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贤确论卷十五

译开始按田亩征税 东坡说：“古代把公田称为‘藉’；‘藉’就是借用的意思，说的是借助百姓的力量来耕治公田。《诗经》说：‘先下雨滋润我的公田，随后才及于我的私田。’说的是百姓必定先耕治公田。《传》说：‘私田的庄稼长得不好，不能责怪官吏；公田的庄稼长得不好，不能责怪百姓。’说的是上级必须体恤私田。百姓先顾公田，而上级体恤私田，所以百姓不劳苦，而上级的用度也足够。宣公对百姓没有恩惠和信用，百姓不肯尽力耕治公田，所以他巡视田地，挑选其中肥沃的田亩来征税。《公羊传》说：‘所谓税亩是什么？就是踏查田亩后征税。’百姓不尽力耕治公田，是上级的过错。宣公不责备自己、不悔过，反而挑选肥沃田亩征税，百姓因此诽谤怨恨，并引发灾异，这是理所当然的。按田亩征税的第二年冬天，蝝虫生出。《公羊传》说：‘蝝虫生出本来不应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表示庆幸。’意思只是说，姑且算是承受了这种灾害罢了。上级改变古制、变易常法，正好因此出现天灾，那么大概就应当在这里改变了。何休认为宣公因此恐惧而恢复古制，所以后来获得大丰年。我认为不是这样。《春秋》记载‘设置三军’，后来又记载‘废除中军’；记载‘让僖公的神位升居闵公之上’，后来又记载‘重新祭祀先公’。事情恢复正常，没有不记载的。宣公如果果真恢复古制，《春秋》也应当记载有不按田亩征税的事情。” 《春秋》本来应当有记载不按田亩征税的文字，所以何休的说法，我不相信。设置丘甲 东坡说：“先王治理天下，不要求百姓去做他们不做的事，不强迫百姓去做他们不能做的事，所以百姓安闲自得而且快乐。周代强盛的时候，国家从百姓那里征取赋役，都有一定的制度；百姓不诉说劳苦，而上级的用度也不缺乏。等到周道衰败，诸侯任意行事，他们向百姓征收赋役，只凭自己的欲望，刑罚也随之而来，所以百姓到了穷困而无处申诉的地步。百姓本来从事农业，却要求他们从事工匠的工作，就像让住在山里的人承担驾船划桨一样。鲁成公设置丘甲，《春秋》因此讥刺他。《谷梁传》说：‘古代农民和工匠各有职分，甲胄不是每个人都能制造的。由丘出甲，不合正制。’杜预却认为，古代四丘组成一甸，一甸出长毂车一辆、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鲁国让每一丘分别出这些物资。既然四丘合起来才成为一甸，鲁国即使加重征敛，怎么会达到四倍征取的程度呢？哀公实行田赋，说：‘即使按二成征收，我还觉得不够。’孔子讥刺他残害百姓太过分，却从来没有说征取四倍。凡是改变古制、扰乱常法的事情，都是《春秋》所讥刺的。所以记载‘设置三军’‘废除中军’‘开始按田亩征税’‘设置丘甲’‘实行田赋’，都是为了讥刺政令由此发生改变。” 可是《谷梁传》和杜氏的说法竟然这样相互抵牾，怎么能不辨明其中的错误，使它归于正确呢？所以我说：《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 在澶渊会见诸侯，原因是宋国发生灾害 东坡说：“春秋时期，忠信之道衰落，大国没有满足的时候，小国屡次叛乱，早晨交战、晚上结盟，早晨结盟、晚上会见。孔子大概已经厌恶这种情形了。考察周代兴盛时，大宗伯所制定的朝觐、会同礼仪，对于远近各有差等：距离远的，不至于疏远到彼此遗忘；距离近的，也不至于频繁到互相轻慢。春秋时期，怎么会这样混乱呢？所以说：‘春秋时期的盟约，没有合乎义的盟约；春秋时期的会见，没有合乎义的会见。’虽然如此，天下到处都是这种纷乱之事，孔子想要讥刺它，却认为不可能一一讥刺完，所以选择其中最严重的加以讥刺。桓公二年在稷地会见，以此促成宋国的祸乱；襄公三十年在澶渊会见，原因是宋国发生灾害；这两件事都是深切讥刺、严厉责备。春秋时期记载会见的事情很多，只记载会见的地点，而不记载会见的原因，只有桓公在稷地会见、襄公在澶渊会见这两例。宋督作乱，诸侯准备讨伐他，桓公却替他调解，还有比这更不合义的吗？宋国发生灾害，诸侯的大夫会集，商议把财物送还给宋国，后来却没有归还，还有比这更不守信的吗？如果不是不合义、不守信到了极点，《春秋》的讥刺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左氏的论述得到了正确的解释。明明都是诸侯的大夫，史书却写作‘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原因是宋国发生灾害’，这是责怪他们；不写鲁国大夫的名字，是为鲁国避讳。况且，看见邻国遭灾，急忙前去救援，这是仁人君子的心意；已经说过要救援却忘记，已经约定却背弃，这是乡野小人的行为。所以史书先记载他们开始时具有君子仁人的心意，这样以后就能看出他们后来竟成为乡野小人的行为。《春秋》的用意，大概明白就是如此。可是《公羊传》说：‘会见从来没有说明会见的原因，这里却说明原因，为什么？是为了记录伯姬吗？’况且，《春秋》只是因为女子没有得到合适的归宿而死，便细小琐屑地为一个人的死亡加以记录，难道孔子的志向会这样不广大吗？《谷梁传》说：‘不说是为了灾害，就无法看出这次会见是善举。澶渊之会，中原各国不侵扰夷狄，夷狄也不进入中原，没有相互侵伐；八年之间因此称善，这是晋国赵武、楚国屈建的功劳。’按照《谷梁传》的说法，宋国的盟约可以说是善举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说是因为“停止战争”呢？唉！还是左氏的说法得到了正确的解释。”

