此喜爱士人不会成为他的牵累。汉武帝为戾太子设置博望苑，使他能够结交宾客，结果许多怀抱异端的人得以进用。起初都想招纳贤人，但天下贤人少而小人多；贤人难以进用，小人容易勾结。难以进用的人如鸿雁高飞、远遁，容易勾结的人却像胶一样牢固。怎么知道呢？刘濞有枚乘、邹阳，却不采纳他们的意见，反而让应高、田禄伯成为自己的羽翼；刘武有邹阳、韩安国，却不采用他们的谋略，反而让羊胜、公孙诡成为自己的心腹。刘安施行暗中积德的事情，喜爱文辞，虽然喜好神仙和黄白之术，却还没有妨害行善，最终却因左吴、伍被而失败。由此可知，即使是骨肉亲属，如果没有周公那样的圣德，也都不可以这样做。”班固称所谓四豪，是六国的罪人，这里不再评论。吕不韦承袭战国末年的风气，陈豨又遇上汉朝法网疏漏，到了魏其侯、武安侯时，最终都因权势彼此倾轧。武安侯以后，天子切齿痛恨；卫青、霍去病改变作风，那么宾客所造成的祸害，本来就可以知道了。公孙弘设立宾客馆，开辟东阁，用来招待宾客，并让贤人参与谋划议事，这种说法不对。然而，如果称作贤人，就一定不是结党依附朝廷权臣、交相扰乱将相的人。那时汉武帝亲自处理一切政务，严格明察地驾驭臣下，人人各自守法，不敢作奸犯科。宰相只有平津侯公孙弘一人，政令出于同一门户，自然没有争夺权力的形势。他的食客和旧交又没有处在显要职位上，还不足以成为朝廷的祸患。然而主父偃说：“朔方土地肥沃富饶，有黄河作为阻隔，又有蒙恬修筑的城池可以驱逐匈奴，这是消灭胡人的根本。”公孙弘认为不可以。朱买臣提出十条诘难，公孙弘一条也答不上来；他又上奏说不许人携带弓弩。吾丘寿王认为这样不妥，皇上以此责难丞相，使他屈服，这就说明平津侯的宾客显然比不上皇帝身边的近臣。即使有宾客馆，对谋划议事又有什么益处呢？何况近世掌握大政的人，常常不下四五人；轻薄之徒游走于宰相门下，与槐树柳树并列，所谋划的以争夺权势为首要，所议论的以权势利益为先。因此魏其侯、武安侯之流共同酿成祸败；刘、班、殷、铁等人的宾客彼此不相往来。又有一些役使奸诈才智、献上奇谋的人，专门指引邪僻的途径，苟且同不正派的人勾结，使世道险恶艰难，无不由此造成。过去汉武帝对田蚡说：“你任用官吏全都办完了吗？我也想任用官吏。”汉哀帝责问郑崇说：“你家的门口像集市一样，凭什么还想禁止这种事？”这些都深切说明了宾客对君主的危害。我认为，丞相闭门谢绝宾客，那么朝廷就会安静了。”

译石庆 少游说：“汉武帝既招纳英俊之士，考察他们的才器能力，任用他们唯恐来不及；对内整顿法度，对外排斥胡人和粤人，封禅泰山，堵塞决口的黄河。朝廷事务繁多，丞相李蔡、严青、庄翟、赵用、公孙贺、刘屈牦等人，都因罪被诛杀。得以免罪的，只有平津侯公孙弘、牧丘侯石庆。平津侯公孙弘以贤良身份被推举为首，凭经术取得汉朝的相位，辩论有余，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吏事务。他得以免祸，原本是应当的；牧丘侯石庆只是个鄙陋之人。他担任宰相本来就超出了自己的分量，却又能够保全自身直到任期终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石庆最终保住相位，并不是因为他的才智足以使自己免祸，而只是事势发展的结果，彼此相互激发，造成了这种局面。为什么呢？君主和臣下，就像阴与阳一样。阴气胜过阳气而僭越，阳气发生的道路就会受阻；阳气胜过阴气而逼迫，阴气制约的作用就会减弱。僭越实际上产生于逼迫，逼迫也产生于僭越；两者都没有，才叫作太和，万物因此生长，变化因此完成。武帝刚即位时，年纪尚轻，武安侯田蚡凭借外戚亲近关系担任宰相，权力转移到人主之上，皇上逐渐感到不平。当时因为太后的缘故，皇上隐忍不发。在这个时候，是臣强君弱，阴胜而僭越，阳。”},{ “武安侯死后，皇上吸取了这件事的教训，把威权全部收归自己掌握，大臣们只不过是占着职位而已。稍有不合心意，便严厉地用刑法加以约束。从丞相以下，所有人都惶恐不安，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在这个时候，是君强臣弱，阳胜而逼迫阴。豪杰之士大多自视甚重，没有人肯稍稍收敛自己的锋芒；鄙陋之人却只怕失去职位，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当君强臣弱、阳胜而逼迫阴的时候，即使有豪杰，又怎么能够任用？即使任用了，又怎么能够让他善终？既然如此，能够任用并让其善终的，只有鄙陋之人才能做到。石庆任宰相时，九卿轮流掌权，事情不必由石庆裁决，石庆只是醇厚谨慎罢了。他在位九年，没有能力提出什么正直的意见。他曾想惩治皇帝身边的近臣，反而受到他们的牵连；于是上书请求退休，诏书却答复让他回家，他自以为得计。