译黑肱带着滥邑来投奔鲁国 东坡说：诸侯的义务，是守护先君分封的土地，不敢有所失守；守护天子的疆界，不敢有所逾越。所以，凭借武力相互夺取、凭借军队相互侵略的，是《春秋》所说的暴君。侵夺时虽然不使用军队，夺取时虽然不凭借武力，但取得土地不合道义的，是《春秋》所说的污君。郑伯用玉璧借取许田，晋侯派韩穿来索取汶阳之田，把它归还给齐国，这些是诸侯以不义手段取得鲁国田地的事。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投奔，莒国的牟夷带着防、兹来投奔，黑肱带着滥来投奔，这些是鲁国以不义手段取得诸侯田地的事。诸侯以不义手段取得鲁国田地，鲁国以不义手段取得诸侯田地，都是《春秋》所不能容忍的。孔子对庶其、牟夷、黑肱三人的责备较轻，而对鲁国的罪责却很深。他们偷窃城邑、背叛君主，做的是穿墙盗窃之类的事情，即使市井中的屠夫和卖酒者也以谈论这种事为羞耻，哪里值得用来加重君子的讥刺呢？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守护着天子东方的藩篱，却招聚小国叛逃灭亡的臣子，同他们做盗窃之事，孔子为此悲伤痛惜，所以对这三个叛臣，完全按事实直书，不加隐讳，大概正是因为他对鲁国罪行的责备很深。” 先儒的说法，局限在叛臣个人的过错上，他们的论述本来就已经狭隘了。况且，《春秋》难道是为穿墙盗窃之人而作的吗？假使天下诸侯都不肯容纳这样的人，那么穿墙盗窃之事就会不待禁止而自然断绝，这正是《春秋》把用意放在根本上的地方。左氏说：有人想求取名声却没有得到，有人想掩盖事情反而使名声更加彰显。《春秋》记载齐豹盗窃，记载三个叛臣的名字；《公羊传》的说法最为疏漏荒谬，认为他们是叔术的后代，并且在天下各处横行，所以不把黑肱归属于邾国。唉！谁说孔子会认为叔术贤能呢？我曾经这样议论过：黑肱不归属于邾国，是否可以推想他像栾盈不归属于晋国那样？栾盈逃到齐国后又返回，进入曲沃叛乱，所以史书写道：‘栾盈进入晋国。’黑肱或许已经同邾国断绝关系，带着偷窃来的军队和城邑叛乱吧？当时的简牍已经亡佚，详细情况无法听闻了。然而按照同类事情推求，或许也是这样吧？《谷梁传》说：不说邾国，是为了把他同邾国区别开来；不说滥的主人，是因为滥不是天子所分封的。这种说法尤其迂腐空疏，不能采用。” 孟僖子了解孔子 东坡说：“圣人对待天下人，通达而又宽容，真是到了极点！早晨还是盗跖，晚上成为伯夷，圣人也不抛弃他。孟僖子的过错确实存在，但他的悔悟也已经晚了。然而圣人并不抛弃他，说：‘这还胜过到死都不知道悔改的人。’孟僖子的过错，实在可悲啊。”孔子年轻时身份卑微，天下没有人知道他是圣人。鲁国人说：‘这不过是我东边邻居家的孔丘。’又说：‘这是邹国人的儿子。’楚国的子西、齐国的晏婴，都是当时所谓的贤人君子。他们说：‘孔丘的学说迂腐空疏，不能施用。’更何况在三桓之间，又有谁知道孟僖子这样的贤人呢？孟僖子病重时，告诉他的儿子说：‘孔丘是圣人的后代，却在宋国绝嗣。他的祖先弗父何曾有采邑，并把它授给厉公；到了正考父，三次受命任职却更加恭敬，他的后代一定会有圣人。如今孔丘博学而且爱好礼，大概就是他吧？你一定要去拜他为师，学习礼。’唉！孔子在鲁国任职三个月，齐国人就害怕他使鲁国称霸。以孟僖子的贤能，已经知道孔子是圣人。假使孟僖子没有早死，把政权交给孔子，那么鲁国就会成为东方的周朝了。所以说：‘孟僖子的过错，实在可悲啊。’ 即使如此，孔子的学说能够充满天下，还是从孟僖子开始的。懿子向孔子学习，向鲁君请求，鲁君给孔子车辆，让他前往周地观览礼制；圣人的事业从此才大为完备。孟僖子的功劳，虽然不能在自己未死之前任用孔子来实现，却仍然能够在自己死后弥补过错。左丘明担心后世不知道他的功劳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反复郑重地称说他，把他看作能够弥补过错的君子。从前仲虺谈论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圣人本来已经很高明，却不称赞他没有过错，而称赞他能够改正过错。既然这样，那么能够弥补过错的人，难道也是圣人一类吗？孟僖子就是圣人一类的人。”