后来又不知道该做什么，便重新起用来处理政事。唉，这大概就是他能够被武帝容忍的原因吧？石庆最终保住相位，是田蚡造成的。所以说，事情只是随着形势发展，彼此相互激发而形成罢了。那么，平津侯公孙弘为什么能够免祸呢？公孙弘的才干和谋术，虽然不能同石庆相提并论；至于早晨上奏、晚上议论，他总是先开个头，让君主自己作出选择，不肯当面折辱君主、在朝廷上争辩；公卿们约定好了意见，到了皇帝面前却都背弃约定，顺从皇帝的旨意。像这样的人，同石庆相比能相差多少呢？公孙弘和石庆的为人不同，但他们能够免祸的原因却是一样的。大概当时不只是丞相如此，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严助、吾丘寿王、朱买臣、主父偃等人，都号称是皇帝身边亲近宠幸的臣子，却也大多因罪被诛杀。只有司马相如称病躲避政事，东方朔、枚皋不坚持触犯根本利害的言论，因此得以免祸。由此看来，武帝朝廷中鄙陋的臣子实在太多了，哪里只是石庆一个呢？所以淮南王谋反时，唯独忌惮汲黯喜欢直言进谏、坚守节操、为义而死，甚至说劝说公孙弘等人就像揭开蒙蔽一样容易。唉！像汲黯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豪杰之士。终军 柳子厚说：“那个终童，荒诞诡诈、险恶浅薄，不能用正道匡正汉主喜好征战的志向；他把天下人的劳苦看得如同观看蚂蚁搬穴一样，只觉得好玩而不感到忧伤。百姓死在胡地和越地，惨烈地延续千里，他不能进谏，反而还鼓动助长这种事情。后来他自己又激愤奋起，挥动力量压制强大的越国，挟持淫荡的男子去诱惑老妇，想用蛊惑手段夺取别人的国家。智慧不足以作出决断，便同他们一起死去，这与卢狗听到主人唆使便呀呀奔走、不顾险阻、只知道跟随唆使者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竟会有这样没有止境的心思呢？” 贤吏 子由说：“从前汉武帝时期，官吏中贤能的，有汲黯的持重，郑庄的喜爱士人，儿宽的廉洁公平，董生的文雅，公孙弘的恭敬节俭，文翁的喜好儒学。像这样盛多，而所谓任官期间值得记载的，也只有这六个人，可以列在其中。” 汉鼎 东坡说：“禹铸造九鼎，是为了作为器物使用。然而起初并没有把它当作宝物，只是铸上万物的形象来装饰它，也不是用来使百姓远离不善之事。周武王把九鼎迁到洛邑，大概已经被伯夷、叔齐嘲笑了。当周朝兴盛时，鼎不过是宗庙中用来增添观美的器物罢了。到了周朝衰微的时候，它给周朝造成的祸患就无法尽说了。平民没有罪，怀有璧玉却成了他的罪过。周朝衰微时，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呢？唉！谁知道九鼎竟成了周朝的角和牙齿呢？从春秋时期起，楚庄王首先询问九鼎的轻重大小；到了战国时期，秦国和齐国、楚国都想得到它。周人惴惴不安，眼看着三只老虎垂涎，斜眼盯着自己。断绝周朝的祭祀并不足以招致外敌，分割周朝的土地也不足以使国家富强，但三国君主没有一天忘记周朝，是因为九鼎在那里。三国争夺九鼎，周人不知道应当依附谁。得到九鼎的人未必能够保存周朝，但得不到九鼎的人一定会把周朝打碎；这就是九鼎灭亡的原因。周显王四十二年，宋国太丘的社坛毁灭，九鼎沉没在泗水中。这是周人毁掉九鼎来缓解祸患，却借神怪之说为这件事作解释。秦始皇、汉武帝于是才开始巡视四方，出外寻找九鼎，这种见识与儿童没有区别。吾丘寿王的说法好啊：“汾阴出土的鼎，是汉鼎，不是周鼎。周朝有鼎，汉朝也有鼎；这就是《易》所说的‘端正位置，凝聚天命’，难道只是说三只鼎足、两只鼎耳吗？”可惜寿王当时只是凭借谄媚求取进用，不能彻底阐明其中的意义，所以我写作《汉鼎铭》留给后世的君子。铭文说：“从五帝、三代以及秦、汉以来承受天命的君主，没有谁不拥有这样的鼎。鼎存在，国家就昌盛；鼎亡失，国家也就灭亡。大概鼎一定先毁坏，国家随后便灭亡，哪有改换国姓而鼎仍然流传的呢？不珍视这件器物，却只对一件东西拳拳在意，这是小孩子的智慧、妇人的仁慈。唉，真可悲啊！” 《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四十五 昭帝 明察燕王对霍光的诬陷【李德裕、子由】宣帝 昌邑王【东坡】霍光【东坡、温公、陈无己】宣帝评论汉家以王道兼杂霸道【温公】萧望之杀韩延寿【温公】宣帝诘问责备杜延年【东坡】黄霸【东坡】张安世【少游】赵充国【东坡】元帝 任用儒者【李德裕、孙明复】任用恭显【李德裕、吴筠、温公、白乐天】免去诸葛丰，贬谪周堪、张猛【温公】贡禹【温公】韦玄成【少游】王昭君【程晏、六一】二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