译孔子执掌政事 东坡说：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对鲁公说：‘臣下不能私藏铠甲，大夫不能拥有超过百雉的城池。’于是让仲由担任季氏的家臣，准备毁掉三座都城。当时叔孙氏先毁掉郈，季氏正准备毁掉费。公山不狃、叔孙輙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公，鲁公和三家大夫进入季氏宫中。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去攻打他们，费邑人败逃，公山不狃、叔孙輙逃往齐国，于是毁掉费邑。将要毁掉成邑时，公敛处父占据成邑叛乱，鲁公围攻成邑却没有攻克。有人说：‘危险啊！孔子执政，也很危险而且难以成功了。’孔融说：‘古代天子的王畿方圆千里，王畿以内不把土地分封给诸侯。’曹操怀疑他的言论会使人逐渐扩大讨论分封制，于是杀了孔融。孔融只是说说而已，哪里能够实行呢？曹操认为天子拥有方圆千里的王畿，将会对自己不利，所以立即杀了他。季氏亲自驱逐昭公，昭公死在国外，跟随昭公的人都不敢入境，即使子家羁也逃亡了。季氏猜忌、好胜而残害人的程度如此，即使他的地势不如曹氏，君臣之间相互猜疑，大概也不比曹操逊色。孔子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毁掉三家有名的城邑，释放他们私藏的铠甲呢？考察《春秋》，当时三家虽然好像不满，却没有谁能够违抗孔子。” 如果认为孔子在鲁国掌权，取得了政权和民众，因此三家害怕他，那么季桓子接受女乐时，孔子就不可能拒绝他了。那些女子的言辞足以使孔子离开鲁国，这说明孔子害怕季氏，而不是季氏害怕孔子。孔子为什么不暂且整治政事和刑法，等待三家出现空隙呢？苏轼说：‘这正是孔子所以成为圣人的地方。’田氏和六卿如果不服从，齐国、晋国就没有不灭亡的道理；三家如果不做臣子，鲁国就没有可以治理的道理。孔子被当世任用时，他的政务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那位晏婴也知道这一点，说：‘田氏的僭越，只有礼可以制止。’按照礼制，卿大夫之家施行的恩惠不能达到国君之国，大夫不能收取公家的利益。齐景公说：‘说得好啊！我到现在才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晏婴能够知道这一点，却不能实行，并不是晏婴不贤，而是他的浩然之气通过正直涵养、没有受到损害，充塞天地之间的程度比不上孔子、孟子。孔子以寄居他国的臣子身份，在得到政权一个月后，就举用治理太平之世的礼制，来约束将亡国家的臣子；毁掉有名的城邑，释放私藏的铠甲，而三家却不怀疑他会危害自己，这一定是因为他有不必开口便能使人信服、不发怒便能使人畏惧的力量。孔子的圣德，表现在行事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无可怀疑了。”}], 宰我被齐国任用，时间比孔子在鲁国任职还久；齐景公信任他的臣下，比鲁定公信任臣下更深，但田氏造成的祸患却并没有稍稍减弱。我因此知道孔子要改变时局是多么困难。孔子在鲁哀公十六年去世；十四年，陈恒杀了他的国君，孔子沐浴后上朝，向哀公报告，请求讨伐陈恒。我因此知道，孔子想要整治列国国君，使他们都遵行《春秋》的法则，直到年老将死也没有忘记。有人说：“孔子知道哀公和三桓一定不会听从，所以只是依礼报告一下吧？”我说：“不是，孔子实际上是想要讨伐齐国。”孔子报告后，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削弱已经很久了，您要讨伐齐国，将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陈恒杀了他的国君，齐国一半的民众不拥护他。把鲁国的军队加上齐国这一半人的力量，就可以战胜齐国。”这难道只是依礼报告一下吗？哀公忧虑三家逼迫自己，曾经想借越国的力量来讨伐鲁国，除掉三家。用蛮夷来讨伐本国，民众是不会拥护的。皋如对鲁出公之事的处理，已经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哪里比得上听从孔子、讨伐齐国呢？如果听从孔子讨伐齐国，那么凡是战胜齐国的办法，孔子完全能够承担。消灭田氏以后，鲁国公室自然壮大，三家不用治理就会自行服从。这就是孔子的志向。《历代名贤确论》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十六 鲁哀公 三桓的家臣【东坡】孔子沐浴后请求讨伐齐国【颍滨】孔子参与猎较【荆公】孔子诛杀少正卯【东坡】宓子贱【贾至】子贡保全鲁国，使齐国发生内乱，灭掉吴国，使晋国强盛，使越国称霸【老泉、荆公、颍滨】